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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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的教訓 作者：列夫·托洛茨基 |
| 192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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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我们必须研究十月革命
我們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卻沒有沾到我們的出版物的光。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一部著作，來闡述十月變革的總的情況，提出它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要素。不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說明變革准備時期各個方面或變革本身各種方面的原始材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現在也都沒有公布。我們出版了許多關於十月以前時期的有關革命史和黨史的文件及資料。 我們說發布的十月以後時期的資料，也不在少數。但是對十月則注意得十分不夠。我們在完成變革後，似乎認定︰反正我們不會再去重覆它了。我們似乎認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備時期、它的實現時期、它的鞏固時期的頭幾星期的各種條件，對於完成今後建設的迫切任務沒有什么直接的益處。
然而，這樣的看法，盡管不是完全有意識的，也是十分錯誤的； 甚至還是有民族狹隘性的。假如我們不會再重覆十月革命的經驗，那也決不意味著我們從這經驗中沒有什么可學習的。我們是共產國際的一部分，而所有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還都剛剛在著手解決自己的“十月”任務。最近一年來，我們也已經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就連西方的最老練的共產黨都不僅沒有切實地接受我們的十月經驗，而且他們簡直就是不了解它的實際情況。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關十月的資料，就不能不同時提及舊日的意見分歧。可是，這樣看待問題是十分無聊的。 自然，1917年的意見分歧是很深刻的，也決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經過了幾年， 到現在還企圖拿它們來作為武器去攻擊當時犯了錯誤的人，那就過於小氣了。然而，如果為了無價值的個人考慮，而回避關於十月變革中具有國際意義的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更是不能容許了。
去年，我們在保加利亞遭到兩次慘重的失敗。 首先，黨由於抱有學究式的和宿命論的看法，放過了采取革命行動的非常有利的時機 (贊柯夫六月政變後的農民起義) 。隨後，黨力圖糾正錯誤，舉行了九月起義，卻沒有為這次起義准備好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先決條件。保加利亞的革命本來應該成爲德國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亞前奏，在德國本土得到了更壞的發展。去年的下半年，我們在那裏目擊了一次十分典型的現象，表明一個有全世界曆史意義的、十分少見的革命情況是怎樣放過的。 保加利亞去年的經驗也好，德國去年的經驗也好，直到現在，也依然沒有得到相當充分而具體的估價。 本書的作者對於去年德國事件的發展，做了一般的概述。（參看《西方和東方》小冊子中的《在轉折點上》和《我們正在經曆的是哪個階段》兩章）。從那時起所發生的一切情況，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證實了這個概述的正確。另外也再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打算提出任何其它的說明。但是作些概述對我們來說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用豐富的實際材料具體地說明去年德國事件的發展，以便能十分具體地解釋最慘重的具有曆史意義的失敗的原因。
但是，既然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從政治上和策略上說明過十月變革，那就很難談到對保加利亞和德國事件作出分析。我們自己也還沒有弄清楚我們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樣完成的。十月以後，人們狂熱地以為歐洲的事件將會自然而然地展開，而且時間緊迫，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從理論上吸取十月的教訓。然而實際上，如果沒有一個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這種革命本身就將成為不可能。無產階級不能用自發的起義取得政權：甚至在工業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德國，勞動者自發的起義(1918年11月)實際上也只能把政權轉移到資產階級手裏。有產階級能夠依靠自己的財富、自己的“教養”、自己同舊的國家機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來掌握從其它有產階級手裏奪來的政權。至於無產階級，就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用來代替他們的黨。各國共產黨正式建立的時期只是從1921年年中才剛剛真正開始的（“爭取群眾”，“統一戰線”等等）。“十月”的任務推延下來了。與此同時，對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來了。去年才又使我們重新面臨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現在已經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資料並著手對他們進行研究的時候了。
