从独裁到民主

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 作者：吉恩·夏普 譯者：直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出处

宗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宗旨是在全球推进对于在冲突中非暴力行动的研究和策略性应用。

本研究所致力于：

• 保卫民主自由和民主的机构；
• 反对压迫、独裁和种族灭绝；
• 减少依靠暴力作为政策的工具。

此宗旨以下述三种方式推行：

• 鼓励对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及其在过去不同冲突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和政策性探讨；
• 通过出版物、会议和媒体与公众共享此研究的结果；
• 就非暴力行动的策略性潜力同冲突中的群体进行磋商。

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

本刊物所载的全部材料都属于公共领域可以不经吉恩·夏普同意随意复制。

敬请注明出处。

原文第一次印刷，2002年5月

第二次印刷，2003年6月

《从独裁到民主》最初于1993年在曼谷由恢复缅甸民主委员会与《新时代》杂志(The New Era Journal)联合出版。自那时以来，本书已译成至少八种文字并在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及其他国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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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关心的主要事情之一是人们怎样能够预防和消灭独裁。这种关心一部分是受一种信念所支持：人不应当被这样的政权所统治和消灭。通过阅读有关人类自由的重要性、独裁统治的本质(从亚里士多德到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和独裁政权(特别是纳粹和斯大林体制)的历史，增强了我的这种信念。

这些年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些在纳粹统治底下生活过和受过罪的人，包括一些从集中营活过来的人。在挪威，我遇到过曾经抵抗法西斯统治而存活下来的人，也听到人们提起因此而丧生的人。我同曾经逃脱纳粹魔掌的犹太人以及曾经帮助和拯救他们的人交谈过。

我对某些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恐怖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书本，较少来自同个人的接触。这些体系的恐怖对我来说显得特别尖锐，因为这些独裁统治是以从压迫和剥削底下争取解放的名义强加于人的。

近几十年来，通过访问来自受独裁统治的国家如巴拿马、波兰、智利、西藏和缅甸的人士，当今独裁统治的现实对我来说变得更真实了。从同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战斗过的西藏人、战胜了一九九一年八月强硬派政变的俄罗斯人以及用非暴力阻止复辟军事统治的泰国人那里，我增加了对独裁统治的阴险性的视角。这些新的视角往往令人忧虑。

通过访问那些面临很多危险，而勇敢的人们却继续反抗的地方，增强了我的悲情和对这些暴行的愤恨，以及对无比勇敢的男女的平静的英雄主义的钦佩。

这些地方包括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统治下的巴拿马、受苏联持续镇压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喜庆似的自由示威的日子里和首批装甲车进入的那个灾难性的夜晚，还有位于“缅甸解放区”马那布罗（Manerplaw）的民主反对派的丛林总部。

有时我访问了人们被害的现场，如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和公墓，里加的公园──人们在那里被枪杀，义大利北部费拉拉的市中心──法西斯在那里成排枪杀抵抗份子，还有马那布罗的一个简陋的墓地──那里填满了死得太年青的男子的尸体。每一个独裁政权都留下如此的死亡和破坏，这是令人悲痛的现实。

出于这些忧虑和经验，我逐渐生长了这样一个坚定的希望：预防暴君也许是可能的，可以成功地对独裁政权进行斗争而避免大规模互相杀戮，可以消灭独裁政权同时防止新的独裁政权从灰烬中再生。

我曾试图仔细思考如何以最少的苦难和生命为代价成功地瓦解独裁政权的最有效的办法。为此，我以自己多年来对独裁政权、抵抗运动、革命、政治思想、政府制度，特别是现实的非暴力斗争的研究作为我思考的源泉。

这本出版物就是这些思考的结果。它肯定远远不够完善。但是，它也许能提供一些指导原则，有助于思考和筹划，产生比原本更强有力和有效的解放运动。

出于需要和特意选择，本论文着重于如何消灭独裁和避免产生新的独裁。我没有能力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提供详细的分析和药方。然而，我希望这个一般性的分析

能对不幸在许多国家里目前仍面临独裁统治的人们有所用处。他们需要检验我的这一分析对他们所处的现实的适用性，以及本文的一些主要建议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或能使之适用于他们的解放斗争。

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应当对一些人表示感谢。我的特别助手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指出了内容和表达上的问题，并且提出有关更严格和清晰地表达比较困难的概念(特别是有关战略)，文章结构的重组，编辑上的改善等方面的深刻建议，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也要感谢斯蒂文·寇地（Stephen Coady）在编辑方面的协助。克理斯多福·克吕格勒（Christopher Kruegler）博士和罗勃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提供了很重要的批评和意见。海泽尔·麦克费尔逊（Hazel McFerson）博士和葩特理霞·帕克曼（Patricia Parkman）博士分别给我提供了有关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斗争的信息。本文深深得益于这些善意和慷慨的支持，然而本文所含的分析和结论由作者负责。

在本文的分析里，我绝没有假设反抗独裁者会是一件轻易或没有代价的尝试。一切斗争形式都有它的复杂性和代价。跟独裁者斗争当然会带来伤亡。但是我希望本文的分析将促使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考虑能够提高效能而同时又减少相对伤亡水平的那些策略。

同样，不能把本文的分析解释为当某一特定独裁政权结束时，所有的问题就都消失了。一个政权的垮台并不带来乌托邦。它是为建设更正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消灭其它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和压迫而艰苦工作和持久努力开辟了道路。

我希望关于如何能够瓦解一个独裁政权的这一简短考察对凡是生活在受人控制而又渴望自由的地方的人们会有用处。

吉恩·夏普（Gene Sharp）

一九九三年十月六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纽伯理街427号

波士顿，麻萨诸塞州 02115-1801

第一章 现实地对待独裁政权

近年来，一些独裁政权──来自内部的和来自外部的──在面临反抗的、动员起来的人们时就崩溃或站不稳了。这些独裁政权往往看上去地位牢固，坚不可摧，却没有能够承受人民协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反抗。

自1980年以来，面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玻利维亚和菲律宾等国人民的以非暴力为主的反抗，这些独裁政权都垮台了。非暴力抗争推动了在尼泊尔、赞比亚、南韩、智利、阿根廷、海地、巴西、乌拉圭、马拉威、泰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扎伊尔、尼日利亚和前苏联某些部分走向民主化的运动(在前苏联，在挫败1991年8月死硬派发动政变的企图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近年来，在中国、缅甸和西藏出现了群众性的政治反抗。这些斗争虽然还没有结束独裁统治或占领，它们已经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些压迫者政权的残酷性，并且给民众提供了这种斗争方式的宝贵经验。

当然，前述国家里独裁统治的倒塌并没有消除社会上的所有其它问题：残暴政权留下的遗产往往是贫困、犯罪、官僚主义的低效，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但是，这些独裁统治的垮台最低限度解除了被压迫者所受的相当一部分苦难，而且为以更多的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重建这些社会开辟了道路。

一个持续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的确有一个朝向更多民主和自由的趋势。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编篡一份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的国际调查。据统计，全世界被列为“自由”的国家数过去十年来有显著增长：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1983	55	76	64
1993	75	73	38

然而，这个良好趋势却被仍旧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数之多冲淡了。到1993年为止，全世界54.5亿人口中的31%生活在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 就是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极端受限制的地方。属于“不自由”类的38个国家和12个地区，受包括军事独裁(如缅甸和苏丹)，传统的压制性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和不丹)，大一统的政党(如中国、伊朗和北朝鲜)，外国占领者(如西藏和东帝汶)的统治，或者正处于转型过程。

许多国家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状态。虽然过去十年来“自由”国家的数目增加了，但是仍有许多国家，面临如此迅猛的根本性变化，有走向相反的方向而经历新形式的独裁统治的危险。军事集团、个人野心家、当选的官员和坚持某种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会反覆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政变是常见的，今后还会如此。还会有许多人继续被剥夺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

遗憾的是，历史一直陪伴着我们。独裁的问题源远流长。在许多国家里，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压迫，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对有权势人物和统治者的屈从往往经过长期的反覆灌输。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宗教机制──除了国家机器以外──被有意削弱，受到控制，甚至被国家或执政党用新的机制代替，以便控制整个社会。民众往往被分化(变成一群孤立的个人)，不能共同努力来争取自由，彼此不能信任，甚至不能主动做出任何举足轻重的事。

其结果可以预见：民众的力量变弱了，缺乏自信心，无力抗争。人们往往太害怕，连亲友之间都不敢交换对独裁统治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往往过于恐惧，没有能力去认真考虑进行公开的抗争。无论怎样，抗争有什么用？他们面临的是无目的的受难和无希望的未来。

现今的独裁统治下的条件可能比过去坏得多。过去，人们可能还尝试过抵抗。可能发生过短命的群众抗议和示威。人们的精神也许高昂过一阵子。在另一些场合，个别人士或小团体也许做出过一些勇敢但无力的举动，来维护某项主张或只是表达他们的蔑视。无论动机多高尚，过去的这些抵抗行动往往不足以克服人们的恐惧和习惯性的服从。而这正是摧毁独裁统治的必要条件。可悲的是，这些行动可能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和死亡，而不是胜利和希望。

通过暴力得到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最明显的办法看来毫无用处。独裁者通常不会理会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司法的决定和公众舆论。作为对暴行、酷刑、失踪和杀害的反应，人们往往得出结论：只有暴力才能结束独裁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愤怒的受害者有时组织起来，用自己能够凑合起来的任何暴力和军事力量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战斗，尽管力量悬殊。这些人往往勇敢战斗，付出很高的苦难和生命代价。他们的成就有时很了不起，但很少能赢得自由。暴力反叛能触发残暴的镇压，结果往往使民众比以前还要软弱无助。

选择暴力，不管它有多少长处，有一点是肯定的。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就是选择了压迫者几乎总是占优势的斗争形式。独裁者拥有施加暴力的压倒性力量。这些民主人士不论能坚持得久暂，一般来说最终还是逃避不了严酷的军事现实。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装备、弹药、运输和武装力量方面占有优势。民主人士尽管有勇气，但(几乎)总不是敌手。

当认识到常规的军事反叛并不现实的时候，有的异议者就倾向采用游击战。然而游击战很少给被压迫群众带来好处或迎来民主。游击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因为它往往造成自己人的重大伤亡。游击战尽管有理论和战略分析的支持，有时还有国际的支援，却不能保证不失败。游击战往往持续时间很长。老百姓往往为掌权的政府所迫而颠沛流离，承受巨大的痛苦和社会纷乱。

游击斗争即使有时能够成功，也往往有显著的长期负面的结构性后果。受到攻击的统治政权由于采取反击手段，立刻就变得更独裁。游击份子如果最后取得胜利，由于在斗争过程中军事力量扩张所造成的集中制影响，以及社会上的独立团体和机构被削弱和被破坏──这些团体和机构对建立和维持一个民主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所产生的新政权往往比其前任还要独裁。反独裁人士应当寻找别的途径。

政变、选举、外国救星？

军事政变看来也许是去除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政权的最容易和简便的办法之一。但是，这个办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众和控制着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精英之间的现存的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原封不动。解除了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政府职务，最大的可能只是让另一批人有机会取而代之。理论上，后一批人的行为可能温和一些，在一定限度上也比较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但是，相反的可能性也同样大。

新集团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有可能比其前任更无情，更有野心。结果，新集团──人们可能曾寄以希望──就能为所欲为，毫不顾及民主和人权。这不是解决独裁问题的合适的答案。

在独裁统治底下，没办法利用选举这个工具来实现重大的政治变革。有些独裁政权，例如前苏联所控制的东欧集团，曾经装模做样地搞过选举，作出民主的表象。但这些选举是受严格控制的公民投票，让公众认可独裁者事先挑选的候选人。独裁者有时在压力下会同意举行新的选举，同时却操纵这些选举，把傀儡放到政府官员位置上。如果准许反对党候选人参选，而且他们真的当选了，像1990年在缅甸和1993年在尼日利亚，独裁者可以无视选举结果，而对“胜选”者施以恐吓、逮捕甚至杀害。独裁者所从事的，不是举办能把他们拉下马的选举。

目前正在独裁者残酷统治下经受苦难，或者为了逃避它的魔掌而流亡的许多人，不相信被压迫者能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指望他们的人民只能靠别人的行动得到拯救。他们寄望于外来力量。他们相信只有国际援助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倒独裁者。

认为被压迫者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这种观点在某一段时间里是准确的。如前所述，被压迫人民往往不愿意，也暂时不能够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残酷无情的独裁统治缺乏信心，也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因此，许多人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外来力量可以是“公众舆论”、联

合国、某一国家、或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制裁。

这样的设想听上去可能令人欣慰，但依靠外来救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种信任可能完全寄托错了。通常没有外来救星出现，而如果有外国来进行干预，大概也靠不住。

这里需要强调依赖外来干预的一些严酷的现实：

• 外国往往会容忍甚至帮助一个独裁政权，以便推行它们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利益。
• 外国也有可能为了其它目的而出卖被压迫人民，背弃它们帮助人民获得解放的诺言。
• 有的外国会反对某个独裁政权，只是为了取得对那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
• 只有当内部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动摇独裁政权，从而使国际注意力集中于该政权的残酷性质时，外国才有可能以正面的目的积极地参与。

