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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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清帝第二書
• 日本明治變政考
• 俄大彼得變政記
• 廣藝舟雙楫

卷一

○變法通議△自序

法何以必變？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大地肇起，流質炎炎，熱鎔冰遷，累變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鳥、飛魚飛鼉、袋獸脊獸，彼生此滅，更代迭變而成世界。紫血紅血，流注體內，呼炭吸養，刻刻相續，一日千變，而成生人。藉曰不變，則天地人類並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貢助之法變為租庸調，租庸調變為兩稅，兩稅變為一條鞭。井乘之法變為府兵，府兵變為廣騎，廣騎變為禁軍。學校升造之法變為薦辟，薦辟變為九品中正，九品變為科目。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為也。為不變之說者動曰：“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萬百千變。今日所目為古法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豈可以道裏計哉！今夫自然之變，天之道也，或變則善，或變則敝。有人道焉，則智者之所審也。《語》曰：“學者上達，不學下達。”惟治亦然。委心任運，聽其流變，則日趨於敝；振刷整頓，斟酌通變，則日趨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創法立製，數葉以後，其子孫之所奉行，必有以異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猶亻閑焉以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苶然守之，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興者審其敝而變之，斯為新王矣。苟其子孫達於此義，自審其敝而自變之，斯號中興矣。漢唐中興，斯固然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治舊國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順，其義至明，有可為之機，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勢，有不容少緩之故。為不變之說者猶曰守古守古，坐視其因循廢弛，而漠然無所動於中。嗚呼！可不謂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夜不炳燭則昧，冬不禦裘則寒，渡河而乘陸車者危，易證而嚐舊方者死。”今專標斯義，大聲疾呼，上循土訓誦訓之遺，下依蒙諷鼓諫之義。言之無罪，聞者足興。為六十篇，分類十二。知我罪我，其無辭焉！

△論不變法之害

今有巨廈，更曆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睹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覬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廢壞，廓清而更張之，鳩工庀材，以新厥構。圖始雖艱，及其成也，輪焉奐焉，高枕無憂也。惟國亦然，由前之說罔不亡，由後之說罔不強。

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國曆千年，而守舊不變為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非洲廣袤，三倍歐土，內地除沙漠一帶外皆植物饒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開化，拱手以讓強敵矣。波蘭為歐西名國，政事不修，內訌日起，俄、普、奧相約擇其肉而食矣。中亞洲回部素號驍悍、善戰鬥，而守舊不變，俄人鯨吞蠶食，殆將盡之矣。越南、緬甸、高麗，服屬中土，漸染習氣，因仍弊政，苶靡不變，漢官威儀，今無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遊曆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後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辟地數萬裏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為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蹶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又如西班牙、荷蘭三百年前屬地遍天下，而內治稍弛，遂即陵弱，國度夷為四等。暹羅處緬、越之間，同一綿薄，而稍自振厲則巋然尚存。《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

中國立國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邁突厥，而因沿積弊，不能振變亦伯仲於二國之間。以故地利不辟，人滿為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堇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為奴，猶被驅迫，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為盜賊。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動。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投我所好製造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學校不立，學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尚，語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難，治生無術，習於無恥，瞢不知怪。兵學不講綠營防勇，老弱癖煙，凶悍騷擾，無所可用。一旦軍興，臨事募集，半屬流丐。器械窳苦，餉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雜，一字不識，無論讀圖；營例不諳，無論兵法。以此與他人學問之將紀律之師相遇，百戰百敗，無待交綏。官製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百弊蝟起。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製推諉，一事不舉。保獎蒙混，鬻爵充塞，朝為市儈，夕登顯秩。宦途壅滯，候補窘悴，非鑽營奔競，不能療饑；俸廉微薄，供億繁浩，非貪汙惡鄙無以自給。限年繩格，雖有奇才不能特達，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氣將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為患。法弊如此，雖敵國外患，晏然無聞。君子猶或憂之，況於以一羊處群虎之間，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者乎？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又曰：“未聞以千裏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中國戶口之眾，冠於大地；幅員式廓，亦俄英之亞也。礦產充溢，積數千年未經開采；土地沃衍，百植並宜。國處溫帶，其民材智君權統一，欲有興作不患阻撓。此皆歐洲各國之所無也。夫以舊法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從，不待智者可以決矣。

難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遞嬗，三祖八宗之所詒謀，累代率由，曆有年所。必謂易道乃可為治，非所敢聞。釋之曰：不能創法，非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惟本朝為善變。入關之初，即下剃發之令，頂戴翎枝，端罩馬褂，古無有也，則變服色矣。用達海創國書，借蒙古字以附滿洲音，則變文字矣。用湯若望、羅雅穀作憲書，參用歐羅巴法，以改大統曆，則變曆法矣。聖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並入地賦，自商鞅以來，計人之法，漢武以來，課丁之法，無有也，則變賦法矣。舉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治蹕，皆雇民給直，三王於農隙使民，用民三日，且無有也，則變役法矣。平民死刑，別為二等，曰情實，曰緩決，猶有情實而不予句者，仕者罪雖至死，而子孫考試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更無有也，則變刑法矣。至於國本之說，曆代所重，自理密親王之廢，世宗創為密緘之法，高宗至於九降綸音，編為《儲貳金鑒》，為世法戒，而瞢儒始知大計矣。巡幸之典，諫臣所爭，而聖祖、高宗，皆數幸江南，木蘭秋獮，歲歲舉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貶謫鬆筠，宣示講武習勞之意，而庸臣始識苦心矣。漢、魏、宋、明，由旁支入繼大統者，輒議大禮，齗齗爭訟；高宗援據《禮經》，定本生父母之稱，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聖人製禮，萬世不易，觀於醇賢親王之禮，而天下翕然稱頌矣。凡此皆本朝變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餘年，重熙累洽，因時變製，未易縷數。數其犖犖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貝勒分治所部，太宗與諸兄弟，朝會則共坐，餉用則均出，俘虜則均分；世祖入關，始嚴天澤之分，裁抑諸王驕蹇之習，遂壹寰宇，詒謀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數萬裏，膺閫外之寄，多用滿蒙；逮文宗而兼用漢人，輔臣文慶，力讚成之，而曾左諸公，遂稱名將矣。八旗勁旅，天下無敵，既削平前三藩後三藩，乾隆中屢次西征，猶複簡調前往，朝馳羽檄，夕報捷書；逮宣宗時，而知索倫兵不可用。三十年來，殲蕩流寇，半賴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號中興矣。內而治寇，始用堅壁清野之法，一變而為長江水師，再變而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鄰，始用閉關絕市之法，一變而通商者十數國，再變而命使者十數國矣。此又以本朝變本朝之法者也。吾聞聖者慮時而動，使聖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變法之銳，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記》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烏得為善法祖矣乎？

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但虞內憂，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興利之意少；懷安之念重，而慮危之念輕。秦後至今，垂二千年，時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國初因沿明製，稍加損益。稅斂極薄，征役幾絕。取士以科舉，雖不講經世，而足以揚太平。選將由行伍，雖未嚐學問，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論資格，雖不得異材，而足以止奔競。天潢外戚，不與政事，故無權奸僭恣之虞；督撫監司，互相牽製，故無藩鎮跋扈之患。使能閉關畫界，永絕外敵，終古為獨立之國，則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頓，未嚐不足以治天下。而無如其忽與泰西諸國相遇也。泰西諸國並立，大小以數十計，狡焉思啟，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則滅亡隨之矣。故廣設學校，獎勵學會，懼人才不足，而國無與立也。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懼利源為人所奪，而國以窮蹙也。將必知學，兵必識字，日夜訓練，如臨大敵。船械新製，爭相駕尚，懼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自餘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較，日相磨厲，故其人之才智常樂於相師，而其國之盛強常足以相敵，蓋舍是不能圖存也。而所謂獨立之國者，目未見大敵，侈然自尊，謂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馴弱而淩牿之，慮其民之才智而束縛之，積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猶以敝癰當千鈞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歐東，五十年前未與英法諸國交涉，故亦為獨立之國）之覆轍，不絕於天壤也。

難者曰：法固因時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謂新法者，西人習而安之，故能有功，苟遷其地則弗良矣。釋之曰：泰西治國之道，富強之原，非振古如茲也，蓋自百年以來焉耳。舉官新製起於嘉慶十七年（先是歐洲舉議院及地方官惟擁厚資者能有此權，是年拿破侖變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舉官），民兵之製起於嘉慶十七年，工藝會所起於道光四年，農學會起於道光二十八年，國家撥款以興學校起於道光十三年，報紙免稅之議起於道光十六年，郵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輕減刑律起於嘉慶二十五年，汽機之製起於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輪船起於嘉慶十二年，鐵路起於道光十年，電線起於道光十七年。自餘一切保國之經，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間。蓋自法皇拿破侖倡禍以後，歐洲忽生動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舊俗，則視今日之中國無以遠過（英人李提摩太近譯《泰西新史攬要》言之最詳）。惟其幡然而變，不百年間，乃浡然而興矣。然則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與改而施之東方，其情形不殊，蓋無疑矣。況蒸蒸然起於東土者，尚明有因變致強之日本乎？

難者曰：子言辯矣。然伊川被發，君子所歎，用彝變夏，究何取焉？釋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古之聖人未嚐以學於人為慚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請言中國。有土地焉，測之，繪之，化之，分之，審其土宜，教民樹藝，神農後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歲杪製用，夫家眾寡，六畜牛羊，纖悉書之，《周禮·王製》，非西書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就大學，升造爵官，皆俟學成，庠序學校，非西名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國疑則詢，國遷則詢，議郎博士，非西官也（漢製博士與議郎、議大夫同主論議，國有大事則承問，即今西人議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獄眾共，輕刑之法，陪審之員，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鄉亭之官，非西秩也。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商約之文，非西史也。交鄰有道，不辱君命，絕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職，工與居一，國有九經，工在所勸，保護工藝，非西例也。當寧而立，當扆而立，禮無不答，旅揖士人，禮經所陳，非西製也。天子巡守，以觀民風，皇王大典，非西儀也。地有四遊，地動不止，日之所生為星，毖緯雅言，非西文也。腐水離木，均發均縣，臨鑒立景，蛻水謂氣，電緣氣生，墨翟、亢倉、關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則如彼，考之前古則如此。而議者猶曰彝也彝也而棄之，必舉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讓諸人，又何取耶？

難者曰：子論誠當。然中國當敗衄之後，窮蹙之日，慮無餘力克任此舉；強敵交逼，眈眈思啟，亦未必能吾待也。釋之曰：日本敗於三國，受迫通商，反以成維新之功。法敗於普，為城下之盟，償五千兆福蘭格，割奧斯、鹿林兩省，此其痛創，過於中國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強，轉逾疇昔。然則敗衄非國之大患，患不能自強耳。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泰西各國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屬有人，其顧惜商務不欲發難者亦未始無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厲階孔繁，用啟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圖，示萬國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約，亡羊補牢，未為遲也。

天下之為說者動曰一勞永逸，此誤人家國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說者曰一食永飽，雖愚者猶知其不能也。以飽之後曆數時而必饑，饑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則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變，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飽者必死；一勞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為不變之說者，實則非真有見於新法之為民害也。誇毗成風，憚於興作，但求免過，不求有功。又經世之學，素所未講，內無宗主，相從吠聲。聽其言論，則日日痛哭；讀其詞章，則字字孤憤；叩其所以圖存之道，則眙然無所為，對曰：天心而已，國運而已，無可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製。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變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變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埃及、高麗等國皆是）；其三，如印度，見並於一國而代變者也（越南、緬甸等國皆是）；其四，如波蘭，見分於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霣，為將及焉。”此固四萬萬人之所同也。彼猶太之種，迫逐於歐東；非洲之奴，充斥於大地。嗚呼！夫非猶是人類也歟！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難者曰：中國之法，非不變也。中興以後，講求洋務，三十餘年，創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無益於人國也。釋之曰：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遊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製，歸而行之；中人之遊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嗚呼！今雖不幸而言中矣。懲前毖後，亡羊補牢，有天下之責者，尚可以知所從也。今之言變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將率不由學校，能知兵乎？選兵不用醫生，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傷廢無養其終身之文，死亡無恤其家之典，能潔己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製勝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誌乎？海軍不遊弋他國，將卒不習風波，一旦臨敵，能有功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商務學堂不立，罕明貿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報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其稍進者曰：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然師學不講，教習乏人，能育才乎？科舉不改，聰明之士皆務習帖括，以取富貴，趨舍異路，能俯就乎？官製不改，學成而無所用，投閑置散，如前者出洋學生故事，奇才異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縣皆設學校，然立學諸務，責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盡善乎？如是則興學如不興。自餘庶政，若鐵路，若輪船，若銀行，若郵政，若農務，若製造，莫不類是。蓋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萬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領而握其樞，猶治絲而棼之，故百舉而無一效也。今之言變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鑠今之事，責成於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則以為黃種之人，無一可語，委心異族，有終焉之誌。夫當急則治標之時，吾固非謂西人之必不當用；雖然，則烏可以久也！中國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敗。詢其故，則曰西人明達，華人固陋；西人奉法，華人營私也。吾聞之，日本變法之始，客卿之多過於中國也。十年以後，按年裁減，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歐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國之言變法，亦既數十年而猶然借材異地，乃能圖成，其可恥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國之事，其愛中國與愛其國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況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為彼中之賢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雖然，吾固不盡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國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責以經國之遠猷，烏可得也？捐例猥雜，國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責以奉公之廉恥，烏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責以治民，忽焉而責以理財，又忽焉而責以治兵，欲其條理明澈，措置悉宜，烏可得也？在在防弊，責任不專，一事必經數人，互相牽製，互相推諉，欲其有成，烏可得也？學校不以此教，察計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賞，弗任者弗罰，欲其振厲黽勉圖功，烏可得也？途壅俸薄，長官層累，非奔競末由得官，非貪汙無以謀食，欲其忍饑寒，蠲身家以從事於公義，自非聖者，烏可得也？今夫人之智愚賢不肖，不甚相遠也。必謂西人皆智，而華人皆愚；西人皆賢，而華人皆不肖。雖五尺之童，猶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華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盡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賢，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縛其手足而驅之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無一人可為用也。不此之變，而鰓鰓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雲自強。無惑乎言變法數十年，而利未一見，弊已百出，反為守舊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製。難者曰：子之論探本窮原，靡有遺矣。然茲事體大，非天下才懼弗克任，恐聞者驚怖其言以為河漢，遂並向者一二西法而亦棄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寧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矣。釋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風忽至，握舵擊楫，雖極疲頓，無敢雲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後也。庸醫疑證，用藥遊移；精於審證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辭已。雖曰難也，將焉避之？抑豈不聞東海之濱，區區三島，外受劫盟，內逼藩鎮，崎嶇多難，瀕於滅亡，而轉圜之間，化弱為強，豈不由斯道矣乎？則又烏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則足以濟非常之變。嗚呼！是所望於大人君子者矣！

去歲李相國使歐洲，問治國之道於德故相俾士麥。俾士麥曰：“我德所以強，練兵而已。今中國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練，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於此二者，中國不足強也（見前上海香港各報所譯西文報中）。”今歲張侍郎使歐，與德國某爵員語，其言猶俾相言（見前上海某日報）。中國自數十年以來，士夫已寡論變法。即有一二，則亦惟兵之為務，以謂外人之長技，吾國之急圖，隻此而已。眾口一詞，不可勝辨。既聞此言也，則益自張大，謂西方之通人，其所論固亦如是。梁啟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無義戰，墨翟非攻，宋鈃寢兵之義以告中國。聞者必曰：以此孱國而陳高義以治之，是速其亡也。不知使有國於此，內治修，工商盛，學校昌，才智繁，雖無兵焉，猶之強也。彼美國是也。美國兵不過二萬，其兵力於歐洲不能比最小之國，而強鄰眈眈，誰敢侮之？使有國於此，內治隳，工商窳，學校塞，才智希，雖舉其國而兵焉，猶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陸軍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戰而土三勝焉，而卒不免於今日。若是乎國之強弱在兵，而所以強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則必滌其滯積，養其榮衛，培其元氣，使之與無病人等，然後可以及他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以甲胄，予之以戈戟，而曰爾盍從事焉。吾見其舞蹈不終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之練兵也，其猶壯士之披甲胄而執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不務治病，而務壯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然則西人曷為為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啟封疆以滅社稷者，何國蔑有？吾深惑乎吾國之所謂開新黨者，何以於西人之言，輒深信謹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於中國者，若練兵也，置械也，鐵路也，輪船也，開礦也。西官之在中國者，內焉聒之於吾政府，外焉聒之於吾有司，非一日也。若變科舉也，興學校也，改官製也，興工藝開機器廠也，獎農事也，拓商務也，吾未見西人之為我一言也。是何也？練兵而將帥之才，必取於彼焉；置械而船艦槍炮之值，必歸於彼焉；通輪船鐵路，而內地之商務彼得流通焉；開礦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興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無不仰給之於彼。彼之士民，得以養焉。以故鐵路開礦諸事，其在中國，不得謂非急務也。然自西人言之，則其為中國謀者十之一，自為謀者十之九。若乃科舉學校官製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強也，宜其披肝瀝膽，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權沾大利於中國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烏肯舉彼之所以智所以強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為中國謀者，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餘於光緒十年回英，默念華人博習西學之期，必已不遠。因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請示振興新學之道，以儲異日傳播中華之用。迨至某國，投刺晉謁其學部某大臣，叩問學校新規，並請給一文憑，俾得遍遊全國大書院。大臣因問餘考察本國新學之意，餘實對曰，欲以傳諸中華也。語未竟，大臣艴然變色曰，汝教華人盡明西學，其如我國何？其如我各與國何？文憑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見華官，每以諛詞獻媚，曰貴國學問實為各國之首，以驕其自以為是之心，而堅其藐視新學之誌，必使無以自強而後已。今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為讕言以汙蔑西人，無可疑也。而其言若此，吾欲我政府有司之與西人酬酢者，一審此言也。李相國之過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廠主人盛設供帳，致敬盡禮，以相款宴，非有愛於相國也，以謂吾所欲購之船艦槍炮，利將不貲，而欲脅肩捷足以奪之也。及哭龍姆席間一語，鹹始廢然。英、法諸國，大嘩笑之。然則德人之津津然以練兵置械相勸勉者，由他國示之，若見肺肝矣。且其心猶有叵測者，彼德人固歐洲新造之雄國也。又以為苟不得誌於東方，則不能與俄、英、法諸國競強弱也。中國之為俎上肉久矣，商務之權利握於英，鐵路之權利握於俄，邊防之權利握於法、日及諸國。德以後起，越國鄙遠，擇肥而噬，其道頗難，因思握吾邦之兵權，製全國之死命。故中國之練洋操聘教習也，德廷必選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習而兼統領之任。今歲鄂省武備學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隻任教習，不允統領，而德廷乃至移書總署，反覆力爭，此其意欲何為也。使吾十八行省，各練一洋操，各統以德弁教之誨之，日與相習，月漸歲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國綠營防勇，一無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號令之是聞。如是則德之所獲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諸國下。此又德人隱忍之陰謀，而莫之或覺者也。當中日訂通商條約之際，德國某日報雲：我國恒以製造機器等售諸中國、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得製造之要領。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國，恐德國之商務掃地盡矣。去歲《字林西報》載某白人來書雲：昔上海西商爭請中國務須準將機器進口，歐格訥公使回國時，則謂此事非西國之福。今按英國所養水陸各軍，專為擴充商務，保護工業起見，所費不貲。今若以我英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嗚呼！西人之言學校商務也，則妒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則愛我如彼。雖負床之孫，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鐵甲之費，可以支學堂十餘年；一快船之費，可以譯西書數百卷；克虜伯一尊之費，可以設小博物院三數所；洋操一營之費，可以遣出洋學生數十人。不此之務，而惟彼之圖。吾甚惜乎以司農仰屋艱難羅掘所得之金幣，而晏然饋於敵國，以易其用無可用之物。數年之後，又成盜糧。往車已折，來軫方遒。獨至語以開民智植人才之道，則鹹以款項無出。玩日愒時，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萬也。吾又惑乎變通科舉工藝專利等事，不勞國家銖金寸幣之費者，而亦相率依違。坐視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機會，而不肯一導之也。吾它無敢懟焉，吾不得不歸罪於彼族設計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詩》曰：“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學校總論

吾聞之，《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以力勝，升平世智、力互相勝，大平世以智勝。草昧伊始，蹄跡交於中國，鳥獸之害未消，營窟懸巢，乃克相保，力之強也。顧人雖文弱，無羽毛之飾，爪牙之衛，而卒能檻縶兕虎，駕役駝象，智之強也。數千年來，蒙古之種，回回之裔，以虜掠為功，以屠殺為樂，屢蹂各國，幾一寰宇，力之強也。近百年間，歐羅巴之眾，高加索之族，藉製器以滅國，借通商以辟地，於是全球十九，歸其統轄，智之強也。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

智惡乎開？開於學。學惡乎立？立於教。學校之製，惟吾三代為最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等也。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就大學，入學之年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禦，二十學禮，受學之序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以離經辨誌為始事，以知類通達為大成，課學之程也。《大學》一篇，言大學堂之事也；《弟子職》一篇，言小學堂之事也；《內則》一篇，言女學堂之事也；《學記》一篇，言師範學堂之事也。

《管子》言“農、工、商，群萃而州處，相語以事，相示以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農學、工學、商學，皆有學堂也。孔子言“以不教戰，是謂棄民”；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越王棲於會稽，教訓十年：是兵學有學堂也。其有專務他業，不能就學者，猶以十月事訖，使父老教於校室（見《公羊傳》宣十五年注）；有不帥教者，鄉官簡而以告，其視之重而督之嚴也如此。故使一國之內，無一人不受教，無一人不知學。兔罝之野人，可以備幹城；小戎之女子，可以敵王愾；販牛之鄭商，可以退敵師；斫輪之齊工，可以語治道；聽輿人之誦，可以定霸；采鄉校之議，可以聞政。舉國之人，與國為體。填城溢野，無非人才。所謂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慮慮，三代盛強，蓋以此也。

馬貴與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餘悲其言。雖然，蓋有由也：先王欲其民智，後世欲其民愚。天下既定，敵國外患既息，其所慮者，草澤之豪傑乘時而起，與議論之士援古義以非時政也。於是乎為道以鈐製之。國有大學，省有學院，郡縣有學官，考其名猶夫古人也，視其法猶夫古人也，而問其所以為教，則曰製義也，詩賦也，楷法也。不必讀書通古今而亦能之，則中材以下求讀書求通古今者希矣。非此一途不能自進，則奇才異能之士不得不輟其所學，以俯焉而從事矣。其取之也無定，其得之也甚難，則倜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窮愁感歎，銷磨其才氣，而無複餘力以成其學矣。如是則豪傑與議論之士必少，而於馴治天下也甚易。故秦始皇之燔詩書，明太祖之設製藝，遙遙兩心，千載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權，馭一統之天下，弭內亂之道，未有善於此者也。譬之居室，慮其僮仆，竊其寶貨，束而縛之，置彼嚴室，加扃鐍焉，則可以高枕而臥，無損其秋毫矣。獨惜強寇忽至，入門無門，入閨無閨，悉索所有，席卷以行；而受縛之人，徒相對咋舌，見其主之難，而無以為救也。凡國之民，都為五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學子之稱，夫人而知也。然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農而不士，故美國每年農產值銀三千一百兆兩，俄國值二千二百兆兩，法國值一千八百兆兩，而中國隻值三百兆兩。工而不士，故美國每自創新藝報官領照者，二萬二百十事，法國七千三百事，英國六千九百事，而中國無聞焉。商而不士，故英國商務價值二千七百四十兆兩，德國一千二百九十六兆兩，法國一千一百七十六兆兩，而中國僅二百十七兆兩。兵而不士，故去歲之役，水師軍船九十六艘如無一船；榆關防守兵，幾三百營如無一兵。今夫有四者之名，無士之實，則其害且至於此。矧於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據詞章之輩，於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瞢然未有所聞者，而欲與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禦外侮，其可得乎？

今之言治國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圖富強。斯固然也。雖然非其人莫能舉也。今以有約之國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國命一使。今之周知四國，嫻於辭令，能任使才者，幾何人矣？歐、美、澳洲，日、印、緬、越、南洋諸島，其有中國人民僑寓之地，不下四百所。今之熟悉商務，明察土宜，才任領事者，幾何人矣？教案界務商務，紛紛屢起。今之達彝情，明公法，熟約章，能任總署章京、各省洋務局者，幾何人矣？泰西大國常兵皆數十萬，戰時可調至數百萬。中國之大，練兵最少亦當及五十萬，為千營，每營營哨官六員。今之習於地圖，曉暢軍事，才任偏裨者，幾何人矣？嫻練兵法，諳習營製，能總大眾，遇大敵，才任統帥者，幾何人矣？中國若整頓海軍，但求與日本相敵，亦須有兵船百四十餘艘。今之深諳海戰，能任水弁者，幾何人矣？久曆風濤，熟悉沙線，堪勝船主大副二副者，幾何人矣？陸軍每營，水師每船皆需醫師二三人。今之練習醫理，精達傷科，才任軍醫者，幾何人矣？每造鐵路，十英裏需用上等工匠二員，次等六十員。今之明於機器，習於工程學，才任工師者，幾何人矣？中國礦產封鐍千年，得旨開采，設局漸多。今之能察礦苗，化分礦質，才任卝人者，幾何人矣？各省議設商務局以保利權。今之明商理、習商情，才任商董者，幾何人矣？能製造器械，乃能致強；能製造貨物，乃能致富。今之創新法，出新製，足以方駕彼族，衣被天下者，幾何人矣？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盡美盡善，人人皆知，而議論數十年，不能舉行者。苟漫然舉之，則僨轍立見，卒為沮抑新法者所詬詈。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則任用洋員者也。而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局、漢陽鐵廠之類，每年開銷之數，洋人薪水幾及其半。海關厘稅，歲入三千萬，為國餉源，而聽彼族盤踞，數十年不能取代。即此數端論之，任用洋員之明效，大略可睹矣。然猶幸而藉此以成就一二事。若決然舍旃，則將並此一二事者而亦無之。嗚呼！同是圓顱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豈不可為長太息矣乎！

若夫四海之大，學子之眾，其一二識時之彥，有誌之士，欲矢誌獨學，求中外之故，成一家之言者，蓋有人矣。然不通西文，則非已譯之書不能讀，其難成一也。格致諸學，皆藉儀器，苟非素封，末由購置，其難成二也。增廣學識尤藉遊曆，尋常寒士安能遠遊，其難成三也。一切實學，如水師必出海操練，礦學必入山察勘，非藉官力不能獨行，其難成四也。國家既不以此取士，學成亦無所用，猶不足以贍妻子、免饑寒，故每至半途廢然而返，其難成五也。此所以通商數十年而士之無所憑藉，能卓然成異材為國家用者，殆幾絕也。此又馬貴與所謂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為不遇而已。豚蹄滿篝之祝，旁觀猶以為笑；況複束縛之，馳驟之，銷磨而鈐製之？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材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然猶曰洋務為然也。若夫內外各官，天子所以共天下也。而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問國之大學，省之學院，郡縣之學官，及其所至之書院，有以曆代政術為教者乎？無有也。有以本朝掌故為教者乎？無有也。有以天下郡國利病為教者乎？無有也。當其學也，未嚐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當盡棄其昔者之所學，而從事於所未學。《傳》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以政學猶且不可，況今之既入官而仍讀書者，能有幾人也。以故一切公事受成於胥吏之手，六部書辦，督撫幕客，州縣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長，官無如何也。何以故？胥吏學之而官未學也，遂使全局糜爛，成一吏例利之天下，禍中腹心，疾不可為。是故西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小；中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大。西學不興，其一二淺末之新法猶能任洋員以舉之，中學不興寧能盡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長屬而概用洋員以承其乏也？此則可為流涕者也。

不寧惟是。中國孔子之教，曆數千載，受教之人號稱四百兆，未為少也。然而婦女不讀書，去其半矣；農工商兵不知學，去其十之八九矣。自餘一二占畢咿嚘以從事於四書五經者，彼其用心則為考試之題目耳，製藝之取材耳，於經無與也，於教無與也；其有通人誌士，或箋注校勘，效忠於許鄭，或束身自愛，歸命於程朱，然於古人之微言大義，所謂誦詩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經世先王之誌者蓋寡能留意，則亦不過學其所學，於經仍無與也，於教仍無與也。故號為受教者四萬萬人，而究其實能有幾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故吾嚐謂今日之天下，幸而猶以經義取士耳。否則讀吾教之經者，殆幾絕也。此言似過，然有鐵證焉。彼《禮經》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試問綴學之子能誦其文、言其義者，幾何人也？何也？科舉所不用也。然則堂堂大教，乃反藉此疲敝之科舉以圖存。夫藉科舉之所存者，其與亡也相去幾何矣。而況今日之科舉，其勢必不能久。吾向者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與其待他人之變，而一切澌滅以至於盡；則何如吾自變之，而尚可以存其一二也。《記》曰：“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傳》曰：“小雅盡廢，則四彝交侵，而中國微。”愾我儒教，爰自東京，即已不競。晉宋之間陷於老，隋唐以來淪於佛，外教一入，立見侵奪。況於彼教之徒，強聒不舍，挾以國力，奇悍無倫。今吾蓋見通商各岸之商賈，西文學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動曰四書六經為無用之物，而教士之著書發論亦侃侃言曰中國之衰弱由於教之未善。夫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謂經，與考據家之所謂經，雖聖人複起不能謂其非無用也，則惡能禁人之不輕薄之而遺棄之也。故準此不變，吾恐二十年以後孔子之教將絕於天壤。此則可為痛哭者也。

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西人學校之等差、之名號、之章程、之功課，彼士所著《德國學校》、《七國新學備要》、《文學興國策》等書，類能言之，無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其總綱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藝。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學堂，二曰科舉，三曰師範，四曰專門，五曰幼學，六曰女學，七曰藏書，八曰纂書，九曰譯書，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報館，十三曰學會，十四曰教會，十五曰遊曆，十六曰義塾，十七曰訓廢疾，十八曰訓罪人（所擬章程皆附於各篇之後）。

今之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實學館之類，其不能得異才何也？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即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舉之製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故此中人士閣束六經，吐棄群籍，於中國舊學既一切不問，而叩以西人富強之本、製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嚐戲言，古人所患者，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今之所患者，離乎中國而未合乎夷狄。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之事已為上才矣，其次者乃適足為洋行買辦岡必達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達於中外之故，可備國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聰明才力能藉他端以自精進，而非此諸館諸學堂之為功也。夫國家之設學欲養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作人之初意也。今朝士言論汲汲然以儲才為急者，蓋不乏人。學校萌芽，殆自茲矣。其亦有洞澈病根之所在，而於此三端者少為留意也乎。

抑今學校之議不行，又有由也。經費甚巨，而籌措頗難，雖知其急，莫克任也。今夫農之治疇也，逾春涉夏，以糞以溉，稱貸苦辛，無或辭者，以為非如是則秋成無望也。中人之家猶且節衣縮食以教子弟，冀其成就，光大門閭。今國家而不欲自強則已，苟欲自強，則悠悠萬事，惟此為大。雖百舉未遑，猶先圖之。吾聞泰西諸大國學校之費，其多者八千七百餘萬，其少者亦八百萬（小學堂費英國每年三千三百萬元，法國一千四百萬元，德國三千四百萬元，俄國五百萬元，美國八千四百萬元。中學大學共費英國每年八百六十萬元，法國三千萬元，德國二百萬元，俄國四百餘萬元，美國三百餘萬元）。日本區區三島，而每年所費亦至八九百萬。人之謀國者，豈其不思撙節之義，而甘擲黃金於虛牝乎？彼日人二十年興學之費，取償於吾之一戰而有餘矣。使吾向者舉其所謂二萬萬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興群學，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去年之役，寧有是乎？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及今不圖，恐他日之患。其數倍於今之所謂二萬萬者，未有已時。迨痛創複至，而始悔今之為誤，又奚及乎！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營學校，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譬之孺子，懷果與金示之，則棄金而取果。譬之野人，持寸珠與百錢示之，則遺珠而攫錢。徒知敵人勝我之具，而不知所以勝之具。曠日窮力，以從事於目前之所見，而蔽於其所未見，究其歸宿，一無所成。此其智視孺子、野人何如矣？

西人之策中國者，以西國之人數與中國之人數為比例而算其應有之學生，與其學校之費，謂小學之生宜有四千萬人，每年宜費二萬二千六百萬元，中學之生宜有一百十八萬四千餘人，每年宜費五千九百萬餘元，大學之生宜有十六萬五千餘人，每年宜費七千一百萬餘元。今不敢為大言，請如西人百分之一則亦當有小學生四十萬人，中學生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學生一千八百五十餘人，每年當費三百五十六萬元。中國房屋衣食等費，視西人僅三之一，則每年不過一百餘萬元耳。猶有一義於此，中國科第之榮，奔走天下久矣。製藝楷法，未嚐有人獎勵而驅策之，而趨者若騖，利祿之路然也。今創辦之始，或經費未充，但使能改科舉歸於學校，以號召天下，學中惟定功課，不給膏火，天下豪傑之士其群集而俯焉從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則經費又可省三之一，歲費七十餘萬足矣。而學中所成之人材即以拔十得五計之，十年之後大學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餘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費尚至八九百萬，而謂堂堂中國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一之費，而憂其無所出邪？必不然矣。

△論科舉

科舉敝政乎？科舉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譏之，譏世卿所以立科舉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讀書，不必知學，雖呆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則求讀書、求知學者必少。如是故上無才。齊民之裔雖複讀書，雖複知學，而格於品第，末從得官，則求讀書、求知學者亦少。如是故下無才。上下無才，國之大患也。科舉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為據亂世之政，科舉為升平世之政。

古者科舉，皆出學校，學校製廢而科舉始敝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州長、黨正、遂師、鄉大夫，皆其地之教師也（見於《周禮》者皆言掌其地之教令）。《王製》所記有秀士、選士、俊士、進士之號。當其為秀士也，家黨術鄉教之（《國語》齊桓公內正之法，正月之朔鄉長複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其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裏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是謂蔽賢，其罪五。役官及五屬大夫複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退而修教於其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啟超案：屬、縣、鄉、卒、邑、家，以《周禮》、《管子》證之皆使教於其地者也）；當其為選士也，司徒教之；當其為俊士也，大樂正教之。故升秀士於司徒者，鄉大夫也；升選士於學者，司徒也；升俊士於司馬而告於王者，大樂正也。居處相邇，耳目相習，為之師者當平居之時，於群士之德行道藝，孰高孰下，孰賢孰不肖，固已熟察之而飫知之。及大比之日，書其賢者與其能者蓋教之有素，非漫然決優劣於一二日之間而已。漢後，得天下者皆於馬上，庠序之事未遑；京師大學猶且議數十年不能定，郡國之間尤無聞焉。故雖有鄉舉裏選之名，而於古人良法美意，殆稍稍澌滅矣。是以天子不能教士，而惟立一榮途為之標準，以誘厲之。天下之士趨焉，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矣。於其時也，或有碩儒巨子出乎其間，代司徒樂正之權，行學校之事，綴學小生群焉萃焉，稟而受之，至其人才盛衰，則恒視國家所立之標準，或善或不善以為差。雖然取士之與教士，既分其途則雖其所立標準，極盡善美，而於得人抑已難矣。故兩漢辟舉之法，其流弊乃至變為九品中正。蓋學校不立，有司未嚐有人才之責。一旦以考校賓興之事而受成於渺不相屬之刺史守相，其安從知之？而安從舉之？是以不考實行，專采虛望，末流所屆，乃至寒門貴族劃若鴻溝。鄉舉裏選之弊，極於時矣。隋唐以後，製科代興，慮郡國之不實，乃悉貢京師以一其權。慮牧守之徇私，乃專出侍臣以承其乏。夫郡國之疏逖，已遜於塾序，而京師又加甚焉。牧守之閡隔已異於學官，而內臣又加甚焉。舉一切耳目而寄之於虛空無薄之區，於孔子舉爾所知之義，其悖謬為何如矣。其疏逖而閡隔，既已如是，則非惟實行無可見，即虛望亦無可聞。於是其所立以為標準者，不得不在雕蟲之技，兔園之業，狗曲之學，蛙鳴之文。上以鼓下，下以應上；父詔兄勉，友習師傳。雖有道藝，非由此進不為榮；雖有豪傑，非由此道不能進。盡數十寒暑，疲精敝神以從事於此間，而得與不得尚在不可知之數。故三代之盛，天下之士無一人不能自成其才，而國家不可勝用。兩漢之間，士民之失教而自棄者，蓋有之矣。苟其才學可備世用，則無不可以自達。降及後世，豈惟不教，又從而錮蔽之；豈惟不用，又從而摧殘之。嗚呼！其所餘能幾何哉？故科舉合於學校，則人才盛；科舉離於學校，則人才衰；有科舉，無學校，則人才亡。

科舉學校，既已分矣。則其所立標準出於多途者，其才稍盛；出於一途者，其才益衰。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故漢代以孝廉為常科，而其餘有所謂賢良方正者，直言極諫者（多不具征），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元光五年），學文高第者，有行義者，茂才異倫者（多不具征），可充博士位者（陽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建平元年），明兵法有大慮者（建平四年），治獄平者（元始二年），通天文、曆算、鍾律、方術、本草者（元始五年）；而丞相辟掾，亦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光祿茂才，亦有四行（淳厚、質樸、謙遜、節儉）；刺史移名，亦有三等（一明經、二明律、三能治劇）。其取之也，或特詔征，或特科試，或三府辟，或公車召，或公卿郡國舉，或遣持節察上，或上書待詔，或博士弟子射策，或以技藝為郎（漢書衛綰傳），或仕郡為曹掾從事。其科目與出身之多如此，故天下之士，皆能因其性之所近，而各成其學。學苟成矣，則征辟察舉交至，未有不能自見者也。故天下人人皆有用之器，而國家不至以乏才為患。唐因隋製，設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明字，六曰明算。又有史科開元禮道舉童子學究等科，其製科之名，則多至百數（見於《困學紀聞》者八十有六）。雖不免猥濫，而一時賢俊，如姚崇之下筆成章，張九齡之道侔伊呂者，往往出焉。宋初繼軌，亦有九經、五經、三史、三禮、三傳、通禮（初沿唐製，試開元禮至開寶六年。《開寶通禮》成乃改科，是歲以新書試問）、學究、明經、明法、明醫（宋史醫學初隸太常寺，元豐間始置提舉判局以教之曰方脈科、針科、瘍科，試題有六：一墨義，二脈義，三大義，四論方，五假令，六運氣）等科。夫明經有科，則士知守其教矣；行義有科，則人篤於行矣；治劇有科，則有司知盡心於民事矣；明律治獄有科，則政刑平矣；兵法有科，則多折衝之才矣；開元禮通禮有科，則士習於本朝掌故矣；學究有科，則可以為人師矣；技藝明算有科，則製器前民矣；明醫有科，則人壽矣。此諸科者，今西方之國莫不有之。若驟以語守舊之徒，則將吐而棄之曰彝也彝也，而不知皆吾中國所嚐行之者也。惜乎徒懸其名，未廣其用。其所偏重，乃專在進士一科。遂令天下學子雖有絕學高誌，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於詩賦帖括之業。而通人碩儒蹉跎不第，若韓愈劉蕡者，猶不可數計。馴至廉恥道喪，請謁若固，關節還往溫卷求知等名，習焉不以為怪。榮途之狹，人才之少，風俗之壞，蓋自千數百年以來矣。

宋熙寧間，議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問大義，此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也，惜荊公以無助而敗。後人廢其學校之閎議，而沿其經義之偏製，謬種流傳，遺毒遂日甚一日。閱數百載，曆元涉明，苶靡疲敝。迄於今世，揣摩腔調，言類俳優；點名對簿，若待囚虜；擔簦累累，狀等乞丐；搜索挾書，視同穿窬；糊名摸索，乃似賭博；歸本重書，若選鈔胥。夫國家之取士，取其才也，取其學也，取其行也。今以俳優鈔胥畜之，以囚虜乞丐穿窬賭博視之，欲士之自愛，欲國家之能受其用，何可得也？王介甫曰：古者取士也寬，其用之也嚴；今取士也嚴，其用之也寬。吾請為一說曰：古者試士之具嚴，其為途也寬；今試士之具寬，其為途也嚴。今之所以進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韻之詩，雖使伊呂管樂操觚為之，必無以遠過於金陳章羅，而曲士陋儒剽竊模仿亦未嚐不可能之而有餘也。故不必論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式者而後取之。就其所取之人以為比例，則舉人之可以及第，諸生之可以得解者，皆當數千人矣。而進士之額每科不過數百，舉人之額每省不過數十，則其餘數千人之見擯黜者，安知無伊呂管樂之才？而所取數百數十，安得無曲士陋儒以濫竽於其間也？昔人論科舉之弊不一，而以探籌之喻為最當。所謂非科舉之能得人才，而奇才異能之人之能得科舉，斯固然矣。然奇才異能者固能得之，闒冗汙下者亦能得之，則將何擇也？今夫挾千金以求力士，號於眾曰，有能舉千鈞者致千金，則強有力之人立見矣。號於眾曰，有能勝匹雛者致百金，則所懷之金頃刻而盡，而賁獲之才，未必能致也。今之為說者，每以科第猥濫，欲裁中額以清其途，不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雖進士之額裁至數十，舉人之額裁至數人，而猥濫如故也。徒使懷才之徒嶔奇抑鬱，不能自達，駸駸白首，才氣銷磨。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吾蓋見夫綴學之子，當其少年氣盛，未嚐不欲博通古今，經營天下。其意若曰，吾姑降心於帖括之學，俟得一第，可以娛父母，畜妻子，然後從事於吾之所欲學而已。當其應童子試也，縣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府，府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院，三試竣事，一年去其半矣。既以半年人力，廢學以就試，一經黜落，則窮愁感歎，不能讀書，而頹然以自放者又複數月。感歎既已，而縣試又至矣，試不一試，年不一年，即幸而入學，而諸生得解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舉子得第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詞館得差之難，其情形亦猶是也。試事無窮已之日，即學子無休暇之時。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而向之所謂博通古今，經營四方者，終未嚐獲一從事也。若夫瑰瑋之士，誌氣不衰，衝決羅網，自成其誌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人哉？然其中材以下，汩沒此間而不能救者，何可勝道。況此一二人者，苟非為科舉所困，而移其衝決羅網之力量，以從事於他端，則其成就又當何如也？故學校之盛，中人亦進為上材。科舉之衰，有誌亦成為無用。其差數之相去，如此其遠也！

今內之有同文方言之館舍，外之有出洋學習之生徒，行之數十年，而國家不獲人才之用，蓋有由也。昔俄主大彼得躬遊列國，擇國中俊秀子弟使受業葡、法之都，歸而貴顯之，布在朝邑，俄遂以強。日本維新之始，選高才生就學歐洲，學成反國，因才委任。今之伊藤榎本之徒皆昔日之學生也。而中國所謂洋務學生者，竭其精力，廢其生業，離井去邑，逾幼涉壯，以從事於西學。幸薄有成就，謂可致身通顯，光寵族遊；及貿貿然歸，乃置散投閑，瓠落不用，往往棲遲十載，未獲一官。上不足以盡所學，下不足以救饑寒。千金屠龍，成亦無益。嗚呼！人亦何樂而為此勞勞哉！夫國家之教之將為用也，教而不用，則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學之，將效用也，學而不見用，則其學之之意何在也？此真吾之所不能解也。或謂此輩之中，求所謂奇才異能可以大用者，蓋亦寡焉，斯固然矣。不知國家所重既不在是，舉國上才之人悉已為功令所束縛，帖括所驅役，鬻身滅頂，不能自拔，孰肯棄其稽古之榮以俯焉而從事也。故當其就學之始，其與斯選者大半僅中人之才耳。而自束發以後，又未嚐一教以中國義理之學，徒溷身洋場，飽染習氣，及至學成亦且視為雜流，不與士齒，其不自愛固所宜也。坐是之故，而瑰瑋特絕之徒益懲羹吹齏，羞與噲伍。是以此中人才日就寂寥也。然二十年間，其在西國學堂中考試前列，領有學成憑據者往往有人；而西人之達者亦每複嗟歎，謂震旦人才不下彼國，然則出洋學生中之未嚐無才，昭昭然矣。顧乃束之高閣，聽其自窮自達，不一過問。於是有美國學生糊口無術，投入某洋行為買辦者；有製造局匠師月俸四十金而為西國某廠以二百金聘去者。豪傑之士安得不短氣？有誌之徒安得不裹足？既無細腰高髻之倡，重以棄鼎寶瓠之失。不懷顧犬補牢之義，徒效淵魚叢爵之愚。猶複頓足搓手，日日歎息曰：無人才！無人才！天下之人豈任受之？

故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弟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綜而論之，有三策焉。何謂上策？遠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舉於學校。自京師以訖州縣，以次立大學、小學，聚天下之才，教而後用之。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尤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其餘歸內、外、戶、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學成而歸者，授職比編檢。學生業有定課，考有定格，在學四年而大試之。以教習為試官，不限額，不糊名。凡自明以來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積弊，一旦廓清而辭辟之，則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八年之後人才盈廷矣。

何謂中策？若積習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盡變；科舉學校，未能遂合；則莫如用漢唐之法，多設諸科，與今日帖括一科並行。昔聖祖高宗兩開博學鴻詞，網羅俊良，激厲後進，故國朝人才以康乾兩世為最盛。此即吾向者多途勝於一途之說也。今請雜取前代之製，立明經一科，以暢達教恉，闡發大義，能以今日新政證合古經者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術，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語言文字，能互翻者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適用者為及格；使絕域一科以能通各國公法、各國條約章程，才辯開敏者為及格；通禮一科以能讀《皇朝三通》、《大清會典》、《大清通禮》諳習掌故者為及格；技藝一科以能明格致製造之理，自著新書，製新器者為及格；學究一科以能通教學童之法者為及格；明醫一科以能通全體學，識萬國藥方，知中西病名證治者為及格；兵法一科以能諳操練法程，識天下險要，通船械製法者為及格。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鴻博故事，特詔舉試，或如近世算學舉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示以榮途，給以翰林進士舉人之名，準以一體鄉會朝殿之實。著書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見。告之以用意之所重，導之以利祿之所存，則岩穴之間，鄉邑之內，與夫西學諸館，及出洋學習之學生，皆可因此以自達。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厲於實學，以為天下用。則其事甚順，而其效亦甚捷。

何謂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變其取士之具。童子試非取錄經古者，不得入學；而經古一場，必試以中外政治得失，時務要事，算法格致等藝學。鄉會試必三場並重，第一場試四書文、五經文試帖各一首，第二場試中外史學三首，專問曆代五洲治亂存亡之故，第三場試天、算、地、輿、聲、光、化、電、農、礦、商、兵等專門，聽人自擇一門，分題試之，各三首。殿試一依漢策賢良故事，專問當世之務，對策者不拘格式，不論楷法。考試學差試差，亦試以時務藝學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試。如是則向之攻八股哦八韻者，必將稍稍捐其故業以從事於實學，而得才必盛於向日。

上策者，三代之製也；中策者，漢唐之法也；下策者，宋元之遺也。由上策者強，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若夫守晚明之弊製，棄曆朝之鴻矩，狃百載之積習，憚千夫之目議，違作人之公理，踵愚黔之故智，則雖鐵艦闐海，誰與為戰？槍炮如林，誰與為用？數萬裏地，誰與為守？數百兆人，誰與為理？《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言不學之人，不可以共政事也。今其用之也在彼，而取之也在此，是猶蒸沙而欲其成飯，適燕而南其轅也。豈不傎哉！豈不傎哉！昔同治初葉，恭親王等曾請選編檢庶常，並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及舉人恩拔副歲優貢等入同文館，學習西藝，給以廩俸，予以升途。得旨依議。其時正當日本初次遣人出洋學習之時耳。此議若行，中學與西學不至劃為兩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間以待用。至今三十年，向之所謂編檢及五品以下官皆位卿孤矣。用以更新百度，力圖富強。西方大國，猶將畏之，而況於區區之日本乎？乃彼時倭文端方以理學名臣主持清議，一時不及平心詳究，遂以用彝變夏之說。抗疏力爭，遽尼成議。子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文端之言，其誤人家國，豈有涯耶？抑天心之未厭亂也。今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千數百歲之痼疾，一旦欲舉而去之，吾知其難矣。然不由此道，則終無自強之一日。雖事事模仿西式，究其成就，則如邯鄲之學步，新武未習，而故跡已淪。我三十年來，學西法之成效，已可睹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悔前事之無及，思繼起之有功。嗚呼！其母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論學會

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質點相切而成形體。數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億萬人群而成國，兆京陔稊壤人群而成天下。無群焉，曰鰥寡孤獨，是謂無告之民。虎豹獅子，象駝牛馬，龐大傀碩，人檻之駕之，惟不能群也。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島之紅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歐人剖之鈐之，若檻獅象而駕駝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

群之道，群形質為下，群心智為上。群形質者，蝗蚊蜂蟻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為群心智之人所製。蒙古、回回種人，皆以眾力橫行大地，而不免帖耳於日耳曼之裔；蝗蚊蜂蟻之群，非人道之群也。

群心智之事則賾矣。歐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而議院、公司，其識論業藝罔不由學；故學會者，又二者之母也。學校振之於上，學會成之於下；歐洲之人以心智雄於天下，自百年以來也。

學會起於西乎？曰：非也，中國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又曰：“君子以文會友”；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學以致其道”。孔子養徒三千，孟子從者數百，子夏西河，曾子武城，荀卿祭酒於楚、宋，史公講業於齊、魯，樓次子之著錄九千，徐遵明之會講逾萬，鵝湖、鹿洞之盛集，東林、幾、複之大觀，凡茲前模，具為左證。先聖之道，所以不絕於地，而中國種類不至夷於蠻越，曰惟學會之故。學會之亡，起於何也？曰：國朝漢學家之罪，而紀昀為之魁也。漢學家之言曰，今人但當著書，不當講學。紀昀之言曰：“漢亡於黨錮，宋亡於偽學，明亡於東林。”嗚呼！此何言耶？此十常侍所以傾李膺、範滂，蔡京、韓侘胄所以錮司馬公、朱子，魏忠賢、阮大铖所以陷顧、高、陳、夏，而為此言也。吾不知小人無忌憚之紀昀，果何惡於李、範諸賢，而甘心為十常侍、蔡京、韓侘胄、魏忠賢、阮大铖之奴隸也。而舉天下綴學之士，猶群焉宗之，伈低首、為奴隸之奴隸。疾黨如仇，視會為賊。是以僉壬有黨，而君子反無黨；匪類有會，而正業反無會。是率小人以食君子之肉，驅天下之人而為鰥寡孤獨，而入於象駝牛馬，而曾蜂蝗蚊蟻之不若，而後稱善人。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今天下之變亟矣。稍達時局者，必曰興礦利，築鐵路，整商務，練海軍。今試問驅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士，而屬之以諸事，能乎否乎？則曰有同文館、水師學堂諸生徒在。今且無論諸生徒之果成學與否，試問以區區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變法之用，足乎否乎？人才乏絕，百舉具廢。此中國所以講求新法三十年而一無所成，卒為一孔守舊之論，間執其口也。今海內之大，四萬萬人之眾，其豪傑之士、聰明材力足以通此諸學者，蓋有之矣。然此諸學者，非若考據詞章之可以閉戶獺祭而得也。如礦利則必遊曆各省，察驗礦質，博求各國開礦、分礦、煉礦之道，大購其機器儀器而試驗之，盡購其礦務之書而翻譯之，集陳萬國所有之礦產而比較之。練軍則必集萬國兵法之書而讀之，集萬國製造槍炮藥彈築修營壘船艦之法而學之。學此諸法，又非徒手而學也，必遊曆其國，觀其操演；遍覽各廠，察其製造；大陳汽機，習其用式。自餘群學，率皆類是。故無三十七萬金之天文台，三十五萬金之千裏鏡，則天學必不精；不能環遊地球，即遊矣，而不能遍各國省府州縣，皆有車轍馬跡，則地學必不精。試問一人之力能任否乎？此所以雖有一二有誌之士，不能成學，不能致用，廢棄以沒世也。

彼西人之為學也，有一學即有一會。故有農學會，有礦學會，有商學會，有工學會，有法學會，有天學會，有地學會，有算學會，有化學會，有電學會，有聲學會，有光學會，有重學會，有力學會，有水學會，有熱學會，有醫學會，有動植兩學會，有教務會，乃至於照像、丹青、浴堂之瑣碎，莫不有會。其入會之人，上自後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會眾有集至數百萬人者，會資有集至數百萬金者。會中有書以便翻閱，有器以便試驗，有報以便布知新藝，有師友以便講求疑義。故學無不成，術無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眾，以為國幹。用能富強甲於五洲，文治軼於三古。

今夫五印度數萬裏之大，五十年間晏然歸於英國；廣州之役割香港，開口岸，舉動轟赫，天下震懾，而不知皆彼中商學會為之也。通商以來，西人領文憑，遊曆邊腹各省，測繪輿圖，考驗物礦者，無歲無之；中國之人，疑其奸細，而無術以相禁，而不知皆彼中地學會為之也。故西國國家之於諸會也，尊重保護而獎藉之；或君主親臨，以重其事；或撥帑津貼，以助其成。會日盛而學日進，蓋有由也。

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諸學分會，未能驟立，則先設總會。設會之目：一曰臚陳學會利益，專折上聞，以定眾心；二曰建立孔子廟堂，陳主會中，以著一尊；三曰貽書中外達官，令鹹捐輸，以厚物力；四曰函招海內同誌，鹹令入會，以博異才；五曰照會各國學會，常通音問，以廣聲氣；六曰函告寓華西士，邀致入會，以收他山；七曰谘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備儲藏；八曰盡購已翻西書，收庋會中，以便借讀；九曰擇購西文各書，分門別類，以資翻譯；十曰廣翻地球各報，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流覽；十二曰大陳各種儀器，開博物院，以助試驗；十三曰編纂有用書籍，廣印廉售，以啟風氣；十四曰嚴定會友功課，各執專門，以勵實學；十五曰保選聰穎子弟，開立學堂，以育人才；十六曰公派學成會友，遊曆中外，以資著述。

舉國之大，而僅有一學會，其猶一蚊一虻之勞也。今以四萬萬人中，憂天下求自強之士，無地無之，則宜所至廣立分會，一省有一省之會，一府有一府之會，一州縣有一州縣之會，一鄉有一鄉之會，雖數十人之寡，數百金之微，亦無害其為會也。積小高大，擴而充之，天下無不成學之人矣。

遵此行之，一年而豪傑集，三年而諸學備，九年而風氣成。欲興農學，則農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礦利，則礦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工藝，則工藝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商務，則商務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求使才，則法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整頓水陸軍，則兵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製新器，廣新法，則天、算、聲、光、化、電等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以雪仇恥，何恥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若徇紀昀之躗言，率畏首之舊習，違樂群之公理，甘無告之惡名，則非洲印度突厥之覆轍不絕於天壤。西方之人，豈有愛乎？一木隻柱，無所砥於橫流。佩玉鳴琚，非所救於急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嗚呼！凡百君子，其無風雨漂搖，乃始嘵音瘏口，而莫能相救也。

△論師範

善矣哉，日人之興學也。明治八年國中普設大學校，而三年之前，為師範學校以先之。師範學校與小學校並立，小學校之教習，即師範學校之生徒也。數年以後，小學之生徒升為中學大學之生徒，小學之教習即可升為中學大學之教習。故師範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

《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記》曰：“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是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重之也如此，非苟焉而已。古者學校皆國家所立，教師皆朝廷所庸。故《大戴·七屬》言“學則任師”，《周官·九兩》言“以賢得民”，而《學記》一篇，乃專標誨人之術，以告天下之為人師者。然則師範學校之製，征之三代，雖書闕有間，若乃其意則可推而見矣。後世學校既廢，天子不複養士。於是教師之權散於下，岩穴巨子各以其學倡焉。及其衰也，乃至如叔孫通之講學，教以麵諛；徐遵明之授徒，利其修脯；師道之弊，極於時矣。坐是謬種流傳，每下愈況，風氣日以下，學術日以壞，人才日以亡。故夫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獲者也。

今之府州縣學官，號稱冷宦，不複事事，固無論矣。此外握風氣之權者，為書院山長，為蒙館學究，車載鬥量，趾踵相接，其六藝未卒業、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殆十而八九也。然而此百數十萬之學子，方將帝之天之圭之臬之，以是為學問之極則，相率而踵襲之。今夫山木有擇，必待大匠；美錦在禦，不使學製，懼其有棄才也。中人之家，聘師誨子，周詳審慎，必擇其良，懼子弟之失學也。若夫士人者，帝王之所與共天下也。其貴也，匪直大木美錦，其重大過於中人之家之子弟萬萬也。今乃一舉而付之不通六藝，不讀四史，不知五洲，不識八星之人，使之圭之臬之刓琢之，欲於此間焉求人才，烏可得也？是故先王患人才之寡，後世患人才之多。患才寡，故立為學校，定其教法以成就之。患才多，故設為不待學不待教之帖括，以籠絡天下士。而士之教焉學焉於其間者，亦終身盤旋於胯下而不複知有天地之大。師範之不立，自數百年以來矣。

今天下之變日亟，教學之法亦日新。於是立為同文館、水師學堂等，皆略效西製，思講實學。然一切教習，多用西人。西人言語不通，每發一言，必俟翻譯展轉口述，強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幼學，異於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華文一二語可明，而西人衍至數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為明曉，而華文猶不能解者。其不相宜二也。西人於中土學問，向無所知。其所以為教者，專在西學。故吾國之就學其間者，亦每撥棄本原，幾成左衽。其不相宜三也。所聘西人不專一國，各用所習，事雜言龐。嚐見某水師學堂之教習，其操兵所用口號，英將官教者用英語，法將官教者用法語，德將官教者用德語。徒視其一隊，非不號令嚴肅，步伐整齊也，不知溝而通之，各不相習。且臨陣之號令，隨時變化，萬有不齊者也。今惟尋常操練之數口號，習聞之而習知之，一旦前敵，或進退起伏，偶有一二事為平時所未習者，則統帥雖大聲疾呼，而士卒且罔聞知，則安往而不僨事也。其不相宜四也。西人教習，既不適於用，而所領薪俸又恒倍於華人。其不相宜五也。夫有此五端，而此諸館諸學堂，猶然用之，若有重不得已者；則豈不以中國之人，克任此職者之寡也。夫以四萬萬之大眾，方領成帷，逢掖如鯽，而才任教習者乃至乏人。天下事之可傷可恥孰過此矣？

今之識時務者，其策中國也，必曰興學校。雖然，若同文館、水陸師學堂等，固不得謂之非學校焉矣。然其成效也若彼。今使但如論者之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遍設學校，複古法，采西製以教多士，則其總教習當以數百，分教習當以數千。試問海內之士，其足以與斯選者，為何等人也？欲求之今日所謂耆學名宿，則彼方抱其所學，率天下士而為蠹魚為文鳥，是欲開民智而適以愚之，欲使民強而適以弱之也。若一如今日諸館諸學堂之舊例，則為之師者固不知聖教之為何物，六籍之為何言；是驅人而焚毀詩書，閣束傳記，率天下士而為一至粗極陋之西人。夫國家歲費巨萬之帑，而養無量數至粗極陋之西人，果何取也？今夫由前之說，此吾國數百年積弱之根原；由後之說，則數十年來變法之所以無效也。

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日本尋常師範學校之製（日本凡學校皆分二種，一高等，二尋常），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國語（謂日本文語），四漢文，五史誌，六地理，七數學，八物理、化學（兼聲、光、熱、力等），九博物（指全體學、動植物學），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十四西文，十五農業，十六商業，十七工藝。今請略依其製而損益之，一須通習六經大義，二須講求曆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流，四須周知列國情狀，五須分學格致專門，六須仞習諸國言語，以上諸事，皆以深知其意，能以授人為主義。至其所以為教之道，則微言妙義，略具於學記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幾矣。

是故居今日而言變法，其無遽立大學堂而已。其必自小學堂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小學，而輔之以師範學堂。以師範學堂之生徒，為小學之教習。而別設師範學堂之教習，使課之以教術，即以小學堂生徒之成就，驗師範學堂生徒之成就。三年之後，其可以中教習之選者，每縣必有一人。於是薈而大試之，擇其尤異者為大學堂中學堂總教習，其稍次者為分教習，或小學堂教習。則天下之士，必爭自鼓舞，而後起之秀，有所稟式，以底於成。十年之間，奇才異能，遍行省矣。不由此道，時曰無本。本之既撥，而日灌溉其枝葉以求華實，時曰下愚。

△論女學

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痛哉斯言乎！執一人而目之曰禽獸，未有不色然怒者。然信如子輿氏之言也，則今日之近於禽獸者，何其多也！海內之大，員其首方其足之種，蓋四萬萬。其名之為農、為工、為商、為兵，終身未嚐讀書者，殆一萬九千萬有奇；其名之為官、為士，號稱讀書而實未嚐讀書者，殆數百萬；其員其首而纖其足，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自古迄今未嚐一讀書者，凡二萬萬。不寧惟是，彼之官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而近於禽獸者，猶或以禽獸為恥也。此之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近於禽獸者，豈直不恥，乃群天下之人以為是固宜然耳。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梁啟超曰：居今日之中國，而與人言婦學，聞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於是者，不知凡幾。百舉未興，而汲汲論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請備陳其義以告天下。

一義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則以無業之民之多寡，為強弱比例差。何以故？無業之人必待養於有業之人，不養之則無業者殆，養之則有業者殆。斯義也，西人譯者謂之生利分利，即吾《大學》“生之者眾，食之者寡”之義。《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蓋合一國之人民物產，而以決疑數術，盈虛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實如此也。中國即以男子而論，分利之人將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視之，已不可為國矣。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惟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故終歲勤動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極苦。以予所見，上而官，中而士，下而農工商兵，無論為何等人，則無時不皇然愀然。若重憂貧者，其受凍餓，轉死溝壑者，更不知凡幾也。其實以比例淺理論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業，為一身衣食計，必無可以貧之理。今中國之無人不憂貧也，則以一人須養數人也。所以釀成此一人養數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婦人無業實為最初之起點。雖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業或無業？蓋凡天下任取一業，則必有此業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當行之事，非經學問不能達也。故即以男子而論，大率明達事理之人，謀業甚易；反是者謀業較難。然則學也者，業之母也。婦人之無業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據亂之世，專尚力爭，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婦人之所能也，於是以婦人為不足輕重，而不複教之。既不教矣，其無從執業，有固然也。積之既久，漸忘其本來，則以為是固當生而不事事，而嗷然待哺於人者也。是以男子貴而婦人賤，婦人逸而男子勞。逸而賤，非人情所樂也；貴而勞，亦非人情所樂也。則何如均其貴賤，亦均其勞逸之為得也。論公理則如此，考事勢則如彼。故曰國何以強？民富斯國強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國之內，而執業之人驟增一倍，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亦必驟增一倍。凡所增之數，皆昔日棄地之貨也。取棄地之貨，而藏之民間，其事甚順，而其益甚宏。若此者，舍學末由也。

二義曰人有恒言，曰：婦人無才即是德。此躗言也。世之瞀儒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為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獲數善，未見其於婦德之能為害也。如曰無才即是德雲爾，則夫鄉僻婦嫗不識一字者，不啻千百億萬。未嚐聞坐此之故，而賢淑有加，而惟聞取帚之誶，反唇之稽，視宦學家之婦人，殆益甚焉，則又何也？凡人之鄙吝也、忿爭也，必其所見極小，目光心力盡日營營於此極小之圈限中，以生此蔽也。使其人而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強弱之理，則其心也方憂天下憫眾生之不暇，而必無餘力以計較於家人婦子事也。今夫婦人之所以多蔽於彼者，則以其於天地間之事物一無所聞，而竭其終身之精神以爭強弱講交涉於筐篋之間。故其醜習不學而皆能，不約而盡同也。是以海內之大，為人數萬萬，為戶數千萬，求其家庭內外相處熙睦，形跡言語，終身無間然者，萬不得一焉，而其發端罔不起於姑嫜姒娣之間。憤時者至謂婦人為盡可殺。夫婦人豈性惡耶？群塊然未經教化之軀殼若幹具，而鍵之於一室，欲其能相處焉，不可得也。彼婦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養，而仰人之給其求也，是猶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間，終日不安，入室則愀，靜居斯歎，此其損人靈魂，短人誌氣，有非可以當率推者。故雖有豪傑倜儻之士，苟終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篋之側，更曆數歲，則必誌量局瑣，才氣消磨。若是乎婦人之果為鴆而不可近也？夫與其飲鴆而甘之，則盍於療鴆之術，少留意矣。

三義曰：西人分教學童之事為百課，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親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顏氏家訓》曰：“教兒嬰孩，就傅以前，性質誌量，皆已略定。”少成若性，長則因之，此實言教育學一切之始基也。苟為人母者通於學本，達於教法，則孩童十歲以前，於一切學問之淺理，與夫立誌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今中國小學未興，出就外傅以後，其所以為教者，亦既猥陋滅裂，無所取材。若其髫齡嬉戲之時，習安房闥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耳目之間，所日與為緣者，舍床笫筐篋至猥極瑣之事，概乎無所聞見。其上焉者，歆之以得科第，保祿利，誨之以嗣產業，長子孫，斯為至矣。故其長也，心中目中，以為天下之事，更無有大於此者。萬方億室，同病相憐。冥冥之中，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恥，固陋蠻野之天下，而莫知所自始。豈惟莫知所自始而已，且恬然不以為怪。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挈，其誌趣學識，必有非吾此間此輩之所能望者。豈其種之特異哉？無亦少而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四義曰胎教之道。《大戴禮》、《論衡》詳哉言之，後世此義不講蓋久，今之西人則齗齗留意焉。西國公理家考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以為凡有官之物（人、禽、蟲、介、草、木為有官之物，金、石、水、土為無官之物），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如一草木根荄、支幹、果實、花葉，其死者也；而常有不死者，離母而附於其子，綿綿延延，相續不斷，是曰傳種。惟人亦然。雖然兩種化合之間，有浸淫而變者，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由猩猴而進為人也，由野番賤族而進為文明貴種也。其作始甚微，而將畢至巨也。故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為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必使其國強，而後能保也。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為忠，進私而為公，進渙而為群，進愚而為智，進野而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今與人言此義，鮮不謂以耕救饑，掘井消渴，迂遠而無當也。而不知此蓋古先哲王與泰西通儒所講之極熟，推之至盡，而汲汲焉以為要圖者也。

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學格致等虛理，婦人恒不如男子；由此等虛理而施諸實事，以成為醫學製造等專門之業，則男子恒不如婦人。然則男女之於學，各有所長，非有軒輊。論者或疑數千年來，男子之成絕學，立大功者，方策不絕；而婦人無聞焉。若是乎雖興婦學，其所成亦僅矣。抑吾又聞生學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負氣之物，倒生者最愚，橫生者次愚。若夫軀體峙立，首函清陽者，其聰明必不甚相遠。所以生差別者，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昔乾嘉間，漢學彬彬於江浙，而吾粵靡一人焉。鹹同以後，口馬鄭手說文者如鯽矣，非粵民愚於乾嘉而智於鹹同也。日本明治以前，民智僾塞，工藝窳劣，翻然維新，遂有今日，非日人拙於曩而巧於今也。其腦筋伏而未動，其靈髓塞而未通，從而導之，機捩一撥，萬線俱動矣。彼婦人之數千年莫或以學名也，未有以導之也。婦人苟從事於學，有過於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應之繁，二曰免考試之難。其居靜，其心細，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之法，而婦人創之。西史所載，若摩哈默德之母，以伯南之女侯失勒約翰之姑，其學業成就，視男子未或讓。而吾中國之女子遊學異國，成學而歸者，若吾向者所聞康愛德氏、石美玉氏，雖西域耆宿猶歆譽之。然則婦人豈生而不能學耶？夫以二萬萬戴天履地，首函清陽之人類，而必夷而棄之，謂與倒生橫生之物相等，欲不謂為不仁，不可得也。

善夫諸教之言平等也（南海先生有孔教平等義）。不平等惡乎起？起於尚力。平等惡乎起？起於尚仁。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則為君者從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則為男者從而奴隸之。臣妾奴隸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縛其手足，凍其腦筋，塞其學問之塗，絕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於此強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於臣妾，安於奴隸，習為固然，而不自知。於其中有人焉，稍稍自疑於為臣妾、為奴隸之不當者，反群起而嘩之。以故數千年來之男子無或以婦學為治天下所當有事；而數千年之婦人益無有奮然自張其軍以提倡其同類者也。非不才也，壓力使然也。

今語人曰，欲強國必由學校，人多信之；語人曰，欲強國必由女學，人多疑之。其受蔽之原，尚有在焉。今日之攘臂奮舌以譚強國，震驚於西人，而思效其長者，則惟是船艦之雄也，槍炮之利也，鐵路之速也，礦務之盛也。若此者皆非婦人所能有事也，故謀國者曰：教婦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強在此，其所以強者不在此。農業也、工作也、醫學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婦人所共能也，其學焉而可以成為有用之材，一也。今夫言治國而必推本於學校，豈不以人才者國之所與立哉？豈不以中國自有之才必待教而始成哉？夫必謂彼二萬萬為人才，而謂此二萬萬為非人才，此何說也？

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男女平權之論，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日本之女學，約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養之法），三國語（謂日本文），四漢文，五曆史（兼外國史），六地理，七數學，八理科（謂格致），九家事，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其與男學相出入者，不過數事而已。此數事者，大率與兵政相關，亦尚力之世所當有事者也。彼西人之立國，猶未能至太平世也。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無國界，無種界，故無兵事，無兵器，無兵製。國中所宜講者，惟農、商、醫、律、格致、製造等事。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今之美國，殆將近之矣。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若是夫中國之宜興婦學，如此其急也。雖然今日之中國，烏足以言婦學。學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對卷伊吾而已。師友講習，以開其智；中外遊曆，以增其才。數者相輔，然後學乃成。今中國之婦女深居閨閣，足不出戶，終身未嚐見一通人，履一都會，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以此從事於批風抹月，拈花弄草之學，猶未見其可，況於講求實學，以期致用；雖有異質，吾猶知其難矣。不寧惟是，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為廢疾，一以人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嗟夫！國家定鼎之始，下令剃發，率土底定。順治末葉，懸禁纏足，而奉行未久，積習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群盲之心。強男之頭，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謬種，孳乳流衍，曆數百年，日盛一日，內違聖明之製，外遺異族之笑。顯罹楚毒之苦，陰貽種族之傷。嗚呼！豈蒼蒼者天！故厄我四萬萬生靈，而留此孽業以為之窒歟？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於是也。

△論幼學

西人每歲創新法，製新器者，以十萬計；著新書，得新理者，以萬計。而中國無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識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國不逮三十人。頂同圓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懸絕若此。嗚呼！殆天之降才爾殊哉！顧吾嚐聞西人之言矣，震旦之人學於彼土者，才力智慧無一事弱於彼。其居學數歲，褎然試舉首者，往往不絕。人之度量相越，蓋不遠也，而若是者何也？梁啟超曰：春秋萬法托於始，幾何萬象起於點。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吾向者觀吾鄉塾，接語其學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不可向邇。退而儳焉憂，愀然思，無惑乎鄉人之終身為鄉人也。既而遊於它鄉，而它縣，而它道，而它省，觀其塾，接語其學究，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舉無以異於向者之所見。退而瞠然芒然皇然曰，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誌氣，其消磨於此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人之手者，何可勝道。其幸而獲免焉者，蓋萬億中不得一二也。顧炎武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梁啟超曰：強敵權奸流寇，舉無足以亡國，惟吏胥可以亡國；外教左道鄉願，舉無足以亡天下，惟學究足以亡天下。欲救天下，自學究始。

古之教學者，不可得見矣。顧其為道，散見於七十子後學所記者，若曲禮，若少儀，若保傅，若學記，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職。何其詳也？吾未克遊西域，觀於其塾與其學究。顧嚐求之於其書，聞之於其人。其與今日之中國，何相反也。其為道也，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學淺理，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必教以數國語言，童子舌本未強，易於學也；必教以算，百業所必用也，多為歌謠，易於上口也，多為俗語，易於索解也；必習音樂，使無厭苦，且和其血氣也；必習體操，強其筋骨，且使人人可為兵也。日授學不過三時，使無太勞，致畏難也。不妄施撲教，使無傷腦氣，且養其廉恥也。父母不得溺愛荒學，使無棄材也。學究必由師範學堂，使習於教術，深知其意也。故西童出就外傅，四年之間，其欲為士者，即可以入中學，仞專門以名其家；其欲為農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略識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跡，其學足以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閱曆，而即可以致富貴。故用力少而畜德多，數歲之功而畢世受其用也。

中國則不然。未嚐識字，而即授之以經。未嚐辨訓，未嚐造句，而即強之為文。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夫記者明揭之曰《大學》之道，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何為也？明德二字，漢儒據《爾雅》，宋賢襲佛典，動數千言，未能懸解。今執負床之孫而語之，彼烏知其作何狀也。夫《大學》之道，至於平天下；《中庸》之德，極於無聲臭。此豈數齡之學童所克有事也。今之教者，其姑以授之，而希冀其萬一能解也，則是大愚也。知其必不能解，而猶然授之，是驅其子弟，使以學為苦而疾其師也。學究之言曰：童子入學之始，必使誦經，俾知聖教。如梁氏言：是蔑經也，非聖也。吾姑弗與辨，吾但群天下之學究與黨於學究者而誓之，任千人中求一人能以經以教為心者有諸乎？則非吾之所敢雲也。其誦經也，試題之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來耳。假使以佛教取士，吾恐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假使以耶教取士，吾恐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闐溢於黌序，而四書六經無過問者矣。此非吾深文之言也。彼儀禮者，亦六經之一，先聖之所雅言。問今之學子，曾卒業者幾何人也？同一《禮記》，而《喪服》諸篇，誦者幾絕。豈不以應試之無取乎此哉？夫以先聖製作之精，經緯之詳，乃僅供此輩賤儒竊取甲第武斷鄉曲之用。夫誰為蔑經而誰為非聖矣。古人之為教也，由淺而深，由粗而精。今則不然，先後倒置，進退逆行。故四書六經者，大道之所在，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而麥菽始辨，即以授之；及其長也，而授之以八股試帖，則文士之餘耳；又其長也，而授之以大卷白折，則鈔胥之役耳。荀卿曰：“始於為士，終於為聖人。”今則不然，始於為聖人，而終於為鈔胥。豈不恫哉！然持此以責賤儒，賤儒必不伏受。吾但如其意，為其科第計，而必授學之始，責其子弟以必不能解之學，而反於其所能解者而撥置之，其操術何其拙也，而取途何其迂也。人之生也，有大腦有小腦（即魂魄也，西人為全體學者魂譯言大腦，魄譯言小腦）。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佛氏言八識以眼、耳、鼻、舌、身為前五識，意為第六識，意根為第七識。第六識即小腦也，第七識即大腦也）。小腦一成而難變，大腦屢浚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導之以悟性甚易，強之以記性甚難。何以故？悟性主往（以銳入為主），其事順，其道通，通故靈。記性主回（如返照然），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鈍。是故生而二性備者上也。若不得兼，則與其強記，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異於物者，為其有大腦也。故能悟為人道之極。凡有記也，亦求悟也。為其無所記，則無以為悟也。悟贏而記絀者，其所記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謂善悟者指此非盡棄記性也，然其所記者實多從求悟得來耳，不可誤會）。記贏而悟絀者，蓄積雖多，皆為棄材。惟其順也、通也、靈也，故專以悟性導人者，其記性亦必隨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鈍也，故專以記性強人者，其悟性亦必隨之而減。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睹烹水而悟汽機，睹引芥而悟重力。侯失勒約翰（近譯《談天》一書即其所著），疇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樹葉石子之喻（見《談天》首侯失勒約翰傳）。中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宮室、古訓詁、古名物，纖悉考據，字字有來曆。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所得非不堅定也。雖然，人之姿稟英異，而不善記誦者，蓋有之矣。吾以為如其善記也，則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能成誦者也。若過此以往而不能，則督之至百回，亦無益也。試變其法，或示之以卷中之事物，或告之以篇中之義理，待其懸解，助其默識，則未有不能記者也。人生五六年，腦囟初合（思從囟，心從囟，象腦初合形），腦筋初動，宜因而導之，無從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隨手指點，日教數事，數年之間，於尋常天地人物之理，可以盡識其崖略矣。而其勢甚順，童子之所甚樂。今舍此不為，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而逼之以強記，此正學記所謂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說，謂之導腦；由後之說，謂之窒腦。導腦者腦日強，窒腦者腦日傷。此西人之創新法製新器者，所以車載鬥量而中國殆幾絕也。雖然，近世之專以記誦教人者，亦有故焉。彼其讀書固為科第也，誦經固為題目也，自考試扃院搜檢之例定，而塾中咿嚘占畢之聲繁，懼其一二字之遺忘而畢生之所願望者將大受其害也。此亦非吾之深文也。吾觀學子得第之後，曾無一人複以記誦為事者，故知其初意專為如是也。曰：然則彼胡不示以事物，告以義理，以助其記也？曰：彼其所誦之書之事物義理，非數齡之童子所解喻也。然則彼胡不易一書而教之？曰：凡書而非考試所有事者，可無讀也。故窒腦之禍，自考試始。

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成，有固然矣。故學綴文者，必先造句。造句者，以古言易今言也。今之為教者，未授訓詁，未授文法，闖然使代聖賢立言。朝甫聽講，夕即操觚。顧野王之記建安，李長吉之賦高軒，自非夙根，寧容躐進。又限其格式，詭其題目，連上犯下以鈐之，擒釣渡挽以鑿之。意已盡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進也；意未盡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書不必讀，懼其用僻書也。當世之務不必講，懼其觸時事也。以此道教人，此所以學文數年，而下筆不能成一字者，比比然也。

《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孟子曰：“教亦多術矣。”故夫師也者，以道得民，非以力服人也。今之教者，毀齒執業，鞭笞觥撻，或破頭顱，或潰血肉，饑不得食，寒不得息。國家立法，七年曰悼，罪且減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是故中國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纏足，毀其肢體；男者撲頭，傷其腦氣。導之不以道，撫之不以術，地非理室，日聞榜楊；教匪宗風，但憑棒喝。遂使視黌舍如豚苙之苦，對師長若獄吏之尊。《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夫豈特疾焉苦焉而已，古之聽訟猶禁笞楚。所以養廉遠恥，無令自棄。今於鼓篋之始，而日以囚虜之事待之。無惑乎世之妾婦其容，奴隸其膝，以應科第求富貴者，日出而不可止也。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又曰：“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西人讀書執業，皆有定時。當其時也，雖有重客要事，不以廢也。逾其時也，則相從而嬉，飲酒蹴踘，所弗禁也。西人比較每歲戶口生死之數，每百人中，英國死者恒逾於美國二人。醫者推極其理曰：美之操工者日三時，英之操工者日四時，其率之差實起於此。然則執業時刻之多寡，其與人身之相關，如此其重也。中國之人不講斯義，其惰者旦夕嬉逸，甘為遊民；其勤者終日勤動，罔知節製。來往宴會，曾靡定晷，酬應無度，叢脞是憂，斯固然矣。若夫學童者，腦實未充，幹肉未強，操業之時，益當減少。《論語》曰：“學而時習。”《記》曰：“蛾子時術之。”但使教之有方，每日伏案一二時，所學抑已不少。自餘暇晷，或遊苑囿以觀生物，或習體操以強筋骨，或演音樂以調神魂，何事非學？何學非用？其宏多矣。而必立監佐史以蒞之，正襟危坐以圉之；庭內湫隘，養氣不足；圈禁拘管，有如重囚；對卷茫然，更無生趣。以此而求其成學，所以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也。

《記》曰：“凡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一誌趣，定向往，崇教而善道也。今之學塾於孔子之外，乃兼祀文昌魁星等。吾粵則文昌魁星，專席奪食，而祀孔子者殆絕矣。夫文昌者，槱燎司命，或稱為天神；張仲孝友，或指為人鬼。魁星者，襲奎宿之號，依魁字之形，造為幻相，狀彼奇鬼，矯誣荒誕，不可窮詰。倡而尊之者，當從左道惑眾之條；沿而奉之者，亦在淫祀無福之例。乃入學之始，奉為神明。而反於垂世立教大成至聖之孔子，薪火絕續，俎豆蕭條，生卒月日，幾無知者。是故父兄之相詔，師長之相督，朋友之相勉，語以求科第，博青紫，則恬然固然不以為怪。語以學聖人救天下，則色然驚，竊然笑，以為此妄人也。孟子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今又甚焉。明目張膽，以細人自居。其不如是者，且從而非笑之。流失敗壞，一至此極，非人之性惡也。彼其受學之始，其所以蓍龜之而矜式之者，固在彼而不在此。彼其不如是，則是改其初服，而倍其師也。嗟夫！以視佛氏之日念佛號，耶氏之七日禮拜者，其相去抑何遠矣。

凡此數端，其積習在千年以前，其流毒遍九州以內。或安焉而不知非，或知矣而憚於改，或思改而不得其道，或知道而難乎其人，坐是謬種流傳，日敝一日，而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若夫其欲為農若工、若商、若兵者，其意既非為科第也，青紫也，而其勢又不能終身肆力於此間，盡經閱其所謂帖括考據詞章者，而以求大道也。七八齡間，力貧就傅，發蒙益慧，恃此數年，過此以往，與學絕矣。為之師者，當如何悉心善誘，導其捷徑，去其阻力，以求其有成。乃亦舍天命謂性無聲無臭之外，無所謂讀本也；舍破承起講對偶聲病之外，無所謂文法也。夫賤儒之學此也，雖雲無用，然能藉以竊甲第，武斷鄉曲，一生吃著不盡。彼固自以為受用莫大也。若夫為農、為工、為商、為兵者之學，此其於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更顯而易見也。而曆數百千年數萬萬人，因沿蹈其覆轍而不知變，迨至弱冠以後，始以不學無術，自怨自艾。而此數年之功，若有若無，如煙如夢，曾無秋毫能受其益。蓋莫不自咎其向者之惰於學也，而不知皆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學究禍天下也。此所以識字之人，不及西國之半，而農而士工而士商而士兵而士者，千萬中不得一二也。

然則奈何？曰：非盡取天下之學究而再教之不可，非盡取天下蒙學之書而再編之不可。大率自五歲至十歲為一種教法，自十一歲至十五歲為一種教法。苟慧非項橐，癡非周子，皆可率由此道，相與有成。一曰識字書。今之《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加以徐氏新附字，及近人所輯逸字外編等，蓋萬餘字，比之於西文，未為繁也。雖然其字之見於群經者，才二千有奇耳。漢初儒者作《蒼頡篇》，合秦之《蒼頡》、《爰曆》、《博學》三書為之，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都三千三百字。而司馬相如作《凡將》，史遊作《急就》，李長作《元尚》，皆取材於是書。然則西漢以前文字，實隻三千餘耳。《說文》據揚雄、班固所續（元始中王莽征天下通小學者說奇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續《蒼頡》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作在昔太甲等篇以續揚雄凡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而增益之，其字之真出於古與否，不必深辨。要之今日通行文字，實不過二千有奇。苟識此數，即以之參悟天人，經緯倫物，恢恢乎有餘矣。西人之文，以聲為主，故字雖多而識字易。中國之文，以形為主，故字雖少而識字難。雖然亦有道焉，以聲為主者，必先學字母而後拚音；以形為主者，必先學獨體而後合體（古人言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獨體之字，象形指事為多；合體之字，形聲會意為多。王菉友著《文字蒙求》，條理頗善。自言以教童子，一月間而有用之字盡識。顧其書於形事二端善矣。而古今文字，除獨體外，形聲居其十之八九，必得簡法以馭之，乃可便易。餘頃在澳門，有葡萄牙人來從學者，或不識字，或識矣而不能寫。餘先以《文字蒙求》象形指事兩門中之獨體字授之，繼為形聲字表，以偏旁為緯，以聲為經，專取其有用者，不過二千餘字，為表一紙，懸之堂中以授之，十餘日而盡識矣。然此乃教以字之本義，若引申假借，孳乳浸多，猶未足以馭之。西人之教學童也，先實字，次虛字，次活字。今亦宜用其意。魏默深有《蒙雅》一書，分天篇、地篇、人篇、物篇、事篇，詁天、詁地、詁人、詁物、詁事凡十門，四字韻語，各自為類，與《急就章》略同，頗便上口。惟所載字已太多，有無用者（《文字蒙求》亦同），且虛字亦非韻所能達（韻語隻能載同類之義。若不也焉哉等虛字皆假借之義，又其義各不相侔難以韻語為次）。今宜用其實字活字等篇，其虛字則先識其字，至教文法時，乃詳其用，則事甚順矣。學者自離經辨誌以後，亦既能讀一切書，能屬一切文。幼歲之事，不複記憶，今鰓鰓然以識字為言，未有不匿笑之者。然中國識字人少，實坐斯弊。且既無字書，假手俗師，當其初學書也，僅令識其字，不令知其義，及少進而再以義授之。故其始也難記，而其後也益繁。彼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眼前事物至粗極淺者，既綴以說，複係以圖，其繁笨不誠可笑乎！然彼中人人識字，實賴此矣。又聞西人於三歲孩童，欲教以字，則為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ＡＢ兩球與之，明日從彼索Ａ球，又明日而從彼索Ｂ球，二十六日而字母畢記矣。中國文授獨體字，亦可效其意也。

二曰文法書。中國以文采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意者古人語言與文字合，如《儀禮》、《左傳》所載辭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傳記亦屢言將命應對之事，蓋學言即學文也。後世兩事既分，而斯義不講。自魏文帝劉彥和始有《論文》之作，然率為工文者說法，非為學文者問津。故後世恒有讀書萬卷，而下筆冗遝弇俗，不足觀者。至於半途輟學之商賈等類，其居學數年，而豪間不能達一字者，更不知凡幾也。西人於識字以後，即有文法專書。若何聯數字而成句，若何綴數句而成筆，深淺先後，條理秩然。餘所見者，馬眉叔近著《中國文法》書未成也。餘昔教學童，嚐口授俚語，令彼以文言達之，其不達者削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漸授淺近之議論；初授一句，漸三四句以至十句。兩月之後，乃至三十句以上；三十句以上，幾成文矣。學者甚易，而教者不勞。以視破承起講，支支節節而續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條理，則俟馬氏書成，可得而論次焉。

三曰歌訣書。漢人小學之書，如《蒼頡》、《急就》等篇，皆為韻語。推而上之，《易經》、《詩經》、《老子》以及周秦諸子，莫不皆然。蓋取便諷誦，莫善於此。近世通行之書，若《三字經》、《千字文》，事物不備，義理亦少。今宜取各種學問，就其切要者，編為韻語，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三字七字相間成文。其已成書者，若通行之《步天歌》、《通鑒韻語》、《十七史彈詞》，近同縣陳慶笙之《直省府廳州縣韻語》，粵人某君之《曆代紀元歌》，仁和葉浩吾之《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皆有用可讀。今宜補著者，一曰《經學》，其篇有四：一孔子立教歌，二群經傳記名目篇數歌，三孔門弟子及七十子後學姓名歌，四曆代傳經歌。二曰《史學》，其篇有七：一諸史名目種別及撰人歌，二曆代國號及帝王種姓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歌，五曆代官製歌，六曆代兵製歌，七中外古今名人歌（此篇複分二章：一民功，二民賊）。三曰子學，其篇有三：一周秦諸上子流派歌，二曆代學術流派歌（此篇複分四章：一漢，二六朝唐，三宋元明，四國朝），三外教流派歌。四曰天文，其篇有四：一諸星種別名號歌（自行星、恒星以訖星雲、星氣、雙星並言其理），二八星繞日及諸月歌（此二篇因葉氏書而損益之），三測候淺理歌（專言潮汐、空氣、風雲、雷雨等事，亦謂之地麵學），四古今中外曆法異同歌。五曰地理，其篇有七：一五洲萬國名目歌，二中國內地屬地名目歌，三中國險要各地歌，四地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五曆代都邑萬國京城名目歌，六中國大都會外國大商埠名目歌，七地質淺理歌（專言地中金石各事）。六曰物理，其目有四：一原質名目歌，二動物情狀歌，三植物情狀歌，四微生物情狀歌。以上各門，略舉大概，若其詳備，以俟編時。又別為勸學歌，讚揚孔教歌，愛國歌，變法自全歌，戒鴉片歌，戒纏足歌等，令學子自幼諷誦，明其所以然。則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國未有不強者也。

四曰問答書。古人言學，皆以學問並舉。孟子曰：“有答問者，蓋學者由外入。”問者由內出，其得力蓋有間焉。顧聞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不善問者反此。蓋問亦非易言也。古之教者，恐人之不善問也。故傳記之禮，代其問而自答之。若《春秋》之公羊穀梁傳，《易》之文言傳，《大戴》之《夏小正傳》，莫不皆然（《管子·有問篇》皆代人設問）。西人啟蒙之書，專用問答。其餘一切書每篇之末，亦多附習問。蓋人之讀書，勢不能盡所讀而悉記之，則必提其要者。然書中要義，未必人人過目即能提出，故莫如著者代摘，而讀者自記。此著書之良裁也。西人問答專書，譯成華文者，有卜舫濟之《啟悟要津》，言天文地學淺理，次第秩然，一覽可解。惜為書甚少，於他種學問，尚從闕如（中亦多彼教語）。今宜略依歌訣，書之門目，條分縷晰，由淺入深，由繁反約，一一設為問答以發明之。以歌訣為經，以問答為緯；歌訣以助其記，問答以導其悟。記悟並進，學者之能事畢矣。凡善著書者，取義靡不宏富；而既講體例，又講文法，故條理隱伏，讀者易眩。苟擷而剔之，不值思索耳。餘以為雖繁重詳博，如古文《尚書疏證》、《明堂大道錄》等書，使為問答以演之，每書不過千字，其義已可大明（凡所言問答書皆列斷不引證）。故盡天下有用之學，而編以問答，為書不出三十本，崖略即已畢具（此為粗通一切言之，若欲專門名家當讀引證之書）。學子雖有下質，十五歲以前，此編當可卒業。魁碩耆宿，蔑此淹通矣。又師範學校未立，求師為難，既有此編，則雖冬烘學究，亦可按圖索驥，依所問以課其徒。吾所謂盡天下之學究而教之，此亦其一事也。

五曰說部書。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靡不以讀書為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於六經（寓華西人亦讀《三國演義》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說一家，《漢誌》列於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輕之。宋賢語錄，滿紙恁地這個，匪直不事修飾，抑亦有微意存焉。日本創伊呂波等四十六字母，別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語以輔漢文。故識字讀書閱報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書，則解者必多，而讀者當亦愈夥。自後世學子，務文采而棄實學，莫肯辱身降誌，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遊戲恣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非細故也。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

六曰門徑書。學者於以上五種書，既已致力，則可以覃精六籍，泛濫群書矣。顧四庫之編，已如煙海。加以古逸，加以近著，更加以西書，汗萬牛，闐億室。數十寒暑，能讀幾何？故非有以導之不可。《四庫提要》於諸學門徑略具矣，惟書頗繁重，童蒙憚焉。啟超本鄉人，瞢不知學，年十一遊坊間，得張南皮師之《軒語書目答問》，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稍長，遊南海康先生之門，得《長興學記》，俯焉孜孜從事焉（南海先生複有《桂學答問》《甲午遊粵西》、《告桂人士者》，其言較長，《興學記》為切近）。歲甲午，餘授學於粵，曾為讀書分月課程，以訓門人。近複為讀西學書法，以答問者，皆演師友末說，靡有心得。童蒙之求，所弗辭耳。仁和葉瀚為讀書要略，條理秩然，蓋便初學。學童鼓篋之始，依此數書，當有塗徑。向者每欲薈萃中外古今，為群學源流一書，以教學究。恨學淺才薄，僅成數篇。海內君子，庶幾成之，嘉惠來者焉。

七曰名物書。西人有書一種，此土譯者，命之為字典。其最備者，至數十巨冊。以二十六字母編次，古今萬國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據此編以讀一切書，罔有窒矣。中土曆古未有是書。楊氏《方言》，意蓋近之。今宜用其意，盡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編定，以助學者翻檢之用。如雲君天下者，三皇謂之皇，五帝謂之帝，三代謂之王，秦後迄今謂之皇帝，皆謂之君，亦謂之後，亦謂之辟，亦謂之上，蒙古謂之汗，或謂之貝勒，回部謂之沙，俄謂之沙，突厥謂之蘇魯丹，日本謂之天皇，西藏謂之讚普，歐洲諸國謂之木那克，亦謂之愛伯勞，亦謂之塞佛倫，亦謂之爾路漏，亦謂之金，亦謂之伯理璽天德雲雲。其餘一切，並同斯例。大抵官製地理兩事，最為繁博。其餘各門，殆易易耳。學者既通文法，明大義，苟得此書，則可以盡讀群書，無不能解者。其所譯定西人名稱，即可為他日國語解之用。雖非徒蒙拾之助，而學童得此，其成學更事半功倍也。

西文西語之當習，今之談洋務者，莫不言之矣。雖然，有欲學焉而為通事為買辦以謀衣食者，有欲學焉而通古今中外窮理極物強國保教者，受學之始，不可不自審也。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標名中西學館英文書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勝數。彼其用意，大抵若前之說而已；其由後之說者，則概乎未始有聞也。昧者以為是西學將興，吾謂若輩之所為，於亡中學則有餘，至西學之能興與否，則非吾之所敢言也。吾聞西國學士，非通拉丁文，不得與試。蓋拉丁文者，英、法、俄、德諸文之所從出。彼中績學之士，其著書發論，篇中每帶拉丁文法（如中國之能文者多用先秦漢魏語）。若未經從事者讀之，多不解焉。聖祖仁皇帝，每日召西人入內，授拉體諾文二小時。拉體諾即拉丁也。今之學者每於學英、法文將成之時，始習拉丁。然聞之，由英、法以上追拉丁，則學之甚難；由拉丁以下通英、法，則學之甚易。故學童受學之始，以先習拉丁為善雲。又嚐見西人習華文之書，大抵皆日用應酬，口頭常語，其究心訓詁義理者絕少。故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華言，至其能讀書者希焉，能以華文綴文著書者益希焉。雖由華文之繁難，亦由彼之學者不得其書也。今之教授西文者，其蔽亦坐是。故造就通事買辦則有餘，培養人才則不足。有誌於是者，宜學彼中學人之所學，毋學此間市井洋傭之所學。先其文言，後其俚語，則庶幾矣。

《記》曰：“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六藝之目：禮、樂、射、禦、書、數。”是知古人於數計一學，與書並重，無人不學，無人不能；後世俗儒，鄙為小道，不複厝意。晚近有顓此以名家者，則又群推為絕學，皆陋之甚也。今宜令學童，自八歲以上，即授之以心算，漸及筆算之加減乘除，通分小數，比例開方等，及幾何之淺理，令演之極熟。稍長以後，以次授代微積稍深之法，事半功倍。年未弱冠，可以以疇人鳴於時矣。