當然，我們知道，每個民族、每個階級、甚至每個政黨主要是從自己切身經驗中來學習的。但這決不是說，其它國家、階級和政黨的經驗是無關重要的。不研究法國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零五年的經驗，我們也永遠完成不了十月變革；要知道，我們是根據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結論，並繼承著它們的曆史路線，才創造出我們這種“民族”經驗來的。以後，在整個反革命的時期內，也一直是研究一九零五年的教訓和結論的。可是，對於一九一七年勝利了的革命，我們卻沒有做這一項工作，連十分之一也沒有做過。自然，我們現在所處的不是反動年代，也不是流亡時期。況且我們現在擁有的人力和物力，也決不是那些艱苦年代所能比擬。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確切地提出在黨的範圍內和在整個國際範圍內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務。應該使全黨，特別是它的年輕一代切實地研究十月的經驗，因為這個經驗極深刻地、確實地、真正地檢驗了過去，而給未來開啟了廣闊的大門。去年德國的教訓，不止是有重要意義的預兆，而且也是嚴厲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說，即使最認真地了解了十月變革的進程，也還不會保證我們的德國黨取得勝利。可是，這種籠統的而實質上是庸俗的說法，是連一步也不能使我們前進的。誠然，僅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它國家取得勝利。但是，可能產生下面一種情況：革命的一切先決條件都已具備，卻單單缺少一個了解革命規律和方法的、有遠見的、堅決的黨的領導。去年在德國，恰好就是這種情況。而這種情況也還會在其它國家出現。要想研究無產階級革命的規律和方法，到現時為止，再沒有此我們的十月的經驗更為深刻和更為重要的資料了。歐洲各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凡是沒有極鄭重地、而且十分具體地研究十月變革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現在的條件下准備新戰爭的軍事長官，卻沒有研究過這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戰術和技術經驗。這樣的軍事長官，在將來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軍隊遭到失敗。
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工具是黨。根據我們的即使是僅僅取之於一年間(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經驗，並根據芬蘭、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亞、德國的補充經驗，可以確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備轉向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時，必不可免地要發生黨內危機。這幾乎是一條顛撲不破的規律。一般說來，每當黨的路線急劇轉變時，就會產生黨內危機。它要么成為轉變的序曲，要么成為轉變的後果。其原因是：在黨的發展過程中，每一個時期都具有自己的特點，要求一定的工作習慣和方法。策略上的轉變，表明這些習慣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壞。這就是造成黨內摩擦和危機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寫道：“在曆史急劇轉變的關頭，往往連先進的政黨也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能理解新的局勢而重複舊的口號，這些口號在昨天是正確的，今天卻已失去任何意義。曆史的轉變來得如此‘突然’，就像曆史的急劇轉變來得如此‘突然’一樣”由此就要產生一種危險：如果轉變過分急劇，或者過分突然，而在以前一個時期，在黨的領導機構中聚集了過多的因循守舊和保守主義因素，那么黨就會不能在最緊要的關頭實現自己的領導，盡管它幾年來或幾十年來就已經准備應付這個時機了。黨被危機所侵害，運動越過了黨而前進，走向失敗。
革命的政黨受著其它政治勢力的壓迫。它在自己發展的各個時期，要制定抵禦和擊退這些政治勢力的對策。每當策略轉變及由此而引起了內部派別變化和發生摩擦時，黨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於策略轉變的必要而發生的黨內派別變化，往往可能遠遠超過自己的出發點，而成為各種階級傾向的支柱。簡言之，黨如果不能與本階級的曆史任務步調一致，就要成為或者幾乎成為其它階級的間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說的情況，對於每一次嚴重的策略轉變都是正確的話，那么對於大的戰略轉變來說，就更為正確了。我們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軍事上的一樣，看成是進行個別戰役的藝術；而把戰略看成是贏得勝利的藝術，也就是奪取政權的藝術。在大戰以前，在第二國際時代，我們通常沒有這樣的區別。當時只限於社會民主黨的策略這一個概念。這不是偶然的。因為社會民主黨所運用的有議會策略、工會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至於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組合各兵種——來戰勝敵人的問題，實際上，在第二國際時代就根本沒有提出過。這是因為當時實際上就沒有規定奪取政權的任務。只是在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到了一九零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鬥爭的基本問題或戰略問題。這樣也就保證了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即布爾什維克具有極大的優越性。革命戰略的大時代始於一九一七年，首先是在俄國，然後在整個歐洲。顯然，戰略並不排斥策略。因爲工會運動、議會活動等等問題並沒有離開我們的視野。但是現在它們具有新的意義，它們成了奪取政權的綜合鬥爭中的附屬方法。策略從屬於戰略。
如果說策略轉變通常都要導致黨內的摩擦，那么，戰略轉變所引起的摩擦一定會更加劇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謂急劇轉變，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從准備、宣傳、組織和鼓動轉入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轉入打倒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黨內一切動搖、懷疑、妥協、投降的分子——孟什維克分子都會起來反對起義，為自己的反對立場尋找理論公式，而在昨天的敵人——機會主義者那裏，就可以找到這些現成的理論公式。這種現象我們還將不止一次地看到。
從二月到十月這個時期內，在群眾中所進行的廣泛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的基礎上，對黨的武器進行了決戰前最後一次的檢察和遴選。在十月裏及十月以後，這個武器在偉大的曆史的行動中受到了檢驗。 現在，在十月革命已經過去幾年以後，還去估價各種對一般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的不同的觀點，而對一九一七年的經驗卻避而不談，這就等於搬弄無益的煩瑣哲學。 那就決不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 這無異於我們爭論各種各樣遊泳的方式的優劣，卻連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遊泳者在河裏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檢驗革命的各種觀點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在革命中運用他們，正像最好的檢驗遊泳的方法是在遊泳者跳入水中的時候一樣。