独裁政权之所以存在，通常是由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民众和社会太软弱，没有力量给独裁政权制造严重问题，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独裁政权虽然有可能由于国际行动而受益或者受损，但它们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

但是，当国际压力支持强有力的国内抵抗运动时，也可以很有用。这时候，比如国际的经济制裁、禁运、断绝外交关系、开除出国际组织、受联合国机构的谴责等等，可以很有帮助。然而，没有强大的国内抵抗运动，别人的这类行动不大会发生。

面对残酷的真实

结论是残酷的。要想最有效地和以最少代价打倒一个独裁政权，需要先解决四个问题：

• 必须增强被压迫民众的决心、自信和抗争的技能；
• 必须增强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团体和机构；
• 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部抵抗力量；
• 必须制定一个英明的争取解放的总体策略规划，并巧妙地加以实施。

解放斗争需要靠自力更生，斗争的集体需要从内部增强力量。在1879和1880年爱尔兰的罢租运动期间，查尔斯·司都华·帕那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曾经呼吁：

“靠政府是不行的，...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决心，...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给你们当中软弱的人增强力量，...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必定胜利。

当你们使这个问题成熟到需要解决的时刻，也只有在这个时刻，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面对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队伍，又有英明的策略，有纪律而勇敢的行动和

真正的力量，独裁统制最终必然垮台。但是，至少必须具有上述四项条件。

上述讨论表明，从独裁统制下获得解放最终取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前面提到的政治反抗──或者说有政治目的的非暴力斗争──的成功事例表明，民众争取自由的手段是存在的，只是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详细探讨这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不过，我们应当先看一看谈判作为瓦解独裁政权的一种手段的问题。

第二章 谈判的危险性

面临第一章里所探讨的，同独裁政权相对抗的严重困难，有些人可能退缩到消极的屈服。另一些人，看不到实现民主的前景，可能得出结论，他们必须接受看来是永久性的独裁统治这个现实，同时希望通过“和解”、“妥协”和“谈判”，也许能够挽回某些正面的东西并结束暴行。表面上，在缺乏现实性的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有一定吸引力。

同独裁政权进行认真的斗争不是愉快的一件事。为什么需要走这条路呢？难道大家不能讲理性，想办法谈，谈判出一条逐步结束独裁统治的途径？难道民主派不能诉诸独裁者的一般人性，说服他们一点一点减少他们的统制，而最终也许完全让位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有时有这样的主张：真理不都是在某一方这一边。也许民主派误解了独裁者，后者可能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出于善良的动机而采取的行动？也许有人会想，只要给予一些鼓励和诱因，独裁者会很高兴从国家所面临的困境退出来。可能有主张说：可以向独裁者提出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让每一方都得到一点。也可能有主张说：只要民主反对派肯通过谈判(可以在某些老练的个人甚至另一个政府的帮助下进行)，和平地解决冲突，就有可能避免继续斗争所带来的风险和痛苦。这不比艰苦斗争，即使是非暴力斗争而不是战争，来得好吗？

谈判的优点和局限

谈判是解决冲突中某些特定争议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恰当的谈判不应忽视或拒绝。在某些场合，当没有根本性的争议，因而可以接受妥协时，谈判可以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为争取更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是谈判在解决冲突中扮演恰当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谈判取得的和解可能提供介于争议双方原来提议的数字之间的某个工资增加额。合法工会进行的劳资冲突是一回事，关系到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继续存在还是确立政治自由的冲突则是另一回事。

当涉及的问题带有根本性，影响到宗教原则、人的自由或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问题，谈判不能提供达到一个互相满意的答案的途径。对于某些基本问题，不应当有妥协。只有权力关系的改变有利于民主派，才能充分捍卫那些带根本性的争议问题。这种改变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谈判，才能达到。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应当用谈判。而是要指出，没有强大的民主反对派，靠谈判的办法来除掉一个强力的独裁政权是不现实的。

当然，谈判有可能根本行不通。根深蒂固的独裁者，感到自己地位牢固，可能拒绝同他们的民主反对派谈判。也有可能，谈判开始以后，民主方的谈判者会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通过谈判的投降？

反对独裁者而赞成谈判的个人和团体往往有良好的动机。尤其是经年累月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了军事斗争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全体人民，不论政治见解如何，都会要和平，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独裁者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民主派这方遭到的破坏和伤亡又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内部特别有可能提出谈判的问题。这时候就会有很强的诱惑，去探寻任何其它途径来挽回民主派的某些目标，同时又结束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独裁政权提出通过同民主反对派进行谈判而给予“和平”的提议，当然是相当狡猾的。只要停止对自己的老百姓发动战争，独裁者自己就能立即结束暴力。他们不需要任何讨价还价，可以主动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释放政治犯，停止刑求，终止军事行动，退出政府并向人民道歉。

当独裁政权强大但有恼人的抵抗力量存在的时候，独裁者有可能希望在“和平”的幌子底下通过谈判让反对派投降。谈判的呼吁听起来动人，但谈判室里可能暗藏着严重的玄机。

另一方面，当反对派特别强大，而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受威胁的时候，独裁者可能寻求谈判来挽救他们尽可能多的控制和财富。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民主派都不应当帮助独裁者达到他们的目的。

民主派要注意独裁者在谈判过程中故意设置的圈套。当涉及政治自由的基本问题的时候，独裁者呼吁谈判可能是企图诱使民主派和平地投降，而独裁政权的暴力却在继续。在这类冲突里，只有在决定性的斗争的末尾，独裁者的力量已实质上被消灭，他们想拿到通往国际机场的安全通行证的时候，谈判才是恰当的。

谈判里的力量和正义

如果说上述判断听起来是对谈判过于严酷的评语，那么也许需要对伴随谈判的某些浪漫主义泼一点冷水。需要清楚地想想谈判是怎么回事。

“谈判”并不意味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坐在一起，交谈和解决造成他们之间冲突的那些矛盾。必须记住两点事实。第一，在谈判里，决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的，不是互相冲突的各种观点和目标的相对正义性。第二，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的能量。

必须考虑以下一些难题。如果一方不能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另一方今后为达到其目的能做些什么？达成协议以后，如果一方不守信用，不顾协议而利用它所拥有的力量夺取它的目标，另一方能做些什么？

在谈判中达成和解不是通过对所涉及问题的是非进行评价。尽管对问题的是非可能讨论得很多，谈判的真正结果来自各个对立集团的绝对和相对力量地位。民主派为了保证自己的最低要求不能被拒绝，能做些什么？独裁者为了保持控制，抵消民主派，能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有协议，比较可能的是各方估计双方的能量对比，然后计算正在进行的斗争会如何结束，而得出的结果。

还必须注意各方为了达成协议愿意放弃些什么。成功的谈判里包含妥协，分摊分歧。每一方得到它所要的一部分，而放弃一部分目标。

对于极端独裁者来说，支持民主的力量应当向独裁者放弃什么呢？民主力量应当接受独裁者的哪些目标呢？民主派是否应当在未来的政府里给独裁者 (不论是一个政党还是军事小集团)一个由宪法确定的永久角色呢？那还叫民主吗？

即使假设在谈判里一切都顺利，仍需要问：结果的和平是个什么样的和平？日子会比民主派开始或继续斗争要好还是坏？

“能接受”的独裁者

独裁者之所以要统治，可能有各种动机和目标：权力、地位、财富、改造社会等等。要记住，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些目标一个也实现不了。如果谈判的话，独裁者们会力图保存他们的目标。

无论独裁者在谈判达成的和解里提出什么保证，千万不能忘记独裁者为了得到他们的民主对手的屈服，可以做出任何承诺，然后毫无忌惮地违反这些协议。

如果民主派为了暂缓受到镇压而停止抵抗，他们可能会很失望。停止抵抗很少带来减少镇压。一旦国内和国际的遏制力量消除了，独裁者的暴力和镇压可能比以前更野蛮。群众抗争的瓦解，往往取消了原来限制独裁政权的控制和暴行的抗衡力量。暴君就能为所欲为，生死予夺。克里希纳拉尔·奚里哈兰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道：“因为暴君有能力施加于我们的，只是我们无力抵抗的。”

当冲突涉及根本性问题时，抵抗，而不是谈判，才是变革的必要条件。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必须继续抗争，才能打倒独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不是取决于谈判达成协议，而是通过明智地使用现有的最恰当和有力的抗争手段。我们的论点是，政治反抗，或称非暴力斗争，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一点下文将详细探讨。

什么样的和平？

如果独裁者和民主派非要讨论和平的话，必须要有极清醒的思维，因为这里有危险。不是每一个使用“和平”这个词的人要的是具有自由和正义的和平。屈服于残暴镇压和消极默认对千百万人民犯下暴行的无情独裁者，不是真正的和平。希特勒常常号召和平，他的意思是屈服于他的意志。独裁者的和平往往只是监狱或坟墓的和平。

还有其他的危险。有些善意的谈判者有时混淆了谈判的目的和谈判过程本身。此外，民主派的谈判代表，或受命协助谈判的外国谈判专家，可能大笔一挥就给独裁者提供了由于他们夺取国家政权，侵犯人权和实施暴行而丧失的国内和国际正当性。没有了那个迫切需要的正当性，独裁者不能无限期统治下去。和平的鼓吹者不应该给他们提供正当性。

有希望的理由

如前所述，抵抗运动的领袖可能出于对民主斗争感到绝望而觉得不得不追求谈判。然而，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可以改变的。独裁政权不是永存的。生活在独裁政权底下的人们不必永远软弱，也不必让独裁者无限期保持强有力。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指出，“......一切政体中最短命的就数寡头政体和僭主制了。......一切地方的一切僭政大多数都是短命的。”现代独裁政权也是脆弱的。它们的弱点是可以加重的，而独裁者的权力是可以瓦解的。(我们将在第四章里更详细探讨这些弱点)。

近代历史表明独裁政权的脆弱性，也揭示它们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崩溃：在波兰，使共产党独裁政权倒台花了十年时间──1980-1990年，而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几个星期里就发生了。1944年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反对牢固的残暴军事独裁者的斗争各花了大约两周。伊朗沙（Shah，国王）的军事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月里就被颠覆了。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政权面对人民力量在几周内就垮了：当反对派的力量变得很明显时，美国政府很快就抛弃了马科斯总统。1991年8月苏联强硬派企图发动政变，几天内就被政治反抗所阻。之后，长期受其支配的许多加盟国在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纷纷获得独立。

认为暴力手段总是收效快而非暴力手段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成见显然不成立。虽然根本的情况和社会发生变化可能需要长时间，以非暴力反对独裁政权的实际战斗有时发生得相当快。在持久的歼灭战和投降二者之间，谈判不是唯一的选择。上面刚介绍的，以及第一章里列出的例子，说明对于既要和平又要自由的人们，存在着另一个选择：政治反抗。

第三章 力量从哪里来？

要实现一个既有自由又有和平的社会，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它需要巨大的策略技巧、组织和计划。首先，它需要力量。如果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就不能指望打倒独裁者，建立政治自由。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民主反对派能够动员什么样的力量，足以摧毁独裁统治及其巨大的军事和警察网？答案在于对政治权力的理解（这种理解过去往往被忽视了）。掌握这种深刻见解实际上并不难。有些基本事实其实很简单。

“狙公”的寓言

例如，十四世纪的中国人刘基写的一篇寓言，生动地描述了被人忽视的对政治权力的理解。

在楚国，有一位老头以养猴（狙）为生。楚人称他为狙公（猴子的主人）。

每天早晨，老头把猴子集合在庭院里，让最年长的猴子带它们进山从灌木和树上采集果实。每个猴子必须以其所获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老头。如不交纳，就要受槌打。众猴子备受压迫，不敢抗议。

有一天，一个小猴子问其他的猴子：“果树和灌木是老头种的吗？”众猴子说：“不，它们是天生的。”“我们难道不能未经老头同意就拿果子吗？”众猴子回答说：“可以，我们都可以拿。”小猴子接着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依靠老头，为什么要为他服务？”

话还没说完，众猴突然醒悟了。

当晚，乘狙公熟睡的时候，众猴群起破坏了栅栏，尽取狙公积攒下来的果物，相率逃进山林不再回来。狙公断绝了食物来源，终于饥饿死亡。

郁离子说：“有些人靠计谋而不是按正当规矩统治人民，他们不是像狙公一样吗？他们昏庸而不自觉。一旦老百姓觉悟过来，他们的计谋也就不灵了。”

政治权力的必要源泉

原理很简单。独裁者需要得到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他们无法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源泉。政治权力的源泉包括：

