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中華民國27年（1938年）4月1日 发布机关：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
| 本文来自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版）。 |
中國現正從事于四千餘年歷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戰。此抗戰之目的，在於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以救國家民族於垂亡，同時於抗戰之中，加緊工作，以完成建國之任務。在中國歷史上，民族戰爭不乏其例，然其關係，從未有如今日之深且巨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在政治上將使中國失其獨立與自由，在經濟上將使中國永滯於產業落後之境遇，而為日本工商業之附庸，遠非以前歷史上一時的暫時軍事失敗或政治失敗可比。以此之故，吾人當竭其全力，為國家民族爭取生存與獨立，同時根據三民主義，繼續不斷完成政治上、經濟上之建設，俾中國獲得自由平等於世界。吾人亦知中國目前若能得和平之環境，則此等建設完成當較易。然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著著深入，已使和平歸於絕望。此次抗戰，在事勢上為必然發生，且無可避免。吾人不能望于和平中謀建設，惟當使抗戰與建設同時並行，是則救亡的責任與建國的責任，實同時落於吾人之肩上。惟望全國同胞，以一致之團結，為共同之負荷，使此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得以完全達到。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際，對於抗戰以來殉職及殉難之同胞同志，深致哀敬，對於在被敵佔領區域中備受苦難之同胞同志，深致慰勉。同時對於在各戰區暨後方以至海外努力中全體同胞同志，竭其忠誠，貢獻一言。
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蔣中正同志即昭告全國，認為此國家民族之最後關頭。蓋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日本於此悍然不顧，肆其壓迫，而猶以無領土野心為言。抑知領土主權不可分離，中國若於其領土以內不能保持其主權及行政之完整，則所謂領土失其意義，經濟合作若不以互惠平等為原則，則將成為片面的掠奪，是以殖民地待中國而已。吾人雖備受橫逆，仍願以最大之忍耐，期待日本之覺悟。二十四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猶鄭重聲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迄於二十六年七月以前，本此方針，未嘗少變。乃日本棄和平解決方法而不用，突然以兵力進攻蘆溝橋，繼之以進陷北平，旁及天津，無故殺掠我人民生命財產，摧毀我文化經濟之建設，為狀之慘，世所罕見。其處心積慮，無非欲以殘忍手段威脅我民族，使我北方各省先受其統制。夫北方各省之存亡，即中國之存亡也。北方各省為中國文化發源地，經濟之心臟區，有史以來，一切文化，皆自黃河流域以次擴及于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無北方各省，則中國文化將歸於枯涸。至於物產，不特農產物為人民所資以為生，礦產如煤如鐵，尤為中國工業之所憑藉，無北方各省，則中國之經濟無由發展以成為現代之國家，即無以自立於世界。故北方各省若不能保全，不特東北四省問題永無合理解決之望，中國領土之全部，亦將淪胥以亡。吾人認為國家民族之最後關頭，其意義具如此。吾人當未至最後關頭，曾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從事於忍耐;既至最後關頭，則不得不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從事於犧牲。自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將士死傷，為數逾五十萬，非武裝的人民橫被屠殺，為數尤不可記，婦女同胞所受之殘酷，更為吾人所口不忍言，至於政府人民一切心力物力之建設，亦為敵人破壞之對象而夷為灰燼。然吾同胞同志之血，必非徒流者。