嚐見西人幼學之書，分功課為一百分；而由家中教授者，居七十二分；由同學熏習者居九分；由師長傳授者，不過十九分耳。兒童幼時，母親於父，日用飲食，歌唱嬉戲，隨機指點，因勢利導，何在非學？何事非教？孟母遷室，教子俎豆，其前事矣。故美國嬰兒學塾，近年教習，皆改用婦人，以其閑靜細密，且能與兒童親也。中國婦學不講，為人母者半不識字，安能教人？始基之壞，實已坐此。今此事既未克驟改，至其就學之後，一切教法，亦宜稍變。無俾爾許人才，皆汩沒於學究之手。《記》曰：“八歲入小學。”又曰：“十年出就外傅。”今將八歲以上，十二年以下，略審中人之資，所能從事者擬為一功課表。世之愛子弟者，或有取焉（行此功課數年則能讀經史格致等書，其功課別詳他篇）。

每日八下鍾上學，師徒合誦讚揚孔教歌一遍，然後肄業。

八下鍾受歌訣書，日盡一課（每課二百字），每課以誦二十遍為率。

九下鍾受問答書，日盡一課（凡問答書皆歌訣書之注疏，問答書之第一課即解歌訣書之第一課，餘同），不必成誦。師為解其義，明日按所問而使學童答之。答竟，則授以下課。

十下鍾，剛日受算學，柔日受圖學。

凡受算學，先習筆算。一年以後，漸及代數。每日由師命二題，令學童布算。

凡受圖學，先習簡明總圖，漸及各國省縣分圖，以紙摹印寫之。日約盡一縣，印畢，由師隨舉所已習者，令學童指其所在之經緯度。

十一下鍾，受文法。師以俚語述意，令學童以文言達之。每日五句，漸加至五十句。十二下鍾散學。

一下鍾複集，習體操。略依幼學操身之法，或一月或兩月盡一課。由師指授，操畢，聽其玩耍不禁。二下鍾，受西文。依西人教學童之書，日盡一課。

卷二

○《說群》序

啟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啟超既略述所聞，作變法通議，又思發明群義，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複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犁然有當於其心。悼天下有誌之士，希得聞南海之緒論，見二君之宏箸；或聞矣見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內演師說，外依兩書，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於南海之緒論，嚴譚之宏著，未達什一，惟自謂視變法之言，頗有進也。敘曰：《記》曰：“能群焉謂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號於眾也，曰“孤”，曰“寡人”，曰“予一人”。蒙竊惑焉，孤與寡，世所稱為無告者也，而獨以為南麵之名則樂之。經傳之諡汙君也，謂之獨夫，謂之一夫。聞者莫不知為惡名也。吾不解予一人之訓詁，與獨夫有何殊異也。今夫千萬人群而成國，億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國與天下者，則豈不以能群乎哉？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己群之敗，它群之利也。何謂獨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農私其疇，工私其業，商私其價，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鄉私其土，黨私其裏，師私其教，士私其學，以故為民四萬萬，則為國亦四萬萬，夫是之謂無國。善治國者，知君之與民，同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離，萃而不渙，夫是之謂群術。天下之有列國也，己群與他群所由分也。據亂世之治群多以獨，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獨術與獨術相遇，猶可以自存；以獨術與群術相遇，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彼泰西群術之善，直百年以來焉耳，而其浡興也若此。今以吾喜獨之質點，而效人樂群之行事，是猶飾西顰於嫫眉，蒙虎皮於羊質，是以萬變而萬不當也。抑吾聞之，有國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國群則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則猶未也。《易》曰：“見群龍無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同。”其斯為天下群者哉！其斯為天下群者哉！

△說群一群理一

使空中而僅一地球，使地球中而僅一人，使人身而僅一質，則無講群學焉可也。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地與諸行星群，日與諸恒星群，相吸相攝，用不散墜，使徒有離心力則乾坤毀矣。六十四原質相和相雜，配劑之多寡，排列之同異，千變萬化，乃生庶物。苟諸原質各無愛力，將地球之大為物僅六十四種，而世界靡自而立矣。一植物也，有須有粉以傳種，有子膛以結子，有種瓣以養芽，有根有荄以吸土中物質，有幹以植立，有莖有葉以受空氣雨露日光；各儲其能，各效其力，物之群也。藉使諸體缺一，或各不相應，其萎可立而待也。人之一身，耳司聽，目司視，口司言，手足司動，骨司植，筋司絡，肺司呼吸，胃司食，心司變血，脈管司運血回血，腦司覺；各儲其能，各效其力，身之群也。藉使諸體缺一，或各不相應，其死亡可立而待也。故統百物而論，雜質之類貴於原質，繁質之類貴於簡質。故死物最賤，植物次之，動物最貴，質點貴群也。以動物而論，愈愚者體段愈少，愈智者體段愈繁，故草形部最愚，蛤螺部次之，甲節部次之，脊骨部最智，枝體貴群也。以人而論，腦筋愈多者其人愈慧，反是則鈍。接人愈多者其人愈通，反是則塞。讀書愈多者其人愈博，反是則陋。故非洲之人不如歐亞之人，鄉僻之人不如都邑之人，穹古之人不如近今之人，知識貴群也。是故橫盡虛空豎盡劫，劫大至莫載，小至莫破。苟屬有體積有覺運之物，其所以生而不滅存而不毀者，則鹹恃合群為第一義。

若是夫群者萬物之公性也，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也。然而物固有以不能群之故而摧壞散滅者，若星而隕，若氣而散，若草木而枯，若人畜而死。其故何也？凡世界中具二種力：一曰吸力，二曰拒力。惟彼二力在世界中不增不減，迭為正負，此增則彼減，彼正則此負。於是乎有能群者必有不能群者，有群之力甚大者必有群之力甚輕者；則不能群者必為能群者所摧壞，力輕者必為力大者所兼並。譬如以針置之盤內，針受盤吸則群於盤；引以磁石，則針離盤轉群於石。磁鐵相群之力大於盤也。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物不一種，種不一變。苟究極其遞嬗遞代之理，必後出之群漸盛，則前此之群漸衰。泰西之言天學者名之曰物競。洪水以前，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周公大業在驅猛獸，今則尋常陸地虎豹犀象幾於絕跡。獸之群不敵人之群也。美洲、非洲、澳洲鹹有土人，他洲客民入而居之，則土著日漸澌滅。野蠻之群不敵文明之群也。世界愈益進，則群力之率愈益大。不能如率則滅絕隨之，故可畏也。

物之以群相競，斯固然矣。至其勢相逼而率相近者，則其相競也尤甚。草木之群也、魚之群也、鳥之群也、獸之群也，其不敵人群一也。而獸群獨蚤見摧滅者何也？其居與人太逼，其類與人太近也。故魚得以自存於淵，鳥得以自存於天，草木得以自存於地，為其於人無患與人無爭也。若其相逼相近而猶能自存者，若蜂若蝗若蟻若蚊虻，則必其能群之力，與人不甚相遠。故其類終莫得而澌滅。今試比例觀之，若中非洲沙漠之地，北冰洋嚴沍之區，雖其人極不群而猶或能自存。彼蓋如魚鳥草木，其所處之地非人所必爭也。若丹麥若荷蘭若比利時若瑞士等，以弱小之國逼處歐洲群雄之間而亦能自存，則其能群之力不弱於諸大國也。若夫處必爭之地，而其合群之力不足以自完，則日剝月蝕，其究必至於斷其種絕其育。若土耳其之回族，印度之棕人，美洲之紅苗，其已然之效也。

何謂造物？合群是已。何謂化物？離群是已。欲求水者以輕氣二分劑養氣一分劑合而群之，則水體成矣。欲滅水者以二鉑片激電化之，使其輕養二質發泡相離則水體滅矣。推之百物，莫不皆然。故欲滅人之家者，滅其家之群可矣；使之兄弟相鬩父子相夷，雖素封之產可立敝矣。欲滅人之國者滅其國之群可矣；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恤，雖天府之壤可立亡矣。木有寄生者，寄生之木菀，則所寄之木枯矣。然必槐桑蒲柳之類質理鬆散然後寄生者乃得入，其鬆柏豫章無患此者，質點之相切密也。老病之人髒腑閡隔腠理鬆疏則鬼祟憑之寒暑侵之，強壯少年無患此者，體魄之相衛周也。夫治國者何獨不然。舜之所居，一年成邑，三年成都。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合群之謂也。《春秋》曰“梁亡”，《傳》曰“魚爛而亡也”，凡言亡國者號曰“土崩”，曰“瓦解”，離群之謂也。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

酋長之世，起於何也？人類初戰物而勝之，然而未有輿騎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澤之隔，則不能相通也；於是乎劃然命為一國，其黠者或強有力者，即從而君之。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為國者萬，斯蓋酋長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美洲、澳洲之土人也，皆吾夏後氏以前之世界也。凡酋長之世，戰鬥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習，而其情不相通，加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相戕無已時也。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統眾諸侯矣，而猶命為多君。何也？封建者，天子與諸侯俱據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見公羊何注），觀於《周禮》祗治畿內，春秋戰國諸侯各自為政，可以見封建世之俗矣。其時諸侯與天子同有無限之權，故謂之多君。封建亦一大酋長耳，其相戕亦慘，其戰鬥亦多。

世卿亦謂之多君，何也？《禮·喪服傳》：“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蓋古者凡有采地皆稱君，而仕於其邑居隸其地者皆為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無限之權，故亦謂之多君。世卿之國，亦多戰鬥，如魯之季孫氏、郈氏，晉之韓、趙、魏、範、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謂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極苦。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無論矣。彼其為君者，又必窮奢極暴，賦斂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觀於漢之諸侯王，及今之上司，猶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為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為一君也。變多君而為一君，謂之小康。昔者秦、楚、吳、越相仇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問今有陝人與湘人爭強，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無有也。昔之相仇相殺者，皆兩君為之也。無有君無有國複歸於一，則與民休息，此大一統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貴胄不得位卿孤；既譏世卿，乃立選舉，但使經明行修，雖蓬蓽之士可以與聞天下事；如是則賢才眾多，而天下事有所賴，此譏世卿之效也。

雖然，當其變也，蓋亦難矣。秦漢以後，奉《春秋》為經世之學，亦既大一統矣。然漢初之吳楚七國亂之，漢末以州牧亂之，晉之八王亂之，唐之藩鎮亂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猶未獲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漢關內侯之製，無分土，無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廢。漢氏雖定選舉之製，而魏晉九品中正寒門貴族，界限畫然，此猶微有世卿之意焉。雖然，吾中國二千年免於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賜也。凡變多君而為一君者，其國必驟強。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當其未合也，彼數國者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長於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罷敝其民，以相爭之不暇，自斫其元氣，耗其財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難，此一君世之所以為小康也。而惜乎諸國用《春秋》之義太晚，百年前之糜爛，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國，自中土以外，罕有能變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後，政柄下移，大將軍諸侯王之權，過於天皇；直至明治維新，凡千餘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議院；乃至法人既變民政，而前朝爵胄，猶潛滋暗窺，漸移國權。蓋甚矣變之之難也。

封建世卿之與奴隸，其事相因也。舉天下之地，而畀諸諸侯，則凡居其地者，莫敢不為臣；舉天下之田，而聚諸貴族，則凡耕其田者，莫敢不為隸。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為數等，而奴隸遍於天下。孔子之製，則自天子以外，士、農、工、商（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編為四民，各授百畝，鹹得自主。六經不言有奴隸（《周禮》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製）。漢世累詔放奴婢，行孔子之製也。後世此議不講，至今日而滿蒙尚有包衣望族，達官尚有世仆，蓋猶多君世之舊習焉。西方則俄國之田，尚悉歸貴族掌轄；法國之田，悉為教士及世爵公產。凡齊民之欲耕者，不得不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為之役。自餘諸國，亦多類是。日本分人為數等之風尤盛，乃至有“穢多”“非人”等名號。凡列此者，不齒人類。而南北美至以販奴一事，構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將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蠻貊之一端也（餘別有《孔製禁用奴婢考》）。

歐洲自希臘列國時已有議政院，論者以為即今之民政。然而吾竊竊焉疑之。彼其議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繼相及耳。至於匹夫編戶，豈直不能與聞國是，乃至視之若奴隸，舉族不得通籍。此其為政也，謂之君無權則可，謂之民有權則不可。此實世卿多君之世界也。度其為製也，殆如英國今日之上議院，而非英國今日之下議院。周厲無道，見流於彘，而共和執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實上議院之製也，不得謂之民政。若謂此為民政也，則我朝天聰崇德間，八貝勒並坐議政，亦寧可謂之為民政也。俄史稱俄本有議事會，由貴爵主之，頗有權勢，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廢之，更立新會，損益其規，俾權操於己（見《俄史輯譯》卷二）。俄之舊會，殆猶夫希臘羅馬諸國之議院也，猶多君之政也。俄之變多君而為一君，則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淩亂也。今謂當中土多君之世，而國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複退而為君政。此於公理不順，明於幾何之學者，必能辨之。

嚴複曰：歐洲政製，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一君治民之製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製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為政之製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眾。希羅兩史，班班可稽，與前二製相為起滅。雖其時法製未若今者之美備，然實為後來民治濫觴。且天演之事，始於胚胎，終於成體。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含有種子以為起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為當也。啟超曰：吾既未克讀西籍，事事仰給於舌人，則於西史所窺知其淺也。乃若其所疑者，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以謂其國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開，其民之力甚厚；既舉一國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則必無複退而為君權主治之理。此猶花剛石之下，不得複有煤層；煤層之下，不得複有人跡層也。至於希、羅二史，所稱者其或猶火山地震噴出之石汁，而加於地層之上，則非所敢知。然終疑其為偶然之事，且非全體也，故代蘭得常得取而篡之（西史稱借民權之名以攘君位者謂之代蘭得），其與今之民政殆相懸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斯殆不然也。日本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國，其君權之重，過於我邦，而今日民義之伸不讓英德。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

世之賢知太過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製，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於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為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為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言之，則可謂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則仍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悉隸行伍，眈眈相視，齮齕相仇，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螳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群龍無首，吉。”其殆為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

（原刊１８９７年《時務報》第４１冊）○倡設女學堂啟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勤勤於母儀；七十後學之記，卷卷於胎教。宮中宗室，古經厘其規綱；德言容工，昏義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陽秋之賢伯姬；言告師氏，周南之歌淑女。聖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勸學匪有歧矣。去聖彌遠，古義浸墜，勿道學問，惟議酒食。等此同類之體，智男而愚婦，猶是天倫之愛，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芸芸億室，曾不一事生人之業，一被古聖之教。寧惟不業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體，蔀其耳目，黜其聰慧，絕其學業，閨闥禁錮，例俗束縛，惰為遊民，頑若土番。烏乎！聚二萬萬之遊民土番，國幾何而不弊也。泰西女學，駢闐都鄙，業醫課蒙，專於女師。雖在絕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遺，女學之功，盛於時矣。彼士來遊，憫吾窘溺，倡建義學，求我童蒙，教會所至，女塾接軌。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壓。譬猶有子弗鞠，乃仰哺於鄰室；有田弗芸，乃假手於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國之羞也。甲午受創，漸知興學；學校之議，騰於朝廡；學堂之址，踵於都會。然中朝大議，弗及庶媛；衿纓良規，靡逮巾幗。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瑣屑之事邪，無亦守扶陽抑陰之舊習，昧育才善種之遠圖耶？同誌之士，悼心斯弊，糾眾程課，共襄美舉，建堂海上，為天下倡。區區一學，萬不裨一；獨掌堙河，吾亦知其難矣。然振二千年之頹風，拯二兆人之籲命，力雖孤微，烏可以已。夫男女平權，美國斯盛；女學布，日本以強。興國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學之盛，寧必遜於美日哉？遺製綿綿，流風未沫，複前代之遺規，采泰西之美製，儀先聖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海內魁傑，豈無恫遊民土番之害者歟？傀傀窘溺，寧忍張目坐視而不一援手歟？仁而種族，私而孫子，其亦仁人之所樂為有事者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廣之。烏乎，是在吾黨也矣！

（原刊１８９７年《時務報》第４５冊）○湖南時務學堂學約

一曰立誌。《記》曰：“凡學士先誌。”孟子曰：“士何事？曰尚誌。”朱子曰：“書不熟，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誌不立，天下無可為之事。”又曰：“學者誌不立，則一齊放倒了。”今二三子儼然服儒者之服，誦先王之言，當思國何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誰之咎歟？四萬萬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責人之不任，我則盍任之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孔子之誌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誌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之誌也！“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範文正之誌也！“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顧亭林之誌也！學者苟無此誌，則雖束身寡過，不過鄉黨自好之小儒；雖讀書萬卷，祗成碎義逃難之華士。此必非良有司與鄉先生之所望於二三子也。朱子又曰：“立誌如下種子，未有播荑稗之種，而能獲來牟之實者。”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學者若誌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遊；若誌在衣食，則請由市儈之道。有一於此，不可教誨，願共戒之。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立誌之功課，有數端。必須廣其識見，所見日大，則所誌亦日大。陸子所謂“今人如何便解有誌？須先有智識始得”。此一端也。誌既立，必養之使勿少衰。如吳王將複仇，使人日聒其側，曰：“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學者立誌，亦當如此。其下手處，在時時提醒，念茲在茲。此又一端也。誌既定之後，必求學問以敷之，否則皆成虛語，久之亦必墮落也。此又一端也。二曰養心。孔子言：“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而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動心。此從古聖賢所最兢兢也。學者既有誌於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貴利達，耳目聲色，遊玩嗜好，隨在皆足以奪誌。八十老翁過危橋，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他日任事，則利害毀譽，苦樂生死，樊然淆亂，其所以相撼者，多至不可紀極；非有堅定之力，則一經挫折，心灰意冷，或臨事失措，身敗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曾文正在戎馬之間，讀書談學如平時，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難。大儒之學，固異於流俗哉！今世變益亟，亂機益劇。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曆之境，其艱巨危苦，視文正時，又將過之；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也。故養心者，治事之大原也。自破碎之學盛行，鄙夷心宗謂為逃禪，因佛之言心從而避之，乃並我之心，亦不敢自有，何其傎也。率吾不忍人之心，以憂天下救眾生，悍然獨往，浩然獨來，先破苦樂，次破生死，次破毀譽。《記》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反此即妾婦之道。養心之功課有二：一靜坐之養心，二閱曆之養心。學者在學堂中，無所謂閱曆，當先行靜坐之養心。程子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今功課繁迫，未能如此，每日亦當以一小時或兩刻之功夫，為靜坐時。所課亦分兩種：一斂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誌氣如神；一縱其心，遍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虛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極熟，亦可助閱曆之事。此是學者他日受用處，勿以其迂闊而置之也。

三曰治身。顏子請事之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將卒之言曰：“定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孔子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斯蓋不得以小節目之也。他日任天下事，更當先立於無過之地。與西人酬酢，威儀言論，最易見輕，尤當謹焉。掃除習氣，專務篤實，乃成大器。名士狂態，洋務膻習，不願諸生效也。治身之功課，當每日於就寢時，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論行事，失檢者幾何，而自記之。始而覺其少，苦於不自知也；既而覺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餒。一月以後，自日少矣。

四曰讀書。今之服方領、習矩步者，疇不曰讀書，然而通古今達中外能為世益者，蓋鮮焉。於是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今時局變異，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能通一國之書。然西人聲、光、化、電、格、算之述作，農、礦、工、商、史、律之紀載，歲出以千萬種計，日新月異，應接不暇。惟其然也，則吾愈不能不於數十寒暑之中，劃出期限，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今夫中國之書，他勿具論，即如注疏、兩經解、全史、九通，及國朝掌故、官書數種、正經正史、當王之製，承學之士所宜人人共讀者也。然而中壽之齒，猶懼不克卒業。風雨如晦，人壽幾何？若從而撥棄之，則所以求先聖之道，觀後王之跡者，皆將無所依藉。若率天下人而從事於此，靡論難其人也；即有一二劬學之士，齗齗然講之，而此諸書者又不過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其中精要之處不過十之一二，其支離蕪衍或時過境遷不切於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而其所謂精要之一二者，又必學者於上下千古，縱橫中外之學，深造有得，旁通發揮，然後開卷之頃，鉤元提要，始有所獲；苟學識不及，雖三複若無睹也。自餘群書，數倍此數，而其不能不讀，與其難讀之情形，亦稱是焉。是以近世學者，雖或瀏覽極博，研究極勤，亦不過揚子雲所謂“繡其帨鞶”，劉彥和所謂“拾其芳草”，於大道無所聞，於當世無所救也。夫書之繁博而難讀也既如彼，其讀之而無用也又如此，苟無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後，誦經讀史之人，殆將絕也。今與諸君子共發大願，將取中國應讀之書，第其誦課之先後，或讀全書，或書擇其篇焉，或讀全篇，或篇擇其句焉，專求其有關於聖教，有切於時局者，而雜引外事，旁搜新義以發明之，量中材所能肄習者，定為課分，每日一課。經學、子學、史學與譯出西書，四者間日為課焉；度數年之力，中國要籍一切大義，皆可了達；而旁證遠引於西方諸學，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則讀書者，無望洋之歎，無歧路之迷，而中學或可以不絕。今與二三子從事焉，若可行也，則將演為學校報以質諸天下。讀書之功課，凡學者每人設劄記一冊，分專精、涉獵兩門，每日必就所讀之書，登新義數則。其有疑義，則書而納之待問匭以待條答焉；其詳細功課，別著之學校報中。

五曰窮理。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奈端因蘋果落地而悟巨體吸力之理；侯失勒約翰因樹葉而悟物體分合之理；亞基米德之創論水學也，因入浴盤而得之；葛立理尤之製遠鏡也，因童子取二鏡片相戲而得之。西人一切格致製造之學，衣被五洲，震轢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州人士之聰明，非弱於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異也。朱子言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近世漢學家笑之，謂初學之人，豈能窮凡物之理？不知智慧日浚則日出，腦筋日運則日靈，此正始教所當有事也。特惜宋儒之所謂理者，去實用尚隔一層耳。今格致之書，略有譯本。我輩所已知之理，視前人蓋有加焉，因而益窮之。大之極恒星諸天之國土，小之及微塵血輪之世界，深之若精氣遊魂之物變，淺之若日用飲食之習睹，隨時觸悟，見淺見深，用之既熟，他日創新法製新器辟新學，皆基於是。高材者勉之。窮理之功課，每剛日諸生在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對既遍，教習乃將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六曰學文。《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者以覺天下為任，則文未能舍棄也。傳世之文，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沉博絕麗，或務瑰奇奧詭，無之不可；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求工也。溫公曰：“一自命為文人，無足觀矣。”苟學無心得而欲以文傳，亦足羞也。學文之功課，每月應課卷一次。

七曰樂群。荀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群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直諒多聞，善相勸，過相規，友朋之益，視師長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講之，是謂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講之，是謂小群。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但相愛，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眾思，廣眾益。“學有緝熙於光明。”樂群之功課，俟數月以後。每月以數日為同學會講之期，諸生各出其劄記冊，在堂互觀，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其益無窮。凡會講，以教習監之。

八曰攝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西人學堂，鹹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來複，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古義之見於經者，殆中西同俗也。今用之，起居飲食，皆有定時，勿使過勞。體操之學，采習一二。攝生之功課，別具堂規中（以上八條堂中每日功課所當有事，以下二條學成以後所當有事，而其基礎皆立自平時，故並著之）。

九曰經世。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誌，凡學焉而不足為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居今日而言經世，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異。必深通六經製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為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觀曆朝掌故沿革得失，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為之緯，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知其積弱之由，及其可以圖強之道，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夫然後可以言經世。而遊曆講論二者，又其管鑰也。今中國所患者，無政才也。《記》曰：“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為主，西學以憲法官製為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與二三子共勉之。經世之功課，每柔日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問諸生以辦法，使各抒所見，對既遍，然後教習以辦法揭示之（凡在堂問答皆以筆談）。

十曰傳教。微夫悲哉！吾聖人之教之在今日也！號稱受教者四萬萬，而婦女去其半焉；不識字者，又去其半之半焉；市儈胥吏又去其半之六七焉；帖括賤儒，又去其半之八九焉。此誠莊生所謂舉魯國皆儒服，而真儒幾無一人也。加以異說流行，所至強聒，挾以勢力，奇悍無倫。嗚呼！及今不思自保，則吾教亡無日矣。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為主義。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與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為聖也。今宜取六經義理製度微言大義，一一證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然後孔子垂法萬世，範圍六合之真乃見。《論語》記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於海。”蓋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他日諸生學成，尚當共矢宏願，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斯則學之究竟也！傳教之功課，在學成以後。然堂中所課，一切皆以昌明聖教為主義，則皆傳教之功課也。

（原載１８９８年初版《湖南時務學堂遺編》第１冊）○《春秋》中國夷狄辨序

自宋以後，儒者持攘彝之論日益盛，而彝患亦日益烈；情見勢絀，極於今日。而彼囂然自大者，且日嘵嘵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則曰：是實《春秋》之義。烏乎！吾三複《春秋》，而未嚐見有此言也。吾遍讀先秦兩漢先師之口說，而未嚐見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所傳聞世，治尚粗角，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治進升平，則內諸夏而外彝狄；所見世，治致太平，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彝狄進至於爵。故曰“有教無類”，又曰“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治之也，有先後之殊；其視之也，無愛憎之異。故聞有用夏以變彝者矣，未聞其攘絕而棄之也。今論者持升平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彝狄也，則亦何不持據亂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諸夏也？且《春秋》之號彝狄也，與後世特異。後世之號彝狄，謂其地與其種族；《春秋》之號彝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不明此義，則江漢之南，文王舊治之地；汧雍之間，西京宅都之所；以雲中國，孰中於是？而楚秦之為彝狄，何以稱焉？不寧惟是，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晉也彝狄之；成三年，鄭伐許，鄭也而狄之；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邾婁等也而狄之；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衛也而狄之；哀六年，城邾婁葭，魯也而狄之。夫晉、鄭、邾、衛，中原之名國也，魯者尤《春秋》所托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為彝狄，又何以稱焉？董子雲：“《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彝狄而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彝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大哉言乎！然則《春秋》之中國、彝狄，本無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雖中國也，然而彝狄矣；其無彝狄之行者，雖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則藉曰攘彝焉雲爾，其必攘其有彝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號為中國而恕之，號為彝狄而棄之，昭昭然矣。何謂彝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遊民少，廢疾養，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彝狄。痛乎哉！《傳》之言也，曰“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彝狄也”（昭二十三年）。然則吾方日兢兢焉求免於《春秋》所謂彝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彝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以治天下治萬世之義言之，則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國治一時之義言之，則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彝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君勉既學於南海，治《春秋》經世之義，乃著《中國彝狄辨》三卷，一曰中國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國之，三曰中國彝狄。進退微旨，於以犁千年之謬論，抉大同之微言。後之讀者，深知其意，則嘵嘵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國之彝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雖然，以孔子之聖，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則世之以是書罪徐君而因以罪餘者，又不知凡幾矣。

（原刊１８９７年《時務報》第３６冊）○知恥學會敘

《春秋》曰：“蒙大辱以生者，無寧死。”（《春秋繁露·竹林篇》）痛乎哉！以吾中國四萬萬戴天履地含生負氣之眾，軒轅之胤，仲尼之徒，堯、舜、文王之民，乃伈伈伣伣，忍尤攘垢，然為臣為妾為奴為隸為牛為馬於他族，以偷餘命而保殘喘也。《記》曰：“哀莫大於心死。”心死者，詬之而不聞，曳之而不動，唾之而不怒，役之而不慚，刲之而不痛，縻之而不覺，此其術也。自老氏言之，謂之至道；而自孔子、孟子言之，謂之無恥。嗚呼！吾不解今天下老氏之徒，何其多也。越惟無恥，故安於城下之辱，陵寢之蹂躪，宗祏之震恐，邊民之塗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惟無恥，故坐視君父之難，忘越鏑之義，昧嫠緯之恤，朝睹烽燧，則蒼黃瑟縮，夕聞和議，則歌舞太平。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而敢於司李；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頤，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栗栗變色，聽言若聞雷，睹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濡濡若驅群豕，曾不為怪。士惟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題，甘囚虜之容，以受收檢；抱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之奧。商惟無恥，故不講製造，不務轉運，攘竊於室內，授利於漁人；其甚者習言語為奉承西商之地，入學堂為操練買辦之才，充犬馬之役，則耀於鄉閭，假狐虎之威，乃轢其同族。兵惟無恥，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額，力不能勝匹雛，耳未聞譚戰事；以養兵十年之蓄，飲酒看花，距前敵百裏而遙，望風棄甲。民惟無恥，百人之中，識字者不及三十，安之若素；五印毒物，天下所視為虺、命為鴆，乃遍國種之，遍國嗜之，男婦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纏足陋習，倡優之容，天刑之慘，習之若性。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世，則放巢流彘之事，興不旋踵；使移此輩實歐墨之域，則波蘭突厥之轍，將塞天壤。吾不解天之所毒中國者，何以如此其甚也。吾又不解中國人之自絕於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矣。”吾中國四萬萬人者，惟不知無恥之為可恥以有今日。亦既知之，亦既恥之。子胥恥父，乃鞭楚墓；範蠡恥君，乃沼吳室；張良恥國，乃墟秦社；大彼得恥愚以興俄；華盛頓恥弱以造美；惠靈吞恥挫以拒法；嘉富洱恥散以合意；威良卑士麥恥受轄而德稱雄；爹亞士恥割地而法再造；日本君臣民恥劫盟而幡然維新，更張百度，遂有今日。若是者雖恥何害？而惜乎吾中國知之者尚少，方且掩匿彌縫其可恥者，以冀他人之不我知；而未聞有出天下之公恥，以與天下共恥之者也。宗室壽君，以天潢之親，時德之後，奮然恥之，特標此義，立會以號召天下，而走告於啟超曰：嗟乎！吾儕四萬萬蒙恥之夫，苟猶有人心，猶是含生負氣戴天履地者，其庶誦《春秋》之義，抉老學之毒，以從壽君之後，意者天其未絕中國歟！雖然，吾猶將有言，願吾儕自恥其恥，無責人之恥；賢者恥大，不賢恥小，人人恥其恥而天下平。自諱其恥，時曰無恥；自誦其恥，時曰知恥。啟超請誦恥以倡於天下。嗚呼！聖教不明，民賊不息，太平之治不進，大同之象不成，斯則啟超之恥也。

（原刊１８９７年《時務報》第４０冊）

卷三

○說動

合聲、光、熱、電、風、雲、雨、露、霜、雪，摩激鼓宕而成地球，曰動力；合地球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暨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繞日疾旋，互相吸引而成世界，曰動力；合此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昴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圈，互相吸引而成大千世界，曰動力；合此大千世界之昴星繞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圈，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若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氣互相吸引，而成一世界海，曰動力。假使太空中無此動力，則世界海毀，而吾所處八行星繞日之世界不知隳壞幾千萬年矣。由此言之，則無物無動力，無動力不本於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自然之公理，而電、熱、聲、光，尤所以通無量無邊之動力以為功用。小而至於人身，而血，而腦筋，而靈魂，其機緘之妙，至不可思議，否則為聾瞆，為麻木痿痹，而體魄之畺隨之。更小而至於一滴水，一微塵，莫不有微生物萬千浮動於其中，否則空氣因之而不靈。蓋動則通，通則仁，仁則一切痛癢相關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處之，而必思所以震蕩之，疏瀹之，以新新不已。此動力之根原也。

譚嗣同曰：“日新烏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王船山邃於《易》者也，於有雷之卦，說必加精而微至焉。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無妄之所以無妄也，複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匕鬯而再則泥也，罔弗由於動也。”是故“君子之學，恒其動也。吉凶悔吝，貞乎動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陰與剛動異也。”痛乎，有老氏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戒剛，鄉曲之士，給饘粥，察難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足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天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願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興，柄權則皆頹暮矣。陳言者，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為糊名以取之，而複隘其途；既為年資以用之，而複嚴其等。財則憚辟利源，兵則不貴朝氣。”“其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日製四萬萬人之動力，以成一定不移之鄉願格式。”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國之亡於靜也，曰：“此不痛不癢頑鈍無恥者也。”梁啟超曰：不通則塞，不進則退，亙古今中外，無中道而畫之理。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此皆聖賢救世度眾生之大願力，日新不已，故悲閔。其動之心，棲棲皇皇，足跡遍九州。其動之跡，其視柔靜無為之旨，殆有大小乘之別。即彼釋氏之為教，眾以佛老並詆之。然其精意所在，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大雄，括此數義，至取象於師子，而於柔靜無為者，則斥為頑空，為斷滅，為九十六種外道。即其言靜之旨，不過以善其動，而遍度眾生，與《大學》之以靜生慮，太極之以靜根動，同一智慧勇力。而即靜即動，本無對待之可名。楊氏述老氏者也，其意專主於為我。夫孔氏戒我，而楊氏為我，此仁不仁之判也。乃今天下營營於科目，孳孳於權利，伈伈伣伣豆剖瓜分之日，不過“我”之一字，橫梗胸臆。而於一二任俠之士，思合大群，聯大力，血淚孤心，議更庶政，以拯時艱，則必以喜事多事詆之，以曲利其守舊不變之私。此真老楊之嫡派，孔孟之蟊賊，釋氏之罪人，充其柔靜之禍，以戕種類毀世界有餘矣。其可為太息痛恨者，孰有過於斯乎？

唐才常曰“西人以動力橫絕五洲也。通商傳教，覓地布種，其粗跡也。其政學之精進不已，駸駸乎突過乎升平。無可懼也，無可駭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運，而生吾中國之動力也。”梁啟超曰：斯固然矣。然以吾所見吾中國者，微論其精，其粗者不可得也。何也？科舉不變，士欲動，而至庸極陋之時文絏之；鐵路不修，商欲動，而淹滯迂回之舟車絏之；機器不興，工欲動，而笨拙粗疏之刀鋸絏之；電化不講，農欲動，而勤苦胼胝之耒耜絏之。生一人即予一絏，絏一人即防一弊。故我聞西人之言，以為中國防弊之法，至精且密，雖彼國千思萬慮，不能臻此境地。其意若有所諷刺也者，若自苦其民智難於控禦，轉羨吾中國也者。故法於越南，仍以越南之法治之；俄於朝鮮，仍以朝鮮之法治之。彼非有愛於越南、朝鮮也，乃陰用吾中國防民之故智，絏之使不生其動力也。雖然，吾特怪吾四萬萬人之絏於士農工商之舊法者。言提其耳而天聰之，力啟其扃而解脫之，則必色然怒，嘩然駭，以謂吾安吾絏，而奚紓吾手足，破吾囹圄為？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輒生阻力，法圖稍變，必多業障。凡少年意氣，妄事更張，沽名市譽等語。不惜箝製海內豪俠任氣之士，同歸澌滅。老楊柔靜為我之徒，可以屍居養望，坐享老成持重之名。嗟夫！以全球之極熱極漲極速以新其動力，而吾士夫方麵髤壁，坐漆室，喪靈魂，屍軀殼，悠忽終年以正比例求之，孰生孰滅？孰存孰亡？不待智者知之。今夫鳥，大鵬摶九萬裏，擊扶搖而上；鳳凰餐霞吸露，棲息雲霄之表；鷃雀則終身困藩籬，餌矰繳。今夫獸，麒麟騶虞，往來開化之國，以方仁者；獅象狻猊，縱橫萬壑，虎豹懾伏；羊豕則終身豢圈苙，供刲縶。然則有動力與不有動力之存滅，可一言決矣。吾又聞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動力大而速者，則賤種可進為良種；其動力小而遲而無者，則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絕。初不謂然，繼而觀於獞犭黎犭果猺，其食息起居，與猿狖無殊；其柔靜無為，至老死不相往來，其去生理殄絕也幾何？則奈何忍以吾黨聰明秀特之士，日日靜之柔之愚之，不一毅然慈悲其願力，震蕩其腦筋也？

今夫壓力之重，必自專任君權始矣；動力之生，必自參用民權始矣。雖然，吾觀羅馬之衰也，教皇怙其權力之私，戕賊平等之義，宗旨蕩然，而路德之動力生；法國世家之橫也，酷虐平民，慘無天日，而拿破侖之動力生；英人苛斂，美民罷不堪命，而華盛頓之動力生；日本大將軍之柄政也，君統民統，不絕若線，而群藩烈士之動力生。此以壓力生其動力者，事相反而實相因也。若夫中國則不然。壓力之重，既不如從前之歐美日本，而柔靜無為之毒，已深中人心。於是壓力動力，浸淫至於兩無，以成今日不君權不民權之天下。故欲收君權，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紆貴而後可；欲參民權，必如德意希臘之聯合民會而後可。而尤必先廢愚民柔民之科目，首獎多事喜事之豪傑，盡網岩穴勇敢任俠之誌士仁人，以激成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憤不有身，爹亞、畢士馬克之艱難措置，而後動力之生，國權之固，可得言也。

（原刊１８９８年《知新報》第４３冊）○論湖南應辦之事

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是故國即亡矣，苟國人之智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則彼雖滅吾國而不能滅吾權，阿爾蘭之見並於英人是也。今英倫人應享利益，阿爾蘭人無不均沾也。即吾民之智，不能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進者，則其權亦日進，印度是也。印度初屬於英，印人隻能為第六七等事業，其第五等以上事業皆英人為之；近則第二等以下事業，皆印人所為矣。其智全塞者，則其權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紅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數種者，隻見其為奴為隸，為牛為馬，日澌月削，數十年後，種類滅絕於天壤耳，更無可以自立之時矣。夫使印度當未亡之時，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則其蚤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於今日，則其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湖南官紳，有見於民智之為重也，於是有時務學堂之設，意至美矣。然於廣之之道，則猶未盡也。學堂學生，祇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為成也亦僅矣。而況此輩中西兼習，其教之也當厚植其根柢，養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後，不欲其出而與聞天下事也。然則此五年中，雖竭盡心力以教之，而其風氣仍不能出乎一學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學生當分為二等。其一以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柢為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則成就不必其遠大，但使於政學之本原，略有所聞，中外之情形，無所暗蔽，可以廣風氣，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說，則欲其精；由後之說，則欲其廣。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啟，人才同時並成，如萬毫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而必非一省會之間，數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斷然矣。則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變科舉，一曰州、縣遍設學堂。斯二者行，頃刻全變，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紳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與此二事相去不遠者。一曰全省書院官課、師課改課時務也，以嶽麓求賢之改章及孝廉堂之為學會，士林舉無間然，然則改課亦當無違言必矣。官課師課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學政所至，提倡新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舉者無幾矣。或疑各府州縣悉變，則恐閱卷者無人。是不難，但專聘一二人駐省會，而各處課卷皆歸其評閱，不過郵寄稍需時日耳，於事無傷也。若太僻遠之州縣，則或兩三月之題目，同時並發，課卷同時並收，則郵寄之繁難，亦可稍省矣。尤有進於此者，則莫如童試之縣考府考，飭下州縣，除第一場外，悉試時務。府縣考凡六七場，功令所載，並無必試八股之例。支床架屋，實屬可憎；掃除更張，真乃快事。然此事尚有未盡可行者，則慮各府縣無閱卷之人也。今宜飭下，令其自行物色聘請，或由省中薦人前往。此則隻需長官一紙書耳，不費一銖，而舉省之士靡然向風矣。二曰學堂廣設外課，各州縣鹹調人來學也。州縣遍設學堂，無論款項難籌，即教習亦無從覓聘。教習不得人，講授不如法，勞而少功，雖有若無耳。以餘所見，此間各處書院諸生，講習經年，而成就通達者寥寥無幾。大約為開風氣起見，先須廣其識見，破其愚謬，但與之反複講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國以何而強？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於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然後授以東西史誌各書，使知維新之有功；授以內外公法各書，使明公理之足貴；更折衷於古經古子之精華，略覽夫格致各學之流別。大約讀書不過十種，為時不過數月，而其見地固已甚瑩矣，乃從而摩激其熱力，鼓厲其忠憤，使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己任，以大局之糜爛，為一身之恥疚。持此法以教之，間日必有講論，用禪門一棒一喝之意；讀書必有劄記，仿安定經義治事之規。半年以後，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間如學堂學生，鼓篋不過月餘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學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見識議論，則已殊有足觀者。然則外課成就之速，更可冀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學顓門之業，則以年稚為宜；欲廣風氣觀大略，速其成就，則以年稍長為善。蓋苟在二十以上，於中國諸學曾略有所窺者，則其腦筋已漸開，與言政治之理，皆能聽受，然後易於有得。故外課生總以不限年為當。前者出示在此間招考，僅考兩次，已迫歲暮，來者百餘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設此課之意，全在廣風氣，其所重者在外府州縣。故必由學政按臨所至，擇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縣自三人至五人，谘送來學。其風始廣，然各府遼遠，寒士負笈之資，固自不易，愚意以為莫如令各州縣為具川資谘送到省。每歲三五人之費，為數無幾，雖瘠苦之縣，亦不至較此區區。到省以後，首須謀一大廈，使群萃而講習。若學堂有餘力，則普給膏火，否則但給獎賞而已（如不給膏火則須問其願來與否乃可谘送）。此項學生，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擇其學成者，授以憑記，可以為各縣小學堂教習。一年之後，風氣稍成，即可以飭下各州縣，每縣務改一書院為學堂。三年之間，而謂湘人猶有嫉新學如仇，與新學為難者，其亦希矣。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此誠中國未常有之事，而實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數千裏外渺不相屬之人，而代人理其飲食訟獄之事。雖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幾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鄉官；兩漢郡守，得以本郡人為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來，防弊日密，於是悉操權於有司，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則必當複古意，采西法，重鄉權矣。然亦有二慮焉：一曰慮其不能任事，二曰慮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則宜開紳智；欲救後弊，則宜定權限。定權限者何？西人議事與行事分而為二。議事之人，有定章之權，而無辦理之權；行事之人，有辦理之權，而無定章之權。將辦一事，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既可，乃議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礙者，則以告於議員，議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無時不改。每改一次，則其法益密，而其於民益便。蓋以議事者為民間所舉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當革，無不知也；有一利之當興，無不聞也。其或有一縣一鄉之公益，而財力不能舉者，則議員可以籌款而辦之。估計其需費之多少，而醵之於民焉。及其辦成也，則將其支用款項，列出清單，與眾人共見，未有不願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無擊斥之人，於是一街之戶宅集議，各出資若幹而雇一人為之；一鄉之中，欲築一橋，修一路，於是一鄉之戶宅集議，或按田畝，或按人丁，各出資若幹而動工為之，未有不願者也。推而大之，而一縣、而一省、而一國、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國者也（吾中國非不知此法，但僅以之治一鄉治一街，未能推廣耳）。故每有應籌款項，皆待命於下議院，下議院則籌之於民。雖取之極重，而民無以為厲己者。蓋合民財以辦民事，而為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於己，而又非己之獨力所能辦，故無不樂輸以待上之為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戶，每戶月輸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擊斥之人以為己保護財產。若非得一人總任其事，則雖每戶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也）。故有鄉紳為議事，則無事不可辦，無款不可籌，而其權則不過議此事之當辦與否及其辦法而已。及其辦之也，仍責成於有司，如是則安所容其舞文也？至於訟獄等事，則更一委之於官，鄉紳隻能為和解，或為陪審人員，而不能斷其讞。然則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舉國而行之，不聞有弊，則亦由權限之劃定而已。開紳智者何？民間素不知地方公事為何物。一切條理，皆未明悉，而驟然授之，使其自辦，是猶乳哺之兒，而授之以杯箸，使自飲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於公事，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國之紳士，使以辦公事，有時不如官之為愈也。何也？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偽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為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教之惟何？惟一歸之於學會而已。先由學會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每州縣各數人，鹹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蒞以鼓厲之；多延通人，為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強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或得有電報，奉有部文，非極秘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次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為議員者過半矣。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為總會議員外，即可分別遣散，歸為各州縣分會之議員，複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紳智既開，權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聰明才力，而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以求辦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難，未有不能濟者也。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故開官智，又為萬事之起點。官貧則不能望之以愛民；官愚則不能望之以治事。聞黃按察思所以養候補官，優其薪水之法，此必當速辦者也。既養之，則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無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狀，曾未有歐洲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為何事，不知修道養兵為何政；而國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課最，然則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學之？舉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輩未嚐學問無所知識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猶然薪以止沸，卻行而求前也。而無如不辦事則已，苟辦事，則其勢不能不委之此輩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辦而不辦也。然則將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視教士難，彼其年齒已老，視茫發蒼，習氣極深，宦情熏灼，使之執卷伏案，視學究之訓頑童，難殆甚焉；然教官又視教士易，彼其望長官如天帝，覬缺差若九鼎，宮中細腰，四方餓死，但使接見之時，稍為抑揚，差委之間，微示宗旨，雖強之以不情之舉，猶將赴湯蹈火以就之，而況於導之以學乎？故課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須撫部為之校長，司道為之副校長。其堂即設在密邇撫署之地，每日或間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課，隨時教誨。最善者莫如刪堂屬之禮，以師弟相待。堂中陳設書籍，張掛地圖，各官所讀之書，皆有一定。大約各國約章，各國史誌，及政學公法農工商兵礦政之書，在所必讀。多備報章，以資講求。各設劄記，一如學堂之例。延聘通人為教習，評閱功課。校長及副校長，隨意譚論，隨意閱劄記，或閱地圖，而與論其地之事，或任讀一書，而與論其書之美惡，聽其議論，而可以得其為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課不及格而獲譴，恐見問不能答而失意，莫不爭自濯磨，勉強學問矣。教之既熟，必有議論明達，神氣堅定者出矣。或因好學而特予優差，或因能辦事而委之繁缺，數月之後，家弦誦而人披吟矣。聞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譚。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使之各出意見，互相辯論，文正則不發一言，歸而采之，既可於此事集思廣益，複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駱文忠則每集司道於一圓桌，令以筆墨各陳所見。岑襄勤丁雨生之辦事，如訓蒙館然。聚十數幕友於一堂，陳十數幾桌，定時刻辦事，隨辦隨到，案無留牘。此誠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國，亦頗苦於禮矣。終日之晷刻，消磨於衣冠應酬迎送之間者，不知凡幾，交受其勞，而於事一無所補。日日議變法，此之不變，安得有餘日以辦應辦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時刻，在課吏堂辦事，一切皆用便衣，凡來回事者，立譚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見外，其餘衙門例期，悉予停免，有事鹹按時刻，在堂中相見，則形骸加適，而治事加多，斯實兩得之道也。至實缺各官，關係尤重，既未能盡取而課之，亦必限以功課，指明某書，令其取讀。必設劄記，讀書治事，二者並見。須將其讀書所有心得，及本縣人情物產風俗，鹹著之劄記中。必須親筆，查有代筆者嚴責（難者必以為實缺官身任繁劇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優則學，天下斷無終年不讀書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時刻以一兩點鍾讀書，未必即無此暇晷也）。頻頒手諭，諄諄教誨，如張江陵與疆臣各書，胡文忠示屬員各諭，或以嚴厲行之，或以肫誠出之，未有不能教誨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參劾則無人可用，亦不可勝劾。其無咎無譽，臥而治之，無大惡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其廉可謂至矣，然而不能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當屏黜，豈待擾民哉？雖然，治事者，必識與才兼，然後可雲也。若並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當辦，則曷從治之？未嚐講求此事之辦法，則曷從治之？西國治一事，則有一事之學堂，既學成而後授以事矣。然其每日辦事之暇，未嚐有一日廢書者（不讀書則看報，貴至君主，賤至皮匠，莫不皆然）。今我國人士，自其鼓篋之始，即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及一入宦途，則無不與書卷長別。《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製焉，又況於終其身而不學者乎？中國一切糜爛，皆起於此，而在位者遝焉不自覺。今日興一新法，明日興一新法，而於行法之有人與否，漠然而不之計。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竊以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畢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焉矣。至於新政之條理，則多有湖南所已辦者，如礦務輪船學堂練兵之類；或克日開辦者，如學會巡捕報館之類；或將辦而尚有阻力者，如鐵路之類；或已辦而尚須變通擴充者，如鈔票製造公司之類；今不必述。而竊以為尚有極要者二事。一曰開馬路，通全省之血脈，則全省之風氣可以通，全省之商貨可以出。二曰設勸工博覽場，取各府州縣天產人工之貨，聚而比較之，工藝精者優加獎勵。長沙古稱貧國，而五代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貧而富，則非廣勵工商末由也。今全省無論已辦將辦未辦各事，除紳士協辦外，苟經官手，則幾無事不責成於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勢至散，一人之精神，有萬不能給之勢。然舍此則又無可倚畀。鄙意以為宜設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務局之稱，其名最不雅馴，不可用），一切新政，皆總於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員為總辦，令其自舉幫辦以下之人，事歸一線，有條不紊，或稍易為力也（新政局即設於課吏堂尤為兩益）。

（原刊１８９８年《湘報》第２６～２８號）○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日本某大政黨之機關報，其名曰《大帝國》，征文於餘。草此應之，因並以告我四萬萬同胞，各壯其氣焉。篇中因仿效日本文體，故多委蛇遝複之病，讀者幸諒之。撰者自誌。

歐人中國分割之議，倡之既有年，迄於今而其聲浪愈高；其視中國人不啻如土耳其、如印度，且將如阿非利加矣。自英俄協商以來，事機益迫，馴至如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丁抹、葡萄牙，皆思染指。中國之運命，殆在於旦夕。吾中國之頑固醉夢者，渺然不自知，固無論矣。其薄有所見者，則惟惴惴憂之，以為中國必亡必亡而已。日本者，與中國同其利害者也，爾來保全中國扶植中國之論，遍滿於國中。然於一方亦有為反對之言者，其意蓋謂中國終不能保全，雖欲扶植之而無益也。吾今故為此文，題曰《中國人種之將來》，以告我國民及兄弟之國民雲。

凡一國之存亡，必由其國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國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國民無自存之性質，雖無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猶將亡也；苟其國民有自存之性質，雖有萬鈞之他力以亡之，猶將存也。今日中國之現狀，其受他力之橫加，事機危迫，與前者之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殆無以異，且更甚焉。然中國人種之性質與其地位，決非如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之比例。歐人欲以前此待諸國之例待我中國，決非容易之事。且不寧惟是而已，他日於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有可豫斷言者。今於他事置不論，請專就其人種之特質而論之。一曰富於自治之力也。泰西所謂文明自由之國，其所以保全人權，使之發達者，有二端：曰參政權，曰自治權。而此兩權之中，又以自治權為尤切要，此政治學者之公論也。雖然，參政權者，可以鼓國民之氣，一躍而獲之；自治權者，則恒因其曆史習慣，積久而後成，非可以強致而驟得也。以法國人民之雄傑急進，而其自治之力不完；日本行憲法十數年，而自治體段猶遠不及英國。此殆積於習慣，無可如何也。吾中國則數千年來，有自治之特質。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鄉有一鄉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鄉之中有所謂紳士耆老者焉，有事則聚而議之，即自治之議會也；設族長堡長，凡議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族之祖祠，一鄉之廟宇，或鄉局或社學，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祖祠廟宇鄉局，皆有恒產，其歲入歲出有定額，或有臨時需費，則公議稅其鄉所產之品物，即自治之財政也。歲杪必布告其所出入，即財政之豫算決算也。鄉族中有爭訟之事，必訴於祖祠，訴於鄉局，紳士耆老集議而公決之；非有大事，不告有司，即自治之裁判也。每鄉每族，必有義學，即自治之學校也。每鄉族必自設巡丁，保裏閈，禁盜賊，即自治之警察也。凡此諸端，凡關於自治之體製者，幾於具備。人民之居其間者，苟非求富貴利達及犯大罪，則與地方有司絕無關涉事件，惟每年納錢糧地丁（即田租）少許而已。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非曆代君相，樂畀吾民以此特權也。中國之地太大，人太眾，曆代君相皆苟且小就，無大略不能盡力民事，其於民僅羈縻勿絕，聽其自生自養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謀，於是合群以自謀之，積之既久，遂養成此一種政體。故以實情論之，一國之內，實含有無數小國。朝廷之與地方團體，其關係殆僅如屬國；政府與民間，痛癢不甚相關。無論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故民亦不甚以為意焉。此實中國人種固有之習俗，大異於諸國者也。夫政府民人痛癢不關，愛國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國人之所短也。然因痛癢不關之故，使我民養成此自治之特質，亦不幸中之幸事也。凡人有自治之性者，外力不得容易幹涉之。中國所以屢為異種所統治，而不變其性俗者，蓋賴此也。夫取不同化之民以為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積於胃中，而每足以生病。中國今雖為他人俎上之肉，而其耐消化之力，頗有足恃者，恐彼逐逐者未易下咽也！

或者曰：昔者統治中國之異種，皆遊牧賤族，無有文化，故其入中國也，不能化中國，適為中國所化耳。若今日歐西文明之國，蹴踏中原，化之有方，馭之有術，吾恐中國固有自治之力終必不保，而幹涉之直易易耳。答之曰：中國人之自治，不獨內地為然也。即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無論在何國，皆守其習俗，不與所寓之國同化，如南洋各埠，多有自祖父以來居其地十數世，而其社會之習慣一守中國之風，衣冠不變，言語不變。彼在海外且然，況於內地人民？其所積更深，其所聯更大；欲一旦幹涉之，豈容易哉？

或者又曰：中國人所至皆守其俗，不與他國同化，此正中國人頑固之陋習，最為各國所憎惡者。而子乃津津然道之，何其陋歟！答之曰：凡人之性質與力量，隻有一源，因其所發所施而異其效用。堅守舊物固惡也，然善用之，即獨立不羈之根原矣；舍己從人固美也，然不善用之即服從他國之根原矣。我國人居於海外者，不問其外麵之現象何若，而其內恒以向來自治之法治之，不肯輕於自棄以從他人，正獨立之基礎也。各國自憎惡之，我自譽之，庸何傷焉？

西人之言曰：凡國民向有自治權之習慣，不大經政府之幹涉者，其要求參政權之會必不甚盛。我中國國民自古以來，未有如歐西各國倡自由爭政權之風者，其故未始不因此也。今者全世界文明進化之運，相逼而來，自由平等之義，已浸入中國人腦中。他日獨立之基礙既定，采西人之政體而行之，其成就之速，必有可驚者。蓋有古來習慣之自治權以為之基，一蹴可以立至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一也。

二曰有冒險獨立之性質也。歐洲人所以雄於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險遠遊也，而我中國人亦頗富於此性質。五大洲之域，無地無中國人之足跡焉。且彼西人之遠遊者，其國家獎勸之，讚助之，保護之，風氣既成，國民視為樂途，其慣冒險喜遠遊未足以為誇也；而我中國則國家非惟不勸助之，且禁製之，非惟不保護之，且魚肉之，而我民有不挫不撓之氣，而自殖（西國則殖民也，我中國則民自殖也）於世界各地焉。南洋英屬荷屬諸島，為中國人最初發見者十居五六，我民與土番戰，奪其地墾而居之；因國家不助，獨力不支，後乃舉而畀諸英荷者，比比然也。當國家海禁極嚴之時，而吾民之遊海外擴土地長子孫者，已不知凡幾，非有獨立冒險之性而能若是耶？方今雖設公使領事，以保護商民為名，其實則如木偶，甚乃擇商民之肥者而噬之耳。彼各國民之旅居他國者，其本國政府，噢咻之、撫育之，如保姆之護嬰兒。吾中國則反是，旅居他國者數百萬人，譬之則如棄兒也。上無怙恃，下無扶助，而吾民乃能自殖於人種競爭最烈之世，所至各地，常為其地最有關係之人，此亦天下萬國無其比例者也。以如此之人種，如此之性質，使有國家以教育之保護之，其必不讓歐西以獨步也明矣。昔西人動以印度、土耳其比我中國，試問印度、土耳其人，有此冒險獨立之征驗否乎？要之不依賴國家之力而能獨立者，此我中國人之所長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二也。

今日全世界之地，其已開通者不過歐羅巴之全境與亞細亞、北亞、米利加之半境，澳大利亞三分之一而已，其餘諸地，尚在草昧之域。彼西人高掌遠蹠之手段，非不欲盡取而墾辟之繁通之也，無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以歐人之力，僅僅開通北米、澳洲而止矣，猶尚且多假手於我中國人。若南洋諸島，則中國開之，歐人坐而食之耳。其餘南米阿非利加之地，雖歸其轄屬，然閱爾許年，不能增其繁榮，發其光彩也。此無他故，歐洲之人隻有此數，其勢固不足以分配（即遍布充塞之意）於大地；而其人開明之度既日進，分利之人（即執高等事業者）愈多，而生產之人（即任勞力者）愈少。夫辟未辟之地者，最勞苦而所得最少之事也。歐洲人之力量，既不足更辟未辟之地，於是乃垂涎於他人之已辟者，思一舉而篡取之。今者舍非洲南米之地，不複以全力經營，而眈眈逐逐謀我中國。不能以實力相爭，而欲以巧智攘奪，其無道固可憤，其無力亦可憐也。他日能有實力以開通全世界者誰乎？即我中國人種是也。白人驕而不勞苦，黑人棕人惰而無智慧，然則此事舍我黃人不能任也。北米與澳洲，今為白種人殖民地之區域；南米與非洲，他日必為黃種人殖民地之區域；無可疑也。謂吾不信，請觀其後。

三曰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也。我中國於周秦之間，諸子並起，實為東洋思想之淵海，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無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會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中世以還，國勢統一，無外國之比較，加以曆代君相，以愚民為術，阻思想之自由，故學風頓衰息，誠有如歐洲之所謂黑暗時代者。夫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十字軍以後，外之則齎來埃及印度遠東之學術，內之則發明希臘固有之學術，古學複興，新學繼起，因蒸蒸而日上耳。中國今日之時局，正有類於是，外之則受歐洲輸入之種種新學，內之則因國民所固有曆史所習慣的周秦古學，而更加發明，加以現今政府威壓之力，不能實行，言論思想之自由，不能遏禁。自今以往，我國民思想之突飛，必有不可思議者。吾嚐在湖南，見其少年子弟，口尚乳臭，目不識蟹文，未嚐一讀歐西之書，而其言論思想，新異卓拔，洞深透辟，與西人學理暗合者，往往而有。然則中國人種之腦力，不讓於歐西明矣。昔佛學之入中國，經智顗玄奘六祖之徒發明之，自成一種中國之佛學，非複尋常之佛學。他日歐學入中國，消化於中國人之腦中，必當更發奇彩，照耀於全世界，自成一種中國之歐學，非複尋常之歐學者。此我中國人之擅長也。我邦人昔留學於歐米者，所在每冠其曹。今學成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彼中者，尚不乏人，亦可證我中國人長於學問，而非彼半開人種之所能比例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三也。

四曰民人眾多，物產沃衍，善經商而工價廉，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也。十九世紀，為政治上競爭革命之時代；二十世紀，為經濟上競爭革命之時代。此有識者之公言也。而經濟上競爭之大權，實握於勞力工人之手。近年以來，同盟罷工之案，絡繹不絕，各國之經濟界屢受牽動，資本家深患之。夫以今日世界文明日進之故，百物騰踴，起居飲食所需，皆倍於昔時。工人以微薄之俸給，不足以贍日用，其求增工價固宜也。然因工價日增之故，則物價不得不隨之而增；物價更增一級，則工價亦更增一級。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於是資本家與消費者，與勞力者皆受其病。夫白種人以壟斷之手段，促工業之進步，其意殆欲使全世界需用之物品悉成於白種人之手，而無如世界開明之度日進；而白種之人隻有此數，其人口增加之速率與全世界銷用物品增加之速率終不足以相敵；勞力者常處於不足之勢，因得有所挾以持資本家之短長。於此時也，非有外力以調劑之，他日之決裂有不勝其禍者。而當此調劑之任者為誰？則我中國人種是也。中國人數眾多，耐勞苦而工價廉，此白種勞力人之所最忌也，故其排斥之，不遺餘力。然排斥者，白人自護其私耳。天下之大勢，既日趨於文明，即日趨於均平，固非一種之人之私心所能遏製也。以中國四百兆人之資本勞力插入於全世界經濟競爭之場，迭相補助，然後畸輕畸重之間不至大相懸絕，而社會（即人群）上之危險乃可以免。此乃二十世紀全世界一大進化之根原，而天運人事所必不可避者也。然則此進化之關鍵，惟我中國人種得而掌握之。我中國人，顧可輕量乎？顧可自棄乎？商務者經濟競爭之眼目也，而歐米人持之以製他種人之生命者也。然我中國人善於經商之性質，實有可驚者。吾嚐見我旅居海外之商人，其人未嚐入商業之學校，未嚐經商會之講求，而其舉動行為，一切與商業學理暗合。其經商之始，非有巨大之資本也，乃至有不名一錢，持空拳以遊於商界，不數年遂成素封之家者，比比然也。其人又非有政府之保護，有內地之扶助，而皆能自立，此實其特質之可驚者也。故嚐以中國之商與歐米之商相比較，歐米人經學問而後能經商，中國人未經學問而已能經商；歐米人有大資本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有大資本而即能經商；歐米人得保護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得保護亦能經商；然則其商力之強弱優劣可以見矣。他日者我中國人加以學問，厚其資本，而複有以保護之，則其商力必衝突披靡於全球，可斷言也。今者西人製造物品之原料（即天產之物）一切皆取材於東方，運取東方之物，製為西方之產，而複售於東方之人。猶且足以壟斷全球之利權，況我東人自出之自製之而自銷用之乎？夫昔者我中國在海外之商，其力頗宏大，而在內地之商，其力轉微弱者，以內地政體不善，壓力多端，汙吏奸儈，種種為商之大蠹故耳。他日變更政體，壓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當發現，而泰西人曆年所發明之機器與其所講求之商業商術，一舉而輸入於中國；中國人受之，以與其善經商之特質相合，則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國人之手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四也。

有此四原因，規以地勢，參以氣運，則中國人於來世紀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此非吾誇誕之言也。雖然，此不過其當然之理而已。天下事固不能委心任運，以待當然者之自至也，必加以人力，乃足以促其機而助其進。所謂人力者何？一曰合大群，二曰開人智。此二者我中國人人所當有事也，亦我兄弟之國民所當讚助也。

卷五

○少年中國說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梁啟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發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侖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卷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麵皴齒盡，白發盈把，頹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鬱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拿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曆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啟超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澌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製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為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曆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嚐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為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誌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誌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複舊物，使意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誌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誌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嚐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吾見乎瑪誌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為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鬱、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折，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為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裏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仆為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後、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為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梁啟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為牛為馬、為奴為隸，則烹臠鞭棰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此嶽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作者附識。

（原刊１９００年《清議報》第３５冊）○中國積弱溯源論

嗚呼！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乃或雖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則亦雖欲救之而不得所以為救之道。譬有患癆病者，其髒腑之損失，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謂為無病，一旦受風寒暑濕之侵暴，或飲食消養之失宜，於是病象始大顯焉。庸醫處此，謂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劑以表之；謂其滯食也，而投峻削之劑以攻之；不知伏於新病之前者，有舊病焉，為外病之導線者，有內病焉。治其新而遺其舊，務其外而忽其內，雖欲治之，烏從而治之？其稍進者，見其羸尫瘠瘵之亟當培養也，而又習聞夫參苓術桂之可以引年也，於是旁采舊方進以補劑；然而積屙未除，遽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驅病之效，且恐反為增病之媒。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是故善醫者，必先審病源。其病愈久，則其病源愈深而遠；其病愈重，則其病源愈多而繁。淺而近者易見，深而遠者難明。簡而單者，雖庸醫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雖國手亦或眯於目。夫是以醫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醫一身且然，而況醫一國者乎？

嗟乎！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久耶？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重耶？昔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複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複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複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鵲曰：“疾之在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針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國今日之受病，有以異於此乎？夫病猶可也；病而不自知其病，不可為也。不自知其病，猶可為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惡之，不可為也。嗚呼！吾國之受病，蓋政府與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馴致之也非一時，其釀成之也非一人，其敗壞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堅冰至”，“所由來者漸矣”。淺識者流，徒見夫江河日下之勢，極於今時，因以為中國之弱，直此數年間事耳；不知其積弱之源，遠者在數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數十年之內。積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長。夫使蚤三十年而治之，則一湯熨之勞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針石之力耳。而乃蹉跎蹉跎，極於今日。夫豈無一二先覺懷抱方術，大聲疾呼，思欲先時而拯之者？其奈舉世夢夢，昊天悠悠，非特不采其術，不聽其言，直將窘之逐之，戮之絕之，使舉國之人無不諱疾忌醫以圖苟全。至於今日，殆扁鵲望而退走之時矣。雖然，孟子不雲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今日始知為病而始謀醫之，雖曰遲乎；然使失今不為，更閱數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複得者。我同胞國民，夫豈無怵惕惻隱於其心者乎？抑吾尤懼夫所稱國手者，不審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處今日危急存亡間不容發之頃，而猶出庸醫之伎倆，摭拾目前一二小節，彌縫補苴，藥不對症，一誤再誤，而終斷送我國於印度、埃及、土耳其之鄉也。故於敘述近事之前，先造此論，取中國病源之繁雜而深遠者，一一論列之，疏通之，證明之。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論而投良藥焉，今雖瞑眩，後必有瘳；其慎勿學齊桓侯之至死不寤也。

△第一節積弱之源於理想者

國家之強弱，一視其國民之誌趣品格以為差。而誌趣品格，有所從出者一物焉，則理想是已。理想者何物也？人人胸中所想像，而認為通常至當之理者也。凡無論何族之民，必有其社會數千年遺傳之習慣，與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訓所傳述，漸漬深入於人人之腦中，滌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謂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種種風俗，種種事業。凡有一舊理想久行於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奪而易之，非有雷霆萬鈞之力不能。中國人腦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寶者固不少，其誤而當改者亦頗多。歐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國人無愛國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國民愛國之心，比諸歐西日本殊覺薄弱焉，此實不能為諱者也。而愛國之心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吾嚐窮思極想，推究其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發源於理想之誤者，有三事焉。

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中國人向來不自知其國之為國也。我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中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遊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漠然視為眾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即已諸國並立，此後雖有變遷，而其為列國也依然，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人人腦中之理想，常有一國字浮於其間。其愛國也，不教而自能，不約而自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緣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則驕傲而不願與他國交通，二則怯懦而不欲與他國爭競。以此而處於今日交通自由競爭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礙耶？故此為中國受病之第一根源。雖然，近年以來，此理想有迫之使不得不變更消滅者矣。

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每一朝之廢興，而一國之稱號即與之為存亡，豈不大可駭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為何物。因以國家與朝廷混為一談，浸假而以國家為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實文明國民之腦中所夢想不到者也。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麵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雲者，不過偶然一時為國民中巨擘之巨室雲爾。有民而後有君，天為民而立君，非為君而生民；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國民數千年醉迷於誤解之中，無一人能自拔焉，真可奇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為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顧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四萬萬同胞，顧未嚐以為辱焉，以為恥焉，則以誤認朝廷為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夫使認朝廷為國家，而於國家之成立無所損，吾亦何必齗齗焉。無如國家之思想不存，即獨立之誌氣全萎，但使有一姓能鉗製我而鞭棰我者，我即從而崇拜之擁護之；馴至異種他族，踐吾土而食吾毛，亦閒然奉之為朝廷，且侈然視之為國家；若是者蓋千餘年於茲矣。推此理想也，則今日之印度，豈嚐無朝廷哉？我國民其亦將師印度而恬不為怪也。中國所以永遠沉埋之根源，皆在於此。此理想不變，而欲能立國於天地之間，其道無由。

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也。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恒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仆也。凡官吏以公事致書於部民，其簡末自署，必曰：汝之仆某某。蓋職分所當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國民之全體而不敢褻，即所以鞏護國家之基礎而勿使壞也。乃吾中國人之理想，有大異於是者。唐韓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令，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愈之斯言也，舉國所傳誦，而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壹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贅旒而無謂也。吾壹不解夫自主獨立之國民，為今世文明之國所最尊重者，竟當盡誅而靡有孑遺也。今使有豪奴於此，奪其主人之財產為己有，而曰主人供億若稍不周，行將鞭撻而屠戮之，雖五尺童子未有不指為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異是乎？而我國民守之為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議焉，更無論駁詞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我國民所以沈埋於十八層地獄，而至今不獲見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說成為義理而播毒種於人心也。數千年之民賊，既攘國家為己之產業，縶國民為己之奴隸，曾無所於怍，反得援大義以文飾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於奴隸，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隸而幹預家事，未有不獲戾者也。既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則褰裳以去，別投新主而已。此奴隸之恒情也。故夫西人以國為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不然。有國者僅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安所往而不敗也？

以上三者，實為中國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瘡百孔，萬穢億腥，皆其子孫也。今而不欲救中國則已耳，苟欲救之，非從此處拔其本，塞其源，變數千年之學說，改四百兆之腦質，雖有善者，無能為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義者既已如鳳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遠；此所以流失敗壞，極於今時，而後顧茫茫，未知稅駕於何日者也。

△第二節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今之論國事者，每一啟齒，未有不太息痛恨，唾罵官吏之無狀矣。夫吾於官吏，則豈有恕辭焉。吾之著此書，即將當局者十年來殃民誤國之罪，一一指陳之，而不為諱者也。雖然，吾以為官吏之可責者固甚深，而我國民之可責者亦複不淺。何也？彼官吏者，亦不過自民間來，而非別有一種族，與我國民渺不相屬者也。故官吏由民間而生，猶果實從根幹而出，樹之甘者其果恒甘，樹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國民而為良國民也，則任於其中簽掣一人為官吏，其數必贏於良；我國民而為劣國民也，則任於其中慎擇一人為官吏，其數必倚於劣。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以今日中國如此之人心風俗，即使日日購船炮，日日築鐵路，日日開礦務，日日習洋操，亦不過披綺繡於糞牆，鏤龍蟲於朽木，非直無成，醜又甚焉。故今推本窮源，述國民所以腐敗之由，條列而僂論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罵盡天下也。或者吾國民一讀而猛省焉，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今將風俗之為積弱根源者，舉其犖犖大端如下。

一曰奴性。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夫既言之矣。雖然，彼之以奴隸視吾民，猶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故使我誠不甘為奴隸，則必無能奴隸我者。嗟乎！吾不解吾國民之秉奴隸性者何其多也。其擁高官籍厚祿盤踞要津者，皆稟奴性獨優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則不能一日立於名場利藪間也。一國中最有權勢者，既在於此輩，故舉國之人，他無所學，而惟以學為奴隸為事。驅所謂聰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於奴隸學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天下可駭可痛之事，孰有過此者？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諸君未嚐遊京師，未嚐入宦場，雖聞吾言，或不信焉；苟躬曆其境，見其昏暮乞憐之態與其趑趄囁嚅之形，恐非徒怵惕而有不慊於心，更必且赧怍而不忍掛諸齒。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者，其妻妾見之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誠至言哉！誠至言哉！夫居上流之人既如此矣，尋常百姓又更甚焉。鄉曲小民，視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宮闕，奉搢紳如神明。昔西報嚐有戲言，謂在德國為俾士麥，不如在中國做一知縣；在英國為格蘭斯頓，不如在中國做一縣丞。非過言也。然則官吏之所以驕橫暴戾，日甚一日者，未始不由民間驕縱之而養成之也。且天下惟能諂人者，為能驕人；亦惟能驕人者，為能諂人。州縣之視百姓，則奴隸矣；及其對道府以上，則自居於奴隸也。監司道府之視州縣，則奴隸矣；及其對督撫，則自居於奴隸也。督撫視司道以下，皆奴隸矣；及其對君後，則自居於奴隸也。其甚者乃至對樞垣閣臣，或對至穢至賤宦寺宮妾，而亦往往自居奴隸也。若是乎，舉國之大，竟無一人不被人視為奴隸者，亦無一人不自居奴隸者。而奴隸視人之人亦即為自居奴隸之人，豈不異哉！豈不痛哉！蓋其自居奴隸時所受之恥辱苦孽，還以取償於彼所奴隸視之人。故雖日日為奴，而不覺其苦，反覺其樂；不覺其辱，反覺其榮焉。不見夫土豪乎？皂役乎？彼入而見長官也，局蹐瑟縮無所容，吮癰舐痔無不至；及出而武斷鄉曲，則如虎傅翼，擇肉而食，而小民之畏彼媚彼奔走而奉養彼者，固自不乏人矣。若是乎，彼之所得者，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若是乎，奴隸不可為而果可為也。是以一國之人轉相仿效，如蟻附膻，如蠅逐臭，如疫症之播染，如肺病之傳種。昔有某畫報，繪中國人之狀態者，圖為一梯，梯有級，級有人，級千百焉，人無量數焉；每級之人，各皆向其上級者稽首頂禮，各皆以足蹴踏其下級者；人人皆頂禮人焉，人人皆蹴踏人焉。雖曰虐謔，亦實情也。故西國之民無一人能淩人者，亦無一人被淩於人者。中國則不然，非淩人之人，即被淩於人之人；而被淩於人之人，旋即可以為淩人之人。咄咄怪事！咄咄妖孽！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奴性而已。故西國之民，有被壓製於政府者，必群集抗論之抵拒之，務底於平而後已。政府之壓製且然，外族之壓製，更無論矣。若中國則何有焉？忍氣吞聲，視為固然，曰惟奴性之故。嗟乎！奴隸雲者，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囂然誇耀儕輩以為榮寵；及攖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栗，雖極其淩蹴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為大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為本分，是即所謂奴性者也。今試還視我國人，蟻民之事官吏，下僚之事長官，有一不出於此途者乎？不寧惟是而已，凡民之受壓製於官吏而能安之者，必其受壓製於異族而亦能安之者也。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民之有奴性者，其與國家交涉，止有服役、納稅二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雖國事危急之際，彼蚩蚩者狃於曆朝亡國之習慣，以為吾知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天下至大，主人至眾，安所往而不得奴隸？譬猶犬也，豢而飼我，則為之守夜而吠人；苟易他主，仍複豢而飼我，則吾亦為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為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為何人。別辟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為刀刺不傷火爇不痛之世界。嗚呼！有如此性，有如此民；積之千歲，毒遍億身。生如無生，人而非人；欲毋墮落，恃奚以存？匪敵亡我，係我自淪；斯害不去，國其灰塵。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於我國民者也。

二曰愚昧。凡人之所以為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髒腑血脈而已，而尤必有司覺識之腦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備，而無腦筋，猶不得謂之人也。惟國亦然，既有國形，複有國腦。腦之不具，形為虛存。國腦者何？則國民之智慧是已。有智慧則能長其誌氣，有智慧則能增其膽識，有智慧則能生其實力，有智慧則能廣其謀生之途，有智慧則能美其合群之治。集全國民之良腦，而成一國腦，則國於以富，於以強；反是則日以貧，日以弱。國腦之不能離民智而獨成，猶國體之不能離民體而獨立也。信如斯也，則我中國積弱之源，從可知也。四萬萬人中，其能識字者殆不滿五千萬人也；此五千萬人中，其能通文意、閱書報者，殆不滿二千萬人也；此二千萬人中，其能解文法、執筆成文者，殆不滿五百萬人也；此五百萬人中，其能讀經史略知中國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滿十萬人也；此十萬人中，其能略通外國語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滿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學之本源、考人群之條理，而求所以富強吾國進化吾種之道者，殆不滿百數十人也。以堂堂中國，而民智之程度，乃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肙肙而長悲也。而吾所最悲者，不悲夫少特達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蓋特達智慧者，人類中之至難得者也；非惟中國不多有之，即西國亦不多有之。若夫通常智慧，則異是矣。西國之民，自六七歲時，無論男女，皆須入學校，至十四五歲然後始出校。其校中所讀之書籍，皆有定本，經通儒碩學之手編成。凡所以美人性質，長人誌趣，浚人識見，導人材藝者，無不備焉。即使至貧之家，至鈍之童，皆須在校數年，即能卒業數卷，而其通常之智慧，則固既有之矣。故無論何人皆能自治其身，自謀其生。一尋常之信，人人皆能寫；一淺近之報，人人皆能讀。但如是，而其國腦之強，已不可思議；其國基之固，已不可動搖矣。且天下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多，而不能出一特達智慧之人者；亦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少，而能出特達智慧之人者。以天賦聰明而論，中國人豈必讓於西人哉！然以我國第一等智慧之人與西國第一等智慧之人比較，而常覺其相去霄壤者，則以乏通常智慧故也。今之所謂搢紳先生者，咿啞占畢，欺驕鄉愚，曾不知亞細、歐羅是何處地方，漢祖、唐宗係那朝皇帝；然而秀才舉人出於斯焉，進士翰林出於斯焉，浸假而州縣監司出於斯焉，軍機督撫出於斯焉；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一舉而付於其手矣。若以此為不足語耶，舍而求之於市廛之商旅，鄉井之農氓，更每下愈況矣。何也？我國固無通常智慧之人也。以此而處於今日腦與腦競爭之世界，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天下之險象，孰有過是者也？雖然，明知其險而無以易之，此所以日弱一日而至於今也。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而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遂將從此而長已也。是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三曰為我。天下人亦孰不愛己乎？孰不思利己乎？愛己利己者，非聖人之所禁也。雖然，人也者，非能一人獨立於世界者也，於是乎有群；又非能以一群占有全世界者也，於是乎有此群與彼群。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群與彼群交涉，則內吾群而外他群，是之謂一群之我。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別焉。當此群與彼群之角立而競爭也，其勝敗於何判乎？則其群之結合力大而強者必贏，其群之結合力薄而弱者必絀。此千古得失之林矣。結合力何以能大？何以能強？必其一群之人，常肯絀身而就群，捐小我而衛大我，於是乎愛他利他之義最重焉。聖人之不言為我也，惡其為群之賊也。人人知有身不知有群，則其群忽渙落摧壞，而終被滅於他群，理勢之所必至也。中國人不知群之物為何物，群之義為何義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昔日本將構釁於中國，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國之大，疑勢力之不敵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國名為一國，實則十八國也。其為一國，則誠十餘倍於日本；其為十八國，則無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乃果也戰端既起，而始終以直隸一省敵日本全國，以取大敗。非伊藤之僥幸而言中也，中國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於天下矣。又豈惟分為十八國而已，彼各省督撫者，初非能結合其所治之省而為一群也，不過徼幸戰禍不及於己轄，免失城革職之處分，借設防之名，以觀成敗而已。其命意為一己，而非為一省也。彼各省之民，亦非能聯合其同省以為一群也。幸鋒鏑未臨於眉睫，而官吏亦不強我，使急公家之急，因飽食以嬉焉，袖手而觀焉，其命意亦為一己也。昔吾聞明懷宗煤山殉國之日，而吾廣東省城，日夜演戲。初吾不甚信之，及今歲到上海，正值聯軍入北京之日，而上海笙歌簫鼓，熙熙焉，融融焉，無以少異於平時，乃始椎胸頓足，痛恨於我國民之心既已死盡也。此無他，為我而已矣。諺有之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國民人人腦中，皆橫亙此二語，奉為名論，視為秘傳。於是四萬萬人，遂成為四萬萬國焉，亡此國而無損於我也，則束手以任其亡，無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國而有益於我也，則出力以助其亡，無所慚怍焉。此誠為我者魑魅魍魎之情狀也。以此而立於人群角逐之世界，欲以自存，能乎不能？

四曰好偽。好偽至極，至於如今日之中國人，真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臣之事其君；長之率其屬，屬之奉其長；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士之結其耦，友之交其朋；無論何人，無論何事，無論何地，無論何時，而皆以偽之一字行之。奏章之所報者，無一非偽事；條告之所頒者，無一非偽文；應對之所接者，無一非偽語。舉國官缺，大半無事可辦，有職如無職，謂之偽職；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無律，謂之偽律。文之偽也，而以八股墨卷，謂為聖賢之微言；武之偽也，而以弓刀箭石，謂為幹城之良選。以故統兵者扣額克餉，而視為本分之例規；購械者以一報十，而視為應得之利益。閹寺名分至賤，而可以握一國之實權；胥隸執業至醜，而可以掌全署之威福。凡茲百端，皆生於偽。然偽猶可療也；偽而好之，不可瘳也。世有號稱清流名士者流，其麵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讀其文則字字皆賈生之痛哭涕零，誦其詩則篇篇皆少陵之孤忠義憤；而考其行則醇酒婦人也，察其心則且食蛤蜊也。夫既無心愛國，無心憂國，則亦已矣；而為此無病之呻吟何為焉？雖然，彼固不自覺其為偽也，因好之深而習慣之，以為固然也。尤有咄咄怪事者，如前者日本之役，今茲團匪之難，竟有通都大邑之報館，摭拾《殘唐》《水滸》之讕語，以構為劉永福空城之計，李秉衡黃河之陣者，而舉國之人靡然而信之。夫靡然而信之，則是為作偽者所欺也，猶可言也；及其事過境遷，作偽情狀既已敗露，而前此之信之者尚津津然樂道之。叩其說，則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且快意焉。是則所謂好偽也，不可言也。嗚呼！中國人好偽之憑據，萬緒千條，若盡說者，更仆難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至舉國之人，而持一偽字以相往來，則亦成一虛偽泡幻之國而已。本則先撥，雖無外侮之來，亦豈能立於天地間耶？

五曰怯懦。中國民俗，有與歐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即歐日尚武，中國右文是也。此其根源，殆有由理想而生者。《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孝經》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孟子曰：“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凡此諸論，在先聖昔賢，蓋有為而言；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者也。降及末流，誤用斯言，遂浸成錮疾；以冒險為大戒，以柔弱為善人，至有“好鐵不打釘，好子不當兵”之諺。抑豈不聞孔子又有言曰：“能執幹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吾嚐觀歐西日本之詩，無不言從軍樂者；又嚐觀中國之詩，無不言從軍苦者。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友人從軍詩，以千億計，皆祝其勿生還者也。兵之初入營者，戚黨贈之以標，曰祈戰死；以視杜甫《兵車行》，所謂“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其一勇一怯，相去何太遠耶！何怪乎中日之役，綠旗湘淮軍數十萬，皆鼓聲甫作，已棄甲曳兵而走也。夫兵者不祥，聖賢之無義戰，寧非至道歟！雖然，為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為國民者不可以無勇。處今日生存競爭最劇最烈百虎眈視萬鬼環瞰之世界，而苶然偷息，酣然偃臥，高語仁義，寧非羞耶！《詩》曰：“天之方蹶，無為誇毗。”《傳》曰：“誇毗謂柔脆無骨之人也。”夫人而柔脆無骨，謂之非人焉可也。合四萬萬柔脆無骨之人而成一國民，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中國世俗，有傳為佳話者一二語：曰百忍成金，曰唾麵自幹，此誤盡天下之言也。夫人而至於唾麵自幹，天下之頑鈍無恥，孰過是焉？天生人而畀之以權利，且畀之以自保權利之力量，隨即畀之以自保權利之責任者也。故人而不思保護其權利者，即我對於我而有未盡之責任也。故西儒之言曰：侵人自由權者為第一大罪，放棄己之自由權者罪亦如之。放棄何以有罪？謂其長惡人之氣焰，損人類之資格也。犯而不校，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然欲使盡天下而皆出於此途，是率天下人而為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而弱肉強食之禍，將不知所終極也。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勝是，並為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遇勢力之強於己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民權由茲而失，國權由茲而亡。彼當局之人，日日割地而不以為怍者，豈非所謂能讓者耶？豈非所謂唾麵自幹者耶？無勇之害，一至於此，彼西方之教，曷嚐不曰愛敵如友，降己下人乎？然其人民遇有壓力之來，未有不出全力以抗拒之者。為國流血，為民流血，為道流血，數千年西史不絕書焉。先聖昔賢之單語片言，固非頑鈍無恥者所可藉以藏身也。吾聞日本人有所謂日本魂者，謂尚武之精神是也。嗚呼！吾國民果何時始有此精神乎？吾中國魂果安在乎？吾欲請帝遣巫陽而招之。

六曰無動。老子有言曰：“無動為大。”此實千古之罪言也。夫日非動不能發光熱，地非動不能育萬類。人身之血輪，片刻不動，則全身凍且僵矣。故動者萬有之根原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動之謂也。乃今世之持論者則有異焉。曰安靜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譽人之詞也；曰喜事也，曰輕進也，曰紛更也，皆貶人之詞也。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一則曰依成法，再則曰查舊例，務使全國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於隤然不動之域然後已。吾聞官場有六字之秘訣，曰“多叩頭，少講話”。由今觀之，又不惟官場而已，舉國之人，皆從此六字陶熔出來者也。是故汙吏壓製之也而不動，虐政殘害之也而不動，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動，萬國富強之成效燦然陳於目前也而不動，列強瓜分之奇辱咄然迫於眉睫也而不動。譚瀏陽先生《仁學》雲：

自李耳出，遂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願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頹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為糊名以取之，而複隘其途；既為年資以用之，而複嚴其等。財則憚辟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製四萬萬人之動，縶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乎一定不移之鄉願格式。夫群四萬萬鄉願以為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而可保也？

嗚呼！吾每讀此言，未嚐不廢書而歎也。抑吾又聞之，重學之公例，謂凡物之有永靜性者，必加之以外力而始能動也。故吾向者猶有所冀焉，冀外力之庶幾助我乎。顧近年以來，中國受外力之加者，亦既屢見不一見矣；而其不動也依然，豈重學之例，猶有未足據者耶？抑其外力所加者尚微弱，而與本性中所含之靜力，尚未足成比例耶？雖然，外力而加強焉加重焉，竊恐有不能受者矣。若是乎，此無動為大之中國，竟長此而終古也，是則可憂也。

以上六者，僅舉大端，自餘惡風，更仆難盡，遞相為因，遞相為果。其深根固蒂也，經曆夫數千餘年年年之漸漬，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傳染蔓延也，盤踞夫四百兆人人人之腦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萬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長此安窮，賈長沙能無流涕？嗚呼！我同胞苟深思焉，猛省焉，必當憬然於前此致弱之故，有不能專科罪於當局諸人者，怵然於此後救弱之法，有不能專責於當局諸人者。吾請更質言其例。今日全國人所最集矢者，在樞臣之中，豈非載漪乎？剛毅乎？趙舒翹乎？在疆臣之中，豈非裕祿乎？毓賢乎？李秉衡乎？夫漪、剛、趙、裕、毓、李之誤國殃民，萬死不足蔽罪，無待言矣。今以漪、剛、趙為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他之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其有以愈於漪剛趙乎？吾未見其能也。以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為皆不可用，而代以九卿、學士，其有以愈於尚侍以上乎？以九卿、學士為皆不可用，而代以科道、編檢、部員，其有以愈於九卿學士乎？吾未見其能也。今以裕、毓、李為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以他之將軍督撫，其有以愈於裕、毓、李乎？吾未見其能也。以將軍督撫為皆不可用，而代以藩臬道府，其有以愈於將軍督撫乎？以藩臬道府為皆不可用，而代以同通州縣，其有以愈於藩臬道府乎？吾未見其能也。充其類而極之，乃至以現時京外大小臣工為皆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未注朝籍之士民，其有以遠愈於現時大小臣工乎？吾未見其能也。何也？吾見夫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漪、剛、趙、裕、毓、李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性質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蓋先有無量數漪、剛、趙、裕、毓、李之同類，而漪、剛、趙、裕、毓、李乃乘時而出焉。之數人者，不過偶然為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漪、剛、趙、裕、毓、李去，而百千萬億之漪、剛、趙、裕、毓、李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李僵而桃代，狼卻而虎前。有以愈乎？無以愈乎？吾請更以一言正告我國民：國之亡也，非當局諸人遂能亡之也，國民亡之而已；國之興也，非當局諸人遂能興之也，國民興之而已。政府之良否，恒與國民良否為比例，如寒暑針之與空氣然，分秒無所差忒焉，絲毫不能假借焉。若我國民徒責人而不知自責，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則吾恐中國之弱，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積弱之源於政術者

然則當局者遂無罪乎？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縱成今日之官吏者，則今日之國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是也。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保護私產之術將奈何？彼私產者，固由紾國民之臂，而奪得其公產以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複還之。原主人者誰？即國民是也。國民如何然後能複還其公產，必有氣焉而後可，必有智焉而後可，必有力焉而後可，必有群焉而後可，必有動焉而後可。但使能挫其氣，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製其動，則原主人永遠不能複起，而私產乃如磐石苞桑而無所患。彼民賊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術，無一不以此五者為鵠，千條萬緒而不紊其領，百變億化而不離其宗。多曆一年，則其網愈密；多更一事，則其術愈工。故夫今日之政術，不知經幾百千萬梟雄險鷙敏練桀黠之民賊所運算布畫，斟酌損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嚐遍讀二十四朝之政史，遍曆現今之政界，於參伍錯綜之中，而考得其要領之所在。蓋其治理之成績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績者，其持術有四，曰馴之之術，曰餂之之術，曰役之之術，曰監之之術是也。

所謂馴之之術者何也？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獨立之性也，有合群之性也，是民賊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後能就我範圍。不見夫花匠乎？以鬆柏之健勁，而能蟠屈繚糾之，使如盤如梯如牖如立人如臥獸如蟠蛇者，何也？自其勾萌莖達之時而戕賊之也。不見夫戲獸者乎？以馬之駿，以猴之黠，以獅之戾，以象之鈍，而能使趨蹌率舞於一庭，應弦合節，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稚之日而馴伏之也。曆代政治家所以馴其民者，有類於是矣。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製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於禮樂，吾雖不敢謂然，而要之中國數千年來，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則斷斷然矣。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計也，以焚坑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為焚坑。宋藝祖開館輯書，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定製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間，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製漢人。”其手段方法，皆遠出於秦皇之上，蓋術之既久而日精也。試觀今日所以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為未足，而又設為割裂截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入於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遑及他事。猶以為未足，禁其用後世事後世語，務驅此數百萬侁侁衿纓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並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並日用應酬且不解，更奚論經世？猶以為未足，更助之以試帖，使之習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為鈔胥。猶以為未足，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八股試帖楷法不足盡其腦筋之用，而橫溢於他途也，於是提倡所謂考據詞章金石校勘之學者，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猶以為未足，有偽托道學者出，緣飾經傳中一二語，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聖經賢傳中有千言萬語，可以開民智、長民氣、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語足以便己之私圖者，從而推波助瀾，變本加厲，謬種流傳，成為義理。故憤時憂國者則斥為多事，合群講學者則目為朋黨；以一物不知者為謹愨，以全無心肝者為善良。此等見地，深入人心，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為我也，好偽也，怯懦也，無動也，皆天下最可恥之事也；今不惟不恥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專為我、不甚好偽、不安怯懦、不樂無動者，則舉國之人視之為怪物，視之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觀於此，而歎彼數千年民賊之所以馴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婦女之纏足者然，自幼而纏之，曆數十年；及其長也，雖釋放之，而亦不能良於行矣，蓋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國藩曰：“今日之中國，遂成一不痛不癢之世界。”嗟乎！誰為為之，而令我國民一至於此極也。

所謂餂之之術者何也？孟德斯鳩曰：專製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而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有一種矯偽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即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專製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誇耀，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語也，蓋道盡中國數千年所以餂民之具矣。彼其所以馴吾民者，既已能使之如妾婦如禽獸矣。夫待妾婦禽獸之術，則何難之有？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搖頭擺尾，前趨後躡者，為求食也。今夫遊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為纏頭也。故苟持一臠之肉以餂畜犬，則任使之如何跳擲，如何回旋，無不如意也。纏千金於腰以餂遊妓，則任使之如何獻媚，如何送情，無不如意也。民賊之餂吾民，亦若是已耳。齊桓公好紫，一國服紫；漢高祖惡儒，諸臣無敢儒冠。曹操號令於國中曰：“有從我遊者，吾能富而貴之。”蓋彼踞要津握重權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國之人，載顛載倒，如狂如醉，爭先恐後，奔走而趨就之矣。而其趨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國中聰明最高才力最強之人也。既已餂得此最有聰明才力者，皆入於其彀中，則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棰之圈笠之而已。彼蟻之在於垤也，自吾人視之，覺其至微賤至麼麽而可憐也，而其中有大者王焉，有小者侯焉。群蟻營營逐逐以企仰此無量之光榮，莫肯讓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淪於法也，一切政權土地權財權，皆握於他人之手，本國人無一得與聞。自吾人視之，覺其局天蹐地，無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謂官職焉，仍有其所謂科第焉。每三年開科取士，其狀元之榮耀，無以異於昔時。越人之企望而爭趨之者，至今猶若騖焉。當順治康熙間，天下思明，反側不安。聖祖仁皇帝，一開博學鴻詞科，再設明史館，搜羅遺佚，征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蓋所以餂民者得其道也。此術也，前此地球各專製之國，莫不用之；而其最嫻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則中國為最矣。

所謂役之之術者何也？彼民賊既攘國家為己一家之私產矣。然國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數人，可以督治而鈐轄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於是官吏立焉。文明國之設官吏，所以為國民理其公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民。專製國之設官吏，所以為一姓保其私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君。此源頭一殊，而末流千差萬別，皆從此生焉。故專製國之職官，不必問其賢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靜謹慎願樸，能遵守舊規服從命令者為貴。中國之任官也，首狹其登進之途，使賢才者無自表見；又高懸一至榮耀至清貴之格，以獎勵夫至無用之學問，使舉國無賢無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聰明才力，消磨略盡，然後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繩之以格，資格既老，雖盲喑亦能躋極品；年俸未足，雖雋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經數十年之磨礱陶冶，恐其英氣未盡去而服從之性質未盡堅也；恐一英才得誌，而無數英才慕而學之；英才多出，而舊法將不能束縛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縱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議者，直如玩嬰兒於股掌，戲猴犬於劇場，使立其朝者，不複知廉恥為何物，道義為何物，權利為何物，責任為何物，而惟屏息踡伏於一王之下。夫既無國事民事之可辦，則任豪傑以為官吏與任木偶為官吏等耳。而駕馭豪傑，總不如駕馭木偶之易易，彼曆代民賊籌之熟矣。故中國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機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動。滿盤機器，其事件不下千百萬，以一人轉捩之而綽綽然矣。全國官吏，其人數不下千百萬，以一人駕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則由役之得其術也。夫機器者，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也。今舉國之官吏，皆變成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所以為駕馭計者則得矣，顧何以能立於今日文明競進之世界乎？

所謂監之之術者何也？夫既得馴之餂之役之之術，則舉國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雖然，一國之大，安保無一二非常豪傑，不甘為奴隸、為妾婦、為機器者？又安保無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學陳涉之輟耕隴畔，效石勒之倚嘯東門者？是不可以不監。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監民之具也，取於民之租稅，所以充監民之經費也。設科第，開仕途，則於民中選出若幹人而使之自監其儔也。故他國之兵，所以敵外侮；而中國之兵所以敵其民。昔有某西人語某親王曰：“貴國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騁於疆場，盍整頓之。”某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嗚呼！此三字者，蓋將數千年民賊之肺肝和盤托出者也。夫既以國民為家賊，則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偽尊六藝，屏黜百家，所以監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厲禁立會，相戒講學，所以監民之結集，使不得聯通聲氣也；仇視報館，興文字獄，所以監民之耳目，使不得聞見異物也；罪人則孥，鄰保連坐，所以監民之舉動，使不得獨立無懼也。故今日文明諸國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會之自由，言論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動之自由，皆一一嚴監而緊縛之。監之縛之之既久，賢智無所容其發憤，桀黠無所容其跳梁，則惟有灰心短氣，隨波逐流，仍入於奴隸妾婦機器之隊中；或且捷足爭利，搖尾乞憐，以苟取富貴，雄長儕輩而已。故夫國民非生而具此惡質也，亦非人人皆頑鈍無恥也。其有不能馴者，則從而餂之；其有不受役者，則從而監之。舉國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國國民腐敗，至於斯極，皆此之由。