• 权威。人民的一种信念，认为政权是正当的，而且自己有道义责任服从这个政权。
• 人力资源。服从统治者、同统治者合作或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们和集团的数量和重要性。
• 技能和知识。统治政权为了执行特定行动所需要的，由同统治者合作的人们和集团提供的技能和知识。
• 无形因素。可能诱导人们服从和帮助统治者的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 物质资源。统治者对于财产、自然资源、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以及通讯和运输等手段的控制或掌握程度。
• 制裁。为了政权能够存在，及其政策能得到贯彻，为了使那些不服从和不合作的人屈服和合作，而对他们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的惩罚。

但是，所有这些源泉，有赖于人们接受这个政权，有赖于民众的屈服和合作，有赖于无数人们和社会上的许多机构的合作。而这些条件不总是保证具备的。

有充分的合作、服从和支持，会增加所需权力来源的供应，从而扩大任何政府的能量。另一方面，收回公众和集团同侵略者和独裁者的合作，会减少甚至切断一切统治者所依赖的权力来源的供应。没有这些来源，统治者的力量就会削弱，最后完全消失。

当然，独裁者对威胁他们为所欲为的能力的任何行动和主张，是很敏感的。因此，独裁者很可能会威胁和惩罚那些不服从的，罢工的或不合作的人们。但是，事情不是到此为止。镇压，甚至暴行，不是总能使屈服和合作恢复到让统治集团能够运行所需要的那种程度。

即使有镇压，如果能够使权力的来源受到限制或中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其最初结果可能是独裁政权内部产生不稳定和混乱。随后，独裁政权的权力很可能明显地变弱。假以时日，拒绝提供权力来源能使统治政权瘫痪无力，在严重的情况下，会使它瓦解。或快或慢，由于政治饥饿，独裁者的权力会消亡。

由此可见，任何政府的自由或专制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相对决心，以及他们对奴役他们的企图进行抵制的愿望和能力。

与一般的想法相反，即使是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也要依靠它们所统治的民众和社会。政治学家卡尔·W·杜依契（Karl W. Deutsch）在1953年指出：

“极权主义权力，只有在不需要太频繁使用它的时候才是强大的。如果随时都需要使用极权主义权力来对付民众，它不大可能长久保持强大。既然极权主义政权比其它政府形式需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对付被统治者，这类政权就更需要它们的人民有广泛而可靠的顺从的习惯；不仅如此，遇到困难的时候，它们还必须依靠民众里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支持。”

十九世纪英国法学理论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描述了独裁统治面对不满的人民的情况。他主张，如果民众的大多数下决心打倒政府并且愿意为此承受镇压，那么政府的威力，包括那些支持它的人，不可能保护可憎的政府，即使政府得到外国支援。奥斯汀得出结论，反叛的人民不可能被迫回到永久的服从和屈服。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比这更早就主张，国君“......以集体为敌则永远保障不了自己，而且他越是出手残暴，他的公国就越脆弱。”

这些深刻的见解在政治上的实际应用，在英勇的挪威抵抗战士反对纳粹的占领中得到了示范。此外，如第一章里提到的，也为抵抗共产党侵略和独裁并最终促使共产党在欧洲的统治崩溃的勇敢的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民所证明。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现象：非暴力抗争的例子至少可以追溯到纪元前494年，那时罗马的平民不再同他们的贵族主人合作。

在不同时期，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太平洋诸岛屿以及欧洲的人民都使用过非暴力斗争。因此，决定一个政府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控制或是不受控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1) 民众限制政府权力的相对意愿；(2) 被统治者的独立组织和机构不提供权力来源的相对力量；(3) 民众不予同意和支持的相对能力。

民主权力的中心

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独立于国家之外存在着许多非政府的团体和机构。包括诸如家庭、宗教组织、文化联合会、体育俱乐部、经济机构、工会、学生会、政党、村、邻里会、园艺俱乐部、人权组织、音乐团体、文学协会等等。这些团体在为本身的目的服务和帮助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团体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们提供了集体的和结构性的基础，使人们能够影响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且当政府或其它团体看来不公正地影响他们的利益、活动或目的的时候，能够同它们对抗。孤立的，不是这类团体成员的个人，通常无法对社会的其他部分有显著的影响，对政府的影响就更少，更不用提对一个独裁政权了。

因此，如果独裁者能够剥夺这类团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民众就会相对无能为力。而且，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对这些机构进行独裁式的控制，或者用新的、受控制的机构取而代之，那么这些机构就能被用来支配其成员和相关的社会领域。

但是，如果能够维护或恢复这些独立民间机构的自由和自主性（不受政府控制），那么它们对政治反抗的运用就极其重要。前面所述的独裁政权被瓦解或削弱的许多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民众及其机构勇敢而广泛运用了政治反抗。

如前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提供了民众能够施加压力或抵制独裁式控制的机构性基础。在未来，它们将成为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保持独立和继续成长往往是解放斗争成功的前提。

如果独裁政权相当成功地摧毁或控制了社会的独立机构，那么抵抗者就需要建立新的独立的社会团体和机构，或者对尚存的或部分受控制的机构重新实施民主控制。在1956-1957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涌现了众多的直接民主委员会，它们甚至联合起来，在数周里建立了一整套联盟性机构和管理体系。在波兰，1980年代后期，工人们维持了非法的团结工会，在有些情况下还夺取了官方的、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领导权。这类机构性的发展可以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削弱和摧毁独裁政权是轻而易举的事， 也不是每一次尝试都会成功。这也绝不意味斗争不会有伤亡，因为仍旧为独裁者服务的那些人很可能反击，力图迫使民众重新合作和服从。然而，上述对权力的深入理解，确实意味着有意识地使独裁政权瓦解是可能的。独裁政权具有一些特性，使它们很难抵挡巧妙地实施的政治反抗。让我们更详细探讨这些特性。

第四章 独裁政权有弱点

独裁政权往往看上去坚不可摧。情报机构、警察、军队、监狱、集中营和行刑队受少数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所控制。国家的财政、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往往被独裁者侵吞，用来支持独裁者的意愿。

与此相比，民主反对派往往显得非常软弱、效率低和没有力量。坚不可摧对付无能为力，这种看法很难产生有效的反抗。

然而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识别阿基里斯的脚踵

有一个希腊古典神话，很好地说明想像中的坚不可摧者的弱点。战士阿基里斯（Achilles），周身刀枪不入。传说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母亲把他浸在冥河的水中，使他身体不受任何侵害。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了不被河水冲走，婴儿是脚踵被提着放在水里的，他身体的这一小部分没有沾到冥河的神水。阿基里斯长大以后，敌人的武器都奈何他不得。但是，在对特洛伊的战争中，由于受到知道他弱点的人指点，一个敌人士兵把箭瞄准阿基里斯的脚踵，他唯一的弱点。一箭致命。至今，“阿基里斯的脚踵”这一成语即指一个人、一个计划或一个机构的致命弱点。

同一原理也适用于残暴的独裁统治。它们也能被征服。但如果能识别它们的弱点，而且把打击集中在这些弱点上，就能最快地和以最少的代价征服它们。

独裁政权的弱点

独裁政权有下列弱点：

1. 这个体制运作所需要的，来自许多人、团体和机构的合作可能受到限制或被撤销。

2. 这个政权过去的政策的要求和效果，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其现在采用和实施同过去的政策相矛盾的政策的能力。

3. 这个体制的运作可能变得例行公事化，不大能够很快适应新的情况。

4. 给现有任务配置的人员和资源，不大容易用来满足新的需要。

5. 下属由于害怕得罪上级，可能会不报告独裁者决策所需要的准确的或完整的信息。

6. 意识形态可能遭侵蚀。这个体制的神话和符号会变得不稳定。

7. 如果存在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看法，那么坚决服从这个意识形态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实际的条件和需要。

8. 官僚体系效率和能力的恶化，或过多的控制和规章制度，有可能使该体系的

政策和运作变得无效。

9. 部门间的矛盾和个人间的争权夺利和交恶可能损害甚至破坏独裁政权的运作。

10. 由于对现状、限制、教条主义和镇压的反应，知识份子和学生可能变得不安定。

11. 时间久了，一般民众可能变得冷漠、怀疑甚至对现政权抱敌意。

12. 地区、阶级、文化或民族间的分歧可能变得尖锐。

13. 独裁政权的权力等级体系总是不大稳定的，有时极不稳定。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不总是处在同一位置，而可能升降到别的等级，或者被完全排除而被新人所取代。

14. 警察和军队的某些部分可能为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采取行动，甚至违背地位牢固的独裁者的意愿，包括发动政变。

15. 如果是新的独裁政权，它需要时间来巩固自己。

16. 独裁政权里这么少的人要做那么多的决定，很可能出现判断、政策和行动上的错误。

17. 独裁政权如果想避免这些错误而把控制和决策分散化，它对中心权力杠杆的控制可能进一步遭到削弱。

打击独裁政权的弱点

掌握了这些内在的弱点，民主反对派就能够有意识地试图加剧这些“阿基里斯的脚踵”，从而使这个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或使它瓦解。

结论是明显的：尽管看上去强大，一切独裁政权都有弱点、内部的低效率、个人间的争权夺利、机构性的低效率、以及组织和部门之间的矛盾。时间长了，这些弱点会使政权的效率降低，容易受变化着的条件和有意识的反抗的影响。独裁政权想要实现的事，不是每一件都能完成的。例如，有时候连希特勒的直接命令都没有得到实施，因为他下面的人拒绝执行。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独裁政权有时候甚至会迅速瓦解。这并不意味能够消灭独裁政权而没有风险和伤亡。争取解放的每一条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都会有风险和潜在的苦难，其运作也需要时间。当然，任何行动手段也不能保证在一切条件下都会迅速取得成功。但是，那些针对独裁政权的可识别的弱点的斗争方式，比起试图在独裁政权明显地最强大的地方同它战斗的方式来说，成功的希望较大。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斗争。

第五章 行使权力

在第一章里我们提到，用军事抗争来对付独裁政权常常无法打击它们的最弱处，反而打在它们最强的地方。抵抗运动如果选择在军事力量、军火供应、武器技术等等的领域进行竞争，会使自己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些领域，独裁政权总是能够聚集优势的资源。我们也略述了依靠外来力量提供救助的危险性。在第二章里，我们也考察了用谈判作为去除独裁政权所存在的问题。

那么，还有哪些手段可以给民主抵抗力量提供明显的优势，同时又能恶化或加剧独裁政权的弱点呢？哪些行动技巧能够利用第三章所讨论的政治权力的理论呢？另一的选择应该是政治反抗。

政治反抗有下列特征：

• 它拒绝接受结果将会是取决于独裁政权所采用的何种斗争手段。
• 政权难以同它进行战斗。
• 它能独特地恶化或加剧独裁政权的弱点，并且切断独裁政权的权力源泉。
• 它在行动上可以是很分散的，但也可以集中对准某一特定目标。
• 它能导致独裁者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
• 在结束以少数人为首的残酷统治的斗争中，它能有效地动用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和社会上的各种团体和机构。
• 它有助于在社会上传播有效权力的分配，从而更有可能地去维持一个民主的社会。

非暴力斗争的运作

政治反抗像军事能力一样，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包括力图影响对方使之采取不同的行动、创造可以和平地解决争端的局面，直至瓦解对方的统治。

但是，政治反抗的操作方式同暴力有很大不同。尽管这两者都是进行斗争的手段，但它们采用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其结果也不相同。暴力冲突的方式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用实际的武器来胁迫、伤害、杀死和毁灭对方。

非暴力斗争同暴力相比，是一种复杂得多，而且更多样化的斗争方式。这种战斗是民众和社会的各种机构用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武器进行的。这些武器有各种名称，诸如抗议、罢工、不合作、抵制、不满和背叛、民众力量。如前所述，一切政府只有在它们从民众和社会机构的合作、屈服和服从取得它们所需要的权力来源，才能实行统治。与暴力不同，政治反抗最适合于切断这些权力来源。

非暴力武器和纪律

过去一些无准备的、即兴的政治反抗运动的通病是只依靠一两种方法，例如罢工和群众示威。实际上，有许多方法可供抵抗运动的战略家选择，根据情况的需要，进行集中的或分散的抵抗。

已知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有约二百种，一定还有许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分为三大类：抗议和说服、不合作和干预。非暴力抗议和说服的方法大多是象征性的示威，包括游行、列队行进、守夜等（54种方法）。不合作分为三个子类别：(a)社会性的不合作（16种方法）；(b)经济性的不合作，包括抵制（26种方法），罢工（23种方法）；(c)政治不合作（38种方法）。非暴力干预，是用心理的、身体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手段如禁食、非暴力占领以及平行政府等（41种方法）。本文附录列有这些方法共198种。

上述的方法有许多是由经过训练的公民们在明智的策略和恰当的战术下，小心地挑选和曾持续的大规模应用过。对所有的独裁政权来说，这些方法都有可能对任何非法的政权构成严重的问题。

和军事手段不同，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可以直接集中运用于当前面临的问题。例如，既然独裁政权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那么政治形态的非暴力斗争就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否认独裁政权的正当性，以及对它的统治不给予合作。不合作也可以是针对特定的政策。有时候拖延和耽搁可能是静静地甚至是秘密地进行，而在其他的时候，公开的不服从、反抗性的公众示威和罢工可以是全然公开的。