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當獻其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吾同胞同志之血，一點一滴，皆所以使四萬萬五千萬之人心凝結為一，以為中國之金城湯池。即此心力物力之夷為灰燼者，亦必於灰燼之中發生熱力，為中國之前途光明之炬。最後勝利之獲得，不特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可以確保，自由平等之國家亦可由此以實現。吾同胞同志惟有並力以赴，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抗戰之目的如上所述，吾人為達此目的，決不辭任何之犧牲。惟吾人鄭重聲明，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謂和平，乃合于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若舍正義而言和平，非和平也，屈服而已。和平所以防止侵略，屈服則所以助長侵略，中國若怵於日本之暴力，以屈服謀一時之苟安，則將降為日本之殖民地，民族失其生存獨立，國家之自由平等更無可望，為中國計，豈容出此。即為日本計，若其侵略之欲，則窮兵黷武，永無底止，勢必重困其民，以害人者自害。而為世界計，此侵略之焰，既煽揚于東亞，勢必延燒及於世界，使各國人民同兵凶戰危之禍。凡此皆助長侵略之必然結果，而為吾人所斷然不為者。以此之故，中國對於日本，既明示以抗戰之目的，更本必死之決心，盡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瞭然於中國之目的，知中國終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變計，放棄其侵略主義，更與中國謀合于正義之和平，然後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達，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實之保障。中國此次抗戰，實為東亞百年之大計，非惟對於日本國民無所仇恨，且期待其促成日本軍閥最後之覺悟。以中國之廣眾民，數十年來與各國經濟利益已交織為不可分離之網，日本無論其為蠶食，為鯨吞，惟有使太平洋國際均衡不可得而再建。日本非徒自陷於中國境墉內長期抗戰之困難，抑且自絕于世界愛好和平之人類，而自淪于孤危。日本國內明識之士，其亦憂然有所動於中乎?
歐洲大戰以後，各國怵於戰禍之重作，謀和平之永保，因以有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之規定。中國夙以和平為職志，自加入諸約以後，所致力者惟在於“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一面盡其所能，以從事于現代國家之建設;一面與各國和衷共濟，以謀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數年以來，循此軌道，力向前進。不幸“九一八”事變突發，中國仍遵守盟約之規定，避免戰爭之手段，蘄得和平之解決。直至去歲七、八月間，鑒於日本無止境之侵略，始決定自衛，從事抗戰。從中國立場言，則為捍禦外侮，為國家民族爭取獨立生存，從國際立場言，則為維護條約之尊嚴，對於破壞條約甘為首者予以堅決抵抗。以是之故，凡愛好和平之國家，自政府以至人民，莫不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中國當抗戰期間，得此等道德上之同情與援助，至為感奮。以各國間各有其利害衝突，對於維持和平反對侵略，雖知其義有當為，然既汲汲內顧，又徘徊於互相觀望之中，遂不能以一致之努力為共同之行動，此誠深可缺憾者。加以各國間或以政府上之主義與制度不同，或以經濟上之立場與見地不同，已漸成對峙之形勢，而繁然各殊之利害關係，又參伍錯綜於其間，遂使國際關係益陷於複雜之境。其變遷離合之所至，或將釀成不可解之糾紛，此尤舉世所引為深憂者。中國以立國的基本精神而諭，自有三民主義為最高之信仰，惟當努力以求其實現，決不曲意詭隨，以自喪其所守。以經濟的建設而諭，總理所著《建國方略》 《實業計畫》，對於歡迎外資，開發利源，已有詳明之提示，任何友邦，苟根據互惠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之合作，中國無不樂於接受，以期獲得人類之共同繁榮。此為中國經濟建設之已定方針，決不輕有所移易。中國今日對外關係，確當謹守以下兩原則:其一，對於曾經參加之維持國際和平之條約，必確實遵守;其二，對於世界各國既存之友誼，必繼續不懈，且當更求其增進。中國自知為貧弱的國家，平日所汲汲者，惟在力自振發，以致中國于自由平等。際此空前之困難，亦惟有依靠自力，艱苦奮鬥，以自拔於危亡，決不稍存僥倖之念，以成倚賴之習。惟有當為世界各先進國家告者，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體之利害，故每一國家謀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謀自國之安全，不可不相與戮力，以致力於保障和平，制裁侵略，俾東亞已發之戰禍，終於遏止，而世界正在醞釀中之危機，亦於以消弭。此則不惟中國實受其益，世界和平胥系於此矣。