觀於此，而中國積弱之大源，從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國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賊之嘔盡心血，遍布羅網，豈不以為算無遺策，天下人莫餘毒乎？顧吾又嚐聞孟德斯鳩之言矣：專製政體以使民畏懼為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斫喪元氣，必至舉其所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累累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斫樹而捋取之。專製政治，殆類是也。然民受治於專製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尚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製國民之苟且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無異矣。故專製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焉。嗚呼！孟氏此言，不啻專為我中國而發也。夫曆代民賊之用此術以馴民、餂民、役民、監民，數千年以迄今矣，其術之精巧完備如此，宜其永保私產，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顧何以劉興項仆，甲攘乙奪，數千年來，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以吾觀之，則數千年之所謂治者，豈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與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夫國也者，積民而成，未有以民為奴隸、為妾婦、為機器、為盜賊而可以成國者。中國積弱之故，蓋導源於數千年以前，日積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極敝而已。顧其極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顯者，何也？昔者為一統獨治之國，內患雖多，外憂非劇，故擾亂之種子常得而彌縫之。縱有一姓之興亡，無關全種之榮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種之競爭，愈轉愈劇。萬馬之足，萬鋒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雖合無量數聰明才智之士以應對之，猶恐不得當，乃群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儔，偃然高坐酣然長睡於此世界之中，其將如何而可也？彼昔時之民賊，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時局也，故務以馴民、民、役民、監民為獨一無二之秘傳。譬猶居家設廛者，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梏桎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夫如是，則吾固信其無能為盜者矣，其如家務廛務之廢弛何？廢弛猶可救也。一旦有外盜焉，哄然壞其門，入其堂，括其貨物，遷其重器，彼時為子弟夥伴者，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暗室仍閉而莫為啟，則惟有瞠目結舌，聽外盜之入此室處，或劃然長嘯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國之情形，有類於是。彼有司牧國民之責者，其知之否耶？抑我國民其知之否耶？

△第四節積弱之源於近事者

以上三節所言，皆總因也，遠因也。雖然，尚有分因焉，近因焉。總因遠因者，譬之刑法，則猶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則猶私罪也。總因遠因之種根雖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嚐不可以奏效，即不治之而聽其自生自滅，不有以增其種焉，培其根焉，則其害猶不至如今日之甚。所最可痛者，舊病未去新病複來，日積月深，納汙藏垢，馴至良醫束手，岌岌待亡。吾嚐縱覽本朝入主中夏以來二百餘年之往事，若者為失機，若者為養癰，若者為種禍，若者為激變，每一循省，未嚐不椎心頓足，仰天而長慟也。略而論之，有四時代焉。

其一為順治康熙時代，滿洲之崛起而奄有華夏也。其時天潢之英，從龍之彥，彬彬濟濟，頗不乏才。以方新之氣，用天府之國，實千載一時之機也。然當發端伊始，有聚六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一事，則嚴滿漢之界是也。攝政睿親王，曠代之英才也，入關甫一月，即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此實長治久安之計也。使當時諸臣，其識皆如睿王，行其意遵其法以迄今日，雖子孫億萬年可也。乃便佞無恥如洪承疇，驕恣昏暴如鼇拜之流，漸握大權，睿王一薨，收孥削爵，盡反其所為，以快其忮嫉之私。基礎敗壞，實起於是。揆當時之情形，豈不以滿洲僅數十萬人，而馭漢人數萬萬人，懼力薄而不能壓服之也，乃禁滿人不得為士、不得為農、不得為工、不得為商，而一驅之以入兵籍。既有猜忌於漢種，自不得不殊而別之，殆亦有萬無得已者存耶？不知漢人沐櫛而耕之，滿人安坐而食之，其中固久含有抑鬱不平殆哉岌岌之象，而滿人資生日絀，智慧不開，亦安睹所謂利者耶？故中葉以後，而八旗生計之案，已為一大棘手之問題矣。

不寧惟是，界限之見日深一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終必有承大敝而受大創之時。逮於近年，遂有如剛毅輩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之十二字訣以亂天下者，追原禍始，不能不痛恨於二百年前作俑之人也。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故未有兩種族之人，同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國能久安者。我漢人之真愛國而有特識者，則斷未有仇視滿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之故，引而親之，而何有於滿洲。且吾輩所最切齒痛恨者民賊耳，使其為賊民之君也，豈能因其為漢人而徇庇之？彼秦始皇、魏武帝、明太祖，非漢人耶？吾嫉之猶蛇蠍也。使其為愛民之君也，豈必因其為滿人而外視之？若今上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故有特識而真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為重，而不以君位之屬於誰氏為重。彼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為君者矣。然則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明矣。然使人不能無疑於此者何也？則因滿人主國，而滿漢分界，因滿漢分界，而國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將見分裂之兆也。此則順治諸臣不能辭其咎者也。康熙初元，三藩削平，海內寧息，聖祖仁皇帝以英邁絕特之資，兼開創守成之業，與俄前皇大彼得，同時並生，其雄才大略亦絕相似。彼時固嚐垂意外事，召西儒南懷仁輩入直南書房，頗有破格之行，非等拘墟之習，百廢具舉，燦然可觀。顧何以俄國自彼得以後，日盛月強，馴至今日為世界第一雄邦。中國自康熙以後，日腐月敗，馴至今日，為世界第一病國。則以當時困於滿漢界限之見，急於為滿洲朝廷計利益，而未暇為中國國民謀進步也。是則大可惜者也。

其二為乾隆時代。當乾隆改元，滿洲入中國殆百年矣。民氣既靜，外侮未來，以高宗純皇帝之才，當此千載一時之遇，我國民最有望者，莫彼時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為我中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乃反用其才為我中國作專製政體之結局。是則有天運焉，有人事焉，識者不特為中國惜，且為高宗惜也。高宗以操縱群臣愚柔士民為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六十年中興文字獄以十數，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獄，毛舉細故，株連滿廷。蓋立於乾隆朝之大臣，其始終未曾一入刑部獄者，不過一人而已。使舉國臣民栗栗懾伏於其肘下；而後快於心。不寧惟是，又開四庫館以獎勵偽學，手批通鑒以詆諆名節，驅天下人使入於無用，習於無恥；不寧惟是，又四征八討，南掃北伐，耗全國之財，塗萬人之血，以逞一己之欲。蓋至乾隆末年，而海宇騷然矣。高宗自撰《十全老人記》，以為天下古今未有之尊榮。誠哉其尊榮矣，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君權之盛，至乾隆而極，國權之替，亦自乾隆而開也。竊嚐論之，東方之有乾隆，猶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藉法國全盛之業，在位七十餘年，驕侈滿盈，達於極點；遂有朕即國家也一語，為今日全世界人所唾罵。及其崩殂，而法國無寧歲矣。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絕後之慘劇。爾後君民兩黨，轉戰接鬥，互起互仆，流血盈野，殆數十年。法國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斷其項也；而其子孫以萬乘之尊，卒送殘魂於斷頭台上。路易一姓之鬼，亦從茲其餒；而法國民主之局，亦從茲而大定矣。然則其所以為誌得意滿者，豈不即為一敗塗地之先聲耶？其所以挫抑民氣，壓製民權者，豈不即為民氣民權之引線耶？中國自乾隆以後，四海擾擾，未幾遂釀洪楊之變，糜爛十六省，蹂躪六百餘名城，其慘酷殆不讓於法國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吾誠不願我中國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國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顧吾尤懼夫我中國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國，而渺不可睹也。獨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於乾隆時代有餘痛焉耳。

其三為鹹豐同治時代。洪楊之難既作，痡毒全國，以十餘年之力，僅克削平；而文宗顯皇帝，複為英法聯軍所迫，北狩熱河。鼎湖一去，龍髯不返。此實創巨痛深，而無以複加者也。曾、胡、左、李諸賢，鹹以一介儒將，轉戰中原，沐雨櫛風，百折不撓。吾每按其行跡，接其言論，有加敬焉，斷不敢如今之少年喜謗前輩也。雖然，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除胡文忠中道殂隕不預後事之外，吾於曾文正、左文襄、李合肥以及其並時諸賢，有不能為諱者，以其僅能為中國定亂，不能為中國圖治也。夫豪傑之任國事也，非徒使之不亂而已，而必求國家之光榮焉，求國民之進步焉。苟不爾爾，則如今日歐洲文明政體之國，永絕亂萌者，其將永無豪傑之出現乎？彼俾士麥、格蘭斯頓何人也？乃我中國數千年來，惟擾亂之時有豪傑，而治平之時則無豪傑，是一奇也。嗚呼！吾知其故矣，中國之所謂豪傑者，其任國事也，不過為朝廷之一姓，而非為國民之全體也。故或為一姓創立基業焉，或為一姓擁護私產焉，或為一姓光複舊物焉，數千年豪傑不出此三途矣。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徒，亦猶是也。故諸公者，其在大清朝廷可謂有莫大之勳，而其在我中國國民，則未嚐有絲毫之功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若曾、左、李之徒可謂之事君人，可謂之社稷臣；若夫大人天民之道，則瞠乎未有聞也。吾所雲雲，非謂欲勸諸公離朝廷而別有所建樹也。當是時半壁江山，岌岌不可終日，盈廷昏庸衰謬之臣，既已心灰膽落，失所憑藉，惟依閫外諸將帥以為重，此實除舊布新一大機會也。使曾、左、李諸人有一毫為國民之心，乘此時，用此權，以整頓中央政府之製度，創立地方自治之規模，決非難也。果爾，則維新之業，與日本同時並起，迄今三十餘年，雄長地球矣。而諸公何以無聞也？或為之解曰：當三十餘年前，與歐洲交通未盛，諸公不知西法，不解維新。亦奚足怪，不知吾之所謂維新者，非必西法之謂也。西法者，不過維新之形質耳；若維新之精神，則無中無西皆所同具，而非待他求者也。彼日本三十年前之維新，豈戰船之謂乎？豈洋操之謂乎？豈鐵路之謂乎？豈開礦之謂乎？並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不得不謂之維新者，有其精神也。若中國近日，曷嚐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仍不得謂之維新者，無其精神也。當同治初元，雖不能為形質之維新，豈不能為精神之維新。但使有精神之維新，而形質之維新自應弦赴節而至矣。當時曾、左、李諸賢，豈不知官場之積弊？豈不知士風之頹壞？豈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識，運大心力，不避嫌怨，不辭勞苦，數賢協力，以改弦而更張之，吾度其事體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討幕也；阻力之扞格，未必如日本之廢藩置縣也。而日本諸公，能毅然成之；我國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吾嚐略揣諸賢之用心，曾則稍帶暮氣，守知足知止之戒，憚功高震主之患，日思急流勇退，以保全令名，而不遑及他事也。左則稍帶驕氣，其好戰之雄心，已發而不可製，思賈其餘勇，立功名於絕域，而不遑及他事也。李則謙不如曾，驕不如左，略知西法之美，思欲仿效，摭其皮毛，而不知其本源也。吾持高義以責備之，則諸賢者皆有負於國民者也。曾之謙也，中老楊之毒也。大臣既以身許國，則但當計國民之利害，不當計一身之利害。營私罔利，固不可也；愛惜身名，仍不可也。不見格蘭斯頓乎？為愛爾蘭自治之案，至於黨員親友，盡變敵國，而氣不稍挫焉。曾文正其有愧之也。左之驕也，意氣用事也。彼其以如許血汗，如許心力，而開拓西域十餘城之石田，何如移之以整頓內政也。李之誤也，亦由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者也。彼之所效西法各事，仍不過欲為朝廷保其私產，而非為國民擴其公益也。自餘並時諸勳臣，除濫冒驕蹇粗悍者不計外，所稱高流者，其性質亦不出於此三途矣。以當時大亂初定，天下顒顒望治，千載一時之機會，及諸賢分綰兵符，勳業赫赫，可以有為之憑藉。失此不為，時會一去，駟追不及；荏苒荏苒，蹉跎蹉跎，任其腐敗，聽其淩夷，此實千古之遺恨也。雖然，吾以此責望於曾、左、李諸人，吾固知其不倫矣。何則？彼諸之思想見識，本絲毫無以異於常人也。彼方以其能多殺人而施施自豪，方以能徼寵榮於一姓之朝，而沾沾自喜，語以國民之公義，豪傑之責任，彼烏從而知之。聞李鴻章之使西歐也，至德見前相俾士麥，叩李以生平功業，李曆述其平發平撚之事，意氣頗自得。俾氏曰：“公之功業，誠巍巍矣。然吾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人所不稱也。”李聞之有慚色雲。嗟乎！吾惜李公聞此言之太晚也。吾更惜曾、左諸賢之終身未聞此言也。雖然，區區數人何足惜，吾愈惜以中國之大，而所謂近世第一流人物者，乃僅僅如是也。

抑尤可痛者，同治戡亂之後，不惟不能起中國積弱之病，乃反窒中國圖強之機。蓋自茲以往，而彼勢利頑固者流，以為天命永存，富貴長保，益增其驕侈滿盈之氣，更長其深閉固拒之心。故自英、法破北京，無所要索，僅訂盟通商而去，彼等於是覺西人足畏而不足畏矣。自戈登助攻，克複蘇、常諸名城，遂定江南，彼等於是忘外人之助，而自以為武功巍巍莫與京矣。自俄羅斯定約，還我伊犁，彼等不知他人之別有陰謀，而以為畏我之威矣。自越南諒山一役，以主待客，小獲勝仗，於是彼等鋪張揚厲之，以為中國兵力足挫歐洲強國而有餘矣。坐是虛驕之氣，日盛一日，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如井底蛙，如遼東豕，如夜郎之不知漢大，如匈奴之自謂天驕；遂複歌舞湖山，粉飾藻火，仍出其數千年祖傳秘訣，馴民、餂民、役民、監民之手段，汲汲然講求而附益之，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而豈複有痛定思痛，存不忘亡之一念，來往於其胸中者耶？於是而近十年來之局成矣，於是而近十年來之難作矣。

其四則最近時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抱如傷之念，藉殷憂以啟聖，惟多難以興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愛中國而欲拯其禍也。其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西太後那拉氏者梗乎其間。那拉氏垂簾三次，前後凡三十餘年。中國之一線生機，芟夷斬伐而靡有孑遺者，皆在此三十年也。中興諸勳臣，所以不能興維新之治者，雖由其識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誌也。以肅順為先朝顧命大臣，湘淮諸將，皆所拔擢；而那拉以莫須有之獄，一旦駢其黨而戮之。以恭親王之親賢，身當大難，僅安社稷；而那拉挾私憤而屏逐之，況於諸臣之起自疏逖而威權震主者耶。故曾國荃初複江南，旋即罷職閑居；曾國藩之膽，於是寒矣。左宗棠班師入覲，解其兵權，召入樞垣，虛隆其禮，陰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餘百端，所以駕馭諸臣者，無不類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氣，而無能為役也。今夫專製之國之鈐轄其民，以自保私產，古今恒情，吾姑無責焉。雖然，保之則亦有道矣。如彼俄羅斯者，現世最專製之國也，而其任百官也，則必盡其才，尊其權；政府之方針有定向，施政之條理有定程。蓋雖不知有民，而猶知有國焉。其君其臣，一心一德，以務國事，此其所以強也。若那拉後者，非惟視中國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抑且視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也。故忍將全國之大權，畀諸數閹宦之手；竭全國之財力，以窮極池台鳥獸之樂。遂使吾中國，有所謂安仔政府，有所謂皮笑李政府者，蓋二百餘年來京師之腐敗穢醜，未有甚於那拉時代者也。今上皇帝，忍之無可忍，待之無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為中國開數千年來未有之民權。非徒為民權，抑亦為國權也。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權耶？其仇國權耶？仇民權則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也；仇國權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嗚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論，那拉氏實書中之主人翁也。使三十年來無那拉氏一人梗乎其間，則我中國今日，其勃興如日本可也，其富樂如英美可也，其威張如法俄可也。故推原其所以積弱之故，其總因之重大者，在國民全體；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遠因在數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來；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間。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元元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長已矣耶？其未然耶？此吾所以中夜拔劍起舞，而涕淚彌襟矣。

△結論

以上所論列，中國病源略盡於是矣。吾之所以下筆二萬言，刺刺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之傲睨一世，使酒罵坐，以快其口舌意氣也；亦非有所抑鬱不得誌，而詆諆當道，以澆其胸中塊壘也。諺曰：解鈴還須係鈴人。又曰：心病還得心藥醫。故必知其病根之伏於何處，又知釀成此病者屬於何人，然後治療之術可得而講焉。國也者，吾之國也；吾愛之，不能坐視其亡而不救也。今既無救之之權，則不能不望於有權者；吾一人之力不能救，則不能不望於眾人之與吾同心者。吾所以著此書之意在是，吾所以冠此論於全書之意亦在是，抑聞大易之義，剝極則複，否極則泰。吾中國今日之弱，豈猶未極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雷霆一聲，天地昭豁，亦安知夫今與後之不殊科耶？亦安知夫禍與福之不相倚耶？

嗟夫，嗟夫！天胡此醉，叩帝閽其難聞；人之無良，覽橫流其未極。哀莫大於心死，逝者如斯；禍已迫於眉然，泣將何及。莽莽千載，念來日之大難；茫茫九州，見夕陽之無限。豈一治一亂，昆明無不劫之灰；抑人謀鬼謀，精衛有未填之海。卷歐風與亞雨，驚咄咄其逼人；營菟裘與冰山，羌夢夢而視我。嗟夫，嗟夫！千年遼鶴，望人民城郭以愴神；何處銅駝，向棘地荊天而長涕。不辭瘏口，聊貢罪言。父兮母兮，胡寧忍予；墨耶淚耶，長歌當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全文連載１９０１年《清議報》第７７～８４冊）○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旨趣甚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劃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兩暗潮，互衝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善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誌於自治，有誌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義理此名目為詬病；即熱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複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為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徇俗以自畫，是謂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

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其精神相成，而為凡人類所當具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其一獨立與合群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為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依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為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沉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幹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軛而獨立。吾以為不患中國不為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群雲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群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群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為無群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群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群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誚者，則以無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群，常肯絀身而就群；以小群對於大群，常肯絀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群，以敵外部來侵之群。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群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群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為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群者強命為群，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群德之一事。

獨與群，對待之名詞也。人人斷絕倚賴，是倚群毋乃可恥？常絀身而就群，是主獨無乃可羞？以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托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為合群之不二法門，馴至盡棄其獨立，閹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徽號，乃專以盡排儕輩惟我獨尊為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群為獨立之賊；由後之說，是獨立為合群之賊。若是乎兩者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麵，依賴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麵，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為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群雲爾。雖全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群而扶其獨雲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托，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然，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群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群之獨立。

△其二自由與製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為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近雖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紀法、普、奧等國相去遠甚）。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為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采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複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專重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雲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為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製裁雲者，自由之對待也。有製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尚得為有自由乎？顧吾嚐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恒即為最富於製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製裁者，製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真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製裁力與否。無製裁之自由，群之賊也；有製裁之自由，群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為其不能自治也，無製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製，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製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謂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眾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餘，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製裁力，遠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製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須臾離。言自由主義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其三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為豪傑，則豪傑矣；欲為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過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為外界毀譽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廢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鏖戰四百兆群盲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略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絕大之膽量，何能於此四麵楚歌中，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於新世界者乎？伊尹曰：“餘天民之先覺者也，餘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餘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誇歟？自信則然耳！故我國民而自以為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為民權不能興，斯不能興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奪爭民權，民賊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自信力，必先自誌士仁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錮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陵鑠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摭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為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由後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耄而向學，奈端之自視欿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曰：惡，是何言歟！自信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闊大，其膽識雄遠，既注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群長以擇之；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群力以圖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任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跡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終必望洋而氣沮，如遼豕之到河東，卒乃懷慚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沉著，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為心；其立於己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為鵠。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其四利己與愛他

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己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為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為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解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群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製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於世界也，於是乎有群；其處於一群之中而與儔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儔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強；國之亡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為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為名高，亦不必諱言為我以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為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汙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沉屙，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為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苴而幸免之。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寧加以人為之破壞而尚可有為。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為之破壞者，即以藥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購之以苦痛。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蕩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未見其能濟者也。

破壞之與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壞也；與成立兩相濟者，人為之破壞也。吾輩所以汲汲然倡人為之破壞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成立之望也，故不得不用破壞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壞者為成立也，故持破壞主義者，不可不先認此目的。苟不爾，則滿朝奴顏婢膝之官吏，舉國醉生夢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壞之役而有餘，又何用我輩之汲汲為也。故今日而言破壞，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國十八世紀末葉之破壞，所以造十九世紀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壞，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後之成立也。破壞乎？成立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為快心之具，為出氣之端，恐不免為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藥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藥為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誌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結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為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為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誌者反因我而生阻力。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群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轢；知有製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裏者半九十，是在少年，是在吾黨。

（原刊１９０１年《清議報》第８２冊、８４冊）○嗬旁觀者文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觀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沉溺，而睹其鳧浴以為歡。若是者，謂之陰險也不可，謂之狠毒也不可。此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血性。嗟乎！血性者人類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無血性則是無人類無世界也。故旁觀者，人類之蟊賊，世界之仇敵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為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旁觀雲者，放棄責任之謂也。

中國詞章家有警語二句，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中國尋常人有熟語二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語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口號也。而此種經典口號，深入於全國人之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淨。質而言之，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為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嗚呼，吾為此懼！

旁觀者，立於客位之意義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無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訓其子弟，綜核其財產，小而啟閉其門戶，灑掃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為誰？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於客位，父諉之於子，子諉之於父，兄諉之於弟，弟諉之於兄，夫諉之於婦，婦諉之於夫，是之謂無主之家。無主之家，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惟國亦然。一國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人是也。西國之所以強者無他焉，一國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已。中國則不然。入其國，問其主人為誰？莫之承也。將謂百姓為主人歟？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與焉？將謂官吏為主人歟？官吏曰：我之屍此位也，為吾威勢耳，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國雖大，竟無一主人也。無主人之國，則奴仆從而弄之，盜賊從而奪之，固宜。詩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於人乎何尤？

夫對於他人之家他人之國而旁觀焉，猶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俠者之義雖對於他國他家亦不當旁觀，今姑置勿論）。對於吾家吾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尚旁觀，而更望誰之代吾責也。大抵家國之盛衰興亡，恒以其家中國中旁觀者之有無多少為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必興；國人盡為旁觀者，國雖大而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謂餘不信，請征其流派。

一曰渾沌派。此派者，可謂之無腦筋之動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謂世界，不知有所謂國，不知何者為可憂，不知何者為可懼，質而論之，即不知人世間有應做之事也。饑而食，飽而遊，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即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謂辦與不辦；既不知有國，何所謂亡與不亡。譬之遊魚居將沸之鼎，猶誤為水暖之春江；巢燕處半火之堂，猶疑為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機器製成者，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其死也如以電氣殛斃者，有墮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數十寒暑而已。彼等雖為旁觀者，然曾不自知其為旁觀者。吾命之為旁觀派中之天民。四萬萬人中屬於此派者，殆不止三萬五千萬人。然此又非徒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渾沌者，亦有號稱能識字能治生之人而實大渾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數十萬之官吏，應鄉會歲科試數百萬之士子，滿天下之商人，皆於其中十有九屬於此派者。

二曰為我派。此派者，俗語所謂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事之當辦，彼非不知；國之將亡，彼非不知。雖然，辦此事而無益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若馮道當五季鼎沸之際，朝梁夕晉，猶以五朝元老自誇。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尚不失為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於主位而非立於客位者。雖然，不過以公眾之事業而計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眾之利害，則彼始終旁觀者也。吾昔見日本報紙中有一段，最能摹寫此輩情形者。其言曰：

“吾嚐遊遼東半島，見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態，彼等於國家存亡危機，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軍隊，不見為敵人，而見為商店之主顧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遼東半島割歸日本與否之問題，惟知有日本銀色與紋銀兌換補水幾何之問題。”

此實寫出魑魅罔兩之情狀，如禹鼎鑄奸矣。推為我之敝，割數千裏之地，賠數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門咫尺之地，而曾無所顧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數年無事，至一瞑之後，雖天翻地覆非所問也。明知官場積習之當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領飯碗之所在也；明知學校科舉之當變而不肯變，吾子孫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為先聖，以楊朱為先師，一國中無論為官為紳為士為商其據要津握重權者皆此輩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國聰明才智之士，皆走集於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孵之少年子弟，轉率仿效之。如麻瘋肺病者傳其種於子孫，故遺毒遍於天下。此為旁觀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嗚呼派。何謂嗚呼派？彼輩以谘嗟太息痛哭流涕為獨一無二之事業者也。其麵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告以事之當辦，彼則曰誠當辦也，奈無從辦起何；告以國之已危，彼則曰誠極危也，奈已無可救何。再窮詰之，彼則曰國運而已，天心而已。“無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訣，“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謂非旁觀者也。然他人之旁觀也以目，彼輩之旁觀也以口。彼輩非不關心國事，然以國事為詩料；非不好言時務，然以時務為談資者也。吾人讀波蘭滅亡之記，埃及慘狀之史，何嚐不為之感歎，然無益於波蘭、埃及者，以吾固旁觀也。吾人見非律賓與美血戰，何嚐不為之起敬，然無助於非律賓者，以吾固旁觀也。所謂嗚呼派者，何以異是。此派似無補於世界，亦無害於世界者。雖然，灰國民之誌氣，阻將來之進步，其罪實不薄也。此派者，一國中號稱名士者皆歸之。

四曰笑罵派。此派者，謂之旁觀，寧謂之後觀。以其常立於人之背後，而以冷言熱語批評人者也。彼輩不惟自為旁觀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為旁觀者。既罵守舊，亦罵維新；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己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掊擊，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豈直使人灰心短氣而已，而將成之事，彼輩必以笑罵沮之；已成之事，彼輩能以笑罵敗之。故彼輩者世界之陰人也。夫排斥人未嚐不可，己有主義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義，此西國政黨所不諱也。然彼笑罵派果有何主義乎？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遍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五曰暴棄派。嗚呼派者，以天下為無可為之事；暴棄派者，以我為無可為之人也。笑罵派者，常責人而不責己；暴棄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輩之意，以為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幾許，英傑不知幾許，我之一人豈足輕重。推此派之極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者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他人雖有絕大智慧絕大能力，隻能盡其本身分內之責任，豈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飯者為我代食，欲不寢而使善睡者為我代寢，能乎否乎？夫我雖愚不肖，然既為人矣，即為人類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國矣，即為國民之一阿屯也。我暴棄己之一身，猶可言也；汙蔑人類之資格，滅損國民之體麵，不可言也。故暴棄者實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時派。此派者有旁觀之實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雲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詞也。吾待至可以辦事之時然後辦之；若終無其時，則是終不辦也。尋常之旁觀則旁觀人事，彼輩之旁觀則旁觀天時也。且必如何然後為可以辦事之時，豈有定形哉？辦事者無時而非可辦之時，不辦事者無時而非不可辦之時。故有誌之士，惟造時勢而已，未聞有待時勢者也。待時雲者，欲覘風潮之所向，而從旁拾其餘利，向於東則隨之而東，向於西則隨之而西，是鄉願之本色，而旁觀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國人之性質盡於是矣。其為派不同，而其為旁觀者則同。若是乎，吾中國四萬萬人，果無一非旁觀者也；吾中國雖有四萬萬人，果無一主人也。以無一主人之國，而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萬鬼環瞰百虎眈視之大舞台，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為不知責任之人，以下五派為不行責任之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猶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則是自絕於天地也。故吾責第一派之人猶淺，責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雖然，以陽明學知行合一之說論之，彼知而不行者，終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極明，則行之必極勇。猛虎在於後，雖跛者或能躍數丈之澗；燎火及於鄰，雖弱者或能運千鈞之力。何也？彼確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無幸也。夫國亡種滅之慘酷，又豈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為舉國之旁觀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雖鉗其手緘其口，猶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塊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觀，麵縛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於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閉房之婦，彼自顧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幾年，故其於國也有過客之觀。其苟且以俞逸樂，袖手以終餘年，固無足怪焉。若我輩青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為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嚐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寧可旁觀耶？夫寧可旁觀耶？吾豈好為深文刻薄之言以罵盡天下哉？毋亦發於不忍旁觀區區之苦心，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為我同胞四萬萬人告也。

旁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

（原刊１９００年《清議報》第３６冊）

卷六

○中國史敘論△第一節史之界說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曆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嚐有史，殆非為過。

法國名士波留氏嚐著《俄國通誌》，其言曰：俄羅斯無曆史，非無曆史也，蓋其曆史非國民自作之曆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動者而他動者也，其主動力所發，或自外，或自上，或自異國，或自本國。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內部之漲生，宛如鏡光雲影，空過於人民之頭上。故隻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是俄國與西歐諸國所以異也雲雲。今吾中國之前史，正坐此患。吾當講此史時，不勝慚憤者在於是；吾當著此史時，無限困難者在於是。

德國哲學家埃猛埒濟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曰美術（凡高等技術之進步皆歸此門），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國前史以一書而備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所陳陳相因者，惟第五項之政治耳。然所謂政治史，又實為紀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為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國史，非惟無成書之可沿襲，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亦複片鱗殘甲，大不易易。

△第二節中國史之範圍

（甲）中國史與世界史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為中心點。雖日本、俄羅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羅斯皆擯不錄），亦無異議焉。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雖然，西人論世界文明最初發生之地有五：一曰小亞細亞之文明，二曰埃及之文明，三曰中國之文明，四曰印度之文明，五曰中亞美利加之文明。而每兩文明地之相遇，則其文明力愈發現。今者左右世界之泰西文明，即融洽小亞細亞與埃及之文明而成者也。而自今以往，實為泰西文明與泰東文明（即中國之文明）相會合之時代，而今日乃其初交點也。故中國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當占一強有力之位置也。雖然，此乃將來所必至，而非過去所已經。故今日中國史之範圍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

（乙）中國史與泰東史泰東史者，日本人所稱東洋史也。泰東之主動力全在中國，故泰東史中中國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揚民族之地位。日本近來著東洋史者，日增月盛，實則中國史之異名耳。今吾所述，不以泰東史名之者，避廣闊之題目所以免汗漫掛漏，而供簡要切實之研究也。至於二千年來亞洲各民族與中國交涉之事最繁賾，自歸於中國史之範圍，固不待言。

△第三節中國史之命名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汙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實，亦未始非喚起精神之一法門也。

△第四節地勢

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為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東半球之脊，實為帕米爾高原，亦稱蔥嶺，蓋諸大山脈之本幹也。蔥嶺向東，衍為三派，其中部一派為昆侖山脈，實界新疆與西藏焉。昆侖山脈複分為二，其一向東，其一向東南。向東南者名巴顏喀喇山，界青海與西藏，入中國內地，沿四川省之西鄙蔓延於雲南兩廣之北境，所謂南嶺者也。其向東者名祁連山，亙青海之北境，其脈複分為二。一向正東，經渭水之上流，蔓延於陝西河南，所謂北嶺者也；一向東北沿黃河亙長城內外者為賀蘭山，更北為陰山，更北為興安嶺，縱斷蒙古之東部，而入於西伯利亞。蓋中國全部山嶺之脈絡，為一國之主幹者，實昆侖山也。

使我中國在亞洲之中劃然自成一大國者，其大界線有二，而皆發自帕米爾高原。其在南者為喜馬拉耶山，東行而界西藏與印度之間；其在北者為阿爾泰山，實為中俄兩國天然之界限焉。在昆侖山與阿爾泰山之中與昆侖為平行線者為天山，橫斷新疆全土，分為天山南北路，而終於蒙古之西端。

中國之大川，其發源之總地有二。其一在中國本部者，曰黃河，曰揚子江，曰西江，曰金沙江，皆發源於新疆西藏之間。其二在中國東北部者，曰黑龍江之上流斡難河、克爾倫河，其支流之嫩江，曰色楞格河，曰鄂爾坤河等，皆發源於蒙古之北部。大抵諸大川河中與曆史最有關係者為揚子江，其次為黃河，其次為西江、黑龍江。

蒙古及新疆雖為諸大河之發源地，但其內部沙漠相連，戈壁、瀚海、準噶爾之諸沙漠，殆占全土之大半。故河水多吸收於沙漠中，或注瀉於鹽湖。

地理與曆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高原適於牧業，平原適於農業，海濱河渠適於商業。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曆史之公例也。我中國之版圖，包有溫寒熱之三帶，有絕高之山，有絕長之河，有絕廣之平原，有絕多之海岸，有絕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虞，宜於漁，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與特質，我中國無不有之。故按察中國地理，而觀其曆史上之變化，實最有興味之事也。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於溫帶，灌於平原故也。中國文明，何以不能與小亞細亞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質之文明，則以西北之阿爾泰山、西南之喜馬拉耶山為之大障也。何以數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勢，則長江為之天塹，而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發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於北方者其勢常日伸，起於南方者其勢常日蹙，以寒帶之人常悍烈，溫帶之人常文弱也。東北諸胡種，何以二千餘年迭篡中夏，以其長於獵牧之地，常與天氣及野獸戰，僅得生存，故其性好戰狠鬥；又慣遊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國民族之性質適與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國，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於漢人，亦地質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製度，何以發達甚早，則以幅員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結為團體，以自整理也；何以數千年蜷伏於君主專製政治之下，而民間曾不能自布國憲，亦以地太大，團體太散，交通不便，聯結甚難。故一二梟雄之民賊，常得而操縱之也。何以不能伸權力於國外，則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給，非如古代之希臘腓尼西亞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國外之交通以為生活，故冒險遠行之性質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與昔者常相反，則往時主動力者常在盤據平原之民族，近時主動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勢，驅迫使然也。凡此諸端，無不一一與地理有極要之關係。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後文明以起，曆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曆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待以成人也。

△第五節人種

種界者，今日萬國所齗齗然以爭之者也。西人分世界人種或為五種，或為三種，或為七種，而通稱我黃色種人謂為蒙古種。此西人暗於東方情實，謬誤之談也。今考中國史範圍中之各人種，不下數十，而最著明有關係者，蓋六種焉。

其一苗種，是中國之土族也，猶今日阿美利加之紅人、澳大利亞之黑人也。其人在曆史以前，曾占重要之地位。自漢族日漸發達，苗種即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猶保殘喘於湖南、貴州、雲南、廣西之間，其在安南、緬甸等地亦間有焉。

其二漢種，即我輩現時遍布於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黃帝起於昆侖之墟，即自帕米爾高原，東行而入於中國，棲於黃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數千年來，赫赫有聲於世界。所謂亞細亞之文明者，皆我種人自播之而自獲之者也。

其三圖伯特種，現居西藏及緬甸之地，即殷周時代之氐羌，秦漢之際之月氏，唐時之吐蕃，宋時之西夏，皆屬此族。

其四蒙古種，初起於貝加爾湖之東隅一帶，次第南下，今日蔓延於內外蒙古及天山北路一帶之地。元朝即自此族起混一中國，威震全地；印度之謨嘉爾帝國，亦此族所建設也。

其五匈奴種，初蕃殖於內外蒙古之地，次第西移，今自天山南路以至中亞細亞一帶之地，多此族所占據。周以前之玁狁，漢代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皆屬此族。現今歐洲土耳其國，亦此族所建立也。

其六通古斯族自朝鮮之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之地者。此種族也，秦漢時代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及初唐之靺鞨，晚唐五代之契丹，宋之女真，皆屬此族。今清朝亦自此興者也。

西教徒所主張，以謂全世界之人類，皆由最初之一男一女而生。但今日世界大通，人種學大明，此論之無稽，殆不足辯。然則各種各族，各自發生，其數之多，殆不可思議；且也錯居既久，婚姻互通，血統相雜，今欲確指某族某種之分界線，其事蓋不易易。況遊牧民族，遷徙無常，立於數千年之後，而指前者發現於曆史上之民族，一一求今之民族以實之，非愚則誣。故今日以六種族包括中國史內之人民，誠不免武斷掛漏之譏，但民族為曆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於分析而置之不論。故舉其在史上最有關係者約而論之雲爾。

今且勿論他族，即吾漢族，果同出於一祖乎？抑各自發生乎？亦一未能斷定之問題也。據尋常百家姓譜，無一不祖黃帝。雖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戰國，常見有特別之發達，其性質習俗頗與河北民族，異其程度；自是黃河沿岸與揚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發達，不相承襲；而甌閩兩粵之間，當秦漢時，亦既已繁盛，有獨立之姿。若其皆自河北移來，則其移住之歲月，及其陳跡，既不可考見矣。雖然，種界者本難定者也。於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於白棕紅黑諸種，吾輩劃然黃種也；對於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龐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

△第六節紀年

紀年者，曆史之符號，而於記錄考證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以地理定空間之位置，以紀年定時間之位置，二者皆為曆史上最重要之事物。凡符號之優劣，有一公例，即其符號能劃一以省人之腦力者為優，反是則為劣是也。故凡野蠻時代之符號，必繁而雜；凡文明時代之符號，必簡而整。百端皆然，而紀年其一端也。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玻呐莎王為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時按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難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六百二十二年）。猶太人以創世紀所言世界開辟為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乃改用耶穌降生為紀元，至今世界各國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由繁雜而至簡便之大略也。吾中國向以帝王稱號為紀，一帝王死，輒易其符號。此為最野蠻之法（秦漢以前各國各以其君主分紀之，尤為野蠻之野蠻），於考史者最不便。今試於數千年君主之年號，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最淹博者亦不能具對也。故此法必當廢棄，似不待辨。惟廢棄之後，當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國史一緊要之問題也。甲說曰：當采世界通行之符號仍以耶穌降生紀元，此最廓然大公，且從於多數，而與泰西交通利便之法也。雖然，耶穌紀元，雖占地球麵積之多數，然通行之之民族，亦尚不及全世界人數三分之一；吾冒然用之，未免近於徇眾趨勢，其不便一。耶穌雖為教主，吾人所當崇敬，而謂其教旨遂能涵蓋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後世人之畫諾；貿然用之，於公義亦無所取，其不便二。泰東史與耶穌教關係甚淺，用之種種不合；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欲強使改用耶穌紀年，終屬空言耳，其不便三。有此三者，此論似可拋置。乙說曰：當用我國民之初祖黃帝為紀元，此喚起國民同胞之思想，增長團結力之一良法也。雖然，自黃帝以後，中經夏殷，以迄春秋之初年，其史記實在若茫若昧之中，無真確之年代可據，終不能據一書之私言，以武斷立定之，是亦美猶有憾者也。其他近來學者，亦有倡以堯紀元，以夏禹紀元，以秦一統紀元者，然皆無大理公益之可援引，不必多辯。於無一完備之中，惟以孔子紀年之一法，為最合於中國。孔子為泰東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所公認也。而中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於孔子以後，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為紀，似可為至當不易之公典。司馬遷作《史記》，既頻用之，但皆雲孔子卒後若幹年，是亦與耶穌教會初以耶穌死年為紀，不謀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為紀，此吾黨之微意也。

但取對勘之便，故本書紀年，以孔子為正文；而以曆代帝王年號，及現在通行西曆，分注於其下。△第七節有史以前之時代

史者記人間世過去之事者也。雖然，人類之起原，遠在書契以前，其詳靡得而稽焉。《春秋》緯稱自開辟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其荒誕固不足道；而要之必有悠遠之時代，無可疑也。洪水時代，實為全世界公共紀念物，故截稱洪水以前為無史時代，洪水以後為有史時代，亦不為過。雖然，洪水之起原，及其經過之年代，雖以今世地質學家考據極周密，然猶紛紛莫衷一是。故以洪水平息後始可為真正之有史時代，中國自古稱諸夏，稱華夏，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者也。中國民族之整然成一社會，成一國家，實自大禹以後。若其以前則誠有如列子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者，其確實與否，萬難信也。故中國史若起筆於夏禹，最為征信。雖然，中國為全世界文明五種源之一，其所積固自深遠。而黃帝為我四萬萬同胞之初祖，唐虞夏商周秦之君統，皆其裔派，頗有信據。計自黃帝至夏禹，其間亦不過數百年；然則黃帝時去洪水之年，亦已不遠。司馬遷作《史記》，托始黃帝，可謂特識。故今竊取之，定黃帝以後為有史時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於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為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中，又分為新舊二期，此進化之一定階級也。雖其各期之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據此種學者之推度，則地球生物之起原在一萬萬年以前；而人類之遺跡亦在一萬年乃至十萬年以前雲。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見，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有史前之史，決不為過。據此種學者所稱新舊兩石刀期，其所經年代最為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耜，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時代以前，有斷然也。

又以人群學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須經過三種之一定時期，然後能成一龐大固結之團體。第一為各人獨立，有事則舉酋長之時期。第二為豪族執政，上則選置君主，下則指揮人民之時期。第三為中央集權，漸漸鞏固，君主一人，專裁庶政之時期。斯賓塞爾《群學》雲：譬有一未成規律之群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眾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為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膂力者，閱曆深而有智謀者，為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議問題之事。其乙派，則少年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為一隨屬團體，占全種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傍聽甲派之議論，為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即被舉為臨事之首領雲雲。然則一群之中，自劃然分為三種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即將來變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即將來變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執行事務委員，即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凡此三種人物，當其在太古野蠻時代，常相集合，距離不甚遠；又至今日文明時代，亦相結合，距離不甚遠。惟中間所經過之趨勢，則三者常日漸分離；其政權，由多數而浸歸於少數，由少數而浸歸於最少數。蓋其初時，人人在本群，為自由之競爭，非遇有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為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而為常任首領，而領袖團體之權力日以大焉。又其後此領袖團體中之有力者，各劃分權力範圍，成封建割據之形，而兼並力征之勢日盛，久乃變成中央集權之君主政體。此曆代萬國之公例也。我中國當黃帝堯舜之時，純然為豪族執政之時期。而且中央集權君主專裁之製，亦已萌芽發達，亦可見我中國有史以前，既經絕遠之年代，而文明發達之早，誠足以自豪於世界也。

△第八節時代之區分

敘述數千年之陳跡，汗漫邈散，而無一綱領以貫之，此著者讀者之所苦也，故時代之區分起焉。中國二十四史以一朝為一史，即如《通鑒》，號稱通史，然其區分時代，以周紀秦紀漢紀等名，是由中國前輩之腦識，隻見有君主，不見有國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雖然，時代與時代相續者也，曆史者無間斷者也。人間社會之事變，必有終始因果之關係，故於其間若欲劃然分一界線如兩國之定界約焉，此實理勢之所不許也。故史家惟以權宜之法，就其事變之著大而有影響於社會者，各以己意約舉而分之，以便讀者。雖曰武斷，亦不得已也。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之時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戰勝土著之蠻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據各要地，由酋長而變為封建，複次第兼並，力征無已時，卒乃由夏禹塗山之萬國，變為周初孟津之八百諸侯，又變而為春秋初年之五十餘國，又變而為戰國時代之七雄，卒至於一統。此實漢族自經營其內部之事，當時所交涉者，惟苗種諸族類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也；又中央集權之製度，日就完整，君主專製政體全盛之時代也。其內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變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則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與漢種競爭。而自形質上觀之，漢種常失敗；自精神上觀之，漢種常製勝。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於合一之勢，為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於外部大別之種族。

或問曰：此中世史之時代，凡亙二千年，不太長乎？曰：中國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運動進步，常甚遲緩。二千年來，未嚐受亞洲以外大別種族之刺激，故曆久而無大異動也。惟因此時代太長之故，令讀者不便，故於其中複分為三小時代焉，俟本篇乃詳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製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別為一時代。實則近世史者，不過將來史之楔子而已。

○過渡時代論△一過渡時代之定義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

過渡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言之，則人間世無時無地而非過渡時代。人群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即過渡無已時，一日不過渡，則人類或幾乎息矣。就狹義言之，則一群之中，常有停頓與過渡之二時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續體，是為過渡相；各波具足體，是為停頓相。於停頓時代，而膨脹力（即漲力）之現象顯焉；於過渡時代，而發生力之現象顯焉。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

△二過渡時代之希望

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誌，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裏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矞皇。其現在之勢力圈，矢貫七劄，氣吞萬牛，誰能禦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荼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複，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

△三過渡時代之危險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饑；卻曲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滅頂滅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躓山躓垤之憂。摩西之彷徨於廣漠，閣龍之漂泛於泰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後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寧複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個人身世之過渡，其利害之關係，有更重且劇者。所向之鵠若誤，或投網以自戕；所導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屆。故過渡時代，又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複、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線，而所爭間不容發者也。

△四各國過渡時代之經驗船頭坎坎者，自由之鼓耶？船尾舒舒者，獨立之旗耶？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中，相銜相逐相提攜，乘長風衝怒濤，以過渡於新世界者，非遠西各國耶？順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亂流而渡者，其法蘭西耶？方舟聯隊而渡者，其德意誌、意大利、瑞士耶？攘臂馮河而渡者，其美利堅、匈牙利耶？借風附帆而渡者，其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希臘耶？維也納溫和會議所不能遏，三帝國神聖同盟所不能禁，拿破侖席卷囊括之戰略所不能撓，梅特涅飼狙豢虎之政術所不能防。或渡一次而達焉，或渡兩三次而始達焉；或渡一關而止焉，或渡兩三關而猶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敵，血戰突圍而徑渡焉，或發端遇挫折，卷土重來而卒渡焉。吾讀《水滸傳》，宋公明何以破祝莊？吾讀《西遊記》，唐三藏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過渡之非易，吾以是知過渡之非難。我陟高丘，我瞻彼岸。樂土樂士，先鞭已屬他人；歸歟歸歟，座位尚容卿輩。角聲動地，提耳以喚魂兮；巾影漫天，招手而邀卬涉。河漢清且淺，相去複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望門大嚼，我勞如何！

△五過渡時代之中國

今世界最可以有為之國，而現時在過渡中者有二。其一為俄羅斯。俄國自大彼得及亞曆山大第二以來，幾度厲行改革，輸入西歐文明，其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潤，愈播愈廣，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實在於各學校之學生。今世識微之士，謂俄羅斯將達於彼岸之時不遠矣。其二則為我中國。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嚐知過渡之為何狀也。雖然，為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激，為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製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凶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故今日我全國人可分為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然被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為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國自今以往，日益進入於過渡之界線，離故步日以遠，衝盤渦日以急，望彼岸日以親，是則事勢所必至，而絲毫不容疑義者也。以第二節之現象言之，可愛哉，其今日之中國乎！以第三節之現象言之，可懼哉，其今日之中國乎！

△六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為因，遞相為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為貴。故吾不欲論舊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竊以為此種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

其一冒險性，是過渡時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必當擲棄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故鄉。此事勢之最易明者也。雖然，保守戀舊者，人之恒性也。《傳》曰：“凡民可以樂成，難與圖始。”故欲開一堂堂過渡之局麵，其事正自不易。蓋凡過渡之利益，為將來耳。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為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複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籍，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膽力不足，長慮卻顧，而不敢輕於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裏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

其二忍耐性，是過渡時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猶太人出埃及以遷於迦南也，飄流躑躅於沙漠間者四十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辛佇苦，未嚐寧居；同行儔類，肙肙怨讒；大業未成，鬢發已白。此尋常豪傑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氣者也。且夫所誌愈大者，則其成就愈難；所行愈遠者，則其歸宿愈遲；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國民以經此過渡時代者，其間恒遇內界外界無量無數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經數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見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見其成，或乃受唾受罵，雖有口舌，而無以自解。故非有過人之忍耐性者，鮮有不半路而退轉者也。《語》曰：“行百裏者半九十。”掘井九仞，猶為棄井。山虧一簣，遂無成功。惟危惟微，間不容發。故忍耐性者，所以貫徹過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別擇性，是過渡時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也。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為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有餘也。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不為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國民也實甚。世界之政體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不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故坐於廣廈細旃以談名理與身入於驚濤駭浪以應事變，其道不得不絕異。故過渡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別擇性是已！

凡此三種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群中人，各備一德，組成團體，互相補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時勢時勢，寧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原刊１９０１年《清議報》第８３冊）

○南海康先生傳△第一章時勢與人物

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雖然，文明弱之國，人物之資格易；文明盛之國，人物之資格難。如何而後可以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麵目為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侖，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兒，應時之人物也，瑪誌尼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其為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誌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複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其所誌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複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為一身計，則與其為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為應時之人物；為社會計，則與其得十百應時之人物，無寧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此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睹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為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為一世人所譽，則必為一世人所毀；非為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為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順勢而為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為社會導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然則其戰亦有勝敗乎？曰：無有。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後之戰勝者也。是故有早歲敗而晚年勝者焉，有及身敗而身後勝者焉。大抵其先時愈久者，則其激戰也愈甚，而其獲勝也愈遲。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物者不可不於此留意也。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故今日固無拿破侖也，無加布兒也，無西鄉木戶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誌，且無所甚補益於國家。故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後續續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巋然亙於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為本，自餘則皆枝葉焉耳。先時人物者，實過渡人物也。其精神專注於前途，以故其舉動或失於急激，其方略或不適於用，常有不能為諱者。南海先生吾師也，以吾而論次其傳，後世或謂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劄，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為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為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為中國先時之一人物哉！吾而不傳，曷貽來者？不揣愚陋，遂綴斯文。

△第二章家世及幼年時代

先生名有為，字廣夏，號長素，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其先代為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讚修，為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鹹宗仰焉。從祖國器，當鹹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懿修，當鹹豐末葉，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辦七縣團練，境內肅謐。其後朝廷以三達官某某等充全粵團練大臣，假公謀私，氣焰熏灼，而懿修獨不肯以所屬置彼三人勢力範圍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敵之，脅之搏之，不能奪也，卒使其地確然成一自治團體，至今食其賜焉。蓋其剛健任事不畏強禦之風，有自來矣。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於國難；先生其伯也。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於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學既正，秉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誌於聖賢之學。鄉裏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為”。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為”也者，先生之名有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誌氣矣。

吾粵之在中國，為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為佛家巨子，風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係之組織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學出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驟倡革命，蹂躪天下之半，實為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略不敵湘淮，故曾軍興而洪軍亡。微乎眇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謂自先生始。

△第三章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先生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遊朱九江先生之門，受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柢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為主。研究中國史學，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為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簀之際，悉焚其稿，學者惜焉。先生從之遊，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

九江卒後，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間盡讀中國之書，而其發明最多者為史學。究心曆代掌故，一一考其變遷之跡，得失之林，下及考據詞章之學。當時風靡一世者，雖不屑屑，然以餘事及之，亦往往為時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為主，而間采陸王。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為鵠焉。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為性理之學，不徒在軀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遊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得以擾其心者。殆如世尊起於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下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是。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為人相我相眾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渾圓，眾生一體，慈悲普度，無有已時。是故以智為體，以悲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惻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橫縱四顧，有澄清天下之誌。

既出西樵，乃遊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蘇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其時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裏長城；南遊江漢，望中原；東詣闕裏，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荊、襄之間，察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溯江峽，如桂林。疇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曆實驗，學乃益進。

先生以為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裏城。歲辛卯，於長興裏設黌舍焉。餘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鍾。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餘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

後又講學於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為凡講學莫要於合群。蓋以得智識交換之功，而養團體親愛之習。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其見忌嫉於當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敗後，遂開強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讚成焉；不數月，為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遍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複以此為大戒矣。強學會之開也，餘與其役。當時創議之人，皆讚此舉；而憚會之名號，鹹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齗齗持之，不肯遷就。餘頗怪焉，先生曰：“吾所以辦此會者，非謂其必能成而大有補於今時也，將以破數百年之網羅，而開後此之塗徑也。”後卒如其言。先生之遠識大膽毅力，大率類是。乙未、丙申以後，先生所欲開之學風，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

△第四章委身國事時代

先生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審次第，則起點於愛國。先生論政之目的在民權，而其揆時勢以謀進步，則注意於格君。自光緒十五年，即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書格不達。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頻上也如故。舉國俗流非笑之唾罵之，或謂為熱中，或斥為病狂。先生若為不聞也者，無所於撓，鍥而不舍。其結果也，為今上皇帝所知，召對特拔，遂有戊戌維新之事。

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動力以起其端，由原動力生反動力，由反動力複生其反動力，反反相銜，動動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動力，其氣魄雄厚，其潮勢壯闊，故生反動力最速而最劇。僅百日間，挫跌一無所存，而反動力之雄厚壯闊，亦與之相應，其高潮之點，極於團匪之禍，神京蹂躪，朝列為空。今者反動力之反動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遏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則戊戌之役，為敗乎？為成乎？君子曰成也。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殆猶大輅之僅有椎輪，木植之始見萌坼也。當時舉國人士能知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能遊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置不能盡得其當，殆勢使然，不足為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為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采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吾雖不敢盡以此為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動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認而無異詞也。先生所以盡力於國家者，於是為不薄矣。

政變以後，先生之誌不少衰，複聯合海內外同誌，創一中國前此未有之大會，以圖將來。及至去年，漢口之難，又一挫跌，以至於今，而先生委身國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暫停頓焉。其此後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要之此新舊兩世紀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係之人物誰乎？吾敢應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

△第五章教育家之康南海

先生能為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為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其品行方峻，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蕩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覆說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學者一無所誌，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則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蓋在於是。其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今案《長興學設》之綱領旨趣，造一學表如下：（見書Ｐ１０９）

由此觀之，先生教育之大綱可知矣。至其學舍組織之體段，則先生自為總教授總監督，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為學長，分助各科。又舍中設有書藏、儀器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其規製如下：

（見書Ｐ１０９）凡學生人置一劄記簿，每日各自記其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為之批評焉。％一　　　二　三　四　五　六養心　　修身　接人　執事　讀書　時務

然則先生教育之組織，比諸東西各國之學校，其完備固多所未及；然當中國教育未興之前，無所憑藉，而自創之，其心力不亦偉乎！至其重精神，貴德育，善察中國曆史之習慣，對治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後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諸中國，但其最缺點者有一事，則國家主義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個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諸今日之中國，未能操練國民以戰勝於競爭界也。美猶為憾，吾不敢為諱。

△第六章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遊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眾生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為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曆史習慣而利導之。又以為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渙，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複原為第一著手。

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得也。其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一〓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二〓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三〓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別主義。四〓孔教者，平等主義，非督製主義。五〓孔教者，強立主義，非巽懦主義。六〓孔教者，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其從事於孔教複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學而明辨之，以撥雲霧而見青天。於是其料簡之次第，凡分三段階：第一排斥宋學，以其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也。

第二排斥歆學（劉歆之學），以其作偽，誣孔子，誤後世也。

第三排斥荀學（荀卿之學），以其僅傳孔子小康之統，不傳孔子大同之統也。

昔中國之言孔學者，皆以《論語》為獨一無二之寶典。先生以為《論語》雖孔門真傳，然出於門弟子所記載，各尊所聞，各明一義，不足以盡孔教之全體，故不可不推本於六經。六經皆孔子手定，然《詩》、《書》、《禮》、《樂》皆因前世所有而損益之；惟《春秋》則孔子自作焉，《易》則孔子係辭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於《易》與《春秋》。《易》為魂靈界之書，《春秋》為人間世之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於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製之義。以為孔子湣時俗之敝，思一革而新之，故進退千古，製定法律，以貽來者。《春秋》者，孔子所立憲法案也，所以導中國脫野蠻之域，而進於文明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孔子所處之時勢地位，既不能為梭倫，亦不必為盧梭，故托諸記事，立其符號，傳諸口說；其微言大義，則在《公羊》、《穀梁》二傳及《春秋繁露》等書。其有未備者，可推甲以知乙，舉一以反三也。先生乃著《孔子改製考》以大暢斯旨。此為孔教複原之第一段。

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為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裏焉。小康為國別主義，大同為世界主義；小康為督製主義，大同為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辟，小大粗精，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為最盛；傳於兩漢，立於學官，及劉歆竄入古文經，而荀學之統亦篡矣。宋元明儒者，別發性理，稍脫劉歆之範圍，而皆不出於荀學之一小支。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子遊、孟子稍得其崖略，然其統中絕；至本朝黃梨洲稍窺一斑焉。先生乃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真意。此為孔教複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則所謂以元統天，天人相與之學也。孔子之教育與佛說華嚴宗相同：眾生同原於性海，舍眾生亦無性海；世界具含於法界，舍世界亦無法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間事，而少言出世間事，以世間與出世間，非一非二也。雖然，亦有本末焉。為尋常根性人說法，則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當予以無上之智慧，乃能養其無上之願力。故孔子係《易》，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於世間，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先生乃擬著《大易微言》一書，然今猶未成，不過講學時常授其口說而已。此為孔教複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書，關於孔教者，尚有《教學通議》一書，為少年之作，今已棄去；有《新學偽經考》，出世最早；有《春秋公羊傳注》、《孟子大義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等書，皆未公於世。以上先生發明孔教之大略也。吾自從學以來，悉受斯義，及今既閱十餘年，騖心末學，久缺研究；而瀏覽泰西學說以後，所受者頗繁雜，自有所別擇，於先生前者考案各義，蓋不能無異同。要之，先生目光之炯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閎雄，能於數千年後以一人而發先聖久墜之精神，為我中國國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獨吾之所心悅誠服，實此後中國教學界所永不能諼者也。

先生於佛教，尤為受用者也。先生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為歸宿焉。其為學也，即心是佛，無得無證，以故不歆淨土不畏地獄；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獄；非惟常住也，又常樂地獄；所謂曆無量劫行菩薩行是也。以故日以救國救民為事，以為舍此外更無佛法。然其所以立於五濁擾擾之界，而不為所動者，有一術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故每遇橫逆困苦之境，輒自提醒曰：吾發願固當如是，吾本棄樂而就苦，本舍淨土而住地獄，本為眾生迷惑煩惱故入此世以拯之。吾但當湣眾生之未覺，吾但當求法力之精進，吾何為瞋恚？吾何為退轉？以此自課，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養，實在於是；先生之受用，實在於是。

先生於耶教，亦獨有所見。以為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謂不二法門也。雖然，先生之布教於中國也，專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棄，實民俗曆史之關係，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為最偉；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為最多。蓋中國思想之自由，閉塞者已數千年，稍有異論，不曰非聖無法，則曰大逆不道。即萬國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獄中，而馬丁路得所以對簿法廷也。以先生之多識淹博，非不能曲學阿世，以博歡迎於一時，但以為不抉開此自由思想之藩籬，則中國終不可得救。所以毅然與二千年之學者，四萬萬之時流，挑戰決鬥也。嗚呼！此先生所以為先生歟！泰西曆史家，論近世政治學術之進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業為一切之原動力乎？後有識者，必能論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康南海之哲學

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憑藉，無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諸哲相暗合，得不謂理想界之人傑哉？今就疇昔所聞者，略敘其一二。

（一）先生之哲學，博愛派哲學也。先生之論理，以仁字為唯一之宗旨，以為世界之所以立，眾生之所以生，家國之所以存，禮義之所以起，無一不本於仁。苟無愛力，則乾坤應時而滅矣。是故果之核謂之仁，無仁則根幹不能茁，枝葉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謂之不仁，眾生之在法界，猶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愛，則謂之不仁，與一體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則由一體可以為團體，由團體可以為大團體，由大團體可以為更大團體，如是遍於法界，不難矣。故懸仁以為鵠，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倫理、之政治、之學術，乃至一人之言論行事，凡合於此者謂之善良，不合於此者謂之惡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穌也，其立教之條目不同，而其以仁為主則一也。以故當博愛，當平等，人類皆同胞，而一國更不必論，而所親更不必論。故先生之論政論學，皆發於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救國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如左手有痛癢，右手從而喣之也；不然者，則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學之大本，蓋在於是。

（二）先生之哲學，主樂派哲學也。凡仁必相愛，相愛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惡。人之所欲者何？曰：樂是也。先生以為快樂者眾生究竟之目的，凡為樂者固以求樂，凡為苦者亦以求樂也。耶教之殺身流血，可為極苦，然其目的在天國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絕俗，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樂也。即不歆天國，不愛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愛為樂也，是固樂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為人間世有形之樂，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樂者，良宗教，良學問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使全國人民皆樂者，良政治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樂之數之多寡，及其樂之大小則為良否之差率，故各國政體之等級，千差萬別，而其最良之鵠，可得而懸指也。墨子之非樂，此墨子所以不成為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樂，則宗教可無設也。而先生之言樂，與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義，謂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異。先生之論，凡常人樂凡俗之樂；而大人不可不樂高尚之樂。使人人皆偏於俗樂，則世界之大樂真樂者，終不可得。夫所謂高尚之樂者何也？即常自苦以樂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學者，恒以樂天知命為宗旨。嚐言曰：“凡聖賢豪傑之救世任事，亦不過自縱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視救世任事如縱欲，然後可謂之至誠，可謂之真人物。”是先生哲學之要領，無論律人律己，入世間出世間，皆以此為最終之目的，首尾相應，盛水不漏者也。

（三）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為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為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為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為中國始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托以明義，懸一至善之鵠，以為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又以為世界既進步之後，則斷無複行退步之理，即有時為外界別種阻力之所遏，亦不過停頓不進耳，更無複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說主於循環；《春秋》言據亂、升平、太平，其說主於進化。二義正相反對，而先生則一主後說焉。又言中國數千年政治雖不進化，而社會甚進化。政治不進化者，專製政體為之梗也；社會進化者，政府之幹涉少而人民自由發達也。先生於是推進化之運，以為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為大同學說。

（四）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勢力。先生未嚐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遊之語。其文曰：

卷七

○新民議△敘論

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雖高尚如宗教家之理論，淵遠如哲學家之理論，其目的之結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無一非為實事計者；而自餘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群學家言、生計家言，更無論矣。故理論而無益於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

雖然，理論亦有二種：曰理論之理論，曰實事之理論。理論之理論者，又實事之理論之母也。二者之範圍，不能劃然。比較而論之，則宗教哲學等，可謂之理論之理論；政治學、法律學、群學、生計學等，可謂之實事之理論。雖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計學一部論之，有所謂生計學原理者，有所謂應用生計學者，有所謂生計政策者。以第一類與第二類比較，則前者為理論之理論，後者為實事之理論；以第一第二類與第三類比較，則前二皆理論之理論，後一為實事之理論。推之他學，莫不皆然。

理論之理論，與實事之理論，兩者亦有先後乎？曰：兩者互為先後。民智程度尚低之時，其人無歸納綜合之識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問題，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實事之理論先，而理論之理論後。雖然，此等理論，其謬誤者，恒十而八九。及民智稍進，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學學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於群治種種之現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論之理論先，而實事之理論反在後。此各國學界所同經之階級也。吾中國自今以前，皆為最狹隘最混雜最謬誤的種種“實事理論”之時代；至於今日，而所謂理論之理論者，始萌芽焉。若正確的實事之理論，猶瞠乎遠也！

兩者亦有優劣乎？曰：無也。理論之理論，其範圍廣遠，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實事之理論，則無以施諸用；實事之理論，其範圍繁密，其目的切實，然非有理論之理論，則無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論易天下者，不可不於此兩者焉並進之。

餘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實理論之理論中最粗淺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國民今日未足以語於實事界也。雖然，為理論者，終不可不求其果於實事；而無實事之理論，則實事終不可得見。今徒痛恨於我國之腐敗墮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豔羨他國之發達進步，而所以躡而齊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國民今日最切要之問題也。以鄙人之末學寡識，於中外各大哲高尚閎博之理論未窺萬一；加以中國地大物博，國民性質之複雜，曆史遺傳之繁遠，外界感受之日日變異，而國中複無統計，無比例，今乃欲取一群中種種問題而研究之論定之，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雖然，國民之責任，不可以不自勉；報館之天職，不可以不自認。不揣檮昧，欲更為實事之理論，以與愛群愛國之誌士相商榷相策厲，此《新民議》所由作也。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群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競之理，民族之不適應於時勢者，則不能自存。我國數千年來，以鎖國主義立於大地；其相與競者，惟在本群，優劣之數，大略相等。雖其中甲勝乙敗，乙勝甲敗，而受其敝者，不過本群中一部分；而其他之部分，亦常有所偏進而足以相償。故合一群而統計之，覺其仍循進化之公例，日征月邁，而有以稍善於疇昔。國人因相以安焉，謂此種群治之組織，不足為病也。一旦與他民族之優者相遇，形見勢絀，著著失敗，在在困衡，國人乃眙駭相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識者，謂是皆由政府之腐敗、官吏之桎梏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無狀，為一國退化之重要根原，亦何待言。而謂舍此一端以外，餘者皆盡美盡善，可以無事改革，而能存立於五大洲競爭之場，吾見其太早計矣。我國以開化最古聞於天下，當三千年前歐西狉狉獉獉之頃，而我之聲明文物，已足與彼中之中世史相埒。由於自滿自惰，墨守舊習，至今閱三千餘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仍巋然與三千年前無以異。夫此等舊組織、舊現象，在前此進化初級時代，何嚐不為群治之大效？而烏知夫順應於昔日者，不能順應於今時；順應於本群者，不能順應於世界。馴至今日千瘡百孔，為天行大圈所淘汰，無所往而不敗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複雜而非一途，故所以為救治者，亦方藥繁重而非一術。嗚呼！此豈可以專責諸一二人，專求諸一二事雲爾哉！吾故今就種種方麵，普事觀察，將其病根所在，爬羅剔抉，而參取今日文明國通行之事實，按諸我國曆史之遺傳，與現今之情狀，求其可行，蘄其漸進，作《新民議》。

（原刊１９０２年《新民叢報》第２１冊）△禁早婚議

言群者必托始於家族，言家族者必托始於婚姻，婚姻實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國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為早婚。

凡愈野蠻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遲。征諸統計家言，曆曆不可誣矣。婚嫁之遲早，與身體成熟及衰老之遲早有密切關係，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則乙為因而甲為果；以早婚之故，所遺傳之種愈益早熟早老，則甲為因而乙為果）。社會學公理，凡生物應於進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暫各異；進化者之達於成熟，其所曆歲月必多。以人與鳥獸較，其遲速彰然矣。雖同為人類，亦莫不然。劣者速熟，優者晚成；而優劣之數，常與婚媾之遲早成比例。印度人結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歐洲人結婚最遲（就中條頓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為常，而其民族強健老而益壯。中國、日本人之結婚，遲於印度而早於歐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兩者之間。故欲觀民族文野之程度，亦於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於山穀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視都邑之民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於都邑一等。蓋因果相應之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請極言早婚之害。

（一）害於養生也。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斫喪其元氣，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長者，情欲稍殺，自治之力稍強，常能有所節製，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經驗複淺，往往溺一時肉欲之樂，而忘終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聞倫理學家言：“凡人各對於己而有當盡之義務。”蓋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與明日之利害相背馳，縱一時之情欲，即為後日墮落苦海之厲階。故夫人生中壽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萬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異，則是一日可當一人觀也。然則六十年中，恰如有各異利害之二萬人者，互相繼續，前後而列居，其現象與二萬餘人同時並居於一社會者同，不過彼橫數而此豎計雲爾。此二萬餘人中，若有一人焉，縱欲過度，為軀幹傷，則列其後者必身受其縱欲所生之禍，其甚焉者則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廢焉。中道夭折，則是今日之我殺來日之我也；半生萎廢，則是今日之我侵來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殺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猶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懲之。況於以今日之一我，而殺來日之萬數千我？而侵來日之萬數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豈複巧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殺焉，互相侵自由焉，則其群必不能成立。此盡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殺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則其群效之結果，更當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殺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專製政體也。夫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早婚亦實屍其咎矣。一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為廢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於傳種也。中國人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綜世界之民數，而吾國居三之一焉，蓋亦足以自豪矣。雖然，顧可恃乎？據生物學家言，天地間日日所產出之物，其數實恒河沙無量數不可思議。使生焉者而即長成焉，則夫一雄一雌之所產（無論為植物為動物為人類），不及千年，而其子孫即充滿於全球，而無複餘錐之地。然則今日之茁焉、泳焉、飛焉、走焉、蠕焉、步焉、製作焉於此世界者，不過其所卵、所胎、所產之同類億萬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億而育者一，育者億而活者一，活者億而長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禍，若茲其難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貴於物，文明人之所以貴於野蠻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長成之。傳種之精義，如是而已。活之長成之之道不一端，而體魄之健壯，養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對於一國而盡傳種之義務者，（第一）必須其年齡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資格，（第二）必須其能力可以荷為人父母之責任。如是者則能為一國得佳種，不然者徒耗其傳種力於無用之地。不寧惟是，且舉一國之種子而腐敗之，國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國以家族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為本位，中國以一家族為本位，此其理頗長，容別著論論之）。昔賢之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舉國人皆於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離繈褓，其長親輒孳孳然以代謀結婚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孫者，則戚族視為家慶，社會以為人瑞。彼其意豈不曰：是將以昌吾後也。而烏知夫此秀而不實之種，其有之反不如其無之之為愈也。接統計學家言，凡各國中人民之廢者、疾者、夭者、弱者、鈍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產子女居其多數（美國瑪樂斯密、日本吳文聰所著統計各書列表甚詳，今避繁不具引）。蓋其父母之身體與神經兩未發達，其資格不足以育佳兒也（論者或駁此論而舉古今名人中亦有屬於早婚者之子以為證，不知此特例外偶見之事耳。凡論事總不能舉例外，必當以多數為憑。如彼主張女權者舉婦女中一二優秀之人以為婦女腦力不劣於男子之證；又如中國回護科舉者謂科舉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為科舉無弊，皆非篤論也。加藤弘之《天則百話》曾著論《答客難》，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當其初婚時代之所產，既已以資格不足，無以得佳種；及其婚後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產者良矣，而無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條害於養生之公例，斫喪殆盡，父母俱就尫弱，而又因以傳其尫弱之種於晚產之子，是始終皆尫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產弱子，則子既弱於我躬；子複以早婚而產弱孫，則孫又將弱於我子。如是遞傳遞弱，每下愈況，雖我祖宗有雄健活潑虎視一世之概，其何堪數傳之澌滅也？抑尫弱之種，豈惟無益於父母之前途，而見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尫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尫弱，則其國必亡。昔斯巴達人有產子者，必經政府驗視。苟認其體魄為不合於斯巴達市民之資格，則隘巷寒冰，棄之不稍顧惜，豈酷忍哉？以為非如是，則其種族不足以競優勝於世界也。而中國人惟以多產子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複問其所產者為如何。執是宗旨，則早婚寧非得策歟？中國民數所以獨冠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夫民族所以能立於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強耳！諺曰：“鷙鳥屢百，不如一鶚。”以數萬之英人（現英國駐印度之常備兵僅八萬人），馭三萬萬之印度人，而戢戢然矣。我國民旅居外國者不下數百萬，而為人牛馬；外國人旅居我國者不過一萬，而握我主權。種之繁固足恃耶？疇昔立於無外競之地，優劣勝敗，一在本族，何嚐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脹而來者之日日肉薄於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複延我祖宗將絕之祀。昔賢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正此之謂也。一族一家無後，猶將為罪；一國無後，更若之何？欲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於養蒙也。國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與居一焉。兒童當在抱時，當繞膝時，最富於模仿之性，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識之萌芽而利導之，則他日學校之教，社會之教，事半功倍。此義也，稍治教育學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學業既成，經驗既多，然後其言論舉動可以為後輩之模範。故必二十五歲或三十歲以上，乃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猶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國荷教育子弟之責任。夫豈無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責者，然以不嫻義方而誤其嬰兒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誤其兒何足惜；而不知吾兒者，非吾所能獨私也，彼實國民一分子，而為一國將來之主人翁也。一國將來之主人翁，而悉被戕於今日憒憒者之手，國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則國民教育將無所施也。

（四）害於修學也。早婚非徒為將來教育之害也，而又為現在教育之害。各國教育通例，大率小學七八年，中學五六年，大學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歲始就傅，則其一專門學業之成就，不可不俟諸二十二三歲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謂修學年齡也。此修學年齡中，一生之升沈榮枯，皆於是定焉。苟有所曠有所廢，則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於他人，而不足競勝於天擇之界。一人而曠焉廢焉，則其人在本群中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曠焉廢焉，則其群在世界中為劣者。早婚者舉其修學年齡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諸春花秋月、纏綿歌泣、綣戀床第之域，銷磨其風雲進取之氣，耗損其寸陰尺璧之時，雖有慧質，亦無暇從事於高等事業，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勞力以自贍。此輩之子孫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國民資格，漸趨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於國計也。生計學公理，必生利者眾，分利者寡，而後國乃不蹶。故必使一國之人，皆獨立自營，不倚賴於人，不見累於人，夫是以民各盡其力，而享其所盡之力之報，一國中常綽綽若有餘裕。此國力之所由舒也。準此公例，故人必當自量其一歲所入，於自瞻之外，猶足俯畜妻子，然後可以結婚。夫人當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實，勢使然矣。故必俟修學年齡既畢，確執一自營自活之職業，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語於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於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數年，兒女成行，於此而不養之乎？則為對於將來之群而不盡責任。於此而養之乎？我躬治產之力，尚且不贍，勢不得不仍仰給於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給於我之父母，其累先輩既已甚矣；乃至並我之妻子，而複間接以仰給於我之父母，我父母生產力雖極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也。夫我中國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而一國之總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於人者而在累人者。無力養妻子而妄結婚，是以累人為業也。一群之蠹，無恥之尤也。不寧惟是，諺有之：“貧者恒多子。”貧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學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小兒為業，故子愈多；子愈多則愈益貧。貧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貧而多子，勢必雖欲安貧而不可得，悍者將為盜賊，黠者將為棍諞，弱者將為乞丐，其子女亦然。產於此等之家，其必無力以受教育，豈待問哉？既已生而受弱質矣，又複無教育以啟其智而養其德，更迫於饑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於是男為流氓，女為娼妓。然則其影響豈惟在生計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將掃地以盡。夫孰知早婚之禍之如是其劇而烈也！

據統計家所調查報告，凡愈文明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遲；愈野蠻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早。故現代諸國中，其結婚平均年齡最早者為俄羅斯，次為日本（吾中國無統計無從考據，大約必更早於日本也）；最遲者為挪威，次為普魯士，次為英吉利（據瑪樂斯密所報則普魯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歲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國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國遞遲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異於昔，英國其尤著者也（英國當一八八○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來其遲率益增。又英國人二十一歲以下而結婚者其數日減一日，當一八七四年計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歲為成年）結婚者僅八人，女子僅廿二人；一八九○年男子僅五人有奇，女子僅十九人）。而普魯士則早婚之風，殆將盡絕（一八九一年普國統計男子未成年而結婚者不過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過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關於國家盛衰，豈淺鮮耶？不寧惟是，一國之中，凡執業愈高尚之人，則其結婚也愈遲；執業愈卑賤之人，則其結婚也愈早。大抵礦夫、印刷職工、製造職工等為最早；文學家、技術家、政治家、教士、軍人等為最遲（據英國一八八四年統計則礦夫職工等之結婚男子平均二十四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歲；其自由業獨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歲有奇。各國比例皆如此）。然則結婚早遲之率，自一人論，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國論，則可以覘其國運之榮枯。嗚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會學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則夫婦之間，年齡相遠，故其結婚不基於愛情而基於肉欲，將有傷倫害俗之事也。（其二）則男女居室之歲月益短縮，所產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將絕。近代之法國，是其例也。（其三）則單身獨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間能自節製者少；男女皆釀種種惡德，因以傷害健康敗壞風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國今日所宜慮及；其第三端，則亦視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興，則雖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為今日之中國，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禮經》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戲！先聖製作之精意，倜乎遠哉！

此等問題，在今日憂國士夫，或以為不急之務。雖然，一國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國國民，皆各能立於此競爭世界，而有優勝之資格；故其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視歐美，幾於具體而微，而文明程度，猶瞠乎其後者，群俗之未可以驟易也。我國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達，而此後所以謀進步者，固不可不殫精竭慮於此等問題。況夫群俗不進，則並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故吾國民不必有所待，以為吾先從事於彼，而此暫置為緩圖也。見其為善，則遷之若不及；見其為弊，則克之務必勝。天下應盡之義務多矣，吾輩豈有所擇焉。況乎此等問題，不必藉政府之力，人人自認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動政府。數年前禁纏足之論，其明效矣。故今為《新民議》，於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憂時之士，其或鑒之。不然，寧不見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風俗改良、社會改良，而末流之滔滔，猶未能變也。斯事之難如此，吾儕可以謀其豫矣。著者附識。

（原刊１９０２年《新民叢報》第２３號）

卷九

○新史學△第一章中國之舊史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略論之。

（見書Ｐ１６７）都為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翻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鑒》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論語無一非忠告君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鑒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爭其甘苦；狙公賦芧，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為甚。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幾無曆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曆史之材料，不聞以曆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幹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幹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鑒》，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係，豈不並史之為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製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曆史為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藉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夫陸沈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屍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餘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髒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餘種原質，作為眼耳鼻舌手足髒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複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雲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為毫無影響也。然曆史上之事跡，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鑒》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鑒》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為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鑒》、《續通鑒》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掛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為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誌劄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遊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為立傳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製度，製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誌·二十略》，以論斷為主，以記述為輔，實為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為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床疊屋，為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鑒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為讀《通鑒》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雲爾。雖為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為《通鑒》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學案》，複為《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一曰難讀。浩如煙海，窮年莫殫，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第二章史學之界說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曆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第一，曆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為循環之狀者，二曰為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複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複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曆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宇也，時間，宙也。其語不盡通行，故用譯語）；而天然界與曆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曆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為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曆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為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為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曆史之真相矣。

由此觀之，凡屬於曆史界之學（凡政治學、群學、平準學、宗教學等皆近曆史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天然界之學（凡天文學、地理學、物質學、化學等皆天然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複頻繁，可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曆史學未完全者也，今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則曆史不能終極。吾生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關於曆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其完備難期也。

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曆史之範圍；反是者則不能屬於曆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及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環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循環之現象也。故物理學、生理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曆史學之範圍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曆史之象當為循環，與天然等，而曆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嚐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曆史之實狀如是雲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為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循環之象也，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複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據亂、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三世則曆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曆史之情狀也。三世之義既治者，則不能複亂。藉曰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苟其一治則複一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為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曆史所紀述，常限於人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故言曆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雖然，曆史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曆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循環，即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略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群。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曆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於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柏拉圖）、阿（阿裏士多德）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蕩相維相係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群，非尋常之個人也。（人類天性之能力能隨文明進化之運而漸次增長與否，此問題頗難決定。試以文明國之一小兒不許受教育，不許蒙社會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澤，則其長成能有以異於野蠻國之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而為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由小兒進為成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然則一個人，殆無進化也；進化者，別超於個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則曆史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曆史之範圍也。

疇昔史家往往視曆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曆史固也，然所以關係者亦謂其於一群有影響雲爾，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群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群故也。

第三，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譯語，常用為名詞）。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曆史哲學者出焉。曆史與曆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群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由現象之繁賾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敘述本國耳，於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國之史亦如是）；其時代則上至書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後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凡民間之結集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者，謂之法團，亦謂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無異也。一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一會館、一公司皆統名為法團），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曆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即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篳路藍縷以辟此途也。

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尚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著者識。△第三章曆史與人種之關係

曆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曆史。何以故？曆史生於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曆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夫群與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無如排於外者不劇，則結於內者不牢；結於內者不牢，則其群終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譽之位置於曆史上。以故世界日益進步，而種族之論亦日益昌明。嗚呼！後乎此者，其有種界盡破萬國大同之郅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則雖謂人種問題為全世界獨一無二之問題，非過言也。

有曆史的人種，有非曆史的人種，等是人種也。而曆史的非曆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結者為曆史的，不能自結者為非曆史的。何以故？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排人者則能擴張本種以侵蝕他種，駸駸焉壟斷世界曆史之舞台；排於人者則本種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擴張於外，而且澌滅於內，尋至失其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為他人所占。故夫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曆史之性質也；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曆史之精神也。

近世言人種學者，其論不一。或主張一元說，而以為世界隻有一人種；或主張多元說，而區分為四種（康德）、為五種（布曼伯）、為六種〗（巴科安）、為七種（韓特）、為八種（亞加智），其多者乃至十一種、十五種、十六種、二十二種、六十種，其最多者分為六十三種（巴喀），甚者以言語之分而區為一千乃至二千餘人種。然今所通行，則五種之說，所謂黃色種、白色種、棕色種、黑色種、紅色種是也。或以南洋群島、太平洋群島、紐西侖諸土人及中亞美利加之土人合於黃種，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於黑種，而成為三大種，今勿具論。要之，緣附於此摶摶員輿上之千五百兆生靈，其可以稱為曆史的人種者，不過黃白兩族而已。今條其派別如下：（見書Ｐ１７３）

同為曆史的人種也，而有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於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為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係，而求其足以當此名者，其後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中之阿利安種。而於其中複分為兩大時期，前期為阿利安種與哈密忒、沁密忒兩種合力運動時代，後期為阿利安種獨力運動時代。前期之中，複分為三小時期：一哈密忒全盛時代，二沁密忒全盛時代，三阿利安與哈沁融合時代。於後期之中，亦分為三小時期：一希臘羅馬人時代，二條頓人時代，三斯拉夫人時代（所謂各時代者非此時代終而彼時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後時代中仍抱前時代之餘波，前時代中已含後時代之種子，不過就其大勢略區別之，取便稱呼耳。觀下文自明）。試略論之。夫以狹義言之，歐羅巴文明實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歐羅巴文明何自起？其發明光大之者，為阿利安民族；其組織而導引之者，為哈密忒與沁密忒之兩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統也，則其統不得不托始於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實現於距今四五千年以前，於金字塔觀其工藝之偉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之墳陵也。其最大者容積七千四百萬立方英尺，底闊七百六十四英尺，側袤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運如許重大之石材上舉於數百丈之高處，則其時工械力之大可想），於木乃伊想其化學之發明（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屍體以藥物浸裹之，使其不朽，至今猶有存者，則當時之人已明化學可以慨見），尼羅河畔實曆史上最榮譽之紀念場哉！自摩西為埃及王女所收養，遍學其教術，吸收其智識，既乃率同族以開猶太（詳見《舊約全書·出埃及記》），是沁密忒文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其餘巴比倫敘利亞文明亦得力於埃及，不少史家能言其詳）。希臘古哲，如德黎（Ｔｈａｌｅｓ），如畢達哥拉（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如梭倫（Ｓｏｌｏｎ），如德謨吉來圖（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如柏拉圖（Ｐｌａｔｏ），皆嚐受教於埃及僧侶。而德謨吉來圖、柏拉圖二氏，且躬自遊曆埃土，而遏狄加人（希臘四大族之一）之宗教，及其群治製度，多承埃及之遺跡，是阿利安文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故今日歐洲文明以希臘為父，以沁密忒為祖，以哈密忒為祖之所自出。雖然，哈密忒人能創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沁密忒人能創造之且能傳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創造之能傳播之且最能取法於人者也。故三族之優劣勝敗於此判焉矣。

哈密忒於世界文明，僅有間接之關係，至沁密忒而始有直接之關係。當希臘人文未發達之始，其政治學術宗教卓然有牢籠一世之概者，厥惟亞西裏亞（或譯作亞述）、巴比倫、腓尼西亞諸國。沁密忒人實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猶太教起於是，基督教起於是，回回教起於是，希臘古代之神話其神名及其祭禮無一不自亞西裏亞、腓尼西亞而來。新舊巴比倫之文學美術，影響於後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亞之政體，純然共和政治，為希臘所取法；其商業及航海術亦然；且以貿易之力，傳播其文明，直普及於意大利，作羅馬民族之先驅。故腓尼西亞國雖小，而關係於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來人之有摩西、耶穌兩教主，其勢力浸潤全歐人民之腦中者，更不待論矣。故世界史正統之第二段在沁密忒人，而亞西裏亞、巴比倫、希伯來為其主腦，腓尼西亞為其樞機。

其在第三段，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則希臘也。希臘代表阿利安種之一部，其民族則土著之畢拉士治人（Ｐｅｌａｓｇｉ）與西遷之阿利安人（阿利安分亞洲之部歐洲之部，兩者已詳前表。希臘之阿利安則自伊蘭高原西來者也）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長，在貴自由，重考驗，務進步。惟貴自由，故其於政治也，不甘壓製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驗，故其於學問也，不徇現象而探求原理。惟務進步，故其於社會一切事物也，不泥舊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亙數千年至今常執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臘人其最初之登場者也，希臘之代表惟雅典與斯巴達。雅典右文，斯巴達尚武，兩者雖不調和，而皆足以發揮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歐羅巴，為古代希臘之放影；以古代希臘為今世歐羅巴之縮圖，非過言也。然其民族之團結力，隻能建設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國家政治。故雖握霸權於曆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屬於他國以致滅亡。

其在第四段，為世界之主人翁者，則羅馬也。羅馬位於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為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揮斥八極，建設波斯以來夢想不及之絕大帝國；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為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製度之下，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後，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於羅馬，如蜾蠃之與螟蛉。自羅馬解紐以後，而後此之新民族皆賦形於羅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歐洲大陸諸國，其言語文學宗教風俗各不相遠，皆由其曾合並於羅馬一統之下，浸潤於同種之澤使然也。故希臘能吸集哈密忒、沁密忒兩族之文明，納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羅馬則承希臘正統，舉其所吸集者所結構者，以兵力而播之於世界。雖謂羅馬為希臘之一亢宗子可也。雖然，羅馬文明，其傳襲希臘者固多，其獨自結構者亦不少，如法律之製定，宗教之傳播，其尤著也。

自希臘羅馬以後，世界史之主位既全為阿利安人所占；及於羅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紛紛出現。除拉丁民族（即羅馬族）外，則峨特民族、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峨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戰勝攻取聞，其人為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曆紀元前二世紀，即已侵入歐洲，發軔於小亞細亞，越今之瑞典、德意誌、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諸地，直至愛爾蘭之西岸，蘇格蘭之高原，皆有足跡焉。後乃自中部歐羅巴，蹂躪希臘馬基頓，蔓延全陸；所至競爭鬥恣殺掠，使人戰栗。故峨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響所及亦不鮮。雖然，其人能冒險而不能忍耐，故戰勝之結果，無一可表見；而其血氣之勇，終不足以敵羅馬節製之師，卒被征服。及羅馬亡後，遂服屬於條頓人之軛下。今之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及法蘭西人之一部，實峨特民族性質之代表也。

條頓民族之移住歐洲也，在拉丁峨特兩族之後，而其權力之影響於曆史則過之。自中世以後，歐羅巴曆史之中心點實條頓人也。其民族移動之原因及其年代，雖不可確考，要之，自西曆紀元二三世紀，始出現於歐羅巴東部，而其中有勢力於曆史上者，複分四派。其在東歐者曰高特族（Ｇｏｔｈ），其在西歐者曰福倫喀族（Ｆｒａｎｋ），其在北歐者曰撒遜族（Ｓａｘｏｎ），亦稱日耳曼族，其在南歐者曰阿裏曼族（Ａｌｅｍａｎｎｉ）。茲將千餘年前條頓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

（見書Ｐ１７５）

由是觀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實惟阿利安族中羅馬人與條頓人爭長時代。而羅馬人達於全盛，為日中將昃之形；條頓人氣象方新，有火然泉達之觀。峨特人雖奮血氣之勇，偶聳動一世耳目，而其內力不足以敵此兩族，曇花一現，遂為天演所淘汰，歸於劣敗之數。自六世紀以後，而全歐文明之霸權漸全歸條頓人矣。

躡條頓人之跡而有大勢力於曆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險之精神道義之觀念論之，條頓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堅實耐久，立於千苦萬難之中，毅然終始不失其特性者，則斯拉夫人殆冠宇內而無兩也。彼等好戰之心，不如條頓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躍馬執劍，則無論如何之大敵，決不足以懾其前。彼等個人自由之觀念，視條頓人雖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從於一定主權之下，聽其指麾，全部一致，其為國民的運動又遠非條頓人所能幾也。故識者謂世界史之正統，其代條頓人以興者，將在斯拉夫人，非虛言也。

條頓民族既興以後，而羅馬民族之力尚未衰，中世史之末葉，意大利自由市府勃興，實為今世國家之嚆矢。而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人，當十四五世紀，國勢且蒸蒸日上，西辟美洲，東略印度，南開南洋，阿利安人之勢力範圍始磅礴於歐洲以外，其主動者皆羅馬人也。雖然，以物競天擇之公例，羅馬人之老大，終不敵條頓人之少年。未幾而荷蘭人起，與之競爭；未幾而英吉利人起，一舉而代之；近則德意誌人，複駸駸然淩厲中原矣。故覘羅馬條頓兩族之盛衰，但於其殖民曆史之沿革焉足矣。北阿美利加也（初為法人、班人所開，今全屬盎格魯撒遜族矣），南阿美利加也（本為班人、葡人所開，今為德意誌勢力範圍），印度也（初為法人所經營，後卒全歸英轄），南洋群島也（初亦班、葡人航海所覓，今全為英、荷屬），皆告我輩以兩民族消長之明效也。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權，其百分中之九十分屬於白種人。而所謂白種人者，則阿利安人而已；所謂阿利安人者，則條頓人而已。條頓人實今世史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

△第四章論正統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雲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雲者，殆謂一為真而餘為偽也。千餘年來，陋儒齗齗於此事，攘臂張目，筆鬥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複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辯。

“統”字之名詞何自起？乎殆濫觴於《春秋》。《春秋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即後儒論正統者所援為依據也。庸詎知《春秋》所謂大一統者，對於三統而言。《春秋》之大義非一，而通三統實為其要端。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與後儒所謂統者，其本義既適相反對矣。故夫統之雲者，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乃為是說以鉗製之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吾生而有特別之權利，非他人所能幾也。因文其說曰：“亶聰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誌。”統之既立，然後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鋤之摧之。此統之名所由立也。《記》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若是乎，無統則已，苟其有統，則創垂之而繼續之者，舍斯民而奚屬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敘述一國國民係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為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藉曰君而有統也，則不過一家之譜牒，一人之傳記，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勞史家之嘵嘵爭論也。然則以國之統而屬諸君，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視同無物，而國民之資格所以永墜九淵而不克自拔，皆此一義之為誤也。故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為生民毒耳。

統之義已謬，而正與不正，更何足雲。雖然，亦既有是說矣。其說且深中於人心矣，則辭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統之辨，昉於晉而盛於宋。朱子《通鑒綱目》所推定者，則秦也，漢也，東漢也，蜀漢也，晉也，東晉也，宋、齊、梁、陳也，隋也，唐也，後梁，後唐，後漢，後晉，後周也；本朝乾隆間禦批《通鑒》從而續之，則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謂正統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據為理論，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約有六事。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內者，無論其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晉、元等是。

二曰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其正不正也。雖混一宇內，而享之不久者，皆謂之不正，如項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為正，而其餘皆為偽也，如蜀漢、東晉、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為正，而其餘皆為偽也，如因漢而正魏，因唐而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是。

五曰以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為正，而其餘為偽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六曰以中國種族為正，而其餘為偽也，如宋、齊、梁、陳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於此則窒於彼，通於彼則窒於此。而據朱子《綱目》及《通鑒輯覽》等所定，則前後互歧，進退失據，無一而可焉。請窮詰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則混一者固莫與爭矣；其不能混一者，自當以最多者為最正。則苻秦盛時，南至邛僰，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北盡大磧，視司馬氏版圖過之數倍；而宋金交爭時代，金之幅員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誰為正而誰為偽也？如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則如漢唐等之數百年不必論矣。若夫拓跋氏之祚，回軼於宋、齊、梁、陳；錢鏐、劉隱之係，遠過於梁、唐、晉、漢、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終宋寶慶，凡三百五十餘年，幾與漢唐埒，地亦廣袤萬裏，又誰為正而誰為偽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則杞、宋當二日並出，而周不可不退處於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巋為篡賊，蕭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統陳，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勖，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者，將為特識矣。而順治十八年間，故明弘光、隆武、永曆，尚存正朔，而視同閏位，何也？而果誰為正而誰為偽也？如以前代舊都所在而定，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撫之眾，皆漢唐之遺民也，而又誰為正誰為偽也？如以後代所承所自出者為正，則晉既正矣；而晉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後複正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陳而後正隋，隋豈因滅陳而始有帝號邪？又烏知夫誰為正而誰為偽也？若夫以中國之種族而定，則誠愛國之公理，民族之精神，雖迷於統之義，而猶不悖於正之名也；而惜乎數千年未有持此以為鵠者也。李存勖、石敬瑭、劉智遠，以沙陀三小族，竊一掌之地，而然奉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間，黃帝子孫，無尺寸土，而史家所謂正統者，仍不絕如故也。而果誰為正而誰為偽也？於是乎而持正統論者，果無說以自完矣。

大抵正統之說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則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也。溫公所謂“宋魏以降，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原注：唐莊宗自以為繼唐，比朱梁於有窮篡夏，新室篡漢），運曆年紀，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資治通鑒》卷六十九）誠知言矣。自古正統之爭，莫多於蜀魏問題。主都邑者以魏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為宗子。而其議論之變遷，恒緣當時之境遇。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東晉也。西晉踞舊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說，則晉為僭矣。故壽之正魏，凡以正晉也。鑿齒時則晉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說，而仍沿都邑，則劉、石、苻、姚正而晉為僭矣。鑿齒之正蜀，凡亦以正晉也。其後溫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溫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與晉之篡魏宅許者同源；溫公之主都邑說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與江東之晉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說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蓋未有非為時君計者也。至如五代之亦然目為正統也，更宋人之衛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稱代？朱溫盜也，李存勖、石敬瑭、劉智遠，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而況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計僅五十二年，而顧可以聖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則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為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說）。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於本朝，以異域龍興，入主中夏，與遼、金、元前事相類。故順治二年三月，議曆代帝王祀典，禮部上言，謂遼則宋曾納貢，金則宋嚐稱侄，帝王廟祀，似不得遺，駸駸乎欲偽宋而正遼、金矣。後雖憚於清議，未敢悍然，然卒增祀遼太祖、太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後複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豈所謂兔死狐悲，惡傷其類者耶？由此言之，凡數千年來嘵嘵於正不正、偽不偽之辯者，皆當時之霸者與夫霸者之奴隸，緣飾附會，以保其一姓私產之謀耳。而時過境遷之後，作史者猶慷他人之慨，齗齗焉辯得失於雞蟲，吾不知其何為也！（其二）由於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也。陋儒之說，以為帝王者聖神也。陋儒之意，以為一國之大，不可以一時而無一聖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時而有兩聖神焉者。當其無聖神也，則無論為亂臣、為賊子、為大盜、為狗偷、為仇讎、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屍祝之曰：此聖神也！此聖神也！當其多聖神也，則於群聖群神之中，而探鬮焉，而置棋焉，擇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聖神也，而其餘皆亂臣、賊子、大盜、狗偷、仇讎、夷狄也。不寧惟是，同一人也，甲書稱之為亂賊、偷盜、仇讎、夷狄，而乙書則稱之為神聖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書也，而今日稱之為亂賊、偷盜、仇讎、夷狄，明日則稱之為神聖焉。夫聖神自聖神，亂賊自亂賊，偷盜自偷盜，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裏計，一望而知，無能相混者也，亦斷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兩塗者也。異哉！此至顯至淺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術，而獨不可以施諸帝王也。諺曰：“成即為王，敗即為寇。”此真持正統論之史家所奉為月旦法門者也。夫眾所歸往謂之王，竊奪殃民謂之寇。既王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墮而為寇；既寇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升而為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獨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賓之抗美，波亞之抗英，未聞有能目之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敗者也；即不敗焉，如蒙古蹂躪俄羅斯，握其主權者數百年，未聞有肯認之為王者也。中國不然。兀朮也，完顏亮也，在《宋史》則謂之為賊、為虜、為仇，在《金史》則某祖、某皇帝矣，而兩皆成於中國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諸葛亮入寇、丞相出師等之差異，更無論也。朱溫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盜，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無論也。準此以談，吾不能不為匈奴冒頓、突厥頡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為漢吳楚七國、淮南王安、晉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為上官桀、董卓、桓溫、蘇峻、侯景、安祿山、朱泚、吳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為陳涉、吳廣、新市、平林、銅馬、赤眉、黃巾、竇建德、王世充、黃巢、張士誠、陳友諒、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與聖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於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後贍才博學正言讜論倡天經明地義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欽明文思、睿哲顯武、端毅弘文、寬裕中和、大成定業、太祖高皇帝”之徽號！而有腹誹者則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則曰逆不道也。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試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竇建德？蕭衍之才，何如王莽？趙匡胤之功，何如項羽？李存勖之強，何如冒頓？楊堅傳國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溫略地之廣，何如洪秀全？而皆於數千年曆史上巍巍然聖矣神矣！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賭博耳，兒戲耳，鬼蜮之府耳，勢利之林耳。以是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獸也！而陋儒猶囂囂然曰：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倫也，國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惡痛絕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