若独裁政权有经济压力的弱点，或者公众对独裁政权的许多不满是属于经济性的，那么采取经济行动，例如抵制或罢工，就是比较合适的抗争方法。独裁者利用经济体制谋私利，可以采取有限的总罢工、怠工、以及某些必不可少的专门技术人员拒绝提供协助（或突然失踪）来对应。选择性地进行各种形式的罢工可以在原材料的制造、运输、供应和产品的流通等某些关键的环节上进行。

有些非暴力斗争方法要求人们做一些与他们正常生活不相关的事，例如散发传单、操作一个地下报刊、绝食、在街道上静坐等。对于一部分人来说，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否则要这样做可能有些困难。

另一些非暴力斗争方法则要求人们大致继续过他们的正常生活，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例如，人们可能照常上班而不罢工，却故意干得慢些或效率比平常要低。可能有意识地出些“错误”。有时候可能“生病”了，或“无法”工作。或者干脆拒绝工作。人们也许去参加宗教仪式，而这个行动除了表达宗教信念以外，还表达了政治信念。人们可能为了保护子女不受进攻者的宣传而让他们在家里或非法的课堂里受教育。人们可能拒绝参加自己过去不会自由参加的某些“被推荐”的或指定的组织。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这类行动同人们平常的活动很相似，同他们的正常生活又没有多大的偏离，可能使他们比较易于参与民族解放斗争。

非暴力斗争同暴力有着根本不同的运作方式。因此，在政治反抗运动中即使使用有限的暴力，也会事与愿违。因为它会使斗争转移到独裁者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方向（军事战争）。非暴力纪律是成功的关键，不论独裁者及其代理人如何挑衅和残暴，也必须维持这种纪律。

针对使用暴力的对手维持非暴力纪律，有利于下文将讨论的非暴力斗争中四种转变机制的运作。在政治柔术过程中，非暴力纪律也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政权对显然是非暴力活动者的赤裸裸的暴行，会在政治上对独裁者的地位产生反弹，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异见，同时激起一般民众、政权的平时支持者和第三方对抵抗者的支持。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对独裁者使用有限的暴力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对政权的不满和仇恨可能爆发成暴力。或者，有些团体可能不愿意放弃暴力手段，尽管他们认识到非暴力斗争的重要作用。在这些情况下，并不需要放弃政治反抗。但是，需要尽可能把暴力行动同非暴力行动分隔开来。可以按地理、人群、时间和问题来分隔。不然的话，这种暴力也许会对可能更有力和成功得多地使用政治反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历史记录表明，虽然政治反抗必然会有伤亡，但是伤亡会比军事战争里少得多。而且，这类斗争不会造成杀戮和暴行的无穷尽的循环。

非暴力斗争既要求，也往往会产生对政府及其暴力镇压失去恐惧（或更好地控制这种恐惧）。不再恐惧或对恐惧有所控制，是摧毁独裁者支配民众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开性、保密和高标准

对于一个用非暴力行动的运动来说，保密、欺骗和地下阴谋是很为难的问题。往往不可能不让政治警察和情报人员知道运动的意图和计划。从运动的角度来看，保密不仅源于恐惧，而且也增强恐惧，从而使抵抗的情绪低落，也减少了能够参与某个行动的人数。保密也能增加运动内部的，往往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指责谁是对方的告密者或特务。保密也会影响运动保持非暴力的能力。与此相反，有关意图和计划的公开性不仅会有相反的效果，而且会增强抵抗运动实际上力量非常大的形像。当然问题比这要复杂，抵抗活动的某些重要方面可能需要保密。在特定情况下，需要由熟悉非暴力斗争的动力和独裁政权的监视手段的人，根据翔实的信息作出判断。

地下刊物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发自国内的非法无线电广播，以及关于独裁者的运作的情报收集，属于少数需要高度保密的特殊活动。

在对抗的各个阶段，非暴力行动需要保持高标准的行为。诸如无畏无惧和保持非暴力纪律这些因素，都是永远需要的。要记住，为了实现某些改变，往往需要很多人。但是，只有保持运动的高标准，才能得到这么大数量的可靠的参加者。

变化着的力量对比

战略家需要记住，以政治反抗进行的对抗是一个经常变化的战场，动作和反动作不断相交错。没有一样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力量对比关系在不断和迅速地变化。这是由于抵抗者尽管受到镇压，却继续坚持他们的非暴力。

在这种对抗情况下，冲突双方力量的变化一般可能比暴力对抗还要强烈，来得更迅猛，其结果也更多样化并更有显著的政治意义。由于这些变化，抵抗者的特定

行动造成的结果有可能远超出这些行动本身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范围。这些效果会反弹而加强或削弱一方或另一方。

此外，非暴力集体有可能通过它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手集体的相对力量。例如，面对独裁者的暴行，有纪律的、勇敢的非暴力抵抗有可能在独裁者的军队和基本群众里引起不安、不满、不可靠，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叛变。

这种抵抗也可能导致国际上对独裁者更多的谴责。此外，巧妙地、有纪律地和坚持地运用政治反抗，可能使通常默默支持独裁者或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的人们更多地参加抵抗运动。

四种变化的机制

非暴力斗争有四种产生转变的方式。第一种机制可能性最小，但也发生过。当敌对集体中的某些成员被勇敢的非暴力抵抗者因受到镇压而经受的苦难所感动，或者理性地相信抵抗者的奋斗目标具有正义性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接受抵抗者的要求。这个机制叫作改变观点。虽然在非暴力行动中有时可能会发生改变观点的实例，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在大多数冲突中根本不会发生或至少规模不会很大。

更常见的是，非暴力斗争靠改变冲突的局面和社会本身，使其对手无法为所欲为。正是这种改变产生另外三种机制：调和、非暴力强迫和瓦解。至于究竟其中哪一种会发生，取决于相对和绝对的力量对比变得对民主派有利的程度。

如果争议不是根本性的，反对派在一个有限的战役里的诉求被认为不具有威胁性，而且双方力量的竞争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那么眼前的冲突有可能以达成协议、分摊分歧或者妥协而告终。这个机制叫作调和。例如，许多罢工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双方各自得到其部分目的，但没有一方得到它所要的一切。一个政府可能视这样一种解决为有正面的利益，例如缓和了紧张局势、营造了一种“公平”的印象，或者改善了政权的国际形像。因此，小心谨慎地选择哪些争议以调和的方式解决是可以接受的，就很重要。打倒独裁的斗争不属于这一类。

非暴力斗争可以比改变观点或调和这类机制所表明的要有力得多。群众性的不合作和反抗能够改变社会和政治局势，特别是力量对比，以至独裁者控制政府和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能力实际上被夺走了。对手的军事力量可能变得如此不可靠，以至他们不再简单地服从命令去镇压抵抗者。虽然对手的领袖们仍然在位，而且还坚持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早已被剥夺了有效行动的能力。这叫作非暴力强迫。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产生非暴力强迫的条件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对手们的领导阶层实际上丧失了一切行动能力，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崩溃了。抵抗者的自主、不合作和反抗变得如此全面，以至其对手们对抵抗者连一点貌似的控制也没有了。对手们的官僚机构拒绝服从它自己的领导。对手们的军队和警察发生叛变。对手们通常的支持者或基本群众拒绝他们过去的领导，否认他们有任何统治权力。他们原有的帮助和服从因而消失。第四种变化机制，即对手们的体系的瓦解，是如此彻底，以至他们连投降的能力都没有了。政权完全崩溃。

在计划解放斗争时，需要考虑这四种变化的机制。有时这些机制的运作实质上

带有偶然性。但是，在冲突中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作为预期使用的变化机制，就有可能制定具体的和互相补充的战略。选择哪一种或哪几种机制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相对立集团的绝对和相对力量以及非暴力斗争集团的态度和目标。

政治反抗的民主化效果

同暴力制裁的集中化效果相反，采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在好几个方面有助于政治社会的民主化。

民主化效果有一部分是负面的。那就是说，与军事手段相反，非暴力斗争的方法不提供在精英统治集团的指挥下进行镇压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可能会转而用来对付群众，以便建立或维持一个独裁政权。政治反抗运动的领袖们能够对他们的追随者施加影响和压力，但当他们的追随者持异议或选择别的领袖时，他们不能监禁或处死他们。

民主化效果的另一部分是正面的。那就是说，非暴力斗争给群众提供了抵抗的手段，可以用来对付现有的或未来的独裁者，实现和保卫自己的自由。下面列出非暴力斗争可能有的正面的民主化效果：

• 来自非暴力斗争的经验，可以导致群众更有自信挑战政权的威胁和暴力镇压的能力。
• 非暴力斗争给群众提供了不合作和反抗的手段，可以抵制任何独裁集团对他们实行的不民主的控制。
• 面对强制性的控制，非暴力斗争可以用来维护民主自由的实践，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独立的组织和集会自由。
• 如前所述，非暴力斗争有助于社会上独立组织和机构的生存、重生和加强。这些独立组织和机构对民主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动员群众的能量和限制任何未来独裁者的有效权力。
• 非暴力斗争提供了群众能够行使权力的手段，用来对付独裁政府的警察和军事行动。
• 非暴力斗争提供了群众和独立机构为了民主而限制或切断统治精英权力来源的方法，从而威胁其继续统治的能力。

非暴力斗争的复杂性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非暴力斗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行动技术，包括许多方法，一套变化的机制和对行为的一些具体要求。政治反抗欲取得效果，特别是针对独裁统治，就需要仔细的规划和准备。未来的参与者需要懂得对自己有哪些要求。需要掌握一些资源。而战略家需要对如何有效地运用非暴力斗争进行过分析。下面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关键因素：对战略规划的需要。

第六章 需要有战略规划

反对独裁政权的政治反抗战役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在过去，这类斗争几乎总是没有计划的，实质上是偶然性的。过去，触发初始行动的具体诉求有各种各样，但往往包括新的暴行、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被捕或被杀、一个新的压制性的政策或法令、食物短缺、不尊重宗教信仰，或某一重大的有关事件的周年。有时，独裁政权的某一行动如此激怒了群众，以至他们发起了行动，却对这个起义会怎么结束毫无概念。另一些时候，某一个勇敢的人或一个小集体采取了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支持。别人可能看到某一具体诉求类似自己过去经历过的冤屈，他们就也可能参加这个斗争。有时，一个小集体或个人提出的反抗号召会获得出乎意料的强大反应。

尽管自发性有一些优点，它往往有缺点。常常，民主抵抗者没有预料到独裁政权的暴行，结果受到严重苦难，而抵抗也垮了。有时民主派缺乏计划，使关键性的决策听凭机遇，结果是灾难性的。即使压迫性的体制被打倒了，由于缺乏如何过渡到民主体制的计划，以致出现了新的独裁。

现实的规划

在未来，无计划的群众行动无疑会在反对独裁的起义里起显著作用。但是，现在已经有可能计算出打倒独裁政权的最有效的途径，有可能评估政治局势和群众情绪什么时候成熟，有可能选择如何启动一场战役。需要在对局势和群众能力的现实评价的基础上进行非常仔细的思考，才能选择在这种条件下实现自由的有效途径。

要想做成一件事，那么先计划怎样去做，是明智的。目标越重要，或者失败的后果越严重，计划就越重要。战略规划能增加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动员和运用的可能性。对正在力图打倒一个强大的独裁政权的民主运动来说──它的物质资源有限，它的支持者又会处在危险当中──尤其如此。与此相反，独裁政权通常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组织力量和实施暴行的能力。

“规划一个策略”在这里是指计算一个行动方针，以便比较有可能从当前的形势达到所期望的未来局势。在本文的情况下，就是指从独裁到未来的民主制度。为达到此目标的规划通常包含一系列分阶段的战役和其他有组织的活动，旨在加强受压迫的群众和社会，削弱独裁政权。需要指出，目的不只是要消灭当前的独裁政权，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一个把目标限于消灭当今的独裁政权的总体策略，很可能冒产生另一个暴君的风险。

规划的阻力

世界上一些地方提倡自由的人们，不把他们的全部能力用在如何实现解放的问

题上。这些提倡者很少充分认识到在他们行动之前，仔细的战略规划的极端重要性。结果是几乎从来也不做战略规划。

具有给他们的人民带来自由这样的远见的人们，为什么很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规划？不幸的是，民主反对派团体里的多数人不懂得需要进行战略规划，或者不习惯于战略思考，或者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抵抗运动的领袖们不断受到独裁政权的挑衅，被当前的职责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和安全条件来培养自己的战略规划技能。

相反，通常的模式是对独裁政权的主动行动简单地作出反应。这样一来，反对派总是处于被动，企图维持有限的自由权利或孤立的自由堡垒，最多只能减慢独裁控制的进展或者给政权的新政策制造某些麻烦。

当然，有的个人和团体可能看不到解放运动需要有广泛的长期规划。相反，他们可能天真地以为只要强烈地、坚定地抱持他们的目标，而且时间足够长的话，这个目标不知怎么就会到来。另一些人则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只要面对困难按照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去生活和作见证，他们就已经尽力而为了。抱持人道的目标和忠于理想固然值得赞扬，但远不足以结束独裁政权和实现自由。