以上所述，為外交方針。至於內政方針，實與外交方針相為表裡。蓋建國大業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理，外交方針、內政方針，皆由此出發。從外交言之，致中國于自由平等，從內政言之，求所以致中國于自由平等之道，故其精神實為一貫。吾人本此精神，以從事抗戰，同時本此精神，以從事建國。蓋吾人此次抗戰，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國大業不致中斷，且建國大業，必非抗戰勝利之後重行開始，乃在抗戰之中，為不斷的進行。吾人必須于抗戰之中，集合全國之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國之基礎。然後抗戰勝利之日，即建國大業告成之日，亦即中國自由平等之日也。世人於此有所未察，以為建國大業有俟于抗戰勝利之後，此不惟浪費中國時間與精力，且不明抗戰與建國之關係。蓋非抗戰，則民族之生存獨立且不可保，自無以遂建國大業進行，而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將何以捍禦外侮，以求得最後之勝利。吾人誠能空心三民主義之最高指導原理，則知抗戰建國二者之相資相輔，以相底于成，有必然者。茲揭其要點如下:
一、民族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關於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今先就第一方面言之，抗戰之目的，在於求民族之生存獨立，必民族爭回生存獨立，然後此民族所建立之國家，始有自由平等之可望。從前國內之人道主義者多抱世界主義之理想，社會主義者又往往信仰國際主義，曾不知民族精神若不能喚起，則思想為之混亂，意志為之散漫，情緒為之薄弱，其團結因以不能堅固，行動因以不能統一，外侮一至，內遺之象，立時呈現。歷史上亡國之禍，胥由於此也。故吾同胞必當深切認識抗戰之際，惟有本於民族主義，以發揚民族之有道德，恢復民族之自信力，使此四萬萬五千萬之人心凝結為一，堅如金石，知政治之自由，為吾民族生存之保障，經濟之自由，為吾民族生存之憑藉，惟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保之，乃能合吾民族以共用之。民族主義於抗戰期間能充分發揮其精神與力量，則此精神與力量，為今日捍禦外侮之要素，亦即他日復興民族之基礎也。
就第二方面言之，中國境內各民族，以歷史的演進，本已融合而成整個的國家，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對於諸少數民族預為之諾言矣，“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此實為對於諸少數民族最大之諾言，而此諾言之實踐，必有待於此次抗戰之獲得勝利。蓋惟根于自由意志之統一與聯合，乃為真正之統一與聯合，在未獲得勝利以前，吾境內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壓迫，無自由意志之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決，語其作用，誘惑而已，煽動而已，語其結果，領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眾之零星拐騙而已。日本知此廣大之領土與繁庶之民眾，非可以一口吞滅，故必取而臠切之，臠切愈細，吞滅愈易。其所以製造傀儡，惟日汲汲，如恐不及者，職由於此。故吾同胞必當深切認識，惟抗戰乃能解除壓迫，惟抗戰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各民族今日致力於抗戰，即為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
綜此兩方面言之，以民族主義充實抗戰之力量，以抗戰之獲得勝利，而民族主義之目的完全貫澈，于理於勢，無可疑者。