[编辑]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進程和結局，給了那種烦琐哲学式的搬弄馬克思主義不懈的打擊。這種搬弄在以往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是很普遍的，它在“勞工解放社”時期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则是孟什维克。 這種假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把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话：“較發達的国家向較不發達的国家以后所显示的，只是後者未来的景象”变成为一种绝对的、超历史的(照馬克思的说法)规律，並且企圖根據這個規律來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策略。既然這樣提出問題，那麽在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當然談不上什麽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問題。當然，無需爭論的是：每個落後國家會在先進國家歷史中找到自己未來的某些特點，但卻完全談不上整個發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經濟愈加具有世界性質，則落後國家的命運就愈加特殊，因爲落後國家勢必把自己的落後成分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成就結合起來。恩格斯在其《農民戰爭》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到了一定時刻——這種時刻不是到處同時到來，也不是到處在同一發展階段上到來——，它就會開始覺察到：它的這個形影不離的同伴無產階級已開始勝過它了。”歷史發展進程使得俄國資產階級比其他任何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這種覺察。在一九零五年前夕，列寧對於俄國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公式。正如以後整個發展所表明，只有把這個公式作爲走向依靠農民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一個階段來看，纔是有意義的。列寧對問題的提法充滿了革命性和靈活性，是與孟什維克的公式完全和徹底對立的。根據孟什維克的公式，俄國只能重演先進民族的歷史，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而社會民主黨居於反對派的地位。然而，我們黨内某些人，在列寧這個公式上所側重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同社會主義性對立的民主性。這樣一來，又無異表明：俄國作爲一個落後的國家，只能進行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應該在西方開始。我們只能在英國、法國、德國之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樣提出問題，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維主義，這種情況在一九一七年就已充分暴露出來。當時，革命的任務已經不是預言的問題，而是行動的問題了。
在革命的現實條件下，站在把民主實行到底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認爲社會主義“爲時尚早”這在政治上就是從無產階級立場退到小資產階級立場，轉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爲獨立的革命來看，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作爲資產階級革命，它卻出現得過遲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穩定性。它受到各種矛盾的衝擊，這些矛盾立即在兩個政權的並存中表現出來了。這樣，它勢必要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實也正是如此，要麽出於某种資產階級寡頭制度之下，使俄國陷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對於二月革命以後所出現的時期，可以有兩种看法：要麽看作是“民主”革命的鞏固，發展或完成時期，要麽看作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時期。抱有第一種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而且也有我們黨內的相當一部分領導者。說不同的是他們確實曾經在努力盡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說采取的方法，在實質上卻是一樣，那就是對執政的資產階級施加“壓力”，而這種壓力又不要超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范圍。如果這種政策占了上風，我們黨就被排除在革命的發展之外，歸根到底，我們所遭到的將是沒有黨的領導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的起義。換句話說，我們所遭到的將是大規模的七月事變，就是說，不是插曲，而是慘敗了。 十分明顯，這種慘敗的直接后果就是黨的毀滅。這樣，意見分歧的整個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見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群眾，也就是農民群眾在人名中為數眾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真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上戰爭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條件，才使得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獲得了領導權，或者說最低限度獲得了一種形似的領導權，以保衛資產階級對于政權的歷史權利。但這絕不是說，俄國革命只能走它從1917年2月到10月所走的那條道路。這條道路的產生，不只是由于階級關系，而且也是由于戰爭所造成的那些臨時條件。