然則不論正統則亦已耳，苟論正統，吾敢翻數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後，無一朝能當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為統，則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擯，而後魏、北齊、北周、契丹、女真，更無論矣。（第二）篡奪不可以為統，則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後周、宋，在所必擯，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盜賊不可以為統，則後梁與明在所必擯，而漢亦如唯之與阿矣。然則正統當於何求之？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眾人非在一人也。舍國而求諸君，舍眾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必不獲已者，則如英、德、日本等立憲君主之國，以憲法而定君位繼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憲法之語誓於大眾，而民亦公認之。若是者，其猶不謬於得丘民為天子之義，而於正統庶乎近矣。雖然，吾中國數千年曆史上，何處有此？然猶齗齗於百步五十步之間，而曰統不統、正不正，吾不得不憐其愚惡其妄也。後有良史乎，盍於我國民係統盛衰、強弱、主奴之間，三致意焉爾。

△第五章論書法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為獨一無二之天職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為獨一無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果據何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也。史家之言曰：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正邪，別善惡，操斧鉞權，褒貶百代者也。書法善則為良史；反是則為穢史。嘻！此衛言也！《春秋》之書法，非所以褒貶也。夫古人往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孔子豈其不憚煩，而一一取而褒貶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製而自發表其政見也。生於言論不自由時代，政見不可以直接發表，故為之符號標識焉以代之。書尹氏卒，非貶尹氏也，借尹氏以譏世卿也；書仲孫忌帥師圍運，非貶仲孫忌也，借仲孫忌以譏二名也。此等符號標識，後世謂之書法。惟《春秋》可以有書法。《春秋》經也，非史也；明義也，非記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記事也，則天下不完全無條理之史，孰有過於春秋者乎？後人初不解春秋之為何物，胸中曾無一主義，摭拾一二斷爛朝報，而規規然學《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斷言曰：有《春秋》之誌者，可以言書法；無《春秋》之誌者，不可以言書法。

問者曰：書法以明功罪，別君子小人，亦使後人有所鑒焉。子何絕之甚？曰：是固然也。雖然，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一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故善為史者，必無暇齗齗焉褒貶一二人，亦決不肯齗齗焉褒貶一二人。何也？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二人，而為眾人卸其責任也；上之啟梟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墮齊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為一民族之進化墮落，其原因決不在一二人，以為可褒則宜俱褒，以為可貶則宜俱貶。而中國史家，隻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團體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終不進也。吾非謂書法褒貶之必可厭，吾特厭夫作史者以為舍書法褒貶外無天職無能事也。

今之談國事者，輒曰恨某樞臣病國，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國之治即可與歐美最文明國相等者然。此實為舊史家謬說所迷也。吾見夫今日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無量數病國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時而出焉，偶為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萬億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視進退於一二人，其有濟乎？其無濟乎？乃舉國之人，莫或自譏自貶，而惟譏貶此一二人，吾不能不為一二人呼冤也。史也者，求有益於群治也。以此為天職為能事，問能於群治有絲毫之影響焉否也？

且舊史家所謂功罪善惡，亦何足以為功罪善惡？彼其所紀載，不外君主與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誼，有利於時君者則謂之功，謂之善，反是者則謂之罪，謂之惡。其最所表彰者，則死節之臣也；其最所痛絕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嚐不貴死節？雖然，古人亦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苟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若是乎，死節之所以可貴者，在死國，非在死君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謂忠臣，其能合此資格者幾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隸之不足，而再奴隸焉，其無廉恥不待論也。雖然，亦有辯焉：使其有救天下之誌，而欲憑藉以行其道也，則佛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湯而五就桀矣，未見其足以為聖人病也。苟不爾者，則持祿保位、富貴驕人，以終身於一姓之朝，安用此鬥量車載之忠臣為也！《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後世言書法者所最津津樂道也。吾以為揚雄之為人，自無足取耳；若其人格之價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為優劣也。新莽之治與季漢之治，則何擇焉？等是民賊也。而必大為鴻溝以劃之曰：事此賊者忠義也；事彼賊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據也！雄之在漢，未嚐得政，未嚐立朝，即以舊史家之論理律之，其視魏徵之事唐，罪固可未減焉矣。而雄獨蒙此大不韙之名。豈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徵幸而揚雄不幸而已。吾非欲為儇薄卑靡之揚雄訟冤，顧吾見夫操斧鉞權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論據，不過如是，吾有以見史家之與人群渺不相涉也。至於叛逆雲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長，何以異於漁陽之戍卒；晉陽之唐公，何以異於宸濠之親藩；陳橋之檢點，何以異於離石之校尉：乃一則夷三族而複被大憝之名，一則履九五而遂享神聖之號。天下豈有正義哉？惟權力是視而已！其間稍有公論者，則犯顏死諫之臣時或表彰之是已。雖然，然所謂敢諫者，亦大率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為國民公義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則臣妾之為之死節也；其次則匡正其子孫之失德而保其祚也。所最惡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則發難而與己為敵也。故其一賞一罰，皆以此為衡。漢高豈有德於雍齒而封之？豈有憾於丁公而殺之？所謂為人婦則欲其和我，為我婦則欲其為我詈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類有尚名譽之性質，僅以及身之賞罰而不足以懲勸也，於是鼎革之後，輒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準以賞罰前代之人，因以示彼群臣群妾曰：爾其效此，爾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險最黠之術也。當崇禎順治之交，使無一洪承疇，則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則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則為《國史·貳臣傳》之首，史則為《明史·忠烈傳》之魁矣。夫以此兩途判別洪、史之人格，夫誰曰不宜？顧吾獨不許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問二千年來史家之書法，其有一字非為霸者效死力乎？無有也。霸者固有所為而為之，吾無責焉；獨不解乎以名山大業自期者，果何德於彼，而必以全力為之擁護也。故使克林威爾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趙高、董卓同詬；使梅特涅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武鄉、汾陽齊名。何也？中國史家書法之性質則然也。

吾非謂史之可以廢書法，顧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布爾特奇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讚歎舞蹈，頑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學《春秋》，侈袞鉞於一字二字之間，使後之讀者，加注釋數千言，猶不能識其命意之所在。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為優，若者為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鑒曰：吾儕宜爾，吾儕宜毋爾；而必不可專獎勵一姓之家奴走狗，與夫一二矯情畸行，陷後人於狹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無複發揚蹈厲之氣。君不讀龍門《史記》乎，史公雖非作史之極軌，至其為中國史家之鼻祖，盡人所同認矣。《史記》之書法也，豈嚐有如廬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鑒綱目》，咬文嚼字，矜愚飾智，齗齗於緦小功之察，而問無齒決者哉！

△第六章論紀年

或問新史氏曰：子之駁正統論辯矣。雖然，昔之史家說正統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雲雲也。蓋凡史必有紀年，而紀年必藉王者之年號，因不得不以一為主，而以餘為閏也。司馬溫公嚐自言之矣（《資治通鑒》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審如是也。則吾將更與子論紀年。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淩亂而難為之名，聽者亦瞀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欲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為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為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於是乎有紀年。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原莫不出於指代，而紀年亦其一端也。

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恒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據其義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所以齊萬而為一，去繁而就簡，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國各自紀元，詳見紀年公理）。

既明紀年之性質及其公例矣。然則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為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其不便亦相等明矣。何也？一則橫繁，一則豎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簡者，必不可不合橫豎而皆一之。今吾國史家之必以帝王紀年也。豈不以帝王為一國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無過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國數千年中實獨一無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加以古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數，瞀亂繁雜，不可窮詰。故以齊氏紀元編所載年號，合正統僭偽計之，不下千餘。即專以史家所謂正統者論，計自漢孝武建元（以前無年號）以迄今光緒，二千年間而為年號者，三百十有六。今試於此三百十六之中，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極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對也。於是乎強記紀元，遂為談史學者一重要之學科，其糜腦筋於無用亦甚矣。試讀西史，觀其言幾千幾百年，或言第幾世紀，吾一望而知其距今若幹年矣。或有譯本以中國符號易之，而曰唐某號某年，宋某號某年，則棼然不知其何指矣（譯西書而易以中國年號最為無理，非惟淆亂難記，亦乖名從主人之義。若言中國事而用西曆，其謬更不待辯矣）。夫中國人與中國符號相習，宜過於習他國矣。然難若天淵焉者何也？一極簡，一極繁也。苟通此義，則帝王紀年之法，其必不可以久行於今日文明繁備之世，複何待言！

西人之用耶穌紀元，亦自千四百年以來耳。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玻納莎王為紀元（在今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之大祭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麥德避難之年為紀元（當紀元前六百二十二年）。猶太人以《舊約·創世記》所言世界開辟為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為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倡議改用耶穌降生為紀元，至今世界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由繁雜而趨於簡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極野蠻時代，斷無以一帝一號為紀年者；有之，其惟亞洲中之中國、朝鮮、日本諸國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天皇開國為紀元）。

曰：然則中國當以何紀？曰：昔上海強學會之初開也，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當時會中一二俗士聞之舌撟汗下色變。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學耶穌也，而不知此實太史之例也。《史記》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而其餘各國世家，皆書孔子卒。此史公開萬世紀元之定法也。近經學者討論，謂當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至今各報館用之者既數家，達人著書，亦往往采用，此號殆將易天下矣。用此為紀，厥有四善。符號簡，記憶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賊，紛爭正閏，二也。孔子為我國至聖，紀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孔子以後，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則用西曆紀元前之例，逆而數之，其事不多，不足為病，四也。有此四者，則孔子紀元殆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黃族鼻祖之故，欲以黃帝紀；或以孔子大同托始故，欲以帝堯紀；或以中國開辟於夏後故，欲以大禹紀；或以中國一統於秦故，欲以秦紀；要皆以事理有所窒，於公義無所取，故皆不足置辯。然則以孔子生紀元，殆後之作史者所宜同認矣。

紀元之必當變也，非以正統閏統之辯而始然也。然紀元既不以帝號，則史家之爭正統者，其更無說以自文矣。不然，以新莽之昏虐，武後之淫暴，而作史者勢不能不以其始建國天鳳、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長壽、延載、天冊、登封、神功、聖曆、久視、長安等年號，廁之於建元之下，光緒之上，其為我國史汙點也。不亦甚乎！況汙點國史者，又豈直新莽武後乎哉？

（原分章連載於１９０２年《新民叢報》）○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緒論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於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義不可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雖然，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為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雲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雲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浡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若雲保華種也，吾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即為奴隸為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自莫不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即納入於保國之範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第一論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而愈伸，愈束而愈遠。其中自有所謂一種煙士披裏純（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者，以噓吸人之腦識，使之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剌伯之回回教，雖一時藉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抑保之雲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製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國不在此數，國者無意識者也，保國實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太大，而褻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論孔教之性質與群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為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為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靈魂為根據，以禮拜為儀式，以脫離塵世為目的，以涅槃天國為究竟，以來世禍福為法門。諸教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耶教受洗時必誦所謂十信經者，即信耶穌種種奇跡是也。佛教有起信論），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於人群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群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穌、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為宗教家，何損於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柢，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能有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則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即今所謂張天師之初祖也）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者）可謂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惡。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謂之宗教，則張、袁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論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誣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嚐如耶穌之自號化身帝子，孔子未嚐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嚐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是雲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豔羨人以忘我本來也。

△第三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征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製之也。吾以為此之為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群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為尊榮，今則帝製自為也。昔者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許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於教會，今則改歸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興，而教會又多一敵國。雖竭全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麵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穌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於一旦，固無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穌即能保其餘燼，而亦非數百年前之麵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儀式，為效顰學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浸衰於歐洲，而浸盛於中國，吾安可以不抵製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彼其真傳教真信教者，則何害於中國？耶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汪若千頃之波，佛教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其有靳於一耶穌？且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為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裏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斯頓之予愛蘭教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富爾教之予山外教徒以限製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製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第四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剌謬也。今此論固不過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若特立國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權利，則國民或有心信他教而為事勢所迫強自欺以相從者，是國家導民以棄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論，此為最要），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有兩教門以上者，恒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幹預國民之心魂也（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於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幹涉之。我欲信何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於人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幹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曆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複政權之一事，其陳跡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葛，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劃鴻溝焉，樹門牆焉，兩者日相水火，而教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第五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紀時，古學複興，脫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之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於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浸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韓昌黎、歐陽永叔矣，浸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浸假而孔子變為紀曉嵐、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麵。如群猿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為者？無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闐溢於編中。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為孔子損。梭格拉底未嚐坐輪船，而造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裏士多德未嚐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菲薄阿裏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厘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遍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寧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為蝦，而自為其水母，而公等果胡為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第六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因於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保教，則其所著論所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保教之故，則其痛詆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溢惡之言，保無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為此言，吾非勸國民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其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裏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者；則為國家憂，正複何如？嗚呼！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持保教論者，勿以我為杞人也。

△第七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教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教也甚，愈益愛之，則愈憂之，懼其將亡也。故不複權利害，不複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顧吾以為抱此隱憂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而萬古不能滅者也。他教惟以儀式為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惟以迷信為歸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教乃異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為人也，人群之何以為群也，國家之何以為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為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於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於我輩者，非欲我輩呼之為救主，禮之為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救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教之將亡，是烏得為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亞裏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論者，盍高枕而臥矣。

△第八論當采群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

吾之所以忠於孔教者，則別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辟其門，而恢其域，揖群教而入之，以增長榮衛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教，皆無可以容納他教教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為本，以伏魔為用，從之者殆如婦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真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鄙夫可以竭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製的而自由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跡。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之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義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雲乎：“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為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為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為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眾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為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而彼為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於諸宗教為然耳，即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兼容而並包之者！若是於孔教為益乎，為損乎？不待智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群教，而為我輩尊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見；以是演孔，而孔之統乃長。又何必鰓鰓然猥自貶損，樹一門，劃一溝，而曰保教保教為也！

△結論

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毋有惡其反覆，誚其模棱，而以為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原刊１９０２年《新民叢報》第２號）

○中國專製政治進化史論△緒論

進化者，向一目的而上進之謂也；日邁月征，進進不已，必達於其極點。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進化之公例者也。

中國者，世界中濡滯不進之國也。今日之思想，猶數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風俗，猶數千年前之風俗；今日之文字，猶數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猶數千年前之器物。然則進化之跡，其殆絕於中國乎？雖然，有一焉，專製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吾中國若者也。萬事不進，而惟於專製政治進焉，國民之程度可想矣。雖然，不謂之進化焉不得也。知其進而考其所以獨進之由，而求使他途與之競進之道，斯亦史氏之責任也，作《中國專製政治進化史》。

△第一章論政體之種類及各國政體變遷之大勢

中國自古及今，惟有一政體。故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所未嚐有也。今請先述泰西分類之說，及其變遷發達之形，以資比較焉。（第一）理論上之分類

以理論分別政體種類者，起於希臘大哲亞裏士多德，因主權者之人數而區為三種，每種複為正變二體。今以表示之如左：（見書Ｐ１８７）於此正變各三體之外，複有一焉，號曰混合政體（ＭｉｘｅｄＳｔａｔｅ），即和合君主、貴族、民主三者而為一者也。此論傳數千年，至今學者誦法之；雖小有損益，然大端無以易也。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孟德斯鳩之分類如左：一、主權者以名譽為主義，謂之君主政體。二、主權者以道德為主義，謂之民主政體。三、主權者以溫和為主義，謂之貴族政體。四、主權者以脅嚇為主義，謂之專製政體。此分類法後人多有駁之者，其實第一類與第二類，蓋同物而二名耳。近儒墺斯陳之分類如下：此分類者，蓋就近世之國家言之。故貴族政體，不另為一種雲。

（見書Ｐ１８７）（第二）曆史上之分類法國博士喇京所著《政治學》，就曆史上區別政體如左：

（見書Ｐ１８７）綜以上五表論之，則我中國所曾有者，第一表之第一（君主政體變體）、第二（貴族政體變體）兩種也，第二表之第一（君主）、第三（貴族）、第四（專製）三種也，第三表之第一（一人政體）、第二（寡人政體）兩種也，第四表之第一種（專製獨任君主政體）也，第五表之第一（族製政體）、第二（神權政體）、第四（封建政體）、第五（近世專製君主政體）四種也。

以群學公例考之，凡人群必起於家族。中國之宗法，實政治之最初級，而各國所皆曾經者也。故政治學者常言，國家者家族二字之大書也。是族製政體，實萬國政治之起原。吾命為政治進化之第一級。家族者各自發生而日浸龐大者也。此族與彼族相遇，則不能無爭；爭則一族之中，必須有人焉起而統率之，於是臨時酋長之製起。斯賓塞《群學》雲：譬有一未成規律之群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民眾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為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膂力者，閱曆深而有智謀者，為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議問題之役。其乙派則年少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為一隨屬團體，占全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傍聽甲派之議論，為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即被舉為臨事之首領雲雲。是臨時酋長政體之所由起也。吾命為政治進化之第二級。於斯時也，一群之中，自劃然分為三種人物。其一即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即將來變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即將來變成貴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事務委員，即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當其初也，人人在本群為自由之競爭，非遇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為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為常任首領。常任首領之有大功於本群者，威德巍巍，懾服群類；及其死也，以為神而祀之，而其子孫又利用野蠻時代之宗教迷信也，以為吾之祖若父，實天鬼之所命，而非他人所能及者也。於是一變為神權政體。吾命為政治進化之第三級。臨時酋長者，不過領袖團體中之最優者耳。外敵既數見，則領袖團體全部之勢力，必與之俱進，又非臨時酋長所能專也。於是乎此團體之魁傑者，或在中央政府而司選舉君主之權，則貴族政體所由起也；或分屬於諸部落而為諸侯割據之勢，則封建政體所由立也。吾命為政治進化之第四級。自茲以往，有英明雄鷙之君主出，憑藉固有之權力，著著務擴充之，殺貴族之權，削封建之製，務統一之於中央政府。或一蹴而幾焉，或六七作而後幾焉，其積之也；或以數十年，或以數百年千年，及其成也，則能役屬群族，以一人而指揮全國。然後君主專製之政體乃成，吾命為政治進化之第五級。凡地球上君主專製之國，未有不經由此諸級來者也。及專製權力之既鞏固也，則以國土為私產，以國民為家奴，虐政憔悴，民不堪命；而世運日進，氓智日辟，彼林林總總者，終不能自為芻狗以受踐棄，自為犬馬以服驅役，自為牛羊以待豢養也。於是乎自由自治之議紛起。君主之智焉者，則順其勢而予之，此立憲君主政體所由生也；其愚者則逆其勢而抗之，此革命民主政體所由成也。吾命為政治進化之第六級。以上六級，歐洲數千年來政治消長之林，略具於是矣。

吾中國政治之發達，與歐西異。一曰歐洲六級已備，中國則有前五級，而無第六級也。二曰歐洲諸級之運長短不甚相遠；中國則第五級之成立最早，而其運獨長也。三曰歐洲於第四級最占權力，當百年前，餘焰未衰；中國則二千年前，已剗除殆盡也。四曰第一級之族製，歐人早已不存；中國則數千年與第五級並行也。其間證據碎繁，原因深遠。今請得上下千古而綜論之。

卷十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為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為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為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人格之義，屢見別篇）之國家者，以團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重視人民者，謂國家不過人民之結集體，國家之主權，即在個人（謂一個人也）。其說之極端，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複歸於野蠻。重視政府者，謂政府者國家之代表也，活用國家之意誌，而使現諸實者也。故國家之主權，即在政府，其說之極端，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製主義，困國民永不得進於文明。故構成一完全至善之國家，必以明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為第一義。

因人民之權無限以害及國家者，泰西近世，間或有之，如十八世紀末德國革命之初期是也。雖然，此其事甚罕見，而縱觀數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濫用權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亂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國又其尤甚者也。故本論之宗旨，以政府對人民之權限為主眼，以人民對政府之權限為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約（民約之義，法國碩儒盧梭倡之。近儒每駁其誤，但謂此義為反於國家起原之曆史則可，謂其謬於國家成立之原理則不可。雖憎盧梭者，亦無以難也）。人非群則不能使內界發達，人非群則不能與外界競爭，故一麵為獨立自營之個人，一麵為通力合作之群體（或言由獨立自營進為通力合作，此語於論理上有缺點。蓋人者能群之動物，自最初即有群性，非待國群成立之後而始通合也。既通合之後，仍常有獨立自營者，存其獨性不消滅也。故隨獨隨群，即群即獨，人之所以貴於萬物也），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既為群矣，則一群之務，不可不共任其責固也。雖然，人人皆費其時與力於群務，則其自營之道，必有所不及。民乃相語曰：吾方為農，吾方為工，吾方為商，吾方為學，無暇日無餘力以治群事也；吾無寧於吾群中選若幹人而一以托之焉，斯則政府之義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群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當盡之義務，與其所應得之權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為斷。

然則政府之正鵠何在乎？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發達於內界而競爭於外界為歸，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為者，則政府任之，有一人之舉動妨及他人者，則政府彈壓之。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綱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苟不爾爾，則有政府如無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非唯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則有政府或不如其無政府。數千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而政府所以不能與天地長久者，皆此之由。

政府之正鵠不變者也，至其權限則隨民族文野之差而變，變而務適合於其時之正鵠，譬諸父兄之於子弟，以導之使成完人為正鵠。當其孩幼也，父兄之權限極大，一言一動，一飲一食，皆幹涉之，蓋非是則不能使之成長也。子弟之智德才力，隨年而加，則父兄之幹涉範圍，隨年而減。使在弱冠強仕之年，而父母猶待以乳哺孩抱時之資格，一一幹涉之，則於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害。夫人而知矣，國民亦然。當人群幼稚時代，其民之力未能自營，非有以督之，則散漫無紀，而利用厚生之道不興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鉗之，則互相侵越，而欺淩殺奪之禍無窮也。當其時也，政府之權限不可不強且大，及其由撥亂而進升平也。民既能自營矣，自治矣，而猶欲以野蠻時代政府之權以待之，則其俗強武者，必將憤激思亂，使政府岌岌不可終日。其俗柔懦者，必將消縮萎敗，毫無生氣，而他群且乘之而權其權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隨以成灰燼。故政府之權限，與人民之進化成反比例。此日張則彼日縮，而其縮之，乃正所以張之也。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為富，依人民之強以為強，依人民之利以為利，依人民之權以為權。彼文明國政府，對於其本國人民之權，雖日有讓步，然與野蠻國之政府比較，其尊嚴榮光，則過之萬萬也。今地球中除棕黑紅三蠻種外，大率皆開化之民矣。然則其政府之權限當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幹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所謂侵人自由者有兩種：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眾之自由者。侵一人自由者，以私法製裁之；侵公眾自由者，以公法製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國之主權而製定者也（主權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國體何所屬而生差別）。而率行之者則政府也。最文明之國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製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稱堯舜無為而治，若今日立憲國之政府，真所謂無為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惡（西哲常言天下罪惡之大未有過於侵人自由權者），而欲以令於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製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無裁製之者，是人民之罪惡可望日減，而政府之罪惡且將日增也。故定政府之權限，非徒為人民之利益，而實為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約翰彌兒所著《自由原理》（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ｓＯｎＬｉｂｅｒｔｙ）有雲：

縱觀往古希臘、羅馬、英國之史冊，人民常與政府爭權。其君主或由世襲，或由征服，據政府之權勢，其所施行不特不從人民所好而已，且壓抑之蹂躪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以謂人民之不寧，由於君權之無限，然後自由之義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權與君主約，而得其承諾，此後君主若背棄之，則為違約失職，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為叛逆是也。二曰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於言論，著之於律令，以保障全體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歐洲各國久已行之；第二法則近今始發達，亦漸有披靡全地之勢矣。

或者曰：在昔專製政行，君主知有己不知有民，則限製其權，誠非得已。今者民政漸昌，一國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國之君主民主國之大統領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選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當可不起。然則雖不為限製亦可乎？曰：是不然。雖民政之國，苟其政府權限不定，則人民終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國，雖雲人皆自治而非治於人，其實決不然。一國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權，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雖雲從民所欲，然所謂民欲者，非能全國人之所同欲也，實則其多數者之所欲而已（按民政國必有政黨，其黨能在議院占多數者即握政府之權。故政治者，實從國民多數之所欲也。往昔政學家謂政治當以求國民全體之幸福為正鵠，至碩儒邊沁始改稱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為正鵠。蓋其事勢之究竟僅能如是也）。苟無限製，則多數之一半，必壓抑少數之一半。彼少數勢弱之人民，行將失其自由；而此多數之專製，比於君主之專製，其害時有更甚者。故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無論何種政體之國，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觀之，雖在民權極盛之國，而權限之不容已，猶且若是，況於民治未開者耶！《記》不雲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權限雲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濫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則國家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鵠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雲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隻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曉音瘏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製，流毒及全國，亙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權限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製。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複亂也。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以權也（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後可以畀人，民權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從畀之？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故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然則吾先聖昔賢所垂訓，竟不及泰西之唾餘乎？是又不然。彼其時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權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為比例差。當二千年前，正人群進化第一期，如扶床之童，事事皆須藉父兄之顧複。故孔孟以仁政為獨一無二之大義，彼其時政府所應有之權與其所應盡之責任，固當如是也。政治之正鵠，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為公益之本，昔以仁政為公益之門，所謂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此也。但我輩既生於今日，經二千年之涵濡進步，儼然棄童心而為成人，脫蠻俗以進文界矣。豈可不求自養自治之道，而猶學呱呱小兒，仰哺於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為弄兒也？權限乎，建國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原載１９０２年《新民叢報》第３號）○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劄，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惟是，彼高才贍學之士能讀《墳》、《典》、《索》、《丘》，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為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鞫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眾生有之，即鈍根眾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導此竅，則無論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複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為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為之迷漾，而腦筋為之搖揚，而神經為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台而據之，成為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為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眾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偌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入於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製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衝雪天三限，武鬆飛雲浦厄，何以忽然發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為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為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為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侖，則讀者將化身為拿破侖；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為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為文豪；能兼其四，則為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以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為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蓍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嚐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缽而授之也？而下自爨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成為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複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之間接）。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闔族械鬥，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膻，趨爵祿若騖，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綣戀床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為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為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為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原載１９０２年出版《新小說》創刊號）○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本論宗旨在綜覽現今世界各國之大勢，推原其政略所從出及其所以集勢於中國之由，而講求吾國民應變自立之道。篇中取材多本於美人靈綬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而參以己見，引伸發明之，不敢掠美，附識數言。

天下勢力之最宏大最雄厚最劇烈者，必其出於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自中古以前（羅馬解紐以前），歐洲之政治家，常視其國為天下，所謂世界的國家（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ｒｅ）是也。以誤用此理想故，故愛國心不盛，而真正強固之國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國人愛國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歐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發生，日漸發達，遂至磅礴鬱積，為近世史之中心點，順茲者興，逆茲者亡。所號稱英君哲相，如法王路易第十一、顯理第四，英女王意裏查白，英相格林威爾、渣沁，意相嘉富洱，德相俾士麥，皆乘此潮流，因勢而利導之，故能建造民族的國家，聲施爛然。苟反抗此大勢者，雖有殊才異能，卒歸敗衄，法帝拿破侖是也。拿破侖所以取敗者，由欲強合無數異種、異言、異教、異習之民族，而成一絕大之帝國，其道與近世史之現象太相反，其不能成也固宜。

夫此民族主義，所以有大力者何也？在昔封建之世（羅馬以前歐洲之封建時代也），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異邦，或同邦而異民族，胡、漢、吳、越，雜處無猜。及封建之弊，極於墜地，民求自立而先自團，於是種族之界始生。同族則相吸集，異族則相反撥。苟為他族所鉗製壓抑者，雖粉身碎骨，以圖恢複，亦所不辭。若德意誌，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異民族而分離於奧大利，皆其最著者也。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

此主義既行，於是各民族鹹汲汲然務養其特性，發揮而光大之。自風俗、習慣、法律、文學、美術，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與他族相競爭，如群虎互睨，莫肯相下。範圍既日推日廣，界線亦日接日近，漸有地小不足以回旋之概。夫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於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於是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民族帝國主義，遂成十九世紀末一新之天地。

民族帝國主義有兩種，其發生皆不自今日，今則合一爐以冶之而已。甲種者，優強民族自移殖於劣弱民族所居之地，紾其臂而奪之，若英國是也。英人自中古以來，與羅馬帝政不相容，去而自立，實為民族國家發生之嚆矢。故其民族帝國主義，亦著先鞭，得善處屬地之法，遂能控馭全球，凡日所出入處，皆見其國旗焉。乙種者，優強民族能以同化力（能化人使之同於我謂之同化力），吞納劣弱民族，而抹煞其界限，若美國是也。美國百餘年來，由大西洋岸之十三省，逐漸擴充，奄有太平洋岸全陸之地，自三百萬人增至八千萬人固由吸集同族之效，亦未始不因買受並吞他國之屬土而同化其民之所致也。今日之美國，尚能容納德意誌、愛爾蘭之移民，綽有餘裕，皆其同化力強盛使然也。

近世諸儒之學說，其於孕育民族帝國主義與有力者不一家，而以瑪兒梭士（ＭａｌｔｈＭａｌｔｈｕｓ，英人，生於一七六六年，卒於一八三四年）、達爾文二氏為最。瑪氏嚐著《人口論》一書，謂人類日漸繁殖，其增加之率常與食物之增加不能相當。食物之增加，算術級數也（即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是也）；人口之增加，幾何級數也（即由二而四而十六而三十二是也）。苟無術以豫防之，則人滿之患，必不能免，而戰爭、疾疫、自殺之風將日盛。此論一出，大聳動全歐之耳目；而政治家之思想，幾為之一變（按：瑪氏謂人口之增加以幾何級數實屬杜撰，後儒駁正之見已不少；其所論預防之法亦不可行。要其立論之大體則實近世政策之一轉捩也）。故當瑪氏以前，歐洲列國，尚以獎勵產子為急務（千七百九十六年英國著令雲：凡民能生多子以富國家者可有權要求政府使教育其子。千八百六年著令雲英人有兩子以上者可享免稅之特權）。及於今日，則除法蘭西一國外，殆無不以人滿為憂者矣（法國人口增加最少，詳見下表。以此之故，千八百八十五年法人著令雲：貧家有子七人者以公費教之養之。又今年議員俾阿氏提案於議院謂民有及歲而不婚者則課以重稅）。今試舉近百年來歐美各國人口增進之大概，列表如下：

　　　　　一八○○年　　　　　　　　　一八八○年英　　　　一五、五七○、○○○人口　　三四、六五○、○○○人口％法　　　　二七、七二○、○○○　　　　三七、四三○、○○○％德　　　　二二、三三○、○○○　　　　四五、二六○、○○○％奧　　　　二一、二三○、○○○　　　　三七、八三○、○○○％意　　　　一三、三八○、○○○　　　　二八、九一○、○○○％班　　　　一○、四四○、○○○　　　　一六、二九○、○○○％合計　　　一七二、二六○、○○○　　　三一二、九九○、○○○％此八十年前增進之大略也。其中速率最著者，尤以德、俄、美三國為甚。德國當千八百五十年，隻有三千五百二十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五千六百三十四萬人。俄國當千八百五十年，隻有六千八百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一萬二千九百萬人。美國當千八百年，隻有五百三十萬人；至千九百年，驟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萬人（美國人口由外國移民入籍者居多）。以此之故，歐洲區區之地，斷不能容此孳生蕃衍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勢固不得不求新政策以調劑之。此事理之易見者也。於是乎殖民政略，遂為維持內治之第一要著。此近世帝國主義發生之原因也。

前代學者，大率倡天賦人權之說，以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利，此天之所以與我，非他人所能奪者也。及達爾文出，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謂天下惟有強權（惟強者有權利謂之強權），更無平權。權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賦也。於是全球之議論為一變。各務自為強者，自為優者；一人如是，一國亦然。苟能自強自優，則雖剪滅劣者弱者，而不能謂無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則然也。我雖不剪滅之，而彼劣者弱者，終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視為蠻暴之舉動，今則以為文明之常規。歐美人常揚言曰：全世界三分之二，為無智無能之民族所掌握，不能發宣其天然之富力，以供全球人類之用。此方人滿為憂，彼乃貨棄於地。故優等民族不可不以勢力壓服劣等者，取天地之利而均享之。其甚者以為世界者，優等民族世襲之產業也。優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奪其利，猶人之斥逐禽獸，實天演強權之最適當而無慚德者也。茲義盛行，而弱肉強食之惡風，變為天經地義之公德。此近世帝國主義成立之原因也。

由此觀之，則近世列強之政策，由世界主義而變為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皆迫於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今請就諸國中，擇其有代表帝國主義之資格者而論之，得四國焉。

其一英吉利。英國本境之人口，不滿四千萬，而其謀生於海外者殆倍之。人口日日增多，而三島之麵積不加廣，物產不足以給民用，故英國若一旦失其屬地，不特富源立涸而已，而國威民力皆隨而衰頹，國民之品性且將澌滅，勢必與古代之雅典羅馬同列於亡國之籍。故英人之帝國主義，非直為進取計不得不然，即為保守計亦不得不然也。英國今日之盛強，半由煤礦之豐富。據千八百七十一年政府所報告，謂本國之煤尚足供三百年之用。然爾來英人用煤之率日增月加，曾靡底止，故其勢不久，必須仰給煤炭於本境以外；或者謂英煤涸竭之時，即英國衰亡之日，非過言也。況其製造之品，消售於屬地者，常視他國有加焉。彼英屬地之依賴母國，不如其母國之依賴屬地為猶重大也。故英人之政策，務使其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不惟保守其版圖而已。又使其海陸通航之路，交通便利，以為是第一要義。以故海軍之關係，日益重焉；海軍既重，故屯泊貯煤之灣港，亦隨之而重。英國所行於東洋及亞非利加之政略，皆以此為根據者也。彼其保護土耳其，占據賽布拉士島，皆所以防俄國之蠶食，保地中海之航路，使英國與印度交通之鎖鑰，不至授人也。其市恩於意大利，助其獨立；用術於埃及，握其國權，亦皆為地中海蘇彝士河之運航權也。近者與杜蘭斯哇之戰，不惜糜重帑菅人命，擲獅子搏兔之全力，所以保好望角之權利也。彼波亞民族，日新月盛，駸駸有為南非全境主人翁之勢；英人非挫摧之，則其在非洲之權力，將墜於地也。故英國北自君士但丁奴不（土耳其京城），南至好望角，其所行之政策，皆自保護航路而生者也。保護航路，即使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之第一著也。

英人之所汲汲者，又不徒在海權而已；於大陸交通機關，亦絲毫不肯讓人。近以俄人西伯利亞鐵路將成，思所以抵製之，乃擬築一大鐵路，自亞曆山大利亞經波斯灣沿岸，橫貫印度，接緬甸，由瀘州出揚子江，以通上海。一以鞏勢力於印度，二以張威權於波斯灣沿岸諸國，三以通血脈於支那。而現時印度境內已成之鐵路二千餘英裏，實利用之以為此路之一部；其規模之宏遠，實有使人驚歎而不能措者。

英國工商之國也，無商利是無英國也。近年以來，德國、美國之商業驟進，駸駸乎有駕英而上之勢。疇昔英人於加拿大、澳洲、印度、埃及及其餘屬國保護國，皆專握商權。近則國民之競爭愈劇，新屬地之貿易容易不肯為母國之附庸，故今者英國商務，除澳洲、印度外，皆日見減色；於加拿大、古巴為美國所奪，於亞爾焦利亞為法國所奪，於南美為德國所奪。其在澳洲能保其舊位者，不過其地之民與母國同嗜好同習慣，故日用飲食之品物，多取給於母國雲爾。然則英國今日之政策如何？英國自二十年來，產業之發達，既臻絕頂；昔為世界工業之中心點者，今則變為世界資本之中心點焉。自美國行保護稅則（免出入口稅者謂之自由稅則，重抽入口稅者謂之保護稅則）拒英國之貨物，英人乃以資本代貨物，美國各省所有大製造大公司，英人皆投資本而分其利，於非洲南美等處亦然，於亞洲亦然。故今日全球到處，幾無不有英人資本之安置；而其此後進取之政策，惟以擴充其工業資本兩者之勢力範圍為務，此亦不得不然之數也。因此之故，其所最切要者，在使世界各地，皆平和秩序。若夫政治樞機不完不備之地，其政府之能力薄弱，難保秩序，或官吏腐敗，苛法紛紜，則放置資本於此間，最為危險。工商之業，末由繁榮，乃不得不幹預其內政，代組織一強固而有責任之政府，於是經濟上（日本人謂凡關係於財富者為經濟）之勢力範圍，遂浸變為政治上之勢力範圍。此其政略，不獨英國行之，而英國其尤著者也。

其二德意誌。歐洲列國中，其最能發揮現世帝國主義之特性，代表近來世界曆史之趨向者，莫德國若也。德人行帝國主義之政策，不過近十年事耳。當俾士麥時代，德政府專以統一國民為急務。若夫勤遠略以馳域外之觀，鐵血宰相所未遑及也。彼非不熱心以獎厲殖民，但其殖民事業，不過為擴充商務起見，於政治毫無關係。及千八百九十年以後，而德之政略一變，蓋經俾公三十年之經營慘淡，國權既已整頓，國力既已充實，精華內積，而不得不溢於外。俾公之商業政策，既已使德國工商雄飛於世界，而商業競爭之劇烈，其影響自及於政治；而政府不得不以權力保護之。然則由俾士麥之國民主義，以引起今皇維廉第二之帝國主義，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德國雖稱雄於歐洲中原，然以無屬地故，其溢出之人口，皆移住於美國，旋同化於美人。德人徒失其國民，而於國力不能有絲毫之增益。今美國人口三分之一皆吸收德意誌民族者也。德之愛國者，惄焉憂之，漸知殖民政略之不可以已。前柏林大學教授脫來焦氏之政治學講義有雲：今日國際曆史，日以發達，勢將壓迫第二流以下之國家，使失其獨立。我德人徒局眼光於歐洲之天地，而未嚐放觀歐洲以外之天地。今者蕩蕩全球，幾為英、俄兩國所中分。其尚有容我德人之一席否耶？此可為浩歎者也。又雲：白種人必握世界之全權，無可疑也。但白種中之諸民族，果誰能捷足以得此權利乎？吾得以一言決之曰：苟無屬地於海外者，必不足以入於強國之林也雲雲。由此觀之，德民族近來之思想，可以概見矣。德以病美國之坐奪其民也，汲汲然設法以維持僑民與母國之關係。故首注力於亞非利加及小亞細亞，而浸及於南美洲及東亞大陸。自一八九○年與英國定非洲界約以來，君臣上下，同心戮力，以實行帝國主義，或用鐵路政略，或用殖民政略，或用商務政略，殊途同歸，集於一鵠。僅閱十稔，而聲勢隆隆，震五洲之耳目矣。

試觀其經略小亞細亞彼米士坡坦麻（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與敘利亞（Ｓｙｒｉａ）之兩地，古代文明之祖國而今則蠻族之棄壤也。顧德人用全力以行殖民政略於此，何也？此地雖不及中國之豐腴，然物產甚富，適於農工諸業，其山多礦，其位置亦便於通商，且人口寥寥，土民之壓力不強；移民於此，無被其同化之患。自水陸形勝觀之，適當亞歐非三洲交通之孔道，有山河之險，為兵略之一要區，得之者於他日世界政略占優勝焉。德人今雖以保護殖民商業為名，一有機會，則攫而納諸懷必矣。他日亞洲大陸鐵路成，自卡羅（埃及京城）經波斯、印度以達北京之大道既通，則帕黎斯氈為三洲鐵路之中心點，握商務之樞權，此德人所夢寐見之者也（此鐵路即英國所經營者見前節）。德皇自即位之始，即注意於小亞細亞，故務買土耳其政府之歡心。當亞米尼亞虐殺事件之起，鉗束其國內輿論，毋使傷土國之感情。當土希之戰，密援土以破希臘，皆所以為經營安息（即小亞細亞）之地步而已。今者實行鐵路政略於此間，自君士但丁至波斯之巴俄打一大路，其築路權及運輸權皆為德意誌銀行所得，以九十九年為期，此外附近枝路之權利，亦皆歸德國焉。小亞細亞既已為德人囊中物矣。

更觀其經略南美，近十年間，於南美大陸之地，德國之產業及殖民，殆為突飛之進步。雖其商務出入口之總額。尚稍遜英國，至其投資本之多與商業發達之速，終有非他國之所能及者。即以巴西一國論之，德人所投之資本已在三萬萬圓以上；此資本或築鐵路，或浚運河，或修橋梁，或設銀行，或興公司，運全巴西於股掌之上者，德人也。委內瑞辣之大鐵路，德人之資本也。智利之農業，德人之營產也。亞爾然丁之土地，半皆德人之所名田也。今日德人在南美之勢力，雖不過產業殖民；而其政治之勢力，必隨之而來，此吾所敢豫言也。德皇嚐揚言雲：“凡德國臣民所到之地，無論何處，政府必擴張其權力以保護之。”將來南美全洲，必為德意誌帝國之運動場，無可疑也。

要而論之，德人之帝國主義，由俾士麥之商業政策一轉而成，其目的在以國民主義為基礎，而建一工商業帝國於其上，使充盈橫溢之民力得尾閭以蓄泄之也。故於政治之爭，可避者則勉避之，既與俄親，又與法和，複與英聯，務調和國際之關係，使得用全力以從事工商殖民之業，此德廷君相之微意也。

惟時與勢驅列國以入於二十世紀商戰之場，而彼德國者為英美俄列強捷足先登，頗有四麵楚歌之感，故竭其全力以訓練從事商戰之兵士及其器械，而其作戰之準備莫急於連絡世界各地之市場。故德人向此鵠以進行，首以獎厲航業振興海軍為務。德國之航業，二十年來，徐徐增加；至近數年間，忽有一飛衝天之勢。當一八七一年，其大輪船僅有百五十艘，合八萬噸；至一九○○年，驟增至千三百艘，百五十萬噸。其增率之速，自美國外，未見其比也。又不惟商船之噸數增加而已，其航業政略，亦進步甚速。疇昔英人在大西洋獨占航權者，今則德國與之代興，駸駸乎有奪席之勢矣。

德國本陸軍國也。但昔者惟爭強弱於歐洲以內，故以陸軍而自雄；今則將決雌雄於歐洲以外，故以海軍為急務。蓋德國此後之運命，非徒在俄法境上，以槍丸馬足而決勝負者也；其必在支那之海，非洲之洋，南美之港灣，鼓輪衝風，實力乃見。故德皇以如荼如火之熱心，思擴張海軍。雖國民初未喻旨，不肯聽從，而其大臣每因國事變以遊說其民，皇複親自演說於各地，苦訴海權微弱，為德國之憾事；卒能以一八九八年之議會，議決海軍案，為十萬萬圓之豫算以經營之。及此案既成，英俄亦相繼增海軍力，美國亦破西班牙而振威海上。德人複以前案為未足，乃於一九○○年更議決新案。依此案所經畫，則十四年後（一九一六年），除英國外，德國遂為世界第一大海軍國矣。

嗚呼！德意誌自建國以來，不過三十年，而其進步之速如此。觀此可以見民族主義之勢力，最強最厚。苟得其道而利導之，斯磅礴鬱積，沛然莫之能禦矣。

其三俄羅斯。俄羅斯之帝國主義由來最久。其初起也，雖緣君主之野心；其大成也，實緣民族之暗潮。其外形雖為侵略之蠻行，其內相實由膨脹之實力。試細論之。俄國之發達，可分為三段。第一段，君士但丁奴不也；第二段，阿富汗斯坦也；第三段，支那也。俄人之欲建大帝國也，起於突厥未據君堡（即君士但丁奴不之省稱下仿此）以前。第十世紀時，烏拉秩米第一受洗於君堡，娶東羅馬帝之女，實為俄人與君堡交涉之始。其後為蒙古所侵害，雄圖一挫。至十五世紀後半，伊凡第三又娶羅馬帝之侄，始稱尊號曰沙（Ｃｓａｒ），用東羅馬雙鷲徽章，隱然以承襲羅馬帝統自命。然彼時突厥之勢正強，君堡遂為所陷（一四五三年），俄人誌不得逞。至十六世紀，伊凡第四益鞏勢力於墨斯科（俄舊都），號為第三羅馬，遂越烏拉山，進入鮮卑（即西伯利亞），實大彼得以前百年間事也。十七世紀之下半，彼得即位，銳意侵略。但其手段雖在侵略，其用誌全在平和，以開化國民為最大之目的。彼不徒變俄國之兵製興俄國之海軍而已；以萬乘之尊，親赴荷蘭，雜伍庸作，學種種文明技術，傳之於本國。大彼得之主義方針，即俄國二百年來之主義方針也。大彼得之品性，本在半文半野之間，俄國（指人格之俄國）亦然。雖然，彼常以平和為競爭之手段，以開發內國為對外競爭之本原；其欲出君堡也，欲出極東之遼東半島也，皆繼大彼得之遺誌，藉此以開化歐俄（俄地之在歐洲者）及鮮卑也。大彼得常言：吾之所欲者，非陸而海也。故既突進於波羅的海，複略格裏迷亞，汲汲然欲出於黑海，其目的實在繁殖內地，而以君堡為世界商務之中心點也。

抑俄國之漲進，不在工商業而在農業。俄人土著之民族，非有地麵，則不能揮其勢力。其工業近年雖大發達，出入口皆頗增加。雖然，大率盡假手於外國人，而其本國所營者至有限也。俄人雖取保護稅政策，排斥外國商品，然其國內新工業仍不能起，惟舊式產業愈益繁昌耳。然則俄國之帝國主義，必非如他國之欲求市場於異地也。彼雖求得市場，而亦無製造品以充刃之利用之也。故俄人之經略世界，不用飛越遠攫之法，而用就近蠶食之法。無以譬之，譬諸火山，其噴口愈衝愈力，熔石之汁，蔓延四方，而不知所終極者，俄國之情狀也。

俄人有一種貴族，在其國中，最有勢力，所謂軍中門閥是也。彼等素懷野心，欲行侵略主義於亞細亞，其政府之政策，大率為此輩所鞭策。而進取之方針益強，此輩大率謀略優長，手段活潑，且與國同休戚；一國之實權，皆在其手。彼其數世紀以前，蠶食中亞細亞及土耳其也，皆非由政府之命令，不過軍人功名心盛，毅然以一身負責任，征服土民，移植俄族。先以一私人之資格，創此大業，然後政府以政略隨其後耳。近世黑龍江畔之侵略，亦由謨拉威夫等私人之事業以為之前驅。然則謂俄人帝國主義，全由君主之雄心而發者，尚非能知其真相也。彼其民族膨脹之力，有非偶然者也。（英人之滅印度也，亦由一公司以私人之資格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百戰功成，主權斯得；然後以奉諸政府，其事與俄人在中亞細亞、在黑龍江畔所行者正同一轍。但英國商國也，故商人開之。俄國軍國也，故軍人開之。其起於私人一也，其為民族主義一也。即我中國亦固有之矣，星加坡檳榔嶼之地皆由廣東嘉應州葉姓者一族與土蠻力戰三次前後亙十餘年乃開辟之者也。顧彼則一私人創之而政府為其後援，故大業克成，而同族皆受其益。我則有私人而無政府，故葉族既辟星檳不能自治，不得不拱手以讓諸英人。嗚呼！我民族非劣於他國而有壓之使不得漲進者焉。此可為浩歎也！）由此觀之，俄人之帝國主義，其主動力有三：一曰君主之雄圖，二曰民族之漲性（農業之盛大，人口之漸增），三曰軍人之野心。合此三者，並為一途，此必非如暴風疾雨，可以崇朝而息者也。要而論之，則俄羅斯者實代表斯拉夫民族之特性者也。斯拉夫為世界各民族中後起之秀，其前途泱泱如春潮，勃勃如坼甲，隱然有蹴蹈拉丁淩駕條頓之勢。當今勢力之最可怖者，孰有過於俄者乎？

俄人於所征服之地，其馭之最有方。厚遇其酋長，授以官位，結其歡心；寬待其土民，多興工業，使食其利，因其性不易其俗，隨其教不易其宜，務使之知俄族之可親，以生其喁喁向內之心。故當其侵略之始，恒用絕大蠻力，當頭一棒，使畏俄國之威；其既得之後，則用噢咻煦嫗，寬大羈縻，使懷俄國之德。故俄人在亞洲所得屬地，能使其土民忽與俄同化，固由俄族本為半歐半亞之種，與亞人易於混同，亦由其深察亞人之性質習慣，得其道以馭之也。以視英人德人等之自尊大自表異而屢憎於人者，其手段之強弱優劣，殆相去萬萬也。故歐人謂俄國為殖民事業成功最多之國，非虛言也。

其四美利堅。距今二百年前，歐人有以愛平等、愛自由、愛進步、愛活動為目的者，相率而遷於新世界（歐人常稱西半球為新世界）。其子孫日漸滋殖，日漸漲進，一戰而建造獨立自治之國家者，華盛頓時代也；再戰而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者，林肯時代也；三戰而掌握世界平準（日本所謂經濟，今擬易以此二字）之大權者，麥堅尼時代也。美國之地理之人民之曆史皆有其不得不然之結果。昔以農業國得名者，此後二十世紀中，忽變為工業國商業國。質而言之，則美國者實將來平準界中獨一無二之大帝國也。

麥堅尼之帝國主義，非麥堅尼一人所能為也。美國民族之大勢，有使之不得不然者也。平準學大家波流氏曰：“美國昔以其食品苦我歐洲之農業界者，今其製造品，且將以滔天洪水之勢，淹沒我歐之產業，使無餘地矣。”蓋美人商業進步之速實為古來所未有。一八九九年與一九○○年比較，一年之中，其出口貨之增，實四萬萬零六百萬圓。其製鐵事業之壯大，足以寒歐工之膽。自近世托辣士托（各公司聯合資本之義）之製行，平準界之組織一變，世界之貨幣盡吸集於美國紐約芝加哥諸大市，遂為全地球金融（謂金銀行情也，日本人譯此兩字，今未有以易之）之中心點，而平準大權，竟由歐而移於美。今日對美政策，實全歐公共之最大問題也。又不惟歐洲而已，其在東方，美國之物品，亦日增月盛，入中國者，入滿洲者，入西伯利亞者，入日本者，其率皆驟進。如煤油煙草之在日本，開礦機器鐵路材料等之在滿洲，其尤著者也。彼其勢力之在東西兩洋者如此，兩洋之人驚駭之而妒嫉之者又如彼，然則美國人之自視果何如？昔猶未能自知其力之如此雄且巨也！今則其國民之多數，皆以執財界牛耳自任。元老院議員洛知氏嚐言：吾美今與歐洲商戰，方始交綏，諸國出死力以敵我，吾之準備一刻不容稍懈，非使全世界各國之民皆服從於我國財力之下，則不可止也雲雲。雖其言不無太過，然亦可以見美人之意向焉矣。

麥堅尼審此大勢，因風潮而利導之。其與西班牙戰也，決非欲滅西班牙而擴美國之幅員也，實欲得商業政略所不可缺之地也。故其政策能得國民多數之讚成，為有識者所許可。及其再舉大統領時，司法院乃至下新注釋以解憲法，使其得免舊論之束縛，而自由無礙以實行帝國主義，亦可見此主義為全國人之公言，而非一人一黨之私言矣。麥堅尼之並夏威（即檀香山，日本人譯為布哇），取菲律賓，所以握太平洋之主權，而為東方商力之基礎也。前此美國勢力，全發揮於歐洲，固由其民族相切近，亦由大西洋為文明之中心點，美國東部先發達，職此之由。今則文明之中心，移於太平洋，故美國之文明亦日趨於西部。麥堅尼以為亞細亞者世界第一大市場也，吾美欲占一席位於此間，不可不先謀根據之地。其奪菲島也，實將以馬尼剌為美國一支店，以壓倒香港、新加坡，而為泰東之主人翁也。故一麵並夏威以為中站，一麵開尼卡拉運河以通兩洋之氣脈，一麵獎勵太平洋航業，設太平洋海電，以通往來，其政策皆一貫，其經略皆偉大。美國之前途，誰能限之。或疑麥堅尼主義與門羅主義相反對，其實不然。門羅主義，實美人帝國主義之先河也。夫門羅主義何自起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美國大統領門羅宣言曰：歐洲列國現在西半球所有之屬地，吾美不幹預之。雖然，若其地既已獨立，而為美國所認者，歐洲列國或幹涉之，則是對於吾美而懷敵意者也雲雲。夫美國果有何權利而為是宣言乎？無他，美國不徒以己之獨立而自足，隱然以南北兩大陸之盟主自任，以保護他人之獨立為天職也，是實帝國主義之精神也。既欲防他國之幹涉西半球，勢不得不先握大西、太平兩洋之海權。故其縣古巴攫菲島，實皆此主義之精神一以貫之者也。

麥堅尼最後之演說雲：吾國之生產力，其漲進實可驚。我輩不可不盡全力以求新市場，此實今日最緊切之問題也。商業之漲力，壓迫我輩，我輩非以博大之智識強毅之心力以應之，則吾國今日之勢力，將有不能維持者矣雲雲。今也麥堅尼雖死，而帝國主義不死；屏足而立，相繼而起者，人人皆麥堅尼也。美國之前途，誰能限之！

此四國者，今日世界第一等國，而帝國主義之代表也。自餘諸國，或則懷抱帝國主義以進取為保守，而尚未能達其目的也；或則為他人帝國主義所侵噬，而勢將不能自存也。全地球八十餘國，可以此三者盡之矣。要之其君相宵旰於在朝，其國民奔走於在野者，安歸乎？歸於競爭而已。今日之能有此等厖大帝國也，前此競爭之結果也；今日之既有此等厖大帝國也，又後此競爭之原因也。蓋自人群初起以來，人類別為無量之小部落；小部落相競，進為大部落；大部落相競，進而為種族；種族相競，進而為大種族；複相競焉，進而為國家，進而為大國家；複相競焉；進而為帝國，進而為大帝國（國家者，Ｓｔａｔｅ之義也，帝國者，Ｅｍｐｉｒｅ之義也，其性質各不同）。自今以往，則大帝國與大帝國競爭之時代也。脫來焦氏所謂國際曆史，勢將壓迫第二流以下之國家，使失其獨立。誠哉！天地雖大，而此後竟無可以容第二等國立足之餘地也。

夫競爭之劇烈而不可止既如是矣，而其競爭之場果安在乎？歐羅巴者十九世紀前半期之舞台也。若神聖同盟也（俄普奧三國），若三角同盟也（法奧意三國），若俄法同盟也，若拿破侖之役也，若德意誌伊大利統一之役也，若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獨立之役也，若普法之役也，若波蘭問題也，若愛爾蘭問題也，若土耳其問題也，若埃及問題也（埃及在上古時代常附屬於東洋史之範圍，其在近世時代常附屬於西洋史之範圍），凡兵家所衝突，政治家所捭闔，無一不在於歐洲。近三十年來，則全歐均勢之局定，而紅髯碧眼兒之野心，皆飛騰於歐洲以外之天地矣。歐洲以外地非小也。然北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兩大陸，久已變為第二之歐洲。主權既定，且將競人而非可競於人矣；於是遊刃餘地，僅有南亞、美利加、亞非利加亞細亞之三土。南美、非洲，其位置無可以為世界競爭中心點之價值。然南美之巴西、智利、委內瑞辣，亞氈丁，其利權固已為德人鐵血政略所熔鑄。非洲內地公果立國戴白人為君王，而德英法相翏轕相馳逐於此土者亦既有年。比康士菲德（英前相與格蘭斯頓齊名者）之南非政策，且釀為英杜之爭，至今風潮未平矣。美猶如此，非猶如此，而況我亞天府之奧區者耶？

亞洲競爭界之第一期，在於印度。法人在印之殖民政略，既已失敗；英人受之以雄一世，諸國嫉妒之念起焉。俄人越烏拉山驀進於中亞細亞，隱然有拊印背而扼印吭之勢，於是波斯、阿富汗遂為英俄競爭之燒點。英人之擴權力於中國者，其初亦不過經營印度之餘力也。鴉片戰役以前，廣東互市之事皆東印度公司之附庸也。而法人之初插足於安南暹羅，亦不外欲與印度爭利也。然而亞細亞人之主權，則已去其半矣。大勢所趨，愈接愈劇，及競爭之第二期，而重心點專集於中國矣。

俄人以堅忍沈鷙之性質，佐以眼明手快之政略，首看破中國之暗弱，先登捷足以逞侵噬；其圖中國也，凡分兩路。一曰由東北方者，滿洲一帶是也；二曰由西北方者，自西伯利亞以及伊犁新疆帕米爾喀什噶爾一帶是也。

以言乎第一項，則《愛琿條約》以前之事且勿論（《愛琿條約》乃鹹豐八年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將嶽福所訂者。俄人南下之勢由來已久，吾別有《俄羅斯侵略史》言之甚詳，此文事論近勢無暇詞費也）。當鹹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之役，俄使伊格那夫詭稱調停和議，欺總署諸臣更訂界約，以為報酬，割烏蘇裏江興凱湖白稜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奄有朝鮮日本沿海數千吉羅米突之廣野，其所得乃遠在英法二國之上。於是海參崴之市場，始建立焉。及光緒廿三年，乘日本戰事後市還遼之恩，李鴻章遂與俄使喀希尼訂秘密條約，所謂《中俄密約》者是也。以此條約，而滿洲之實權遂全歸俄人掌握；未幾引起膠州之役，俄遂藉口以攫旅順口大連灣於懷中矣。以言乎第二項，則西北一帶，自雍正五年以來，為界約及互市章程交涉者凡十六次。恰克圖為西伯利亞往來孔道，俄人設行棧於各處卡倫，壟斷其利，懷柔諸酋長，給以兵器彈藥，設電線以通本國；前年且有要索恰克圖達北京鐵路權之議矣。而伊犁一帶，自崇厚曾紀澤兩次交涉以來，雖名為回複主權，而實則俄人與彼之關係切密於中國者多多矣。自《滿洲鐵路條約》既定以後，西伯利亞鐵路線，其距離縮短五百四十俄裏，且工事加易，料費大省。而彼得以來，二百年間，苦心焦慮，欲求一無冰海港而不可得，遂以《巴布羅福之條約》（光緒廿四年）安坐而得亞洲第一之旅順港。自此以往，而俄人盡將其東歐政略（即巴幹半島與土耳其交涉者），暫置腦後，養精蓄銳，以從事於遼東。既得旅順，俄人遂有為海軍國之資格。於是定計自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七年之內，備四百六十一兆零十萬羅卜〗（俄幣名）以為海軍費，九六、九七兩年，複增加二千六百萬，九八年複增加九十萬（皆羅卜數），駸駸乎有於陸上海上皆以東洋主人翁自居之意矣。

其次為英國。英國當中日戰役以後，政略稍因循，勢力幾墜於地；及膠州起釁以後，漸有一飛衝天之概。計光緒二十三四年之間，英人所得大利益於中國者凡七事。其一，與總理衙門定約揚子江地方不許讓與他國；其二，內地江湖河川許其通航自由；其三，緬甸鐵路延長之以達雲南大理府，複由雲南經楚雄寧遠以通四川；其四，開湖南為通商口岸；其五，定總稅務司赫德之位置，永用英人；其六，租借威海衛以抵抗旅順；其七，租借九龍以擴張香港。數月之間，而其權力已深入鞏固，而百年大計，於以定矣。其前乎此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後乎此者又豈得尺得寸而止耶？

此外德國則專用強暴手段，如膠州之役，以兩教師而索百裏之地；義和團之變，德皇誓師謂當留百年恐怖之紀念於支那，是其例也。美國則專用籠絡手段，如列強競占勢力範圍，而美國不與聞；今次賠款，而美人以所應得者還諸中國，是其例也。若法蘭西，若意大利，雖其帝國主義之內力，不及此諸國；然以世界競爭中心點之所在，亦眈眈注意焉。日本者世界後起之秀，而東方先進之雄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之大臣，政黨之論客，學校之教師，報館之筆員，乃至新學小生，市井販賈，莫不口其名而豔羨之，講其法而實行之。試問今日茫茫大地，何處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近者英日同盟之事成，黃白兩種人握手以立於世界，亦可謂有史以來未有之佳話也。然試思此佳話之原因若何？其結果若何？豈非此新世紀中民族競爭之大勢，全移於東方，全移於東方之中國，其潮流有使之不得不然者耶？而立於此舞台之中心者，其自處當何如矣！

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彼列國之所以相對者姑勿論，至其所施於中國者，則以殖民政略為本營，以鐵路政略為遊擊隊，以傳教政略為偵探隊，而一以工商政略為中堅也。列國之行殖民政略於中國也，自割香港開五口，以至膠州、旅順、大連、威海以來，四十年間之曆史，多有能道之者，茲不具論，惟論其性質。夫殖民雲者，其所殖之民，能有人而非有於人也。何謂有人，凡殖民之所至，則地其地，人其人，富其富，利其利，權其權，如歐美人之在中國是也。何謂有於人，充其地之牛馬，而為之開耕，備其人之奴隸，而為之傭役，如中國人之在外洋是也。嗟夫！有競爭力與否，豈必在人數之多寡哉？試以外國人在中國者，與中國人在外國者，列為兩表，以比較之，而觀其結果，有使人瞿然失驚者。

外國在中國商店及人數表（據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統計，香港不在內）　　　　　商店數　　　　　　　　　　　　人數英國　　　三七四　　　　　　　　　　　　四、九二九

德國　　　一○四　　　　　　　　　　　　九五○葡萄牙　　——　　　　　　　　　　　　　九七五日本　　　四四　　　　　　　　　　　　　一、一○六

美國　　　三二　　　　　　　　　　　　　一、五六四法國　　　二九　　　　　　　　　　　　　六九八瑞典挪威　——　　　　　　　　　　　　　四三九

西班牙　　——　　　　　　　　　　　　　三六二俄國　　　一二　　　　　　　　　　　　　一一六合計　　　五九五　　　　　　　　　　　　一一、六六○

中國在外國人數表（未得統計報告不能確指，姑就所知舉大略耳。英屬香港及俄屬東三省之地不在內）暹羅　　　　　　　　　　　　　　　　　　約八十萬人

安南　　　　　　　　　　　　　　　　　　約二十萬人南洋群島（英屬荷屬合計）　　　　　　　　約六十萬人菲律賓群島　　　　　　　　　　　　　　　約二十萬人

澳大利亞洲　　　　　　　　　　　　　　　約四萬人日本　　　　　　　　　　　　　　　　　　約七千人英屬加拿大　　　　　　　　　　　　　　　約四萬人

美國　　　　　　　　　　　　　　　　　　約三十餘萬人墨西哥　　　　　　　　　　　　　　　　　約一萬人中亞美利加（巴拿馬一帶）　　　　　　　　約一萬人

南亞美利加（秘魯智利巴西等國）　　　　　約十萬人印度　　　　　　　　　　　　　　　　　　約一萬五千人南亞非利加　　　　　　　　　　　　　　　約三千人

太平洋群島（檀香山及其他）　　　　　　　約四萬人西印度群島（古巴夏灣拿一帶）　　　　　　約十五萬人合計　　　　　　　　　　　　　　　　　　約二百十餘萬人

試合兩表觀之，外人之來者，不及我旅民二百五十分之一，不及我本國人數五萬分之一，且分為十數國，其最多者惟英，不過數千人耳；又散處於廿餘租界之中，計每一口岸，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製度厘然，隱若敵國焉。我民所至，動以億計，而不免於為人臧獲。若是者豈能盡歸咎於政府之無狀哉？蓋吾民族之弱點，亦有當自省焉者矣。何也？彼各國之以殖民著成績者，皆其民自以私人之資格，開辟斯土，然後政府以政略從其後也（英人割香港及五口通商仍是東印度公司為主動力）。今則民族之爭，愈接愈厲，吾國二萬裏之地，開門以待他族之闖來，而環球四大洲之中，無地可容吾人之投足。吾昔遊美澳時所著《汗漫錄》有一條雲：

華人之旅居於他國及其屬地者，白人待之有二法。其一，則聽其簇來而不之禁，但其既至也，則為設特別不平等之法律以苛治之，如香港、南洋群島、墨西哥、南亞美利加諸地是也。其二，則於其既至也，與本地人同受治於一法律之下，權利義務皆平等，惟限之不使得至，既去不使複來，如美國、加拿大、澳州諸地是也。大抵其地白人少，未經開墾，需人為牛馬者，則用第一法；其地白人多，開墾就緒，勞力之競爭烈者，則用第二法。要之，中國人之不能齒於他人一也。今者Ｗｈｉｔ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譯言白澳洲也，巴頓氏演說昌言白澳洲主義，謂必使澳洲為白人所專有之洲也）之言又倡矣；十年以後，天地雖大，竟無黃帝子孫側身之所。嗚呼！我國民其思之也邪，其不思也邪（右一九○一年一月四日在雪梨市會聽澳洲聯邦首相巴頓氏演說歸而記其所感）！

觀於此，則殖民與非殖民之辨，可以立見，而優勝劣敗之趨勢，及中國民族之前途從可想矣。彼歐人之殖民於我中國也，視之與其既得主權之殖民地（如印度新加坡香港菲律賓等）相等。其所以待我者，則吾所謂第一法是也。彼其利吾人之耕而彼食之也，故不必瀦其地，不必俘其人，惟施以特別不平等之法律，以製其死命，斯亦足矣。夫歐人固未嚐全得中國之主權以歸其手也。而吾謂其能施特別不平等之法律於吾民者何也？彼不必用其權以壓我民族使低一級，而能用其權以抬彼族使升一級。不見夫內地商賈，欲得優等之權利者，則懸他國旗牌以作護符乎？不見夫內地鄉民，欲得優等之權利者，則夤緣入教以逞武斷乎？在外者則以下於人為不平等，在內者則以上於我為不平等，其為不平等一也。若是乎吾國之久已為印度、新加坡、香港、菲律賓而不自知也。彼英人固以加拿吉大、孟買、孟加拉、麻打、拉薩、錫蘭數口岸而製全印矣。中國雖大，以二十餘租界可以生之死之而有餘，而況乎此後之租界不止二十餘也。此殖民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靈綬氏曰：“近世各國所行支那政略，皆鐵路政略也。”可謂至言。豈惟支那，彼近十年來各國所以伸其帝國主義於他地者，安往而不用鐵路政略哉？彼小亞細亞及南美洲所以為德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波斯所以為英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暹羅所以為法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若俄日之於高麗，則既爭此權矣；英人之欲圖杜蘭斯哇，則先覬此權矣。然則今日之中國，其割據此權之形勢何如，請以表示之。

路名　　　　　　　　　地段　　　　　　　　　　　主權國一滿洲鐵路甲　　　　（接西伯利亞線達於海參崴）　俄國二滿洲鐵路乙　　　　　自旅順達牛莊　　　　　　　俄國

三榆營鐵路　　　　　　自山海關達牛莊　　　　　　英國

四蘆漢鐵路　　　　　　自北京達漢口　　　　　　　比利時（實俄國）五津鎮鐵路　　　　　　自天津達鎮江　　　　　　　英德兩國六粵漢鐵路　　　　　　自廣州達漢口　　　　　　　美國

七山東鐵路　　　　　　自膠州達沂州　　　　　　　德國八山西鐵路　　　　　　自太原達柳林堡　　　　　　俄國九江南鐵路甲　　　　　自上海達吳淞　　　　　　　英國

十江南鐵路乙　　　　　自上海達杭州寧波　　　　　英國

十一緬甸鐵路　　　　　自緬甸達雲南，複分三派，一達　　　　　　　　　　　香港，二達漢口，上海，三達成都十二越南鐵路　　　　　自安南一達廣西一達雲南　　法國

此外與鐵路權相輔而行者，則曰開礦權，曰內河通航權。蓋自此等條約結定以後，而外國人之放下資本於中國者，殆六七百兆兩。此等鐵路，姑無論其以行兵為目的，以通商為目的，要之，彼外人者，何以肯放擲爾許之母財於此政紀紊亂伏莽棼擾之國，而如不介意者，彼其所恃必有在矣。其資本所在之地，即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吾若拒之，彼固有辭矣，曰：吾與若通商，將以廣利益，求安寧也。若能保我利益，還我安寧，吾何為嘵嘵；不爾則吾安得不為爾代也。若是乎鐵路政略果為實行帝國主義之良謨也。以故榆營鐵路，英俄幾開兵釁以爭之；津鎮鐵路，英德卒持均勢以劃之。彼夢夢者猶曰：此等事業，利用他人資本，而無損於我主權。果爾，則人之竭死力以互攙奪，而絲毫不肯相讓者，不亦大愚而可笑矣乎？此鐵路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近數十年來中國士民以仇教為獨一無二之大義。傳教政略之奇險，夫人能言之焉。雖然，自義和團以後，此事幾成偶語棄市之禁，莫有敢掛齒頰者矣。吾非如鄉愚一哄者之謗耶教，吾非如盈廷聵聵者之與傳教為難。耶教非不可采，教士非無善人，而各國政府利用此教以行其帝國主義之政策，則我國民不可不日相提撕者也。德相俾士麥，宗教思想最淺薄之人也；其在本國，剝奪教徒之特權，風行雷厲，不遺餘力。至其在中國也，乃與法人爭羅馬教護教之名義，豈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者耶！果也及其身後，而以兩教士易膠州百裏之地，山東一省之權。嗚呼！歐美政治家之抱此等思想，懷此等術數者，又豈止俾士麥一人哉！四百年來，歐洲戰爭以百數，而藉口於宗教者十之八九。四十年來，中外交涉問題以百數，而起釁於宗教者亦十八九。試一覽地圖而比照之於曆史，凡各國新得殖民地，其前此篳路藍縷以開辟之者，何一非自傳教之力而來。此傳教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昔者憂國之士，以瓜分危言，棒喝國民，聞者將信而將疑焉。及經庚子之難，神京殘破，鑾輿播蕩，而至今猶得安然於湖山歌舞之下，不喪匕鬯，而各國聯盟保華之議，且相應相和，彼夢夢者以為瓜分之禍，可以卒免，吾高枕無患矣。不知有形之瓜分，或致殆而致生之；而無形之瓜分，則乃生不如死亡不如存。正所以使我四萬萬國民，陷於九淵而莫能救也。夫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夫既言之矣，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無餘，人鹹畏之；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媚之蠱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猶昵之。今各國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姑無論其利用政府疆吏之權，以政府疆吏為彼奴隸，而吾民為其奴隸之奴隸也。即不爾，而握全國平準界之權，已足使我民無複遺類。何以言之？二十世紀之世界，雄於平準界者則為強國，嗇於平準界者則為弱國，絕於平準界者則為不國。此中消息，不待識微者而知之矣。今試觀全地球平準界變遷之大勢如何？資本家與勞力者之間，劃然分為兩階級，富者日以富，而貧者日以貧。自機器製造之業興，有限公司之製立，而疇昔之習一手藝，設一廛肆，得以致中人之產者，絕跡於西方矣。自托辣斯特之風行（托辣斯特者各公司聯盟以厚競爭之力也，前年英國之製鐵業創行之），而小製造廠小公司亦無以自立矣。自今以往，五大洲物產人力之菁英，將為最小數之大資本家所吸集；至此外之多數者，亦非必迫之使為餓殍也。要之，苟非搖尾蒲伏於大資本家之膝下，而決不能以自存。此實未來之黑暗世界，前途之恐怖時代，稍有識者所能見也。夫在歐美方盛之國，猶且以此問題日夜絞政治家學問家之腦髓，而未知所以救；況中國之民，不知自為計，而政府亦莫為之計者耶！自今二十年以前，中國貧富之界，懸隔最不相遠；十室之邑，輒有擁中人產，號稱小康者，今則日剝月蹙，風景全非矣。除一二租界之外，遊其市鎮，則商況淒涼；行其遂郊，則農聲憔悴，號寒啼饑之聲，不絕於耳，鬻身蕩產之形，不絕於目。吾氓蚩蚩，莫知其所由然。或曰是由官吏之朘削也，或曰是由償款之漏卮也，斯固然矣。然豈知猶其小者，非其大者。其大者乃在全球平準界之橫風怒潮，波及於我國也。夫此風此潮之來，今不過萌芽焉耳，而吾之蒙其害者已如是。自今以往，何以堪之？

夫吾國人今日之資本，不足與歐美諸雄相頡頏也明矣。然猶恃天產之富，苟能利用之，則一轉移間，而雄弱之數變焉。雖然，天產之富，非可恃也；非有良政法以導之護之劑之，而必不能食其利也。故各國政治家，所以講求保護政策，務以全其國民固有之利益者，皇皇焉，兢兢焉，使本國人比較於外國人，而常得特別優等之利益。此地主之權利，而人民所恃以生存者也。夫是以其大權常在本國人之手，而競爭得有所盾。中國則不然，本國人非惟不能得特別優等之利益而已，而與外國人相較，此等利益反為外人所特有。夫內河小輪船皆用外國旗號者，何也（揚子江一帶多用日商名義，西江一帶多用英商美商等名義，其實資本皆出自華商也）？用本國名，則承辦難，過關難，滋事多而賠累難，攤捐多而應酬難；懸他國旗則百結並解也。行商之多托外國名義，何也？有三聯票，完子口半稅，而雖經千百厘卡，無所留難也。鐵路公司，官辦則一文不能集，洋款則爭趨惟恐後者，何也？明知其大利所在，而又畏法律之不可恃，不能堪官吏之魚肉；附於洋人，則高枕無患也。自餘各事，莫不皆然，似此不過其一二端而已。夫以吾民風氣之不開，平準學理之不講，雖為政府者日日家喻戶曉，勉其從事於各種之富國事業，猶恐其不肯擔任，且擔任而不能善其事，而況乎其紥縛之而敲削之也。即使無外界之侵入，而生齒日繁，人滿為患，猶且非興新業，不足以相周相救；而況乎掀天揭地之風潮承其後也。夫使吾不能自開其源，而亦無能攙而奪之者，則姑以俟諸異日，或尚有無窮之希望在將來也。其奈得寸入尺獲隴望蜀者，既眈眈相逼乎前，而政府之懾狐威者，今日許以寸，明日予以尺，民間之貪蠅利者，甲也導諸隴，乙也導諸蜀，如長堤一決萬流注入，其勢狂奔泛濫，而莫知所屆。不見夫弈者乎？要害之地，為敵占先數著，則全盤俱負矣。今我國民以敵人前此所下之數子，猶為閑著乎？夫既已製我之死命矣。及今知之，而補救固已大難；失今不知，而後局更何堪問也。在本國有地主應享之權利者，猶且如是；其在外者，更何有焉。吾嚐遊曆美洲、澳洲、日本諸地，察華商之情況，皆有一落千丈不可收拾之概；比諸十年前，若霄壤矣。籲嗟籲嗟！更後十年，又當若何？若是乎吾中國人之真無以自存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不及一紀，而十八省千百州縣之地，勢必全為歐美資本家之領域；則夫此間之數萬萬人，所恃以贍饔飧而資事畜者，惟有鬻身入苙，充某製造廠之工匠，某洋行之肩挑，某鐵路公司之驛卒，某礦務公司之礦丁，某輪船公司之水手；其最上者，則為通事焉，為工頭焉，為買辦焉，至尊矣，至榮矣，蔑以加矣。此非吾過激之言也。二十世紀之人類，苟不能為資本家，即不得不為勞力者，蓋平準界之大勢所必然也。夫事勢至於若彼，則我民族其無噍類矣。然而政府可以如故也，官吏可以如故也。彼所取者實，而豈惟其名；所吸者血，而豈惟其膚也。所謂無形之瓜分者，如是如是；以視有形焉者之利害輕重何如哉？嗚呼險哉！工商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二十世紀民族競爭之慘劇，千枝萬葉，千流萬湍，而悉結集於此一點。然則吾人之應之者當如何？或曰：今後之天下，既自政治界之爭，而移於平準界之爭；則我輩欲圖優勝，宜急起以競於此。嘻！此又不知本末之言也。夫平準競爭之起，由民族之膨脹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脹，罔不由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而來。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於平準界能稱雄者。不然，中國人貨殖之能力，豈嚐讓他人哉？而今顧若此，毋亦梗其中者多所蠹，而盾其後者之無所憑也。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適於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則莫強，無之則竟亡，間不容發，而悉聽我輩之自擇。噫嚱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噫嚱籲！吾又安知夫吾涕之何從哉！

○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

自瑪兒梭士《人口論》出世，謂人口之蕃殖以幾何級數增加，每二十五年輒增一倍，達爾文因之以悟物競天擇之原理。迨十九世紀，舉地球萬國幾無不以人滿為患，而瑪氏達氏之學說益占勢力於學界。推原各國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與民族之相接觸而有爭競；其所以相接觸之故，大率由於人滿而移住。此天演自然之理，即中國當亦不能外也。顧吾讀古籍，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言“天下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梁惠王問孟子：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又言天下耕者皆願耕於王之野。凡此皆當時諸國爭欲吸集客民之征也。竊疑自黃帝至春秋戰國間，已二千餘年，何故其現象仍複如彼？且其時戰爭日烈之原因，抑何在耶？深所不解。偶檢《文獻通考》、《續通考》、《皇朝通考》之戶口門讀之，觀其曆代統計之比較，有令人大失驚者。明知吾國調查之學不精，且更有種種原因，使版籍之數勢必失實。雖然，不實之中，亦有研究之一值也。

中國曆代戶口比較表（據三《通考》撮錄，其失載者不杜撰，其正誤者不臆改）

年代　　　　　　　戶數　　　　　　　　口數％夏禹時　　　　　　……　　　　　　　　一三、五五三、九二三％周初　　　　　　　……　　　　　　　　一三、七○四、九二二％周東遷時　　　　　……　　　　　　　　一一、九四一、九二二％周末　　　　　　　……　　　　　　　　……％漢初　　　　　　　……　　　　　　　　……％西漢末　　　一二、二三三、○六二　　　五九、五九四、九七八％東漢光武時　四、二七九、六三四　　　　二一、○○七、八二○％明帝時　　　五、八六○、一七三　　　　三四、一二五、○二一％章帝時　　　七、四五六、七八四　　　　四三、三五六、三六七％和帝時　　　九、二三七、二二　　　　　五三、二五六、二二九％東漢末　　　一六、○七○、九○六　　　五○、○六六、八五六％三國時　　　　　　……　　　　　　　　七、六七二、八八一％晉武帝時　　二、四五九、八○四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南北朝全盛時　　　……　　　　　　　　四八、○○○、○○○％南北朝之末　　　　……　　　　　　　　一一、○○九、六○四％隋全盛時　　八、九○七、五三六　　　　四六、○一九、九五六％唐太宗時　　三、○○○、○○○（不滿）　……％武後時　　　六、三五六、一四一　　　　　……％玄宗天寶時　九、六一九、二五四　　　　　五二、九○九、三○六％肅宗至德二年　八、○一八、七○一　　　　……％乾元二年　　　一、九三三、一二五　　　　……％德宗時　　　　三、八○五、○七六　　　　……％憲宗時　　　　二、四七三、九六三　　　　……％武宗時　　　　四、九五五、一五一　　　　……％宋藝祖時　　　三、○九○、五○四　　　　……％真宗時　　　　八、六七七、六七七　　　　一九、九三○、三二○％神宗時　　　　一五、六八四、五二九　　　二三、八○七、一六五％徽宗時　　　　二○、○一九、○五○　　　四三、八二○、七六九％南宋高宗時（金在外）　一一、三七五、七三三　一九、二二九、○○八％光宗時（並金合計）一九、二四一、八七三　七三、二九二、九八五％元初　　　　　一一、八四○、八○○　　　五八、八三四、七一一％元末　　　　　　　　……　　　　　　　　……％明成祖時　　　一一、四一五、八二九　　　六六、五九八、三三七％英宗時　　　　九、四六六、二八八　　　　五四、三三八、四七六％武宗時　　　　九、一五一、七七三　　　　四六、八○二、○○五％神宗時　　　　九、八二五、四二六　　　　五一、六五五、四五九％清順治十八年　　　……　　　　　　　　　二一、○六八、六○九％康熙五十年　　　　……　　　　　　　　　二四、六二一、三三四％乾隆十四年　　　　……　　　　　　　　　一七七、四九五、○三九％四十八年　　　　　……　　　　　　　　　二八四、○三三、七五五％【表例附】

一、周末、漢初、元末諸時代，極關緊要，然原書不能言其數，今別證他書，附考於後，惟表中則空之。

二、原書於唐著戶不著口，其他或著口不著戶，今悉依以為存闕。

三、原書於東漢、唐、宋、元、明列表甚詳，每帝皆有。今惟取其比較之率有大漲落者，乃列次之。

四、當數主分立時代，必須合觀各主所屬之戶口，乃為全國總數。右表所列者，惟南宋高宗時代，未將金所屬列入，其時金之戶數三百萬，合諸宋之數共一千四百餘萬戶也，口數則原書不載，無從攙入，故闕之。其餘如三國時、六朝時及南宋光宗時，皆綜合其總數列表，所據者如下：

（一）三國時　　戶　　　　　　　　　口魏：６６３４２３　　　４４３２８８１蜀（亡時）　　　２８００００　　　　９４００００

吳（亡時）　　　５３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　　合計　　　　１４７３４２３　　　７６７２８８１（即前表之數）（二）南北朝全盛時

南朝所可考者，惟《宋書》載孝武時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北朝所可考者，惟《魏書》載孝文遷都河洛時為全盛，戶口之數，比晉太康倍而有餘。馬氏原案雲：太康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千六百十六萬餘，雲倍而有餘，則是戶五百餘萬，口三千二百餘萬以上也。故略列如前表：

（三）南宋時　　　戶　　　　　　　　　口宋（光宗時）１２３０１８７３　　２７８４５０８５金（章宗時）６９２９０００　　４５４４７９００

合之即前表之數也【表補附】一、周末人口略算

蘇、秦說六國，於燕趙韓齊，皆言帶甲數十萬，於楚則言帶甲百萬，於魏則言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張儀言秦虎賁之士百餘萬。又蘇秦言齊、楚、趙皆車千乘騎萬匹，言燕車六百騎六千，言魏車六百騎五千；張儀言秦車千乘騎萬匹。以秦、楚兩國推例之，大抵當時兵製，有車一乘騎十匹者，則配卒一千人。故秦楚千乘而卒百萬，趙六百乘而卒六十萬。然則蘇秦雖不確言齊、趙、燕、韓之卒數，然亦可比例以得其概。大約齊、趙皆當百萬，燕韓皆當六十萬。蓋當時秦、齊、楚工力悉敵，而蘇秦亦言山東之國莫強於趙。故合縱連衡時，秦、趙、齊、楚皆一等國，而魏、韓、燕二等國也。以此計之，七雄所養兵，當合七百萬內外也。

由兵數以算戶數，據蘇秦說齊王雲，臨淄七萬戶，戶三男子，則臨淄之卒可得二十一萬。是當時之製，大率每一戶出卒三人，則七國之眾當合二百五十餘萬戶也。

由戶數以算人數，據《孟子》屢言八口之家，是每戶以八人為中數，則二百五十餘萬戶應得二千餘萬人也。

此專以七雄推算者，當時尚有宋、衛、中山、東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閩、粵等，不在此數。以此約之，當周末時人口應不下三千萬。二、漢初人口略算

據《史記·秦本紀》及《六國表》，則自秦孝公至始皇之十三年其破六國兵，所斬首虜共百二十餘萬（餘別有表），而秦兵之被殺於六國者尚不計，六國自相攻伐所殺人尚不計。然則七雄交哄，所損士卒當共二百萬有奇矣。而始皇一天下之後，猶以四十萬使蒙恬擊胡，以五十萬守五嶺，以七十萬作驪山馳道。三十年間，百姓死亡，相踵於路，陳項又恣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及平城之圍，史稱其悉中國兵，而為數不過三十萬耳。方之六國，不及二十分之一矣（參用馬氏原案語略加考證）。

漢既定天下，用民服兵役者，當不至如六國之甚，然以比擬計之，當亦無逾五六百萬者（南越東越等不計）。

由前表觀之，則中國自清乾隆以前，民數未有逾百兆者。其最盛為南宋，宋金合七十三兆餘；次則明成祖時，六十六兆餘；又次則西漢孝平時，五十九兆餘；最少者為三國，乃僅得七兆餘。嗚呼！孰謂吾先民而僅有此，今姑據此不實不盡之統計一研究之。

上古邈矣，不可考，但據原案。周東遷時得十一兆餘，今所揣度，則至戰國而進為三十兆。其間以衛生之不備，戰爭之頻數，進率祇得如是，其與理論殆不相遠。及至漢初，而六去其五矣，則暴秦陳項之亂為之也。漢休養生息二百年，自文景迄孝平，由五兆進為五十九兆，殆加十倍。乃建武中興，複銳減至二十一兆，幾去三之二矣，則王莽赤眉以來之亂為之也。東漢二百年稍蘇，複進至五十兆，然猶不及西京之盛。曾幾何時，而三國時代僅餘七兆，比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竊疑三國時戶口最確實，蓋史所載者並其將士若幹人、吏若幹人、後宮若幹人而一一備列之也），蓋七而餘一矣。馬貴與謂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白骨盈野，三十餘年，及文帝受禪，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此皆甚言之詞，然生民之不遭，亦至是極矣。隋之極盛，可比漢代，其所以致此者，下節論之。隋與唐之比較，原書於唐記戶而略口，故民數無稽焉。然隋大業間有戶八百九十萬餘，唐貞觀間乃不滿三百萬，亦去三之二矣。其有戶無民者，尚不在此數。馬氏謂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則豪傑共逐隋鹿之為之也。至武後時而增一倍，為六百萬戶；至玄宗天寶時而增二倍，為九百餘萬戶，則唐之極盛也。蓋其休養者凡百三十餘年，而始得此。肅宗至德二年，即玄宗幸蜀之次年也，猶八百餘萬，再越三年，為乾元二年（以至德三年改元曰乾元），乃僅有百餘萬戶。視天寶時（相距不過五年），十去其八矣，則安史之亂為之也。其後終唐之世以及宋藝祖之定天下，雖時有進退，然僅如貞觀時耳，則藩鎮迭擾十國交哄之為之也。元明之交，竟弗可深考，而元初與明初之比較殆相若，今無置論焉。明代民籍，大率上下於五六十兆間。天啟中猶有五十餘兆，及順治十八年僅二十兆，又五去其三矣，則流寇恣虐、滿洲入篡、三藩繼亂之為之也。綜覽二千年來我先民之宅於斯土者，稍得置田廬長子孫，度數十寒暑，輒複一度草禽獮，使靡孑遺，如佳期將至，風雨便來，如萌孽方生，牛羊滋牧。嗚呼！舉天下含生負氣之儔，其遭遇之大不幸者，孰有中國人若哉？孰有中國人若哉？瑪爾梭士《人口論》之公例，獨不行於我中國也亦宜。抑以如此之遭際，而欲責其文明發達與他國享平和幸福者並轡而馳，亦何望矣。

卷十一

○三十自述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餘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誌所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擎一既結集其文，複欲為作小傳。餘謝之曰：若某之行誼經曆，曾何足有記載之一值。若必不獲已者，則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譚瀏陽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寧效顰焉，作《三十自述》。

餘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群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曆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崖山，留悲憤之記念於曆史上之一縣。是即餘之故鄉也。鄉名熊子，距崖山七裏強，當西江入南海交彙之衝，其江口列島七，而熊子宅其中央，餘實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焉，數百年棲於山穀。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顧聞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於陰德，力耕所獲，一粟一帛，輒以分惠諸族黨之無告者。王父諱維清，字鏡泉，為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寶瑛，字蓮澗，夙教授於鄉裏。母氏趙。

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餘尤甚。三歲仲弟啟勳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鑒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嗬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誌。十五歲，母趙恭人見背，以四弟之產難也。餘方遊學省會，而時無輪舶，奔喪歸鄉，已不獲親含殮，終天之恨，莫此為甚。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為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人者也。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己醜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為李尚書端{艸┍}，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稚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誌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幹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為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餘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師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辛卯餘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裏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餘之請也。先生為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餘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為語佛學之精奧博大，餘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辨析入微，餘輒侍末席，有聽受，無問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偽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製考》，從事分纂。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惋憤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曆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餘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為南海先生，讚之者為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餘被委為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為言官所劾，會封禁。而餘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誌。其年始交譚複生、楊叔嶠、吳季清鐵樵、子發父子。

京師之開強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餘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複奏派為參讚，力辭之。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既而終辭，專任報事。丁酉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懷，連銜奏保，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餘不之知也。既而以劄來，粘奏折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複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複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複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時公度官湖南按察使，複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誌稱極盛。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為地方自治之基礎，餘頗有所讚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裴邨林暾穀、唐紱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餘多所讚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複生、暾穀、叔嶠、斐邨，以京卿參預新政，餘亦從諸君子之後，黽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為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餘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誌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己亥七月，複與濱人共設高等大同學校於東京，以為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即今之清華學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誌，始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遊，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縶留，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效；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既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遊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曆一周而還。辛醜四月，複至日本。

爾來蟄居東國，忽又歲餘矣。所誌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為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隻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一年以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荏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為《新民叢報》，冬間複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誌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廣詩雲：“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嚐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

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附：我之為童子時

我所愛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為誰，問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聽我為童子時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記，所記一二，請以語汝。

我為童子時，未有學校也。我初認字，則我母教我；直至十歲，皆受學於我祖父。我父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鍾愛我，並責罵且甚少，何論鞭撻。然我亦嚐受鞭三次，至今猶曆曆可記，汝等願聞此老受鞭之故乎？

我家之教，凡百罪過，皆可饒恕，惟說謊話，斯不饒恕。我六歲時，不記因何事，忽說謊一句，所說雲何，亦已忘卻。但記不久即為我母發覺，時我父方在省城應試也，晚飯後，我母傳我至臥房，嚴加盤詰；我一入房，已驚駭不知所措。蓋我母溫良之德，全鄉皆知；我有生以來，隻見我母終日含笑，今忽見其盛怒之狀，幾不複認識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問。我若矢口自承其罪，則此鞭或遂逃卻，亦未可知。無奈我忽睹母威，倉皇失措，妄思欺飾以霽母怒。汝等試思母已知我犯罪，然後發怒，豈複可欺飾者，當時我以童子無識，出此下策，一何可笑。汝等勿笑，可憐我稚嫩溫澤之軀，自出胎以來，未嚐經一次苦楚。當時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數；我母當時教我之言甚多，我亦不必一一為汝等告，但記有數語雲：“汝若再說謊，汝將來便成竊盜，便成乞丐。”汝等試思，我母之言，得毋太過否？偶然說句謊話，何至便成竊盜，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說謊，或者有不應為之事，而我為之，畏人之責其不應為而為也，則謊言吾未嚐為；或者有必應為之事，而我不為，畏人之責其應為而不為也，則謊言吾已為之。夫不應為而為，應為而不為，已成罪過矣。若己不知其為罪過，猶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則改焉而不複如此矣。今說謊者，則明知其為罪過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為得計也，人若明知罪過而故犯，且欺人而以為得計，則與竊盜之性質何異？天下萬惡，皆起於是矣。然欺人終必為人所知，將來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說謊話之人也。則無人信之，既無人信，則不至成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訓，我至今常記在心，謂為千古名言。汝等試思此為名言否耶？最可憐者，我伯姊陪我長跪半宵，猶複獨哭一夜。伯姊何為哭？懼我父知之，我所受鞭撲更甚於今夕也。雖然，我伯姊之懼徒懼矣。我母愛我甚且察我已能受教，遂未嚐為我父言也。嗚呼！吾母棄養將三十年矣，吾姊即世亦且十年，吾述此事，吾涕沾紙矣。汝等有母之人，須知天下愛我者，無過於母；而母之教訓，實不易多得。長大而思母訓，恐母不我待矣。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

二十世紀之天地，開其幕者今已一年有奇。此年餘之中，名人著述，鴻篇巨製，貢獻於學界者，固自不少；而求其獨辟蹊徑，卓然成一家言，影響於世界人群之全體，為將來放一大光明者，必推英國頡德（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Ｋｉｄｄ）先生今年四月出版之《泰西文明原理》一書。

頡德者何人也？進化論之傳缽巨子，而亦進化論之革命健兒也。自達爾文種源說出世以來，全球思想界忽開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學為之一變而已，乃至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群學、宗教學、倫理道德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斯賓塞起，更合萬有於一爐而冶之，取至賾至賾之現象，用一貫之理，而組織為一有係統之大學科。偉哉！近四十年來之天下，一進化論之天下也。唯物主義昌，而唯心主義屏息於一隅；科學（此指狹義之科學即中國所謂格致）盛，而宗教幾不保其殘喘。進化論實取數千年舊學之根柢而摧棄之、翻新之者也。

進化論之功在天壤，有識者所同認矣。雖然，以斯賓塞之睿智，創綜合哲學，自謂借生物學之原理，以定人類之原理；而其於人類將來之進化，當由何途，當以何為歸宿，竟不能確實指明，而世界第一大問題，竟虛懸而無薄。故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鬥也）嘲之曰：“今世學者，以科學破宗教，謂人類乃由下等動物變化而來，然其變化之律，以人類為極點乎？抑人類之上，更有他日進化之一階級乎？彼等無以應也。”赫胥黎亦曰：“斯賓塞之徒，既倡個人主義，又倡社會主義（即人群主義），然此兩者勢固不可以並存。甲立則乙破，乙立則甲破，故斯氏持論雖辯，用心雖苦，而其說卒相消而無所餘。”此雖過激之言，實亦切當之論也。雖然，麥喀士、赫胥黎雖能難人，而不能解難於人。於是頡德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書，名曰《人群進化論》（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以解此問題。