另一些独裁政权的反对者可能天真地认为，只要他们运用足够的暴力，自由就会到来。但是，如前所述，暴力不能保证成功。不但不能得到解放，它可能导致失败、大规模的灾难，或二者都有。在大多数情况下，独裁政权最具备暴力斗争的条件，军事的现实也极少有利于民主派。

也有的活动家凭他们“感觉”应当如何做来决定他们的行动。这些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仅是自我中心的，它们也不能提供制定解放的总体规划的指导。

根据某人曾经有过的“好主意”而采取的行动，效果也是有限的。需要的是根据仔细计算推倒独裁政权所需的“下几步”而采取的行动。没有战略分析，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往往不知道“下一步”该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仔细思考达到胜利所需的一个接一个的具体步骤。创造性和好主意固然重要，但需要把它们用起来, 以推进民主力量的战略局势。

有些人尖锐地意识到对独裁政权有无数可以采取的行动，却不知从哪里做起。他们就建议“同时采取一切行动”。这也许有帮助，但不幸的是，它做不到，尤其是比较弱的运动。此外，这种做法不能指导从哪里开始、力量应集中在何处，以及怎样使用往往是有限的资源。

另一些个人和团体可能看到某种程度的计划是需要的，但只在短期或战术性的基础上加以考虑。他们也许看不到长期规划是需要和可能的。他们也许有时候不能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而让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分散了注意力，往往就对手的行动作出反应，而不是为民主抵抗运动抓住主动。这些领袖们把这么多精力放在短期活动上，往往不能探讨几种可选择的行动方针，从而指导他们总的努力，以便不断接近目标。

民主运动不制定全面的打倒独裁的战略，而只集中于当前的问题，也可能有它另外的原因。在他们自己内部，他们不真正相信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结束独裁统治。因此，计划怎样去实现它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浪费时间，或是白费劲的事。为自由而对当前的残暴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的人们，往往面对如此强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似乎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尽管缺乏真正的希望，这些人还是会出于正直，也许还

有历史的原因，而反抗独裁政权。他们虽然永远不会承认，也许从来没有意识到，但他们的行动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是绝望的。因此，对他们来说，长期的、全面的战略规划是没有价值的。

不能进行战略规划的结果往往是严厉的：人们的力量被分散了，人们的行动缺乏效果，能量浪费在次要的问题上，优点没有得到利用，白白作了牺牲。民主派如果不作战略性的规划，很可能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一个规划得很差的行动大杂烩不可能把一个重大的抵抗活动推向前进。相反，它更可能让独裁政权加强它的控制和权力。

不幸的是，由于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有人制定完整的解放战略规划，独裁者就显得比他们实际要经久得多。他们存活的时间比应该的要长数年甚至数十年。

战略规划里的四个重要术语

为了帮助我们作战略性的思考，有必要澄清四个基本术语。

总体策略是这样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是协调和指导一个试图在冲突中实现其目标的集体的一切适当的和现有的资源（经济的，人力的、道义的、政治的、组织的等等）。

通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该集体在冲突中的目标和资源，总体策略决定在冲突中应当使用的最恰当的行动方式（例如常规军事战争还是非暴力斗争）。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在规划总体策略时，必须评估和计划应当对对方施加哪些压力和影响。此外，总体策略应包括决定发动初始的和随后的各次抵抗战役的恰当条件和时机。

总体策略确定为开展斗争而选择比较有限的策略的基本框架。总体策略还决定如何把总任务分配给特定的集体以及如何向他们分配斗争中使用的资源。

策略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在所选择的总体策略范围内，如何在冲突中最好地实现特定的目标。策略关注的是是否、何时和如何战斗，以及在为特定的目的而斗争时，怎样达到最大的效果。策略好比画家的构思，而策略规划好比建筑师的蓝图。

策略也可以包括力图建立一个如此优势的战略局面，以至对手能预见到公开冲突有可能导致他们注定失败，从而不经公开斗争而投降。或者，如果对方不这样做，那么由于战略局面的改善，会使挑战方在斗争中肯定取得胜利。策略还包括一旦取得成功时如何行动以便充分利用这种成功。

当用于斗争过程本身时，策略规划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战役将怎样展开，策略的各个组成部分怎样配合以便最有利地实现其目标。它包括在较小的战斗中巧妙的部署特定的行动集体。制定英明的策略规划必须考虑所选定的斗争方式在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同的方式会有不同的必要条件。当然，仅仅满足“必要条件”并不足以保证成功。还可能需要有其他因素。

在制定策略时，民主派必须明确规定他们的目标，并且决定如何衡量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作的努力的效果。这种规定和分析使战略家能够确定为达到所选择的每一目标的准确条件。这种对清晰性和明确性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战术计划。

战术和行动方法是用来贯彻策略的。战术是指在有限的局面里，巧妙地运用自

己的力量以取得最大的优势。战术是有限的行动，用来达到一个有限的目的。选择什么战术，取决于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冲突的一个有限的阶段如何利用现有的战斗手段来贯彻策略。为了达到最大的效果，必须这样选择和运用战术和方法，即经常注意实现策略目标。战术性的收获如果不能有助于实现策略目标，最终可能成为浪费的能量。

因此，战术关注的是符合广大策略的有限行动，正如策略符合总体策略。战术总是同战斗有关，而策略则包含更广泛的考虑。一个具体的战术只能被理解为一场战斗或战役的总策略的一部分。跟策略相比，战术用于较短的时间或较小的区域（地理的、机构的等等），或较有限的目标，或被较有限的人数所运用。在非暴力行动中，战术目标和策略目标之间的差别可以部分地由所选定的行动目标的大小来区别。

选择进攻性的交战，是为了支持实现策略性目标。进攻性交战是战略家的工具，用以创造有利于向对手发动决定性打击的条件。因此，最重要的是，受命计划和执行战术行动的人要擅长对局面的评估，和选择最适合这种局面的方法。预期要参与行动的人们，必须受有使用所选择的技巧和具体方法的训练。

方法是指行动的具体武器或手段。在非暴力斗争的技巧中，包括第五章里提到的几十种具体的行动形式（例如多种罢工、抵制、政治性不合作，等等）。（参见附录）

经过这一讨论，主要的结论是，为了从独裁政权下获得解放，需要使用人们的智力，经过计算，进行仔细的策略规划。不能明智地进行规划，可能导致灾难。而有效地使用人的智力，可以绘出一条有策略的航线，这条航线将审慎地利用人们拥有的资源，把社会推向自由和民主的目标。

第七章 如何规划策略

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抵抗运动的领袖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能够增强受苦受难的群众的力量、削弱并最后摧毁独裁政权，并且建设一个持久的民主政权。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行动计划，需要对局势和采取有效行动的选项作仔细的评估。通过这样的仔细分析，就能制定出实现自由的总体策略和具体的战役策略。总体策略和战役策略的制定尽管互有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只有在制定出总体策略以后，才能充分制定具体的战役策略。战役策略的设计需要使其能够实现和支持总体策略的目标。

制定抵抗运动的策略，需要注意许多问题和任务。下面，我们将指出在总体策略和战役策略层次上需要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不论哪一种策略规划，都要求抵抗运动的规划者对整个冲突局面有深刻的了解，包括对实体的、历史的、政府的、军事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经济的、和国际的等因素的注意。策略只有在考虑具体的斗争及其背景的条件下才能制定。

最重要的是，民主派的领袖和策略规划者应当评估运动的目标和重要性。目标是否值得搞一个大规模的斗争，为什么？至关紧要的是确定斗争的真正目标。我们在这里强调推翻独裁政权或除掉当政的独裁者是不够的。在这种冲突里，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有民主制度政府的自由社会。在这一点上明确无误，会影响总体策略以及一系列具体策略的制定。

策略家特别需要回答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

• 为实现自由，有哪些主要障碍？
• 哪些因素会有助于实现自由？
• 独裁政权的主要长处是哪些？
• 独裁政权有哪些弱点？
• 独裁政权的权力来源易受攻击的程度如何？
• 民主力量和一般群众的长处是哪些？
• 民主力量的弱点是哪些，怎样克服这些缺点？
• 没有直接卷入冲突，而正在或可能协助独裁政权或民主运动的第三方情况如何。如果正在或可能协助，又是以什么方式？

手段的选择

在总体策略的层次上，规划者需要选择未来冲突中将要使用的主要斗争手段。需要评估一些不同斗争技术，例如常规军事战争、游击战、政治反抗等等的优缺点。

在作出这种选择时，策略家需要考虑如下的一类问题：所选择的斗争方式是否民主派力所能及的？所选择的技术是否利用了被统治的群众的强项？这种技术是否针对独裁政权的弱点，还是打击它的最强处？这些手段是否有助于民主派更加自力

更生，还是需要依靠第三方或外来供应？在历史上，运用所选择的手段打倒独裁的记录如何？这些手段是增加还是减少未来冲突中发生的伤亡和破坏？假设能够成功地结束独裁政权，所选择的手段对斗争结果所出现的政府类型会有什么影响？在所制定的总体策略中，需要排除经确定有反效果的那些行动方式。

在前面几章里，我们强调政治反抗比其他斗争技术具有显著的优点。策略家需要考察他们的具体冲突局势，来确定政治反抗是否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正面的答案。

为民主而规划

应当记住，反对独裁政权的总体策略，其目标不只是要打倒独裁者，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并且使新的独裁政权不可能再出现。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选择的斗争手段将需要有助于改变社会上有效权力的分配。在独裁统治下，群众和公民机构太软弱，而政府太强大。如果不改变这种不平衡，一批新的统治者会和旧的统治者一样独裁，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因此，一个“宫廷革命”或政变是不受欢迎的。

如第五章所讨论的那样，政治反抗，通过动员社会反对独裁政权，有助于有效权力的比较公平的分配。这种过程以几种方式发生。非暴力斗争能力的发展意味着独裁政权暴力镇压的能力不再容易在群众当中产生恐吓和屈服。群众将拥有反对并有时阻止独裁者行使其权力的强大的手段。此外通过政治反抗来动员群众的权力将加强社会的独立机构。一旦行使了有效权力，这种经验是不会很快忘记的。斗争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会使群众不大可能轻易受未来想当独裁者的人所控制。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最终会更有可能建立持久的民主社会。

外来支援

作为总体策略的准备，需要评估内部抵抗和外部压力在摧毁独裁政权中所扮演的相对角色。在本文中，我们曾强调斗争的主要力量必须由国家内部来承担。即使有国际支援到来，它也会受内部斗争所激励。

作为适度的补充，可以努力动员世界舆论基于人道、道德和宗教的原因而反对独裁。可以采取行动得到政府和国际组织对独裁政权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可以有如下的各种形式：经济和军事的武器禁运、降低外交承认的等级或断绝外交关系、禁止经济援助和在独裁国家里投资、把独裁政权开除出各种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此外，也可以直接向民主力量提供如财政和通讯方面的支持等国际支援。

制定总体策略

在评估局势、选择手段和确定外来支援的角色以后，总体策略的规划者就需要粗线条地扼要叙述怎样开展冲突最好。总规划要从现在延伸到未来的解放和民主制

度的建立。规划者在制定总体策略时需要问自己各种问题。下面（比前面更具体一些）提出在设计政治反抗斗争的总体策略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长期斗争最好怎样开始？被压迫群众如何激起足够的自信和力量去挑战独裁政权，即使开始是以有限的方式去行动？如何随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增加群众实施不合作和反抗的能力？为重新取得对社会的民主控制和限制独裁政权，一系列有限战役应当有哪些目标？

有没有经历独裁统治而存活下来的独立机构，可以在建立自由的斗争中加以运用？从独裁者的控制底下可以收复哪些社会机构，或者在独裁统治还在继续的情况下，民主派需要创建哪些机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建立民主的势力范围？

如何发展抵抗运动的组织力量？如何训练参加的人？在斗争过程中需要哪些资源（财政、设备等等）？什么样的象征体系能最有效地动员群众？

用什么样的行动和在哪些阶段能够逐步削弱和切断独裁者的权力来源？反抗的群众怎样才能既坚持反抗，同时又保持必要的非暴力纪律？在斗争过程中，社会怎样才能继续满足其基本需要？当胜利临近时，民主抵抗运动如何继续建立独裁后的社会的机构性基础，使得过渡尽可能顺利？

必须记住，不存在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单一的蓝图，用来为所有反对独裁政权的解放运动制定策略规划。每一个打倒独裁政权和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都有所不同。没有两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独裁政权会有某些自己的特性，争取自由的群众的能力也会不同。政治反抗斗争策略的规划者不仅对他们具体的冲突局势，而且对他们所选择的斗争手段，需要有深刻的了解。