二、民權主義。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增進相為因果。故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惟有當注意者:第一、組織訓練之目的，在養成民眾之自衛能力與自治能力。前者屬於軍事，後者屬於政治，兩者並重。無自衛能力，則所謂自治無發育之餘地，而無自治能力，則所謂自衛亦失其根本。故抗戰期間，對於民眾授以軍事組織、軍事訓練，以養成軍國民之資格，固為當務之急，而政治組織、政治訓練，則先以地方自治條件之完備，繼之以進而參預中央政事，凡《建國大綱》之所規定者，皆當於此謀其實現。第二、組織訓練必當有厘然系統，然後能以簡馭繁，有條不紊。蓋民權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為因緣，然在革命已告成功之國家，政治之自由，尤當存在于不妨害國體、政體之範圍內。至於革命期間，則政治之統一，較政治之自由為急，軍政訓政，實為勢之所不容已。而當對外抗戰，則雖憲政時代之國家，亦必授權政府，俾得集中人民之力量，統一人民之言論與行動，以同赴於國家至上之目的。當此之際，在議會及在社會間，雜然各殊之政黨，亦必相約為政治的休戰，以一人民之心思耳目。蓋自由與統一，似相反而實相成，無自由則人民無自發的情緒，以從事於同仇敵愾:無統一則以意思之龐雜，而致行動之紛歧，抗戰力量由之減削，有必然者。以此之故，抗戰期間，政府對人民之自由，必加以尊重，同時亦必加以約束，使得自由於一定限度之中。約束既定，政府人民共同努力，見之實行，庶幾自由統一，乃能兼顧。
以上二者，為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之指導原則。
至於政治機構，更有當鄭重聲明者:戰事既起，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議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時惟有依據國民會議所制定頒佈之約法以行使治權。惟為適應戰時之需要計，應就各機關組-織加以調整，使之趨於簡單化，有力化，並應設立國民參政機關，俾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惟值此非常時期，政府不能不有緊急處分之權，俾臨危處變，有所應付。要而言之，民眾方面則注意于能力之養成，政府方面則注意於機能之適應。此固所以充實抗戰之力量，而民權之基礎，亦于此建立。則抗戰勝利之日，結束軍事，推行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建設，為勢至順也。
三、民生主義。總理民生主義中，曾指出中國今日陷於赤貧，舉國之中，只有大貧小貧之別。抗戰既起，日本軍隊蹂躪所及，農村則廬舍為墟，田圃生產化為燼餘，都市則新興工業悉被摧殘。近年以來，政府之所慘澹經營，以及私人企業家拮据茶之所得，皆蕩析以盡。凡此苦痛，舉國之中，無論何人，所同受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其最大目的，莫過於憑藉軍事的勢力，以施行經濟的掠奪。詳言之，則為原料之榨取，市場之壟斷，在佔領區域內從事礦產及農產物之搜括，煤鐵、棉花、羊毛尤取之惟恐不盡，同時破壞中國新興之一切工業，紡織機器、麵粉機器搬運一空，不能搬運者，則粉碎之無孑遺。凡此皆欲摧折中國現代工業之芽，使永遠居於原料供給之地位，一切工業品皆仰其鼻息，不能自行製造也。是以往，不但經濟建設無從說起，國計民生亦惟有日即於凋敝。生計既絕，生命隨之。政治自由之喪失，其結果為亡國，經濟自由之喪失，其結果將至於滅種，此不能以歷史上之外患為例者也。
中國為農業國家，大多數人民皆為農民，故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抗戰期間，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更進而加以獎進，以謀其生產力發展。至於新興工業，直接間接關係抗戰至深且巨，必須合政府與人民之力，于最短期間諜其復興。凡此增進戰時農工生產，以奠立戰後經濟基礎，語其條理，雖經緯萬端，而扼要言之，不外三點:第一，舉國人民當以極端之節約，極端之刻苦，以從事於生產資本之累積與產業之振興。近世新興諸國，莫不循此，吾人所宜借鏡者也。第二，舉國人民皆當認定此時所急，惟在抗戰，惟在求抗戰勝利，一切產業復興計畫，皆當集中於此。