頡德以為人也者與他種動物同，非競爭則不能進步；或個人與個人競爭，或人種與人種競爭，競爭之結果，劣而敗者滅亡，優而適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而此進化的運動，不可不犧牲個人以利社會（即人群），不可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故挾持現在之利己心，而謬托於進化論者，實進化論之罪人也。何以故？現在之利己心，與進化之大法無相關故；非惟不相關，實不相容故。此現在之利己心，名之為“天然性”。頡德以為此天然性者，人性中之最“個人的”、“非社會的”、“非進化的”，其於人類全體之永存之進步，無益而有害者也。

頡德以為人類之進步，必以節性為第一義。節性者何？有宗教以為天然性之製裁是也。苟欲群也，欲進化也，必不可不受此製裁。宗教者，天然性之反對者也，補助者也；常有宗教以與人類天然之惡質相抗，然後能促人群之結合，以使之進步。故宗教家言，未有不犧牲個人現在之利益，以謀社會全體未來之利益者。宗教之可貴，在是而已。

頡德以為論人群之進化，不可不以生物進化之公例為其基礎，因首引達爾文之學說以為前提。達氏之學說，其根本思想有二。

第一一切生物皆有非常之繁殖力。無論何種生物，苟一任其生殖，而無他方以阻之，則其一雄一雌所產之子孫，必至布滿地球。此繁殖力，以幾何級數而增進。

第二凡一切生物，惟適於境遇者乃能生存。故常順應於境遇，而遞有所變化；其變化之結果，則遺傳於其子孫；而此之變化，非獨在外形為然耳，即內部之機關亦然，即心理之機能亦然。

因此二者，而自然淘汰之公例出焉。自然淘汰者，謂生物雖恃其繁殖力，可以生存；然以其所產太多之故，不得不競爭，競爭之結果，於是大部分歸於滅亡，而生存者不過一小部分。當其競爭之際，各生物皆有自變化之能力；其變化雖小，而一以適於境遇為主，於是優而適者獨存，遺其種於後。一切生物，依此公例，經無量世無量劫以至今日，其間所經過之境遇，至複至雜。故其身體之組織，心智之機能，亦隨之以日趨複雜。一言蔽之，則一切生物，皆常受外界之牽動，而屢變其現在之形態而已。

此實達爾文學說之大概。舉數千年之舊思想翻根柢而廓清之，為科學界、哲學界起大革命者也。雖然，達氏之所謂優所謂適者，不過專指現在個人之利益或其種族多數之利益而已。達氏之言曰：“無論何等生物，必當常變其狀態，使有益於己，然後可以生存。”頡德氏以為達氏進化論之中心點在此，其所以不完滿者亦在此。頡氏以為自然淘汰之目的，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數得最適之生存；而所謂最大多數者，不在現在而在將來。故各分體之利益，及現在全體之利益，皆不可不犧牲之以為將來達此目的之用。於是首明現在必滅之理與現在滅然後群治進之義，乃進言曰：“以尋常人之識見，所最貪者生也壽也，所最惡者死也夭也，然死之與夭，有大關係於進化功用者存。何則？彼高等生物下等生物之別，非以其住世之久暫為差，而以其傳種之長短布種之廣狹為差（按若以住世之久暫第其高下，則動物之壽視人類為長者多矣）。故高等生物，其壽命不特不加長而已，往往愈進於高等而其壽愈短。種族之所以能發達，有時固賴長壽，有時亦賴短命。使當外界境遇變化甚劇之際，則惟短命者乃可與之順應。何以故？惟短命則交代之事屢起，於是乎其習慣其狀態其性質等，變化甚速，得以適於時代而自存。苟不爾者，以長壽而保持舊態，變化甚緩，不能與外界之變遷相追逐，則其競爭必敗北，而日歸澌滅。夫物之所以有生，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不過為達彼大目的（即未來之全體），之過渡而已；其所以有死，亦即為達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故死也者，進化之大原也。”

頡氏以為凡物之不進化者則無有死。彼下等簡單之生物，以單細胞結集而成者是也。故其一個之生物體，俄然可剖分以為二個焉，更可剖分以為四個焉，分裂又分裂，繁殖以至巨萬而終不死，若是者謂之無限之生命。高等進化之生物則不然，其種族皆有平均一定之壽限，及限而不得不死，若是者謂之有限之生命。今使既列於高等生物，與他高等者相競爭，而生命仍複無限，則他族之屢屢交代者，其子孫皆多變化，而有順應境遇之資格，我乃持舊態以與之競爭，其種族之敗亡，可翹足而待也。故死也者，進化之母，而人生之一大事也。人人以死而利種族，現在之種族以死而利未來之種族，死之為用不亦偉乎！夫既為未來而始有死，則亦為未來而始有生，斷斷然矣！

案：死之為物，最能困人。《記》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既生而必不能無死，是尋常人所最引為缺憾者也。故古來宗教家哲學家，莫不汲汲焉研究死之一問題以為立腳點。嚐綜論之，約有八說。儒家之教，以為死而有不死者存。不死者何？曰名。故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何而與日月爭光，若何而與草木同腐，此儒家之所最稱也。其為教也，激厲誌氣，導人向上，然隻能引進中人以上，而不能範圍中人以下。蓋猶有憾焉，此其一。道家之教，厥有三派。一曰莊列派，以為生死齊一，無所容心，故曰：“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其為教也，使人心誌開拓，然放任太過，委心任運，亦使人彷徨無所歸宿，此其二。次為老楊派，以為死則已矣，毋寧樂生。故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耳，孰知其極。”其為教也，使人厭世，使人肆誌，傷風敗俗，率天下而禽獸，罪莫大焉，此其三。又次為神仙派，以為人固有術可以不死。於是煉養焉，服食焉，其愚不可及矣，此其四。此皆中國之言也（墨氏以為死後更無他事，故所言者惟人世間之事。蓋墨教不以死為立腳也，短喪節葬之說其一端矣）。其在域外，則埃及古教，雖死之後，猶欲保其遺骸，於是有所謂木乃伊術者。其思想何在？雖不能確指，要之出於畏死而欲不死之心而已，此其五。印度婆羅門外道以生為苦，以死為樂。於是有不食以求死者，有喂蛇虎以求死者，有臥轍下以求死者，厭世觀極盛，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其六。景教竊佛說之緒餘，冥構天國，趨重靈魂，其法門有可取者，然其言末日審判，死者複生，是猶模棱於靈魂軀殼之間者也。其解釋此問題，蓋猶未確未盡，此其七。佛說其至矣，謂一切眾生，本不生不滅，由妄生分別。故有我相，我相若留，則墮生死海；我相若去，則法身常存。死固非可畏，亦非可樂，無所掛礙，無所恐怖，無所貪戀。舉一切宗教上最難解之疑問，一一喝破之，佛說其至矣。雖然，眾生根器，既未成熟，能受者蓋寡焉，此其八。八家之宗旨，雖各不同，要之皆離生以言死，非即生以言死也。所論者既死後之事，非未死前之事也；出世間之言，非世間之言也；宗教家言，非科學家言也。其以科學談死理，圓滿透達顛撲不破者，吾以為必推頡德氏此論。夫死之困人也至矣，雖有英雄豪傑，氣概不可一世，一語及此，鮮有不嗒然若喪，幡然改其度者。公德之所以不能盡，群治之所以不能進，皆此之由。頡氏此論，雖未可為言死之極軌，然使人知有生必有死，實為進化不可缺之一要具，為人人必當盡之一義務。夫其必不能免也既如彼，而其關係重大也又如此，等是死也，等是義務也，其奚擇哉？奚怖哉？奚餒哉？以此論與孔、佛、耶諸大宗教說並行，則人庶不為此問題所困，而世運可以日進。頡氏所以能為進化論革命巨子者，在此焉耳。

頡氏又言凡物之有男性、女性之別也，亦非為現在也，非為生物各個之利益也，凡以為未來計使適應於時勢而速其變化之率也。有兩生物於此，則必各經過其特別之境遇，各自發達，各有其過去所受之特色，因使之結合焉調和焉；俾共傳其特色於其子，則比之僅傳單一之特色者，其必有所優矣。欲結合兩物之特色，不可不結合其含此特色之細胞，此男女之事所以為貴也，凡生物之由生而至死也，其間體內細胞，又屢屢變化。故當其受生也，既受祖宗傳來各種複雜之特色；及其成長也，又自有所受外界熏染之特色，複加於舊特色之內，而一並貢獻於其子孫。此乃種族之所以日進也。然則人生數十寒暑，所以常轉旋其體內細胞而變化之者，凡亦為未來計而已。

自然淘汰既以未來為目的故，生物既全為未來而存立故，故凡為未來而多所貢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代未來而多負責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故勤勞於為未來者，則為優為勝；怠逸於為未來者，則為劣為敗。不見夫動物乎？最下等者，產卵則放任之不複顧，故其卵及其幼兒之大多數，皆常滅亡。稍進至鳥類，則孵化其卵而複養育之；更進至哺乳動物，則養育其兒之勞愈多，而在生物界愈占高等之位置。物既有之，人亦宜然。

頡德既定此義為進化論之標準，因持之以進退當世之學說。其言曰：進化之義，在造出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便法門耳。今世政治學家、群學家之所論，雖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視現在，於未來少所措意焉，是可為浩歎也。如所謂社會論、國家論、人民論、民權論、政黨論、階級論等，雖其立論之形式不同，結論各異，而其立腳點，常在於是。即如近世平民主義之新思想，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亦不過以現在人類之大多數為標準而已；其未來之大利益，若與現在之多數利益不能相容，則棄彼取此，非所顧也。試條論之，自百年以前法國大革命所自出之思想，以迄近世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稱述之學說，其最精要之論，不過以國家為謀公眾利益之一機關而已。胎孕法國革命者，若康輒，若希比沙士，若誌的羅，若達廉比爾諸家，皆以社會為個人之集合體。故不可不以個人之利益為目的；社會之義務，即為現時組織社會之人汲汲盡瘁是也。其意義未嚐有所謂未來者存也。盧梭祖述此說而益倡之，混國家與社會為一，其所重者亦在國家多數人民之利益，亦未嚐有所謂未來者存也。英國平民主義首倡之者為斯密亞丹，其所著《原富》發揮民業之精神，建設恒產之製度，破壞過去之習慣，以謀現在之利益；而於未來一問題，蓋闕如也。斯密所發起之新思想，經邊沁、阿士丁（按：日人常譯為墺斯陳，法理學大家也）、占士彌勒（按：約翰彌勒之父也，世人稱為大彌勒）、瑪兒梭士、理嘉圖（按：二人皆生計學家，斯密派之巨子也）、約翰彌勒諸賢之講求，益臻完備，皆以現在幸福為本位，以鼓吹平民主義者也。邊沁以為群學之理想，在於增進一群之利益；而一群之利益，即合其群內各人之利益而總計之者也。一切道德，皆以此為根原。能自進己之利益者，謂之善行；反是，謂之惡行。為利益而犧牲義務可也，為義務而犧牲利益不可也。若此者，世稱之為樂利說，實現在主義之極端也（按：頡氏所論邊氏不無太過，觀邊氏學說一篇自明）。此等思想，自經約翰彌勒引申發明之後，以未曾有之勢力，深入於英國人之腦中。斯實可謂近世自由主義之導師也。然其流弊所存，固有不能為諱者。約翰彌勒學貫百家，識絕千古，其高深博大之理想，固吾所大敬服。雖然，其所論亦以現在之利益為基礎，僅能言國家之所以成立，而於人群之進化仍無關也。夫國家非人群之一機關乎？以彌勒之達識，生當進化公例大明之日，而於現在者非為現在而存實為未來而存之理，竟不克見及，不可謂非賢者千慮之一失也。斯賓塞以進化哲學倡導學界，其大功固不可及；至其群學之思想，亦不免與彌勒同病。斯賓塞屢言犧牲過去以造現在，而不言犧牲現在以造未來。無他，重視現在太過。見有所蔽，而於現在必滅之理未嚐厝意也。雖然，斯賓塞非全忘未來者。彼嚐言曰：“人群之進化，實由現在之利益與過去之製度相爭，而後勝於前之結果也。”又曰：“國界必當盡破，世界必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於未來者也。雖然，彼其所根據者，仍在現在。彼蓋欲以現在國家思想擴之於人類統一之全社會，未足真稱為未來主義也。其在德國，有所謂唯物論者，有所謂國家主義者，有所謂保守黨者，有所謂社會黨者，要之悉皆以現在主義為基礎而已。今之德國，在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誌埃之個人主義（尼誌埃為極端之強權論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勢力披靡全歐，世稱為十九世紀末之新宗教）。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誌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之劣者所鉗製。二者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現在，而未嚐有所謂未來者存也。頡德氏既臚列諸家之說，一一駁難之，因斷言曰：“十九世紀者，平民主義之時代也，現在主義之時代也。雖然，生物進化論既日發達，則思想界不得不一變，此等幼稚之理想，其謬誤固已不可掩。質而論之，則現在者，實未來之犧牲也。若僅曰現在而已，則無有一毫之意味，無有一毫之價值；惟以之供未來之用，然後現在始有意味，有價值。凡一切社會思想國家思想道德思想，皆不可不歸結於是。”此實頡德著書之微意也。

（原刊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新民叢報》第１８號）

卷十三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緒言

泰西史家，分數千年之曆史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謂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紀之下半（西曆以耶穌生後一百年為一世紀）以至今日也。近世史與上世、中世特異者不一端，而學術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若是乎新學術之不可以已如是其急也。近世史之新學術亦多矣，日出日精，愈講愈密，其進化之速，不可思議。前賢畏後生，籲其然哉！雖然，前此數千年之進化，何以如此其遲，後此數百年之進化，何以如此其速，其間必有一關鍵焉。友人侯官嚴幾道常言：“馬丁路得、倍根、笛卡兒諸賢，實近世之聖人也。不過後人思想薄弱，以謂聖人為古代所專有之物，故不敢奉以此名耳。”吾深佩其言。蓋為數百年來宗教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馬丁路得；為數百年來學術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倍根與笛卡兒。顧宗教今已屬末法之期，而學術則如旭日升天，方興未艾。然則倍氏、笛氏之功之在世界者，正未始有極也。我國屹立泰東，閉關一統，故前此於世界推移之大勢，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則天涯若比鄰矣。我國民置身於全地球激湍盤渦最劇最烈之場，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苟不自新，何以獲存？新之有道，必自學始。彼夫十六世紀泰西學界轉捩之一大原，雖以施之今日之中國，吾猶見其適吾用也。故最錄其學說之精華以供考鑒焉。若其全豹，有原書在。

△倍根學說（Ｂａｃｏｎ）

倍根，英國人，生於一千五百六十一年（明嘉靖四十年），卒於一千六百二十六年（明天啟六年）。其時正承十五世紀古學複興（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及新教（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確立之後學界風潮漸變；雖然，學者猶泥於希臘阿裏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柏拉圖（Ｐｌａｔｏ）之科臼，未能自辟塗徑，其究也，不免涉於詭辯，陷於空想。及倍根興，然後學問始歸於實際。英人數百年來，汲其流迄今不衰，故英學先實驗而後理論。倍根者實英國學界之先驅，又英國學界之代表人也。

倍根以為人欲求學，隻能就造化自然之跡而按驗之，不能憑空自有所創造。若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則智慧即為迷謬之根原。譬如戴青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青；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青乎哉？果黃乎哉？常人妄思以謂五官所感觸之外物一與其物之原形相吻合，不知其相吻合者吾之精神耳，非物之本質也。此種妄想，為人性所本有；百般誤謬由此生焉。

倍根曰：吾人之精神，如凸凹鏡。外物之來照者，或於凸處，或於凹處；於是乎雖同一物，而其所照不同。我之觀察，自不得不有所謬，此為致誤之第一原因。又五官所接者，非物之本色，而物之假相也。此為致誤之第二原因。又吾人之體質，各各不同；於是乎同一事物，而人之所見，各各相異。此為致誤之第三原因。又人與人相處之間，謬見亦常因緣而起。如農夫自有農夫之謬見，工商自有工商之謬見，學士大夫自有學士大夫之謬見；又前人之學說，亦往往為謬見之胎。蓋凡倡一先生之言者，常如傀儡登場，許多點綴，觀者不察，遂為所迷。此為致誤之第四原因。

倍根以為治此迷因，惟一良法，然非如阿裏士多德論理學之三句法也（按：英語Ｌｏｇｉｃ，日本譯之為論理學，中國舊譯辨學，侯官嚴氏以其近於戰國堅白異同之言，譯為名學。然此學實與戰國詭辯家言不同，故從日本譯）。蓋三句法者，不過語言文字之法耳。既尋得真理而敘述之，則大適於用；若欲由此以考察真理之所存，未見其當也。然則倍根之所謂良法者如何？曰就實事以積經驗而已。

所謂實驗之法何？曰：就凡事物諸現象中，分別其常現之象及偶現之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是為第一著手。是故人欲求得一真理當先即一物而頻頻觀察，反覆試驗，作一所謂有無級度之表以記之。如初則有是事，次則無是事，初則達於甲之級度，次則達於乙之級度，凡如是者皆一一考驗記載無所遺，積之既久，而一定理出焉矣。

學者若將研究甲事，而下實驗之功，乃此事未發，而見他現象相繼而起，則當諦思此現象，以何因緣而生乎？或研究乙事，既已得之，而初時所豫料之現象，後乃不起，則當諦思彼現象，以何因緣而滅乎？又或所測之現象，正當發起之頃，而他之諸現象隨之而生，有時而增，有時而減，則當諦思此眾現象，以何因緣而增？以何因緣而減乎？如是屢驗不已，參伍之，錯綜之，舍此取彼，因甲知乙，則必見有一現象與他現象常相伴而不可離者。

夫兩個以上之現象，常相依而不可離，是即所謂定理者也。故苟無甲之現象，則乙之現象亦無自而生。如空氣動蕩為聲之原因，苟無動力，則聲音終不可得傳；空中養氣為火之原因，苟無養氣，則火光終不可得熱。若是者謂之物之定理。人苟能知物之定理，豈複有為五官所蔽而陷於迷見者乎？

凡一現象之定理，既一旦求而得之，因推之以遍按其同類之現象，必無差謬。其有差謬者，非定理也。何也？事物之理，經萬古而無變者也。此等觀察實驗之功，非特可以研究外物之現象而已，即講求吾人心靈之現象，亦不外是矣。

綜論倍根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為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對於天然界至尋常至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當有自主的精神，不可如水母目蝦，倚賴前代經典傳說之語先入為主以自蔽；然後能虛心平氣以觀察事物。此倍根實驗派學說之大概也。自此說出，一洗從前空想臆測之舊習，而格致實學乃以驟興。如奈端因蘋實墜地而悟吸力之理，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之理，如此類者，更仆難盡，一皆由用倍根之法，靜觀深思，遂能製器前民，驅役萬物，使盡其用，以成今日文明輝爛之世界。倍氏之功，不亦偉乎！朱子之釋大學也，謂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論精透圓滿，不讓倍根；但朱子雖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能詳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實行之，朱子則雖言之而其所下工夫，仍是心性空談，倚虛而不征諸實。此所以格致新學，不興於中國而興於歐西也。

倍根最不喜推測之學者也。其言曰：“吾之所謂格物學者，在求得眾現象之定理而已。若夫其現象之大本，則屬於庶物原理之學，非吾之所知也。庶物原理之學，所以講求造化主及靈魂有無，與夫造化主與人類、靈魂與軀殼之關係，此其事太高妙，不可信據，於人事之實際，無裨益焉，置之可也。”倍根側重別理而輕原理，此其所以有遜色於康德、斯賓塞諸賢也。雖然，“羅馬非一日之羅馬”。作始者勞最巨而事最難。不有倍根，安保後此之能有康德、斯賓塞哉！

笛卡兒嚐語人曰：“實驗之法，倍根發之無餘蘊矣。雖然，有一難焉。當其將下實驗之前，苟非略窺破一線之定理，懸以為鵠，而漫然從事於實驗，吾恐其勞而無功也。”此言誠當。蓋人欲求得一現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懸一推測之說於胸中而自審曰：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測，則必當有某種現象起焉。若其現象果屢起而不誤，則我之所推測者是也；若其不相應，則更立他之推測以求之。朱子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故實驗與推測常相隨，棄其一而取其一，無有是處。吾知當倍根自從事於試驗之頃，固不能離懸測；但其不以此教人，則論理之缺點也。故原本數學以定物理之說，不能不有待於笛卡兒矣。

△笛卡兒學說（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笛卡兒，法國人，生於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幼受學於教會所立之學校，久之不滿誌於其功課，慨然曰：吾與其埋頭於此迂腐陳編，不如自探造化之典籍。乃辭黌舍，為義勇兵有年；複棄去，遊曆歐洲諸國。自言天下事一劇台耳；吾自登場為傀儡，何如置身場外，靜觀自得哉！乃屏居荷蘭二十餘年，以為宗教政治之自由，惟此國為最也。以千六百五十年（順治七年）卒。

笛卡兒以前，宗教之焰極張。凡宗教皆以起信為基者也。路得之創新教，大破舊教積功德之說，以為惟以信獲救，於是斯義益深入人心。古學複興以來，學者視希臘先賢言論，如金科玉律，莫敢出其範圍，此皆束縛思想自由之原因也。笛卡兒起，謂凡學當以懷疑為首，以一掃前者之舊論；然後別出其所見，謂於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實為數千年學界當頭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來哲者也。

笛卡兒以為古今人人之所見，其相殊如此其甚也。五官之所感受，智慧之所觀察，其失真如此其頻數也。我儕人類之生，常昏昏茫茫，如在醉夢，得無其精神中有一種妄想之原因，不能自拔者耶？抑世界中有一二妖魔，魅吾人之腦而障其慧眼耶？於是乎以人之知慧為不可恃，而必須別求可恃之道以自鑒。

笛卡兒以為斷事理者，意識之事也；見事理者，智識之事也。意無涯而智有涯。智識之為物，猶鏡也，鏡之受物象也。苟明現於其前者，固能受之，固能照之；但其未呈現者，或現而不甚分明者，則鏡之用窮矣。然則智識之區域本甚狹而有所限製，其致迷謬也亦寡。若夫意識則區域甚博，且甚自由而無限者也。於是有智鏡所未照，或照而未分明者，而我之意識常躁進而輒下判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若此者是謂意識之權，溢出於智識之域外，而一切迷謬緣之而起。

於是乎所以救之者有一術，曰不自恃智識，不濫用意識而已。當一事物之觸照於吾智鏡也，常自審曰：吾智識之所受，果能合於外物之真相乎？吾自以為不謬誤者，保無更有謬誤之點存於其間乎？笛卡兒以為學者苟能常以此自疑，則於此疑團之中，自含有可以破疑之種子。蓋人但能知吾智慧之易生迷妄，則此自知之功，正為對治迷想之第一良藥。何也？既自知之，既自疑之，則凡遇事物，自不敢輒下判斷而大謬乃可以不生。

由是觀之，則當吾智識接於外物之時，吾精神中別有自由者存，則判斷之一事是也。判斷之事，固吾所得自肆，亦吾所得自製。苟不下判斷，則無可以致謬之理，蓋迷謬二字之訓詁，惟指判斷之不合理者雲爾。

夫此自審自疑不遽下判斷者，非智識之事，而意識之事也。以是之故，我得保其自由，立於外物感觸絡繹之中，隨其來而順應之。此則吾儕人類之精神，雖雲微弱，然其中猶有盛強之力存焉。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而能窮天下之理者，恃此耳。苟能善於用力，以防外物之侵入牽引，則彼迷妄之魔想，何由詿誤我乎？此實思想界之護身符也。

難者曰：遇外物而不下判斷，所以防誤謬之患者則得矣。雖然，真理亦無自而發明也。笛卡兒曰：是固然也。然所謂不下判斷者，謂不遽下而已，非長此以終古也。譬之戰事，未交綏以前，厚其陣，固其營，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此實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步也。故世人名笛氏之懷疑，為故意之懷疑，亦名方法之懷疑。

然則所恃以破疑之術奈何？曰：凡遇物皆疑之，而其中必有不容疑之一物存，曰我相是也。當其懷疑也，而心口相商曰：“我疑之。”疑之者誰？我也。知我之疑者誰？亦我也。疑也者，思想之一端也。我自知我之思想，而當我思想之之時，即我自知我思想之時。我與思想為一體，此天下之最可信憑而為萬理鵠者也。

笛卡兒乃立一案曰：“我能思故，是故有我。”（ＤｏｇｉｔｏｅｒｇｏＳｕｍ）以是為一切真理之基礎，此事存於我精神中，與外物毫無所預。我愈益疑我之思想，是我愈益思想也，是我愈益知我之思想也。夫我之斷此事而信之，實我之自由也。我自知有我而不敢誣我，則何複有謬誤之患乎（此段析理頗晦澀，是譯者不能文之咎也。讀下文自解其意）？

笛卡兒之意，以為吾人之遇事物也，當自察吾智慧之能力，其程度若何，而運吾之精神以自取舍之惟然。故就於凡所受物相，一一加檢點，其所見分明者取之，不然者舍之，可疑者疑之，不知者闕之。如是者皆我之所有權，而非外物所得而強也。事固有難有易，有單簡有錯雜，有時宜之差別，有為他人所詿誤，彼五官之智識一一受之，樊然淆亂，不能悉衷於理，有固然者，非智識之罪也。若夫意識固可以自主者，意識一無所事，而惟隨智識所受為轉移，是我自棄其所以為我之具也，是我自降其尊以徇外物也。笛氏此論，可謂博深切明。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正是此意。

笛卡兒又曰：夫遇事物而妄下判斷者，非徒自欺耳，而又欺人。此學者所當大戒也。我未知是事而不能斷之，非我之罪也；未知是事而妄謂知之以誤他人，是我之罪也。然則惟以至誠無偽之心，行我之自由，自信得過，乃可以信於天下矣。

苟用此法，不特可以為求得真理之具而已，又使我之智慧，能獨立不倚，而保其自由者也。何以言之？苟此理厘然有當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拂我，我必取之。苟此理惄然不慊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煽我，我必棄之。以故雖複亞裏士多德之所傳說，耶穌基督之所垂訓，乃至合古今中外賢哲所同稱道為一世之人所信據之理，苟反之於吾心而有所未安，則棄之如敝屣可也。出吾之所自信，以與古今中外賢哲挑戰決鬥可也。我之所倚賴者，惟有一我而已。噫嘻！是豈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耶！

笛卡兒以為學者苟各各自有其所信之真理，自堅持之，以成一家言，其有相異若不相容者，則對壘相攻擊，往複相辯難，久之而完全之真理，行將出乎其間矣。何也？智慧雖有高下大小之差，而其本性則相同；而真理之為物，又純一而無雜者也。夫以同一本性之智慧，求純一無雜之真理，苟黽勉從事，安有不殊途同歸者耶？故其始雖或人人異論，而必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一日，但其最要者曰至誠無自欺而已。故笛卡兒書中常言曰：公等誠求之，誠求之，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如是則公等之於真理庶乎近矣。

笛卡兒之歿，距今既二百餘年，其所謂“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一言，自今日視之，幾陳腐不足道矣；而所以能開出近今二百餘年之新學界者，實自此一語啟之。蓋自中世以來，學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機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複問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謂學界之奴隸也。及笛卡兒興，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內返本心，複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不在禹下也。

綜覽近世學風，有愈使人佩笛氏之言而不能諼者，不見乎二百年來學者自騰所見，大聲疾呼，無所瞻顧，其有異同，互相攻難，不遺餘力，紛紛焉若相仇視者然。雖然，皆以爭真理為歸宿，故苟有一真理之出現，則相率歸之，如水就下，莫或迷其舊以自欺。誠哉其相異相爭者，正所以為相合相服之前驅也。何也？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從出也。且猶有一左證於此。古今諸學術中，其進化最速者，必其思想辯論，恢恢乎有自由之餘地者也。是故數學之進步，最速而最完，格致學次之。何也？彼學者苟有所見，可以任意發明之辯詰之，無所顧忌，無所束縛也。若政治學、宗教學、倫理學，其進步最遲，而至今不完者，大率為古來聖賢經典所束縛，為現今政術風俗所牽製。或信古人而不敢疑之，或有所見而不敢傳述之，是猶不免笛卡兒所謂自欺者；而意識之自由，未能盡其用也。觀於是而益歎笛卡兒倜乎遠矣！

以上所言自由之性，無自欺之心，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義也。若其用之之方法，則分為三段：一曰剖析，二曰綜合，三曰計數。剖析者，謂凡遇一事物，務用心剖析之以觀其內之包容何物是也。綜合者，遇諸種之思想及事物，次第逐一以總合之，使前後整齊是也。計數者，凡所觀察所思想之事物，一一計算之，而不使遺忘是也。其方法甚簡易而甚詳盡，而持論尤精者，實在綜合之法。

笛卡兒以為世界庶物如此其蕃。雖然，其間必有一大理之貫注，而凡百之理，皆歸結於是。故學者當於眾理之中，求出其孰為統領者，孰為附屬者。所謂通其一萬事畢也，然則其道何由？曰當講求事物之時，或於其各部相聯屬之故。不能知其所以然，則當先推測一理，懸以為鵠，然後以實驗之法，考其結果之符合與否；若其否也，則更懸他鵠以求之。如是求之不已，必能知各事物所以相聯屬之故，而大理躍如矣。故笛卡兒嚐設一譬曰：智慧猶太陽也，其所照之物雖多，而太陽則一也。智慧所講求之學術雖多，而其所以用智慧者則常同，故吾人苟於一理見得透，則於講求他理，自事半功倍。何以故？凡百之理，皆相聯屬故。又曰惟天下之理皆相聯屬，故學者之窮理，不可局於一科，必當涉獵群學，而究其相合之所由。此笛卡兒綜合法之梗概也。

此外笛卡兒所言良智之說，靈魂之說，造化之說，世界庶物之說，皆精深博大，巍然成一家言，首尾相應，盛水不漏。以其義太閎遠，不適於吾國人今日之研究。故暫闕如，以待來者。要之，笛卡兒之學派，實一掃中世拘攣之風，驟開近世光明之幕。歐美五尺童子，所莫不欽誦；而吾國人所當深求其故者也。

△合論

倍根與笛卡兒兩派，自其外形論之，實兩反對派也。甲倚於物，乙倚於心；甲以知識為外界經驗之所得，乙以智識為精神本來之所有；甲以學術由感覺而生，乙以學術由思想而成。兩派對峙相爭，殆百餘年，其間祖述之者，各有巨子，試略舉其重要者如下。

格物派（英吉利）　　　　　　　　　　　　　　　窮理派（大陸）倍根　　　　　　　　　　　　　　　　　　　　　笛卡兒

霍布士（Ｈｏｂｂｅｓ，１５８８—１６３７５）　斯片挪莎（Ｓｐｉｎｏｚａ，　　　　　　　　　　　　　　　　　　　　　　　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陸克（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黎菩尼士（Ｌｅｉｂｎｉｚ，　　　　　　　　　　　　　　　　　　　　　　　１６４６—１７１６）

謙謨（Ｈｕｍｅ，１７１１—１７７６）　　　　　倭兒弗（Ｗｏｌｆｆ，　　　　　　　　　　　　　　　　　　　　　　　１６７９—１７５４）

以上諸家各明一義，議論愈剖而愈精，真理愈辨而愈明。至十八世紀之末，德國大儒康德（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者出，遂和合兩派，成一純全完備之哲學；而近世達爾文（Ｄａｒｗｉｎ）、斯賓塞（Ｓｐｅｎｃｅｒ）諸賢出，庶物原理之學益光大矣。而要之推原功首，則二百年來侁侁衿纓之子，不得不膜拜於倍根、笛卡兒二老之下，永無諼焉。二老誠近世之偉人哉！

倍氏、笛氏之學派雖殊，至其所以有大功於世界者，則惟一而已，曰破學界之奴性是也。學者之大患，莫甚於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為心思。審如是也，則吾之在世界不成贅疣乎？審如是也，則天但生古人可矣，而複生此百千萬億無耳目無心思之人以蠕緣蠹蝕此世界，將安取之？故倍氏之意，以為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驗諸實物而有征者，吾弗屑從也。笛氏之意，以為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反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其氣魄之沉雄也如彼，其主義之切實也如此，此所以能摧陷千古之迷夢，卓然為一世宗也。雖謂近世文明為二賢之精神所貫注所創造，非過言也。我中國數千年來，學術莫盛於戰國。無他，學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漢武罷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義，漸以窒蔽。宋元以來，正學異端之辨益嚴，而學風之衰益甚。若本朝考據家之疲舌戰於字句之異同，鉤心角於年月之比較，更卑卑不足道矣。爾來士大夫亦知此學之無用，而思所以易之，不知中國學風之壞，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使有其精神也，則今日之西人，何嚐不好古金石古文字，何嚐不談心性談有無，而其與吾之所謂漢學宋學者，自殊科矣。使無其精神也，則雖日日手西書，口西語，其奴性自若也。所謂精神者何也？即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而已。今士大夫莫不震懾於西人政治學術進步之速，而不知其所以進步者，有一大原在。彼其奔軼絕塵，亦不過此二百餘年事耳。我苟得其大原而善用之，何多讓焉？苟不爾，則日日臨淵而羨之，終無濟也。嗚呼！有聞倍根、笛卡兒之風而興者乎！第一、勿為中國舊學之奴隸，第二、勿為西人新學之奴隸。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車驅之，車驅之，何渠不若漢？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

近四十年來，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絕大之變遷，視前此數千年若別有天地者然。競爭也，進化也，務為優強勿為劣弱也，凡此諸論，下自小學校之生徒，上至各國之大政治家，莫不口習之而心營之。其影響所及也，於國與國之關係，而帝國政策出焉；於學與學之關係，而綜合哲學出焉。他日二十世紀之世界將為此政策此哲學所磅礴充塞，而人類之進步，將不可思議。此之風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起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鹹豐九年）。何以故？以達爾文之《種源論》（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出版於是年故。

達爾文名查理士羅拔（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ｗｉｎ．），英國人也；生於一千八百零九年（嘉慶十四年），與美國前大統領林肯、英國前大宰相格蘭斯頓同歲生；論者稱其年為人道之福星雲。其祖父埃拉士瑪士（ＥｒｕｓｍｕｓＤａｒｗｉｎ），以醫學及博物學有名於時，於植物變遷之跡，頗有所考究。父名羅拔，世其醫學。達爾文九歲喪母，其幼年在小學校也，才智無以逾人，校中功課，常出其妹之下，惟好搜集昆蟲草木金石魚介等以為樂。蓋其博物學大家之資格，天授然也。十六歲入蘇格蘭之埃氈保羅大學，複更入琴布列大學，為教師亨士羅所器重；受其薰陶，慨然有立偉功於學界之誌。千八百三十一年，卒業於大學。時英國政府獎勵學術，將特派一探險船於海外，周航世界以資實驗。達爾文得亨士羅之保薦，遂得附所派之壁克兒船以行，時年僅二十二。是歲十二月二十一日，船發濟物浦，直航南亞美利加，複遍曆澳大利亞洲等處，環繞地球，五年而還。此五年內實為其一生學問之基礎，一切實驗智識，皆得於是。歸國之後，首著《壁克兒航海日記》一書以公於世，聲價藉甚，不數月而諸國翻譯殆遍。後陸續著《壁克兒航海之地質學》、《珊瑚島之構造及分布》等書，於是博物之名大噪，被舉為國學會院名譽會員。千八百四十二年，遂去倫敦，卜居於京特省附近之一村落，屏絕塵俗，潛心滌慮，將航海五年內所搜之材料所悟之新說，整齊之鍛煉之。蓋其精心毅力，務求真理之極則，不敢自欺，不肯急功近名以取譽於世，殆欲積二三十年之力，成一滿誌躊躇之大著述，或至身後乃始布之，其眼光之偉大有如此者。

不圖事與心違，千八百五十八年，達氏之知友和理士，忽自南美洲寄一稿於達氏，請其商於先輩碩學黎亞兒氏而刊布之。達氏一讀其文，恰與己十年來所苦思力索蓄而未發之新說，一一暗合。若在器量局小者流，或不免爭名譽，起嫉忌，而思有以壓抑之湮沒之，亦未可知；乃達氏腦中，皓皓若秋月，曾無半點妖雲，直攜其原稿以示黎亞兒富伽兩前輩。此二人者，皆達氏之親交，而深知其平生所研究所懷抱者也；乃共勸達氏，使急敘次其新著，一並布行。達氏乃始出其新論之大略與和理士氏之書，同宣布之於倫敦林娜學士會，實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也。此兩論一出，全國學者耳目為之聳動，或歎為精新，或斥為誕妄，評論沸騰，不知底止。達氏乃益搜其材料，緯其理論，敘次成編，所謂《種源論》者，遂以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出於世。

此書之未出也，世人皆以種為一成不變者，物物皆由上帝特別創造之，自受造以來以迄今日，未嚐或變。今日之犬，即太古之犬也；今日之猴，即太古之猴也；今日之苔之鬆，即太古之苔之鬆也。以為秉生以來，即厘然而不可易。若夫下等動植物之次第進化，以至變成今日之高等人類，此等怪誕之說，更無有人敢著想者，可無論矣。達爾文以前，雖有一二博物學者，稍有見於物類蕃變之現象。如拉麥氏於千八百一年所著書，曾微發其端倪；而達氏之祖父埃拉士瑪士所著《Ｚｏｏｎｏｍｉａ》一書，亦嚐大倡其說。雖然，彼等雖知其變遷進化之跡，而不知其變遷進化之所以然。及《種源論》出，積多年之實驗，而以一大學理網羅貫通之，然後人物生生之理，乃顯於世界。今述其要略如下：

達爾文以為生物變遷之原因，皆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而勝敗之機有由於自然者，有由於人為者。由於自然者，謂之自然淘汰；由於人為者，謂之人事淘汰。淘汰不已，而種乃日進焉。何謂人事淘汰？凡動物之豢飼者，植物之樹藝者，因其豢之培之之境遇不同，而無量數之變種起焉。譬之家兔，常飼以某物，而其毛可以變色，常豢以某法，而其耳可以加長，如是者使之變百數十種不難焉，其實則皆自同種之野兔來耳。以是例之，乃至養鳩者（達爾文最留心查鳩之變種，當時英國養鳩之風甚盛，達氏為養鳩會會員，細心查之有數百種變法雲），養金魚者，栽菊者，栽蘭者，其理莫不如是，皆本由一簡單同類之種，而人工能使之變至數十數百而未有已也。

此等變種之生，非突如其來者，乃由極微極小之點，漸漸而遷。其始甚細，其末甚巨。試觀之犬，有獵犬，有鬥犬，有守羊群之牧犬，有衛宅門之家犬，有牽挽車之禦犬，皆各具其特別之智能性質，以適人之嗜好，而供人之指揮，非其祖種之生而即然也。人類積多年之力馴之練之，專濬發其機能之一部分，是以及此。

此不徒於物為然也，即人類亦有之。古希臘之斯巴達人，常用此法，以淘汰其民。凡子女之初生也，驗其體格，若有尫弱殘廢者，輒棄之殺之，無俾傳種，惟留壯健者使長子孫。以故斯巴達之人，以強武名於時，至今曆史上猶可見其遺跡焉。此皆所謂人事淘汰之功也。

自達爾文此說昌明，各國教育事業大有影響。蓋今日文明世界，雖斷無用斯巴達野蠻殘酷手段之理，然知人之精神與體魄，皆能因所習而有非常之變化。以故近日學校，益注意於德育體育兩途。昔惟重教授者，今則尤重訓練，可以懸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國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進，積日漸久，而必可以致之。此亦達爾文之學說與有力焉者也。

所謂天然淘汰者何也？此義達爾文初不敢武斷，其後苦思力索，旁征博較，然後尋出物競天擇之公理。此物與彼物，同在一地，而枯菀殊科者，必其物有特別之點。與天然界之境遇相適，則能自存焉，能傳種焉。譬之沙漠，有各種色之蟲滋生其間，其所以受生者本相等也。但青紅紫黑等色之蟲，易於辨認，故飛禽晰蜴諸物，輒搏而啄之，日漸減少，其種遂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辨認者也。至飛禽晰蜴諸物亦然，其有青紅紫黑諸色者，易於瞥見，蟲類一觀而知為其敵，所在避之，故常不得食以死，日漸減少，其種亦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瞥見者也。以此之故，凡沙漠中惟有黃色白色之蟲，黃色灰色之鳥。無他，彼惟最適於其所在之境遇而已。

達爾文推物競之起原，以為地上所產出之物數，比諸其所以營養之之物質，常不能相稱；其超過之率，殆不可思議。若使有生而無滅，則一雌一雄所產之子孫，轉瞬間可占盡全球之麵積而有餘。即如人類，生殖最遲者也，二十五年而增加一倍，以此比例，則一夫婦之子孫，經千年後，已屏足而立於地球矣。況乎動植物之孳生速率，遠非人類所能比者乎？動物生產最遲者莫如象，自三十歲至九十歲，可以產子，計最少數，一牝牡產六子，經七百五十年，則當得象一千九百萬頭矣。自餘百物皆可類推，以此之故，於有限之麵積中，而容無限之品類，其勢固不可以不競爭。競爭之結果如何，即前節所述適者生存之公例是也。

達爾文以為此天然淘汰之力，無有間斷，無有已時；比諸人事淘汰之力，其宏大過之萬萬，猶天產物與人造物之比例也，且其影響，不特在同種之物而已。各物與各物之間，往往互有關係，其繁賾至不可思議。試舉其例，嚐有人移植英國產之一種蘭花於紐西侖之原野，屢植而不能孳生，惟村落附近，則叢茂焉。推原其故，蓋蘭花之孳殖，常藉蜜蜂互遞其花粉於雄莖雌蕊之間，然後構精而傳種焉。而紐西侖之地多野鼠，野鼠喜食蜜蜂，蜜蜂不生而蘭自不得長。村落附近所以反是者何也？則以其有貓，有貓故無野鼠，無野鼠故有蜜蜂，有蜜蜂故有蘭。夫孰知蘭之生產與彼風馬牛不相及之貓，有若此之大關係乎？達爾文引此等證據甚多，使人知事物與事物相關聯之間，其原因極繁賾。達氏之眼光可謂偉大矣。

萬物同競爭，而異類之競爭，不如同類之尤激烈。蓋各自求食，而異類者，各有所適之食，彼此不甚相妨。虎之與牛也，狼之與羊也，鳥之與蛇也，其競爭不如虎之與虎、狼之與狼、蛇之與蛇也。大抵愈相近，則其爭愈劇。人之與魚鳥爭，不如其與獸爭之甚也。歐洲人與他洲之土蠻爭，不如歐洲各國自爭之甚也。而其爭愈劇，則其所謂最適者愈出焉。

夫所謂適者生存，非徒其本體之生存而已；必以己之所以優所以勝之智若力，傳之於其子，子又傳諸其孫，如是久而久之，其所特有之奇材異能，益為他物之所不能及，於是其當初偶然所得之能力，遂變而為一定之材性，馴致別為一種族而後已焉。此種之變遷所由起也。

苟明此理，則知現今庶物之樊然殽列者，其先必皆有所承襲而來。若深究其本質，必有彼此相同之痕跡，可以尋得者。其最始必同本於一元，而現今之生物界，不過循過去數十萬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單純以趨於繁賾而已。即吾人類，亦屬生物之一種，不能逃此公例之外。故達爾文據地質學家所考究地下層石內之古生物，察其變遷進化之順序，以著所謂《人祖論》（ＴｈｅＤｅｓｃｅｎｔｏｆＭａｎ）者，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出版，以明人類亦從下等動物漸次進化而來。

達爾文自《種源論》出版以後，猶日日搜集研究，至老不衰。其後陸續著行之書二十餘種，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卒，年七十有四。其訃音登於報紙中，知與不知，莫不嗟悼。卒由國會決議，以國葬之禮，歸其遺蛻於名儒奈端氏之墓傍。俄、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皆派員會葬；諸國之大學，諸學會之代表員，來會者千數雲。

達爾文之著書二十七種，不下千數百萬言。其學理之精深，證據之繁博，今世無量數之鴻儒碩學，竭畢生之力以研究之，尚不能盡其端倪。況餘之新學小生，欲以區區數葉之論文，揭其綱領，烏能有當？但今所以草此篇之意，欲吾國民知近世思想變遷之根由；又知此種學術，不能但視為博物家一科之學，而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實普行於一切邦國種族宗教學術人事之中。無大無小，而一皆為此天演大例之所範圍，不優則劣，不存則亡，其機間不容發。凡含生負氣之倫，皆不可不戰兢惕厲，而求所以適存於今日之道雲爾。

達爾文新說之出於世也，耶穌教徒視之如仇；如數百年前反對地動說之故事，出全力以抗之。蓋以其論與《舊約·創世記》所謂上帝以七日造成人物之說不相容也。雖然，真理者最後之戰勝。彼等至今，已如反舌之無聲矣。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美國獨立，建新政體，置大統領及國務大臣，以任行政，置上下兩議院，以任立法，置獨立法院，以任司法，三者各行其權，不相侵壓，於是三權鼎立之製，遂遍於世界。今所號稱文明國者，其國家樞機之組織，或小有異同，然皆不離三權範圍之意。政術進步，而內亂幾乎息矣。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千七百七十二年，英人於本國禁用奴隸；八百三十三年，並屬地而悉禁之。八百六十五年，美國南北戰罷，奴製全廢；而俄羅斯亦以千八百六十一年，行釋放農奴之製。於是白種人轄治之地，無複一奴隸。苟及歲者，皆得為自由民。人道始伸，而戾氣漸滅，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白加掠著《刑法論》，為近世刑法之所本，而列國靡然從風。廢拷訊之製，設陪審之例，慎罰薄刑，惟明克允，博愛之理想，遂見諸實事。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近世史中諸先哲，可以當此語而無愧者，蓋不過數人焉。若首屈一指，則吾欲以孟德斯鳩當之。

孟德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稍壯，探究各國製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為本省議會議員；其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治各學，頗有著述，為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遊曆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法精理》（法文原名ＥｓｐｒｉｔｄｅｓＬｏｉｓ，英文譯為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Ｌａｗｓ，譯意言法律之魂也。日本人譯為此名，今從之）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為之丕變，真有河出伏流，一瀉千裏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雲。其聲價之高，概可想見。

當法王路易第十四之際，君主專製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百出，群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為蠹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浸流入。於是國民思想漸起，將撥反動力以排政治之專製，抑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當時築其壘，煽其流，隱然為全國動力之主動者，厥有三人：一曰盧梭，二曰福祿特爾，三曰孟德斯鳩。盧氏之說，以銳利勝；福氏之說，以微婉勝；而孟氏之說，以致密勝。三君子者，軒輊頗難，而用力之多，結果之良，以孟氏為最。

孟氏之學，以良知為本旨，以為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為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萬法精理》全書之總綱，蓋在於是。

孟氏曰：凡屬圓顱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於未畫圓形之前，而雲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線，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故理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換之間，所最適宜者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為主。不寧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乃至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或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向，與其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製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未可執一以論也。孟氏《萬法精理》一書，即用此法以考察各國之法，而論列其得失之林者也。其博深切明，不亦宜乎！

孟氏學說，最為為政治學家所祖尚者，其政體論是也。政體種類之區別，起於亞裏士多德，而孟氏剖之更詳。其言以為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製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懾伏於君主威製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謂之專製政體。及民智大開，不複統於一人，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而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蒞於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製，非無限之權是也。

既明其區別，乃論其得失。孟氏以為專製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君主專尚武力以懾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民畏懼為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斫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樹果累累，攀折不獲，則以斧斫其樹而捋取之。專製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其下者，輒曰但使國祚尚有三數十年，吾輩且假日俞樂；及吾死後，則大亂雖作，複何恤焉。然則專製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蠻民之斫樹采果者無異矣！

孟氏又曰：凡專製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以彼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為本旨故也。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常不相容。然則專製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牴牾者存也。故隻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一時無戰亂而已。故專製國所謂太平，其中常隱然含擾亂之種子。

又曰：凡專製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使國民隤然不動，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為畔道為逆謀。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為極則也。以故務馴擾其民若禽獸然，時時鞭撻之，使習一二技藝，以效己用。民既冥頑如禽獸矣，則其中有一極獰惡而善威嚇者，則足以統禦之。不寧惟是，乃至不必以人為君，而治之有餘。昔瑞典王查理第十二，嚐有所命於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卿等若猶不從，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遂唯唯不敢違。由此觀之，一履猶可以禦民，故曰不必以人為君而治之有餘也。

孟氏論專製之弊，大略如是，可謂深切著明也矣。至其論專製與立君兩體之比較，則以為專製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以禦眾。此為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製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製定，未可稱為真法律，隻能謂之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舊製相沿，國王之下，有若幹之世臣巨室，皆有其先世所傳之規例。君主或自恣過甚，若輩輒援例以爭，藉以限製君權者如斯而已。

孟氏又曰：立君政體，國之機關，其所以運轉自如不至破壞者，有一術焉。蓋以一種矯偽之氣習，銘刻臣僚之腦髓，牢不可破，即以人爵為莫大之榮是也。惟其然也，故孜孜焉各競其職，莫敢或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誇耀，因此一念，群臣皆自修飾；其甚者或致身效死，以徼身後之榮者，蓋亦有人矣。而要之不外一種矯偽之氣，驅而役之者也。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苟欲不速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視同一體；如是則必將希合民心，勉強行道，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世臣巨室或不能限製其威權，則君主必自視如鬼神，而一無所顧忌。此孟氏論立君政體之大略也。約而言之，則強暴之威力與一定之規則相混合而已。然則此政體者，亦專製共和兩政間之過渡時代也。

次乃論共和民主之政。孟氏以為民政未立以前，必有一種半君半民之政，以介其間。若是者謂之貴族政治，蓋以國中若幹人獨掌政柄，實君主之餘習也。若夫共和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於人者。蓋各以己意投票選舉，以議行一國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選定之司法官，則謹遵其令，而莫或違。故曰：人人皆治於人，而其本旨之最要者，則人民皆自定法律，自選官吏，無論立法行法，其主權皆國民自握之，而不容或喪者也。

孟氏又謂民主國所最要者，在凡百聽民自為，其不能躬親者，則選官吏以任之；民各行其權以選吏，其明鑒自有令人不得不歎服者。何也？民非必皆煉達事務，而於他人之煉達與否，辨之最明。身經百戰者，必被舉為武員；學問湛深者，恒被舉為文職，餘事皆然。蓋有莫之致而致者焉。欲求國事之無失職者，莫善於此途矣。

孟氏論三種政體之元氣，其說有特精者，即專製國尚力，立君國尚名，共和國尚德是也。而其所謂德者，非如道學家之所恒言，非如宗教家之所勸化，亦曰愛國家、尚平等之公德而已。孟氏以為專製立君等國，其國人無須乎廉潔正直。何以故？彼立君之國，以君主之威，助以法律之力，足以統攝群下而有餘。專製之國，倚刑戮之權，更可以威脅臣庶而無不足。若共和國則不然，人人據自由權，非有公德以自戒飭，而國將無以立也。

孟氏又曰：立君之國，或間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征諸曆史，凡君主之國，其朝夕侍君側號為近臣者，大率皆庸陋惡劣，見之令人作嘔者也。何也？彼其坐於廟堂，衣租食稅，不營產業，其皇皇焉日夕所求，不過爵位而已，利祿而已；其氣傲，其行鄙，遇上於己者，則又卑屈無恥，遇有直言之士，則忌之特甚。聽其言，則阿諛反覆，詐偽無信，故遇仁聖之君，則惡其明察，遇庸暗之主，則貪其易欺。君主之幸臣，莫不如是，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寧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為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君主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也。若是，君主之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甚也。

孟氏又嚐著《波斯寓言》一書，以諷當時專製政治。蓋其時歐洲惟荷蘭、瑞士行民主政，頗為各國所重；而亞洲各國，莫不畏之。故托諸波斯人語，謂荷瑞不置君主，為歐洲最劣之國；然戶口殷息，莫逾二邦雲雲。篇末遂自伸己意，謂有真光榮、真名譽、真德義者，惟民主國為然；一國之人可稱為國民者，亦惟民主國為然。其推崇民主製如是。

雖然，孟氏於民主政治之精義，尚有見之未瑩者。蓋其於法律與自由兩者之關係及其界限，未能分明故也。孟氏謂法治之國（以法律施治謂之法治），人人得以為其所當為，而不能強其所不可為，此自由權所在也雲雲。顧所謂當為者，其意甚晦。何則？政府者，非能舉人人所負之責任，而一一幹預之也。特責任之關於義者，可以強之使行，其關於仁者，政府初不得而問也。孟氏又謂凡法律之所聽皆得為之，若此者謂之自由雲雲。雖然，此特指自由之關於法律者言之，未得為仁義中正之自由也。何也所謂法律者，固非盡合於道也。故一國之中，雖人人服從法律，而未可謂真自由。何則？所謂法律者，誰創之耶？其法律果何如耶？是未可知也。夫法律縱為美備，若創法者為不稱其職之人，而強行於國中，是亦不正也。即創法者悉稱其職，一由國民之公議，然苟有背於自由平等之理，猶之不正也。孟氏於此義，未盡瀏亮。故每以法律與自由，並為一譚，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故孟氏雖推崇民主政體，然頗以不能持久為疑。蓋猶囿於當時學者之所見，以古代希臘羅馬之製，為民主政之極則；而於法治之真精神，尚一間未達也。

孟氏既敘述各種政體，乃論各政體所由立之本原；於是舉英國政體，謂此所謂立憲政體，最適於用，而施行亦易，實堪為各國模範。其言曰：苟欲創設自由政治，必政府中之一部，亦不越其職而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司其事，必使互相牽製，不至互相侵越。於是孟氏遂創為三權分立之說，曰立法權，曰行法權，曰司法權，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之所創也。

孟氏謂立法行法二權，若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也？兩權相合，則或藉立法之權以設苛法，又藉其行法之權而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權者，而欲奪國人之財產，乃先賴立法之權，豫定法律，命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為國人者雖起而與之爭論，而力不能敵，亦無可奈何。故國人當選舉官吏之際，而以立法行法二權歸於一部，是猶自縛其手足而舉其身以納之政府也。

又謂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蓋司法官吏得自定法律故也。司法權與行法權合，則司法官吏將藉其行法之權以恣苛虐故也。若司法立法行法三權合而為一，則其害更甚，自不待言。故尚自由之國，必設司法之製，使司法官吏無罷黜之患者。何也？蓋司法官獨立不羈，惟法律是依，固不聽行法各官之指揮者也。

孟氏此言，其所以分離三權，而不使相混者，蓋以國人選舉官吏，固以一己之事，使之代理，因分任其事於各人，而不使逾越。故三權鼎立，使勢均力敵，互相牽製而各得其所，此孟氏創見千古不朽者也。

雖然，三權之所以設立者，蓋出於官民之互相契約。一則托以自由之權，一則受之，此其故孟氏實未之知。故其所論之旨趣，不能出代議政體之外。蓋在代議政體，則任此三權者，實代民而任之者也。故必設法以防製之者勢也。若夫民主國，則任此三權者，不過受百姓一時之托，苟有不滿於民者，則罷黜之而已。

孟氏又謂，自由之國，其國人苟有精神之自由者，則國人皆可以自治，而不必仰庇於人。故國人相聚為一，據立法之權以自守之可也。然此事頗難施行，在大國則必不可行，在小國亦不免流弊。故必選舉若幹人以代理之雲雲。

觀孟氏此言，其意蓋在代議政體，而未知民主之真精神也。盧梭駁之曰：所謂代理人者，將乘國人之信己，而藉口於代理國人，以肆行無忌，是猶畫押於紙以授之也。夫官民之交涉，契約而已。故任立法之權者，止可雲受托者而已，未可謂代理人也。

孟氏首舉立法權而歸之國民，誠當矣。次論行法權，則謂立法行法不可不分，而行法權宜歸統一；苟不爾，則事或滯而不行，且不免錯雜之弊也。然其論所以統一之之法，則以為舍君主末由。此蓋猶拘墟於一時之耳目，而未達法治之大原也。不觀諸美國乎？行法之權，統於一人，所謂大統領也，而大統領之性質與君主自殊科矣。何也？彼固未嚐有特權也。孟氏必欲舉行法權，歸諸累世相承不受譴責之君主；又欲調劑二權，置貴族於君民之間，以成所謂混合政體者。此由心醉英風太甚，而不知英國此等現象，實過渡時代不得不然，非政法之極則也。孟氏之論貴族，亦不免於謬戾。彼謂取人之材能勳績，或煉達事務而選舉之者，貴族政治之本旨也。蓋彼之意，以為民主之本旨，則以抽簽之法為選舉；貴族之本旨，則以考績之法為選舉。夫一國之中，設有特權，與一國之中人人平等者，本不相同。貴族之製，或因門第，或因財產，而握有特權，異於平民。民主之製，則無論其材能如何，勳績如何，初不因此而握特權，苟願效力於其國者，則以一己之自由權，自行表薦，而國人亦以其自由權而選拔之。故彼此均有自由權，以互相為約，此即民主政治之本旨也。美國之上院即然。其不得以此為貴族之製亦明矣。

孟氏之所以致誤之由，蓋不知平等之義故耳。其意若曰民主國之平等，不過無所區別，而一切賢愚均無所表異而已。是未真知平等之義者也。所謂平等者，尊重各人之自由權及由自由權所生之各權，無所等差。雖有奇材異能者，不得自恃其長，以製禦眾人，亦不得因此而有特權。唯以其自由權，自白其所長，以取信於眾人，而眾人亦以自由權選舉之，如是而已。若夫材能勳績，絕無所表異於眾，要非平等之本旨也。

至其論法律製度，則孟氏所見，有極偉者。厥後法國改革製度，出於孟氏之功為多。十八世紀攻擊奴隸惡習不遺餘力者，莫先於孟氏。當時薄休惠及其他教徒等，均以奴隸為不當廢。孟氏獨辟之。又哥魯智斯以戰爭為奴隸所由出，其言曰：戰勝者，固得殺獲其敵人，於是宥其敵而使之為奴，固無所不可。其他學者又謂主人與奴隸互相契約，此奴隸所由出也雲雲。孟氏於此等邪說，皆一一駁正之。今摘《萬法精理》中數節如左：

戰爭之時，苟非萬不得已，勝者固不能殺其敵人；且人虜他人以為奴，輒曰吾當時萬不得已，固欲殺之，尋又宥之，因以為奴。然為斯言者，果誰信之耶？蓋彼誠萬不得已，何不殺之？既可宥之，非真不得已也。

凡有所賣者，必有所自利。既自鬻以為他人奴，則非真出於賣買明矣。何則？一為人奴，則身命財產，皆為人有，則為主人者一無所施，為奴者一無所得，天下有如是之賣買者乎？夫各人所有之自由權，即眾人所有自由權之一部，各人固不得而棄之也。

夫人不得自鬻其身，以棄其自由權，乃其所生之子，豫為設法，以棄其自由權，有是理耶？戰勝者不得以所敗之敵人為奴，乃並舉敵人所生之子以為吾奴，其背於理亦明矣雲雲。

當時歐人蓄奴自利之風正盛，學者或文致其理以媚權貴，所以回護奴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甚夥。然以遇孟氏之說，則如湯沃雪，如日照螢矣。故真理一昌，不過百年，而奴隸之製，遂絕跡於天壤。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

孟氏又倡議改革刑法，實為近世文明各國之所宗。先是蒙吞士當十六世紀，嚐論刑罰過嚴，謂為悖理；然聞者習焉不察。若李翕留所定刑典，則慘酷殘忍，殆無人理。又路易第十四之敕令，更增揭死刑無算；拷訊之製，視為戲樂。犯者一罪，而受者兩刑，一時恬然，莫以為怪者。孟氏乃首唱廢拷訊設陪審寬刑律諸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哲理一明，惡風丕變矣。

孟氏以為凡民政之國，其人皆有愛國之念與自重之心；苟非至凶極暴之人，斷不至於犯法。故每以惡名之暴露，為譴罰之極點。在此等國，僅恃民法之力，已足窒邪慝而遏惡心，彼暴力固在所不需也。故文明國之製刑，不在懲惡而在勸善，所以防未然易風俗而已。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立理官之原意也。

又謂凡法製之所以亂，罪犯之所以滋者，非由刑罰之寬有以致之也。惟有罪者，得逭其罰，故雖嚴而不懲。苟廷尉良得其平，則畫象而不犯，又謂刑罰過嚴之弊，足以敗壞人心，使喪其廉恥，而自甘卑汙。蓋國之所以亂，其故有二：一由民之不守法律，一由法律不善，驅民日趨於惡。夫民不守法，猶可教也，猶可坊也；若法不善而驅民於惡，則國非其國矣。何也？病之病可以藥治之，由藥生病，則愈病愈藥，愈藥愈病，不至於死亡而不止也。

自孟氏此論出世後，白加掠複祖述其意，著《刑法論》，發揮而光大之，流澤生民，日進月善。孟氏亦人道之明星哉！孟氏於富國之學，亦能別創意見。彼謂自由之權，與平等之義相應，而財產之厚薄相去過遠，則平等之義終不可保。何則？貧者與富者相並，其勢不能無所屈。故孟氏欲新製法律，務使一國之貨財，散布於眾人，而不使聚於數人；又欲禁造無益之貨物，使不害有益。此孟氏之論平準，所由以節約為主；而又欲舉古昔民主國租賦之法數條，使複行於今日也。

孟氏之論租賦，謂民之所以出租稅者，無他，蓋分其財產之一分，而使其餘之財產，得藉此安固而已。故定租賦之額者，須將政府每年所需幾何與百姓每人所需幾何，詳為核算；若剝國人有用之財，以充國人無用之費，非自由之道也。

卷十七

○餘之死生觀

我可以毋死耶？君可以毋死耶？嘻！前我而生者，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則既死；並我而生者，一歲之中，全世界數十兆以上之人則既死；我國內數兆以上之人則既死。我與君其終不能免矣。死既終不能免，一死之後，我與君將澌然以俱盡耶？果爾爾，則我將惟楊朱之言是宗，曰：“死則一矣，毋寧樂生。”雖然，我見我國若全世界過去之聖哲，皆有其不死者存；我見我國若全世界過去之豪傑，皆有其不死者存；我見我國若全世界過去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類無論智愚賢不肖，皆有其不死者存。故知我與君皆有其不死者存，今願與君研究“死學”。

自昔野蠻時代之宗教，皆言靈魂；即號稱文明宗教在今世諸文明國中最有勢力如景教者，亦言靈魂。孔教則不甚言靈魂。佛教則反對外道六大論師之言靈魂。近世歐美哲學家，就中如進化論一派，亦反對景教之言靈魂。靈魂之果有果無？若有之，則其狀態當何若，是數千年來學界一最大問題；辯爭至劇烈，而至今未嚐已者也。雖然，無論為宗教家，為哲理家，為實行教育家，其持論無論若何差異，而其究竟必有一相同之點，曰人死而有不死者存是已。此不死之物，或名之為靈魂，或不名之為靈魂，或語其一局部，或語其全體，實則所指同而所名不同，或所證同而所修不同。此辨爭之所由起也。吾今欲假名此物，不舉其局義而舉其遍義，故不名曰靈魂而名曰精神。精神之界說明，然後死學可得而講也。

佛教之反對印度舊教言靈魂者何也？舊教言輪回言解脫，佛教亦言輪回言解脫，獨輪回解脫之主體，舊教惟屬諸麼匿，佛則麼匿與拓都並言之，而所重全在其拓都，此其最異之點也。故此主體者，佛教不名之曰靈魂，而名之曰羯磨，舊教言靈魂。雖各各不同，然皆言有一“神我”。我為所輪回體，神我為能輪回體。佛教以為若此沾滯於小我，是求解脫而反係縛也。故排之而立羯磨義（佛之排舊教說此不能具征，餘近別著《死不死》一書當詳言之）。佛說以為一切眾生自無始來，有“真如”、“無明”之二種性，在於識藏。而此無明相熏相習，其業力總體演為器世間，是即世界也；其個體演為有情世間，即人類及其他六道眾生也。以今義釋之，則全世界者，全世界人類心理所造成（佛說不限人類，今舉狹義耳）；一社會者，一社會人之心理所造成；個人者，又個人之心理所造成也（今之個人由有生以前之心理所造，今之心理又造成死後之個人，全世界乃至一社會亦複如是）。佛說一切萬象，悉皆無常，刹那生滅，去而不留；獨於其中，有一物焉，因果連續，一能生他，他複生一，前波後波，相續不斷，而此一物，名曰羯磨。羯磨為物，殆如然電燈者，電雖消去，而其遺漬，緣表筒中，銖黍不爽；又如人食物品，品中土性鹽質，除穢泄外，而其餘精，遍灌血管。於是乎有因果之律，謂凡造一業，必食其報，無所逃避（《法句》一二七偈雲：汝雖複至大洋中央，乃至深山洞窟之下，舉此世間終無能逃汝所造業結果之處）。人之肉身，所含原質，一死之後還歸四大，固無論已。（四大者謂地水火風也，中國言五行而印度言四行《圓覺經》言死後骨肉歸土、血唾歸水、動力歸火、氣息歸風，今此肉身更在何處）。就其生前，亦既刻刻變易，如川逝水。今日之我，已非故吾。方見為新，交臂已故（《首楞嚴經》雲：若複令我微細思維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為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亦日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此其為說，證諸今日，科學所言，血輪肌體循環代謝之理，既已確然，無所容駁。故夫一生數十年間，至幻無常，無可留戀，無可寶貴，其事甚明。而我現在，有所行為，此行為者，語其現象，雖複乍起即滅，若無所留，而其性格，常住不滅，因果相續，為我一身及我同類將來生活一切基礎。世界之中，有人有畜，乃至更有其他一切眾生；人類之中，有彼此國，有彼此家，有彼此族，彼此社會，所以者何？皆緣羯磨，相習相熏，組織而成。是故今日，我輩一舉一動，一言一話，一感一想，而其影象直刻入此羯磨總體之中，永不消滅；將來我身及我同類受其影響，而食其報，此佛說之大概也。

吾受其義，而歎其與今日進化論者流之說，若合符契也。侯官嚴氏括引晚近生學家言，謂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兩物。如一草木，根荄支幹，果實花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而轉附於子，綿綿延延，代可微變，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盡死。動植皆然。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於其身。蓋自受生得形以來，遞嬗迤轉，以至於今，未嚐死也（《天演論》下一案語）。此所謂乙者何物乎？其名曰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譯言性格。進化論家之說遺傳也，謂一切眾生，當其生命存立之間，所受境遇，乃至所造行為習性，悉皆遺傳於其子孫。今日眾生，其類種種，其族種種，各族類中，各各有其特形特性，千差萬別，殽然不齊。所以者何？即其族類自無始來以迄今日，生存競爭之總結果。質而言之，是即既往無量歲月種種境遇種種行為累積結集全量所構也。夫所謂遺傳者，固非徒在無形之性格，即有形之肢體，其種種畸異之點，亦皆彙傳焉；而有遞變，顧前體已滅，而後體仍相襲者。故知於粗幻之現體外，必更有其精實之別體存也。夫形體則精中之粗實中之幻者耳，而遺傳之跡顯然不誣也。則既若是，況更有其精中精實中實者，其遺傳力之巨，益可知矣。故至今日而所謂國民心理社會心理之一科學，日以發明。國民心理者何？社會心理者何？即前此全國全社會既死之人，以不死者貽諸子孫也。

遺傳既可識矣。但其傳焉而必遞變者何也？我祖我父之業力，我既受之；而我自受胎而出胎而童弱而壯強而耄老，數十年間其所受現世社會之種種熏習者，我祖父未嚐受也。我兼秉二者，於是乎我複有我之一特性。我數十年間，日日自舉其特性而發揮之，以造出或善或惡或有意識或無意識之種種事業，還複以熏習現社會。及吾之死也，則舉吾所受諸吾祖父者一，吾所受諸現社會者二，及吾所自具之特性三和合之以傳諸我子；我子之所以傳諸其子，我孫之所以傳諸其孫者，亦複如是。乃至前世現世來世之人，所以傳諸其子孫者，亦複如是。此所以雖不滅而有變也（前引《首楞嚴經》佛說謂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原無生滅，此指能緣之本體也。若所緣之作用則雖不滅而有變也）。彼聖賢豪傑乃至大罪惡之人，其所以於一國一社會之曆史，皆有大影響，曆千百年而食其果未艾者，皆以此。又不徒彼等為然也，即全社會多數之庸人，其微細羯磨，亦相結而浸潤社會之空氣，能以自力屢屢變易之。吾所謂過去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類，無論智愚賢不肖皆有其不死者存，蓋謂是也。

夫佛說主解脫，將厭離此世間而滅度之，故其教義在不造諸業。進化論主爭存，將緣飾此世間而莊嚴之，故其教義在善造諸業。其結論之相反亦甚矣。若其說一切眾生皆死而有不死者存，則其揆若一，而絲毫無所容其疑難也。佛說之羯磨，進化論之遺傳性，吾皆欲名之曰精神。今吾將據此以溝合群哲微言以縱論死義。

景教言靈魂，以視佛及進化論者之說，其義似稍局矣。雖然，景教有最精最要之一言焉，曰三位一體。三位者，此譯聖父聖子聖靈。聖父謂上帝，聖子謂景尊，聖靈即精神。通於帝與尊與一切人類之間者也，以拓都體言之則曰聖靈，以麼匿體言之則曰靈魂。靈魂何以能不死？以其通於帝也。故景教言人類之軀殼為第二生命，其上更有第一生命者存。雖進化論家極謗景尊者，或未能難也。惟其為尋常鈍根眾生說法，則專表其麼匿體，不表其拓都體，故不能如佛說之奧達焉。至其精義，則一而已（佛說之羯磨通於眾生，景教之靈魂限於人類，此其大異之點）。

孔教不甚言靈魂（《易·係》言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禮記》言焄蒿淒愴，非不言之，特不雅言耳）；顧亦言死後而有不死者存。不死者何？一曰家族之食報，二曰名譽之遺傳。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也。此二義者，似彼此渺不相屬，其與佛教景教及近世泰西哲學家言之論死生問題者，更渺不相屬。雖然，吾以為此所謂不死者，究無二物也。物何名？亦曰精神而已。綜諸尊諸哲之異說，不外將生命分為兩界：一曰物質界，二曰非物質界。物質界屬於麼匿體，個人自私之（麼匿體又非徒有物質界而已，亦有屬於非物質界者存）。非物質界屬於拓都體，人人公有之。而拓都體複有大小焉。大拓都通於無量數大千世界，小拓都則家家而有之，族族而有之，國國而有之，社會社會而有之。拓都不死，故吾人之生命，其隸屬於最大拓都者固不死；即隸屬於次大又次大乃至最小之拓都者皆不死。今請以佛說之名詞釋之。佛之言羯磨也，個人有個人之羯磨，何以能集數人至十數人以為家？則以有其家特別同一之羯磨。乃至何以能集千萬人以為族？集億兆人以為國？集京垓人以為世界？則以有其族其國其世界特別同一之羯磨。個人之羯磨，則個人食其報；一家之羯磨，則全家食其報；一族一國乃至一世界之羯磨，則全族全國全世界食其報。由此言之，則言家族之餘慶餘殃者，於佛說豈有違異乎？特佛說就其大者言之，極之全世界乃至他世界；就其小者言之，則專論個人。而孔教則偏言家族之一方麵而已。證以進化論之遺傳說，則孔教更明確而無所容駁。夫以形體畸異之點，不過精神之粗末耳，而猶能遺傳諸其子孫；則祖宗所積善惡諸業於其子孫必有密切之關係，抑何待言。吾中國因果報應之發表於後代者，據稗乘所載及鄉愚父老之所傳說，往往有之。近世科學新智識漸輸入，淺嚐者流，訝其與學理不相應也，從而排斥之；其鑿鑿有據不能排斥者，則推之不可思議之數而已，其實何奇之與有。祖宗雖死，而以其不死之善業惡業遺傳於子孫，子孫受之而已。

一家之善業惡業，餘慶殃於其家；一群之善業惡業，餘慶殃於其群，理無二也。故我族數千年來相傳之家族報應說，非直不能以今世之科學破之，乃正得今世之科學而其壁壘愈堅也。問者曰：孔教言報之身後，佛教言報之後身，寧得雲無異？應之曰：不然。佛固言有麼匿之羯磨，有拓都之羯磨，則受報者必不僅死後輪回之麼匿體明矣。然則佛之不廢家族報應說與家族報應說之不戾於真理，其可以類推也。故謂孔不如佛之備也可，謂孔佛殊別也不可。問者曰：既報之身後，又報之後身，毋乃重乎？應之曰：詗諸遺傳之說，則吾之本體，固有傳焉者，有不傳焉者。其傳焉者，則報之於其拓都（拓都與麼匿並報，蓋雖傳去而我身固尚有此業存也）；其不傳者，則報之於其麼匿。報諸麼匿之義，此則孔教與進化學家所不言，而佛說逾密者也。若夫名譽之說，其理亦同一源。夫一群羯磨（即遺傳性）之總體，亦集其群中個人羯磨之別體而成耳。合無量數人同印此羯磨於其群中，而其間業力較大者，則其印象必較顯。此即所謂名譽也。顯著之印象，以視尋常普通之印象，其影響於總體之變化者，能力必倍蓰焉。故名譽能鑄社會，一聖賢一豪傑出，而千百年後猶受其感化，而社會之幸福賴之。由斯道也，以比例之語說明之，則亦可謂積名之群，必有餘慶也。孔子以名為教，所以勸人為一群造善業也。

其他諸哲之所以研究此問題者，不一端，今不能具征；要之與前所論列，無甚差別。吾今乃欲為下一結論曰：

吾輩皆死，吾輩皆不死。死者，吾輩之個體也；不死者，吾輩之群體也。

夫使以個體為我也，則豈必死之時而乃為死，誠有如波斯匿王所言：歲月日時，刹那刹那，全非故我。以今日生理學之大明，知我血輪運輸，瞬息不停，一來複間，身中所含原質全易。如執為我也，庸詎知今日之我，七日以後，則已變為鬆為煤為牛為犬為石為氣也。是故當知彼彼也，而非我。楊朱所謂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者，彼也，而非我也。抑彼之死，又豈俟十年百年？歲歲死，月月死，日日死，刻刻死，息息死。若夫至今巋然不死者，我也。曆千百年乃至千百劫而終不死者，我也。何以故？我有群體故。我之家不死，故我不死。我之國不死，故我不死。我之群不死，故我不死。我之世界不死，故我不死。乃至我之大圓性海不死，故我不死。我不死而彼必死者何也？彼之死，非徒生理之公例應然，即道德之責任亦應然也。我有大我，有小我；彼亦有大彼，有小彼。何謂大我？我之群體是也。何謂小我？我之個體是也。何謂大彼，我個體所含物質的全部是也（即軀殼）。何謂小彼？我個體所含物質之各分子是也（則五髒血輪乃至一身中所含諸質）。小彼不死，無以全小我；大彼不死，無以全大我。我體中所含各原質，使其凝滯而不變遷，常住而不蟬脫，則不瞬息而吾無以為生矣。夫彼血輪等之在我身，為組成我身之分子也。我軀殼之在我群，又為組成我群之分子也。血輪等對於我身，而有以死利我之責任。故我軀殼之對於我群，亦有以死利群之責任，其理同也。頡德曰：死也者，人類進化之一原素也。可謂名言。

抑死（以下之死字皆指恒言所謂死）之責任，非猶夫尋常之責任也。他責任容或可逃，惟此一責任，則斷無可逃。常情莫不貪生而避死，然生終未聞以貪而能常，死終未聞以避而能免，夫亦盡人而知之矣。明知其不能常不能免，而猶貪焉避焉者，則人類誌力薄弱之表征也。要之於“死後而有不死者存”之一義見之未瑩也。吾之汲汲言此義也，非欲勸人祈速死以為責任也。蓋惟懵於死而不死之理，故以為吾之事業之幸福，限於此眇小之七尺與區區之數十寒暑而已，此外更無有也。坐是之故，而社會的觀念與將來的觀念，兩不發達。夫社會的觀念與將來的觀念，正人之所以異於禽戰者也。苟其無之，則與禽獸無擇也。同為人類，而此兩觀念之或深或淺或廣或狹，則野蠻文明之級視此焉，優劣勝敗之數視此焉。今且勿論一國，勿論一族，即以一家校之。使其家之先輩，漠然不為子孫將來之計，則家之索可立而待也。雖然，既已謂之人類，則此兩種觀念者，則已自無始以來之羯磨而熏之受之。雖有深淺廣狹，而其本性中無此根器者，未或聞也。故雖有愚不肖之夫，要能知節製其現在快樂之一部分以求衰老時之快樂，犧牲其本身利益之一部分以求家族若後代之利益，此種習性我國人之視他國，尤深厚焉。此即我國將來可以競爭於世界之原質也。孟子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將來之界，不限於本身；社會之界，不限於家族。推之推之，則國之魴焉，可立而待也。

楊度曰：古之仁者，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釋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於中國言孔子則孔子死，於日本言孔子則孔子生。於印度言釋迦則釋迦死，於日本言釋迦則釋迦生。死者其體魄而生者其精神故耳。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無一而非華盛頓；言武功者，無一而非拿破侖；言天賦人權者，無一而非盧梭；言人群進化者，無一而非達爾文。蓋自世有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侖、盧梭、達爾文諸傑以來，由古及今，其精神所遞禪所傳播者，已不知有幾萬億兆之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侖、盧梭、達爾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燦爛瑰奇之世界，其餘聖賢豪傑之士，皆無不如此者。其道何由？則惟有借來人之體魄，以載去我之精神而已。去我之體魄有盡，而來人之體魄無盡。斯去我之精神與來人之精神相貫相襲相發明相推衍，而亦長此無盡。非至地球末日人類絕種，則精神無死去之一日。盛矣哉！人之精神果可以不死也。（楊氏序拙著《中國之武士道》）斯言諒矣。顧以吾所綜合諸尊諸哲之說，則微特聖賢不死，豪傑不死，即至愚極不肖之人亦不死。語其可死者，則俱死也；語其不可死者，則俱不死也。但同為不死，而一則以善業之不死者遺傳諸方來，而使大我食其幸福；一則以惡業之不死者遺傳諸方來，而使大我受其苦痛。夫人亦孰樂使方來之大我受苦痛，然明知之而故蹈之者，必其於比數計量之法，有所未瑩。以為是可以謀現在小我之快樂，毋寧舍其遠而取其近也。吾今且與之言小我言現在，彼所謂快樂者，豈不曰鮮衣耳，美食耳，宮室妻妾之奉耳，遊宴歡娛之聚耳？今即此數者，以中國人所享之程度與歐美人所享之程度比較，不待智者而群知其不如也。推其所以不如之由，則亦彼國強而我弱，彼國富而我貧爾。而況乎民窮財盡之今日，將來茹荼嚼蘖之苦，且迫眉睫也。故處貧弱國而欲謀個人之快樂，其終無望矣。是謂小我之樂必與大我之樂相緣。此一說也。小說家言，昔有富翁，日夕持籌，夜分不得息。其鄰有製豆腐者，雞鳴而起，磨聲隆隆焉；翁甫交睫，輒聒之不能成寐。翁乃遣人貸以百金，使改他業。鄰喜受之，則複持籌汲汲，思所以處分此百金者，竟三夕夜分不能成寐如翁也。乃急返其金曰：吾得金之樂與不寐之苦，不能相消，請辭。若是乎，真苦真樂，必不在唯物的，而在唯心的，至易明也。雖複縱耳目口體之欲，而其精神界有無量壓製，無量束縛，無量憂疑，無量慚愧，無量恐怖，是安足雲樂也？是謂有形之樂與無形之樂相除。此又一說也。夫即持現在小我之主義者，其所以自擇不可不審也。既若此，而況乎現在小我者，實彼也，而非我也。我不惜犧牲我以為彼之奴隸，天下之不智，孰過此也。

然則吾人於生死之間，所以自處者，其可知矣。亡友康幼博（廣仁）嚐語餘：吾輩不得不一死，又不得再死。死之途萬也，若造物主令我自擇者，吾將何從？吾且勿論公益，先計私利，則為國民而戰死於槍林彈雨者，最上也。何也？突然而死，毫不感其苦痛也。為國事而罹刑以流血者，次也。何也？如電之刀一揮，若痛者僅刹那頃也。展轉床蓐，呻病以死，下也。若乃如勞瘵之病，去死期數年，醫者已宣告其死刑，而彌留之際，猶能絮絮處分家人婦子事者，最下也。何也？知必死而不能避，求速死而不能得，苦痛無極也。此雖似滑稽之言乎，而真理寓焉矣。今吾請隱括前言而繅演之曰：我之軀殼，共知必死，且歲月日時，刹那刹那。夫既已死，而我乃從而寶貴之，罄吾心力以為彼謀，愚之愚也。譬之罄吾財產之總額以莊嚴輪奐一宿之逆旅，愚之愚也。我所莊嚴者，當在吾本家。逆旅者何？軀殼是已。本家者何？精神是已。吾精神何在？其一在麼匿體，將來經無量劫緣以為輪回，乃至入無餘涅槃，皆此物焉。苟有可以為彼之利益者，雖糜其軀殼，不敢辭也。其一在拓都體，此群焉，此國焉，此世界焉，我遺傳性所長與以為緣而靡盡者也。苟有可以為彼之利益者，雖糜其軀殼，不敢辭也。夫使在精神與軀殼可以兩全之時也，則無取夫戕之，固也。而所以養之者，其輕重大小，既當嚴辨焉。若夫不能兩全之時，則寧死其可死者，而毋死其不可死者。死其不可死者，名曰心死。君子曰：“哀莫大於心死。”

○重印鄭所南《心史》序

啟超欲求鄭所南先生《心史》，養養然夢寐以之者十餘年。乙巳四月，客有自署無冰者，以家藏本見贈，窮日夜之力讀之。每盡一篇，腔血輒騰躍一度，既卒業，隱幾瞢騰；睡則囈誦“誓以匹夫紓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之句，咿嚶作小兒啜泣聲。同舍生眙之，謂其病也。嗚呼！啟超讀古人詩文辭多矣，未嚐有振蕩餘心若此書之甚者。先生自跋曰：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耶、誠耶、人耶、鬼耶、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但啟超讀之，則如見先生披垢膩衣，手八尺藤杖，凜凜然臨於吾前，滔滔然若懸河以詔我以所謂一是之大義者。嗚呼！此書一日在天壤，則先生之精神與中國永無盡也。先生所抱主義，至單極簡。全書殆數萬言，所陳說唯一義，反之複之絡之繹之，而不見其有一詞之費。《詩》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荀卿釋之曰：“故君子結於一也。”先生之謂矣。今之少年，其貌為先生之容者蓋比比，吾不敢謂其皆無先生之誌。雖然，學先生者必於其本；本原一謬，其去千裏。吾觀先生性情之厚，其獨得於天者，或非人人所能幾；至其堅苦刻厲力學自得之處，曷嚐不諄諄然，示後輩以周行而俾之率由。一言蔽之，亦曰誠而已矣。今之少年，發憤於國之積弱，詬龜呼天，或且遷怒以及孔子。然日本四十年前維新之業，彼中人士，推論自出，皆曰食儒教之賜無異辭。吾讀所南先生之書，而歎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國家之衰而建置之者，蓋在是矣，蓋在是矣！夫先生蓋舍儒教外，他無所學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諸我國數千年先民中，罕與相類；惟日本之吉田鬆陰絕肖之，其行誼之高潔肖，其氣象之俊偉肖，其主義之單純肖，其自信之堅確肖，其實行其所持之主義百折而氣不挫也肖，其根本於道心道力予天下後世以共見也肖。嗚呼！海西海東數百年間，兩人而已，兩人而已！顧以一鬆陰能開今後之日本，而先生乃齎誌沒，僅以區區之《心史》貽子孫。此蓋所處之時勢難易不同，而日本則一鬆陰唱之，十百千萬鬆陰和之。而所南並世無一所南。豈惟並世，即距今六七百年，而所謂區區之《心史》，猶若隱若見於人間世；而舉國中，知有先生者，尚不可多得，微論崇拜也。先生固言之矣，曰：“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逾此理。”又曰：“今之人，萬其心，一於利，初若剞肝膽相授，熟窺於久實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與合。”又曰：“我始之待人為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則七六矣，又久之則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取者有之。”嗚呼！人心敗壞一至此極，欲國之不亡，豈有幸也。嗚呼，《心史》！嗚呼《心史》！書萬卷，讀萬遍，超度全國人心，以入於光明俊偉之域，乃所以援拯數千年國脈，以出於層雲霿霧之中；先生有靈，尚嗬護之。

乙巳四月後學梁啟超校竟記。○開明專製論

（一）本篇因陳烈士天華遺書有“欲救中國必用開明專製”之語，故暢發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來所懷抱之意見也。……（二）本篇雖主張開明專製，然與立憲主義不相矛盾，讀至終篇自可見其用意之所在。……（三）本篇都凡十章，為釋者三，為述者二，為論者五，皆用嚴正的論理法，（演繹法、歸納法並用）不敢有一語憑任臆見。……（四）本篇以避文字複遝之病，故多用附注與正文常相發明，望讀者勿忽視。

著者識。△第一章釋製

製者何，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者也。以其束縛人自由，故曰裁製，曰禁製，曰壓製；以其所束縛者為自由之一部分，故曰限製，曰節製；以其用權力以束縛，故曰強製。其權力之發表於形式者，曰製度，曰法製。

附注：製者之權力，僅能束縛被製者一部分之自由，而必非能束縛其全部分者。文明之法製無論矣，即最野蠻之壓製，縱能舉一切行為之自由而悉製之，而意誌之自由，終在所製之外也，則亦仍為一部分也。

又：製必與權力相緣，故凡製皆強製也。今為行文之便，時亦用“強製”二字。

製烏乎起？起於競爭。有以強製為調和競爭之具者，有以強製為助長競爭之具者，今分論之。

競爭有二：一異種類之競爭，二同種類之競爭。二者常並時而行，如人類對於其他眾生，則認彼眾生為異種類；文明人對於野蠻人，則認野蠻人為異種類。文明人相互之間，甲團對於乙團，則彼此交認為異種類。如此者精密分析之，殆不能盡。而於一方麵為異種類之競爭，於一方麵又為同種類之競爭。如人類方與眾生競也，而人與人亦同時相競；文明人方與野蠻人競也，而文明人與文明人亦同時相競；甲團方與乙團競也，而甲乙之內部亦各各同時相競。於彼時也，其同種類之間，各麼匿體，能行競爭於秩序的，則其對於異種類之競爭必獲優勝，否則劣敗。何以故？必有秩序然後彼此之行為，可以豫測其結果而不至衝突故；必內部無衝突，然後能相結集以對外故。雖然，所謂秩序雲者，非自始焉放任之而可以自致者也；其得之也，必以強製。強製者實社會所以自存之一要素也，所謂以強製助長競爭者此也。

附注：或謂人類自然能調和，不待強製而可以為平和的發達。此中國老莊一派之理想，泰西上古諸哲亦常有持此說者，是未嚐為曆史的研究，誤解古代社會之情形耳。或又謂自然界有天然之公例，可以有調和而無軋轢，人類亦當有然。此亦由前此“自然科學”尚屬幼稚，於自然界生存競爭相續不斷之一大現象，未嚐見及耳。今此兩說已屬陳言，久為學界所否定。

若是，夫有強製則社會存，無之則社會亡。就社會一方麵言之，則雖曰“強製者神聖也”可也。雖然，有製者，有被製者，其為不平等之現象明甚也。於是乎被製者或立於不利之地位，輒相疑曰：強製者，對於社會雖神聖，對於個人則蟊賊也。然此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不平等者，人間世必然之現象也。雖無強製的組織，而其不平等之各分子，卒未嚐滅。以不平等之現象為由強製而來，是倒果為因也。社會之有強製的組織，其性質原所以幹涉社會中諸種不平等之關係。但其幹涉也，時或以“人為淘汰”之作用，助長其不平等者，使益趨於不平等，雖未始無之；要其普通所行，則多以調和不平等者而使之漸趨於平等，有斷然也。今群多數之個人以立於社會，使無所謂強製的組織以臨其上，則其間弱者之境遇，必更有不忍言者。何也？彼強者得伸其權力於無限，而弱者遂無術以自存也。故夫有強製的組織，則個人之自由，雖不得不視前此而較狹，而在此狹範圍內，能藉強製之保障，使其自由之程度，視前此反更確實利害，正相抵也。所謂以強製調和競爭者此也。

附注：如前段所言，則此文所謂強製者，專指立於社會之上的權力而言可知，非謂社會中之各個人，甲強製乙，乙強製丙也。故文中屢稱強製的組織。質而言之，則指社會上之最高權力也。

又：因不平等故生強製，非因強製故生不平等。使人道本來平等，則無所用於強製者，抑無能行強製者。故論者之所說，實倒果為因也。

又：社會多數之個人中，有強者，有弱者，甚不平等，且其不平等也無界線。自有強製的組織，而強者弱者皆為被製者。不過強者所占地位廣，弱者所占地位狹耳。其廣狹之懸絕，充其量至於如一分與九十九分之比例，可謂極矣。然以有強製的組織，故此一分之狹地位，仍得保障，故強製有益於弱者也。若夫強者之地位，前此不過為事實的行為，及得強製的組織而始變為適法的行為。故強製有益於強者也，故曰調和也。

又：問者曰：此皆就被製者一方麵言之耳。若夫製者（即握社會上最高權力者），寧非得伸其權力於無限乎？應之曰：斯固然也。此其解釋非屬於製與不製之問題，而屬於專製與非專製之問題。故次章更論之。

又：若夫被征服之社會，而征服者行強製於其全部，此所謂競爭優勝之結果所獲權利也。雖然，實則強製之效用，亦不外前此兩端。蓋征服者之意，不過欲吸納彼被征服者使為我用。蓋加入之於同種類者之一部分（其以若何之地位處置之勿論，要之總欲使為同種類之一部分也），而複以對於他之異種類也。此所謂助長的也。而被征服者之地位，無論低微至若何程度，但既有強製的組織以為保障，則固能立於其所立之地位。此所謂調和的也。

由是觀之，則強製的組織，無論對於社會，對於個人，皆不可須臾離也明甚。然必有所謂國家者，乃得行完全之強製的組織。而既能行完全之強製的組織者，即其既有國家之實者也。故言製必與國家相緣。

△第二章釋專製

有國家然後能製，能製斯謂之國家。故得以製者之種類，分別國家之種類。國家之種類，大別凡二：一曰非專製的國家，二曰專製的國家。

曷謂非專製的國家？一國中人人皆為製者同時人人皆為被製者是也。小別複三：一曰“君主貴族人民合體的非專製國家”，二曰“君主人民合體的非專製國家”，三曰“人民的非專製國家”。

曷謂專製的國家？一國中有製者有被製者，而製者全立於被製者之外為相對的地位者是也。小別複三：一曰“君主的專製國家”，二曰“貴族的專製國家”，三曰“民主的專製國家。”

君主的專製者，普通所稱專製國，如今之中國、土耳其、俄羅斯等是也。貴族的專製者，如古代之斯巴達及希臘羅馬史上所常現之寡人政治是也。民主的專製者，如克林威爾時代之英國，馬拉丹頓、羅拔士比時代之法國，乃至大拿破侖任執政官時代、小拿破侖任大統領時代之法國，皆是也。其外形不同，而其為專製的性質則同。

附注：國家之分類，泰西學者，曆數千年，迄無定論。亞裏士多德分為君主國、貴族國、民主國，孟德斯鳩分為公治國，君主國、專主國（名稱依嚴譯《法意》），皆其最有名者也。而近世學者，述近世國家之分類，大率分為專製君主國、立憲君主國、立憲民主國。吾以為此分類甚不正確。何以故？專製者不獨君主國，而民主國亦有非立憲者（有立憲之名無立憲之實則等於非立憲也）。故以論理學律之實多刺謬也。吾之分類法，與前此東西學者之分類，皆有異同；其下“專製的”與“非專製的”之定義，亦異於先輩。

又：“民主的非專製國家”尚有多種，一曰人民全體有直接參政權者，二曰不有直接參政權而惟選出代議士者。乙種之中，複分兩種：一曰普通選舉者，二曰限製選舉者。此分類不獨“民主的非專製國家”有之，即其他“非專製國家”亦皆有之。今所論者專製也，故不詳及。

又：克林威爾時代，大拿破侖為執政官、小拿破侖為大統領時代，所以命之曰民主的專製者，以其得任意蹂躪憲法也。專製與非專製，一以憲法之有無為斷。

由此觀之，專製者非必限於一人而已；或一人或二人以上，純立於製者之地位，而超然不為被製者，皆謂之專製。

附注：此所謂二人以上者，其範圍甚廣。如斯巴達握專製之權者凡萬人，而不可謂非專製也。

又：雖在非專製國，而其所謂統治者，仍超然立於被製者以外，而不受他之束縛。雖然，不可謂之為專製。何也？彼超然立於被製者以外者，乃指行使統治權之法人，而非指自然人也（法律家言，謂尋常人類曰自然人；法律所認為與自然人同一資格者，曰法人）。如國家者法人也；國家之元首及執政官，自然人也。國家之統治權無製限。國家之元首及執政官，當其代國家行使統治權之時，亦可以無製限；然彼元首及執政官，以自然人的資格立於國家之時，固不得不受國家之製限也。如彼欽定憲法之國家（例如日本），其憲法由元首頒布，似無製限矣；然其所以能頒布此憲法者，以其代表國家統治權而行使之。所謂無製限者，屬於國家統治權耳，非屬於元首也。若元首則當憲法既頒布以後，不得不行動於憲法範圍之內。夫固明有被製者存矣。故更得申言之曰：不能以自然人之資格超然立於被製地位以外者，謂之非專製；能以自然人之資格，超然立於被製地位以外者，謂之專製。

夫既能以一人或二人以上，純立於製者之地位而超然不為被製者，則其人必能任意自伸其權力於無限；製者之權力既能任意伸之於無限，則被製者之地位，隨而不能得確實之保障。專製的國家，所以劣於非專製的國家者，其原理將毋在是。雖然，專製尚有附加之定義，必悉舉其定義，然後其真性質乃可得言。

專製者，一國中有製者有被製者，製者全立於被製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以其立於被製者之外而專斷也，故謂之專；以其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也，故謂之製。夫製之定義，吾既言之矣，曰“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者也”。此定義無論專製的非專製的皆適用，特因其發表之之根本權所從出，而別冠以專不專之名雲爾。若夫權力之必現於形式，固兩者所同也。權力既現於形式，則但使此形式一日未變更，則其行使此權力，必一日遵此形式，循一定之軌道以行；而於此形式外，不複加他種不正當之抑壓於人民。此所謂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必如此乃謂之製。其由專斷以得此者，謂之專製。

附注：所謂不正當之抑壓者，謂形式所規定以外，複加他種之抑壓也。其形式所規定抑壓之程度若何不必論，就令所規定者為日殺一人，則每年例殺三百六十人，亦謂之正當。若殺至三百六十一人，斯不正當矣。但使能於所規定形式外，不別加不正當之抑壓，則被製者之地位，仍可謂之有保障也。

是故有完全之專製，有不完全之專製。不完全之專製，複分二種。甲種則未嚐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乙種則雖規定之而僅屬空文未嚐實力奉行者也；甲種則其勢力之體不完全，乙種則其勢力之用不完全。不完全之專製，非專製也。何也？專則有之，製則未也。