斗争的总体策略经过仔细规划之后，有充分的理由将它广泛传播。斗争需要有很多人参与，如果他们了解总的概念以及具体的指示，他们可能更愿意和更能够行动。这种知识有可能对他们的士气、他们参与和采取恰当行动的意愿，有非常正面的效果。总体策略的要点无论如何是会被独裁者知道的，而知道了总体策略的特点，有可能使他们在镇压时少残暴一点，意识到这会在政治上对他们自己产生反弹。对总体策略特点的了解有可能助长在独裁者自己阵营里的意见分歧和变节。

为打倒独裁政权和建立民主制度的总体策略被采纳以后，重要的是主张民主的团体要坚持运用它。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斗争才可以偏离最初的总体策略。当有大量证据表明所选择的总体策略设想有错误，或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的时候，规划者可能需要修改总体策略。即使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作出基本的重新评估和制定并采纳了新的、比较适当的总体策略规划以后才能这样做。

战役策略的规划

为结束独裁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而制定的总体策略，不论多么明智和有希望，总体策略是不会自行贯彻的。需要制定具体策略以指导旨在破坏独裁者权力的各个主要战役。这些策略转而体现和指导一系列旨在给予独裁者政权以决定性打击的战术性交锋。必须仔细选择战术和具体的行动方法，使它们有助于实现每一个具体策略的目标。这里的讨论集中于策略的层次。

像总体策略的规划者一样，为主要战役作规划的战略家需要对他们所选择的斗争技术的性质和运作方式有全面的了解。正如军官为了制定军事战略必须了解军队的结构、战术、后勤、弹药、地理条件的影响等等，政治反抗的规划者必须了解非暴力斗争的性质和策略原则。然而即使这样，了解非暴力斗争、注意本文的建议和回答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并不能产生策略。为斗争制定策略，仍旧需要建立在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创造性。

在为具体的、有选择的反抗战役和较长期地展开解放斗争而制定策略规划时，政治反抗战略家需要考虑各种问题。其中有：

• 确定战役的具体目标以及它们对贯彻总体策略的贡献。
• 考虑为贯彻所选择的策略的最有用的具体方法或政治武器。在一个特定的策略性战役的总计划中，需要决定为了对独裁政权的权力来源施加压力和限制，应当运用哪些较小的、战术性的计划和哪些具体的行动方法。应当记住，主要目标的实现是仔细选择和贯彻较小的具体步骤的结果。
• 确定是否应当或怎样把经济问题同总的来说是政治性的斗争联系起来。如果在斗争中经济问题会很突出，需要注意使经济的诉求在独裁统治结束以后实际上能够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如果在向民主社会过渡时期不能提供迅速的解决办法，可能会产生失望和不满。这种失望可能会使答应结束经济困难的独裁力量容易出现。
• 事先确定为启动抵抗斗争，什么样的领导结构和通讯系统最适合。在斗争过程中，什么样的决策和通讯手段能给抵抗者和广大群众提供不断的指导。向广大群众、独裁者的队伍和国际媒体传达抵抗运动的新闻。一切声言和报导必须严格符合事实。夸大其词和无根据的声言会破坏抵抗运动的信誉。
• 自力更生的、有建设性的社会、教育、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计划，以满足即将到来的冲突过程中自己队伍的需求。这类项目可以由不直接参与抵抗活动的人来执行。
• 确定为支持具体战役或总的解放斗争，什么样的外援是合适的。怎样最好地动员和使用外部援助，而不致使内部斗争依赖不确定的外部因素？需要注意哪些外部团体最可能、也最适合援助，例如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宗教或政治团体、工会等等）、政府以及（或者）联合国及其各机构。

此外，抵抗运动的规划者需要采取措施，在反对独裁控制的群众抵抗过程中维持秩序和满足自己队伍的社会需要。这样做不仅会创建替代的独立民主机构和满足真正的需要，而且还会减少那种声称必须要用无情的镇压才能制止骚乱和目无法纪的局面的可信度。

传播不合作的概念

针对独裁政权的政治反抗要想成功，群众必须掌握不合作的概念。正如“狙公”的故事（见第三章）所阐明的，基本概念很简单：尽管受到镇压，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下属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拒绝继续合作，暴虐的体制会遭到削弱而最终崩溃。

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可能已经从不同的来源熟悉这个概念。尽管如此，民主力量应当有意识地传播和推广不合作的概念。可以在全社会散布“狙公”的故事或类似的故事。这种故事很容易理解。人们一旦掌握了不合作的一般概念，他们就能够理解今后针对独裁政权实行不合作的号召的意义。他们自己也将能够在新的形势下即兴创造出许多具体形式的不合作。

尽管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企图传播想法、新闻和抵抗指示有困难和危险，民主派已经证明这往往是可能的。即使在纳粹和共产党统治下，抵抗份子不仅能够同别的个人进行联系，而且能通过发行非法报纸、传单、书本以及近年来利用录音带和录影带同广大的公众进行联系。

有了事先进行策略规划这个优点，就可以制定和散布抵抗运动的一般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可以指出，在哪些问题和情况下群众应当抗议和拒绝合作，以及怎样去做。这样一来，即使来自民主运动领导的联系被切断，也没有发出或收到具体指示，群众会知道针对一些重要问题该怎样行动。这些指导原则还可以提供一种检验，用以识别政治警察为了挑起毁誉的行动而伪造的“抵抗运动指示”。

镇压和反措施

策略规划者需要评估独裁政权对民主抵抗行动可能的回应和镇压，特别是暴力的临界点。需要确定如何承受、反击或避免这种可能加紧的镇压而不致屈服。战术上，在具体的场合，需要给群众和抵抗份子发出有关预期的镇压的警告，使他们知道参与行动的风险。如果镇压可能相当严重，应当做好对抵抗份子伤员提供医疗支援的准备。

预料到会有镇压，战略家最好事先考虑采用有助于实现解放或某个战役的具体目标，又能减少残暴镇压的可能性的战术和方法。例如，针对极端独裁政权的街头示威和游行也许很有戏剧性，但也可能冒数以千计的示威者死亡的风险。然而，示威者付出的高昂代价，实际上不一定比每个人呆在家里、罢工或公务员大规模不合作的行为能够对独裁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

如果有人建议为了某个策略性的目的，需要采取有大量伤亡风险的挑衅性抵抗行动，那么应当非常小心考虑这项建议的代价和可能的收获。在斗争过程中，群众和抵抗者是否有可能遵守纪律和非暴力？他们是否能抵制有人煽动采用暴力？规划者必须考虑，尽管面对暴行，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持非暴力纪律和保持抗争。类似誓言、政策声明、纪律传单、示威纠察队和对赞成暴力的个人和团体实行制裁等措施，是否行得通和是否有效？领导者应当永远警惕钻到自己队伍里来专门煽动示威群众采用暴力的坐探。

遵守策略规划

一旦有了一个健全的策略规划，民主势力不应当被独裁者的一些次要的动作分

散其注意力，这些次要动作有可能诱使他们偏离总体策略和某一特定战役的策略，使他们把重大活动集中到不重要的问题上去。也不应当让一时的情绪──也许是对独裁政权新的暴行的反应──使民主抵抗运动偏离它的总体策略或战役策略。那些暴行的施行，可能正是为了挑动民主力量放弃他们的周到的规划，甚至作出暴力的行动，使独裁者更容易击败他们。

只要认定基本的分析是健全的，民主派队伍的任务就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当然，战术和阶段性目标可能会有变更，优秀的领导者会随时利用机会。这些调整不能同总体策略的目标或具体战役的目标混为一谈。小心谨慎地贯彻所选定的总体策略和特定战役的策略，会大大有助于取得成功。

第八章 运用政治反抗

在群众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的情况下，交给公众的最初任务必须是低风险的、建立信心的任务。这类行动，例如以不寻常的方式穿衣服，可以公开表示一种异议，并给公众一个机会以显著的方式参与异议行动。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较次要的非政治性的问题（例如争取供应安全的水源）作为集体行动的重点。策略家应当选择这样的问题，其价值会被广泛认可而又难以拒绝。在这类有限的战役里取得胜利不仅能解决具体的诉求，而且使群众确信他们真正有潜在的力量。

长期斗争的各个战役策略，多数不应当以立即彻底打倒独裁政权为目的，而应当是为了达到有限的目的。也不是每一个战役都需要群众的各个部分都参加。

在思考为贯彻总体策略的一系列具体战役时，政治反抗策略家需要考虑长期斗争的初期、中期和接近结束时各个战役的区别。

选择性抗争

在斗争的初期阶段，有分别的、具体目标不相同的战役会很有用处。这些有选择性的战役可以一个接一个。有时，两三个战役可能在时间上互相重叠。

在规划“选择性抗争”的策略时，需要确定象征独裁政权总的迫害的一些具体的、有限的问题和诉求。这些问题可以作为在总体策略范围内为达到中期策略目标而开展战役的恰当的目的。

这些中期策略目标需要是民主力量当前的或预期的能力能够实现的。这样有助于保证一系列胜利，这对士气有利，也有助于在长期斗争中逐步改变力量对比。

选择性抗争的策略应当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选择这类问题，可以是为了使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不受独裁者的控制、为了夺回当前被独裁者控制的某一部分、或者不让独裁者达到某个特定目的。如有可能，选择性抗争的战役也应当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打击独裁政权的一个或几个弱点。这样，民主派就能用他们现有的能力施加最大可能的影响。

策略家们需要很早就规划至少第一次战役的策略。它的有限目标将是哪些？它怎样有助于实现所选择的总体策略？如有可能，最好至少也制定第二次、也许还有第三次战役的策略的概要。所有这些策略都需要贯彻所选择的总体策略，并在其要点范围以内运作。

象征性的挑战

在为削弱一个独裁政权的新战役开始的时候，最初的比较具体的政治行动可能范围有限。这类行动的设计，一部分应当是为了测验和影响群众的情绪，并使他们有通过不合作和政治反抗进行持续斗争的准备。

最初的行动很可能采取象征性抗议的形式，或者是一个有限的或暂时的不合作的象征性行动。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少，最初的行动可能是譬如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献花。另一方面，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很多，那么就可以搞一个五分钟停止一切活动或静默几分钟。在另一些情况下，少数人可以举行绝食、在某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守夜、学生短暂的罢课、或在某个重要办公场所暂时静坐。在独裁统治下，这类比较挑衅性的行动很可能会遭到严厉的镇压。

有些象征性的行动，例如实质上占据独裁者宫殿或政治警察总部的前门，可能风险很高，因而不适合用来启动一个战役。

初始的象征性抗议有时引起重大的全国或国际注意──例如1988年缅甸的群众性街头示威或1989年北京天安门的学生绝食。这两个案例里示威者的重大伤亡表明，策略家规划战役时需要非常谨慎。尽管有巨大的道义和心理影响，但这类行动本身不大可能摧毁一个独裁政权，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象征性的，不能改变独裁政权的权力地位。

在斗争初期，通常不可能完全和迅速地切断独裁者的权力来源。那样会需要几乎全体民众和社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他们此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顺从的──都绝对拒绝政权并突然以大规模和坚决的不合作来反抗它。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反对独裁政权的初期战役，全面不合作和反抗的快速战役的策略是不现实的。

分担责任

在选择性抗争战役过程中，在一段时间里，斗争首当其冲的通常是群众的一个或几个部分。在较后的，具有不同目标的另一战役中，斗争的负担将会转移到群众的另一些部分。例如，学生可能为某个教育问题而罢课，宗教领袖和信徒可能集中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铁路工人可能事无钜细地遵守安全规程使铁路系统放慢速度，新闻记者可能以出版开天窗的报纸（被禁的文章处留出空白）挑战新闻检查，警察可能三番五次地抓不到遭通缉的民主反对派份子。按照不同的问题和群众集体，分阶段地开展抗争战役，能在抗争继续进行的同时，让群众的某些部分得到休息。

选择性抗争对保卫处于独裁政权控制之外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性团体和机构的存在和自治特别重要，这一点前文已有简短论述。这些权力中心提供了群众赖以施加压力和抵制独裁控制的机构性基础。在斗争中，这些团体和机构很可能是独裁政权打击的第一批目标。

瞄准独裁者的权力

随着长期斗争从初期的策略发展到更雄心勃勃的和高级的阶段，策略家就需要计算怎样能进一步限制独裁者的权力来源。这时的目标将是运用群众性不合作，创造一个新的、对民主力量更有利的策略局面。

随着民主抗争力量的增强，策略家将策划雄心更大的不合作和反抗，以切断独裁者的权力来源，其目的是加剧政治瘫痪，而最终使独裁政权本身瓦解。

需要仔细规划民主力量怎样才能削弱人们和各个集体过去给独裁政权提供的支持。有可能削弱他们给独裁政权的支持的，是揭露政权的暴行、暴露独裁者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经济后果、还是对能够结束独裁政权的新的认识？至少应当诱导独裁者的支持者采取“中立”的行动（“骑墙派”），或者更好的是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在规划和执行政治反抗和不合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仔细注意独裁者的所有主要支持者和助手，包括他们的内部派系、政党、警察和官僚，但特别是军队。