由于戰爭，農民才組織起來并武裝起來，成為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當無產階級在自己的旗幟下組織起來以領導農村群眾之前，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就已在被戰爭激怒起來的農民軍隊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就利用這支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的力量來壓迫無產階級，并在初期把它領導起來，因為這股力量曾經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樣的階級基礎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種進程。戰前所發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證明了這一點。1914年7月，革命罷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態發展到了公開的巷戰。在這次運動中，領導權無條件地落到我們黨的地下組織和公開合法的報刊手中。布爾什維主義在與取消派和一般小資產階級黨派直接斗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勢力。運動的進一步發展，首先就意味著布爾什維克黨的發展。1914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如果局勢發展到蘇維埃的話——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經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了。農村的覺醒活動也會在布爾什維克所主持的城市蘇維埃的直接和間接領導下進行。這并不一定意味著：社會革命黨人會立即從農村消失。不是的。農民革命在開始階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義的旗幟下進行。但是照我們所設想的事件發展情況，民粹派本身覺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來，與城市中布爾什維克蘇維埃尋求聯合。很明顯，在這種場合下，起義的直接結局也將首先決定于與農民有聯系的軍隊的士氣和行動。如果沒有大戰爆發，因而沒有在發展的鏈條上加進一個新的重大環節的話，1914——1915年的運動能夠獲得勝利嗎？這一點是無法猜測的，而且也沒有必要去猜測。但是有許多情況說明，如果勝利的革命是沿著那條以1914年7月事變開端的道路展開的話，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著革命的工人蘇維埃直接取得政權，而這些蘇維埃將通過（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農民群眾引上自己的軌道。
戰爭中斷了正在展開的革命運動，推遲了這個運動，可是隨后又異乎尋常地加速了它。戰爭通過千百萬計的軍隊，為小資產階級的黨造成了一個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創立了一個不僅是社會的、而且也是有組織的基礎。要知道，農民的特點，也正在于他們固然人數眾多，但即使當他們具有革命精神的時候，也是難于把他們變成有組織的基礎的！小資產階級的黨依靠了現成的組織，即軍隊，就來威脅無產階級，而且引誘他們走上護國主義。這就是為什么列寧立即氣憤地起來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這個舊口號的原因，因為它在新的條件下，意味著變布爾什維克黨為護國派集團的左翼。列寧認為，主要的任務是把無產階級先鋒隊從護國主義的泥潭中拖出來。只是在這種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在下一階段成為農村勞動群眾團結的核心。但是，這樣一來，又該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確切些說，又該如何看待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呢？列寧毫不容情地駁斥了那些“老布爾什維克”。他說，他們“在我黨歷史上不止一次起過可悲作用……只會無謂地背誦記得爛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動的現實的特點”。“不要向舊公式看齊，而要向新的現實看齊。”列寧問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有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呢？”他回答說：“沒有，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已經僵死了。要使它復活是徒勞無益的。” There is, of course, no disputing that every backward country finds some traits of its own future in the history of advanced countries, but there cannot be any talk of a repet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s a whole. On the contrary, the more capitalist economy acquired a world character, all the more strikingly original beca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ckward countries, which had to necessarily combine elements of their backwardness with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his preface to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Engels wrote: “At a certain point, which must not necessarily appear simultaneously and on the same stage of development everywhere, [the bourgeoisie] begins to note that this, its second self [the proletariat] has outgrown it”
[编辑] 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
[编辑] 四月會議
[编辑]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编辑] 在十月革命的前后
[编辑] 十月起義和苏维埃“合法”
[编辑] 再論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蘇維埃和党
[编辑] 關于本書的兩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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