附注：今日之中國，可謂之不完全之專製。蓋體用兩不備也，故今日之中國未可稱為專製國。

故欲為政論，當先論有製與無製之優劣，次乃及專與不專之優劣。無製則國家一日不能存立，故必期於有製，不俟論也。有不完全之專製，亦有不完全之非專製。苟為不完全，則無論專與非專，而皆同於無製；其比較之優劣，無可言者。苟完全矣，則專與非專之異點，非在所發表之形式，而在發表之之根本權所從出。夫以形式論，則非專製者固能發表極良之形式，專製者亦能發表極良之形式；專製者固能發表極不良之形式，非專製者亦能發表極不良之形式。其優劣無可言也，惟究極之於發表之根本權所從出。則專製者，雖有極良之形式，一旦破壞之，而被製者無如何也；雖有極不良之形式，繼續保守之，而被製者無如何也。非專製者則反是。非專製之所以優於專製者，在此點而已。

附注：今日中國之政府，為不完全的專製。今日中國之國民，乃欲求得不完全之非專製，兩者皆同以無製為歸宿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一歎！△第三章釋開明專製

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謂之製。據此定義，更進而研究其所發表之形式，則良焉者謂之開明製，不良焉者謂之野蠻製。由專斷而以不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野蠻專製。由專斷而以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開明專製。

附注：開明製、野蠻製，不惟專製的國家有之而已。以公意發表良形式者，謂之開明的非專製；以公意發表不良之形式者，謂之野蠻的非專製。如美國當南北戰爭以前之奴隸製度，即所謂野蠻的非專製也。

然則何所據以鑒定其形式之良不良，實續起之一最要問題也。欲解決此問題，則不能專求諸形式，而當求諸形式所自出之精神。國家所貴乎有製者，以其內之可以調和競爭，外之可以助長競爭也。二者實相因為用，故可以一貫之，而命之曰國家立製之精神。其所發表之形式遵此精神者，謂之良；其所發表之形式反此精神者，謂之不良。更申言之，則其立製之精神，在正定各個人之自由範圍，使有所限而不至生衝突者良也；雖有所限，而仍使之各綽綽然有自由競爭之餘地，而不妨害其正當的競爭者良也，抑或雖甚妨害其正當的競爭，幾奪其自由之大部分乃至全部分，而其立製之精神乃出於國家自衛所萬不容已，則亦良也。如是者謂之良，反是者謂之不良。於專製國有然，於非專製國亦有然。

附注：內而調和競爭，外而助長競爭，其精神實相一貫，內有秩序，然後能競於外。調和所以為助長之手段，前既言之矣。然一社會之所以必競於外者，大率有兩原因。一為積極的，即進取的；二為消極的，即防衛的。何以有進取的？蓋緣本社會內物力已竭，無所複容自由競爭之餘地；苟不拓之於外，則內部之軋轢，將遂不免也。何以有防衛的？蓋緣他社會相逼而來，苟不排去之，則一旦侵入，而內部固有之調和，遂將被破壞也。然則助長外競，實亦調和內競之一手段也。故此二者之精神本一貫也。

又：所謂甚妨害其正當的競爭者，如政府重課租稅或收種種事業專賣之權，於經濟界之競爭自由，甚加妨害。然為國家財政上自活之必要，時或行之。所謂奪其自由之大部分乃至全部分者，如人民有服兵役之義務，苟當服從年限內，不能有就他種事業之自由，是奪其大部分也；戰事起，驅國民以赴之，犧牲生命，動至十數萬，是奪其全部分也。然為國家自身之存立，時或行之。故不能以侵奪人民自由與否，以鑒定政治之良不良，所當察者，其目的何在耳。若非國家自衛上所萬不容已，而濫行侵奪，則謂之惡政，如美國前此蓄奴之製，非國家自衛上所不容已也。於何知之，於其廢此製後而未嚐傷及國家之生存知之。故彼製度謂之惡政也。

故在專製的國家，其立製者，以自然人的一己之利益為標準，則其製必不良；以法人的國家之利益為標準，則其製必良。何以故？以一“自然人”之利益範圍，無論如何，總不能與國家之利益範圍適相吻合。故若其全部分不相合，則其利害全部分相矛盾也；若其一部分不相合，則其利害亦一部分相矛盾也。既矛盾，則利於此必不利於彼，故若以“自然人”之利益為標準以立法製，無論如何，必其有一部分不利於國家，或全部分不利於國家也。故吾得斷言曰：凡專製者，以能專製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製；以所專製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製。

附注：此論惟適於專製的國家，不適於非專製的國家。蓋在非專製的國家，則能製之主體，即所製之客體也。故雖以主體之利益為標準，不害為開明也。

吾欲申言野蠻專製與開明專製之異同，吾得古人兩語焉以為之證。法王路易第十四曰：“朕即國家也（Ｌ’Ｅ’ｔａｔｃ’ｅｓｔＭｏｉ）。”此語也，有代表野蠻專製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曰：“國王者國家公仆之首長也（ＤｅｒＫｏｎｉｇｉｓｔｄｅｒｅｒｓｔｅＤｉｅｍｅ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ｓ）。”此語也，則代表開明專製之精神者也。

附注：腓力特列時代之普國，固為千古開明專製之模範；路易十四時代之法國，則非全屬於野蠻專製者，不過其言為野蠻專製之言耳。當分別觀之。

準是以談，則國家所最希望者，在其製之開明而非野蠻耳。誠為開明，則專與非專，固可勿問。何也？其所受之結果無差別也。但非專製的國家，其得開明製也易，既得而失之也難；專製的國家，其得開明製也難，既得而失之也易。非專製之所以優於專製者，在此點而已。

△第四章述開明專製之學說

世界上一製度之興，皆必有學說焉以為之先河。故曰：理想者事實之母也。開明專製之製度，中外諸國皆有行之者，今請先略述此製度所從出之學說。

吾向者下開明專製之定義曰：“以所專製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斯固然也。然所謂客體，亦可析而為二。其一，即法人之國家，其二，則組成國家之諸分子（人民）也。故前哲學說之主張開明專製者，亦分為二。其一則偏重國家之利益者，其他則偏重人民之利益者也。

吾國先哲，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皆好為政談。惟道家主張非專製主義，儒、墨、法三家，皆主張開明專製主義。而三家之中，儒墨皆以人民之利益為標準，法家則以國家之利益為標準。

附注：道家中老子有百姓芻狗及法令者將以愚民之言，似亦主張專製，且主張野蠻專製者。但彼於此等言皆含菲薄排斥之意，故所主張者，實在非專製也。

儒家首孔子。孔子言：“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又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其主張專製甚明。但又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類此之語，不可殫述。蓋孔子實注重人民利益之開明專製家也。孟子所謂“保民而王”，所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率此義。而荀子於所以不能不用開明專製之原理，言之尤詳。秦漢以後二千餘年之儒者，其政論莫不祖述荀子。

附注：《荀子·禮論篇》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此以正式之論理學，說開明專製適於社會之原理也。

墨子“尚同”一義，實專製之極軌，而以“兼愛”、“尚賢”等義調劑之。故墨子亦注重人民利益之開明專製家也。

附注：《墨子·尚同篇》雲：“古者民始生未有正長、未有刑政之時，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如禽獸然。明夫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此亦以正式之論理學，說明開明專製適於社會之原理也。

法家之持論，與儒墨異。法家者，雖犧牲人民之利益而不恤者也。雖然，彼非無故而犧牲之，彼以為必如是而國權乃成立也。是即泰西所謂“國權神聖論”一派之學說也。故法家者流，可謂注重國家利益之開明專製家也。

附注：周秦間儒法兩家，互相排斥，無所不用其極。蓋由其論據上有根本之異點，自相持而不能下也。然謂法家為專奉迎時主，苟取富貴，則大不然。凡能成一家言而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必其有一健全之理想以盾其後也。若徒為取悅於一時一人者，必不足以成學說。法家蓋見當時貴族政治之敝，謂必雲集權於一尊，然後可以成國家之形。此其論與歐洲近世史初期諸學說多相合。蓋社會之狀態同，故救濟之之法不期而同也。故吾謂法家非必野蠻專製者，而實為開明專製者。管子、商君、韓非之書具在，可覆按也。

又：《管子·法禁篇》雲：“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安也。”此言秩序為維持國家之第一義也。又《法法篇》雲：“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故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是失所謂愛民矣。”此言人民為國家而存在也。又雲：“民未嚐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房注雲：大猶眾也）。”此言立法權不可假諸民之理也，為幼稚時代言也。又雲：“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言法之必當有開明的精神也。姑舉一二，他不具征。

泰西文明，導源希臘，而希臘實為部落政治，未成一國家之形。又文學最盛而能傳於後者，厥惟雅典。雅典共和政治也；故其間如柏拉圖，如亞裏士多德，皆排斥專製。雖然，亞氏第列政體之品級十，而理想的王政居首焉。是亞氏亦主張開明專製之人也。

附注：亞氏第政體之優劣為十等：（一）理想的王政，（二）純正貴族政治，（三）混合貴族政治，（四）立憲政治，（五）最適宜之民主政治，（六）最適宜之寡頭政治，（七）在民主與寡頭之間諸政體，（八）極端之民主政治，（九）極端之寡頭政治，（十）僭主政治也。其所謂理想的王政者，謂得完全之聖主以總國權也，即開明專製之意也。亞氏以為此殆非人間世所能致者，故名之曰理想的王政。

又：羅馬亦為泰西文明之先導，但羅馬人重實務，其關於政治之學說，無甚表見，故略之。

於近世史中，為政法學先登之驍將者，麥加比裏也。而彼實絕對的主張開明專製之人也。其言曰：“為君者唯使國家陷於危亡斯謂之惡。苟有可使國家安富尊榮者，無論造何種惡業，不得以惡論。”又曰：“當國家危急時，何者為正義？何者為邪？慝何者為慈悲？何者為殘忍？何者為名譽？何者為恥辱？舉全國人民芻狗之犧牲之，以為救助國家生命，維持國家獨立之用，不為過也。”彼著書數十萬言，其持論大率明快而峭刻，與商君、韓非深相類。當近世史之初，影響於各國者甚巨，未幾大遭排斥，至近今二三十年間，其價值複顯於學界。

附注：麥加比裏，意大利之佛羅棱人，生一四六九年，卒一五二七年，著有《君主論》（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ｅ）及《論叢》（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等書。其研學之方法，專趨重於“曆史的”，其言曰：“凡在古者一時一地，有一事焉與今日之事有同一之動機者，皆可以同一之方法解釋之。故鑒往知來，學問之要也。”彼蔑視希臘之政治，而崇拜羅馬之政治。其言曰：“希臘之雅典斯巴達人，皆缺政治的智識，是以失敗；羅馬反之，是以成功。”又曰：“使亞裏士多德目擊羅馬政家之伎倆，則必將盡棄其宿論。”彼又言：“國家無論對外對內，皆無所謂道德，無所謂宗教，無論為君主國為共和國；苟值國家危急之時，速棄汝信仰，擲汝道德，勿躊躇也。”又曰：“君主為維持其權力，雖將一切善事拋棄，亦所不辭。”彼又持性惡主義，謂“人類者不能合群，惟務利己之動物也。故君主與其使人愛，毋寧使人畏。”其持論之詭激，大率類是，與商韓六虱之論可謂不謀而合。此其為極端過激之論，固無待言。但其時當羅馬解紐之後，全歐棼如亂絲，各王國之基礎未定，而彼生於意大利，當群雄之衝，深憤慨於因循首鼠之政術，故激為此言。彼旋當政局樞要，亦實能行其所見。故麥氏之時代，實適於行開明專製之時代；麥氏之為人，亦適於行開明專製之人也。其學說亦能發明真理之一麵。後經霍布士之改良，更現光明，而近世史初期國家主義之勃興，其受麥氏學說之影響者頗多，又史家所同認也。

同時掊擊麥氏不遺餘力者，曰波丹，而彼亦主張開明專製之人也。彼之學說，最有價值者，為《主權論》。彼之言曰：“主權者統治人民之最高權力，而非法律所能拘束者也。此權力為獨立國所不可缺之物；此權力之存在，即國民的獨立之表征也。”而其論此權力之所屬，則舍君主外無他焉。故曰：“君主者，法律之主人也。”此其說皆與麥氏無大異，惟加明晰耳。其大異於麥氏者，則曰：“君主一切無責任，惟有道德上之責任。”故麥氏猶有近於野蠻專製之嫌疑，波氏則純粹的開明專製也。

附注：波丹，法國人，於一五七二年著一書，名曰《國家論》（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其自序雲：“餘深鑒我國內亂紛擾，王權之基礎動搖，故著此書，發明國家之理想與政法之公例。”其所以自負者可見。其書即以擁護君權為宗旨也。惟書中痛駁麥氏“國家無道德”之說，麥氏之名譽，為之大減雲。最近兩世紀間，政治學者，有常稱道之一語曰“國家者家族之拓影也（國家二字家族二字之大書也）。”此語實自波氏創之，彼認王權為由家長權而來也。其學說之結果，造成路易第十四時代之法國。

在英國代表開明專製主義者，霍布士也。彼以大哲學家之腦力，用正式論理法，以證明君主當有絕對的權力之理由，視麥氏、波氏又進數武焉。其言曰：“最初之社會，人人競伸其野蠻自由於無限，故有爭亂；爭亂非利也，故有民約。民約者，彼此胥謀結契約以立國家，乃各願自殺其自由權之一部分畀諸國家也。而君主者，則受其所畀而代掌之者也。其拋棄此一部分之自由也，將以有所易也。何所易？曰以平和易爭亂而已。故既拋棄之，則不得複收回之；若收回，是願自立於契約之外，而取爭亂也。”霍氏以此理論證明君主所以得此權之由，於是波氏之主權論，價值益增。

附注：霍氏學說之概要，見拙著《近世歐洲四大家政治學說》中（坊刻《飲冰室文集》亦有之），今不贅述。大抵霍氏根本理論與荀卿學說最相同。其說前後為兩截，若不相屬者；而前截為盧梭學說所本，後截為伯倫知理學說所本。

同時在德國主張開明專製主義者，倭兒弗也。倭氏亦哲學巨子，其論政治也，曰：“人人皆有自發達其體力意力之義務，同時有不使他人妨吾發達之權利；而代人人保此權利，督人人履此義務者，國家也。故國家為助長個人發達之故，有幹涉之之權利，且有不可不幹涉之之義務。”此其論視前三子更有進矣。何也？彼等皆以專製為手段，而倭氏則以專製為責任也。然彼謂國家所以有此責任者，乃以助長個人發達故，則已屬於注重個人利益之專製派矣。此又其所異於三子也。

附注：倭兒弗者，德國人，康德以前之大哲學家也，生一六七九年，卒一七五四年。其言“人人有自發達其體力意力之義務，同時有不使他人妨害吾發達之權利”與所謂“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者，意味似同，而實有異。蓋彼就消極方麵言之，此則就積極方麵言之也。言人人自由，苟有人焉曰我不欲自由，則亦可也，故曰消極也。倭氏之說，則人人對於道義上有不可不自由之義務，故曰積極也。不侵人自由，我以好意自限製其權利耳，故曰消極也。倭氏之說，則我因履行我義務，故必不容他人相侵，故曰積極也。此極邃之哲理也。

又：倭氏以國家幹涉個人為不可不履行之義務，此說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日增勢力。

與倭兒弗並時，同以哲學家而倡有力之政論者，實為洛克。洛克宣播自由主義之天使也。自洛克以降，而倡三權鼎力之孟德斯鳩，倡民約之盧梭，倡永世大同之康德，倡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邊沁，以及先後並時汲諸氏之流者，莫不以自由為旗幟，於是開明專製主義，被擯於學界以外者殆二百年。

豈惟二百年，自今以往，吾信純粹之開明專製論，將絕跡於學界矣。雖然，十七八世紀之學者謂：“國家者為人民而存在者也。為人民利益故，方便以設置國家。故人民者目的也，而國家則供此目的之手段也。”十九世紀之學者謂：“國家固為人民而存在，人民亦同時為國家而存在；國家於一方麵為人民謀利益，於一方麵亦為自身謀利益。若人民利益與自身利益不兩立，則寧先自身而後人民。故國家者目的也，而人民則有時可以為供此目的之手段也。”此實近數十年思想變遷之大潮流也。以此之故，其對於“製”之觀念亦一變。十七八世紀之學者，謂製也者，以人民之讓步而設置者也，消極的精神也；十九世紀之學者，謂製也者，以國家之進步而設置者也，積極的精神也。蓋麥、波、霍、倭諸說與洛、孟、盧、邊諸說，雖同為陳言，而比較的受歡迎於社會者，寧在彼不在此也。噫嘻！純粹的開明專製論，雖絕跡於社會，而變相的開明專製論，其發達正未有艾耳。

抑一學說之起，恒應於其時代之所需；熟察古今中外之曆史，開明專製論之最有力者，總在左之諸時代。

（一）當國家民智幼稚之時，此學說最有力。以人民未有立法之智識，且未有自治之能力也。

（二）當國家貴族橫恣之時，此學說最有力。以國權不統一，易生破裂，且為被製者計，與其被製於多人，毋寧被製於一人也。

（三）當國家外競劇烈之時，此學說最有力。以非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則不能厚集國力以對外，且行政機關不敏活，易致失敗也。

我國春秋戰國時代，及歐洲十五六世紀時代，則此三現象皆備焉，開明專製論所以為政界上獨一無二之學說。職此之由，若現今之歐洲，則前兩現象既已消滅，而第三之現象且更劇於前。故變相的開明專製論，方日起而未有艾也。

附注：儒家之開明專製論，純以人民利益為標準，其精神實與十七八世紀歐洲之學說同。法家之開明專製論，其精神則與十五六世紀歐洲之學說同。現今歐洲學者，則謂國家一麵為人民謀利益，一麵為自身謀利益，是調和儒法之說也。其言若國家人民利益衝突時，毋寧犧牲人民以衛國家，似頗傾於法家。但何以重視國家如是之甚，則以國家為人民所托命也，是仍傾於儒家也。故曰調和也。

△第五章述開明專製之前例

專製而為開明，開明而能專製，則其國家機關之行動，極自由，極迅速，而影響於國利民福者極大。亞裏士多德目之為理想的政體，而以置諸立憲政體之上，非無故也。今考中外各國行開明專製時，類多能得良結果。試表列之：

中國之部（見書Ｐ２７５）

附注：凡開明專製之政，大率起於外競相逼，非此不足以自存，故吾中國惟列國並立時代常見之。若大一統時代，則絕無僅有。抑在古代交通機關不備，治大國甚難。列國並立時代，幅員稍狹，故得厲行專製，而運用自如。大一統時代，鞭長不及，雖有專製之名而無其實。若漢文帝，若唐太宗，不可謂非有開明的精神，但其政治之現象與其謂之專製，毋寧謂之放任也，則地勢使之然也。荊公之失敗，毋亦以此歟！

外國之部（見書Ｐ２７５－２７６）

卷十九

○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吾於所著《開明專製論》第八章曾極言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非同物，亦幾詳且盡矣。乃今覆誦陳君天華遺書，益有所感觸而不能已於言者，用更述所懷以質諸我國民。

吾與陳君相識不過一年，晤談不過兩次，然當時已敬其為人，非於其今之既死而始借其言以為重也。但君既以一死欲易天下，則後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誌，亦義所宜然。吾以為當世諸君子中，或有多數焉，其交陳君也，視吾久且稔；而其知陳君也，不若吾真且深。吾請言吾所欲言可乎！

陳君曰：“鄙人以救國為前提；苟可以達其目的，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此文所謂行事必非徒指自湛一事，殆指一般行事而言）則君之意，苟與彼同目的者，正不必與彼同手段，其言甚明。若雖與彼同手段，而不與彼同目的者，其必非君之所許，此意又在言外也。然則君之手段安在，其言曰：“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是其於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兩義之中，認政治革命為可以達救國目的之手段，而不認種族革命為可以達救國目的之手段，章章明甚。雖謂政治革命為君唯一之手段焉可也。雖然，君又言曰：“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複仇論者所雲雲，仍為政治問題也。”是其既認政治革命為可以達救國目的之手段，而複認種族革命為可以達政治革命目的之手段，於是吾得命政治革命為君之本來手段，亦曰第一手段，亦曰直接手段；得命種族革命為君之補助手段，亦曰第二手段，亦曰間接手段。然則君有兩手段乎？曰：否否，其手段仍唯一也。蓋君認種族革命為可以補助政治革命，而間接以達救國之目的，故取之。然則苟有他道焉，可以補助政治革命，而間接以達救國之目的者，則君亦必取之，無可疑也。又使君一旦幡然而覺種族革命不足以補助政治革命，甚或與救國之目的不相容，則亦必幡然棄之，無可疑也。蓋君之意，以為此目的萬不許犧牲；若夫手段，則聽各人自由焉。選擇其適此目的者，而犧牲其不適此目的者，故苟別有他道焉，足以救國，則君雖並其政治革命之本來手段而犧牲之，亦所不辭，而種族革命之補助手段，更無論也。故曰：“苟可以達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

是故當知苟以複仇為前提者，是先與君之目的相戾，萬不許其引君之言以為重，故複仇論可置勿道。

既以救國為目的而別擇所當用之手段，然則君所采之手段，適耶不適耶，吾得斷言曰：適也。蓋君以政治革命為唯一之手段，而以將來大勢推之，苟能有政治革命，則實足以救今後之中國；苟非有政治革命，則不能救今後之中國。故曰適也。試以論理法演之，則先定一大前提，而以兩小前提生出兩斷案，其式如下：

（見書Ｐ２９７）大前提此兩論式皆如銅牆鐵壁，顛撲不破，無論何人，不能相難者也。今易其小前提，而雲“種族革命實可以達救國之目的者也”，隨生出斷案雲：“故種族革命吾輩所當以為手段者也”；或為第二之小前提雲“非種族革命更無道焉可以達救國之目的者也”，隨生出斷案雲“故舍種族革命以外吾輩無可以為手段者也”。如此，則兩小前提皆不正確，而兩斷案亦隨而不正確。何以故？設有難者曰：種族革命而得如秦始皇、隋煬帝者以執政，或得如齊東昏、陳後主者以執政，遂可以達救國之目的乎？必不能也？則第一之小前提遂破也。又有難者曰：即微種族革命，而今之滿洲政府，忽以至誠行立憲，以更新為度，其可以達救國之目的乎？必能也。則第二之小前提亦破也。準是以談，苟以複仇為前提，則無可言者；苟以救國為前提，則無論從何方麵觀之，而種族革命總不能為本來手段，為直接手段。苟不含有政治的觀念，則直謂之無意識之革命焉可也；而政治革命則不爾爾。故吾以為政治革命不徒當以為手段，而且當以為第二之目的。蓋政治革命之一觀念與救國之一觀念，既連屬為一體而不可分也。

吾所雲種族革命，不能為本來手段直接手段，在陳君則明已承認也。即凡持種族革命論者，當亦不可不承認，何也？苟不承認，必須將吾前所舉兩設難，下正當之答辯；苟不能得正當之答辯，遂終歸於承認也，既承認矣，則次所當研究者，在種族革命能否為補助手段間接手段之一問題。申言之則以政治革命為前提，而問種族革命能否為政治革命之手段是也。此問題則陳君之所見，與鄙人之所見，大有異同。今推陳君之意，複以論理法演之，則如下：

（見書Ｐ２９７）欲知此兩斷案之正確與否，則當先審兩小前提之正確與否，今請細檢之。第一〓種族革命實可以達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

欲知此小前提正確與否，不可不先取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之兩概念而確定之。

（一）政治革命者，革專製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製，或變為共和專製，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

（二）種族革命者，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蓋苟非訴於武力，而欲得種族上之政權嬗代，則必其現掌政權者，三揖三讓以致諸我然後可。然此必無之事也（陳君之意似冀其有此，此俟下方別辨之）。故非用武力，不能得種族革命明也。而其武力苟未足以顛覆中央政府，則不成其為革命，又無待言。

此兩概念者，又無論何人不得不承認者也。既承認矣，則“人民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之一概念，與“變專製為立憲”之一概念，果有何種之關係，是不可不以嚴密之歸納論理法說明之。

立憲有兩種，一曰君主立憲，二曰共和立憲。苟得其一，皆可命曰政治革命，則試先取“人民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之一概念與“君主立憲”之一概念，而求其因果之關係。君主立憲，必以先有君主為前提，而革命前之舊君主既滅，則所謂君主者，其必革命後之新君主也。革命後以何因緣而得有新君主，則吾中國二千年來曆史上之成例，不可枚舉。一言蔽之，則陳君所謂“同時並起，勢均力敵，莫肯相下，非群雄盡滅一雄獨存，而生民之禍終不得息；以數私人之競爭，而流無數國民之血，若是則亡中國者，革命之人也。”（擷述君所著《中國革命史》第□章第三節中語）可謂盡抉其弊矣。信如是也，則立憲二字，將來能至與否未可期；而君主二字，當下已先受其毒也。信如是也，則無論彼欲為君主之人，未必誠有將來立憲之誌願；即使誠有之，竊恐誌願未償，而中國已先亡也。若是乎人民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其與君主立憲製，無一毫因果之關係，此吾所敢斷言，而當亦凡持種族革命論者之所同認也。故此問題殊不必辨，而所餘者惟共和立憲製之一途。

人民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其與共和立憲製，有無正當之因果關係，此其現象甚複雜，非可以一言決也。吾於所著之《開明專製論》第八章，剖析既略盡，今更補其所未及。

欲決此論，又不可不先取共和立憲之概念而確定之，吾示有界說二：

（一）共和立憲製，其根本精神，不可不采盧梭之國民總意說。蓋一切立法行政，苟非原本於國民總意，不足為純粹的共和也。

（二）共和立憲製，其統治形式，不可不采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論。蓋非三權分立，遂不免於一機關之專製也。

以上二端，精神形式結合為一，遂成一共和立憲之概念。此概念諒為言共和立憲者所能承認也。既承認矣，則吾將論此概念之能實現與否及其能行於種族革命後之中國與否。

第一盧梭之國民總意說

此說萬不能實現者也。夫所謂國民總意者，當由何術而求得之乎？用代議製度耶？決不可。今世各國行代議製度者，非謂以被選舉人代表選舉人之意見也。故代議士之意見與選舉代議士之人之意見，常未必相同。然則以代議士之意即為國民總意不可也。故欲求總意，則舉凡立法行政皆不可不付諸直接投票。盧梭亦以為必如瑞士乃可謂之真共和，亦以此也。雖然，瑞士蕞爾國也，而內部複析為聯邦之本位者二十二。夫是以能行直接投票，顧猶不能常行；若在他稍大之國，能行之乎？必不能矣。故國民總意之難實現者一也。複次，即行直接投票，又必須極公平而自由，萬一於有形無形間，有威逼之者，有愚弄之者，使其不得為本意之投票，則所謂總意者，繆以千裏矣。故國民總意之難實現者二也。複次，即直接為公平自由之投票矣，遂能真得總意乎？“總”之雲者，論理學上之全稱命題也。必舉國中無一人不同此意，然後可；苟有一人焉，仍不得冒“總”之名也。而試問橫盡虛空，豎盡來劫，曾有一國焉，其國民悉同一意見，而無一人之或歧者乎？必不能也。不能，則所謂“總”者仍不過多數與少數之比例；多數而命之曰“總”，論理學上所決不許也。故國民總意之終不能實現者三也。於是乎所謂國民總意說，不得不棄甲曳兵，設遁詞焉，而變為國民多數說。

則又詰之曰：所貴乎國民多數者何為乎？彼必曰：多數之所在，即國利民福之所在也。雖然，此前提果正確乎？吾以為多數之所在，時或為國利民福之所在，而決不能謂必為國利民福之所在。集一小學校數百學童而詢之曰：若好弄乎？若好學乎？而使之以自由意誌投票，吾知其好弄者必占大多數也；而以多數之故，謂好弄即為學校之利學童之福焉，決不得也。蓋國家自身，別有一偉大目的焉，高立於各人民零碎目的之上，而斷不能取此零碎目的捆為一團，即與此偉大目的同物，尤不能謂零碎目的之多數，即與此偉大目的同物也。故國民總意，微論其不能實現；即實現矣，而未必遂可為政治之鵠。若夫國民多數，固可以實現；然遂以為政治之鵠，則其於理論上基礎屬於抽象的觀念，而多數果足為政治之鵠與否，更當就其國民自身之程度以求之，非可漫然下簡單的斷案也。

然而共和政治，舍多數說外，固無複可以立足之餘地；則吾請讓一步，姑承認焉，曰多數者恒近於國利民福者也。雖然，吾於此不得不補一前提焉，曰所謂多數者，必以自由意誌之多數為斷；苟非自由意誌之多數，非真多數也。此前提當亦為讀者所同認也，則試詗諸曆史，見夫國民多數之意誌，有時方在此點，乃不移時而忽轉其方向，盡趨於正反對之彼點者，則兩者皆其自由意誌乎？抑皆非其自由意誌乎？抑一自由而一不自由乎？以例證之，如法國大革命時，馬拉丹頓、羅拔士比宣告國王死刑，乃至最初提倡革命實行革命之狄郎的士黨，取而盡屠之，而得巴黎市民大多數之同意；未幾馬拉被刺，丹頓及羅拔士比駢首就戮，而亦得巴黎市民大多數之同意。其果前後出於自由意誌乎？何變化之速也。此無他焉，蓋有從有形無形間喪其自由者也。所謂有形間喪其自由者何也？一黨派之勢太鴟張，而其人複獰猂，中立者憚焉，不得不屈其本意以從之也。所謂無形間喪其自由者何也？外界波譎雲詭之現象刺激其感情，而本心熱狂突奔，隨之以放乎中流，而不複能自製也。夫自由意誌雲者，謂吾本心固有之靈明，足以燭照事理，而不為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製感覺，而不為其所奪，即吾先聖所謂良知良能者是也。眩焉奪焉，是既喪其自由也，內心為外感之奴隸也。於彼時也，吾所謂意誌者，已不能謂為吾之意誌，及移時而外界之刺激淡焉，而吾本心始恢複其自由。故前此之意誌與後此之意誌，截然若不相蒙也。然又必外界之刺激淡，而自由乃始得恢複耳。若外界之刺激轉方向而生反動，則吾本心又可隨之而生反動，而複放乎中流，脫甲方麵之奴籍，複入乙方麵之奴籍，而所謂真自由者，不知何時而始得恢複。故波侖哈克氏謂以革命求共和者，恒累反動以反動，亦為此而已。此實人類心理學上必至之符也。由此觀之，則欲求得自由意誌之真多數，其難也如此。而當人心騷動甚囂塵上之時，愈無術以得之，章章然也。彼持共和立憲論者，苟承認國民多數以為前提也，則當種族革命後，果有何道以得自由意誌之真多數，吾願聞之。猶有疑此理者乎？則去年東京學界罷學之現象，最足以相證明（彼事件早已過去，吾非欲再提之以翹人之短。但其事之性質絕相類，以小例大，最可以為吾人前車之鑒，能懲前毖後，則此事件其亦於前途有影響也）。則試以留學生總會館比政府，以留學生全體比國民，甚相肖也。其所爭者，為文部省令問題。若以例國家，則政治上一問題也。總會上書公使，爭論第九、第十條之利益範圍，即法國革命前之改革也。而所爭者，不能滿多數留學生之意，於是有聯合會起；猶法人不滿於政府之改革而起革命也。初時脅執行部幹事，使為取消之決議；猶法人脅國王承認其憲法也。未幾總幹事及其他執行部之人多逃焉，猶法王之遜荒也。聯合會遂取總會館而據之，以決意見發布告，則革命大功告成，而立法行政權皆歸革命黨掌握也。而糾察員則新共和政府之警察，敢死隊則新共和政府之軍隊及司法官也。於彼時也，幸而所謂總幹事者，能藏身遠害，未嚐為此巴黎市民所弋獲。然固已偵騎四出矣，若一不幸，而各路易十六之遁英未出境，被國民遮留而返之，則遂變為斷頭台上之路易十六，亦意中事也。蓋彼時之國民，其計較是非利害之心，早置度外也。又幸而此新共和政府，無執行刑罰之權也；使其有之，則浹旬之間，八千人不屠其半，亦屠其三之一也。聞者疑吾言為過乎？苟親當其境者，必能知其時之國民心理，實如是已。幸其無此權，故不生大反動；使其有之，則反動必起，而所屠餘之半或三之二。又將起而屠昔之屠人者，法人所以赤巴黎全市，而棼亂亙十餘年不定，蓋以此也。在當時新共和政府之黨人（即聯合會），固自以為國民總意也（即留學生全體總意）。夫總意固決非爾，若其為多數，則較然不能掩也。吾聞諸當時學界中人曰：實非多數，仍少數耳！然彼雲停課，則竟全體停課；雲退學，則竟幾於全體退學；雲歸國，則兩旬之間，歸國者遽逾二千；而其時組織維持會與之相抗者，會員乃僅得二十七人。就形式上論之，謂其非大多數焉不得也。夫彼其本無大多數之實，吾亦信之。顧何以竟能有大多數之形，則其原因甚複雜；由是以細察焉，實最有益之研究也。彼其發表公意之機關，未嚐嚴肅整備。今日甲校集議，曰全體退學；明日乙校集議，曰全體退學。今日甲省集議，曰全體歸國；明日乙省集議，曰全體歸國。究之所謂全體雲者，不過由主動者若幹人強名之，並未經正式之投票，其果為全體之自由意誌與否勿問也，其所以能得多數者一也。又其發表公意之方法，未嚐公平自由，有欲為反對的演說者，則群起而嘩之；有欲為反對的投票者，則示威而脅之。於是有怯懦焉而不敢與競者，有顧全大局而不屑與較者，則自屈其本來之自由意誌，而姑從彼，其所以能得多數者二也。此皆所謂有形的幹涉也。然猶不止此，其勢力之最可怖者，則一般之人，為感情所刺戟，其良知不複能判斷真理，其良能不複能裁製外感，冥冥之中，全失其意誌之自由，隨波逐流，而入於洄渟之深淵，不自知其非，不自知其害也。夫不自知其非，不自知其害，猶可言也。乃感情刺激之既極，則至有明知其非明知其害，而猶徇感情而不恤其他者，比比然矣。故其為說曰：“一錯便錯到底。”曰：“一錯便大家錯。”蓋至是而不惜以感情枉真理焉矣。此其所以能得多數者三也。迨乎浪去波平，疇昔主動者，既不複能占勢力以為有形的壓製，而感情刺戟之相壓於無形者，亦既消滅。夫如是而後層層之束縛解脫，而自由意誌始再見天日焉。試在今日，任舉一當時最激烈之留學生，叩以前事，度未有不爽然自悔，啞然失笑者，是可知後此之意誌為自由，而證前此之意誌非自由矣。然幸而無反動耳；倘有反動，則他方麵之層層束縛其所以相壓者亦一如其前。而所謂真自由者，未知何時而始得平和克複也。以上吾解釋東京學界罷學時代之物界心界兩現象如此。聞者其肯承認否耶？若不承認，吾願別聞其解釋；苟承認也，則當思國民自由意誌之真多數，誠不易覯。純粹的共和政治，誠不易行，而當國家根本破壞搖動人心騷擾甚囂塵上之時，愈益無道以得之，章章明甚也。夫學界事件，則其小焉者也。然學界中人，又一國中文明程度最高者也，而猶若此，其他則更何如矣。

若我國民能以武力顛覆現在之中央政府，而思建一共和新政府乎？則其現象當何如，吾欲得正當的解釋。又不能不先立一前提，前提維何？曰：最初舉動占優勢之人，不過屬於國民之一小部分；而其餘大部分之人，不能與彼同意見是也。譬如將全國民意見，區為甲乙丙丁等諸部分，其主動者，最多不過能占甲部分耳。其餘乙丙丁等諸部分，雖乙部分意見，未必與丙丁同，丙部分意見，未必與乙丁同，要之，其對於甲部分之意見，亦各各不與彼相同，此自然之勢也。於斯時也，甲部分之人既得政，則不能無所建設無所更革。苟不爾，則不能謂之政治革命，而與共和之初意相悖也。既有施設有更革，則與之異意見之人，必交起而與之相抗，又不可避之數也。吾所立前提之界說如此，若有不承認此前提者乎？其說必曰：“以我之意見如此其高尚美妙，豈有他人而不同我。”雖然，此幻想也。去年學界之主動者，曷嚐不自以其意見為高尚美妙；而真為高尚美妙與否，局中者寧能自知之。且即使真高尚美妙矣，而各人有各人之主觀的判斷，萬不能以我所判斷而強人也。即如近者自號革命黨首領某氏，持土地國有主義，在鄙人固承認此主義為將來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義，然試問今之中國能行否乎？即吾信其能行，而謂他人皆能如吾所信乎？此與去年學界主張歸國辦學，吾安能不承認其為高尚美妙之主義，然能行與否及能使人人同此主張與否，則終不能不聽諸外界之裁擇，非可以一部分之意見例其他也。況乎尋常人之表同情於一主義也，恒非問其主義之是否高尚美妙，而先問其主義是否與我之利害相衝突。故凡一主義，苟有與某部分之人利害相衝突者，則某部分之人，必起而反抗，此萬不能逃避者也。而當夫初革政體建新政體時，其政策必與舊社會一大部分之人利害相衝突，此亦萬不能逃避者也。信如是也，則吾所立前提，既極正確；無論何人，殆不能不承認。

既承認矣，則新共和政府，對於反抗者，將以何道處之，最不可不深長思也。其在君主立憲國，固不能無衝突，無反抗。然當其未立憲以前，已經過若幹年之開明專製時代，於其間既能緩融此衝突，而減低其程度，由開明專製以移於立憲，拾級而升，又不敢助長此衝突，而驟高其程度，其所以處之者，既稍易矣。而使其立憲而如德國日本，仍含有變相的開明專製之精神，政府不必定得國民多數之同意乃能行其職權，則其所以處之者益更易。若種族革命後之共和立憲則大不然。昨日猶專製，而今日已共和。如兩船相接觸，而絕無一楔子介於其間，則其衝突之程度必極猛烈，顯然已見。然既已名為共和，則不可不以國民總意為前提，否亦以國民多數為前提。苟蔑視多數焉，則已不能命之曰共和矣。而新政府之意見，又不過為國民一小部分之意見，而其他大部分皆與之反對，其必不能得多數，無待言也。於是新政府不能不運全力以求多數，蓋非得多數，則持意見萬不能實行，而政府且一日不能成立。蓋共和立憲之性質然也。如彼去年學界，必欲得所謂全體歸國多數歸國者，然後可以拱衛其所主張，亦性質然也。然則何術而能得多數耶？則必或用直接間接手段，以幹涉其發言權投票權，或從種種方麵弄小小伎倆，以刺戟其感情，使益漲於高度，迷其故常，而飲新政府之狂泉，於是乎漸得多數。夫用直接間接手段以幹涉，既已惹起一般之不平，而為新政府之隱患，弄小伎倆以刺戟其感情，始焉未嚐不見小效，而感情既奔於極度，則又非複新政府所能裁抑。如跅弛之馬，既已奔逸，寧複銜勒之所得馭，是又為新政府之隱患。而況乎所謂漸得多數者，亦不過多數雲爾；無論如何，總不能得全體，必仍有最小之部分焉，有強毅之意誌，而抵死不肯屈從，而其人又必為舊社會中之有力者也。如去年聯合會勢力披靡全學界之時，而猶有維持會之二十七人，此亦自然必至之符也。於彼時也，新政府之人，若不能降伏此小部分之強毅者，則其地位終不能安。故不得不濫用其運手段所得之多數威力，而蹙彼反對者以不堪。此非好為之，而騎虎之形，固不得不爾也。蹙之既極，而反動起焉。彼新政府既伏有種種之隱患，故強毅之反抗者乘之，而遂蹶，無論遲早，終必有蹶之一日也。其既蹶也，則前此強毅之反抗者代之，代之者既蓄怨積怒，而加以前此一般被幹涉者之不平。又加以刺戟於感情者，既為失其故常之熱度，則其所以還施於前政府者，往往視前政府而尤甚，亦必至之勢也。於是反動複反動，皆循此軌以行，速則數歲，遲則數十年，而未能寧息於彼時也。甲乙丙丁諸部分之人，競政權於中央，而他事皆不遑及；有武人擁兵於外，如該撒拿破侖其人者，則俟狺狺群犬兩斃俱傷之時，起而收漁人之利，以行共和專製。若無其人，則各地方當騷擾雕瘵之後，秩序已破，而複乘中央政府之無暇幹涉，則群盜滿山，磨牙吮血，舉國中無一人能聊其生。若無外國乘之，則俟數年或數十年後，有劉邦、朱元璋起，複為君主專製；若有外國，則不俟該撒、拿破侖、劉邦、朱元璋之興，已入而宰割之矣。於是乎其國遂亡。嗚呼！言念及此，安得不股栗也。嗚呼！讀者試平心靜氣以察之，鄙人所言，其果合於論理否耶？如其不合也，願讀者有以教之；如其合也，則請公等於種族革命後建設共和立憲製之論，稍審慎焉，乃可以出諸口也。

問者曰：然則主動者，或具極高尚之人格，屆時自審不能得多數也，則奉身而退，讓諸他之多數者，其可以免此患乎？應之曰：不然。其事固不能行；即行矣，而其患亦不能免。所謂其事不能行者何也？夫所謂最初主動占優勢之人，質言之，即革命黨首領其人也。既排萬險曆萬難，以顛覆中央政府，其本心豈非以舊政府可憤可嫉，故為民請命而顛覆之也。當其初成功也，舊政府之氣焰，尚未遽絕，蓋猶有餘燼焉。故當時除革命軍占最優勢外，其占次優勢者，仍舊政府黨人，而此外未有第三之勢力焉能與之敵者。革命黨若曰：吾既覆舊政府，而吾之責任畢矣，急流勇退，一切善後，聽諸國民，則起而代之者，必占次優勢之舊政府黨人也。其必釋憾於革命黨，而黨員生命，供其犧牲焉，固意中事。不寧惟是，革命事業一切隨而犧牲，然則前此之擾擾焉，奚為也哉！故新政府初建，革命黨中人必不能不出死力以自壅植其權力，勢則然也。今讓一步，而曰主動人奉身以退，而國權或仍可以不落舊政府之手。然吾猶謂其患終不能免者何也？蓋讓政權於他部分之人，而其不能得多數亦與我同也。如甲部分讓諸乙部分，而乙部分複有甲丙丁三部分與之立於反對之地位，讓諸丙丁部分亦然。故無論何部分皆不惟不能得總意，並不能得多數，勢使然也。吾聞諸粹於政學者之言曰：凡非在曆史上有久發達而極強固之兩大政黨者，其國萬不能有多數政治。夫政黨而必限以兩者何也？必全國中政治之原動力僅劃然中分為兩中心點，然後有多數少數之可言。蓋非甲多於乙，則乙多於甲，甲多於乙則甲為政，乙多於甲則乙為政。而非若黨派分歧之國，甲為政而乙丙丁從而撓之，乙為政而甲丙丁等從而撓之。故現在全世界中，以多數少數而進退執政之國，惟英美兩國能行之而蒙其利，其他則皆利不足以償害（德國日本非以多少數進退執政者），皆此之由。夫一國政治動力集於兩大政黨，此決非可望諸未有政治思想未有政治能力之國民；而秩序新破時，更愈不能望也。然則最初主動占優勢之黨派，雖複高蹈善讓，而終不免此危亡。此無他，共和立憲製，實不適於此等國家與此等時代，而非關於在位之人之賢不肖何如也。

然則在曆史上久困君主專製之國，一旦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於彼時也，惟仍以專製行之，且視前此之專製，更加倍蓰焉，則國本其庶可定，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是也。而我國三千年間之曆史，大率當鼎革之初，靡不嚴刑峻法以杜反側。越再三傳，人心已定，而始以仁政噢咻之，其理由皆坐是也。於彼時也，而欲慕共和之美名，行所謂國民總意的政治國民多數的政治，則雖有仲尼、墨翟之聖，而卒無以善其後也。夫既不能不仍用專製，且不能不用倍蓰之專製，則其去政治革命以救國之目的，不亦遠乎？

第二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說

此說亦萬不能實現者也。此其理，近世學者固多言之。吾於所著《開明專製論》第七章，亦曾述之。然尋常學者之言其流弊也，不過謂機關軋轢而缺調和，謂施政牽製而欠圓活。夫此猶為民政基礎已定之國言之耳。若新造時，則其弊猶不止此，蓋危險有不可思議者焉。請言其故。凡一國家，必有其最高主權。最高主權者，唯一而不可分者也。今之權既分矣，所謂最高主權者，三機關靡一焉得占之。然則竟無最高主權乎？曰仍在國民之自身而已。於是不得不複返於國民總意之說。所謂國民總意，即最高主權也。總意既不能得，則國民多數，即最高主權也。於是多數之國民，對於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機關，而皆可以行其總攬之權，何也？彼諸機關皆吾所命耳，一旦拂吾意焉，吾即可以易置之。蓋其根本精神，應如是也。論者或責備去年東京學界中人，謂總會館之幹事也，評議員也，皆吾等以自由意誌用多數投票而公舉者也。既舉之矣，而不肯服從其意見，何也？吾以為此所謂責其不當責者也。夫謂吾既舉之而即當服從之者，霍布士之說也。最高主權，移於他方也。若盧梭說，則最高主權無論何時，而皆保存於國民之自身也。夫既已三權分立矣，則最高主權，非在國民自身而何在也。故吾昨日可以自由意誌選舉者，明日即可以自由意誌而取消也。故如瑞士之製，隨時得以國民五萬人之同意，遂行全國普通投票；得多數取決，即可取國法根本法而變更之。蓋共和製之真精神，實在是也。然此惟如瑞士者能行之耳。若夫在不慣民政而黨派分歧、階級分歧、省界分歧、種種方麵利害互相衝突之國，則惟有日以此最高主權為投地之骨，群犬狺狺焉競之；而彼三機關者，廢置如弈棋，無一日焉得以自安已耳。蓋隨時拈一問題，可以為競爭之鵠，而國民無複判斷真是真非利害之能力；野心家利用而播弄之，略施小伎倆，即可以刺戟其感情，而舉國若狂。故所謂多數者，一月之間，恒三盈而三虛。彼恃多數之後援以執政權者，時時皆有朝不保暮之心，人人皆懷五日京兆之想，其複何國利民福之能務也。夫去年東京留學生總會館之舊政府，其初意豈料以區區文部省令之問題，而遂致顛覆也。而竟以顛覆也，蓋千金之堤，潰於蟻穴，非人力之所能慮及也。夫留學生總會館之政府，惟有義務而無權利，故人無所歆焉爾。若夫一國之政權，無論文明國野蠻國之人皆所同欲也。而況在教育未興民德未淳之國，人人率皆先其私利而後國家之公益，今也傾軋他人而自代之也。既如此其易，夫安有不生心者乎？更隱括言之，則三權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也。而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決非久困專製驟獲自由之民所能運用而無弊也。準是以談，則雖當革命後新建共和政府之時，幸免於循環反動以取滅亡；而此政體，終無術以持久，斷斷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終必複返於專製（或返於共和專製，或返於君主專製）。然則其去政治革命以救國之目的，不亦遠乎？

彼極端激烈派之不喜聞吾言者，必曰：子曷為頻舉法國之前事以相嚇，彼美國非革命乎？而何以能行共和而晏然也。嗚呼！夫美國非我中國所能學也。彼其人民積數百年之自治習慣，遠非我比，吾既已屢言之。然此猶或未足以使激烈派死心塌地。彼將曰：吾自軍興伊始，即畀權與民，兵權漲一度，民權亦漲一度，迨中央政府覆，而吾民之能自治遂如美國也。縱吾曰不能，而彼曰能之。此程度問題，各憑其人之主觀判斷，吾安從難焉！雖然，即讓一步，而謂革命功成時，吾民之程度已如美國，抑猶當知吾中國之建設事業，非可如美國雲也。論者曾讀美國憲法乎？彼其中央之權限，不過募發軍隊、接派外交官、定關稅、借國債、鑄貨幣、管郵政、保護版權及專賣權、定入籍法、破產法、管理海上裁判權及甲省與乙省之訴訟等區區數端而已；其他一切政治，為憲法明文所未規定者，如教育、警察、農工商務乃至各省普通立法等諸大政，皆屬各省政府之權，未嚐緣革命而有所變置也。其變置者少，故其衝突也不甚；然猶各懷其私，莫能統一。蓋自一七八三年軍事定，直至一七八九年，始布憲法，舉華盛頓為大統領。此六年間，各省暴動屢起，華盛頓為之端居竊歎，而懼前勞之無良果，此稍讀美國史者所當能知也。於彼時也，幸而彼各省故有政府故有議會耳。不然，夫安見美之不為法也。而彼後此憲法，亦惟節縮中央政府權限，除犖犖數端外，一無所更革；其他政治，一如未革命以前。故大體無衝突，而廑乃相安；使其事事而幹涉焉，夫又安見美之不為法也？論者如謂我中國革命後之中央政府可以無須偉大之集權，而一切政治皆悉聽人民之自由而無勞幹涉也，則援美國為前例焉，猶之可也。然試問若此者能為治乎？如其不能，則請毋望新大陸之梅以消我渴也。

至是而人民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其與共和立憲製，無一毫因果之關係，吾敢斷言矣。夫其與君主立憲製無關係也既若彼，其與共和立憲製無關係也複若此，故吾得反其小前提曰：

種族革命，實不可以達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隨而反其斷案曰：故種族革命，吾輩所不當以為手段者也。

若是乎，苟不以救國為前提，而以複仇為前提，置政治現象於不論不議之列，惟曰國可亡仇不可不複者，則種族革命，誠正當之手段也。若猶如陳君之教，以救國為前提乎？則種族革命者，不惟不可以為本來手段直接手段，而並不可以為補助手段間接手段。蓋真一刀兩斷，而屏除之於一切手段之外者也。世有真愛國之君子，其肯聽吾言否也？

附言：吾所論種族革命之不可，及共和立憲之不可，皆就政治方麵以立言，不及其他。蓋此問題不能解釋，則其他問題雖盡解釋，而論者之壁壘，猶不能自完也。頃見某報有“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一文，駁反對革命論者之說，而舉其兩端：一曰怵殺人流血之慘，二曰懼列強之幹預。而於革命後政治現象未論及焉。夫吾之此論，雖至今日而大暢厥旨，然前此固已略言之，屢見於《新民叢報》中。論者宜未必熟視無睹，而竟不一及何也。得無兵法所謂避堅攻瑕耶？然一堅之不破，雖摧百瑕，亦無益也。而況其所謂瑕者，亦未見其能破也。彼文本無可受駁難之價值，吾姑寬假之榮幸之而與一言可乎？其言殺人流血之不足怵也，曰：“彼夫英吉利之三島與蕞爾彈丸之日本，世人豔之，謂為無血之革命，乃試一翻兩國之立憲史，其殺人流血之數，殆不減於中國列朝一姓之鼎革，特其恐怖時期為稍短促耳。”嗚呼！論者豈謂舉國人皆無目耶？不然，何敢於為此欺人之言也。彼所謂英國之殺人流血，殆指克林威爾一役。夫克林威爾之役，豈能謂於英之立憲無大關影響，而斷不可謂英之憲法，由此役發生，由此役成立也。蓋英為不文憲法之國，其立憲之起於何代成於何代，無有能確言之者。彼其頒布大憲章，在一二一五年，當克林威爾前四百年也。若其完全成立，則有謂其實在一八三二年之議院法改正選舉法。改正者（美人巴士所著《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謂英國實當一八三二年後始有憲法），則當克林威爾後百五六十年也。然則純以彼一役為英國立憲之原因，其足以服讀史者之心乎？且即以彼一役論，曷嚐有極大之殺人流血？彼役之最慘酷者，則對於愛爾蘭及舊教徒之虐殺也，然與立憲無關也。若日本則西鄉隆盛以軍東指，勝安房以城迎降，東台一戰，死傷者不過數百，其後西南之役，又與立憲無關也。而論者乃謂其數不減於我列朝一姓之鼎革。夫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數若何，今雖無確實之統計，而一役動逾數百千萬，史上之陳跡，尚可略考而推算也。今論者為此言，苟其非自無目而於英國日本史及中國史未嚐一讀，必其欺舉國人無目而謂其於英日史及中國史無一人能讀者也。陳君之言曰：“中國今日而革命也，革命之範圍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否則亡中國者革命之人也。”此誠仁人君子之言，而謂殺人流血之不可以不怵也。而試問今日若行種族革命，其範圍有術能求其小，其期日有術能促其短乎？若其不能，則亦如陳君所雲亡中國而已。吾聞諸論者之言曰：“軍既興，定一縣則開一縣之議會，以次定十八省，則全開十八省之議會。”信如是也，是其範圍極廣也。又曰：“自軍興以迄成功，則全國民自治習慣已養成焉。”信如是也，是其期日極長也。使陳君之言而無絲毫價值也，則論者之政策，其或可行；使陳君之言而有價值也，則論者之政策，不外陳君所謂亡中國之政策而已。夫彼所以敢於立一“殺人流血不宜怵”之斷案者，殆有兩前提焉。其一則曰非殺人流血，不能立憲也；其二則曰殺人流血，於中國前途無傷也。然其第一前提不衷於曆史也既若彼，其第二前提不應於事實也複若此，亦適成為脆而易破之論理而已。其言列強幹涉之不足懼也，亦有兩前提焉。其一則謂列強持均勢主義，莫敢先發難，其言曰“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撓之，無寧兩坐守之而尚可以少息也”。其二則謂我實行革命，列強將畏我而不敢幹涉，其言曰：“列強之所以環瞰者，吾之不動如死，有以啟之；一旦張耳目振手足，雖不必行動若壯夫，而彼覬覦之心，固已少息。歐族雖恃其威力，然未有不撓折於如荼如潮之民氣者。”此兩前提又果正確乎？則試先檢其第二前提。其第二前提，童呆之言也。未嚐一自審吾之力如何，又未一審人之力如何，惟喊殺之聲連天，遂謂人之必將聞喊聲而震懾也。夫威力而果撓於民氣乎？義和團之民氣，曷嚐不如荼如潮，而列國聯軍之威力，曾撓折焉否也。論者必將曰：彼野蠻而我文明也。問彼野蠻而我何以能文明？必將曰：彼由下等社會主動，我由學界或其他中等社會之人主動也。則試問抵製美約，學界人主動矣，美國曾撓折焉否也？上海鬧審罷市，學界人主動矣，英國曾撓折焉否也？東京罷學，學界人主動矣，日本曾撓折焉否也？夫吾非謂民氣之必不可用也，而用之必與力相待；無力之氣，雖時或偶收奇效，而萬不可狃焉以自安也。力者何？強大之陸海軍是已。苟有是物，則天下萬國，可以惟餘馬首是瞻；若其無之，雖氣可蓋世，而遂不免於最後之滅亡。中國而欲絕人覬覦也，必其行動確然為一壯夫焉斯可也。僅若壯夫，猶不足以威敵，而壯者乃謂不必若壯夫，惟張耳目振手足而人已憚矣，其毋乃言之太易乎？將來之事未可知，而以最近電報，則美國人固派二萬五千之陸軍，以防我暴動，且彼明言所防者不僅在排外而尤在排滿矣。彼反對革命者，謂列強必幹涉，而主張革命者謂列強必不幹涉，其果誰之言驗而誰之言不驗耶？夫民氣猶火也，善用之可以克敵，不善用之亦可以自焚。暴動之起，主動者無論若何文明，而必不能謂各地方無鬧教案殺西人之舉，此事勢之至易見者，而謂人之能無幹涉乎？且就令無鬧教之舉，而以暴動之故，全國商業界大生影響，而謂人之能無幹涉乎？必不然矣。嗚呼！我國人虛憍之態，殆其天性矣。前者為頑固的虛憍，今也為浮動的虛憍，外形不同，而精神實乃一貫。日本人所笑為一知半解的國權論，其言雖刻薄，而固不得不謂之切中也。今日欲救中國，惟忍辱負重，厚蓄其力，以求逞於將來。而論者乃於毫無實力之國民，惟獎其虛憍之氣以揚其沸，是得為善醫國矣乎？是其第二說之不能自完也，則請複檢其第一前提。其第一前提，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夫自今以往，列強中無一國焉能獨占利益於中國，無待言矣。如英如日如美，皆不願中國之瓜分，亦無待言也。雖然，列強固未嚐不持機會均等主義，日眈眈焉皞一機會之至，而各伸其權力於一步。若中國民間而有暴動，是即予彼等以最良之機會也。則試為懸揣將來革命之趨勢（此段單言革命者，即指種族革命，非指政治革命也，弗誤），為中央革命乎？為地方革命乎？中央革命者，如法國然，僅起於巴黎取舊王室舊政府而顛覆之，不必以革命軍糜爛四方也。然此恐非中國所能望。如是則必地方革命。地方革命，如其乍起旋滅，僅以現政府之力能削平之，則不必論，然此又必非言革命者之所望也。吾於是如其願，設革命軍之力足以蔓延數省，而現政府不能製之。於彼時也，則外國之態度如何，現政府之態度又如何，外國必頻促現政府削平之，否則幹涉。現政府初時必不許，及自審其不能製，則轉而求外國之協助，外國則或俟現政府之請求然後幹涉焉，或不俟其請求而先幹涉焉，皆意中之事也。於彼時也，又當視革命軍之舉動如何？革命軍必求列強承認其為國際法上之內亂團體，固也。然無論何國斷無有孟浪焉以承認者也。其中必多有絕對不承認者，亦或有徘徊焉觀其將來之趨勢，而始確定其承認或不承認者。但得一二國徘徊焉，已非有極才之外交家不能矣。然即有極才之外交家，亦僅能得其徘徊，不能得其承認；欲得其承認，必須有二種實力。（一）革命軍之地位，確已視舊政府占優勝；（二）革命軍確能保障其領土之平和，使外人生命財產，得十分安全，有再起暴動者，革命軍頃刻即能鎮壓之。然此兩種實力，固非易言也。苟彼此之地位，優劣久難決，則相持久而影響於商業者甚大，外國必欲其一仆而一存，此自然之理也。然欲仆革命軍以存舊政府者，必多於欲仆舊政府以存革命軍者，彼誠非有所偏愛偏憎。然扶舊政府以仆革命軍，則其可以得利益之機會必甚多，彼自為計，寧出於此也。然猶必革命軍於其領土內能確有保障平和之實力，乃久徘徊耳。若以有革命軍之故，而致彼之生命財產，蒙危險的影響，則其絕對的不承認；或始雖徘徊，而隨即轉方針為不承認，此一定之趨勢也。而排滿之心理，恒與排外之心理相連屬，在最初革命主動者，固已難保其不含此性質；即曰吾能節製之，而影響所波動，必喚起各地方之排外熱，此實不可逃之現象也。於彼時也，革命軍以威力鎮壓之乎？恐遂以此失人心而生內訌；苟放任之，則此等現象將續續起，而欲求外國承認之希望遂絕，夫不承認則必幹涉矣。又讓一步，而謂革命軍以極機敏之行動，能於外國未及幹涉之前，以迅雷不掩耳之勢遽仆中央政府，或中央革命與地方革命同時並行，如是則革命軍既取舊中央政府而代之矣。則於斯時也，舉全國十八省中無論何處有暴動，而危及外國人之生命財產者，革命軍皆不可不任其責。何也？使革命軍與舊政府對立，則革命軍所負責者，惟在其已略得之領土耳，此外則舊政府任之。若舊政府既亡，則革命軍任責之範圍逾廣。蓋權利與義務之關係，應如是也。而以倉猝新造之政府，能保各省之無騷動乎？有騷動而其力遂足以遍鎮壓之乎？必不能矣。不能，而欲各國認我為國際上一主格，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藉曰：無騷動矣，有騷動而能鎮壓之矣。猶當視其新政府之基礎如何，能無於政權攘奪之間，生衝突乎？苟如我前者所言建共和政體而不能成立也，則不必問各地方之現象如何。即以中央政府之蜩唐沸羹，亦足以召幹涉。幹涉則奈何？夫論者所謂“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撓之”，此義固吾所已承認者也。然則幹涉之結果究奈何？曰使革命軍久未能覆舊政府，則彼與舊政府提攜，以聯軍代戡定之；而於事後取機會均等主義，各獲莫大之報酬於舊政府雲爾。使革命軍而遽覆舊政府，而或不能鎮壓地方之騷擾，或不能調和中央之衝突，則彼亦將以聯軍入而再覆此新建之政府。於彼時也，新舊政府既皆滅絕，而舉國中無一人有曆史上之根柢，可以承襲王統者，其間必有舊王統之親支或遠派，遁逃於外以求庇；於是聯軍乃擁戴之以作傀儡，此路易第十八之所以能再王法國也。而此傀儡之廢置，自茲以往，一惟外國人之意，而中國遂永成埃及矣。信如是也，則革命軍初意，本欲革滿洲之王統；而滿洲卒未得革，不過以固有之王統，易為傀儡之王統而已。則試問於中國前途，果為利為害？而言革命者，亦何樂乎此也？夫論者所謂“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撓之”，以此證列國中無能用單獨運動以行幹涉者，則其說完矣。然須知列國尚有以共同利害關係之故，用共同運動以行幹涉，此實將來不可逃避之現象也。故吾謂彼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要之兵法曰：毋恃敵不來，恃我有以待之。今日不言革命則已耳，苟言革命，萬不能曰：外國殆不幹涉，而掩耳盜鈴以自慰也（俗語所謂一心情願）。必其自始焉曰：吾固預備外國幹涉，彼從某方麵幹涉，吾之力可以從某方麵拒之；彼用某手段幹涉，吾之力得用某手段以勝之。不觀法蘭西乎？其大革命時，外國聯軍所以幹涉之者何如？法人之力，能戰聯軍而退之，僅足自支耳。不然，則不待拿破侖之興，而已為波蘭，未可知也（美國獨立時其情形又稍不同。彼僻在新大陸，與歐洲列國關係甚淺。當時有勢力於新陸者惟英法兩國。英其敵國也，而法則以妒英之故，反為美援也。故彼無幹涉之患，而我中國今日情形實同於法而不同於美至易見也。故又未可援美以自慰也）。而所謂某方麵某手段者，又必須有確實證據。將彼我之實力，統計而比較之，而確見其為如是。萬不能以空談及模糊影響之言以自欺也。今持革命論者，亦曾計及此而確有所自信乎？若有之，請語我來；若其未也，則不懼外國幹涉之言，慎勿輕出諸口也。

以上所駁，吾欲求著者之答辯；若不能答辯，則請取消前說可也。但即能答辯此節，而於革命後不能建設共和立憲製之論；不能答辯焉，則種族革命說，即已從根柢處被破壞而不許存立也。

又頃見種族革命黨在東京所設之機關報大標六大主義，一曰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曰建設共和政體，三曰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四曰土地國有，五曰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六曰要求世界列國讚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吾見之而瞀惑，不知其所謂。其第一條顛覆現今惡劣政府，此含有政治革命的意味；雖用語不甚的確，猶可言也。其第二條建設共和政體，則吾此文及《開明專製論》第八章已令彼之此主義無複立錐地。其第三條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言之太早，請公等先維持我國之平和；待我國既自立，他國有疑我懷侵略世界之野心者，其時自表白焉，猶未為晚。其第四條土地國有，則公等若生於烏托邦，請實行之；若猶未能脫離現今地球上各國土，則請言之以自娛可也。其第五條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連合，可謂大奇。所謂連合者，屬於交際者耶？則何國不當連合，豈惟日本？言日本，則日本以外各國豈皆排斥乎？屬於法律的耶？既命之曰兩國國民則何從連合，合日本於中國乎？是又諺所謂一心情願也。合中國於日本乎？公等雖欲賣國與日本，恐四萬萬人未必許公等也。其第六條要求列國讚成中國革新事業，亦大奇。中國革新事業，中國之主權也。豈問人之讚成不讚成？夫要求雲者未可必得之辭也。如彼言外之意，萬一列國不讚成，我遂不能革新乎？然則中國不已失獨立之資格乎？噫嘻！吾知之矣。彼其意殆雲要求列國承認我共和新政府也。其第五條則因偶結識日本之浮浪子數輩，沾沾自喜，恃以為奧援，此終不離乎媚外之劣根性也。而以此為政綱以號於天下，是明示人以舉黨中無一有常識之人耳。以吾讀該報，除陳君天華之文以外，可直謂無一語非夢囈，不能多駁之以費筆墨，僅舉其政綱與一國有識者共評之。

第二舍種族革命之外更無他道焉可以達政治革命之目的也

此小前提正確與否，即吾之政論正確與否之所攸判也。夫種族革命不可以達政治革命之目的，既為絕對的而無所容疑；而使更無他道可以達之，是亦束手待亡而已。蓋陳君於種族革命之能否間接以救國，亦未嚐無疑焉，而覺舍此以外，無一而可。故不得不姑倡之以為嚐試也。其言曰：“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與我共事乎！”是其義也。某報之言亦曰：“今乃以種族不同血係不屬文化殊絕之二族，而強混淆之，使之為一同等之事業，其聲氣之隔膜，已不待言；而況乎此二族者，其階級懸殊，又複若雲泥之迥判，相猜相忌，已非一日，於此而欲求一推誠布公之改革，豈可得乎？”此其論亦含一麵的真理，而駁解之頗不易易者也。吾所以駁解者則如下。

試請讀者暫將複仇一念，置諸度外，平心以觀察現今之政局。其所以不能改革者，其原因專在種族上乎？抑種族以外尚有他原因乎？抑原因全在他，而與種族上毫無關係乎？就此以立三前提。其第一前提曰，徒以種族不同，故不能改革也；其第二前提曰，既以種族不同，複以他種障礙，故不能改革也；其第三前提曰，徒以他種障礙，故不能改革也。若第一前提正確，則僅為種族革命，而即可以改革。若第二前提正確，則一麵既為種族革命，一麵複取他障礙而排除之，而後可以改革。若第三前提正確，則僅排除他障礙，即不必為種族革命，而亦可以改革。此三前提孰為正確，非以嚴密的歸納研究法，不能得之；然此歸納研究法，正未易施也。

欲從事研究，則不可不取改革之定義而先確定之。所謂改革者（即論者所謂開誠布公之改革），吾欲以立憲當之，次則開明專製亦可以當之。此諒為論者所肯承認也，即不承認開明專製，亦必承認立憲。故吾今就立憲以立言。

凡治論理學者，其所用歸納研究法有四，而最適用者曰類同法（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曰差異法（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今試以類同法求不能立憲之原因。類同法者，甲現象之顯而必有乙現象起於其前，或乙現象之顯而必有甲現象隨乎其後，因知乙現象必為甲現象之原因也。如“甲乙丙”之後恒有“呷乙丙”，“甲乙丁”之後恒有“呷丙叮”，甲丙丁之後恒有“呷丙叮”，由是知“甲”必為“呷”之原因，“呷”必為“甲”之結果也。今請以“甲”代“種族不同”，以“呷”代“不能立憲”而求諸百餘年來各國之曆史。法國當一七九一年以前，非“甲”也，而竟為“呷”；乃至葡萄牙當一八二六年以前，西班牙當一八○九年以前，奧大利當一八四九年以前，皆非“甲”也，而竟為“呷”。凡此皆無“甲”而能生“呷”，然則“甲”必非“呷”之原因，“呷”必非“甲”之結果明矣。申言之，則“種族不同”必非“不能立憲”之原因；“不能立憲”必非“種族不同”之結果明矣。於是向他方麵以求之，則見夫各國之不能立憲者，或其君主誤解立憲，以為有損於己，或其人民大多數未知立憲之利而不肯要求。此兩者皆其普通共有之現象也，故以類同法求之，則知此兩現象實為不能立憲之原因也。吾今以“己”代前者，以“戊”代後者，得斷言曰“己”與“戊”即“呷”之原因也。然君主之誤解，實由於一己之利害問題；若人民要求迫切，則君主必知不立憲而折損更甚，比較焉而誤解自銷。故人民要求，又為消釋君主誤解之原因。故不肯要求，實為不能立憲之最高原因。以代字表之，則“戊”即“呷”之最高原因也。

問者曰：“甲”不能為“呷”之單獨原因，吾固承認矣。雖然，英國之在印度，以“甲”故生“呷”；法國之在越南，以“甲”故生“呷”；日本之在台灣，以“甲”故生“呷”。今滿洲之在中國，亦以“甲”故生“呷”。然則安知“呷”之非有諸種原因，而“甲”即為其一種乎？若是乎則非除“甲”而“呷”終不能除也。欲答此難，則當以差異法明之。差異法者，凡一現象恒合數部分之小現象成。若其現象本有乙部分，忽將其除去，而續起之現象，即不見有甲部分；或其現象本無乙部分，忽將其增入，而續起之現象，即見有甲部分，因知乙必為甲之原因也。如本為“甲乙丙”故生“呷乙丙”，及將甲除去，變為“乙丙”，則其續生者僅“乙丙”而無複有“呷”；或本為“乙丙”故生“乙丙”，及將“甲”增入，變為“甲乙丙”，則其續生者，遂為“呷乙丙”，而竟有“呷”。若是則可以斷“甲”必為“呷”之原因；即不爾，亦為其原因之一部分也。今試除之以求其差異乎。我中國當元代，其本來現象為“甲乙丙”其相屬之現象為“呷乙丙”。至明則將“甲”除去，所餘之現象為“乙丙”而其相屬之現象仍為“呷乙丙”，不聞其以無“甲”之故而遂無“呷”也。又試增之以求其差異乎。南非洲杜蘭斯哇爾及阿蘭治兩國，其本來之現象為“乙丙”，其相屬之現象為“乙丙”，及敗於英，變為“甲乙丙”而其相屬之現象仍為“乙丙”（兩國今皆已有完全之憲法），不聞其以有“甲”之故，而遂有“呷”也。由此觀之，則可知“甲”必非“呷”之原因，且並非其原因之一部分也。反而求之，則見夫吾中國之明代，以有“戊”之故，故雖無“甲”而猶有“呷”。南非兩國以無“戊”之故，故雖有“甲”而能無“呷”。然則“戊”為“呷”之原因益明。

問者曰：元明之交之中國，則未有“戊”者也；南非二國則本無“戊”者也。若夫本有“戊”而並有“甲”之國，則僅除“戊”而不除其“甲”，而“呷”之現象遂可除乎？質而言之，則如今者之印度、安南、台灣乃至吾中國，若其人民大多數能要求立憲，則雖異族之君主不易位，而立憲可致乎？吾應之曰：可也。於何證之？於匈牙利證之。匈牙利之有“甲”而並有“戊”，蓋數百年也，一旦將其“戊”除去，則雖“甲”未除而“呷”已滅；其所得結果與本來無“甲”之國，毫無所異也。故苟使印度、安南之民智、民力、民德而能如匈牙利乎，而人民大多數要求憲法，則英法終不能不以匈牙利待之。而況乎今日中國與滿洲之關係，又絕非如印度與英、安南與法之關係也，且又不僅如匈牙利與奧大利之關係也。

由此言之，立憲之幾，恒不在君主而在人民。但使其人民有立憲之智識，有立憲之能力，而發表其立憲之誌願，則無論為如何之君主，而遂必歸於立憲。若如論者所謂開誠布公之改革乎，此豈惟難得諸異族君主，即欲得諸同族者，夫亦豈易易也。不然，試觀古今中外曆史，其絕無他動力而自發心以行開明專製者曾有幾何人？而不由人民要求而欽定憲法者曾有幾何國也？故曰：此別有他故焉，而非異族為政使之然也。

夫君主之所以不肯立憲者，大率由誤解焉，以為立憲大不利於己也。若有人焉，為之委婉陳說，使知立憲於彼不惟無不利，而且有大利，則彼必將欣然焉以積極的觀念而欲立憲。於是乎立憲之幾動又使於國外有種種的勢力之壓迫，於國內有種種的勢力之澎漲，人民有所挾而求焉。使知不立憲，於彼不惟無所利，而且有大害，則彼必將悚然焉以消極的觀念而不得不立憲，於是立憲之局成。此無論何國皆然，而絕非以種族之異不異生差別者也。故謂立憲之原因，則君主之肯與不肯，固占一部分；然其肯與不肯，仍在人民之求與不求。故人民之求立憲，實能立憲之最高原因也。

亦間有君主雖肯而仍不能立憲者，則貴族實厄之。如某報論我國二百六十年來實為貴族政治。推其意則曰：縱使滿洲之君主肯立憲，而滿洲之貴族亦不肯，又奈之何也？吾以為貴族政治有二大要素，而今之滿洲人皆不具之。二大要素者何？一曰貴族必有廣大之“土地所有權”，世襲相續；二曰貴族之意見常能壓倒君主之意見，否亦左右君主之意見。試觀古今中外曆史，有不具此二要素，而史家名之為貴族政治者乎？而滿洲人於事實上無此二者，故指為貴族政治，其斷案實不正確也（滿洲人無廣大之“土地所有權”盡人能知，無待設證。若滿洲多數人之意見，果能壓倒君主之意見乎？論者或引一二事為證，謂為戊戌庚子之役西後隨諸滿洲諸頑固黨為轉移是實被壓倒也。吾以為此證不正確也。若使西後之意見與滿洲多數人意見相反而衝突之結果卒為滿洲多數人所勝斯可；謂被壓倒矣，而事實上確不然也。彼等苟非得西後之同意萬不能行其政策，事至易見也）。且論者所指摘，多順康雍間事，久為陳跡，至今屢變而非複其舊。以今日論之，號稱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鎮其間者，漢人耶？滿人耶？而北京政府諸人，不幾於皆為其傀儡耶？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鎮，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乃至滿洲之本土東三省，今撫而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漢軍固不得謂之滿人）？平心論之，謂今之政權，在滿人掌握，而漢人不得與聞，決非衷於事實者也。夫謂彼漢人者，不過媚滿洲之一人，乃得有此，斯衷於事實矣。然即此可證權力之淵源，實在一人之君主，而非在多數之貴族矣。夫吾之所以語此現象者，凡以證明中國今日，實為君主專製政治，而非貴族專製政治雲爾。吾之所以必為此證明者，以見中國今日，苟君主不欲立憲則已耳；君主誠欲之，則斷非滿洲人所能阻也。夫阻之者，固非無人矣；然其人豈必為滿洲人？吾見夫今日漢人之阻立憲者，且多於滿人，而其阻力亦大於滿人也。由此觀之，謂君主以其為君主之地位，而認立憲為不利於其身及其子孫，而因以不肯立憲焉，則深文之言，非篤論也。即君主以外而有阻立憲之人，亦不過其人各為其私人之地位，恐緣立憲而損其權力，是以阻之，而決非由種族之意見梗其間也。使其出於種族之意見也，則必凡漢人盡讚焉，凡滿人盡梗焉然後可。然今者漢人中或讚或梗，滿人中亦或讚或梗，吾是以知其讚也梗也，皆於種族上毫無關係者也。

附言：吾前文以類同法、差異法研究不能立憲之原因，而解釋此問題，謂不問君主之為異族為同族，而專問人民之能要求不能要求，其最後之結論，則謂人民果能要求，則雖異族之君主而猶必可立憲也。然此特如論者之意，認滿洲與我，確溝然為兩民族，始紆曲而得此結論耳。但以嚴格論之，滿洲與我，確不能謂為純粹的異民族，此吾所主張也。頃見某報複有一文，題曰“民族的國民”，其言若甚辯，但以吾觀之，則彼所列舉之諸前提，皆足以證我斷案之正確，而不足以證彼斷案之正確。今擷述其說而疏通證明之。彼雲：民族者同氣類者也（節其定義之要點）。所雲氣類，條件有六：一同血係，二同語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習慣，五同宗教，六同精神體質，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此前提根據於近世學者之說，吾樂承認之。惟據此前提以觀察漢人與滿人相互之關係，其第二項同語言文字，則滿洲雖有其本來之語言文字，然今殆久廢不用，成為一種之僵石；凡滿人皆誦漢文操漢語，其能滿文滿語者，百不得一，謂其非與我同語言文字不得也。夫凡異族之相滅，恒蹂躪其國語。如俄滅波蘭，則禁波人用波語；奧大利之於匈牙利，初則官署及議會皆不得用匈語，直至去年，匈人所求於奧者，仍為軍隊上用匈語之一問題也。故如匈之與奧，斯可謂之異族。何也？其語言文字，劃然不同，而匈人凡屬政治方麵，其國語皆受壓迫也。若滿洲則何有焉？其固有之語言文字，已不適用於其本族，而政治各方麵，我國文國語，立於絕對的優勝之地位，更無論也。其第三項同住所，則滿洲之本土，漢人入居者十而八九；而滿人亦散居於北京及內地十八省，至今不能為絕對的區別，確指某地為滿人所居也。其第四項同習慣，則一二小節雖或未盡同，而語其大端則滿人大率皆同化於北省之人，其雜居外省者，亦大略同化於其省，事實之不可誣者也（若舉其小節之不同，則我國南省與北省亦有不同者矣。吾以為滿人習慣之異於我者亦不過我南省與北省異之類耳）。其第五項同宗教，則現在漢人中大多數迷信“似而非的佛教”，滿人亦然；現在漢人中少數利用“似而非的孔教”，滿人亦然，是其極相吻合，更不待煩言。若夫其第六項，同精神體質，則滿漢二者果同果異，此屬於人種學者專門的研究，吾與論者皆不應奮下武斷。但以外形論之，則滿洲與我，實不見其有極相異之點；即有之亦其細已甚，以之與日本人與我之異點相比較，其多寡之比例，較然可見，而歐美更無論矣。然則即雲異族，亦極近係之異族，而同化之甚易易者也。其第一項同血係則二者之果同果異，又屬於曆史學者專門的研究，吾與論者又皆不能奮下武斷。愛新覺羅氏一家，其自有史以來，與我族殆無血係之相屬，吾亦承認之；若其最初果有關係與否，則今未得證明，不能確斷。就令此一家者，自始與我無絲毫之血係相屬，然亦限於彼一家耳，不能以概論滿洲全族。其他之滿洲人，則自春秋時齊燕與山戎之交涉，秦時、王莽時、三國時，人民避難徙居遼沈者，其數至夥，曆史上班班可考（今限於本文之問題不能備舉以增支蔓。若有欲索吾之證者，吾可舉曆史以應之）。然則謂凡一切滿洲人，皆與我毫無血統之關係，吾斷不能為絕對的承認也。一切之滿洲人，既與我或有血統之關係，則愛新覺羅氏，或有或無，是終在未定之數也。就以上所辨，則論者謂民族之六大要素，滿洲人之純然同化於我者，既有四焉；其他之二，則彼此皆不能奮下武斷，而以吾說較諸彼說，則吾說之正確的程度，比較的固優於彼說也。故以吾所主張，則謂依社會學者所下民族之定義以衡之，彼滿洲人實已同化於漢人，而有構成一混同民族之資格者也。

複次，彼論文複揭所謂同化公例者凡四。第一例，以勢力同等之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第二例，多數征服者而吸收少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三例，以少數征服者，以非常勢力吸收多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四例，少數征服者為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此四公例者，亦吾所樂承認也。而吾則以為滿洲在中國，實如彼所舉第四例之位置。故疇昔雖不能認為同族，而今後則實已有構成一混同民族之資格也。而論者必強指其為第三公例之位置，是不免枉事實而就臆見也。彼其舉證據分二種，每種複分二類。其第一種曰“欲不為我民族所同化”，就中第一類曰“保守其習慣”，雜引順、康、雍、乾間各上諭以為證。第二類曰“發皇其所長”，則謂二百年來兵權悉萃於彼族，而我族無與焉，亦舉順、康、雍、乾間故實以為證。凡其所舉者，亦吾所承認者也。雖然，此不過百餘年前之事耳。若近百年來則何如？彼所雲保守其習慣者，雖三令五申，而誨諄諄而聽藐藐。今則並其固有之語言文字，莫或能解，而他更無論矣。若夫兵權，則自洪楊一役以後，全移於湘淮人之手；而近今則一切實權，皆在第二政府之天津，又事實上之予人以共見者也。至其所舉第三種，謂滿洲欲迫我民族同化於彼者，其最重要莫如剃發一事。此亦吾所承認也。然此事抉去之甚易易，且挽近其機已大動；一旦效西風倡斷發，則一紙之勞耳。故此事雖為我同化於彼之徽識，而亦決不能久也。夫滿洲自二百餘年前，不能認之為與我同族，此公言也（其血係及精神體質相同與否不能斷言，而語言文字、住居、習慣、宗教皆不相同，故不得認為同族也）。其順、康、雍、乾間諸雄主，不欲彼族之同化於我，亦其本心也。無奈循社會現象之公例，彼受同化作用之刺戟淘汰，遂終不得不被同化於我。雖彼不欲之，而固無如何。而事實之章明較著者，則今既若是矣。然則就今日論，而必謂彼欲化我之可畏，必謂我欲化彼之不能。請論者平心思之，其果為適於事實，衷於論理矣乎？必不然矣。

夫論者固亦自知其說之不完，故於其下方又曰：“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於我者，已無複存。”又曰：“凡此皆與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是論者亦認滿洲為已同化於漢族，如彼所雲同化公例之第四項矣。乃旋複支離其詞，謂立憲說若行，則我民族遂永沉於同化之第三例；此真所謂強詞奪理不可以不痛辯也。今複取而糾之。論者謂“民族不同而同為國民者，其所爭者莫大於政治上之勢力；政治上之勢力優者，則其民族之勢力亦獨優。”此其前提亦吾所承認也。然此又適足以證吾說之正確，而不足以證彼說之正確也。彼之言曰：“今者滿洲欲鞏固其民族，仍不外乎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由是而有立憲之說。”又曰：“吾今試想像一至美至善之憲法，曰此憲法能使滿漢平等相睦，自由之分配適均，同棲息於一國法之下，耦俱無猜，如是當亦一般誌士所喜出望外也。雖然，吾敢下斷語曰從此滿族遂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為我民族特設之位置也雲雲。”吾讀至此，方急欲盡聞其言，聽其有何等之說明，乃不料讀至下方，則滿紙仍複仇之說，而政治上之趨勢，乃不複論及也。推彼所以致誤之由，不外誤認皇位與政治上勢力同為一物。夫在非立憲之國，則皇位確與政治上勢力同為一物，固也。若在立憲之國，則二者決非同物。如彼英國，其皇位全超然於政治勢力以外，不必論矣。即如日本、普魯士等國，其皇位雖亦為政治上一部分勢力所從出，而決不能謂舍皇位以外，更無他之政治上勢力。蓋立憲與非立憲之區別，實在是也。皇位以外之勢力何在，亦曰在國民之自身而已。國民立於指揮主動之地位者，其勢固極大；即國民立於監督補助之地位者，其勢力抑亦不小。此凡立憲國之先例所明示也。夫即在非立憲之國，其君主固非能舉一切政務而悉躬親之；其政治上大部分之勢力，實仍在臣下之手。但國家機關之行動，無一定規律，而臣下之進退，又悉出於君主之任意。故一切政務，悉動於君主意誌之下，而非動於國家根本法之下。故雖謂皇位與政治上勢力同為一物，亦無不可。若夫在立憲國，即其行大權政治如日本者，固不得不依於憲法條規以行統治權。一切法律，皆須經議會協讚，即緊急敕令獨立命令，亦有一定之限製。然則此等國家，其一切政務，皆動於國法之下，而非動於君主意誌之下明甚。若其用人權，則國務大臣雖非純由議會所得進退，然固不能甚拂輿論。若國務大臣以外之一切官吏，則任用懲戒皆循一定之法規以行，非特長官不能上下其手，即君主亦不能以喜怒為黜陟明也。而司法權獨立，而君主不得任意蹂躪，益無待言矣。故吾謂苟不名為立憲則已，既名為立憲國，則皇位以外，必更有政治上勢力存焉。而此勢力之所存，則國民自身是也。吾之此前提，諒論者雖有巧辯，而必不能不承認也。既承認矣，則吾將複進於第二前提，曰既為立憲國國民，同棲息於四民平等的法律之下，則無論何種方麵之勢力，皆得行正當之“自由競爭”（自由競爭者，非謂競其自由也，謂其競爭之力能行於自由而不受他力之幹涉束縛壓抑也）；而政治上勢力，亦其一端也。此前提諒又論者所不能不承認也。既承認矣，則吾將複進於第三前提，曰既行正當之“自由競爭”，則其能力獨優者，其勢力亦獨優；故苟於立憲製度之下以異民族而同為一國民者，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則所占政治上勢力，必能優於能力低度之民族者也。此前提諒又論者所不能不承認者也。既承認矣，而猶曰立憲之說，不外為滿洲民族鞏固其政治上勢力，然則必須當有第四前提焉，乃能達此斷案。其第四前提雲何？必當曰滿族所固有之政治能力，實優於漢族，而兩族行正當之自由競爭，滿必優勝漢必劣敗也。而此第四前提果正確乎，論者若承認之，則本意欲自尊漢族者，其毋乃反蔑漢族乎？若不承認之，則其斷案已屬謬妄，而絕對的不能成立也。夫吾所主張，固認滿洲為已同化於我民族，間有一二未同化者，而必終歸於同化。故一旦立憲而行自由競爭，則惟有國民個人之競爭，而決無複兩民族之競爭。論者所謂某族占優勢者，其實不足以成問題也。若此問題依然存在乎，則兩族之政治能力，孰優孰劣，較然易見；而兩族之政治勢力，孰優孰劣，亦較然易見矣。論者如謂必不能得滿漢平等之憲法，則其事又當別論。若如彼所言謂自由之分配適均，權利義務悉平等，同棲息於一國法之下矣，而猶謂我民族將來之位置，必永同於彼之第三公例，吾誠不知彼所據論理為何等也。夫彼言“滿洲自入關以來，一切程度悉劣於我萬倍，而能久榮者，以獨占政治上勢力之故。”此語亦吾所大略承認者也。然誠能得正當之立憲政治，則已足救此弊而有餘。何也？以正當之立憲政治，其政治上勢力，未有能以一人或一機關獨占之者也。故吾輩今日所當研究者，（一）現今君主肯立憲與否之問題，（二）所立憲法為何等憲法之問題，（三）吾輩當由何道能使彼立憲且得善良憲法之問題。若夫既肯立憲，且得善良憲法矣，而在此善良憲法之下，漢滿兩族，孰占優勢，此則不成問題；即成矣而亦無研究之價值。何也？此因可以直覺的知識一言而決也。

右吾所述，即論者寧不知之，知矣而複強為之辭，則不過為複仇之一感情所蔽；否則欲以此煽動一般人之複仇感情已耳。論者齗齗自辯，謂彼之排滿，非狹隘的民族複仇主義。以吾觀之，彼實始終未嚐能脫此範圍。故吾請彼還倡其複仇主義，無為牽入政治問題，作繭自縛也。

複次，右吾所述，是辯滿洲於我是否同化於我及能否同化於我之一問題也。吾所主張，則謂滿洲於我，不能謂為純粹的異民族也。論者若不能反駁吾說，則不得不承認吾所主張。若承認吾所主張，則論者所說無論從何方麵觀之，皆不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能反駁矣，不承認吾所主張矣，如是則確認滿洲為異民族，然即戴異族之君主，猶未嚐不可以立憲。此則吾本論正文所主張。苟不能反駁焉，是猶不足以難我立憲說也。

夫既有梗焉者，其梗焉者又或為有力焉者，則甚足以熒君主之聽，而立憲之希望終不易達也，斯固然也。然此實各國普通之現象，不論其為異族政府同族政府而皆有之，是不得緣附種族論，而謂以兩族相猜相忌之故。故不能得立憲也，明矣。既將種族論剔出，則其所以對付此阻力者，亦采各國普通之手段焉可耳。夫使梗焉者出於貴族，則其對付之也頗難。蓋貴族莫不有其特權與其階級相附麗，一旦立憲，則必取法律上四民平等之主義，於彼確大不利，故其反抗力甚強，而其意見既足以壓倒君主或左右君主。故其反抗強，而抗其反抗，固不易也。若我中國今日情勢，則全與彼異。舉國人民，其在法律上，固已平等，無別享特權者。即如某報所舉滿洲人於公權私權上間有與漢人異者，然其細已甚，且屢經變遷而非複其舊；況其由特權所得之利益，或不足以償損害。彼中稍有識者，必不出死力以爭此特權，可斷言也。即讓一步，謂彼必爭，然彼之力，曾不足以左右君主；君主苟欲之，彼雖爭無益也。然則今而後於君主以外，猶有為憲法梗者乎？必其人自顧現在之權力地位，懼緣立憲而失之耳。若此輩者，苟有人焉為之陳說。謂欲立憲，必經過若幹年之開明專製時代，在此時代中，則立憲之影響，不波及於公之權力地位。及夫憲法實施之時，而公且就木矣，何苦爭其所不必爭者，以叢國民之怨也。又或雖至其時而公猶健在，公今日能提倡立憲，則他日公之地位及公之名譽，或更高於今日，而公必棄而不取，甚無謂也。如此則彼將或有悟，而幡然以改，是消阻力之一法也。又或彼終冥頑不靈，則吾所以待之者，尚有最後之相當的刑罰在，則虛無黨之前例是也。夫彼之為梗者，上焉者為權力，下焉者為富貴耳。然若失其生命，則一切權力富貴，皆無所麗。故此最後之手段，實足以寒作梗者之膽而有餘也。

問者曰：吾子屢言憲法，萬一彼所頒憲法，虛應故事，或更予吾漢人以不利，則奈之何？或頒矣而不實行，又奈之何？曰：是亦在吾要求而已。要求固未有不提出條件者。夫條件則豈不由我耶？不承諾諸條件，吾要求不撤回；既承諾條件而不實行，則次度之要求，固亦可以繼起耳。

故夫吾之言立憲，非猶流俗人之言立憲也。流俗人之言立憲，則欲其動機發自君主而國民為受動者；吾之言立憲，則欲其動機發自國民，而君主為受動者。流俗人之言立憲，雖不妨為欽定憲法，而發布之時，萬不能如日本之單純的欽定之形式（此事吾別有論）。若其立憲之內容若何，則在所必爭也。故流俗人之言立憲，見夫朝廷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則欣然色喜，謂中國立憲，將在此役。吾之言立憲，則認此等舉動與立憲前途殆無關係，即有之而殊不足以充吾輩之希望，或且反於吾輩之希望而所謂真正之立憲政治，非俟吾言之要求，不能得之。故流俗人之言立憲，欲今日言之，明日行焉；吾之言立憲，則以立憲為究竟目的，而此目的之達，期諸十年二十年以後。質而言之，則如流俗人所言，立憲不立憲之權付諸人，我惟禱祝以求而已。如吾所言，則立憲不立憲之權操諸我。我苟抱定此目的，終可操券而獲也。

附言：如近日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等事，吾固認其與立憲前途殆無關係。然如流俗人之見，則謂其小有關係，亦未始不可。蓋君主之欲立憲，雖非能立憲之最高原因，然不得不謂其原因之一部分也。然則此等舉動之與立憲有關係與否，亦視其果出於君主欲立憲之意與否而已。若其非出於此意，則可謂為絕無關係；若其果出於此意，則可謂為小有關係，然終不能謂大有關係。何也？苟非由人民要求，則此種關係或不足充吾輩希望，或且反於吾輩希望也（或不由要求竟能充吾輩希望亦未可知。雖然其權不由我，即能得之亦偶得而已，非必得也）。若以人民要求為前提，則此種關係及今已有之，固可喜也；即今尚無之，吾固可以隨時喚起此關係，且令其關係更深切。故現在此等舉動，其性質若何，吾以為毫不足輕重也。複次，若以人民要求為前提，則今日此等舉動或其不足充吾希望，吾可要求使或充，其或反於吾希望，吾可要求使毋反。吾懸一水平線以為衡，吾所知者，求適合此水平線而已；在彼水平線以下，無論何種現象，吾視之則五十步與百步耳。能知此義者，可與言立憲問題；不知此義者，未足與言立憲問題。

然則吾國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國中大多數人知立憲希望立憲，且相率以要求立憲。若果能爾爾乎，則彼英人在昔常有“權利請願”之舉，有“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格言，真可謂唯一正當之手段，唯一正當之武器也。而俄人虛無黨故事，抑亦濟變之手段，最後之武器也。我國民誠能並用之乎？吾敢信政治革命之目的終必有能達之一日也。

附言：人民要求，苟得其法，則必能使政府降心相從，征諸各國前例，殆成鐵案。即以吾國近數年事實證之，其趨勢亦甚顯著。如最近粵紳與粵督爭路權一事，其最為明效大驗者也。彼事件於種族問題，絲毫無涉；而徒以正當的要求。雖當道以炙手可熱之勢，遂不能不出其交讓之精神，以圖解結。此雖僅屬小節，不涉全體，然舉一反三，亦可知不必為種族革命，而可以得政治革命明矣。其他如枝枝節節之利權收回，斷斷續續之內治改革，彼政府當道，固未嚐不以輿論為蝦，而自為其水母。凡此之類，不可枚舉，此皆數年來之事實，較然不能掩也。蓋今日之政府當道，其大部分皆脆薄之人，其小部分則欲治事而不知何塗之從而可也。故苟民間有正當之輿論，而盾以實力之要求者，吾信其最後之勝利，必有屬矣。而人民不能自改良其輿論，不能自扶植其勢力，徒懟政府，詬當道，寧有濟耶？嗚呼！

雖然，尚有附加之三義焉。一曰其所要求者，必須提出條件。苟無條件，微論彼不知所以應；即應矣，仍恐其不正確也。二曰其提出之條件，必須為彼所能行。若為彼所必不可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以雲要求，則等諸無效也。三曰其濟變之手段，最後之武器，不可濫用。用之必在要求而不見應之後，且所施者限於反抗此要求之人；不然，則刑罰不中，既使彼迷惑，而有罪者反不知其罪也。此則吾於所著《開明專製論》第八章，既言之矣（參觀《開明專製論》及“對於陳烈士蹈海之感歎”）。抱定此手段，而以此三義者整齊嚴肅之，吾謂未有不能濟者也。故吾又得反其小前提曰：舍種族革命以外，實有他道焉可以達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

隨而反其斷案曰：故舍種族革命以外，吾輩別有當以為手段者也。

吾昔於《開明專製論》第八章第一段之結論，曾有兩語雲：“欲行種族革命者，宜主專製而勿主共和；欲行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動。”吾自以為此兩語盛水不漏，無論何人，不能致難矣。而吾見某報之論複有曰：“改革之權，操之於上；而下盡輸其資產生命以為之陛楯，上複慨與以高爵厚祿以施之報酬，立憲而已。”夫解釋立憲而下此概念，是足以服持立憲論者之心乎？凡欲辨難者必不可不衷於論理，而論理必先確定其概念，而不可先以其愛憎枉固有之定義。試觀鄙人前後難種族革命說，難共和立憲說者，凡數萬言，曾有一度焉曲解種族革命之定義，曲解共和立憲之定義者乎？苟不認此論理學上之公例，是亦不足以入辨林已耳。故吾略下君主立憲之概念曰：“君主立憲者，君主應於人民之要求，而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及人民對於國家之權利義務者也。”其所規定，則君主與人民協定之；而所以得之者，則由君主應於人民之要求也。故規定為其結果，而要求為其原因也。讀者謂吾所下之概念，視某報所下之概念何如？