需要仔细评估军队，包括士兵和军官，对独裁政权的忠诚度，并应作出判断，军队是否会接受民主力量的影响。许多普通士兵是否不幸的、心里害怕的义务兵？许多官兵是否由于个人、家庭或政治原因而同政权疏远？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可能使官兵易受民主力量的瓦解？

在解放斗争的初期，应当制定专门的策略来联系独裁者的军队和官僚。民主力量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和行动让军队知道解放斗争将会是激烈、坚决和持久的。应当让军队了解，斗争会具有特殊的性质，旨在摧毁独裁政权而不是要威胁他们的生命。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破坏独裁者军队的士气，最后瓦解他们的忠诚和服从，以有利于民主运动。类似的策略也可以针对警察和公务员。

但是，不要把企图在独裁者的队伍当中获得同情并最终诱导他们不服从解释为鼓励军队通过军事行动很快结束当前的独裁政权。这样一种局面不大可能建立一个能够运作的民主制度，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政变并不能纠正群众和统治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因此，需要策划如何让同情的军官理解，不论是军事政变还是反对独裁政权的内战，都既不需要也不合适。

同情的军官在民主斗争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军队里散播不满和不合作、鼓励故意的低效率和默默地不理会命令和支持部队拒绝执行镇压。军事人员也可以给民主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积极的非暴力援助，包括安全通行、信息、饮食、医疗器材等等。

军队是独裁者最重要的权力来源之一，因为它可以直接利用其纪律严明的军事单位和武器，打击和惩罚不服从的群众。反抗运动的策略家应当记住，如果警察、官僚和军队始终全力支持独裁政权并在执行其命令时完全服从，那么要瓦解独裁政权是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因此，民主策略家应当对旨在瓦解独裁者队伍的忠诚的策略给予高度优先考虑。

民主力量应当记住，军队和警察队伍里的不满和不服从对这些队伍的成员来说可能是很危险的。士兵和警察的任何不服从会遭到严厉惩罚，而叛变行为会导致死刑。民主力量不应当要求官兵们立即叛变。而是在有可能联系的情况下，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起初可以采取许多比较安全的“隐蔽的不服从”的形式。例如，警察和军队可以无效率地执行镇压的指令、找不到遭通缉的人、警告抵抗者即将进行镇压、逮捕或驱逐出境、以及不向上级报告重要的信息。不满的军官则可以不向下级传达镇压的命令。士兵可以向示威者头上开枪。同样，公务员这方面则可以遗失文件和指示、无效地工作、还有“生病”以便呆在家里直到他们“康复”。

策略的变更

政治反抗的策略家需要经常评估总体策略和具体战役策略的贯彻情况。例如，有可能斗争进行得不如预计的那样好。在那种情况下就必须计算策略可能需要有哪些变更。怎样才能增强运动的力量并重新取得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定问题的所在、作出策略性的重新评估、可能把斗争的任务转移给另一个群体、动员另外的权力来源和制定替代的行动方针。这些事完成以后，应当立即贯彻新的规划。

与此相反，如果斗争进行得比预计的要好得多，独裁政权的崩溃进行得比原先计算的要早，民主力量怎么才能充分利用意想不到的进展，向前推进使独裁政权瘫痪？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探讨这个问题。

第九章 瓦解独裁政权

一系列实施得良好的、成功的政治反抗战役累积的结果是使抵抗运动得到增强，使独裁政权的有效控制受到限制的社会领域得以建立和扩大。这些战役还提供了怎样拒绝合作和进行政治反抗的重要经验。当大规模不合作和反抗的时机到来的时候，这些经验会有很大帮助。

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服从、合作和屈服是使独裁者们能够强大的必要条件。独裁者们如果得不到政治权力的来源，他们的权力就会削弱，最后消失。因此，收回支持是瓦解一个独裁政权必须要有的主要行动。回顾一下政治反抗怎样能够影响权力来源是有好处的。

象征性的拒绝和反抗行为，是削弱政权的道义和政治权威──它的正当性──可供使用的手段。政权的权威越高，它所得到的服从和合作就会越多和越可靠。为了真正威胁独裁政权的生存，需要用行动来表达道义上的反对。为了切断政权的其他权力来源，需要收回合作和服从。

第二个重要的权力来源是人力资源，即服从、合作和支持统治者的人和团体的数量。如果群众的大部分实行不合作，政权就会遇到严重麻烦。例如，如果公务员不再以通常的效率工作或甚至呆在家里，行政机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同样，如果不合作的人和集体当中包含过去提供技能和知识的那些人和集体，独裁者们就会看到贯彻他们自己意愿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甚至他们根据完整信息作出决定和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通常促使人们服从和帮助统治者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影响──叫作无形因素──被削弱或倒转过来了，群众就会比较倾向于不服从和不合作。

独裁者们掌握的物质资源也直接影响他们的权力。如果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财产、自然资源、运输和通讯手段控制在政权的实际或潜在的反对者手里，那么他们的又一个主要的权力来源就受到威胁或被去除了。罢工、抵制和在经济、通讯和运输领域里日益增加的自治会削弱政权。

如前所述，独裁者们威胁或实施制裁──对不受管束、不服从和不合作的那部分群众进行惩罚──的能力是独裁者权力来源的核心。有两种方法可以削弱这个权力来源。第一，如果群众准备（例如在战争中）冒严重后果的风险作为反抗的代价，那么制裁的效力就会大大降低（就是说，独裁者们的镇压就不能达到他们所希望的屈从）。第二，如果警察和军队本身开始不满，他们可能以个人或群体的方式回避甚至干脆违抗逮捕、毒打或枪杀抵抗者的命令。如果独裁者们不再能够依靠警察和军队执行镇压，独裁政权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总之，要想成功地反对地位牢固的独裁政权，不合作和反抗运动就必须要减少和去除政权的权力来源。没有所需权力来源的不断补充，独裁政权会变弱并最后瓦解。因此，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有效的政治反抗策略规划，需要针对独裁者们的最重要的权力来源。

使自由升级

自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的成长，结合选择性抗争阶段的政治反抗，会逐步扩大社会的“民主空间”和缩小独裁政权的控制。随着社会的公民机构相对于独裁政权变得日益强大，那么，不论独裁者们想要怎样，群众却在一步接一步地建立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独立的社会。如果独裁政权为了终止这种“自由的升级”而进行干预，可以运用非暴力斗争来保卫这个新得到的空间，而独裁政权在斗争中就面临又一个“战线”。

假以时日，抗争和建立机构相结合能导致实际上的自由，使独裁政权的崩溃和民主制度的正式建立变得无法否认，因为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了。

波兰在1970 和1980 年代提供了抵抗运动收回社会功能和机构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天主教会曾经受迫害，但始终没有完全被共产党控制。在1976年，一些知识份子和工人组成了例如K.O.R.（工人保卫委员会）的小型团体，来推进他们的政治主张。团结工会的组成，伴随着它组织有效罢工的能力，迫使当局在1980年承认它的合法化。农民、学生和许多其他团体也组成了他们各自的独立组织。当共产党发现这些团体已经改变了权力的现实状况时，又重新取缔了团结工会，并且诉诸军事统治。

即使在军法统治下经受了许多监禁和严酷迫害，这些新的、独立的社会机构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数以十计的非法报纸和杂志继续出版。非法出版社每年发行数以百计的书，而知名的作家抵制了共产党刊物和官方的出版社。类似的活动在社会的其他部分也继续进行。

在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军事政权下，有一段时间军事─共产党政府被描述成在社会头上跳来跳去。官员们照样占据政府办公室和大楼。政权照样能够打进社会，实施惩罚、逮捕、监禁、没收印刷机等等。但是，独裁政权却无法控制社会。从那时开始，社会最终能够彻底打倒那个政权只是时间问题了。

即使在独裁政权占据政府位置的时候，有时也可能组织一个民主的“平行政府”。它日益作为一个竞争的政府而运作，群众和社会上的机构则对这个政府给予效忠、遵从和合作。结果，独裁政权日益被剥夺了这些政府特征。最后，民主的平行政府可能完全取代独裁政权，作为向民主制度过渡的一部分。到适当时候，就会通过宪法、举行选举作为过渡的一部分。

瓦解独裁政权

当社会的机构性转变正在进行的时候，反抗和不合作运动可能升级。民主力量的策略家应当及早考虑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即民主力量可以超越选择性抗争而发动大规模反抗。在大多数场合，创造、建立或扩大抗争能力需要时间，而只有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发起大规模反抗。在此期间，应当发动具有日益重要的政治目标的选择性抗争的战役。应当使社会各阶层的更多群众参与。在活动升级的这个过程中，只要有坚决的和有纪律的政治反抗，独裁政权的内部弱点很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强大的政治反抗和独立机构的建立相结合，经过一段时间很可能会产生国际上

支持民主力量的外交谴责、抵制和禁运（像在波兰那样）。

策略家应当注意在某些情况下独裁政权的倒塌可能发生得非常快，像1989年东德那样。当权力来源由于全体民众对独裁政权的厌恶而被大规模切断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常见，最好还是计划长期斗争（但对为期短的斗争要有所准备）。

在解放斗争过程中，每一个胜利，即使是在有限问题上的胜利，也应当庆贺。赢得胜利的人们应当受到表彰。庆贺的同时不忘警惕，还能有助于鼓舞今后各斗争阶段需要有的士气。

负责任地对待成功

总体策略的规划者应当事先考虑有哪些可能的和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最妥善地结束一场成功的斗争，以防止出现新的独裁和保证逐步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

民主派应当考虑在斗争结束时怎样处理从独裁到临时政府的过渡。在那个时候，最好迅速建立一个能够运作的新政府。但是，这个政府不能只是旧政府换上新人员。需要考虑旧政权机构的哪些部门（例如政治警察）由于它们内在的反民主性质必须彻底废除，哪些部门应当保留，以待以后加以民主化。全面的政府真空可能给混乱或新的独裁开辟道路。

需要事先考虑确定独裁政权瓦解时对旧政权高级官员的政策。例如，独裁者是否付诸审判？是否准许他们永远离开这个国家？还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处理办法，符合政治反抗、重建国家和胜利后建设民主的需要？必须避免血洗，这会给未来能否建立民主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向民主过渡的具体计划应当事先有所准备，当独裁政权正在变弱或瓦解时予以实施。这种计划有助于防止别的集团通过政变夺取国家权力。还需要有建立有充分政治和个人自由的民主宪政政府的计划。不应当因为缺乏计划而丧失掉以巨大代价赢得的变革。

面对日益拥有权力的民众和独立的民主集团和机构的增长──这些都是独裁政权所无法控制的──独裁者们会发现他们的整个赌注正在烟消云散。社会上的大规模停工、总罢工、大批的人呆在家里不上班、反抗性的游行或其它活动会日益破坏独裁者们自己的组织和相关的机构。这类反抗和不合作只要执行得周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大量群众参与，其结果将是独裁者们变得毫无权力，而民主的捍卫者将不需要诉诸暴力就能取得胜利。独裁政权在反抗的群众面前会土崩瓦解。

这种努力不是每一次都会成功，尤其不会轻易成功，也很少会迅速成功。应当记住，军事战争失败和胜利的次数是相等的。然而，政治反抗提供了获胜的真实可能性。如前所述，通过制定英明的总体策略、小心谨慎的策略规划、艰苦的工作和有纪律而勇敢的斗争，可以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

第十章 为持久的民主打基础

独裁政权的瓦解当然值得庆贺。经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苦难又以巨大的代价进行了斗争的人们有理由享受一段时间的欢乐、放松和赏识。他们应当为自己和所有同他们一起为赢得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感到骄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会作为帮助在这个国家缔造自由的历史的英雄而受到人们的纪念。

可惜的是，这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即使通过政治反抗成功地瓦解了独裁政权，仍必须注意采取措施防止在旧政权垮台后的混乱中出现新的暴政。民主力量的领导者们应当事先就为有秩序地向民主过渡作好准备。需要解散独裁的机构。需要建立一个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宪政和法律基础和行为准则。

不要认为随着独裁政权的垮台，就会立即出现一个理想社会。独裁政权的瓦解只是在自由有所改善的条件下为今后的长期努力提供了一个起点，以便改善社会和更充分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会持续多年，需要许多人和群体的合作才能求得解决。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提供机会，使怀有不同观点和主张采取不同措施的人们能够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和制定政策，来处理未来的问题。

新独裁的威胁

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曾经警告过：“...僭主制还会转为另外形式的僭主制...。” 从法国（雅各宾党人和拿破仑）、俄国（布尔什维克）、伊朗（阿亚杜拉Ayatollah）、缅甸（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LORC）以及其他地方，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表明，一个压迫性的政权的倒塌会被某些人们和集团看作只是让他们插手充当新主人的机会。他们的动机可能各异，但结果却往往大致相同。新的独裁政权的控制甚至可能比旧政权更残暴和彻底。

甚至在独裁政权垮台以前，旧政权的某些成员可能会企图通过发动政变，先发制人地取代群众抵抗运动的胜利，使争取民主的斗争夭折。政变者可能声称是为了打倒独裁，但实际上只是企图强加一个旧独裁的经过整修的新版本。