蓋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系，國家民族之利益，大於個人之利益，必當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共同之目的。即使平日因其地位或其職業利害感情各有不同，然覆巢之下，斷無完卵，惟有向共同之目的而共同邁進，乃可以救國家救民族，且即以自救。第三、抗戰期間，關於經濟之建設，政府必當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由國家籌集資本，從事興辦，務使之趨於生產的合理化，且必制節謹度，樹之楷模，其宜於私人企業者，由私人出資舉辦，於國家的整個計畫之下，受政府之指導及獎勵，以為有利的發展。私人企業既因國家的銀行與重工業及交通網之發達而遂其生長，則於節制資本之目的既無違背，而私人企業心亦得所滿足，不惟直接關係國防的經濟事業得以活潑進行，即關於社會普通繁榮的經濟事業亦因之發展，使最大多數人民生活水準線得以增高繼長。以上三者，若能合政府與人民之力，見之實行，抗戰力量由之充實，民生主義之基礎由此奠定，有必然者。
總理遺教關於民生主義之實行，諄諄以消弭階級鬥爭為念。今若於此三端身體力行之，抗戰以前，中國經濟狀態尚無發生階級鬥爭之可能，抗戰期間，同仇敵愾，階級鬥爭更不容許其發生;抗戰勝利以後，基於民生主義之計劃經濟，已使共有、共治、共用之理想臻于實現，尤無發生階級鬥爭之必要。消弭之道，莫善於此。吾人謂民生主義之實行，當於抗戰期間求之，且當於此求得抗戰之勝利，決非俟抗戰勝利之後，始從事於民生主義之開始，其理由具如此。如上所述，吾人本於三民主義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其事似難，其勢至順，倘能壹其心志，始終不易，以不斷努力，克服困難，奮向前進，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有斷然者。
於此有當為吾党同志告者: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臨終之際，念革命尚未成功，勖我同志繼續努力，以期貫澈。我同志秉承遺志，努力不懈，先之掃蕩軍閥，完成統一，以結束國民革命前半期工作，而後半期工作之開始，則在致中國于自由平等。自歐洲大戰以後，各國皆汲汲於維持和平，中國尤欲在此和平環境中，完成其建國之工作。不幸有“九一八”之事變，空前之國難，適集於吾黨執政之時。雖此事變之發生，決非偶然，而吾党丁此之際，責任更無旁貸。數年以來，鑒於國力之未充，國際形勢之未足以維持和平，制止侵略，忍尤含垢，以埋頭苦幹之精神，從事於必要之準備，同時期待日本之覺悟。乃準備未達吾人之所預期，而日本侵略已迫中國至於最後關頭，不能不領導全國，決然出於一戰。國之存亡，種之興滅，胥系於此。九閱月來，吾國破碎之山河，隨處皆染有吾党同志之血痕，而吾同胞在被敵佔領區域內者，死固不能瞑目，生亦呻吟憔悴，無以為生。其哀痛迫切之情，與期望恢復之意，每一念及，心血沸騰，不能自已。吾同志惟有更提高革命之精神，更厚集革命之力量，以負起此重大之使命，而慰吾同胞之望。吾同志當此之際，必當自覺其過去努力有所未盡，而急於反省，尤當深念將來之困難必將更多，而毅于自任，刻苦精勤，以處萬事，勇敢犧牲，以當危難，責己惟恐不厚，遷善惟恐不速，組織更求其精密，務深入民眾，勞苦之事，以身先之......訓練更求深造，學問經驗，日積月累，永無止境，紀律更求其森嚴，不以猜忌而成苛刻之風，亦不以姑息而生放縱之漸。凡此諸端，吾党同志所宜共喻，而相與身體力行之者也。
于此更有為全國有志之士告者:吾黨欲謀三民主義之實現，其唯一希望，在於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共同奮鬥。回憶總理致力國民革命，精勤惕厲，四十年如一日，每經一次之挫折，必獲一次之進步，固由主義政策歷時愈久而愈入於人心，而誠求有志之士，一致努力，使黨之機體得遂其發榮滋長之功用，以克負其重大使命，亦為最要原因。此總理所謂“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也。乙酉以後，興中會之宣導，同志寥寥而已。及乎乙巳，而有中國同盟會之改造，海外志士及國內有志於革命者，無不與焉。其已成立組織者，如江浙之光復會，兩湖之興漢會，亦慨然解散，而一致加入。由是群策群力，成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業。元年以後，以破壞已終，建設伊始，易革命黨為政黨，爰有國民黨之改造。二年失敗以後，鑒於議會政治政黨政治之有名無實，徒致禍亂，與革命性質的政黨亟宜恢複，爰又有中華革命黨之改造。十三年以後，更改造為中國國民黨，集合全國有志之士，共同奮鬥，使掃蕩軍閥，統一中國之工作，得以告成。