然則暴動絕無影響於立憲乎？曰：亦有之。要求不得而繼以暴動，君主憚暴動而遂應其要求是也。然此殆非正當之手段。蓋徒耗其力也，以之與虛無手段相較，其不如虛無遠矣。然以要求不得而暴動，則其暴動之目的，已非在種族革命矣。然則種族革命的暴動，絕無影響於政治革命乎？曰：亦有之。君主憚種族革命之屢興，而厲行政治革命以銷其焰是也。信如是也，則種族革命適以助政治革命之成功也。質言之，則排滿者適所以助立憲者（狹義的立憲）之成功也。使排滿者如有甘犧牲其功業名譽以助與己反對之立憲黨使成功之心而出於暴動，則其可敬孰甚焉。信如是也，則其種族革命共和立憲之主義，不得不中道拋棄矣。然此恐非言排滿者所樂聞也；其所樂聞者，則投滿人於荒服之外，而組織一盧梭的國家也。若此者，苟不能將吾之說，一一答辯，則鉗而口焉可也。不然，我四萬萬人當以故殺祖國之罪科之。

抑陳君又言曰：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中略）。夫以鄙人之迂拙如此，或至無實行之期，亦不可知。然而舉中國皆漢人也，使漢人皆認革命為必要，則或如瑞典、那威之分離，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蓋君之言，深知現在革命之不可，而欲期諸極遠之將來，其用心可謂良苦。然欲使社會之大多數皆認排滿為必要而實行之，此誠至難之事。何則？聞人言排滿而樂聽之者，比比皆是；若使其實行，則樂聽者千人而不得一人也。其所舉以刺激其感情而最有力者，無過順、康、雍間事。然久已過去，成為陳跡，非複切膚之痛。複九世仇，豈能人人皆有此誌，此猶不如政治論之尤易動人也。故君自慮其無實行之期，良有由也。然又如君言，舉中國皆漢人，故此手段，雖絕迂拙，猶非絕對的不可得達。雖然君未計及實行之後，其效果何如也。蓋君亦迷信共和論者之一人，而中國萬不能行共和立憲製之理由，君所見尚未審也。夫寧知乎雖多數明此義而複實行，而猶不足以救中國，轉以亂中國乎？嗚呼！安得起君於九原，而一上下其議論也。

若取君之語而略點竄之，曰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政治革命主義，漸普及於下等社會，則其言斯無弊矣。夫使今日中國之多數人，皆知政治革命主義，而循吾所謂正當手段以進行也。其現今在政界地位已高者，陳利害於君主；其次高者，陳利害於上憲及其僚及其未入宦途者，或其父兄，或其朋友。苟有可以為陳利害者悉陳之，以浸潤移其迷見，其效即可以極速。何也？今之在政界者，其毫無心肝之人固多數。然亦非無欲有所為而茫然不知所從事者；無人焉從而曉之，而徒責其誤國，是未免近於不教而誅也。故此層工夫，萬不可少，而非徒以此而足也，聯多數焉，發表其政治的意見，提出條件，為正當之要求。如英人之權利請願然，不應，則以租稅或類於租稅者為武器；不應，則以虛無為武器，行之十年，而謂其無效可睹，吾不信也。其視專鼓吹種族革命，如陳君所謂或終無實行之期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今之少年，飲排滿共和之狂泉而失其本性。惡夫持君主立憲論者之與己異也，而並仇之，於是革命二字與立憲成為對待之名詞，此真天下所未聞也。有與言現今政治得失宜興宜革者，彼輒掉頭曰：“吾誓不為滿洲政府上條陳。”叩以公欲何為？則曰：“待吾放逐滿人後，吾自能為之，今豈屑與彼喋喋也。”嗚呼！此言誤矣。公之放逐滿洲，未有其期；而今之握政權者，日以公之權利畀諸外人。權利之斷送也，如水赴壑；權利之回複也，如戈返日。恐未及公放逐之期，而公之權利已盡矣。且即使公能放逐彼，而於放逐之前，使彼代公做一二分預備工夫，亦於公何損焉？而必矜此氣節誓不與言何也？況乎公即能放逐彼，而建設此不適我國之共和政府，則所謂實行公之政策者，又終無期也。然則公毋乃坐視中國之亡而已。

嗚呼！輿論之所以可貴，貴其能監督政府而已。今也不然，輿論曰吾惟絕對的不認此政府，若此政府尚在，吾不屑監督之。然吾所謂絕對的不認者，在彼曾不感絲毫之痛癢，而以吾不屑監督之故。彼反得放焉自恣，惟所欲為。問所得效果維何？曰不過為政府寬其責任而已。嗚呼！國中而有此等輿論，為國之福乎，抑為國之禍乎？願世之君子，平心察之。

他社會勿論，即以東京學界及國內各省學界，其人數殊不鮮；而虛聲頗為政府所憚，以之建言，甚有力也。而數年以來，惟於鐵路礦務及其他與外人交涉之事，有所抗爭；而內治之根本，無一敢言矣。夫內治根本不立，徒為枝葉之排外，終無所濟明也。謂學界諸君而不知此義耶？其不知者容或有人，而知之者總居多數。惟雖知矣，而不敢言。其不敢言者，畏政府耶？畏輿論耶？吾今請直抉其隱，蓋欲言及內治根本者，則輿論群起議之曰：是立憲黨也，是為滿洲政府上條陳也，是欲做官之奴隸也。以故更無人敢提此議，即提矣而亦莫之應。故惟於交涉事件，補苴罅漏，寧舍本而圖其末也。學界諸君一讀之，謂鄙人此言，果能寫出諸君之心理否耶？果能道盡現今之輿論否耶？而此等心理，此等輿論，其必不為國家之福，吾敢斷言矣。

質而言之，則要求必能達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萬不能達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實政治革命惟一之手段也。而政治革命既為救國之惟一手段，以積疊的論理說推之，則可徑曰：政治上正當之要求，實救國之唯一手段也。然則中國之能救與否，惟視人民之能為要求肯為要求與否以為斷。夫彼毫無政治智識毫無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為何物，不知當要求者為何事，固無冀焉矣。若其稍有政治智識者，又不務自養其政治能力，且間接以養成一般國民之政治能力；而惟醉夢於必不可致之事業，奔馳於有損無益之感情，語及正當之要求，反避之若浼焉，夫是以能要求肯要求者，舉國中竟無其人也。夫彼絕無智識絕無能力者，不足責焉。若夫稍有智識者，且可以有能力者，而亦如是，則亡國之惡因，非此輩造之而誰造也。嗚呼！果無有真愛國者乎？其忍以方針之誤，而甘為亡國之主動人也。

夫鄙人之為此言，誠非有所愛於滿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麵論之，鄙人雖無似，抑亦一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嚐不熱血湓湧。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即自變其說。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製。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複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其奈此二者決不能相容，複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則必至亡國。故兩者比較，吾寧含垢忍痛，而必不願為亡祖國之罪人也。吾又見夫不必持複仇主義，而國民最高之目的，固非不能達也。吾又見夫苟持複仇主義，充之至於盡，則應仇者不止一滿洲也。故吾謂複仇主義其可以已，而真愛國者，允宜節製感情，共向一最高之目的以進行也。諸君苟毋任感情，毋挾黨見，平心以一聽吾言，則真理其庶可出，而正當之手段，其庶可見也。

夫使諸君所執排滿共和之手段，而果足以救國，則諸君堅持之宜矣。然於他人之以他手段而欲以救國者，猶當以其目的之相同而勿與為敵。然今者諸君之手段，萬不能實行；即實行而不為國之福，反為國之禍。既若是矣，而猶戀而不舍焉，是終耗其力於無用之地也。不惟不舍於己，於人之執他手段而欲救國者，反從而排之，兩相排而其力兩相消，卒並歸於無有而已。所耗者所消者非他，一國中有熱血有智識之人之實力也。一國中有熱血有智識者，能得幾人？其人之實力，即一國之元氣，而國所賴以不亡者也。今徒以此而消焉耗焉，夫安得不為國家前途慟哭也。

嗚呼！吾書至此，而吾淚承睫，而泗橫頤，吾幾不複能終吾言矣。嗚呼！我中國有熱血有智識之人，其肯垂聽耶？其終不肯垂聽耶？夫吾非欲以辯服人而自以為快也。吾實見夫吾國之存亡絕續，在此數年；而所以救之者，惟有一途而不容有二。故不惜嘵音瘏口以冀多數之垂聽也。夫舍己從人，人情所難。在素持排滿共和論之諸君，讀鄙人之此兩文，而必有數日之不快，殆意中事也，則請諸君抒其宏議，用嚴正之答辯以賜答辯。夫鄙人豈敢竟自以為是。苟答辯而使鄙人心折者，鄙人必為最後之降伏，毋為各趨一途而使力之互相消也。若猶以鄙人之言為有一節可取也，則請諸君棄其前說，而共趨於此一途。夫棄其前說者，非服從鄙人之謂也，服從公理而已，服從諸君之良知而已。先哲不雲乎：“詢於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擇之權在我，而豈問言者之狂不狂也。凡人類之心理，其驟接一理也，初念時所見最真，蓋即此所謂良知也；及一轉念時，私欲蔽之，往往得反對之判斷。以後轉念複轉念，皆此兩念交戰，萬起萬落，如循環焉，而逮於究竟。能依其初念而行者，則為光明磊落之夫，卒依轉念而行者，則為齷齪卑劣之子。諸君讀鄙人此文，若其竟以為非也，則誨之可也。若覺其是焉，而複自虞度曰：吾疇昔所持論如彼，而今忽反之，懼人笑我，毋寧護前說焉，則吾願諸君之萬不可如是也。孔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吾不自承認為過，則亦已耳；既承認矣，而文之而為之辭，是何其太不以君子自處也。鄙人性無他長，惟能不自護前短，一言一行之過，其不安於吾心者，必改之而後即安。而學識淺陋，道力微薄，尤悔叢脞，如埽落葉，故言論行事，往往不移時而反乎其前。師友所戒為流質，時論所誚為騎牆，皆謂是也。雖然，鄙人不能欺吾良知。是以及此，子王子曰：吾今日良知所見在此，則依吾今日良知以行；明日良知又有開悟，則依吾明日良知以行。鄙人知服膺此義而已。即如排滿共和論，以諸君平心察之，若謂倡此論者為有功也，則鄙人不能謂無微勞；若謂倡此論者為有罪也，則鄙人不得不負重戾。蓋鄙人於數年前實此派中之一人，且其關係甚不薄也。鄙人寧不欲護其前說，其奈今所研究，確見其與救國之義不相容。吾將愛吾國耶？吾將愛吾前說耶？吾良知於兩者之間，必知所擇矣。故決然舍旃而無複留戀也。夫諸君之取舍何如，亦質諸諸君之良知焉可耳。嗚呼！陳君天華而不死也，吾信其將聞吾言而契之也。吾之論於是終。

吾更綴數言，吾此文固甚望當世有識者之誨之也。蓋真理以辨而始明，況吾之淺識，豈敢謂所言之必當也。有賜教者，苟依正當之論理，則鄙人深願更相攻錯。而或於其根本大端，不能箴膏肓起廢疾，而惟摭拾一二詞句間之訛繆以相詆諆，則考據家之碎義逃難耳；甚或為嬉笑怒罵之言，深文周納以相責，則村嫗之角口耳，酷吏之舞文耳。凡此皆無相與攻錯之價值，則恕其不報焉可也。

卷二十

○《社會主義論》序

凡員顱方趾以生於今日者，皆以國家一分子之資格而兼有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者也。惟其有國家一分子之資格，故不可不研求國家之性質與夫本國之情狀，而思對於國家以有所自盡；惟其有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故不可不研求世界之大問題及其大勢之所趨向，而思所以應之。抑世界之大問題及其大勢所趨向又不徒影響於世界上之個人也，而實大影響於世界上之各國。故以國家一分子之資格，愈不可以不知世界。今我國人於世界的智識之缺乏，即我國不能競勝於世界之一大原因也。世界之問題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經濟問題；經濟問題之內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國之最苦於解決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問題。坐是之故，而有所謂社會主義者興。社會主義，雖不敢謂為世界唯一之大問題，要之為世界數大問題中之一而占極重要之位置者也。此問題之發生，與國富之膨脹為正比例。我國今當產業萎靡時代，尚未有容此問題發生之餘地。雖然，為國民者不能以今日國家之現象自安，明也。但使我國家既進步而得馳騁於世界競爭之林，則夫今日世界各國之大問題，自無一不相隨以移植於我國，又勢所必至也。然則社會主義一問題，無論以世界人類分子之資格，或以中國國民分子之資格，而皆不容以對岸火災視之，抑章章矣。但其為物也，條理複雜，含義奧衍，非稍通經濟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又其立論基礎，在於事實，而此事實為歐美各國之現象，我國不甚經見，國人索解愈難。故各國言此之書，雖充棟汗牛，而我國人若無聞見。近則一二野心家，思假為煽動之具，即亦往往齒及；然未經研究，於其性質全不明了，益以生國人之迷惑。予既嚐著論斥妄顯真，且斟酌吾國現在將來所宜采擇之方針，以為國人告，具見前報。雖然，此乃我國適用社會主義之研究，而非社會主義其物之研究也。未知社會主義為何物，而欲論我國宜如何以適用之，其以喻天下亦艱矣。吳君仲遙鑒此缺點，乃廣搜群籍，覃精匝月，成此論以見視。匪直名家學說，采擇畢包，且往往能以研究所心得者，推補而批判之。東籍中關於此主義之述著，猶罕其比。信哉！其為世界智識之饋貧糧哉！仲遙為亡友鐵樵之弟，學能世其家，即此鱗爪，可概厥餘。

本文係梁啟超為吳仲遙《社會主義論》所寫的序言，又刊於１９０６年《新民叢報》第８９號）○政治與人民

國家之有政治，其目的安在？曰一以謀國家自身之發達，一以謀組成國家之分子（即人民）之發達，斯二義盡之矣。雖然斯二義者，形式雖異，而精神則同。蓋人民若瘁，則國家決無自而榮。故為人民謀利益之政治，同時即謂之為國家謀利益焉可也。若夫有時為國家生存發達之必要，不惜犧牲人民利益以殉之，就外觀論，似國家與人民利益相衝突，庸詎知非惟民瘁而國不能榮，抑國不榮則民亦必旋瘁。犧牲人民一部之利益者，凡以為其全體之利益也；犧牲人民現在之利益者，凡以為其將來之利益也。故國家之利益，雖時若與人民一部及現在之利益相衝突，然恒必與人民全體及永久之利益相一致。信如是也，則雖謂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常相一致焉可也。然則凡一切政治莫不與人民有不可離之關係。其以謀人民發達之故而行焉者，其直接關係於人民者也；其以謀國家發達之故而行焉者，其間接關係於人民者也。政治之於人民，其關係既若是深厚，則人民之對於政治宜如何者，蓋可思矣。

日本進步黨前總理大隈氏嚐有言：“政治者，餘之生命也。”一時傳為名言。吾以為政治也者，寧獨政治家之生命而已，實一切人民之共同生命也。凡人饑而求食，渴而求飲，寒而求衣，勞而求息，初無待父詔兄勉，師督友勸，而自能勤求焉，且求而期必得焉。何也？彼食也、飲也、衣也、息也，其生命也。獨至於良政治而不知求，即求矣而不期於必得，則未知政治為一切生命之總源泉；而良與不良之間，即吾儕生死所由係也。嘻！甚矣其蔽也。

常人之情，見近而不見遠，知末而不知本。當其饑也，知食為生命。曾亦思非耕胡以得食？是知生命所係，在耕而不在食。當其寒也，知衣為生命。曾亦思非織胡以得衣？是知生命所係，在織而不在衣。然戀戀念衣食，盡人不學而能；孳孳務耕織，則有待於詔之者矣。則直接間接之差別，而理解之有難易也。政治為人民生命，其理由本非甚邃，徒以重重關係，間接稍多，中人以下，驟涉焉而不見其樊，則其漠然視之，亦固其所。今請舉最淺之例證以說明之。

饑而不得食，則無生命，此盡人所能知也。然還問何道以得食？曰：有粟則得食。何道以得粟？曰：有金而得粟。何道以得金？曰：有業則得金。何道以得業？曰：有良政治則得業。請言其理。夫業之種類不一，而農工商其最大也。人民之欲得田而耕者亦夥矣，而能得者十無一焉。謂田之不足於耕，似也。然還觀地球各國，其每方裏平均人口，密於吾國二三倍者，蓋有之焉。胡不聞其以田不足於耕為病？彼其政府汲汲講求農政，改良土壤，同一麵積，能使所產倍蓰於昔時。故雖地不加廣，而其獲實與加廣無異。我則數千年來，術不加精，土不加饒。欲研究其技術，而政府無學校以教我；或藉經驗小有所得，而獨力不能舉，而政府莫為我助。因循廢弛，以至今日。他國同一麵積之地能食十人者，我則食一二人猶不足。故益以人浮於地為患，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旱幹水潦，天然之災，非有私於一國也。然所貴乎人類者，人類所貴乎有政治者，以其能戰天然之力而勝之也。歐美各國，百年以前，以天災而召大饑饉者，史不絕書。今雖未敢雲盡絕，然其數視昔，則為一與百之比例耳。豈天薄於其昔而厚於其今？曰：有人事以戰勝之。其所以能戰勝之者，非恃個人之力，而恃政治之力。為大計畫，興大工事，非國家及國家所屬之地方團體，莫能任也。我則政府置若罔聞，一任天行之暴，而莫或代人民以謀抵抗。一國之大，一年之久，告災數四，災區動輒亙數千裏。雖有廣土，徒擁虛名，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其在他國，以境內人口有疏密，耕地有廣狹，故其政府常為內地移民之業；損有餘，補不足，而能劑其平。我有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數萬裏耕牧之地，荒而不治；而本部之民，爭呴沫於丈尋之潢，欲往從之，則無機關以向導我於現在，無法律以保護我於方來。坐是株守一隅，束手待斃，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他國地既不足於耕，則謀所以殖之於外，政府則為之啟土宇，設種種方便，以先之於其所往。我則非徒無此而已，祖宗傳來之土地，變為他國殖民之區，而政府曾不思所以抵抗；即我民為饑所驅糊其口於海外者，所至見迫害，而政府熟視無睹。以至進退皆無所可，而凍餒相屬於路，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地上之產能養人者為農業，地中之產能養人者為礦業。我國礦產之富，甲於大地；而人民欲從事者，政府隨在加以壓抑。其間有以私人資格不能從事，必賴政府之提倡保護者，曾未聞其一我應。不寧惟是，舉其最饒者，次第竊售於外人。以故數千年久扃之寶藏，被胠篋以歸於烏有，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直接利用土地以生產者，曰農與礦；間接利用土地以生產者曰工。地既不足於耕，則當以工業為之尾閭。處今日之勢，非增興各種新工業，不足以拯民於水深火熱之餘。而以比年現狀觀之，非惟新工業未嚐一開其途，即舊工業將次第盡墐其戶。疇昔民之恃十指而能贍其孥者，今且不給於自養。何以故？外國工業品紾其臂而奪之食。故欲圖抵抗，決非私人之經畫所能為力，而國家又旁觀焉而不為之援手，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商業亦然。大利悉朘於外商，我則幸而僅得餕其餘。外人以國家之力，挾其日日新發明之商業政策以相臨，設種種商業機關於我國中以鹽吾腦。我以私人之力，萬無術足以相禦，而政府曾不思所以為之計，反以無數虎狼擇肥以噬吾業，日被破壞，無所控訴，則政治之不良使然也。此特舉其一二言之也。若欲悉數之，則更仆數而不能盡。要之，吾民以不得良政治故，而因以不得業；以不得業故，而因以不得食；以不得食故，而因以不得生命。此其事理至顯淺，雖中智以下，苟一覆勘焉而當能索解者也。

本為良民，因爭奪而相殺，則性命失焉。曷為而爭奪？大抵以不足於食也。不足於食，其原因既在政府；則政府之殺之者，此其一矣。然使有良法製以維持社會之秩序，則猶能治之於標，而使爭奪之不時起。並此而無焉，則政府之殺之者，此其二矣，皆政治不良使然也。盜賊橫行於途，見盜者喪其積蓄而因以失生命；為盜者觸法網而亦因以失生命。曷為而有盜賊？以不足於食也。不足於食，其原因既在政府，政府之殺之者，此其一矣；複以行政機關不備，使盜賊孳乳浸多，而無以遏其流，則政府之殺之者，此其二矣，皆政治不良使然也。內亂一度起，則人民之失其生命者，動以數萬計。內亂何以起？大抵以不足於食也；進焉者，則為政治上之不平也。不足於食，其原因既在政府，則此數萬人之殺於政府者，此其一矣；政治上之不平，皆政府釀之，則此數萬人之殺於政府者，此其二矣；而複以軍備廢弛，諱疾忌醫，常常予內亂以可以竊發之途，則此數萬人之殺於政府者，此其三矣，皆政治不良使然也。我殷斯勤斯以求得食，有紾吾臂以奪之者，而吾莫敢誰何？則將失其生命。夫盜賊則其一端也，而有禍烈於盜賊者，則地方之豪右，常能以勢力相壓，而使我無可控訴。夫在法治國，則無貴無賤，同生息於平等法律之下。彼惡得爾，今所以使我無所控訴者，政府無可以為控訴之後援也，則政府之殺之者，此其一矣；不寧惟是，豪右之奪我食，禍既烈於盜賊，官吏之奪我食，禍又烈於豪右，吾所恃以避禍者，乃即為主禍之人，更何冀焉，則政府之殺之者，此其二矣，皆政治不良使然也。此亦舉其一二端言之也，若欲悉數之，則更仆數而不能盡。準此以談，則不良之政，非惟不能間接而保我生命，抑且常直接以奪我生命。此其事理至顯淺，雖中智以下，苟覆勘焉而當能索解者也。

更推而論之，癘疫時行，則同時而喪失生命者，或以數萬計。然在今世文明之國，癘疫何以不能蔓延？彼其獨猖披於我國中者，以衛生機關之缺乏耳，則亦政治不良使然也。行路艱難，卻曲風波，在在可以損生命，使交通機關整備，而安有此？則亦政治不良使然也。犯罪而麗於刑，又喪失生命之一道也。使教育普及，自其幼時能使之去莠而即良，則犯罪者何至不絕於路？今囹圄之數，埒於廛肆，皆政治不良使然也。無故株累，獄以疑成，此生命之喪於最慘酷者也。使確有法律為權利之保障，而裁判悉根於正義，天下曷從而有冤獄？今若此，則政治不良使然也。無學問，無常識，無技能，則無所得職業；即偶得之，恒失敗以終。無所得職業及失敗於職業，皆足以喪生命。然學問智識技能，必有所受；無授之者，則終不得以發達。故近今各文明國，鹹以教育為國家事業。今我民學問智識技能，無一不在人下，以致被淘汰於物競之界；非我民自欲之，而政治不良使然也。此亦僅舉一二耳，若悉數之，又更仆數而不能盡。要之，無論從何種方麵觀之，而凡人民之生死榮瘁，蓋無一不係命於政治。此其事理至顯淺，雖中智以下，苟覆勘焉而當能索解者也。

綜以上所述而略說明其理由，則人民生命之安全，恒恃社會秩序以為之保障；而社會秩序，必藉法律之製裁而始成；其能為法律之製裁者，即國家也；而善其製裁者，則政治也。人民苟離國家政治以外，而欲各自以獨力生出製裁秩序以保障其生命，其道無由。此人民生命所以不能不全係於政治焉者一也。人類以共同生活為天性。苟非如魯敏遜之漂流孤島，則其資生不得不仰給於身外。緣是種種共同之機關，不得不興。所謂共同機關者，謂夫以一人之獨力，萬不能舉者也；或雖勉舉之，而以極大之勞費，不能得相當之結果者也。此其數不能枚舉，世運愈進，則公業之範圍愈恢，而私業之範圍愈殺。凡此之類，必假手於國家，以政治行之。而不然者，雖以釋迦孔子之仁聖，末由別辟一途，以保生命之持續。此人民生命所以不能不全係於政治焉者二也。夫政治之關係於人民者，既如此其親切而重大也。而今日我國之政治則何如？其影響於人民者則何如？舉國四萬萬眾，強半無所得業，乞丐相屬，每值冬春之交，其餓殍轉於溝壑者恒百萬計。孰死之？不良之政治死之。其稍強悍者，謂等是死也，毋寧鋌而求生於須臾，乃聚萑苻以為盜。良民之蒙其害者，既歲以萬計；而政府則取而草禽獮焉，歲亦數萬。孰死之，不良之政治死之。為盜不已，積而倡亂，亂之所經，其所鹵掠。與夫政府之所鋤刈，赤地動數州縣，死者自數萬以至數十萬，而告亂之區，歲恒數見。孰死之，不良之政治死之。水旱偏災一起，數千裏為墟焉。以最近一年計之，而江淮之間，死者若幹萬；贛粵之間，死者若幹萬；滇蜀之間，死者若幹萬。孰死之？不良之政治死之。癘疫一襲，人不自保，比年以來，滇黔桂粵，靡歲不見；計其總數，歲平均亦數十萬。孰死之？不良之政治死之。略舉其概，夫既若是。自餘以展轉間接，蒙不良政治之影響，而冥冥以死者，歲尚不知其幾何萬也。由此言之，彼不良之政治，歲恒殺千萬人以上。我國民雖富於生殖力，其何堪此操刀以夷刈之者日臨於其上也。嗚呼！使我國民饑而不知求食，寒而不知求衣也，則吾亦何言？夫於衣食則既知求矣，則何不思政治之於國民，乃其衣食也。乃獨於良政治而不知求，此吾所不能解也。

以上所言，猶就政治之直接關係於人民的方麵言也。抑吾固嚐言之矣，政治之目的，一以謀人民之發達，一以謀國家自身之發達；而其所以謀國家自身之發達者，亦其間接而關係於人民者也。故人民非徒為其一己之生命起見，不可不求得良政治；抑且為其所屬國家之生命起見，不可不求得良政治。蓋國家之生命苟不保，則一己之生命，決無所附麗也。而不良之政治，實為斫喪國家生命之斧斤，旦旦而伐之者也。其在疇昔，舉宇內未嚐見有構造十分完全之國家；無論何國，其政治大抵皆不能甚良。故彼此相遇，而優劣勝敗之數，無甚決定之可言。重以我國，擁此龐然之廣土眾民，而超然立於國際競爭圈外，故無論政治若何腐敗，亦僅能影響於一朝一姓之生命，而不至影響於國家之生命。今也不然，構造已完之國家六七，相率而膨脹於外。其構造未完之國家，遇之則死，當之則壞。往而不返者，既已項背相接。今乃睽睽萬目，鹹集吾旁；臥榻之側，鼾睡者狼籍焉。合多數之孟賁烏獲，以搏一病瘵之夫，其在理勢，決無所幸。而吾人既托命於此國家，失之則末從再造。堂傾大廈，燕雀與王謝同淪；水淺蓬萊，魚鱉偕蛟龍並盡。言念及此，何以為懷？而揆厥所由，則皆此不良之政治，陷我國家於九淵而不克自拔。故夫國家之生命與吾儕之生命，實相依而不可離；而惡政府之生命與國家之生命，實相克而不並立。國家者，吾之父母也；而惡政府者，吾之仇讎也。日見吾仇讎戕賊吾父母，而無所動於中焉，其可謂無人心也！

我國民毋亦以為此不良之政治。雖歲殺千萬，而所殺者或幸不及我，而因以即安焉。雖然，賈生不雲乎：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中智以上知其不可者也。夫彼之被殺以去者，可無論矣。而今之未見殺者，亦直需時耳。以此大勢推之，苟良政治不發生，則不二十年，全國且為灰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國民知哀人而不知自哀，豈得雲智也。嗚呼！吾又有以揣吾國民之心理矣。其不知良政治之當求者，尚屬少數；其不信良政治之可以求而得之者，乃屬多數。夫是以忍氣吞聲，不求焉以迄於今日也。嘻！又甚矣其蔽也。夫饑而求食，寒而求衣，亦誰敢謂凡有求焉而必有得焉？而從未聞有疑於得不得之數而輟其求者。謂其求之之理由，實有所不容已也。我國民而能信政治之切於肌膚與衣食毫厘無擇乎？則求其良乃實不容已，而豈以得不得之問題容疑點也。而況乎政治之為物，則又與他異。國民不求其良焉，則無道以即於良；國民誠求其良焉，則亦無道以即於不良。聞者而猶疑吾言乎？請更述其理。

夫政治之為物，不能自現，而行之也必以人。人類之普通性，趨於下流其道易，勉而向上其道難。一私人之德業，苟無父兄師友之督責，而能緝熙於光明者蓋寡焉。況乃今之持政權者，沿曆史上久習之積威，假法製上無上之權力，傫然自恣，而無人惎乎其旁。其良也，而勢力不緣以加崇；其不良也，而地位不緣以喪失。則不良焉者項背相望，而良焉者累千載不一遇，固其所也。故欲求政治之能良，莫急於有監督機關以與執行機關相對立。執行機關者何？政府是也。監督機關者何？國會是也。故國會者，良政治之源泉也。今世立憲國，惟知此義也，故一切政治，非得國會多數之讚許者，不能施行。坐是而執政之人，非得國會多數之後援者，不能安於其位。夫國會者，以人民之選舉而成立者也，其性質既已為代表國民之意思而申其利益矣。重以國會既立，則政黨不得不隨而發生。政黨之性質，則標持一主義以求其實行；而對於與此主義相反之政治，則認為政敵而加以排斥者也。而凡一政黨所標持之主義，則又未有不以國利民福為前提者也。何也？政黨之所以成立而有勢力，其道不外得國民多數之同情；然苟所標持之主義，不為國利民福，則國民之同情，決無自而得。然則其國中苟無足以稱為政黨者，斯無論矣；既有足以稱為政黨者，則遵其所標持之主義以行政治，必能近於良政治。此國會政治之所以可貴也。夫國中而有政黨，則必非惟一也，而常在兩以上。各黨所標持之主義，勢不能無異同；既有異同矣，以常理論之，則其一為是者，其他當為非。而吾乃謂凡遵政黨所標持之主義以行，必能近於良政治，則又何也？蓋所謂國利民福者，多角多麵，各就其人之觀察，而各得其一端。或有以其直接之利為利者，或有以其間接之利為利者，或有以其現在之利為利者，或有以其將來之利為利者，此政黨之主義，所以雖常若有衝突，然其必以國利民福為前提，則無以易。既采用以國利民福為前提之主義以行政治，則其必為良政治而非惡政治，可斷言也。於此而其政府為政黨之政府耶？則一黨在朝，而他黨之在野者常監督之。苟其所標持之主義而不實行，或實行矣，而於國利民福之程度不見增進，則在野黨必向於國民而訐之；國民多數之同情既去，而其黨遂不複能以立於朝。夫如是，則彼雖欲不兢兢於國利民福焉，安可得也？其政府而為不黨之政府耶？則凡諸政黨皆共監督之。苟其所行政治，而與各黨所持主義鹹相反背，各黨鹹認其不為國利民福，則必合力以共訐之於國民。而無論何時，無論何事，決不能得國會之讚許，其何道以一朝居？夫如是，則彼雖欲不兢兢於國利民福焉，又安可得也？由此言之，則凡無國會之國，其政治決無術以進於良；凡有國會之國，其政治亦決無術以墮於不良。何以故？以政治之良否，恒因監督之者之有無故；而監督政治之實，非國會莫能舉。然則人民而欲求得良政治也，亦曰求得國會焉而已矣。

然則人民之於國會，果可以求而得之耶？曰：吾征諸事實，推諸理勢，而有以信其必能也。近百餘年間，世界之曆史，就其內治方麵言之，則亦人民求得國會之曆史而已。除英國漸次發達可勿論外，則美利堅也，法蘭西也，西班牙也，葡萄牙也，瑞士也，瑞典、那威也，荷蘭也，比利時也，奧大利、匈牙利也，意大利也，德意誌諸國及其聯邦也，希臘也，巴爾幹半島諸國也，日本也，乃至最近之俄羅斯也。凡此諸國，其遠者自百年前，其近者在三四十年前，其最近者在數年前，舉未嚐有國會；其政治之不良，舉無以異於吾國之今日；其人民在前此亦未或知求焉。及其既知求，而得之亦皆非易易焉。雖然，得之不易，固也。而終不能得焉者，則未之前聞也。是何以故？國也者，積民而成；法製也者，藉人民合成意力而建。故一國之政治，苟非得國民之認許，則決不能以施行。其行良政治者，固其得國民之認許者也；即其行不良政治者，亦其得國民之認許者也。論者徒知立憲國家，為從民意以建立；而不知專製國家，亦從民意以建立。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專製國家之所以得存在，皆由人民未厭專製政治，常消極默認以為之後援。苟其厭之，一變其消極默認之態度，為積極的反抗，一變其後援之勢力而為前敵，則此雷霆萬鈞之力，無論若何驕悍險詐之政府，而卒莫能禦。故通觀各國前事，當人民之求國會以改良其政治也，其前此專政治上之權者，未嚐不出死力以思壓其流；而最後之勝利，終不屬彼而屬我者，則以彼前此之勢力，本非彼所能自有，而實由我畀之。曷雲由我畀之？以我默認焉而其勢力始存，故曰我畀之也。畀焉在我，不畀焉亦還在我。一旦不畀，彼何道以圖存也？是故當知各國之頒憲法開國會也，非其主權者之能頒能開焉，而其主權者之不能不頒不能不開焉。其能不頒焉能不開焉者必其人民欲之之心未誠，而猶常有大多數人以默認後援之勢力，畀諸舊政府者也。由前之說，則有國會而政治不能以不良；由後之說，則人民之於國會，苟誠求焉，而罔或不得。然則良政治之為物，果孟子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而有益於得者也，而至今國民莫或起而求焉，獨何也？

我國民其或將曰：今者豫備立憲之上諭，亦既屢頒矣。所謂責任政府者，所謂監督機關者，其將次第以予我。寧待於求，夫求固可以得，而不求亦可以得，則騷然多此一求何為也？噫！吾竊謂為此言者，其不智抑已甚矣。無論政府之言預備立憲，未必出於誠，而實行未知在何日也。即使其出於誠矣，旦暮而實行之矣，然立憲之動機，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則其結果必無可觀者，此不可不熟察也。聞者其或以吾言為太矯激焉，曰：吾子所欲者在憲法耳，在國會耳。政府誠能蠲其大惠，畀我不少吝，斯亦足矣。而必欲以成就此業之名譽，不屬諸政府而必屬諸國民，其得毋猶有左右袒之見存也。應之曰：不然。昔人常以憲政之發生，取喻於動物之妊育，謂其得之愈艱辛，則其將護之也彌至。彼飛鳥之遺其雛，恒若易易；而人類之愛其子，往往逾於己躬。蓋獲之有難易，故視之有輕重也。人民之不費要求而能得憲政者，猶浪子之不事生產而得博進。意外之博進，無終歲而不銷耗；儻來之憲政，無逾紀而不失墜。此其言可謂善喻也。然其所以然之故，則猶未盡也。凡人不能自立，而恃他人扶而立之者，其究也，仆而已矣。凡人不能自進，而恃他人挽而進之者，其究也，止而已矣。吾先哲不雲乎，曰：自求多福。又曰：自作孽，不可逭。個人如是，國民亦然。其得幸福也，必出於自求；其免禍害也，必出於自逭。以西哲之言言之，則曰：國民恒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其必欲立於高尚之地位者，雖有他力焉抑而下之，所不能也；其猶欲立於汙下之地位者，雖有他力焉引而上之，亦所不能也。謂餘不信，請征實例。美人之放免黑奴，其義聲可謂貫徹天壤者也。然放免之動機，乃不在黑人而在白人，則試問放免以後，黑人之幸福，能逾於前者幾何？蓋黑人直至今日，猶欲立於其五十年前所立之地位。故雖以白人之義俠，欲進其地位，而卒愛莫能助也。彼國民並未嚐有渴欲得憲政之心，而君主蠲大惠以予之者，其結果亦若是則已耳。夫立憲政治之所以良於專製者，不過曰國民對於政府而常施監督，斯政府對於國民而常負責任雲爾。然必國民能確認政治為於己身有極重極切之關係，然後其監督政府也能不怠；而政府乃不敢反於民之所欲以自恣，斯良政治於以發生。而不然者，其視政治也，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雖予之以監督機關，亦將虛設而不勤其用，則政府之傫然自恣，仍可以無異於曩時，而政治現象安得而有進也。夫使國民而誠能確認政治為於己身有極重極切之關係也，則宜注全力合群策以要求憲法，要求國會，如饑渴之於飲食，雖一刻不肯稍緩，雖絲毫不肯放過也。若夫人民始終未嚐要求憲法要求國會也，必其視政治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雖君主予之以憲法，予之以國會，而其漠然如故也。前項之國民，則其必能舉監督政府之實以產出良政治者也；後項之國民，則其必不能舉監督政府之實以產出良政治者也。既不能舉監督政府之實以產出良政治，則雖蒙虎皮於羊質，假立憲國民之名以自豪，而於實際究何補也？夫憲政之能得結果與否，則於國民能舉監督政府之實與否焉決之。國民能舉監督政府之實與否，則於其熱心於政治與否焉決之。國民熱心於政治與否，則於其能排萬難冒萬險以要求憲法要求國會與否焉決之。然則吾所謂立憲之動機起自政府不起自國民而結果即無可觀者，其事至易見，而其理不可易。吾豈有所憾有所妒於現政府乎哉？夫吾固謂非現政府之動機可以已，抑吾又確見夫國民之動機之尤不可以已也。斯則我之所以音嘵嘵也。

嗚呼！我國民其安於此政治現象以終古耶？其甘心默認此惡政治，而以消極的為之後援耶？其忍見同胞之日日被殺於惡政治，而藐躬亦危若朝露耶？其忍坐視此種惡政治數年以後，斷送國家於灰燼耶？其忍見吾仇讎日戕賊吾父母而不思一為援手耶？其將希儻來之良政治，等於博進耶？黃帝子孫神明之胄，而乃如黑奴之俟人扶掖而不能自動耶？嗚呼！我國民其猶蘧蘧然夢耶？其聞吾言而若不聞耶？其將掩耳而卻走耶？吾力竭而聲嘶，吾淚盡而血繼。吾庶幾我國民之終一寤也，吾尤庶幾我國民之及今一寤也！

○政聞社宣言書

今日之中國，殆哉岌岌乎！政府棼瞀於上，列強束脅於外，國民怨讟於下。如半空之木，複被之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沴癘，舉國相視，鹹儳然若不可終日。誌行薄弱者，袖手待盡；腦識單簡者，鋌而走險。自餘一二熱誠沉毅之士，亦彷徨歧路，莫審所適。問中國當由何道而可以必免於亡，遍國中幾罔知所以為對也。夫此問題亦何難解決之與有？今日之惡果，皆政府藝之；改造政府，則惡根拔而惡果遂取次以消除矣。雖然，於此而第二之問題生焉，則政府當由何道而能改造是也。曰：斯則在國民也已矣。夫既曰改造政府，則現政府之不能自改造也甚明。何也？方將以現政府為被改造之客體，則不能同時認之為能改造之主體；使彼而可以為能改造之主體，則亦無複改造之必要焉矣。然則孰能改造之？曰：惟立於現政府之外者能改造之。立於現政府之外者為誰？其一曰君主，其他曰國民。而當其著手於改造事業，此兩方麵孰為有力，此不可不深察也。今之譚政治者，類無不知改造政府之為急。然叩其改造下手之次第，則率皆欲假途於君主，而不知任責於國民。於是乎有一派之心理焉，希望君主幡然改圖，與民更始，以大英斷取現政府而改造之者；或希一二有力之大吏，啟沃君主，取現政府而改造之者。此二說者，雖有直接間接之異而其究竟責望於君主則同。吾以為持此心理者，其於改造政府之精神，抑先已大剌繆也。何也？改造政府者，亦曰改無責任之政府為有責任之政府雲爾。所謂有責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對君主負責任言之，乃以其對國民負責任言之。苟以對君主負責任而即為有責任，則我中國自有史以來以迄今日，其政府固無時不對君主而負責任，而安用複改造為？夫謂為君主者，必願得惡政府，而不願得良政府，天下決無是人情。然則今之君主，其熱望得良政府之心，應亦與吾儕不甚相遠。然而不能得者，則以無論何國之政府，非日有人焉監督於其旁者，則不能以進於良。而對君主負責任之政府，其監督之者惟有一君主。君主之監督，萬不能周，則政府惟有日逃責任以自固；非惟逃之而已，又且卸責任於君主，使君主代己受過，而因以自謝於國民。政府腐敗之總根原，實起於是。故立憲政治，必以君主無責任為原則。君主純超然於政府之外，然後政府乃無複可逃責任之餘地。今方將改造政府，而還以此事責諸君主，是先與此原則相衝突，而結果必無可望。然則此種心理之不能實現也明甚。同時複有一派反對之心理焉，謂現在政府之腐敗，實由現在之君主卵翼之；欲改造政府，必以顛覆君統為之前驅。而此派中複分二小派。其一則絕對的不承認有君主，謂必為共和國體，然後良政府可以發生。其他則以種族問題攙入其間，謂在現君主統治之下，決無術以得良政府。此說與希望君主之改造政府者，雖若為正反對，要之，認政府之能改造與否，樞機全係於君主，則其謬見亦正與彼同。夫絕對不認君主，謂必為共和國體然後良政府可以發生者。以英德日本之現狀反詰之，則其說且立破，故不必複深辯。至攙入種族問題，而謂在現君主統治之下，必無術以得良政府者，則不可無一言以解之。夫為君主者，必無欲得惡政府而不願得良政府之理，此為人之恒情，吾固言之矣。此恒情不以同族異族之故而生差別也。今之君主，謂其欲保持皇位於永久，吾固信之；謂其必坐視人民之塗炭以為快，雖重有憾者，固不能以此相誣也。夫正以欲保持皇位之故，而得良政府，即為保持皇位之不二法門。吾是以益信其急欲得良政府之心，不讓於吾輩也，而惜也彼方苦於不識所以得良政府之途。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為國民的政府者也。質言之，則於政治上減殺君權之一部分而以公諸民也。於政治上減殺君權之一部分而以公諸民，為君主計，實有百利而無一害。此征諸歐美日本曆史，確然可為保證者矣。然人情狃於所習，而駭於所未經，故久慣專製之君主，驟聞此義，輒皇然謂將大不利於己，沈吟焉而忍不能與，必待人民洶洶要挾，不應之則皇位且不能保，夫然後乃肯降心相就。降心相就以後，見夫緣是所得之幸福，乃反逾於其前，還想前此之出全力以相抵抗，度未有不啞然失笑。蓋先見之難徹，而當局之易迷，大抵如是也。故遍翻各國曆史，未聞無國民的運動，而國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聞有國民的運動，而國民的政府終不能成立者。斯其樞機全不在君主而在國民。其始也必有迷見，其究也此迷見終不能久持。此蓋凡過渡時代之君主所同然，亦不以同族異族之故而生差別也。而彼持此派心理者，徒著眼於種族問題，而置政治問題為後圖，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毋惑夫洶洶數載，而政治現象迄無寸進也。由後之說，則君主苟非當國民運動極盛之際，斷未有肯毅然改造政府者。夫故不必以此業責望於君主。由前之說，則雖君主毅然欲改造政府，然必有待於國民，然後改造之實乃可期。夫故不能以此業責望於君主。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別無救國之圖矣，又知政府之萬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業，非可以責望於君主矣，然則負荷此艱巨者，非國民而誰？吾黨同人，既為國民一分子，責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願凡為國民之一分子者，鹹認此責任而共勉焉。此政聞社之所以發生也。

西哲有言：國民恒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諒哉斯言！凡腐敗不進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於國中者，必其國民甘於腐敗不進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憲之國，其政府皆從民意以為政。吾以為雖專製之國，其政府亦從民意以為政也。聞者其將疑吾言焉，曰：天下寧有樂專製之國民？夫以常理論，則天下決無樂專製之國民，此固吾之所能信也。雖然，既已不樂之，則當以種種方式，表示其不樂之意思；苟無意思之表示，則在法謂之默認矣。凡專製政治之所以得行，必其藉國民默認之力以為後援者也。苟其國民，對於專製政治，有一部分焉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則專製之基必動搖；有大多數焉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則專製之跡必永絕。此征諸歐美日本曆史，曆曆而不爽者也。前此我中國國民，於專製政體之外，曾不知複有他種政體，則其反對之之意思，無自而生，不足為異也。比年以來，立憲之論，洋洋盈耳矣；預備立憲之一名詞，且見諸詔書矣。稍有世界智識者，宜無不知專製政體，不適於今日國家之生存。顧在君主方麵，猶且有欲立憲的之意思表示，雖其誠偽未敢言，然固已現於正式公文矣。還觀夫國民方麵，其反對專製的之意思表示，則闃乎未之或聞，是何異默認專製政體為猶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也。國民既默認之，則政府藉此默認之後援以維持之，亦何足怪！以吾平心論之，謂國民絕無反對專製之意思者，誣國民也；謂其雖有此意思，而絕不欲表示絕不敢表示者，亦誣國民也。一部分之國民，蓋誠有此意思矣，且誠欲表示之矣，而苦於無可以正式表示之途，或私憂竊歎，對於二三同誌，互吐其胸臆，或於報紙上，以個人之資格，發為言論。謂其非一種之意思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也以個人，不能代輿論而認其價值；表示之也以空論，未嚐示決心以期其實行。此種方式之表示，雖謂其未嚐表示焉可也。然則正式之表示當若何？曰：必當有團體焉，以為表示之機關。夫團體之為物，恒以其團體員合成之意思為意思，此通義也。故其團體員苟占國民之一小部分者，則其團體所表示之意思，即為此一小部分國民所表示之意思；其團體苟占國民之大多數者，則其團體所表示之意思，即為大多數國民所表示之意思。夫如是則所謂國民意思者，乃有具體的之可尋而現於實矣。國民意思既現於實，則必非漫然表示之而已，必且求其貫徹焉。國民誠能表示其反對專製之意思，而且必欲貫徹之，則專製政府前此所恃默認之後援，既已失據，於此而猶欲寶其敝帚以抗此新潮，其道無由。所謂國民恒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者，此之謂也。吾黨同人，誠有反對專製政體之意思，而必欲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國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無表示之機關，而形跡幾等於默認。夫本反對而成為默認，本欲為立憲政治之忠仆，而反變為專製政治之後援，是自汙也。夫自汙則安可忍也？此又政聞社之所由發生也。

夫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製，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立憲政治非他，即國民政治之謂也。欲國民政治之現於實，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墜，善運用之而日向榮，則其原動力不可不還求諸國民之自身。其第一著，當使國民勿漠視政治，而常引為己任。其第二著，當使國民對於政治之適否，而有判斷之常識。其第三著，當使國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當其衝。夫國民必備此三種資格，然後立憲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設立憲政治，然後國民此三種資格乃能進步。謂國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後立憲者妄也；但高談立憲，而於國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故各國無論在預備立憲時，在實行立憲後，莫不汲汲焉務所以進其國民程度而助長之者。然此事業誰任之，則惟政治團體，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政治團體，非得國民多數之讚同，則不能有力。而國民苟漠視政治，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一委諸政府而莫或過問，則加入政治團體者自寡；團體勢力永不發達，而其對於國家之天職，將無術以克踐。故為政治團體者，必常舉人民對於國家之權利義務。政治與人民之關係，不憚嘵音瘏口，為國民告，務喚起一般國民政治上之熱心，而增長其政治上之興味。夫如是，則吾前所舉第一著之目的，於茲達矣。複次，政治團體之起，必有其所自信之主義，謂此主義確有裨於國利民福而欲實行之也。而凡反對此主義之政治，則排斥之也。故凡為政治團體者，既有政友，同時亦必有政敵。友也敵也，皆非徇個人之感情，而惟以主義相競勝；其競勝也，又非以武力，而惟求同情。雖有良主義於此，必多數國民能知其良，則表同情者乃多；苟多數國民不能知其良，則表同情者必寡。故為政治團體者，常務設種種方法，增進一般國民政治上之智識，而賦與以正當之判斷力。夫如是，則吾前所舉第二著之目的，於茲達矣。複此，政治團體所抱持之主義，必非徒空言而已，必將求其實行。其實行也，或直接而自起以當政局，或間接而與當局者提攜，顧無論如何，而行之也必賴人才。苟國民無多數之政才以供此需要，則其事業或將蹶於半塗，而反使人致疑於其主義。故為政治團體者，常從種種方麵，以訓練國民，務養成其政治上之能力，毋使貽反對者以口實。夫如是，則吾所舉第三著之目的，於茲達矣。準此以談，則政治團體，誠增進國民程度惟一之導師哉！我中國國民，久棲息於專製政治之下，倚賴政府，幾成為第二之天性。故視政治之良否，以為非我所宜過問；其政治上之學識，以孤陋寡聞，而鮮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故政府方言預備立憲，而多數之國民，或反不知立憲為何物。政府玩愒濡滯，既已萬不能應世界之變保國家之榮；而國民之玩愒濡滯，視政府猶若有加焉。於此之時，苟非相與鞭策焉提挈焉，急起直追，月將日就，則內之何以能對於政府而申民義，外之何以能對於世界而張國權也？則政治團體之責也。此又政聞社之所由發生也。

政聞社既以上述種種理由，應於今日時勢之要求，而不得不發生。若夫政聞社所持之主義，欲以求同情於天下者，則有四綱焉。一曰實行國會製度，建設責任政府。

吾固言之矣，凡政府之能良者，必其為國民的政府者也。曷為謂之國民的政府？即對於國民而負責任之政府是也。國民則夥矣，政府安能一一對之而負責任？曰：對於國民所選舉之國會而負責任，是即對於國民而負責任也。故無國會之國，則責任政府終古不成立；責任政府不成立，則政體終古不脫於專製。今者朝廷鑒宇內之勢，知立憲之萬不容已，亦既渙汗大號，表示其意思以告吾民。然橫覽天下，從未聞有無國會之立憲國。故吾黨所主張，惟在速開國會，以證明立憲之詔，非為具文。吾黨主張立憲政體，同時主張君主國體。然察現今中央政治機關之組織，與世界一般立憲君主國所采用之原則，正相反背。彼則君主無責任，而政府大臣代負其責任。君主代政府負責任之結果，一方麵使政府有所諉卸，而政治末從改良；一方麵使君主叢怨於人民，而國本將生搖動。故必崇君主於政府以外，然後明定政府之責任，使對於國會，而功過皆自受之。此根本主義也。

二曰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國家之目的，一方麵謀國家自身之發達，一方麵謀國中人民之安寧幸福。而人民之安寧幸福，又為國家發達之源泉。故最當首注意焉，人民公權私權。有一見摧抑，則民日以瘁，而國亦隨之。然欲保人民權利，罔俾侵犯，則其一，須有完備之法律，規定焉以為保障；其二，須有獨立之裁判官廳，得守法而無所瞻徇。今中國法律大率沿千年之舊，與現在社會情態強半不相應；又規定簡略，惟恃判例以為補助，夥如牛毛，棼如亂絲。吏民莫知所適從，重以行政司法兩權，以一機關行之。從事折獄者，往往為他力所左右。為安固其地位起見，而執法力乃不克強。坐是之故，人民生命財產，常厝於不安之地。舉國儳然若不可終日，社會上種種現象，緣此而沮其發榮滋長之機。其影響所及，更使外人不措信於我國家，設領事裁判權於我領土；而內治之困難，益加甚焉。故吾黨以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為次於國會製度最要之政綱也。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地方團體自治者，國家一種之政治機關也。就一方麵觀之，省中央政府之幹涉及其負擔，使就近而自為謀；其謀也必視中央代謀者為易周，此其利益之及於地方團體自身者也。就他方麵觀之，使人民在小團體中為政治之練習，能喚起其對於政治之興味，而養成其行於政治上之良習慣。此其利益之及於國家者，蓋益深且大。世界諸立憲國，恒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即前此久經專製之俄羅斯，其自治製亦蚤已頒布，誠有由也。我國幅員遼廓，在世界諸立憲國中，未見其比。而國家之基礎，又非以聯邦而成。在低級之地方團體，其施政之範圍，雖與他國之地方團體不相遠，在高級之地方團體，其施政之範圍，殆埒他國之國家。故我國今日，頒完備適當之地方自治製度，且正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實為最困難而最切要之問題。今地方自治之一語，舉國中幾於耳熟能詳；而政府泄泄遝遝，無何種之設施，國民亦袖手坐待，而罔或自起而謀之。此吾黨所以不能不自有所主張而期其貫徹也。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外交者，一部之行政也。其樞機全綰於中央政府；但使責任政府成立，則外交之進步，自有可期。準此以談，似與前三綱有主從輕重之別，不必相提並論。顧吾黨所以特鄭重而揭櫫之者，則以今日之中國，為外界勢力所壓迫，幾不能以圖存。苟外交上複重以失敗，恐更無複容我行前此三綱之餘地。故吾黨所主張者，國會既開之後，政府關於外交政策，必谘民意然後行。即在國會未開以前，凡關於鐵路礦務外債，與夫與他國結秘密條約普通條約等事件，國民常當不怠於監督，常以政治團體之資格，表示其不肯放任政府之意思。庶政府有所羈束，毋俾國權盡墜，無可回複。此亦吾黨所欲與國民共荷之天職也。

以上所舉，雖寥寥四綱，竊謂中國前途之安危存亡，蓋係於是矣。若夫對於軍事上，對於財政上，對於教育上，對於國民經濟上，吾黨蓋亦皆薄有所主張焉。然此皆國會開設後責任政府成立後之問題，在現政府之下，一切無所著手，言之猶空言也。故急其所急，外此暫勿及也。

問者曰：政聞社其即今世立憲國之所謂政黨乎？曰：是固所願望，而今則未敢雲也。凡一政黨之立，必舉國中賢才之同主義者，盡網羅而結合之，夫然後能行政黨之實，而可以不辱政黨之名。今政聞社以區區少數之人，經始以相結集，國中先達之彥，後起之秀，其懷抱政治的熱心，而富於政治上之智識與能力者，尚多未與聞，何足以稱政黨？特以政治團體之為物，既為應於今日中國時勢之必要，而不得不發生。早發生一日，則國家早受一日之利。若必俟國中賢才悉集於一堂，然後共謀之，恐更閱數年，而發生未有其期。況以中國之大，賢才之眾，彼此懷抱同一之主義而未或相知者，比比皆是，莫為之先，恐終無能集於一堂之日也。本社同人，誠自審無似，顧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對於國家應盡之天職，不敢有所放棄。且既平昔共懷反對專製政治之意思，苟非舉此意思而表示之，將自儕於默認之列，而反為專製遊魂之後援。抑以預備立憲之一名詞，既出於主權者之口，而國民程度說，尚為無責任之政府所藉口，思假此以沮其進行，則與國民相提挈以一雪此言，其事更刻不容緩。以此諸理由，故雖以區區少數，奮起而相結集，不敢辭也。日本改進黨之將興也，於是先有東洋議政會焉，有嚶鳴社焉，以為之驅除。世之愛國君子，其有認政聞社所持之主義，為不謬於國利民福，認政聞社所執之方法，為足以使其主義見諸實行，惠然不棄，加入政聞社而指揮訓練之，使其於最近之將來，而有可以進而伍於政黨之資格，則政聞社之光榮，何以加之。又或與政聞社先後發生之政治團體，苟認政聞社所持之主義與其主義無甚剌謬，認政聞社所執之方法與其方法無甚異同，惠然不棄，與政聞社相提攜，以向於共同之敵，能於最近之將來，共糅合以混成政黨之資格，則政聞社之光榮，又何以加之。夫使政聞社在將來中國政黨史上，得與日本之東洋議政會、嚶鳴社有同一之位置，同一之價值，則豈特政聞社之榮，抑亦中國之福也。此則本社同人所為瀝心血而欲乞賚此榮於我同胞者也。

問者曰：政聞社雖未足稱政黨，而固儼然為一政治團體，則亦政黨之椎輪也。中國舊史之謬見，以結黨為大戒，時主且懸為厲禁焉。以政聞社置諸國中，其安從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舉手之勞耳。且國中賢才，雖與政聞社有同一之政見者，其毋亦有所憚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應之曰：不然，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幹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此今世立憲國國民所常履之跡，匪有異也。今立憲之明詔既屢降，而集會結社之自由，則各國所鹹認為國民公權，而規定之於憲法中者也。豈其倏忽反汗，對於政治團體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詔，悍然敢為此種反背立憲之行為，則非惟對於國民而不負責任，抑先已對於君主而不負責任。若茲之政府，更豈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國家。是則政聞社之發生，愈不容已；而吾黨雖洞胸絕脰，而不敢息肩者也。取鑒豈在遠，彼日本自由進步兩黨與藩閥政府相持之曆史，蓋示我以周行矣。彼其最後之勝利，畢竟誰屬也？若夫世之所謂賢才者，而猶有怵於此乎？則毋亦以消極的表示其默認專製政體之意思，而甘為之後援耳。信如是也，則政府永不能改造，專製永不能廢止，立憲永不能實行，而中國真從茲已矣。嗚呼！國民恒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我國民可無深念耶！可無深念耶！

（原刊於１９０７年《政論》創刊號）○中國古代幣材考

貨幣之職務有四：一曰交易之媒介，二曰價值之尺度，三曰支應之標準，四曰價格之貯藏。故凡文明稍進之國，莫不有貨幣，以其功用至巨，舍之無以前民用也。既有貨幣，則不得不選定若幹種物品，以為製幣之材。其物品最能完此四種職務者，則其最適於為幣材也。今世各國，其幣材率用金銀銅諸金屬，而尤於其中選最貴之一種金屬以為主幣，而以其他金屬為從幣（主幣、從幣，日本人譯為本位貨幣、補助貨幣）。凡以其最能完此四種職務而已。吾輩生當今日，數見不鮮，視為固然；殊不知即此區區選定幣材之方法，亦幾經進化，然後止於至善。其在古代，無論何國，皆不解用金屬。蓋金屬隱於礦中，不易發見，即複發見而化分以取純質，其事尤難。此非文明已開，學力稍深之民，不能從事也。吾嚐讀歐美碩儒所著貨幣論，記述各國前古所用之幣材，光怪陸離，至可詫異。因搜討先秦遺籍，仿其體例，綴為此篇；因以明進化之軌轍，示群治之不可封於故見以自即安；而歸結於今日中國之必當用金以為主幣，略言其所以然之故。好學之士，或不以玩物喪誌相誚耶！

△第一項貝

考古代凡濱海之國，其人民皆喜用貝殼以為幣材。西史所述地中海沿岸諸民族用貝之跡，曆曆可稽。即今日印度洋南太平洋諸島民，尚多用貝者。其影片屢見於各地誌，而用之最盛者，則莫我中國古代若矣。考古代人民所以喜用貝者，其原因蓋有六。

一其文采斑斕可觀，為狉獉之民所同嗜。二其質堅致，經久不壞，可以貯藏而無損其值。

三其量麼小，便於攜運，且便於數計；其一枚之單位，可供最小交易之用，而層累之，可供較大交易之用。故適於為交易媒介。

四其每枚大小略相等，彙集之而稍分等級，可用為價格之尺度及借貸之標準。

五其物為天然產物，不能以人力任意製造，驟為增加，而得之頗需勞費。故其價格變動，不致甚劇。

六其得之雖需勞費，然比諸采礦範金，為事較易。故文化未深之民，未解用金而先解用貝。

坐是之故，無論何國，古代人民，皆喜用貝，而我國其最著者也。我國自伏羲建國於黃河上（都陳，今河南陳州府也），其後沿河東徙，漸及於沿海膏腴之地（神農都曲阜，今山東兗州府；帝堯都陶，今山東曹州府），時則漁業與獵牧耕三業相並，故采集貝殼，為一時嗜好所共趨。及夫交易之道漸開，因公認為媒介之良品，故古代之貨幣，雖命為貝本位製焉可也。

《說文》貝字下雲：“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謂以貝為貨以龜為寶也）。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此說若確，則用金屬為貨幣，實自周始，前此實皆用貝，即周代亦不過貝錢並用。貝之不為幣，實自秦而始然耳。此征諸文字而可知也。我國凡生計學上所用之字，無論為名詞為動詞為形容詞，十有九皆從貝。蓋古代之生計組織，生計行為，無一不以貝為標準也。試取《說文》所示之訓詁，擇要而詮索之。

賁，飾也。（按：此為貝最初之用，蓋以為飾也，其後好飾者漸多，乃為交易媒介。）

賄，財也。（按：此會意兼形聲字也，有貝則謂之財，故從貝從有，有亦聲。所有權之觀念起，然後財之觀念隨之而起也。）

財，人所寶也。（按：今世生計學所謂財即英文之Ｔｈｉｎｇ或Ｇｏｏｄｓ，其意蓋指凡物之能養人欲而給人求者，以人所寶一語示其定義最為確當，而古代所謂財即有貝之謂也。）

貨，財也。（按：《廣韻》引蔡氏《化清經》曰：貨者化也，變化反易之物，故字從化。然則後世以為貨幣之專字亦有以也。）資，貨也。

賑，富也。（按：《西京賦》：“鄉邑殷賑”，蓋富饒之謂。《匡謬正俗》曰：振給、振貸，字皆作振。振舉救也，俗作賑非。）

賢，多財也。（按：舊本作多才，段氏玉裁正之謂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後世習其引伸之義而本義反廢耳。）賀，以禮相奉慶也。

貢，獻功也。

讚，見也。（按：段氏雲：當作所以見也，相見以貝為贄，今俗所謂見麵禮。）贐，會禮也。齎，持遺也。

貸，施也。貣，從人求物也。賂，遺也。賸，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

贈，玩好相送也。賜，予也。賚，賜也。賞，賜有功也。

贏，有餘賈利也。賴，贏也。

負，恃也。從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按：人守貝則有所恃，此貝字非解為貨幣則無以明之。）貯，積也。貳，副益也。

賓，所敬也。（按：相敬者必有饋贈，故賓亦從貝。）賒，貰買也。貰，貸也。

贅，以物質錢，從敖貝。敖貝猶放貝，當複取之也。（按：《漢書·嚴助傳》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此不過贅之一種，其實凡以物抵押皆謂之贅。放貝而當複取之，放貝即貸錢與人也。）

質，以物相贅也。貿，易財也。贖，貿也。費，散財用也。

責，求也，從貝，束聲。（按：責字篆作，蓋兼有約束之義，謂與人約束而向之索貝也，故訓曰求。《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稱責，即今之舉債。古無債字也，凡負債謂之責，因引伸為責任之責，又引伸為責罰之責。）

賈，市也。（段氏曰：市者買賣所之也。因之凡買凡賣皆曰市。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假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古無是也。按古代以貝為賈格之比準，故價古作賈，其文從貝也。）

販，買賤賣貴也。買，市也。貴，物不賤也。

賤，賈少也。（按：貴賤本指物價，以凡物對於貝之價言之也，後引伸為上下階級之義。）

賦，斂也。（按：此亦形聲兼會意字，以武力使人獻所有貝謂之賦。凡賦稅皆以主權者之意強製執行也。）貪，欲物也。（按：欲多得貝謂之貪。）

貶，損也。貧，財分少也。

賃，庸也。（按：庸者今之傭字，任用也，用他人之勞力而酬之以貝曰賃。今日本人猶名傭工之工錢曰賃銀。）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

購，以財有所求也。貲，小罰以財自贖也。

以上皆許氏《說文》貝部所解之字也（其未錄者十字）。其他見於徐氏新附者，如貺，賜也；贍，給也；賻，助也；賽，報也；<貝廉>，重買也，錯也（省作“賺”，《集韻》雲：賺，市物失實也）；貼，以物為質也；貽，贈遺也；賵，贈死者也；賭，博{塞}也：凡九字（賊字不見《說文》，本義謂竊人之貝，傷害其所有權也。引申為凡賊害之義。又寶字在宀部，其訓曰珍也。從宀玉貝，缶聲。此字蓋稍後起，其時已以玉與貝並為貨幣矣。又《說文》有餂字而無賣字，餂下雲衒也，後人省為賣也。又《說文》無贄字，讚字即含贄字義）。由是觀之，凡中國文字與生計學有關係者，大率皆從貝；則貝為古代最通行之貨幣，且行之最久，其事甚明。

古代以貝代表百物，其跡更有極著明者。《說文》員部員字下雲：“物數也，從貝，囗聲。”（囗字《說文》別為一部訓曰回也，象回幣之形，其字讀為羽非切，圓圜等字從之，與口字異。）金壇段氏釋之雲：“從貝者，古以貝為貨物之重者也。”然則古代以貝指物數，問人之富，則數貝以對。此與今日計財產者，言有金銀幾何圓，無以異矣。從囗者，兼象其回幣之形。後世貨幣，皆以金屬鑄為圓形，名曰圜法，亦取象於貝也。

古之用貝者，皆累而貫之。《說文》毋字下雲：“穿物持之也，從一橫Ａ２，Ａ２象寶貨之形。”貫字下雲：“錢。貝之毋也，從毋貝。”古者以二貝為一朋。《漢書·食貨誌》雲：大貝壯貝，麼貝小貝，皆以二枚為一朋。《詩·小雅·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是也（《說文》有賏字，從二貝，烏莖切，其形與音皆近於朋，竊疑百朋為百賏之訛）。Ａ２正象二貝相並之形，以一橫貫，一象繩，以繩穿二貝也，是毋字已函貫義。貫乃後起之字，加貝以明之耳。而後此變為刀，變為錢，皆穴孔以備穿而持之之便，實則皆濫觴於穿貝也。後世累千錢而貫之，而一貫遂引申為一千之名。若語其朔，則兩貝耳（《說文》實字下雲：富也，從宀從貫。貫，貨貝也。多蓄成貫之貝稱為富，此亦貝本位製之確證。）。

以上所舉之字，未必皆起於一時，其為夏商周間孳乳浸益者蓋甚多。然凡屬財富之意義，無不以貝表之。蓋貝本位製之時代甚長故也。△第二項龜幣

《說文》雲：“古者貨貝而寶龜。”《禮記》雲：“諸侯以龜為寶。”《史記·平準書》雲：“人用莫如龜。”《漢書·食貨誌》雲：“貨謂布帛及金刀龜貝。”是古代以龜為幣（以其介為幣也），曆曆甚明。據杜氏《通典》言神農時已用之，其信否雖不可考。然《漢書·食貨誌》言：“秦並天下，凡龜貝皆不為幣。”然則秦以前皆用為幣甚明。《易》曰：“或錫之十朋之龜。”然則殆與貝子母相權，十朋雲者，謂所錫之龜，價值十朋，即二十貝也（鄭康成《詩箋》言五貝為朋與《漢誌》異，未審孰是。若從鄭說，則值五十貝也）。龜之所以適於為幣材者，（一）以其質經久不壞，（二）以其得之甚難，（三）以其可以割裂也。以其得之較貝為難，故可高其值，以與貝相權；然亦以此故，其用不能如貝之廣。其可以割裂，雖便於貝；然經割裂，則其價必損，又不如貝之有常值也。

古代用龜幣，以全龜為之者固多，然割裂之者亦不少。蓋勢之所趨，不得不爾也。光緒二十五年，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裏城，有龜板數千枚出土，皆槧有象形文字，為福山王氏懿榮所得，推定為殷代文字，而莫審其所用。餘以為此殆古代之龜幣也。《周官·龜人》職雲：“既事則係幣[C053]比其命。”係幣之義，杜子春、鄭康成各異其訓。雖未敢望文生義，然或卜餘之龜，用以為幣，亦未可知。牖裏出土之物，或古代人民所窖積，如後世之藏鏹也。其所鍥之文字，或所有者自為標識，如今銀塊之有鑿印，期票之有裏書也。此說若信，則古代龜幣之盛行，可以概見。

△第三項皮幣

刻畫獸皮以為貨幣，泰西各國古代，莫不從同。蓋太古人民，類以獵為主業，皮為其較所易得，而毛采足以供玩飾，韌質可以經久遠，又得之益需勞費，其價格變動不劇。故以為幣材，其用尚適。各國所以廣行之，蓋以此也。我國書契所記載，已自獵業時代以進於農牧時代，故皮幣之用於民間者，不甚可考見。言幣製者，亦罕道焉（《漢書·食貨誌》、《通典》記古代錢幣皆不及皮）。然尚行之於聘享饋贈，其用亦等於貨幣。蓋皮幣之為物，經割裂則其價大減，而獵業漸衰，得皮不易，全端之皮，所值日昂，不適於為普通交易媒介之用，而古俗相沿，猶以為寶。故專用之於大禮重典，而不與尋常貨幣同視也。《儀禮·聘禮》雲：“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又雲：“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又雲：“致命張皮。”又雲：“受皮者自後右客。”鄭康成謂天子之孤用虎皮，公之孤用豹皮，諸侯相饋皆以虎豹皮。若聘賓覿諸侯，諸侯待使臣，及使臣與所聘國之卿大夫相覿，皆用麋鹿皮。凡此皆最隆重之有價物品，即貨幣之變相也。士昏禮，納徵用儷皮，亦所謂以貨財為禮也（《孟子》曰“事之以皮幣”，亦以貨幣相賂贈也）。

秦漢以降，獵業益衰微，得皮益艱，而金屬之幣材漸盛，皮幣之廢，理有固然。而漢武帝時，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命值四十萬；強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用之（見《史記·平準書》），是為逆人情之所習。強賦賤價之物以高價，其不能通行宜也。

△第四項粟帛布

吾國古代，常以粟及布帛縑絹等為幣。此雖近於實物交易，然亦有當別論者。蓋彼時之粟帛等，兼有兩種資格：其一為直接消費物品之資格，其二則為幣材之資格也。《周官·旅師》職雲：“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而用之。”《廛人》職雲：“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載師》職雲：“凡宅不毛者有裏布。”《閭師》職雲：“凡無職者出夫布。”《孟子》雲：“廛無夫裏之布。”《職幣》職雲：“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粟也，布也，幣也（幣即帛），皆後世所謂貨幣也。以粟為交易媒介，其象實等於實物交易，故自古言幣材者，多不及此。然稽諸經傳，其跡曆曆可見也。《周官·司市》職雲：“國凶荒劄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注雲：有災害物貴，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國語》雲：“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管子》雲：“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曆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由是觀之，年凶鑄幣，三代同符。夫貨幣多，則其價賤；貨幣少，則其價騰。貨幣價賤，則百物價騰；貨幣價騰，則百物價賤。此一定之學理，古今中外所莫能外者也。然則當年凶物貴之時，而反增鑄貨幣以益之，毋乃等於抱薪以救火耶？而古代以此為唯一之政策，且行之而灼著成效者何也？殊不知古代以粟為幣，全國所有之粟，以一部分供民食，以一部分資幣材。當歲凶粟乏之時，而兩者之用，皆不可須臾缺。則民病滋甚，故廣鑄幣以濟其窮，使疇昔專資幣材之粟，得受代而卸此職務。舉其量以悉充民食，則一國生計，賴此而蘇也。此與今世諸國，當恐慌時代，多發紙幣者，同一作用。然苟不知當時以粟為幣之製，則此理無從索解也。

中國以布帛為幣材，其曆史最長。唐虞以前，殆已有之（《通典》謂起於神農）；三代及春秋戰國間，其用蓋極盛。故錢謂之布，亦謂之幣。布者布也，幣者帛也。貨幣二字，今成為交易媒介物之專名。貨之材則貝，幣之材則兼布帛而言也。然則貝與布帛，殆可稱古代幣材之二大係統矣。

《漢書·食貨誌》雲：“周布帛之製，以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而《周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裏布。”鄭眾注雲：“裏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雲抱布貿絲，抱此布也。”《禮記·雜記》：“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康成注雲：“十個為束，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錯綜諸說而參核之，則當時所謂製幣者，略可見也。凡布帛以匹為單位，每匹以兩端相向對卷，卷合一端，兩卷而成匹。故匹亦謂之兩（匹者，匹耦之義，與兩同義。今從一端循折而謂之匹，非古也），而其長則四丈也。匹之五倍為束，故一束為二十丈。經傳所屢稱束帛者是也。二分匹之一為卷，十分卷之一為布，亦謂之幣。鄭眾所謂布廣二寸長二尺者是也。其廣其長，皆當每卷十分之一，當每匹二十分之一，此普通貿易所用也。故曰：貿易物，此種布幣，以二十方而值一匹，以百方而值一束。束帛為典禮用，不以施諸貿易矣。由此觀之，則當時幣製，有法定畫一之單位。單位之上，有倍數位；單位之下，有補助位。子母相權，與今世之幣製係統極相似，不可謂非時代之進化矣。

古代所謂布者，乃度量衡之名，而非物品之名。申言之，則布者非與帛對舉，而與卷與端與匹與兩與束對舉也。就其可舒而言之謂之布，就其可卷而言之謂之卷，就其兩相對卷而言之謂之兩，謂之匹。一布一卷一匹，皆一段也，特其段有大小耳。《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雲：“錦二兩，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謂以普通幣帛之百兩，乃能買此錦一布也；即以四百丈之帛乃能易二尺之錦，言其貴也。後世習用之，則以帛之賤者名為布矣。

夫龜貝皮等，皆為天然產物，不能隨人意以畫分其形質，其伸縮力極弱。貝之與粟，雖其形麼小，可隨時增減其量以為計數。然仆仆數省而秤量之，亦滋弗便。惟布帛由人工織造，故可懸一定式以為鵠，以之為量度價格之尺度，則標準確而免鬥爭，指數易而省煩費。此與金屬貨幣之由秤量製而進為員數製者頗相似。古代人民便而習之，蓋有由也。布幣之用既廣，後此雖鑄金屬以代之，而仍沿舊名曰布曰幣矣。後儒因古人名錢曰布，不解所由，乃強以布散之義釋之，是未稽其朔耳（《漢書·食貨誌》雲：“貨布於布束於帛。”如淳注雲布布於民間也，李奇注雲束聚也，此皆望文生義也。今者不名布而名幣，寧得曰敝於幣耶）。鄭司農所雲布參印書者，考《漢書·平帝紀》如淳注引漢律雲：“傳信用五寸木，封以禦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此所謂參印書者，疑亦同此；印三印於布之封麵，所以檢奸偽也。故晏子雲：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製度，使無遷也。《禮記·王製》亦雲：“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夫使布帛僅為交易之目的物，則何必於其數量斤斤焉為製度以幹涉之，而使不得遷哉！徒以其為交易媒介物，故必須由國家檢定，俾得斠若畫一也。準此以譚，則國家造幣權之觀念，濫觴於是矣（一布之廣二寸、其長二尺，實不適於為衣料。然則當時此項之布殆以交易媒介為其唯一之職務，舍此以外不為他用矣。此亦與今世之貨幣性質酷相類者也）。

幣製既以匹為單位，匹亦謂之兩，故兩之名最為通行。《周官·媒氏》職所謂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春秋·左氏閔二年》傳所謂重錦三十兩，《昭二十六年》傳所謂幣錦二兩，所謂百兩一布，皆其例也。兩本為布帛幅長之名，不為金屬重量之名。後世雖鑄金作幣，然民久習於布帛之兩，不能驟易，故襲其名曰兩。秦始皇鑄錢，文曰半兩；謂此錢一枚，其值半兩也，半兩即十布也。

由此觀之，則周代八百年間，幣製殆可稱為布帛本位時代；其他物雖亦兼為幣材，而為用總不如布帛之廣。此實中國古代史一特色也。各國古代所用金屬以外之幣材，雖有多種，惟未聞有用布帛者，則以蠶業為中國專有之文明故也。秦漢以後，金屬貨幣雖盛行，然布帛之用猶不廢。直至明代，而布帛始不為幣材。征諸唐宋明史，其官俸皆言縑若幹匹，信而有征矣。

△第五項禽畜

泰西古代各國，多以家畜為幣，而我國則不概見。蓋緣彼都古史所記，皆遊牧遷徙之跡，而我則蚤進為農國也。雖然，其跡亦非無一二可尋者。古者相見必以贄。贄之文從貝，亦所謂以貨財為禮也。《周官·大宗伯》職雲：“作禽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既為貨幣，則羔雁等亦為一種之貨幣無疑。《聘禮》言幣或用皮，或用馬；《士昏禮》言納徵用束帛儷皮，而納采納吉請期皆用雁；是皆古人以禽畜為幣材之證。《孟子》言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皮幣珠玉既皆為古代貨幣，則犬馬亦為古代一種之貨幣明矣。漢武帝鑄幣鐫馬形於其上，亦猶希臘古幣鐫牝牛形，皆沿古者用畜之習，而以金屬代表之也。

△第六項器具

各國有以器具為幣者，而我國古代之例證，更為顯著；其最盛行者，則軍器與農器也。古代部落戰爭甚烈，人人所不可缺者，則護身之兵器也。然冶鑄之事，非盡人所能，故人多欲出他物以易取之，久之遂成為交易媒介之用。其後雖錯金以鑄，專供幣用，而猶沿其名，且模其形。故古代錢謂之刀。而齊太公所鑄法貨，作刀形而小之，後儒不察本末，乃謂刀之名取義於利民（《漢書·食貨誌》如淳注雲：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失之遠矣。民習於以刀為幣，故雖鑄新幣，而猶作刀形，凡以代表刀而已。其意若曰此幣一枚，即與刀一柄同值也。

農器亦然，為人人所欲得之物，而非人人所能造。故鹹欲以他物易取之，久之遂成為交易媒介之用。其後雖鑄專幣，亦沿其名，且模其形。征諸錢字之語源而可知也。《說文》錢字下雲：“銚也，古者田器。”《詩·周頌·臣工章》：“庤乃錢鎛。”《毛傳》雲：“錢，銚也。”然則錢之本義，與銚轉注，絕不含有錢幣之意甚明。然則銚果為何物乎？銚字《爾雅·釋器》作<鬥>。郭注雲：古鍬字，方言雲<鬥>，謂今鍬也。然則錢即銚，銚即鍬，古者以農具之錢，為一種交易媒介之要具；後此鑄幣，仍象其形，而襲名曰錢。觀古代之錢，其形與今之鍬酷相類，則其命名之所由，可以見矣。錢為本字，周代或稱曰泉者，乃同音假借字。後儒妄以如泉之流釋之（亦見《漢誌》如淳注），實向壁虛造也。後世之錢，圓周方孔，此乃鑄造技術之進化，形雖變而稱不改。於是錢鎛之名，遂為錢幣所奪，而世無複知錢之本為何物者矣。

吾嚐考古代地中海沿岸人民所用銀幣，有作魚形者。印度洋沿岸人民所用銅幣，有作刀形者（其形略似我古代刀幣，而尤類澳洲土人所用石刀），又其銀銅幣，有作海藻形者。魚刀海藻，皆其地前此一種幣材，及鑄金為幣，仍象其形以代表之（說本德人羅查《生計學原論》）。因以悟吾國錢刀之得名，亦同此理。東西一揆，人情固不甚相遠也。

△第七項珠玉

《管子》稱古者以珠玉為上幣。《漢書·食貨誌》言秦並天下，始不以珠玉為幣。則珠玉之充幣材久矣。然其為物，所值太奢而毀壞極易。一有破損，價值全失，實幣材中之最不適者也。故雖在前代已不普行。群治稍進，遂受淘汰遺跡所存，無甚可考。大率以供藏襲之資，備享饋之用耳。朝覲會盟聘饗，必以圭璧為禮，蓋猶是玉幣之遺意。而《爾雅·釋器》雲：“玉十謂之區。”郭璞注雲：“雙玉曰瑴，五瑴為區。”是則古代用玉計數法之可考見者也。

△結論

由此觀之，古代之貨幣，非自始即能用金屬以為材也。金屬之用，實最後起，然遂能淩駕諸品獨占優勝者何也？吾固言之矣，貨幣有四種職務，惟最能完此職務者，最適於為幣材。欲完此職務奈何？是當具八德。一曰為社會人人所貴，而授受無拒者；二曰攜運便易者；三曰品質鞏固，無損傷毀滅之憂者；四曰有適當之價格者；五曰容易割裂，且不緣割裂而損其價值者；六曰其各分子以同一之品質而成；七曰其表麵得施以模印標識者；八曰價格確實而變遷不劇者。而前此所用龜、貝、皮、粟、布帛、禽畜、器具、珠玉諸品，於此八德者，或具彼而闕此，或具此而闕彼，終以資格不備而見淘汰。惟金屬則悉備之，故其用獨專也。而金屬之中，賤金之資格，又不逮貴金。故銅鐵不如金銀，銀又不如金（非以其價值之巨也，謂其具幣材之諸德耳。不然珠玉鑽石之值豈不更巨於黃金哉）。夫金則八德鹹備矣。銀亦幾於具體而微，而其所缺憾者，則以晚近數十年來，全世界銀塊之出產太盛，而需要之增進，不能與之相應，故其價漲落無常，而於第八項所謂價格確實之德蓋闕焉。故二十年前，各國尚有以金銀兩種並為主幣者，今則惟金獨尊，而銀則夷而為從，與銅同位。原則所支配，大勢所趨赴，雖有大力，莫之能抗也。今者交通盛開，生計無國界，欲為國民謀樂利，終不容逆時以取敗亡。我國方承圜法極敝之末流，我後我大夫，亦既知頒定幣製之不可以已。顧頗聞廷臣之議，猶複有主銀而不主金者，此猶生秦漢以降，尚矜矜然欲貨貝而寶龜也，蔑有濟矣。吾因考古，縱論及此。若主金辟銀之議，他日更當為專篇以闡發之。

○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

中國亡征萬千，而其病已中於膏肓，且其禍已迫於眉睫者，則國民生計之困窮是已。蓋就國家一方麵論之，萬事皆有可補救，而獨至舉國資本涸竭，馴至演成國家破產之慘劇，則無複可補救。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就個人一方麵論之，萬事皆可忍受，而獨至於饑寒迫肌膚，死期在旦夕，則無複可忍受。所謂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雖有良善，未有不窮而思濫者也。嗚呼！今日中國之現象當之矣。

士農工商，國之石民。我國之士，向惟分利，隨社會之饒瘠，以卜坐食之豐嗇，可置勿論。至於小農小工小商，前此恃手指之勤動，守分安業，苟非遇大災變，恒足以自贍；雖生事至觳，然固可以優遊卒歲。《豳風·七月》之氣象，在鄉野間常仿佛遇之。今則何如？以幣製紊亂、百物騰踴之故，民每歲所入與前相等者，今則資用效力不及其半。加以人口孳殖，求業日艱，故中人之家，恒苦不贍。食力小民，豐歲猶且饑寒；一遇水旱偏災，則餓殍塞途，轉徙而之四方者，常數萬計。其稍悍者，則迫而為盜賊；日戳一人，猶不能止。若夫通都大邑，十年前號稱殷富之區者，今則滿目蕭條；而商號之破產，日有所聞。金融緊迫，無地不然；自上至下，皆有亻兔然不可終日之勢。蓋晚元、晚明之現象，一一皆具見於今日；愁慘之氣，充滿於國中。嗚呼！凡百險狀，蓋未有過此者矣！

論者動曰：吾國政府財政雖極竭蹶，而富之藏於民者不知凡幾。此衛言也。謂吾國今尚藏富於地則可，謂吾國今尚藏富於民則不可。夫以一國四萬萬人之眾，亦豈嚐無稱素封者若幹戶。然所謂國民生計者，就全國國富之總量而校其盈朒，不得以最少數人為標準也。今且語富之性質。富也者，以其所孳殖之財，校諸其所費耗之財而常有贏餘之謂也。個人生計有然，即國民生計亦有然。然則欲驗國富之消長，則亦以貨財之來往於國際間者，校其數量及其種數而已。今請先就近三十年來通商貿易表一比較之。

（見書Ｐ３３５）％據右表所列，則自光緒八年以後，每年輸入超過者（輸入超過謂入口貨物所值除以出口貨相抵外而所餘不足之額也）約一千萬兩；十一年以後，則進為二千餘萬兩；十六年以後，則進為四千餘萬兩；二十六年以後，進為六千餘萬兩；三十一年，更驟進為二萬萬餘兩；最近四五年，則來往於一萬五千萬兩之間。蓋自互市以來六十餘年間，無一年非輸入超過，愈至近年而其勢愈甚。至如最近五六年來，每年超過之額，乃過於政府總歲入（現在政府總歲入年約一萬三千餘萬）。蓋自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僅四年內，而吾財之漏卮於外者，將及六萬萬兩。溯初互市以迄今，其數之巨，豈更可思議哉！而或者曰：國富之來往於國際間者，不能專據貿易表以為衡。蓋國際債權債務之關係，其在貿易表以外者尚多也，斯固然也。雖然，嚐考各國之曆史及現狀，凡輸入超過者，恒為債權國（債權國者其國民以有餘之資本借出於他國而收其息者也），如英國是也；若債務國則宜輸出超過（債務國者其國民借入他國之資本而須償其本息者也），如二十年前之美國是也。蓋債權國前此已將其資本貸出於外國，至今應年年收還本息，而所收還者，不必其為現金也。而即以外國入口之貨物作抵，蓋人之得金者，亦不過持之以易其所需之物耳。然又必須以自己之勞力作成物品，然後有所持以為易，個人生計有然，即國民生計亦有然。國際貿易者，不外以己國人勞力所產之物品，易取他國人勞力所產之物品而已。而債權國之輸入超過，則吸取外國人勞力所產之物品，供我享用；而我則不必自出其勞力所產者以與為易也。如是則雖輸入超過而不為病。彼英國自千八百五十五年以迄今日，年年皆輸入超過；而最近十年間，每年超過之額，多者約二十萬萬兩，少者亦十二三萬萬兩。而英人不聞以漏卮為病者，有債權足與之相抵也。若債務國則宜反是。前此貸金於人，今則年年須償其本息，而所償者亦不必以現金，但以己國人勞力所產之物品。多輦致於外，而所易取他國之物品，不逮此額，則所餘之額，即以之抵銷債務。如美國當四五十年前，一切殖產興業之資本，俱仰給歐洲，負莫大之債務。而亦前後五六十年間，年年皆輸出超過；直至最近十餘年，債務消滅漸盡，然後輸出入乃略均平，是其例也。由此觀之，輸入超過，惟在債權國為宜然。若夫債務國，苟非輸出超過，則不足以維持於不匱。此生計學不易之公例也。吾中國則何如？國民未嚐有一銖之資本，投諸海外以收其息；而公私所負外債，都為十三萬萬餘兩。在理宜每歲輸出超過之額六七千萬兩，然後僅足以相抵；今不惟無此，而輸入超過者，且倍之，且三之。自庚子迄今，每年償外債本息，恒四千萬乃至七千萬兩，而輸入超過額恒六千萬乃至二萬萬兩。兩項合計，每年國民財力漏卮於外者，平均二萬萬兩。庚子迄今十年，為二十萬萬兩，而前此已耗蝕者尚不在此數。試問我國富每年所能增殖者幾何？今若此，夫安得不舉國以陷於窮餓也。

問者曰：若此，是殆我國所有之金銀，外溢以盡乎？曰：是又不然。夫國之貧富，非以其所有金錢之多寡而積算者也。今請稽近年來我國金銀出入之數而論之。

年次　　輸出（海關兩）　　　　　輸入（海關兩）

卷二十二

○幣製條議

一、本文為鄙人對於我國幣製之意見，原以按切事實為主，非侈談學理。但製度之取舍必以學理為衡，苟於學理見之未瑩，則無以定某種製度之當采不當采。故篇中往往征引學理，非得已也。

一、貨幣為生計學中最複雜糾紛之現象，東西學者所著專書動數十萬言始能說明其概。今此區區短論中既須自標所主張，複須征引以使人了解，談何容易！盡吾力所能逮而已。要之，國民當先求常識。若常識太缺乏，則實難與論事，非獨幣製也。

一、篇中之文，務取通俗，幾於參用白話，凡欲使讀者了解而已。若律以文章義法，惟有慚赧。著者識△第一論中國當急頒幣製之故

吾嚐著論，謂幣製頒定之遲速，係國家之存亡。僅就一二事論之，未能盡也。然其重要既若彼矣。若具論之，則幣製所以必當速頒之故，蓋有三綱十八目焉。

第一綱就國民生計上，論幣製之當速頒。

第一目貨幣為交易媒介，握全國生計之樞紐。幣製不定，則國民生計，永無發達之期。

第二目幣製不定，則物價無畫一之標準，隨金銀銅市價為漲落，一日數變；物價不與其供求之本率相應，非漲而漲，非落而落，凡百商務，皆含有投機的性質，市場不能安謐。

第三目物價之對於貨幣，既若是矣；而甲種貨幣之對於乙種貨幣，其漲落無定亦如之。故為兩重投機的性質。

第四目如是則一市之內，混雜既不可名狀。若甲市與乙市之交通，甲省與乙省之交通，其棼亂又更甚焉。無異分一國，為數十百國；國內之通商彙兌，視對外之通商彙兌尤為繁雜。全國生計機關，為之凝滯。

第五目幣製不定，故為全世界銀價下落之大勢所壓迫，物價日騰。

第六目幣製不定，故濫鑄銅元、濫發紙幣諸惡政相緣而起。其極也，至於百物騰踴，一切金銀，受格裏森原則所支配，盡驅逐於海外；其在國中之法幣，則無複購買力，一國元氣，斫喪以盡。

第七目幣製不定，則銀行業萬不能興起。一國資本，無挹注增長之途，馴至生產事業，盡為外人所奪。第二綱就財政上及政治上，論幣製之當速頒。

第八目幣製不定，則一切稅率無確實之標準；租稅行政，萬無整頓之期；中飽之弊，無從剔除。

第九目幣製不定，則預算無從編製施行。即強欲行之，而繁雜不可言，作弊亦易，其究也與無預算等。

第十目預算既成具文，則國民監督財政之權，無所得施。立憲政體，全然無效。

第十一目幣製紊亂之結果，致物價日騰，貨幣購買力日減，則國庫每年由租稅定額所得之收入，愈損其效用，而財政之竭蹶愈甚。

第十二目以惡幣盛行故，地方官吏賠累不堪，勢必仍以他種貪汙手段取償於民；長官雖明知之，亦不能禁，而吏治將日加壞。

第十三目若為補國庫之不足，或彌官吏之賠累，而將各種稅率任意折算貨幣成色，則其禍更烈於增稅，必致民不聊生。

第十四目惡幣既已盛行，將來若不設法補救，則國遂將隨以亡。然補救愈遲，則國庫之受累愈重。第三綱就對外政策上，論幣製之當速頒。

第十五目頒定幣製，我與英美德日諸國所定新商約，泐為專條。故雖屬內政，今已變成條約上之義務。若因循不頒，長此紊亂，則外國之幹涉必起，更進則必至幹涉財政而後已。

第十六目幣製不定，則以金銀價漲落無常之故，對於用金國之貿易，全為投機的性質，而國際商業，萬難發達。

第十七目以銀價下落之趨勢，而我國入口貨物，遠過於出口。故我之虧累愈甚，而每年償還外債，本息之磅虧，漏卮益不知所屆。

第十八目幣製不立，則外國銀行紙幣，無從抵製而全國金融機關終長為外人所握，得以製我死命。

由是言之，則幣製之關係於國家存亡也，至章章矣。以幣製紊亂之故，而致外國之幹涉財政，則國亡；即不爾，而稅製緣此不能整理，國庫所入，歲歲告不足，則政府破產而國亡。貨幣購買力日落，百物騰踴，民窮財盡，救死不贍，鋌而走險，盜賊蜂起，亂黨乘之，則國亡；即不爾，而全國食力之小民，皆轉死於溝壑，則國亡；即不爾，而全國人皆匍伏於外國資本家金融家之下以求一飽，則國亦終亡。惡幣愈益充塞之後，不圖補救，則坐視其亡；然愈遲則補救愈難，至不可補救時而補救之，或更以速其亡。此皆其直接者也。若夫以幣製紊亂故，吏治更趨頹壞，國民不能舉監督財政之實；立憲政體，徒有空名，則亦間接致亡。若是乎亡征萬千，而無一不與幣製相緣。然則今日當舉之政雖萬千，而頒定幣製，實為其最重要之一端，可斷言矣。

度支部於光緒三十二年所上議定幣製諸折，其大體蓋不謬於學理。天下想望，謂將立見施行；而蹉跎數年，至今反若音沈響寂。嚐考厥原因，其一，蓋由築室道謀，有強作解事之人，倡異議以為之梗；其二，蓋由無實心體國之人，肯負責任，怵於牽動之大，改革之難，瞻徇因循，得過且過；其三，則亦未嚐實有見於幣製紊亂之害，以為雖稍遼緩，即亦無妨，姑徐徐以待之；其四，則未嚐通盤籌畫，確定下手之方法，雖欲施行而苦無其途也。吾故既極言頒定幣製之當急，複舉當今時論所致疑之諸問題，一一根據學理，按切事勢，以述其所懷抱，冀當道一采擇，亦使我國民瞭然於茲事之利害，共造輿論以督責政府焉。

△第二論本位銀幣之重量

數年來貨幣問題論爭最劇者，則銀幣每枚重量，或主一兩或主七錢二分也。此本非幣製中最重要之問題，原不值得爾許劇爭；且欲論此事，又當有其先決問題焉，則本位問題是已。若欲定我國為銀本位製，則銀幣重量問題，尚有討論之價值。若用金本位製，則凡所討論者，皆為無效矣。夫國於今日之世界，萬不能複行銀本位製，至易見也。而疇昔之爭一兩與七錢二分者，則其眼光僅見及銀者也。此其所以可笑也。吾所主張者，實為度支部前此所擬定之虛金本位製。故於銀幣之重量，原可不甚置重。雖然，凡行虛金本位製之國，其國際彙兌，雖以金計算，而國內所行用，仍以銀代金，則雖命其最高之銀幣為本位幣焉，亦無不可。且欲行虛金本位製，仍必須於施行前之數年，先立銀本位以為之基礎。今所論爭者，則此項本位幣也。吾得取其說而論評之。