阻止政变

针对新解放的社会的政变，是有办法击败的。有时候，事先知道有这种防卫能力就足以阻止政变的企图。准备能产生预防。

政变者发动一场政变以后立即需要有正当性，即人们对他们进行统治的道义和政治权利的认可。因此，反政变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拒绝授予政变者以正当性。

政变者还需要民间领袖和公众表示支持、无所适从或只是消极被动。政变者需要专家和顾问、官僚和公务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法官们的合作，才能巩固他们对受其影响的社会的控制。政变者还需要参与政治体制、社会各机构、经济、警察和军队的运作的广大人们会被动地屈从并按照政变者的命令和政策执行他们的日常职责。

反政变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用不合作和反抗来抵制政变者。必须拒绝提供政变者所需要的合作和帮助。用于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手段，基本上同样可以用于反对新的威胁，不过要立即采取行动。如果人们拒绝给予正当性和合作，政变可能死于政治饥饿，而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机会得以恢复。

起草宪法

新的民主制度将需要一部宪法以确立所期望的民主政府框架。这部宪法应当规定政府的目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挑选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选举的方法和时间、人民固有的权利以及全国性的政府同其他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中央政府里，如果要保持其民主性的话，就应当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之间树立明确的分权。对警察、情报机构和军队的活动应当有严格的限制，以禁止任何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干扰。

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和阻止独裁倾向和手段，宪法最好确立一种联邦制度，同时有相当大的专有权力保留给地区、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瑞士的州制度，其中面积相对较小的地区保有主要的权力，同时仍旧是全国的一部分。

如果新解放的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具有上述许多特点的一部宪法，那么恢复启用它，如果认为需要和合适的话并加以修订，也许是明智的。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旧宪法，也许需要按一个临时宪法先运作起来。否则，就需要制定一个新宪法。制定新宪法将需要相当的时间和思考。最好有公众参与这个过程，为了批准新的条文或修正条文，这也是必要的。在宪法里包含以后可能无法实现的诺言或需要高度集中的政府的条款要特别审慎，因为这两者都可能有利于出现新的独裁。

宪法的用语应当是占入口的大多数能够理解的。宪法不应当太复杂或太模棱两可，以致只有律师或其他精英才能自称能够理解它。

民主的防卫政策

解放了的国家可能面临外来的威胁，因此需要有防卫的能力。这个国家也可能受外来的、企图确立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的威胁。

为了维持国内民主，应当认真考虑将政治反抗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国防的需要。 通过把抵抗能力直接放在公民手里，新解放的国家就可能不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后者本身可能对民主产生威胁，或者占用别的用途所迫切需要的大量经济资源。

必须记住，有些集团为了把自己树立为新的独裁者，会无视任何宪法条款。因此，民众永远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是用政治反抗和不合作来对付未来想当独裁者的人并保卫民主的机构、权利和程序。

高尚的责任

非暴力斗争的作用不仅是削弱和去除独裁，而且还要给受压迫的人们授权。这种方法使原来感到自己只是一枚棋子或受害者的人们能够直接运用权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正义。这种斗争经验具有重要的心理效果，有助于原来毫无权力的人们增强自尊和自信。

利用非暴力斗争来建立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的长期有益效果是社会将更有能力处理当前的和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政府将来的滥权和腐败、对任何群体的虐待、经济性的非正义以及对政治体系的民主性质设限。有政治反抗经验的民众不大容易受未来独裁政权之害。

获得解放以后，熟悉非暴力斗争将为保卫民主、民权、少数族群权利以及地区、省、地方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的特权提供一些途径。这些手段也让人民和群体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表示极度的异议，而过去反对派群体有时曾为这些问题而诉诸恐怖主义或游击战。

本文探讨政治反抗或非暴力斗争的思想，旨在对寻求解除他们的人民所受的独裁压迫并建立一个持久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尊重人类自由和群众为改善社会而采取行动）的所有人们和群体有所帮助。

以上扼要叙述的想法有三个主要结论：

• 从独裁统治下获得解放是可能的；
• 为达此目的，需要有审慎的思考和策略性的规划；
• 需要有警觉、艰苦的工作和有纪律的、往往代价巨大的斗争。

人们常说：“自由不是免费的”，这句话千真万确。不会有外来的力量来赐予被压迫人民他们所渴望的自由。人民必须学会自己去取得自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人们能领会需要什么才能解放自己，他们就能制定一些行动方针，通过许多艰苦的努力，最终得到他们的自由。然后，再假以勤奋，他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秩序并准备保卫它。通过这种斗争赢得的自由可以是持久的。这种自由能够由献身于保护它并使它更丰富多采的坚韧的人民维持下去。

附录 非暴力行动的方法

非暴力抗议和劝说的方法

正式声明

1. 公开讲演

2. 表示反对或支持的信件

3. 组织和机构的宣言

4. 有签名的公开声明

5. 起诉和意向宣言

6. 集体或群众请愿

向广大的公众传达信息

7. 口号、漫画和象征物

8. 横幅、标语和张贴的宣传品

9. 传单、小册子和书籍

10. 报纸和杂志

11. 唱片，电台和电视台

12. 天书（租用飞机在天空喷出烟雾组成文字）和地书（在山坡或空地上书写标语）

集体表达意愿

13. 推派代表团

14. 模拟颁奖（嘲笑性的）

15. 集体游说

16. 纠察线

17. 模拟选举

象征性的公开行为

18. 展示旗帜和象征性彩旗

19. 佩戴象征标识

20. 祷告和崇拜仪式

21. 发放象征性物品

22. 裸体抗议

23. 破坏自己财产

24. 象征性灯光

25. 展示肖像

26. 用油彩抗议

27. 新的标牌和名称

28. 象征性的声音

29. 象征性重申权利

30. 粗鲁的举止

对个人施加压力

31.“跟踪”

32. 奚落、嘲笑官员

33. 交友

34. 烛光守夜

戏剧和音乐

35. 幽默小品、讽刺剧

36. 戏剧和音乐表演

37. 唱歌

各种游行

38. 行进

39. 游行

40. 宗教游行

41. 朝拜

42. 摩托车队

荣誉葬礼

43. 政治性悼念

44. 模拟葬礼

45. 示威性葬礼

46. 在墓地致敬

公开集会

47. 表示抗议或支持的集会

48. 抗议性集会

49. 伪装的抗议性集会

50. 宣讲会

撤退和放弃

51. 退场

52. 静默

53. 放弃荣誉

54. 转身蔑视

不合作的方法

社会性不合作的方法

对个别人的排斥

55. 社会性抵制

56. 选择性的社会抵制

57. 莱希斯脱拉塔式（Lysistratic）的非行动

58. 开除教籍逐出教会

59. 禁制、停权

与社会活动、习俗及机构不合作

60. 停止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

61. 抵制社会事务

62. 学生罢课

63. 社会性不服从

64. 退出社会机构

退出社会系统

65. 呆在家里

66. 个人的全方位不合作

67. 工人出走

68. 避难所

69. 集体失踪

70. 抗议性移民

经济性不合作的方法: (1) 经济性抵制

消费者的行动

71. 消费者抵制

72. 不消费被抵制商品

73. 节俭政策

74. 拒交租金

75. 拒绝租让房屋

76. 全国性消费者抵制

77. 国际性消费者抵制

工人和生产者的行动

78. 工人抵制

79. 生产者抵制

中间人的行动

80. 供货商和中间商的抵制业主和管理层的行动

81. 贸易商的抵制

82. 拒绝出租或出售财产

83. 停业

84. 拒绝工业援助

85. 集体罢市

拥有财金资源者的行动

86. 挤兑银行存款

87. 拒绝支付各种费用和规费

88. 拒绝支付欠款或利息

89. 断绝资金和信用贷款

90. 拒受收益

91. 拒绝政府的钱

政府行动

92. 国内禁运

93. 贸易商黑名单

94. 国际性卖主禁运

95. 国际性买主禁运

96. 国际性贸易禁运

经济性不合作的方法: (2) 罢工

象征性罢工

97. 抗议性罢工

98. 闪电式罢工

农业罢工

99. 农民罢工

100. 农场工人罢工

特殊团体的罢工

101. 拒绝强制性劳役

102. 监狱犯人罢工

103. 手工业者罢工

104. 专业人员罢工

一般的工业罢工

105. 单个企业罢工

106. 行业罢工

107. 同情性罢工

有限罢工

108. 企业内部分行业工人罢工

109. 轮流罢工

110. 消极怠工

111.“照章办事”磨洋工

112. 请病假

113. 以辞职罢工

114. 有限罢工

115. 选择性罢工

多行业罢工

116. 多行业同步罢工

117. 总罢工

罢工和经济性抵制相结合

118. 罢工、罢市

119. 停止经济活动

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拒绝政府权威

120. 放弃效忠

121. 拒绝提供公众支持

122. 主张抵抗的文字和言论

公民同政府的不合作

123. 抵制立法机构

124. 抵制选举

125. 抵制政府工作和职务

126. 抵制政府部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127. 退出政府教育机构

128. 抵制政府支持的组织

129. 拒绝帮助执法人员

130. 拆除属于自己的标牌和标识

131. 拒绝接受被任命的官员

132. 拒绝解散现有的机构

公民不服从的替代办法

133. 消极的和缓慢的服从

134. 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拒绝工作

135. 公众不服从

136. 隐蔽的不服从

137. 拒绝散会

138. 静坐

139. 拒绝征兵和被驱逐出境

140. 藏身、逃亡和使用假身份

141. 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

政府雇员的行动

142. 选择性拒绝接受政府人员的帮助

143. 阻断政府命令和信息的流通

144. 拖延和阻拦

145. 一般的行政管理性不合作

146. 司法方面的不合作

147. 执法人员故意怠工和选择性不合作

148. 兵变

国内的政府行动

149. 准合法的回避和拖延

150. 某些政府单位的不合作

国际性的政府行动

151. 更换外交和其他代表

152. 推迟和取消外交活动

153. 不予外交承认

154. 断绝外交关系

155. 退出国际组织

156. 拒绝成为国际机构的成员

157. 开除出国际组织

非暴力干预的方法

心理干预

158. 自我承受酷热严寒

159. 禁食

(a) 道德压力的禁食

(b) 绝食

(c) 不合作主义式绝食

160. 反诉（变原告为被告）

161. 非暴力骚扰

形体干预

162.（在特定的建筑物内）进坐

163.（在特定的建筑物前）强行站立

164.（在特定的车座）强行搭车

165.（在特定的沙滩）强行涉水

166.（在特定的场所）强行逗留游荡

167. 强行祈祷

168. 非暴力进袭

169. 非暴力空袭

170. 非暴力入侵

171. 非暴力挺身介入

172. 非暴力阻挡

173. 非暴力占领

社会干预

174. 建立新的社交模式

175. 使设备不堪负荷

176. 浪费对方办公人员的时间

177. 强行发言干扰

178. 游击剧场

179. 建立取代性社会机构

180. 建立取代性传播系统

经济干预

181. 倒罢工（无偿工作）

182. 留守罢工

183. 非暴力占用土地

184. 反抗封锁禁运

185. 为达成政治目的而印制伪钞

186. 垄断性购买

187. 没收资产

188. 倾销

189. 选择性的专顾

190. 设立替代性市场

191. 建立替代性交通系统

192. 成立替代性经济机构

政治干预

193. 使行政系统超越负荷

194. 暴露特务身份

195. 设法入狱

196. 公民不服从“中性”的法律

197. 坚守岗位，拒同篡权者合作

198. 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

关于翻译和翻印本刊物的说明

本刊物为了便于传播，已置于公共领域。即任何人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刊物。

然而，作者希望提出几项要求，虽然人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必须满足这些要求。

• 如果翻印的话，作者要求对文字不加改变，无论是增添还是删节。
• 作者要求欲翻印此文件的人给予通知。通知可以提交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联系办法请见本刊物开头，目录以前的部分)。
• 如果翻译的话，作者要求必须特别注意保持原文的含义。本刊物的某些用语不大容易翻译成其它语言，如“非暴力斗争”及有关的用语可能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因此，必须仔细考虑如何翻译这些用语和概念，使得新的读者能准确理解。
• 对于希望翻译此作品的团体和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翻译程序，可能有所帮助。这套程序详见英文版的 "A Note About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ing of this Publication" 一节。

作者简介

吉恩·夏普，哲学博士（牛津），是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他拥有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及牛津大学政治理论哲学博士学位。他还被授予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College）法学博士和里维耶学院（Rivier College）人道服务博士荣誉学位。他是麻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Dartmouth）校区政治学荣誉教授。他曾任教于奥斯陆大学和麻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并且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从事将近三十年研究。他的英文著作包括《非暴力行动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1973）、《政治策略家甘地》（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1979）、《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1980）、《使欧洲不可征服》（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1985）、《群众性防卫：一种超军事的武器系统》（Civilian-Based Defense: A Post-Military Weapons System，1990；李方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年）。一本主要的新书正在准备中《开展非暴力斗争：二十世纪的实践和二十一世纪的潜力》（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 2003）。他的著作已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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