主一兩者與主七錢二分者，皆非有學理以為根據也。叩其說，則曰取便民之所安習而已。主一兩者之言曰，吾國古來用銀，皆以兩為單位，至今民間廣行之，且官府出納著於憲典者，無一不以兩為標準，因而仍之。故一兩便。主七錢二分者之言曰，前此計兩，不過銀塊而已，既鑄成圓，事當別論。今沿江沿海，多行墨西哥銀圓，又各省多鑄龍圓，其重量皆七錢二分，宜因而仍之。故七錢二分便。此其說皆若甚辯，要之，皆不明貨幣之性質者也。今世貨幣之性質，以計枚不計重為原則。各種貨幣，皆數其枚數以為物價之尺度，不衡其重量以為物價之尺度也。惟本位幣則以嚴格定其重量。雖然，所謂重量者，指純重量，非指總重量也。何謂總重量？舉一枚囫圇秤之，所得之重量是也。何謂純重量？蓋凡貨幣，皆不能專以一種金屬鑄成，每枚必攙以他種雜質一二成，純重量者，則將其所攙之雜質除出，惟計其純金純銀重量幾何也。我國前此，除銅錢外，別無貨幣，其用銀皆計重不計枚，此積習深入人心。故至今議幣製，仍斤斤然惟重量之計較。而其所謂重量者，又惟識有總量，而不識有純量。故有此使人發噱之問題發生。苟非將此種舊觀念剗除淨盡，則將來雖施行新幣，而官民之行用者，必仍一一取而秤之，則是用有花紋之銀塊，非用貨幣也。夫鑄幣所以必攙雜質者，以非是則不能堅牢也。所攙多少，雖非一定，試以銀九銅一計之，則所謂一兩者，其純銀不過九錢；所謂七錢二分者，其純銀不過六錢四分八厘耳。以因習言之，則一兩與七錢二分，誠若有優劣之可言。若九錢與六錢四分八厘，則有何優劣之可言？而論者乃視為一大事而攘臂爭之，真乃大惑不解也。考光緒三十一年財政處奏定章程，則鑄一兩銀幣，每枚含純銀九錢六分，攙以雜質一錢，合計總重量為一兩零六分，麵鑄庫平一兩字樣。若依此製，則其純量既不足一兩，其總量又不止一兩，強而命以一兩之名，吾誠不知其何據也。當局者之意豈不曰，名價雖一兩，吾於每枚取其四分以為鑄費，亦義所應得，非為厲民也。殊不知實價小於名價，惟補助幣為然耳。若本位幣，則舍實價而名價無由立，此乃性質使然，非厲民不厲民之問題也。蓋補助幣以本位幣之價為價，其所以能爾者，以本位幣先有定價耳。故得以法律規定若幹枚當本位幣一枚，名價之與實相副與否，不必問也。若本位幣，則自以其所含之價為補助幣價之主宰，且為凡百物價之尺度，則名即實，實即名。何從於其間更立差別？故如財政處之議，欲以九錢六分為定量者，則將來新幣之重量，隻能謂之以九錢六分為一本位，而必不能謂以一兩為一本位。夫一兩或可曰便民；九錢六分，則何便民之有？若必欲以一兩為本位者，則其總重量必應為一兩一錢有奇，則其麵上所鑄，應為一兩字樣乎？將為一兩若幹錢若幹分字樣乎？此論者所未計及也。彼主七錢二分者，其所見亦若是耳。

彼主一兩者，豈不曰人民所安習也，殊不思我國以度量衡製混雜之故。所謂一兩之重量，原無一定，以吾所知，則直隸有北京公砝平市平二兩庫平天津公砝平錢平糧平東錢平等，山東有汴錢平東錢平市平貨平周錢平曹平公估平等，山西有錢平公平等，河南有汴錢平口南平口北平道錢平孟糧平等，湖北有樊城平沙錢平河錢平九八五平花平洋例平庫平九八六估平等，湖南有錢平湘公布平常錢平街市平等，江西有九三八平老河平錢平等，安徽有皖平估平等，江蘇有省估平鎮估平浦平上海曹平上海公砝平上海九八規平海關平等，浙江有曹平江北平等，福建有南台新平南台新議平新平庫平等，廣東有司碼平九九七平等，廣西有江碼平廟平等，雲南有滇市平等，貴州有錢平市貴平庫平等，四川有九七川平渝川平沙川平會平等，甘肅有蘭錢平涼紋平甘銀平等，奉天有沈平西公砝平錦平等。此皆就各大都會所行用，隨舉記憶所及者。然其差別既已若是，其他各小市所用不同者何限？一市之中各行所用不同者又何限？而其銀色又各各殊別，雖同一平同一重量，而價值往往懸絕，又不惟民間所用為然耳；即官府之出納，其所謂兩者，亦處處不同。今欲悉就其所安習耶？則當一一而就之。如此豈複成為幣製，若定以庫平足紋為標準耶？則所便者惟向用庫平足紋之地，且其地中向用庫平足紋之人耳，其他之不便如故也。便者一而不便者百，其所謂便安在？若夫謂七錢二分之便於沿江沿海者，其他之不便亦若是矣。要之，持此說者，皆由狃於秤用銀塊之積習，全不識貨幣作用。苟所立新製，不能將此積習打破，則將來仍必秤衡而用之，不啻於諸平之外，又添一平，諸銀色之外，又添一色，隻以益幣製之棼亂耳。是故欲便民所習，則便此者必不便彼，便彼者必不便此。均之不能悉便也，則何必偏徇其一？夫幣製者，欲以齊一國之不齊也。所習既不齊，乃因仍而欲齊之，蔑有當矣。然則欲解決此問題，亦惟有將便習之一念除去，而征信諸學理按切諸事勢而已矣。

欲征信諸學理按切諸事勢，則其所當研究之問題有五焉。第一為交易運帶之便，則每枚之重量，以何為最適乎？

第二按照人民生活程度，則每枚重量幾何，最能與下級補助幣相應乎？第三為國際彙兌之便，每枚重量，以何為最宜乎？

第四將來行虛金本位製，此種銀幣，為本位金幣之代用，其重量若幹，則可以免起格裏森原則之作用乎？

第五施行新幣時，其重量若幹，則可以免前此債權債務之關係大生混雜乎？

吾合此諸問題，錯綜研究之，則擬定本位銀幣一枚之純重量為六錢六分六厘，請言其理。

就第一問題言之，則每枚總量一兩，已嫌其笨重；若純量一兩，再攙以雜貨，為總量一兩一錢有奇，笨重更甚。若用吾說，而鑄造時以銀九銅一為成色，則總量七錢四分，與現在龍圓略同，最為得中。

就第二問題言之，凡有係統之貨幣，必本位幣與補助幣相維。例如日本現行幣製，以一小銀元當本位十分之一，以一銅元當本位百分之一。我國將來幣製係統，必當仿之；而現在當局所議，亦實欲仿之者也。日本最小之交易，其所用者，即為銅元。故銅元實日本人生活程度最低之標準也。而日本之本位貨幣一圓，其重量為純金二分。現在金價，約值銀三十八換內外。故其本位一圓，實約值銀七錢六分。一銅元為百分圓之一，故所值約銀七厘六毫，即日本人之最小交易，不能出七厘六毫以下也。我國將來之貨幣係統，於銅元以下，尚須設一級更低之補助幣與否，此事為別一問題。然因現在以各省濫鑄銅元之故，格裏森原則之作用起，製錢被逐以盡，人民無錢可用，以致最小之交易，不得不用銅元。故銅元亦幾已成為我國人生活程度最低之標準矣。然銅元之法價，例須當本位幣百分之一。故本位幣之輕重，與人民生活程度之關係，實為極密。使率今日習慣，聽銅元市價，時漲時落，則其束縛吾民雖不至過甚。然此豈複成為幣製？他日幣製確立，則雖忍無量之苦痛，猶當維持銅元法價，此稍有識者所能見及矣。於其時也，試以一兩為本位幣之純量乎？則銅元一枚之法價，應值銀一分，而人民最小之交易，亦必須用銀一分，其理甚明。日本國民富力，倍蓰於我；而最小之交易，用銀七厘六毫，猶虞竭蹶。今我最小之交易，乃必須用銀一分，我民其能堪乎？近年來百物騰踴，民之疾苦，已不可紀極；今更若此，幾何其不驅全國之民以轉於溝壑也。一兩之說，所以萬萬不能行者，實在於此。若用吾說，則一銅元法價，僅當六厘六毫有奇，將來若能更鑄一種製錢，當本位千分之一者，固善也。即不然，而能增當五百分之一者、當二百分之一者兩種（即當五錢與當二錢）以調劑之，則民亦可以稍蘇矣。

就第三、第四問題論之，當今日萬國交通之時代，國際貿易之盛衰，實為國民生計榮悴所關。然欲發達國際貿易，首當求國際彙兌之便利。欲國際彙兌之便利，則與交際最密之諸國，其幣製宜不甚相遠。以吾所計畫，則我國將來行虛金本位製時，每本位金幣一枚，其重量應定為純金二分零八毫；十枚總量，為二錢零八厘，實當七格林七九八九，與各國貨幣相比對。每十枚約當英國一鎊一喜林四辨士弱，當德國二十馬克二他黎強，當法國二十六法郎八十六銑錪強，當美國五打拉十八仙強，當日本十圓四十錢弱，以此為彙兌中價，除法國小有參差外，其餘則或以十當其十，或以十當其一，或以十當其五，或以十當其二十，計數皆甚便易。而此種銀幣，在國內為本位金幣之代用品，定為金一銀三十二之比價。據現在時價以測將來趨勢，雖曰事實未可知，然尚不至起格裏森原則之作用也。

就第五問題言之，此則持一兩說者最有力之論據也。蓋幣製之精神，雖曰以齊一國之不齊，然當新舊嬗代時，欲速其流通，終不可太予民以不便。我民用銀計兩，已垂千年。前此債權債務之關係，大率以此相約束。譬有某甲，當新幣未行前，欠某乙銀一百兩，後此某甲欲償以新幣。若新幣每枚純重為一兩者，則償以百枚，彼此皆無爭論；若重不及一兩，則不得不一一而秤之矣，是返於用銀塊之舊也。況國家所征糧丁漕銀厘金關稅等，無不以兩起算，一一重新折算，為事更煩雜乎？此用兩說之根據也。吾惟有鑒於此，故不惟不主七錢二分，並不主六錢四分，而用極畸零數之六錢六分六厘。其前此債權債務以兩起算者，則命以一枚有半而當一兩。一枚有半所含純銀為九錢九分九厘，所不足者一厘而已；而疇昔尋常通用之銀塊，未必皆足色。故雖缺此區區，而於債權債務者兩無所損，民必安而便之。其有仍喜用銀塊者，聽兩造自為議定，國家絕不幹涉。然民之舍彼而趨此，殆有不待教而後能者矣。若夫前此用製錢起算者，則以每千文當本位幣一枚，百文十文以下以此類推，此則補助幣之原則，不待論也。如此則貨幣係統，分明不亂，而下之換算製錢，既無與生活程度懸絕之虞；上之換算銀塊，又無與舊習扞格不入之患；外之通彙各國，更無投機錯紛之憂，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

△第三論中國當采用虛金本位製及其辦法

所貴乎有貨幣者，以其能為一切物價之尺度也。貨幣所以能為一切物價之尺度者，以其自體有一定之價格也。夫貨幣自體一定之價格，則恃本位幣以為之綱，故語幣製而不先致意於本位，蔑有當矣。綜舉各國幣製，則有金本位製，有銀本位製，有金銀複本位製，有跛行本位製，有虛金本位製，凡五種（其性質別具貨幣主位製說略篇中）。今我國果當何采乎？金銀兩本位製者，實緣歐美諸國，未解重視本位製以前，先有多數之金銀兩幣，相沿並用，及其後乃極力思維持之。夫本位幣者，幣之主也。本位而有二，則是天有二日，國有二王。本已不適於理論，而欲利用兩性之相軋以劑其平，苟非萬國協行，為事決無可幾。故前此各國政治家嘔心血以圖之者，皆成徒勞。今則眾共識其不可矣。此法意、葡、班諸國，所以一歸為跛行製也。我國現在非直無金幣也，並無銀幣（我國現行者銀塊耳，即龍洋小銀元等亦不過有花紋之銀塊，不得謂之銀幣）。今所務者，惟在製定新幣，而非在處置舊幣，則複本位不成問題，事至易睹。而跛行本位製，實由複本位製蛻化而來，專以救複本位之窮，其與我無關，益章章矣。故今日所當研究者，則金本位、銀本位、虛金本位三者，孰適之問題而已。

凡選擇本位之標準，略有三端：一曰就幣材性質以觀其孰適，二曰就國民生活程度以觀其孰適，三曰就四鄰交通利便以觀其孰適。夫幣材貴具八德，惟金斯八德鹹備；銀則雖具餘七德，徒以近十數年來，供求不能相劑，其價漲落無定，於價格確實之一德闕焉。故就第一標準論之，銀不逮金，已成通義。惟是各國人民生計程度，高下不齊，在工商業盛之國，懋遷出入，為數常巨，惟金能以小量直厚價，始便轉運；在產業幼稚之國，則無須此。故就第二標準論之，則兩者各有利害可言，而當視各國情形以為斷。雖然，在今日交通大開之世，無論何國，皆不能閉關而與人絕市。坐是故不能矯然與四鄰立異。苟立異者，則彼我兩損，而我所蒙損尤巨。故就第三標準論之，則雖有人民程度，不必用金；而大勢所迫，有不得不用者矣。先明此義，則可以語於我國選擇本位之方針矣。我國行銅本位製，相沿已數千年；至今西北各省，猶或並銀塊而不用。故以第二標準論之，則行銀本位最宜；且即以對外政策言之，苟用銀而善於操縱，有時或收奇效。蓋當此銀價趨落之時，苟能大獎實業，則我能以廉價所產之物，與他國高價所產者競，非惟可以抵製外貨勿使入，且能使內貨得侵略外國市場。此銀本位最優之點也。雖然，以今日我國情形論之，全國資本乏絕，實業人才希少，加以政治機關種種腐敗，無一不為興業之梗，欲工藝之盛大，遐哉未有其期，而現在每年輸入之超過輸出者，常數千萬。銀價日落，其購買力日減，物價緣而日騰。吾民日用飲食所費，先受其病；況加以各種外債，總額凡十餘萬萬，皆以金計，年年須輦巨萬於外以償本息。銀價益落，鎊虧歲增，其博禍又為人人所共見者耶！若夫以四鄰列強及其屬地悉用金故，我以用銀國虱於其間，緣銀價漲落之無常，一切懋遷，皆含投機性質，為國際商業之障，而彼我交蒙其害者，抑又無論矣。夫以通義言之，銀之不適於為本位既若彼；即以我國特別情形言之，銀本位之弊餘於利又若此。是故生今日而猶墨守用銀之議者，固已持之不能成理矣。

既不用銀則必用金，雖然，致疑於金本位之難行者，則亦有說焉。第一說我國今日人民生活程度尚低下，用金能無流弊乎？

第二說就貨幣行政上言之，由銅本位一躍而進於金本位，能無扞格乎？第三說行金本位，必先蓄多金，我國現在財力能堪此乎？

答第一說。以人民生活程度言之，有不得不用金之國，而無不得不用銀之國。所謂生活程度宜用銀者，謂可以無須用金，則何必為此仆仆雲爾？而非謂程度不及而用金，則立見其弊也。蓋生活程度已高者，懋遷所需媒介物，其額常巨，銀以笨重，種種不便。蓋以貴金屬不能為賤金屬之補助，而本位幣居金貨幣係統最高之位，更無他種異材之幣能立乎其上以代之（鈔幣期票等不在此數）。懋遷額巨而用銀，勢必至一次貿易，而授受之銀盈鬥，其不便莫甚。故易而用金，非得已也。若夫宜用銀而用金者，其形勢則異是。置金幣一種以為本位，而其下有銀鎳銅各種輔幣（即補助幣也，度支部所定名今從之）以佐之，懋遷額小，不及一本位者，有輔幣以代其用。若全國貿遷額恒小，則不過本位幣虛懸而罕用耳，於事無害也。蓋與人民生活程度關係最密者，實為最低級之補助貨幣，而本位幣則非其最密者也。夫所謂用金不適於貧國者，豈不曰現今各國所鑄金幣，大率每枚重七格林以上，合以銀價，約值七八兩，即折而五之，亦值三四兩，折而十之，亦值七八錢，而貧國之民，不任受此乎？不知本位之下有輔幣，其輔幣之級數種種，或當本位五之一，或當十之一，或當百之一，乃至或當千之一萬之一。惟人所置，若慮值昂之幣，不周於用，則多置一級以為補助足矣，而本位可以毫無牽動也。例如日本，以金幣一圓為本位，其重二分，以現在比價，約值銀六錢餘乃至七錢；而其最低級之輔幣，為一錢銅幣，當本位百分之一，約值銀六厘餘乃至七厘。此即日本人民生活程度最低之標準也。使日本之輔幣，而僅以當本位十分之一者為最低級，則固不周於用。又使雖有百分一之輔幣，而其本位一枚之重量，如英國之一鎊，則亦不周於用。然今若是，則固已與彼民程度相應矣。今使吾行用金幣，其本位每枚之重量，略與日本等（假定為純金二分）；吾民生活程度，雖不逮日本，最甚亦不過當其十之一已耳。日本今以當純金二分百之一者為最低級輔幣，我則更於其下加一種，以當純金二分千之一者為最低級輔幣。如此則尚何不周之足為患者。質而言之，則規複舊製錢，使與銅元相輔，而完補助之用耳。銅元當本位金幣百之一，所值為銀七厘；小銅元（即舊錢）當千之一，所值為銀七毛。以七毛為最小額交易媒介之用，雖至貧者亦不以為病矣。然此固與金本位之係統，一毫無傷也。而不然者，如當今時流主用銀者之說，以純銀一兩為本位，又不為規複製錢之計，民間最小額之交易媒介，必須用一銅元；而一銅元當本位百之一，其值為銀一分，此則真乃與人民生活程度相去懸絕耳。然則豈必用金乃為病民，反以用銀而病滋甚矣。蓋貨幣之職務，以量度物價為最要，應乎國中各物價之高下大小，而有種種多級之貨幣以名之，斯其幣製為適宜。歐美市上，殆無值銀一錢以下之物價，故其輔幣不必有值銀一錢以下者。日本市上，殆無值銀七八厘以下之物價，故其輔幣不必有值銀七八厘以下者。今我國腹地市上，值銀一厘以下之物價，往往而有；苟為對照人民生活程度起見，則其所最不可缺者，為值銀一厘以下之輔幣。而謂惟行銀本位始能有值銀一厘以下之輔幣，行金本位則不能有之，此理之決不可通者也。夫生活程度說，實為主用銀者最強之論據。明乎此義，則其壘不攻自破矣。

答第二說。由前之說，則中國之宜用金本位，既章章矣。而當其實行之始有極難者，蓋中國向來無所謂本位幣也；強曰有之，則銅錢而已。今由銅一蹴而進於金，即銀亦僅得列於輔幣之數。夫輔幣者，以行使有限製者為原則也。我國民於銅錢之外，則用銀為最習。今忽限製銀之行用，則民將安所適？此實對於用金說一有力之論難也。欲解此問題，則閱至終篇，方能明了。蓋吾所主者為虛金本位製，而凡行虛金本位製之國，其銀幣之係統有兩大別：一曰純為輔幣者，一曰為本位金幣之代表者。而此第二種，就其功用言之，雖謂與本位幣無異可也。故行虛金本位製之國，必以本位銀幣為其中堅。此無他，以彼國中本絕少金幣，而惟有多量之本位銀幣故耳。蓋虛金本位製，實由銀本位製蛻變而成，猶跛行本位製之由金銀複本位製蛻變而成也。夫既由銀本位蛻變而成，則非俟銀本位確立之後；而虛金本位無自施行，至易見矣。故吾所主張者，一方麵為虛金本位之預備，一方麵確立銀本位。蓋金本位為其目的，銀本位則為達此目的之一手段。吾之所以異於用銀說者在此。雖然，躐等之進，亦吾所未敢苟同也（此理或驟難索解，閱至終篇自了）。

答第三說。用金本位，必鑄金幣；欲鑄金幣，須先蓄金。以我國之大，人民之眾，且鈔幣及其他信用期票等皆未發達，則需用貨幣額之巨，不問可知。而年來金價，騰貴未艾，以我國財力之竭蹶，安從購蓄以為鑄幣用，此亦行金本位製之一大梗也。雖然，若欲行純粹之金本位製，則值此誠為束手。吾今所主者，則虛金本位製而已。泰西生計學家常言，虛金本位製者，貧弱國之續命湯也。何以故？以其不必蓄多金而能收用金之利故。彼齗齗以乏金為患者，由未解此中妙用耳。

吾請自是語虛金本位製。

虛金本位製，實最近十餘年間始行發明，而現在印度、墨西哥、菲律賓及南洋群島之英屬等所共行，而灼著成效者也其特色有四。

一虛懸一本位之標準，以金為之。如定以金若幹格林為本位幣一枚所含之純量是也。

二政府不鑄金幣，惟以銀幣代之，而以法律規定金銀兩者比價之率。但其比率必須視市場銀價為稍高，如現在市價為金一銀三十五六之間者，則定為金一銀三十二。

三所鑄銀幣須有限製，使適如全國所需用之額而止。

四中央銀行，須相機發賣寄往外國之彙票，又在外國各大市場設立分行，相機發賣寄回本國之彙票，隨時操縱出入彙兌市價，使與國家法定之比率相應。

我國之擬采此製，實發議於前總稅務司赫德及美國調查幣製大臣精琪，而光緒三十二年度支部擬為甲乙丙丁四種辦法上奏，得旨報可。然則此製雖未實見施行，而固為已定之方針矣。但國中人士，明其性質者絕少。即現在度支部及幣製調查局中人員，恐亦什九未能了解。以故或生異議而沮其成，即不爾，亦視之為不足輕重。所以久遷延不辦之故，當由於此。昔精琪初建議時，張文襄公嚐上疏力詆之，大指謂金銀漲落時價自有行情，人人共知，政府何能強為定價？而因謂此製之法定比率為不能成立，一時耳食之輩，鹹附和之，以至此議久梗。今文襄雖往，而國中人與文襄同一疑團者，當複不少。蓋此理本甚奧衍複雜，苟非細心領會，未易索解，不足怪也。今不避詞費，次第說明之。

第一、當先明國際借貸貨幣來往之理。凡兩國既相交通，則每年必有本國人應給與外國人之錢銀，謂之國際債務（舉其種類則入口貨之價值也，本國人遊曆遊學於外國者之所用也，本國在外國公使領事館之費用也，本國人營業於外國所投之資本也，外國人在本國營業所得之利息也，其在有外債之國則本國償還外國之本利錢也。此外尚有數種不備舉）；同時亦必有外國人應給與本國人之錢銀，謂之國際債權（舉其種類則出口貨之價值也，外國人遊曆遊學於本國者之所用也，外國在本國公使領事館之費用也，外國人營業於本國所投之資本也，本國在外國之工人所寄歸本國之錢也，其在借外債時則外債輸入之本錢也，此外尚有數種不備舉）。然此債權債務之決算，非一一用現銀也，皆以彙票而已。使彼此各種債權債務之總數適相合，則彙價常平。若債權多於債務，則由外國來本國之彙票，求過於供，而其價必騰；由本國往外國之彙票，供過於求，而其價必落。反之，而債務多於債權，則由外國來本國之彙票，其價必落；由本國往外國之彙票，其價必騰（如每年外國人須彙來本國之錢共一萬萬，而本國應彙往外國之錢僅八千萬，則在外國欲買彙票之人多，銀行雖稍抬其價不能不買也；同時在本國欲買彙票之人少，銀行非貶其價則無人願買也。若每年本國彙出外國之錢共一萬萬而外國應彙來者僅八千萬，則其現象亦適相反）。雖然，其騰其落，有一定之限度，其限度以不逾輸送現錢之實費為斷，名曰實幣輸送點。譬如有一千元由上海運往倫敦或由倫敦運來上海，其運費皆須八元，則上海往倫敦之彙票，其價不能落至九百九十二元以下。若落至此數以下，則不如由倫敦運現錢來上海，反為有利，必無買票者矣。亦不能騰至一千零八元以上。若騰至此數以上，則不如由上海運現錢往倫敦，反為有利，又必無買票者矣。由是觀之，則兩國來往彙票之價，雖時漲時落，然自有一定之規則，不能太相懸絕，其理甚明。然則有國於此，年年本國應收入之數，常遠不及其應支出於外國之數，則其現象當如何？本國彙出之票，其價常騰至輸送點以上，外國彙來之票，其價常落至輸送點以下，則兩國皆將無複買票之人，而惟將本國之現銀日日運往外國矣。然而此局萬不可以久也。凡資本必以流通速而始獲利。外國商人賣貨一單於本國，前此一麵發貨，一麵跟票，而即可得現錢者；今則待其貨運至本國，售畢得現錢，乃將其現錢運回，所需動費數月，誰願為之？且本國貨幣流出於外者既日多，則其所存於本國之貨幣自日少。日少則不敷市場之用，而其價必騰。貨幣價騰，則凡百之物價必落。物價落，則外貨之入口者無所得利。以此兩原因，則外貨入口者必日減。入口貨減，則由外國來之彙票亦少，而漸至與本國彙出之票，數略相等。供求互劑而必底於平，故無論何國，其彙票漲落之價，常不逾輸送點；其偶有漲落於輸送點以外者，不過暫時之現象，而斷不能久。即如我國曆年出口貨所值，不及入口貨者常五六千萬兩，而外債本息須償者又二千餘萬兩；在理我國每年應運現銀八九千萬兩出於海外矣，然其實乃不然。蓋海外華工華商每年彙還本國之銀與外國人在我國營業所投資本之銀，其數略足相抵。故彼此皆不用現銀，而惟用彙票。每年由本國發出之彙票與由外國發來之彙票，總數相去，固不甚遠也。明乎此理，則知彙票時價之漲落，有一定範圍，而可以人力操縱之明矣。

雖然，更有當注意者一端焉。金本位國與金本位國互相往來之彙票，其時價漲落之原因，全由彼此債權債務時有伸縮耳。若金本位國與銀本位國互相來往之彙票，則於此原因外，別有一原因足以令其漲落者，即金銀之時價是也。蓋前者之彙票，惟以供求最多最少之限為輸送點；後者之彙票，一麵既應於供求最多最少之限，一麵仍折算金銀時價，乃能定其輸送點也。譬如平常市價為三十二換，使長此不變，則英國人應在中國收銀三千二百兩者，即在倫敦以金一百兩買彙票，雖小有漲落，所差者不過數元之間耳；若忽變為三十三換，而其彙票價仍不變，則彼將金一百兩運來上海，可換得三千三百兩。除運送費以外，所獲尚多。彼銀行專營運送業足矣，誰肯複賣彙票者？而在中國亦誰肯收彙票者？故必將金銀時價添入合算，而輸送點乃得定也。而金銀時價漲落無常，故輸送點漲落無常，而彙票時價，亦因以漲落無常。雖欲從而操縱之，不可得也。若能以法律之力規定其比價，則第二原因不足以影響於彙票之漲落，所餘者惟第一原因。而第一原因則各國之所同，而其規則有一定者也。得其術而操縱之，可以無不如意矣。然國家法律之力何以能強定其比價，此則必須明貨幣與金塊銀塊性質之別然後可。

第二，當明貨幣與金塊銀塊性質之別。昔張文襄奏折，自謂所最不解者，在國家法律何以能強定金銀之時價。不知以法律強定金銀之時價，無論何國，皆所不能；然以法律強定金幣銀幣之比價，則無論何國，皆能之也。夫貨幣最大之功用，則在其能為物價之標準耳。質而言之，則量度一切價值之尺也。彼金塊銀塊者，當其用以製成貨幣之時，固有量度一切物價之能力；當其未為貨幣時，則亦與他物等，而由貨幣以量度其價耳。金本位者，以一定重量所鑄之金幣為尺者也。銀本位者，以一定重量所鑄之銀幣為尺者也。虛金本位者，本以一定重量所鑄之金幣為尺，而因金幣無多，暫以一定重量之銀幣代之者也。既定此尺，則量度百物之價，舍此無以為用。例如以金二分為本位之單位，名之曰元，則一元能買米幾何，能買鹽幾何，能買煤幾何，乃至能買金塊幾何，能買銀塊幾何，其標準皆須歸於一。斷不許雲以米若幹合換鹽若幹兩以鹽若幹兩換煤若幹斤也，則不許雲以金銀塊若幹分若幹錢換米若幹升若幹鬥，其理亦猶是耳。量價之尺一定，則惟能以此尺量度金銀塊之時價，而不能以金銀塊之時價量度此尺金本位國有然，即虛金本位國亦有然。試證諸印度而可知也。印度當光緒十九年，改為金銀彙兌本位製，其比價定為金一銀二十二，即所謂二十二換也。故約以十五銀盧比當英國一金鎊。然當時之市價已二十六換，明年即漲至三十換，以後逐年騰漲，最高時乃至三十八九換。十五盧比所含銀，不及四兩，而一鎊所含金則二錢，當市價為三十八換時，二錢之金，值銀七兩六錢，則一鎊當值二十八盧比強矣。而考其曆年之彙票行情，則最低時不過以十六盧比內外換一鎊，最高時且能以十四盧比內外換一鎊，而從未聞有以二十餘盧比始能換一鎊者。其故何也？盧比為印度量度一切物價之尺，一入印度境內，則舍此無他可用也。譬如有英人欲遊印度，攜遊資十鎊，若在倫敦買彙票，則到印度時，收得百五十盧比，其所含銀不及四十兩；若在倫敦買銀塊帶往，則十鎊可得七十六兩。豈非大利？無如此銀塊帶至印度，不能購一物，與土石泥沙無異；欲得其用，非仍以換盧比不可。然以七十六兩銀塊在印度，亦適換得百五十盧比而已，則人亦何苦帶此笨重之銀塊而不買彙票哉！然則人民之挾有銀塊者，得毋大吃虧乎？曰：否否。譬如有米一石於此，值銀七盧比半。而因其法價為二十二換之故，七盧比半等於金一錢，即等於銀二兩二錢。使市場銀價亦適為二十二換也，則以七盧比半能買金塊一錢，能買銀塊二兩二錢，而以金塊一錢或銀塊二兩二錢，亦能買米一石。其毫無吃虧，不待言矣。若金價米價皆無變動，惟銀價忽落至三十三換，則以七盧比半能買銀塊三兩三錢，持盧比以換銀塊，似乎太占便宜。而不知其時以三兩三錢之銀塊，亦僅能買米一石，乃至買鹽買煤以及其他百物，其價皆須加前此二之一，則用銀塊者，何便宜之有（俗人所稱物價騰貴者，其實非物價騰貴，乃貨幣之價下落耳）？夫持盧比以換銀塊者，既非便宜；則持銀塊以換盧比者，必非吃虧，一反勘而自明矣。彼法美等國采用所謂跛行本位製者，而美國之法定金銀比價為十六換，法國為十五換半，其與現在市場時價，相去不止一倍，而未嚐聞其不可行，且行之而民亦未或以為病。是知貨幣之為物，超然立於金塊銀塊之上，而與彼異其性質。國家雖不能以法律定金塊銀塊之比價，而能以法律定金幣銀幣之比價。既定金幣銀幣之比價，則金塊與銀塊之比價，聽其時高時下，而總不能搖幣製之基礎。此猶銀塊與米之比價時高時下，米與鹽之比價時高時下，國家固無從強製之，抑亦何必強製之哉！

此其理在幣製已定本位已立之國，五尺之童，皆能明之。若在專用銀塊之國，則雖老宿，或亦有苦難索解者。即如我國，現在除製錢外，無所謂本位，無所謂貨幣；則百物之價，悉無標準。而惟以甲物對於乙物，各各自為標準。是故有米一石，欲問其價，則隻能答雲值金若幹，值銀若幹，值製錢若幹。昨日值銀三兩，今日忽值三兩五錢，似其價為漲矣，而不知昨日值製錢三千者，今日仍值三千，未嚐漲也。又或昨日值金一錢者，今日僅值九分，則是反為落矣。米價之果為漲乎為落乎為平乎？無從知之。必取金銀製錢三者，逐一與百物之價件件比較，然後知之。何也？以其未嚐有一量價之器焉，立夫百物以外而為之標準者也。既無標準，則亦聽物與物之自相比較而已。夫金銀亦百貨中之一也，則其自為比較而隨時價為漲落亦宜。使中國而常如今日之情狀，無一定之貨幣以為量價器，或雖有之而其效不強，則金塊銀塊，各自以其價迭為他物之標準，且彼此互為標準。即有貨幣，而其所以為物價之標準者，不以貨幣之資格，而以銀塊之資格。無花紋之銀塊，與有花紋之銀塊（即貨幣），同一功用。於此而欲強定金塊與銀塊或金塊與銀幣之比價，其道誠無由。若幣製既大定以後，整齊嚴肅，全國一律，舍本國貨幣以外，絕無他物可以為百價之標準，金塊銀塊雖盈掬，然非以易得貨幣，則在市場上不能充交換媒介之用。如此則以法律定金幣與銀幣之比價，有何難哉？

既明此二理，則可與論金銀彙兌本位製之性質矣。彼其為一國之量價器者，則金幣也。而銀幣則代表金幣法價之具，其實價能適合於所代表之法價與否，不必問也（即如各國鈔幣，其實價蓋不逮所代表法價百分之一，然而無傷也），但借之以為一切物價之標準而已。而彼銀價亦不過物價之一種，不能因其漲落而搖動幣製，猶之米價之漲落，不能搖動幣製也。夫如是，則在國內之基礎，既已大定矣。所難者，則在與外國交涉之一問題耳。若本國每年應支出之款與應收入之款，其總數可以相抵，則以平價之彙票比對兩訖，別無難事。若應支出之款多於應收入之款，則必須以現銀找續數尾矣。苟其所差不甚多，不過彙票之價稍騰而已。萬一差至不已，則彙票之價，將騰至輸送點以上，非輦送現銀以為找續不可。然一國之貨幣，在本國內固有一定之法價，一出境則與金塊銀塊無異，祇問其所含金銀之實值幾何，不問其在本國內之功用若何也。於斯時也，在金本位國，則輦金幣以往，彼此毫無所損。在銀本位國，當銀價漲時，固坐收鎊餘之利；當銀價落時，則不勝鎊虧之害。金銀漲落無常，則幣製基礎之動搖，必自茲起矣。然則救之之法何如？惟有由中央銀行相機發賣彙票，司其事者常常留心察看內外行情，一遇彙票價騰時，立刻稍貶其價以維持之，務使不能騰至輸送點以上（如彙一千元往日本，尋常銀行須收一千零五元乃肯代彙者，中央銀行則收一千零四元，則人民不致為普通銀行之所挾製而彙價必不至騰至輸送點以上）；其中央銀行在外國之支店亦然，一遇彙來之票價落時，立刻稍騰其價以維持之，務使不能落至輸送點以下（如日本彙來之票尋常銀行每千元收九十五元乃肯代彙者，中央銀行支店則收九十四元）。則常能保護國幣，不使外流，而法定之比價，亦可以曆久而斷無搖動矣。或疑似此辦法，萬一隻有在本國買票彙往之人，而無在外國買票彙來之人，則仍須將國幣運往外國支店，乃能供支票之用，則中央銀行，毋乃大吃虧乎？不知此必無之事也。兩國通商，其彼此每年之債權債務，除相抵外，所餘數尾，實不能太大；而彙票之價，漲落至輸送點以外，其勢萬不能久。此其理前已略言之。此實經濟學上鐵鑄之公例，不必致疑。而虛金本位製，確實可行，亦不必致疑矣。

今試依前議，以（純銀）六錢六分六厘為本位一元純銀之重量，而定為金一銀三十二之比價，則我國之本位幣，實為金二分零八毛，十元總量為二錢零八厘，實當七格林七九八九。於是與各國貨幣相比對，每十元約當英國一鎊一喜林四辨士弱（一鎊純金七格林三二二三），當德國二十馬克二他黎強（十馬克純金三格林五八四二），當法國二十六法郎八十六銑錪強（十法郎純金二格林九○三二），當美國五打拉十八仙強（五打拉純金七格林五二三二），當日本十元四十錢弱（十元純金七格林四九九九），以此泐為比價，來往彙單，悉照此率，雖有漲落，不許太劇，稍劇則中央銀行及其支店自賣彙單以矯正之。如是則我國幣不至為銀價所左右，不徒賠款永免虧累，而其有益於國民生計者，正不可量也。

由此觀之，則此法實為銀本位國自衛之妙策。我國采行之，有百利而無一害，其理甚明。而張文襄乃力駁之，謂以法律強定金銀幣之比價為萬辦不到。夫天下事無征則不信，既有征則能不信乎？現今世界中美國法國奧國意國比國瑞士荷蘭墨西哥巴拿馬菲律賓印度，皆以法律定金銀幣之比價者也。豈文襄一人獨智，而彼十餘國數萬萬之人皆愚哉？昔電線汽車機未入中國，雖老師宿儒聞之，猶且不信，謂世界斷無是物也。文襄之所見，毋乃類是。要之，持此論者，全不知貨幣為何物，認為與銀塊同一性質。故誤以定金銀幣之比價即為定金銀之比價；又不知兩國來往款項皆用彙票劃兌，而誤以為交易必須現銀，則無怪其於此種良法美意，掊擊不遺餘力也。而國家幣製，遂受其梗矣，哀哉！

張文襄原折，謂若用精琪說，則是使中國商民以值四十換之金納諸政府，而僅得三十二換之用；外人以三十二兩之銀一入中國，即得金一兩之用，謂其貪利太酷，立法太橫雲雲。此實孩稚之言也。今試定本位幣一元為金二分（我國以二分○八毛為宜，此處言二分者取便於設譬耳），則金一兩實當本位幣五十元。使其時米價以金一兩能買十石，則是每石值五元也。商民挾金一兩者，持以易米，固可得十石；若納諸政府，換取國幣五十元，再持以易米，亦適得十石。曷嚐有絲毫吃虧者？若挾金一兩，不以換國幣而以換銀塊，則當銀價適為三十二換時，換得三十二兩，其重量恰與國幣五十元之重量相等。其兩無損益，固人所共知矣。若銀價落至四十換，則能換得四十兩，驟觀之豈非大利，不知銀價落時，不徒與金價比而見為落也，即與米價比而亦為落。前此以三十二兩能買米十石者，今則必須以四十兩乃能買米十石。然則金塊一兩也，國幣五十元也，銀塊四十兩也，其究竟皆能買米十石耳。何以異哉？（試更舉一例以證明之，譬如有房屋出租與人，其租錢訂明以金計算每月收金二錢，若用銀代納當銀價三十二換時應納六兩四錢，及落至四十換則必須納八兩，其理甚明。若國幣定以金二分為一元，則無論何時皆納十元而已足，即當銀價落至四十換時而賃此屋者或挾金塊二錢或挾國幣十元或挾銀塊八兩總之適足以敷房租之用耳，有銀塊八兩不為多而有國幣十元不為少也。）夫商民無論挾有金塊挾有銀塊挾有國幣，其誌皆欲以易得貨物耳。今將此銀塊四十兩換取國幣五十元，無論銀價漲落若何，皆可以得米十石。若不肯換國幣而惟寶此銀塊，萬一再落至四十二換，則隻能得米九石五鬥矣。孰利孰害，豈待再計而決哉。由此觀之，則文襄所謂商民以四十換之金而僅得三十二換之用者，其不合情理明甚。由文襄之說，必民之饑者可以銀為食、寒者可以銀為衣，則不問銀與百物之比價何如，而惟以多得銀為務，斯可耳。而不然者，前此以三十二兩銀所能易得之物，與後此以四十兩銀所能易得之物，其量適相等，則民之多此八兩銀，徒增囊底之笨重耳。究何益哉？夫國家設立貨幣之本意，凡欲以使物價有一定標準而不為銀價所左右也。而文襄則全不明此理，則其以為厲民也亦宜。

至其謂外國人以三十二兩銀一入中國而即得金一兩之用，此由未明虛金本位製之性質也。此製之性質，其銀幣不許自由鑄造，（自由鑄造者謂人民納銀塊於政府，政府薄收其鑄費而即給以同一重量之弊也。現在各國之鑄金幣皆用此法銀弊則不然其在金本位國固無論矣即在兼用銀本位之國如美法印度墨西哥等皆不許之。）而由政府以法定之比價收買銀塊。如既定為三十二換者，則無論銀價落至如何，政府惟以三十二換之定價買之而已（此法中國今日立刻可行與否下段別論之）。故外國人持銀塊以入本國者，不欲在本國買物則已，苟其欲之，必須照政府定價，換取國幣，即不換取國幣，而於彼亦絕無所利。試再以前例說明之。如米價每石值金一錢，而本位國幣每元值金二分，則每石實值國幣五元。當銀價值三十四換時，則外國人持銀三兩四錢，可換得國幣五元，可買米一石；值至四十換時，則外國人持銀四兩，可換得國幣五元，亦可買米一石。若僅持銀三兩二錢者，當銀價值三十四換時，僅能買米九鬥四升有奇；當銀價四十換時，僅能買米八鬥耳。而其時以金一錢，能買米一石如故也，以國幣五元能買米一石亦如故也。則彼有銀三十二兩者，一入中國，又安能得金一兩之用乎？如文襄言，彼美國定十六換之比價，法國定十五換半之比價，然則他國人持十六兩銀以入美國，持十五兩五錢銀以入法國，而皆可以得金一兩之用，誰不為之？而美民法民之脂膏，不將為他國朘削以盡乎？實則此理極易明。無奈文襄為用銀塊之積習所窘，絕不知貨幣為何物，故有此奇怪可笑之論耳。

文襄原折，又謂精琪續送條議中，言以此銀幣支外國賠款，仍作為銀塊，隨時價為漲落，因斷言此法於賠款無錙銖之補，此又不通之論也。文襄之意，得毋謂十年來之賠款，為每年運此數千萬兩，以輪船載往外國乎？豈知我政府雖將此巨款交與彙豐、德華、華俄、正金等銀行，而彼諸銀行不過以彙票彙還於其本國耳。而此數千萬兩之現銀，實仍流通於我國中，未嚐去也。若猶不信，試一檢海關冊而可知矣。夫當幣製未定以前，猶且如是，而謂幣製既定以後，每年反須輦國幣以致諸國乎？但使能由中央銀行操縱彙票行情，使其漲落不逾輸送點，則無論銀價落至若幹，金價漲至若幹，而我之賠款要不越三十二換內外，則其補益於國家，豈有量哉！而惜乎文襄之執迷不悟也。

由此言之，則金銀彙兌本位製，其為我國所必當采，殆無疑義。雖然，鄙見與精琪不同者，亦有一焉。精琪欲我國立刻即行此製，而吾則謂現下未能遽行，尚當待諸幣製確立之一二年後也。蓋行此製時，其法定之金銀比價，必須視現在時價低三四換（如現在三十五六換之間則定三十二換最合），非政府欲貪此鑄幣出息也。若所定比價，一依現在時價，萬一銀價忽漲，則格裏森公例之作用必起，而銀幣將盡被驅逐也（菲律賓初行此製時定為三十二換，及日俄戰役起，銀價忽騰，乃倉皇改為二十八換，今尚用二十八換也）。所定比價既較時價為低，則斷不能許自由鑄造，必須由政府按法定比價，購買銀塊以供鑄幣之用。雖曰幣製既頒以後，前此百物之價以銀為標準者，今則以金為標準，百物之價，緣此必落。人民挾有銀塊者，其購買力與前無異，未嚐吃虧。然人民狃於目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必將有如張文襄所疑，以三十五六換之銀僅得三十二換之用，謂國家為厲己者。夫以相國之博學卓識，猶昧此理，豈可以責諸氓庶哉？信如是也，則民將仍取新造之幣，一一秤其重量，而不複問其法價，是複反於用銀塊之舊也。故為今日計，宜暫勿提法定比價之議，惟速定銀本位製。人民有納銀塊於政府求換本位幣者，除收回鑄費外，即如其所納之重量，給以新幣。（如本位幣一元總重量為七錢四分，內含純銀六錢六分六厘，含銅七分四厘折銀價不過一厘半，故人民有納足色紋銀六錢七分者，即給以新幣一元，國家約收回二厘餘之鑄費最為合式。若多收則無以昭信也，國家鑄幣出息當求諸補助幣，不可求諸本位幣也。）如是，則民樂於納銀以換新幣，而漸覺用銀塊之可厭。一二年後，舉國之民，安而便之；而已成之幣，又略足敷一國交易之用。然後布虛金本位製，而不許自由鑄造，則大局定矣。彼精琪之勸我立行此法者，誤以我國現在為銀本位國，與印度墨西哥同一情形也；不知我國現尚為無本位之國，何能一蹴而幾此？彼印度墨西哥等國，其國中本已有銀盧比銀打拉等極多，足敷市場之用，無待重新鑄造，無待多收銀塊也。若我國則今日尚無一枚本位幣，非新造一萬萬枚以上不可，則其所需銀塊之多可知矣。今當未有一幣以前，而先定此三十二換之法價，若使人民照此法價納銀於政府耶？誰肯納者（實則雖照法價以納，而於納銀之人亦無損，特人民見不及此，不能家喻而戶曉之耳）？若照時價購買耶？則外國銀紛紛流入，而政府之吃虧，不可思議矣。然則此製者，雖為銀本位國所當急行，然為銀塊國所未能行。我國而欲行之，則必由銀塊國而進為銀本位國乃可耳。

問者曰：如子所言，以金若幹分若幹厘為本位之純量如此，則與行金本位製何以異乎？答之曰：誠無異也。不過金本位製必先蓄積多金然後能行之，此製則不必蓄積多金而亦能行之耳。既如是，則金銀本位之孰利孰害，又不可不講矣。張文襄原折，力主銀本位，而指用金之議為浮慕西法者之衛言，其大意謂宜利用金貴銀賤之機會，獎厲生產，廣興工藝，則出口貨多，入口貨少，實為富國保民之第一要義雲雲。此誠含一麵之真理，即吾亦深為欽佩者也。雖然，利之所在，而害亦相與為緣。利害果能相償與否，又謀國者所不可不先審也。凡一國貨幣之價格，恒與其物價成反比例。貨幣價騰則物價落，貨幣價落則物價騰，此稍治生計學者所能知也。我國近十五年來，百物之價，日日飛騰，愚民愕然，莫審其所以然。豈知皆由我國用銀為百價之標準，銀價日落，則物價安得而不日騰也。是故前此每年入息有銀一百兩，而八口之家可以雍容度日者，今則須有三百兩，然後生活程度乃適如其前。若仍僅得一百兩，則瀕於凍餒矣。何也？今者三百兩所能購之物，與前此一百兩所能購者，其量適相等；而今者以一百兩乃僅能購前此三十三兩所購之量也。今即雲以銀賤之故，製造工廠等可獲大利，然享其利者不過百中之一二人耳，蒙其害者則遍於全國也。以少數人之利，易多數人之害，善謀國者，豈宜出此？況其所謂利者，又正不可恃也。何以言之？假使內地製造日盛，出口日多，堵截外貨，一切不能輸入，如此似為大利矣。然其時由外國來之彙票，其價必騰至輸送點以上，無人肯買票，惟運送貨幣原料以入我國；而我國所用者為銀幣，現在各國廢銀不用，正患銀塊無人消受，適有中國為之尾閭，勢將滔滔流入，不可抑製。彼以其所欲棄之銀，易其所欲得之貨，未為非利；而我國以銀幣太多之故，不徒銀塊之原價日落而已，而貨幣之價又且日落。物價之騰日甚一日，多數小民不能聊生，固無論矣。即製造工廠等，其所用工人，亦安能不加工錢？其所用原料，亦安能不出重價？蓋工人無論若何馴良，終不能枵腹以從事。前此每月工錢十兩而所購食物等類足以自給者，當物價騰至三倍時，苟工錢不加至三十兩，則寧槁餓不肯執役也。而百物皆騰於前三倍，則製造所需原料品，其價亦自必騰於前三倍。而謂彼工廠之製造品，其成本猶能遠輕於他國乎？必不然矣。況物價既騰，外貨之輸入者自能獲利。前此出口多於進口者，不旋踵而進口又多於出口矣。此其現象，迭為循環，各國前例，數見不鮮。其所以然之故，則生計學家，言之綦詳，舉世大儒，萬口同聲，必不容疑者也。信如是也，則所謂利用銀賤之機會以富國保民者，其利益不過鏡花水月耳，安可久耶？不然，彼日本俄羅斯美利堅墨西哥等國，向來用銀本位者，豈無一人能知此利？顧乃汲汲焉棄銀用金。若將不及，豈全世界中惟張文襄獨智，而餘子皆愚哉？毋亦以大勢所趨，非一國所能獨抗，而不肯以目前之小利，貽永久之大患也。夫就國民生計上言之，其害既若此矣；就國家財政上論之，則其害又更甚焉。國家歲入，皆以銀定其稅率；而所征之稅，又皆無伸縮力。今年歲入一萬三千餘萬者，明年未嚐有加增也。然物價騰至十分之五，則國家僅得一萬萬之用矣；物價騰至一倍，則國家僅得七千餘萬之用矣。即所支用者全在本國，而事勢所趨，猶將不給。況複有賠款數千萬，年年須貼鎊虧耶？故我國今日特苦於無金耳。苟其有之，雖立刻行金本位製，猶嫌其晚。而文襄乃以浮慕西法誚之，豈得為知言哉！

今雖以無金之故，未能行金本位製。然此虛金本位製，苟得其人而行之，則亦與金本位同一功用。故為中國計，今日惟有急變用銀塊之習，以成為銀本位製。一二年後，即進為虛金本位製。既進為虛金本位製，則幣製基礎已定，不致動搖。將來遇有特別機會，或在本國開得金礦，或戰勝他國而得償金，乃進而為完全之金本位製。此則先後之序也。

抑吾更欲有言者，凡一政策之行否，恒視政府當局者之意向何如，此萬國所同也。今者虛金本位製之議，我度支部既以入告矣，且得旨裁可矣。今者度支部當局，依然前此度支部當局也。而議定已數年，至今曾不見為實行之準備，其事全泯滅於若有若無之間，豈築室道謀是用不潰於成耶？抑自始未嚐有實行之意，不過托空言以塗飾天下耳目？今則並其所自言者而遺忘殆盡也。雖然，政府不足道也。吾聞之，雖有極頑愚之政府，終不能反全國多數人民之意向以施政。夫幣製之良否，則全國人財產生命所攸係也。而今也國民絕不措意，即間或論及，亦未嚐深究本原。其病在未知耶？夫未知而不求所以知之則又何也。然則徒責政府，安見其可？吾故不避詞費，為陳說之如右。

附言：文中多引張文襄說而折駁之，非好揭文襄之短，但借其言以反示真理而已。蓋文襄之言，實代表全國中大多數人之意見，至今猶然。而此等謬想不除，則良法恐無實行之日。吾非好辯，不得已也。

○國家運命論

《文選》有李蕭遠《運命論》，其大指以國家之治亂興亡皆原於命，而人事無所用其力。雖其人與其文皆非甚有價值，然實可以代表我國數千年之理想也。吾以為國家積弱之大原實此說有以中之，乃反其意以作是篇。

吾國先哲，以尊命為教。故曰：“樂天知命。”曰：“居易以俟命。”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既以此洗心自律，而複推以論世道之汙隆，國運之興替。故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又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為也。吾之不遇，天也！”又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又曰：“國之存亡，天也。”此義之深入人心者，二千餘年於茲矣。夫士君子懷瑾握瑜以生濁世，所至輒見厄，挾持撥亂反正之道術，而坐睹國家之顛覆，生民之塗炭，曾不得一藉手以振救之，萬不得已，而歸之於天於命以自廣，毋使幽憂狂易以戕其生，此誠達人素位而行之義，而亦吾生平所常拳拳服膺者也。雖然，以雲真理，則當有辨。

夫所謂運命者，謂有一造化主立乎吾上以宰製之耶？將謂任自然之數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耶？如謂有宰製者以立吾上，微論此為吾人言思擬議所不與及，其果有與否未易輕信也。藉曰有之，則此宰製者，必其遍萬國而無私覆，亙百世而未嚐改者也。則何為偏有所厚於英俄德法美日諸國，而有所薄於我國？何為偏有所愛於虞夏商周漢唐宋明之盛時，而有所憎於今時？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夫以大公無我之造化主，而降福降殃，隨地隨時，種種差別，為事至不可曉。若必欲圓此說也，則惟當曰各隨其人之所感召，而予以相當之報耳。夫既曰感召，則主之者仍人也，非天也。指感召為運命，則運命非一定者而無定者也。此如賞罰之權，雖操諸君上，而感召此賞罰者，仍由各人之所行；謂受賞受罰緣於運命焉，不得也。是故謂有造化主以宰製運命，無有是處。

如謂自然之數，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也。則自然界之科學，近百年間，已發明無複餘蘊，蓋自至洪以迄至纖，無不為因果律所支配。既無無因之果，亦無無果之因。此理蓋遍通於自然界一切現象，絲毫無所容其疑難者也。脫有見因不見果，見果不見因者，則或吾儕淺學而不及察耳，或粗心而熟視無睹耳，或合數異因而結一果，或一因而分結數異果，或因與因相消等於無因，果與果相償等於無果，其本相雖至賾而不可亂。特吾儕迷於參伍錯綜之數，莫得其朕耳。或今日所現之果，出於過去積久之遠因，為吾儕所已忘；或前此所造之因，其果當現於將來為吾儕今日所未及見耳。故他國之所以榮，我國之所以悴，前代之所以治，今世之所以亂，其間必一一皆有因果之關係，而非出於偶然。蓋自然界之法則，斷無所謂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是故謂以無意識之自然演成運命，無有是處。

問者曰：如吾子言，則國家之盛衰存亡，非由運命，當純然以人力能左右之矣。吾今將設數難以詰吾子。

第一難中外古今諸國，往往有先識之士，熟睹其瀕於危亡，亦嚐奔走號呼以思救之，而效不睹，卒以仆滅，其故何由？

第二難若曰其時奔走思救之者，其人非豪傑，不足以任此艱巨也；然豪傑曷為不以其時生於其國，則誰實使之？

第三難況稽諸曆史，國有豪傑而無補於亡者，不可勝數，至如孔孟之聖，見尼於公伯寮臧倉，而不得不援天命以自解。夫使力能造命，宜莫如孔孟，且無奈何。若曰此由不得位使然，而孔孟曷為而不得位，是終不可解也？

第四難若曰當時之君主貴族與孔孟之道不相容也，而孔孟曷為必生於微賤，而不生於君主貴族之家？且君主貴族中，曷為終無一豪傑與孔孟誌同道合者？欲不歸諸命，其焉可得？

第五難且古今之亡國者，往往雖有賢君而不得行其誌，或遭不虞之禍，而大業隳於半途。非天實不吊，抑又何說？

第六難又況水旱疾癘，敵國外患，猝然而至，釀成禍亂，以迄於亡者，所在多有，誰為為之？

釋之曰：今欲總答諸難，則不能不稍征引甚深微妙之義以為論據。蓋自來言哲理者，以佛說為最圓滿。我佛常言：宇宙一切現象，皆由業力相續而成。眾生以法因緣故，常起造種種善惡諸業。所造之業，則為種子，依於法性，由種發芽，展轉成果，謂之業報。報與業應，無少差忒，不能逃避。眾生今日所受之苦樂，皆前此造業之報也；今日所造業，其報又受之於將來。但業亦有二種：一曰不共業，二曰共業。不共業者，個人所造之業，其種子還為個體所攝持者也；其將來所受之報，謂之正報。共業者，各人所造之業，其種子散布於社會者也；其將來所受之報，謂之依報（依者謂各人所依止之世界也，即指社會一切境界）。此其義雖極奧渺，非吾儕凡夫所能測知。雖然，運命之奧渺而難測知，則亦相等耳。凡治學問者而究極至於第一義，勢必言語道斷，非憑藉信仰之力，則無以為論據，而佛說則世界諸哲中之最可信仰者也。然又非徒盲信而已，蓋自近世科學日昌，而在在皆足以證佛說之不誣。他勿具論，即如所述業種之義，自達爾文一派言生物進化，歸本於細胞遺傳之理，已與佛說之粗跡吻合；而物理學家所稱物質不滅，尤足與斯義相發明。若夫共業依報之義，則吾儕苟能稍留心以觀察社會現象，將隨處可得其朕。蓋吾儕自出胎托生於此社會，則無往而不受此社會之熏陶感化，束縛馳驟；近而家庭鄉黨，遠而全國全世界，莫不與吾有關係。而吾生之苦樂榮悴，受其支配者不少，此即依報之義也。而吾一生數十年間，所言所行所發意，又無在不播為種子，還以熏習此社會。就其最切近者論之，但使其人有子女數人，則遵天演遺傳之理法，其子女必稟受其種性之一部分，子複有孫，孫複有子。故其人雖死，而其種性固日已蔓延矣。況乎猶不止此，雖以極僿鄙之夫，要必有其家族與夫常所交往者若幹人，則其人之嗜好性質，必有幾分為此若幹人所感而化之者；而此若幹人複以其所感者還感他人，即此展轉相引，而熏習力所及，已非巧曆能算。若其人能力愈大，活動之範圍愈廣者，則受其感化之人愈眾，乃至一鄉化之，一州郡化之，一國化之；其力尤偉者，則數百年數千年，猶且繼續化之。所謂堯舜興則民好善，桀紂興則民好暴；至如東漢以光武明章及區區數儒生之感化，能成獨行名節之風；魏晉間以何晏鄧颺王衍王戎輩數輕薄少年之感化，能率天下以為禽獸。曆史上之陳跡，罔不類是，其效力最久遠者，尤莫如將一己之思想，騰諸口說，發為文章以傳於後。有若孔墨孟荀老莊申韓屈宋賈董馬班鄭王李杜韓歐周程朱張諸人，雖在百世之下，讀其書則精神為其所攝而與之俱。又凡曆代之當國執政者，其人雖死，而其事業之一部分，恒緣附於其所創因之製度以傳於後，而足以範圍後世之人。凡此皆佛說所謂共業也，皆一人造業，而種子播於社會，舉社會之人同食其報者也。吾之絮絮論此，非侈談玄遠之學理，凡以證明佛說之極可信，而吾將據之以解決國家運命之一問題雲爾。

由此言之，則國家之盛衰存亡，非運命使然，實乃由全國人過去之共同業力所造成，而至今乃食其依報者也。其或有坐睹危亡竟莫振救者，非運命限之使其無可救也，其國人為罪業所蔽，漠視公眾之利害，莫思救之，或救之而不力也；又或以業重故，智識蒙昧，思慮短淺，雖欲救而不識所以救之之途也。豪傑之不以其時生於其國者，非天之降才有所吝也，以業力故，其國所傳來現行之製度風俗學說，乃至社會上種種事實，皆限製豪傑使不得發生也。或雖有一二豪傑卒無救於亡，而其自身且摧折抑鬱以死者，非果豪傑之不能與運命抗也，以全國人為罪業所蔽故，不肯與豪傑共同活動，或反嫉豪傑如仇讎，故豪傑雖力竭聲嘶，而所補僅乃萬一也。夫現在全國人所受之依報，實由過去全國人共同惡業之所造成。今欲易之，則惟有全國人共同造善業，即不爾者，亦當多數人造之，以期善業之逐漸普遍，然後乃有濟也。今雖以一二豪傑造善業，而舉國人方日日增造惡業以與之相消，則豪傑縱有大力，其與幾何？夫豪傑終非能以一手一足之力援天下溺也明矣；而豪傑之所以為豪傑，則以其能以善業為天下倡而已。倡而莫之應，則非運命之厄豪傑，而眾人之厄豪傑也；非豪傑無益於人國，而罪業深重之國民，不許豪傑以自效也。若夫豪傑之往往生於微賤之家，而繼體帝王及名門右族絕少概見者，又非天之生才有所擇也。深宮之中，閥閱之胄，久已習於驕奢淫佚，柔脆蒙昧，其遺傳性及其周圍之感化力，皆不適於為豪傑長養之地，亦業力使然也。脫忽有一二拔乎其萃者，則其與彼社會之枘鑿愈甚，律以適者生存之理，固宜被淘汰，又其特別業力使然也。夫曆觀古今中外各國之所以興，豈聞有專恃一君主或少數貴族之力者，而國民乃或以失望於君主貴族之故，遂謂國事無可為，而坐以待其亡，此正乃為極深之罪業所蔽，養成自暴自棄之劣根性，其受亡國之慘報，固其所耳。此外如水旱疾癘諸災變，前此以為天實為之者，今稍有識者，莫不知其皆有所自來，而人力舉可以消弭之。徒以政事不修，故生此變；而政事不修之故，則由自暴自棄之人民自取之，無一非業力使然也。準此以談，則吾排運命而尊業報之說，果無以為難矣。質而言之，則國家之所以盛衰興亡，由人事也，非由天命也。

然則吾先聖昔賢之指此為運命者何也？曰：凡造業者既必受報，無所逃避，無所差忒；自其因果相續之際言之，確有自然必至之符，無以名之，強名曰命。其以不共業而得正報者，則謂之為個人之運命；其以共業而得依報者，則謂之為國家之運命。此運命之說所由來也。雖然，運命雲者，由他力所賦以與我；既已賦與，則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業報雲者，則以自力自造之而自得之，而改造之權常在我者也。如曰萬事惟運命而已，則吾儕之自為私人計者，誠可以終歲偃臥不複事事，以俟泰運之來，自有彼蒼為我雨金雨粟；而倘遇否運，則亦惟聽其蹙我至死，而不一思抵抗。顧雖以至愚之人，猶不肯出此也。獨至國家之盛衰興亡，則壹諉諸運命氣數而束手以持之，何其惑哉？我先民之言命也，曰造命，曰立命。《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詩》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荀子曰：“怨天者無誌。”夫天而可違，禍福而可自求，則運命之非前定也明矣。而造之立之亦視人之有誌與否而已矣。

今也我國政治現象，內之則凡曆朝將亡之際，其所以致亡之跡，無不一一蹈襲之；外之則凡世界已亡之國，其所以致亡之具，無不一一藏納之。國中人士，無論朝野上下智愚賢不肖，鹹曰國必亡，國必亡。問國亡且將奈何？則曰聽之而已。問國亡後之慘狀亦知之乎？則皆曰知之。知之則曷為聽之？曰運實使然。命實使然，雖欲不聽之，又安可得也。於是其黠者且務自封殖爭營逐於春冰朝露之富貴利祿以自娛，如待決之囚且飲酒高歌也；其願者，則惟長籲短歎，憂傷憔悴，如待僵之蠶，奄奄無複生氣也。夫國果必亡矣乎？曰：夫如是則安得而不亡。而所以亡者，非有他故，則舉國人鹹曰國必亡國必亡之一種心理為之耳。《易》曰：“其亡其亡，係於苞桑。”舉國人鹹曰國必亡國必亡，則國宜緣此而可以不亡，曷為反以速其亡，則徒以委心任運之故，生出彼黠者願者之兩種心理以中分天下使然耳。夫彼黠者所操之術，是無異病者自謂病不可治，而飲鴆以為甘也；彼願者所操之術，是無異病者自謂病不可治，而屏醫藥弗親也。病未必死，而弗親醫藥則可以馴致於死，飲鴆則更無不死。然則非死於病也，死於自殺耳。夫今日我國人皆謀自殺者也。嗚呼！我國民亦知我國今日所以瀕於亡者，皆由全國人民過去業力之所造成乎？自造惡業者，必自受惡報，無人能為我解之；惟更自造善業，則可以解之。而苟能更自造善業，則善報之至必如響，亦無人能為我尼之也。

夫國民之不以國事為事也，且以國家政務為一己富貴利祿之具也。此正招亡之惡業而我國民前此造之已久者也。疇昔不自知其將亡，斯無責焉。今亦既知之矣，不務其道，乃從而傅益之，是以前此所造之惡業為未成熟，而更助之長也。故前此所已造者，不過致病之業，而今茲所現造者，乃正趨死之業也。夫人亦何樂於死。《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者乎？今病雖深矣，然猶未死也。而必合四萬萬人窮日夜之力共造死業，以蹙之於必死之途。吾實惑之。夫彼昏不知者，則無責也；明知之而效待決之囚飲酒高歌者，此其人惡根深重，地獄正為彼輩而設。無論國亡與否，而彼輩於精神上肉體上，終必直接間接受無量之慘報。吾更無術以超度之也。顧最可惜者，則國中中流社會之賢士大夫，其躬潔白之操，懷忠蹇之節，治經世之術，抱匡時之才者，實不乏人；而或以誌不能帥其氣，勇不能輔其仁，遂至徒事退縮，不圖進取，自比於待僵之春蠶，而助彼輩以共造亡國之惡業。吾實痛之。

吾生平向不持厭世主義，凡與吾遊者多能知之。而或疑其為無聊之極思，姑作此語以自壯；而或者又曰其在前此國事之流失敗壞，未至此甚猶有一線兩線之希望，或可以無厭世，今則惟有共趨於此途而已。雖然，吾之所以自持者決不爾爾。夫國家至今日，亡之數什九，而不亡之數僅乃什一。吾方昔昔在噩夢中，更安敢為無聊之語以自壯者。且無實而自壯，謂之客氣，客氣安可久乎？至常人所認為一兩線之希望者，則吾自始不希望之。惟前有希望者，故後有失望。不為不可得之希望，則雖不得，亦無失望也（如認預備立憲之詔書為希望之類，他尚有似此者）。問者曰：然則子之所謂不持厭世思想者，毋亦效愚公移山，精衛填海，明知其無益，姑為之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應之曰：行吾心之所安則是也。明知其無益而為之則非也，無益之事，吾必不為，亦必不勸人為之。吾實篤信吾佛之教，墨守業報之說，以謂天下決無無結果之事。苟其事之性質為有害者，為之而害必隨焉；苟其事之性質為有益者，為之而益必隨焉。且如吾國今日之現象，實積多年多數人所造之惡業以致之。今之所以儳焉不可終日者，良由自業自得，固屬無可怨懟，亦複何所容其疑怪。吾儕今日，惟有廣造善業以禳除之。藉曰未能，亦何可更造惡業；而明知國之將亡而不思救之者，則吾之所認為惡業也（此非無善無惡之業何也？見孺子將入於井而不援手，其不得不謂之惡業明矣）。夫造善業毋造惡業，必當先自我始。所謂行吾心之所安者此也。至謂為之而必有益者何也？凡個人所造之業，必有一部分為共業，而能以力熏習社會，夫既言之矣。今之惡報，為惡共業所造成，而此惡共業，亦不過由少數人造之，而熏習遍於社會者耳。今欲得善報，亦惟熏習社會之共業，使趨於善，然此固非絕對的不能致者也。今且就具象的事理以直捷指明之。今之謂國必亡而無可救者，豈非以失望於政府耶？須知政府之人，亦不過社會之一分子；而政府之為物，則社會之所產出者也。腐敗之社會，決不能有健全之政府；健全之社會，亦決不容有腐敗之政府。今欲責政府以健全，吾誠無術矣。社會欲自求健全，則其權豈不在社會耶？欲使全社會遽進於健全，則吾誠無術矣。欲使吾自己為社會中一健全分子，則其權豈不在我耶？夫我自己固眇乎其小也，曾亦思中國國家亦不過各四萬萬個之自己而成。人人皆發願自己造善業不造惡業，而健全之社會出焉矣；又不必其人人也，但使有百分之一焉，千分之一焉，乃至萬分十萬分之一焉，則其業力所熏習者，已偉大至不可思議。而謂似此之社會，尚容有腐敗之政府得生存於其間乎？吾固謂中國致亡之原因，不全在政府也。藉曰全在政府，則所以易亡為存者，舍此道末由；而信能行此，則又必旋至而立有效者也。今之君子，不希望社會而希望政府；不希望社會分子中之自己，而希望社會分子中之他人。故失望相踵也。天下惟希望自己者，為能永無失望而已。今之君子，既失望於政府，失望於社會之他人，遂乃嗒然自喪，頹然自放，舉自己而加入罪業社會中，以汨其泥而揚其波，餔其糟而叕其醨；即稍自愛者，亦不過遁逃於罪業社會以外，然已無術可遁，則甘為廢人以自虱於社會而已。如是則社會安得不腐敗，而國安得不亡。然則國之亡，非運命能亡之，而四萬萬人各以自己之力亡之也。夫以自己之力能亡之者，則亦必以自己之力能存之。如曰不能，是自暴自棄也。凡持厭世思想者，皆自暴自棄之人也，皆與於造惡業以亡吾國者也。

問者曰：如子言，則吾國其必可以不亡乎？曰：嘻！吾烏從知之，此其權實操於國民。國民欲存之，則斯存矣；國民欲亡之，則竟亡矣。吾固國民之一，吾固不忍亡吾國者，而豈敢謂人人皆有同心也。問者曰：子言不肯為無益之事，且不肯勸人為之，今子固不能以獨力救國亡，且雖少數人之力亦不足以救國亡，然則所為者，安得謂必有益乎？應之曰：能救其亡，固大幸也；藉曰不能，則國雖亡矣，而為國民之分子者，尚當有事焉。曆朝當喪亂泯棼之世，恒必有少數畸處岩穴之士，在當時若為舉世所棄者，而先民之種性，國家之元氣，實賴之以傳於後。乾坤之所以不息恃此焉。此亦為因果律所支配，既造業而必有報者也。夫此則豈複吾之所忍言哉？所以有言者，凡以明吾儕無論值何時勢，處何境遇，終不可有絲毫自暴自棄之心雲爾。要之中國之存亡，惟中國人自存之自亡之。西哲有言：國民恒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今我國民皆曰國必亡國必亡也，則國乃將真亡也已矣。

卷二十三

○說常識

本報以輸進常識為一最要之宗旨。而常識二字，聞者或不知其所指，吾故略釋其意義，而言其所以不可缺之故焉。

常識者，釋英語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之義，謂通常之智識也。孔子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即常也。故常識宜稱曰庸識，或曰庸智。但以其義近奧，故襲東人所譯之名名之。

孔子稱庸德庸言，而申之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庸與常之義，具於是矣。庸德雲者，非必具有齊聖之資絕特之行也，而倫常日用子臣弟友之職，凡人道所必當由者，不可缺焉。常識雲者，非必其探賾索隱炫博搜奇也，而一身之則，當世之務，庶物之情，其犖犖大端，為中人以上所能知者，不可缺焉。常識者，一方麵對於無識而言之，一方麵對於專門學識而言之者也。請舉其例。

例如經學，其窮極微言大義，博考名物訓詁，以羽翼孟、荀而是正許、鄭者，此專門學識也；粗解其章句，摘記其格言，以為治身淑世之本者，此常識也。例如曆史，網羅放失舊聞，推求前因後果，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專門學識也；知中外各國曆代興廢之跡，撮舉其大事之始末，略諳其名人之傳記，此常識也。例如文學，摘豔屈、宋，薰香班、馬，此專門學識也；其所睹聞所感觸者，能筆之於書，舉吾心所言者，能悉達之於人，而無漏無蔓，不晦不俗，此常識也。例如數學，補奈端之理，糾梅戴之式，此專門學識也；知加減乘除比例開方，熟之而能應用，此常識也。例如地理，諳悉五大部洲民俗物產之異同，舉其道裏阨塞之所在，若示諸掌，語其沿革興廢之所由，若數家珍，此專門學識也；略知各國之位置沿革，明著名都會之大勢，識彼此交通之現狀，此常識也。例如政治，論列古今之得失，評騭各國之異同，此專門學識也；略知國家之性質功用，明各種政體之概要，而察其與國利民福關係之淺深，此常識也。例如法律，舉各國法典之條文，剖古今法理之聚訟，此專門學識也；窺法意之崖略，明本國法製之綱要，此常識也。此不過隨舉數端，其他一切學問，可以類推；又不徒學問而已，凡接人處世，治事之常識，皆可以類推。

是故六經之字有所不識，其文句有所不解，不足以為病也；若夫恒言之見於群經、群傳或先秦故書雅記者，而無所知焉，則君子病之矣。四史、通鑒，未嚐卒業，吉朋、馬哥裏之書，未嚐寓目，不足為病也；若夫封建郡縣蛻變之勢，專製立憲嬗代之跡，頗、牧、衛、霍、褒、鄂之武功，建武、貞觀、熙寧之內治，周公、管子、商君、諸葛、彼得、腓力特列、華盛頓、拿破侖、梅特涅、俾士麥之政略，巨鹿、昆陽、赤壁、肥水、采石、鄱陽、金陵、波希坡威尼、十字軍、百年、七年、滑鐵盧、英美、普法、俄土、中日、日俄諸大戰爭，若諸類此者，瞠無所知，則君子病之矣。不審星躔之度數，不知物類之名目，不足為病也；若夫歌白尼所言地動，奈端所言重力，達爾文所言淘汰進化，瞠然無所知焉，則君子病之矣。並會典律例之卷數而不知，並各國法典之名而不記，不足為病也；若夫立憲之所以異於專製者，其條件安在，人民之所以有參政權者，其理由安在，國家之所以設官分職者，其目的安在，若瞠然無所知焉，則君子病之矣。其他類此者，不可枚舉。所謂常識，即指此也。

既名之曰人，則其自有生以來，耳濡目染之所得，蓋莫不有若幹之常識，集於其腦際；所異者，其分量有多寡，其程度有淺深而已。然則吾儕所必需之常識，其分量程度當以何為標準乎？此未可以一言盡也。蓋緣其所生之時所居之國所操之業各有差別，故各人所需常識，其分量其程度乃至其種類皆有差別。試舉數例以明之。如地動說、進化說等，當其初發明時，實為天文學家、生物學家專門之學識，常人固不能盡知，亦不必盡知；及今日而變為常識，不知則為病矣。反之而教會之儀式，騎士之義務等，在歐洲中世為常識；而今日變為宗教家、曆史家之專門學識，則亦有然。如中國曆史、中國地理之稍涉詳密者，其在外國人，實為專治支那學者之專門學識；在吾國人，則實為常識，不知則為病矣。反之而吾國人之治外國曆史地理，所認為常識之程度，其比列則亦有然。如政治家則有政治學上、法學上種種之常識為其所必需；教育家則有教育學上、哲學上種種之常識為其所必需；商業家則有商業學上、生計學上種種之常識為其所必需。而政治家所認為常識者，則往往教育家、商業家所認為專門學識者也。其他各種職業之互相視，亦莫不有然。然則常識竟無標準乎？曰：有之。凡今日歐美日本諸國中流以上之社會所盡人同具之智識，此即現今世界公共之常識也。以世界公共之常識為基礎，而各國人又各以其本國之特別常識傅益之，各種職業人又各以其本職業之常識傅益之，於是乎一常識具備之人出焉矣。

人之欲自立也，則具備常識。其最要矣，為國民之一分子，而於國中必需常識不能具備，則無以自存於其國；為世界人類一分子，而於世界上必需之常識不能具備，則無以自存於世界。若此者，有劣敗以歸於淘汰已耳。蓋今日所謂常識者，大率皆由中外古今無量數偉人哲士幾經研究、幾經閱曆、幾經失敗，乃始發明此至簡易至確實之原理、原則以貽我後人；率而循之，雖不中不遠也。而吾既於各種現象，皆略識其最要之原理原則，則思慮通達，目光四射，後此隨時隨地遇有新發生之現象，或相同者，或相反者，或相近似者，皆得有所憑藉以下判斷，而所判斷者不至大誤，此常識之用也。如其無之，則僨事什恒八九，幸而不僨，而其勞抑已倍蓰矣。故吾國人所有舉措，無論大小，動輒為他國人所竊笑。而以吾之政府與人之政府遇，未嚐不敗；以吾之兵與人之兵遇，未嚐不敗；以吾之學者與人之學者遇，未嚐不敗；以吾之工之商與人之工之商遇，未嚐不敗。豈有他哉？常識缺乏之為之也。雖累敗矣，而曾不思悛改，不識其所以致敗之由也，亦常識缺乏之為之也。或雖改矣，而頭痛灸頭、腳痛灸腳，一弊未除，他害已睹，此由不知社會各種現象，互相依而不可離，而僅以管蠡之見，欲藉單義片條以為匡救，亦常識缺乏之為之也。夫個人而常識缺乏，則其人不能自存於世界；一國之人而皆常識缺乏，則其國不能自存於世界。此自然之數必至之符，無可逃避者。前事既曆曆矣，而後此之覆轍，且相尋而未有已時。言念及此，則豈可不為寒心者哉！則豈可不為寒心者哉！

然則吾國人以何因緣而常識之缺乏一至此甚乎？是又不可不察也。大抵人之有常識也，其得諸學校教育者半，其得諸社會教育者亦半。學校教育，所以樹常識之基也；社會教育，所以廣常識之用也。今世諸文明國，其自小學中學責國民以從學之義務者，則已舉盡人所當知之事理，口瘏而耳熟之矣。而報館之記事論著，團體之集會演說，其所相告語者，皆此具也。而社會一切製度，又皆經有常識者製作而演進之，所接於耳，所觸於目，無一不為增廣常識之助。故其人之得此至易易也。吾國則不然。國中悅學之風日替，其可稱為士君子者，已若鳳毛麟角矣；脫有一二，大率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甚則專己守殘，黨同妒異。夫有人於此，或深通經學，或深通史學，或深通法律學，或深通格致學；而於其所學之外，一切普通事理，毫不厝意。此其人謂之碩學則可，謂之有常識之人，則不可也。此其人雖國之寶，而國不能專恃以立也；而況乎此其人者，在國中吾所見蓋已罕耶？以吾所見，全國中大多數之愚民，其常識之分量程度去標準太遠者不必論。其所稱學士大夫者，可分為二種。其一，則略有本國之常識，而於世界之常識一無所知者，普通一般官吏及老師宿儒是也。其一，則略有世界之常識，而於本國之常識一無所知者，普通一般之外國留學生是也。夫吾儕既為國民一分子，以與國人交，同時又為世界人類一分子以與各國人交，而此兩種常識者，不能調和而常缺其一，則猶之無常識也。夫就令此兩種者，各成體段，而徒以不調和之故，且不足以致用；而況乎所謂官吏宿儒者，其所知大半不出於章句帖括及社會陋俗，而絕不足以語於本國之常識也。所謂留學生者，大半舍其所學專科之外，他無所知；甚則即其所學者，亦僅一知半解；又甚則假此為終南捷徑，而實於一切學術，始終未嚐有所知，而絕不足以語於世界之常識也。由此言之，則謂全國四萬萬人，乃無一人有常識焉可也。今既若是矣，而來茲則又何如？自科舉既廢，而教育普及之實不舉，人民向學者既已歲減；前此多數人所藉以得本國常識之一二者，今則亡矣。即以學校教育論，而學科之編製不完，教科書之係統不立，欲由此以求世界之常識，又不可得；而政治上社會上一切製度，更無足以為浚發之助者。循此不變，則此四萬萬人之子孫，雖永遠無一人有常識焉可也。夫在人國，則中流社會以上之人，殆無一不有具足之常識；其下焉者，雖非具足，而亦不得謂之絕無。而其所以詒厥子孫者，且相引於彌長，而吾乃事事適得其反。以此相遇，則安所往而不敗也？

本報同人有怵於此，故以輸進常識為宗旨之一端。雖然，吾固言之矣，人之常識，得之學校教育者半，得諸社會教育者半。今國中之學校，既不足以語於此；而社會各方麵之教育，又適足以窒塞常識。報館雖為社會一種之機關，而力所能逮者幾何？況惟有常識者乃能導人以常識，而同人則言及此而汗顏無地者也。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矣。雖然，國人有知此之為急而謀所以振之者乎？則同人願執鞭以從其後也。

○說政策

今者上之則有責任內閣之名稱出現，下之則有政黨之思想發生，此皆政治界之一種好氣象也。雖然，責任內閣與政黨，其所麗以成立者，皆在政策；而政策之為何物，吾國人真能知之者蓋希也。夫不識政策為何物而言責任內閣言政黨，此猶不識加減乘除而言數學也。吾故不能已，於為此文。

政策二字，今人殆習為口頭禪。雖然，欲確明其性質，固非一二語所能盡也。欲知政策為何物，必當先知政治為何物。政治者何？國家目的之現於實者也。凡人類必有其目的，以充饑之目的而求食，以禦寒之目的而求衣，學生以求學之目的而入校，商人以營利之目的而適市，是也。國家亦一人格也。故其一切行動，必非漫然而已，必有其目的焉。國家之目的何在，雖非本文所能具述。簡要言之，則一以期國家自身之生存發達，一以期國民全體之生存發達而已。然國家自身之榮悴與國民全體之榮悴，實迭相為因迭相為果。故國家之目的，非有二也，恒一而已。由此言之，則（第一）凡無目的者，不得謂之政治。例如甲國以欲達某目的之故，乃設某官辦某事；乙國並無此目的，而惟作無意識之模仿，亦設某官辦某事是也。（第二）其目的非屬於國家者，不得謂之政治。例如以一私人或一階級一地方之利益為目的，而假國家之威權以行之者，皆非政治也。（第三）不能使國家之目的現於實者不得謂之政治。國家者非自然人而法人也，故不能直接自使其目的現於實，而恒有待於其機關。倘機關不備，或司機關之人不依國家目的以進行，則有目的等於無有也。是故凡國家之行為，則名曰政治。此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此三者有一於此，則形式上雖屬於國家行為，實質已非國家行為；非國家行為，則已不得複謂之政治矣。準此義以繩之，則我國今日朝廷所為發號施令，群吏所為奉命承教者，殆什九非政治。何也？彼其所發施奉承者，大率皆無目的，或為個人之目的；而國家之目的，終不可得而見也。夫既無政治，複何政策之可言？更何政策當否之可言？故吾今者之言政策，為他日既有政治之後言之也，非為今日言之也。夫使司國家機關之人人，皆能自審其地位，自覺其職務之所宜盡，而使國家之行為，常遵依國家之目的，而無或以自己私人之目的攙奪乎其間，則庶幾乎可以語於政治矣。雖然，以雲政策，則又有進。蓋政治者，由國家目的而演出者也。政策者，則求所以達此目的之一手段也。國家之目的，雖常同一，而所以達此目的之手段，則因地而異，因時而異；即在一時一地，而因各人之所見，亦各各有異。此何故耶？蓋國家之目的，常在國家自身之利益與國民全體之利益固也，然國家之利益與國民之利益，未必能常相合；即曰國家之利益與國民全體之利益常相合也，而與國民之一個人或其一部分人之利益總不能常相合；即曰兩者永久之利益常相合也，而其暫時之利益總不能常相合。於是乎雖同一目的，而所以達此目的之手段，往往懸絕。所謂國家利益與國民利益不能常相合者何也？人身血輪，常刻刻代謝，生滅不住，聽其遷化，而不顧惜者，為全身之策術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則為狼疾人矣。惟國亦然。國家自為其生存發達起見，常或奪國民生命財產之一部，甚則奪其全部，而不以為泰。例如國家用兵於外，直接糜爛人民之生命，間接耗損其財產，而無所於惜，是其例也。蓋謂非如此則不能保國家之存立而期其發達，而非國家存立發達，則人民利益，悉無所麗也；而權衡於國家利益與國民利益輕重緩急之間，此即政策之所由發生也。所謂國家之利益與國民之一個人或其一部分人之利益，不能常相合者何也？國家利益與國民全體利益，可以謂為同物；然國民全體之利益與國民個人總數之和之利益，不能謂為同物。試為罕譬以喻之，則國民全體利益雲者，乃化學的而非數理的也。數理學上之公例，凡十個單數之和，其總數必成為十，百個千個單數之和，其總數必成為千百。化學上之公例則不然。輕氣養氣之化合物，則不名為輕養也，而別變為水。炭、碘、鈉之化合物，則不名為炭碘鈉也，而別變為鹽。吾所謂國民全體利益雲者，非與前者同例而與後者同例也。坐是之故，國民全體之利益與國民之一個人或其一部分人之利益，常立於相對之地位。甲某所認為利益者，乙某或認為不利益，此團體認為利益者，他團體或認為不利益，此階級認為利益者，彼階級或認為不利益，此地方認為利益者，他地方或認為非利益，而權衡於各部分利益輕重緩急之間，此又政策之所由發生也。所謂目前之利益與永久之利益不能常相合者何也？譬諸人生，莫不以康樂為期，然欲求將來之康樂，大率須先以目前之勞苦為易。而目前勞苦過度時，亦為耗損將來康樂之媒，二者不可得兼，則程度分配之間，最當審擇。惟國亦然。往往有忍目前之苦痛以計他日之樂利者，亦有稍減他日之樂利以救目前之苦痛者，而權衡於目前與他日輕重緩急之間，此又政策之所由發生也。

夫國家利益與國民利益既有多方，施政者能一一悉取而調和之，使隨時隨地各得所欲，此最善也。雖然，各種利益，固有並行而不悖者，亦有立於正反對之地位，互衝突而不能相容者，其並行不悖者，斯可以以調和為能事者也。其衝突不相容者，斯不可以以調和為能事，而往往須取其一而舍其他者也。於是乎一國之內，同時常有兩種以上之反對政策得以並存，而各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政策之當不當適不適，遂恢乎有辨難之餘地。近世各立憲國，所以常有兩大政黨相對立，而各不謬於國利民福之旨趣者，皆以此也。夫於各種不能相容之利益而取其一舍其他者，非有他故焉，則以此所取特種利益，為與國家之目的最相近而已。所謂與國家目的最相近者，則或以此特種利益，為與國家自身利益適相合也；或以此特種利益，為能間接發達他種利益也。試舉其例，如國家之有戰爭，則戕賊人民生命，恒所不免，產業亦常蒙損害；即在平時擴張軍備，於國民生計，所傷亦多。然政治家往往采此政策而不辭者，謂非是而國家不可得保也。甚者如古代之斯巴達，凡國民皆不得自私其財，且不得自私其所生之子女。幼兒體質有不適於為兵者，則以政府之命，投棄澗穀，不許收養。其芻狗人民，可謂至極，然不害為一種之政策者，彼蓋以國家當得健全分子為前提，而謂此為選擇健全分子最良之手段也。又如前此政治家，往往有徠他國之民，使定居己國，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我國春秋戰國間各國競用此策，三十年前之美國純以此為施政方針，今墨西哥等國猶然）。以今世殖民主義衡之，似可大詫；然不害為一種之政策者，彼以是為足以致國家於繁榮也。又如疇昔歐洲政治家，往往有用全力以擁護教會及貴族之勢力，雖犧牲平民利益之全部以供之，亦所不惜。反是，亦有專擁護平民勢力，其特種階級，不惜芟夷蘊崇之，而皆不害為一種之政策者。或認教會貴族為國家中堅，或認平民為國家中堅，而謂犧牲一切以強其中堅，即所以利國家也。又如現代歐美各國，有立種種法以保護資本家者，亦有立種種法以保護食力之民者。資本家之所利，往往為食力之民所不利；食力之民所利，往往為資本家所不利。立法有所不利於人，而猶不害為一種之政策者，或則謂直接謀資本家之利，即所以間接謀食力者之利，或則謂直接謀食力者之利，即所以間接謀資本家之利也。此不過略舉數端，其他凡百，率皆類是。要之，政治無絕對之美，而政策各有所宜。故雖一國中並世之大政治家，而所主張之政策，往往若冰炭之相懸者，凡以此也。

然則欲判政策之是非得失，其道何由？

第一當先問政策之是否可以實行。例如專製政治與立憲政治，其本質之孰美孰惡且勿論，而試問當民智漸開，人民政治運動極劇烈之時，專製政治，果有道以維持焉否耶？又如君主政治與民主政治，其本質之孰美孰惡且勿論，而試問久戴君主之國，能無端而革去之耶？久行民主之國，能無端而發生君主耶？又如現今歐美盛行之社會主義，其合於公理與否且勿論，而試問以現在社會製度之組織，能一旦取而反之否耶？又如自由關稅與保護關稅孰為利國且勿論，而試問彼於條約上稅權定有限製之國，非改正條約告成功後，能徑行保護主義否耶？又如擴充軍備與節省軍備之孰應於時勢且勿論，而試問彼稅源涸竭之國，百計羅掘，而終不得養兵之資者，非設法增進民富以後，能徑行擴充主義否耶？此皆隨舉數端，他可類推。是故有絕對的不能實行之政策，雖有大力，無從構造，或無從抵抗者是也；有相對的不能實行之政策，欲行之必有所待，非所待者既至則無從著手者是也。要之，凡屬不能實行之政策，雖極美妙，皆為空華；其是非得失，更無商榷之價值也。

第二當問其政策之是否必要且有益，及其必要與有益之程度何如。必要雲者，就消極的方麵言之，非此則無以保國家之生存者也。有益雲者，就積極的方麵言之，非此則無以圖國家之發達者也。例如法蘭西，方以獎厲婦女妊育為一種政策，在彼則其必要者也，在他國則其不必要者也。英、俄、德、法，競以擴張軍備為政策，在彼則其必要者也，在荷蘭、比利時、瑞士，則其不必要者也。歐洲諸國，數百年來，以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為一種政策，在彼則其必要者也，在泰東諸國，則其不必要者也。歐美日本，皆以製定工場法為一種政策，在彼則其必要者也，在我國今日則其不必要者也。我國今日以請願國會改革官製為一種政策，在我則其必要者也，在他國今日則其不必要者也。此必要與否之說也。法國巴黎，以公費設戲園，謂其有益也；他國而漫效之，則無益者也。現世諸軍國，糜巨帑以造飛機，謂其有益也；若其他軍事設備，百不一具，而惟飛機之為務，則無益者也。國家補助航業，此在海運未發達之國，至有益者也；其在已發達之國，則無益者也。嚴定彈劾大臣之製，設國務裁判所，此在初施憲政之國，至有益者也；其在政黨政治之國，則無益者也。此有益與否之說也。此亦隨舉數端，他可類推。大抵絕對的不必要及無益之事，決不能成為政治問題；其成為政治問題者，必其比較的為必要而且有益者也。故政策之得失，要當以其必要有益之程度為衡；必要有益之程度，於何決之，必與他種必要有益之事業相較，然後能決之。擴張軍備固必要，振興教育亦必要，若在民智暗昧之國，則教育必要之程度，過於軍備也。設美術學校固有益，設法政學校亦有益，若在政體新易之時，則法政有益之程度，過於美術也。此不過語其至淺者，其他凡百政策之價值，皆當以是斷之。

第三當問其政策所收獲者與其所犧牲者之相償率如何。國家及國民各部分之利益，時或相衝突而不能一致，既如前述；故無論何種政策，恒必犧牲一部分之利益，以期收獲他部分之利益，此事勢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其政策之結果，所收獲能償所犧牲而有餘，則為良政策；反是則為惡政策也。例如延長義務教育年齡，人民於此年齡內，不能就職業，則公家教育費亦陡增，此其所犧牲也；而教育普及，人民能力大進，國家亦得良分子而有基勿壞，則所收獲足償之而有餘也。擴張軍備，不得已則雖戰毋恤，在平時則負擔至重，在戰時則損耗尤巨，此其所犧牲也；而使他人不敢侮我，或且藉一勝之威而揚國光於境外，則所收獲足償之而有餘也。設種種法律，以束縛人民之自由，違者以刑罰隨其後，所謂天賦人權者，緣此而範圍日以縮小，此其所犧牲也；而人民獲所保障，始能於法律所許之範圍內，安居樂業，則所收獲足償之而有餘也。反是，例如借外債以充行政費，行政整理之後，誠有利益；若緣此而召外人幹涉財政之漸，則犧牲太大，雖有收獲，不足以為償矣。大擴充海陸軍，於國防上誠有利益；若軍事費遠軼出於民力所克負擔之範圍外，以致稅源全涸，民不堪命，則犧牲太大，雖有收獲，不足以為償矣。袒護資本家，優予以特權，於獎厲企業，誠有利益；若緣此而使食力之氓，儕於奴隸，則犧牲太大，雖有收獲，不足以為償矣。行專製獨裁政治，則權責專一，治事迅敏，誠有利益；若緣此而使人民漠視國事，政治思想，銷沉殆盡，甚且舍失其自由獨立之性，則犧牲太大，雖有收獲，不足以為償矣。此亦不過隨舉數端，他可類推。

第四當問其政策係統之組織何如。國家之政務非各各獨立也，而常與他政務相連屬。故凡政策必須組織為一係統。係統雲者，就其消極的方麵言之，則使各政策勿相矛盾也；就其積極的方麵言之，則使各政策相輔為用也。苟無係統，則雖良政策亦變為惡政策，或分之雖得名曰政策，而合之則不複成為政策。例如以振興教育為政策，而於師範學校及教科書等之設備，全不注意，是不能積極的以成就此政策也。立保獎及考試得官之製，是反消極的從而破壞之也。以獎厲實業為政策，而於金融機關之設立，生計常識之普及，全不注意，是不能積極的以成就此政策也。不撤厘金，濫增新稅，稍有利之業即攘歸官辦，是反消極的從而破壞之也。以改革幣製為政策，而兌換製度不確立，租稅征收法不更變，是不能積極的以成就此政策也；猶複濫鑄銅元，濫發紙幣，是反消極的從而破壞之也。以整理財政為政策，而不思建設統一機關，不思改革租稅製度，是不能積極的以成就此政策也；日日增置冗缺冗差以養冗員，竭澤而漁，以涸稅源，是反消極的從而破壞之也。此亦隨舉數端，他可類推。

明乎此義，則凡百政務，可皆樹四鵠以衡之，有雖不失為一政策而不能實行者，有成為一可行之政策而可以討論其得失者，有不成其為政策者，有並不成其為政治者。試更舉數事以為例。其在軍事，若欲全撤軍備，則並世各國中雖亦有此政策，將來全世界或皆采此政策，而在我國今日，決不能實行者也。以現在所有之軍備，或主張因仍而精煉之，或主張擴充而盛大之，皆成為政策而有討論得失之餘地者也。以現在之民力，而議增陸軍由三十六鎮至六十四鎮，以每歲不盈千萬之海軍費而立專部紛紛訂購軍艦，此不成為政策者也。以位置私人之故，而假借軍備以為市，此並不成其為政治者也。其在外債，如前此愛國誌士所設籌還國債會，欲舉一切舊債而埽數還之，此雖不失為一政策而不能實行者也；對於將來之外債，或主張歡迎，或主張固拒，皆成為政策而有討論之餘地者也；拒生利事業之外債，而歡迎行政經費之外債，此不成其為政策者也；借債不付立法機關決議，而經手官吏，時或藉以自肥，此並不成為政治者也。此不過略舉一二事以為例，其他凡百政務，試懸此四鵠以核之，當皆可以厘然睹其所屬。夫必成為政策者，乃可以論其是非得失；尤必成為政治者，乃可以語於政策。今我國官吏舉措，什有九非政治，何也？政治所以達國家之目的，而彼專供官吏個人私利之目的者；雖藉國家機關之名義以行之，決不得謂之政治也。今之中國，純屬為人擇官、為官生事，曷嚐為事設官、為官擇人？雖謂之無政治之國焉可也。既無政治，則複何有政策之可言。即偶有一二事當局者或能出其營私之緒餘以為國家計，庶幾可予以政治之名矣；然以雲政策，且相去遠甚。蓋政策雲者，有一定之方向。如江漢朝宗於海，不至焉而不止，有全部之組織，如三十輻共一轂，通中邊而貫徹者也。今我國之施政也，今日方辦一事，明日即辦一與彼事相反對之事；甲機關方立一法，乙機關同時即立一與彼法不相容之法。阻力橫於前，而不思所以去之，成效迄未睹，而不思所以易之，是安得以冒政策之名乎哉？並政策且無有，而良不良、適不適，更何論也。今各國國會與政府所討論者，則政策良不良適不適之問題也。夫既名曰政策，則必其率國家之目的，吻合於一部分之國利民福，而有方向有係統者也。然於其良不良適不適之間，猶慎重審擇。而舉國輿論；且督責之不稍假借。而我國政府，乃始終不睹所謂政策，且國家機關所舉措，什九不得名為政治。以此而欲托國於天壤，不亦難哉？

今者責任內閣行將建矣。紀其責任，端賴國民，我國民將來之天職，第一著當察內閣之所行者果為政治與否，第二著當要求新內閣示我以政策，第三著當察其所謂政策者是否有係統而足以副政策之名，第四著當察其政策之良不良適不適。洵能紀之有方，而督之有力，則責任內閣，其或足以起衰救弊矣乎！而不然者，易法而不易人，變名而不變實，亦安取此擾擾乎哉？

抑吾更欲有言者，國會政治，非有政黨則不能運用，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然政黨之所藉以團結者，實全恃政策。其在野耶，則以批評政策為天職；其在朝耶，則以建設政策為天職。然則研究政策之性質，而儲備將來批評建設之資料，豈非我國民今日所亟當有事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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