凡此皆足證明，倘其主義及政策能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則必能得有志之士加入團體，共負責任，以期主義及政策之實現。此易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詩所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者。“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不惟普及於全黨，且普及於全國，有志之士，平日雖與吾黨政治見解有所異同，亦無不深體時艱，共維國是，此皆民族意識之表現，而時勢之所需要也。昔者滿清之季，全國人民對於專制政體，痛心疾首，由是有志之士集合於本黨，以為革命之嚮導，遂以收光復之效。十二三年間，全國人民對於軍閥之恣睢暴戾，深惡痛絕，由是有志之士又集合於本黨，以為革命之嚮導，遂以成統一之功。今者全國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所受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人人有寧與偕亡之願，有志之士奮然而起，相與集合於本黨，同心戮力，以完成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此真全國人民所喁喁而望，不獨本党同志馨香禱祝而已也。
在全面抗戰中，全國人民竭其所能，以從事於克敵制勝，不辭勞苦，不避危險，曆八、九月之久，而意志彌堅，精神彌厲，武裝同志，日夕在槍林彈雨之下，以其生命與強敵相搏，恃精神為甲胄，血肉為堡壘，前仆後繼，始中不渝，生產分子通力合作，以其血汗所得，供抗戰之用，紓國家民族之難，農夫工人，尤為況瘁。對於此等勞苦之將士及民眾，政府必當盡心盡力，加以愛護。凡出征軍人家屬之優待，殘廢軍人之給養，傷兵之救護，難民之振郵，失業者之扶助，犖犖諸端，已舉辦及在籌備中者，切實推進，俾臻完善。庶此等勞苦之將士及民眾，得有所生息，而益以發揮其貢獻於國家民族之能力。
惟死者最大之安慰，生者最大之報酬，尤在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本党同志及全國有志之士，必當深念及此，務有以其期望。今日之事，非抗戰建國同時並行，無以解目前之倒懸，辟將來之坦途，非團結無以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把握;非共同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無以得真正之團結。此誠所謂根本之圖，所當同心同德，以期其奠定，且發榮滋長於無窮者也。
尚有二義，為抗戰期間所必不可忽者:其一為道德之修養，其二為科學之運動。晚近以來，持急功近利之見者，往往以道德之修養視為遷談，殊不知抗戰期間所最要者，莫過于提高國民之精神，而精神之最純潔者，莫過於犧牲，犧牲小己以為大群，一切國家思想、民族思想皆發源於此。而犧牲之精神，又發源于仁愛，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消極方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及其臨於禍福關頭，則充其不忍人之心，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成仁。此道德之信條，所謂萬世而不易者也。國民若無此仁愛之心，則必流于殘忍，習於自私自利，強則窮兵黷武，弱則偷生苟活，視國家民族之存亡，曾不以動其念。個人人格已不存在，國家元氣因以喪失，何以抗戰，更何以建國。誠能于道德之修養，厚加之意，立仁愛以為之本，禮義廉恥，綱舉目張，躬行實踐，貫之以誠，則振作人心，蔚成風氣，捷於影響。證之數年以來軍隊因受精神訓練，對於捍禦外侮，復興民族，有同一之覺悟，同一之決心。故抗戰開始，人人皆勇於赴敵。雖物質方面，部隊之機械化遠不如敵，而能以精神彌其缺憾，因犧牲精神之激厲，抵抗力量與時俱進，用能搘拄強敵，百折不撓其志，敵雖盡其挑撥離間、引誘蠱惑之能事，絕無一人為之搖動，凡此皆抗戰以來共見之事實。由此可知，道德之修養，若更能普及，更能深造，則本實既具，體用並備，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必由於此。
至於科學之運動，在抗戰期間亦為最要。蓋抗戰為全國心力物力之總動員，亦為全國心力物力之總決賽。必當以沉毅勇壯之精神，腳踏實地，從事於心力物力之充實。在技術方面，則提高自然科學的研究，俾軍需軍器得無缺乏，在社會制度方面，則適用社會科學的學理，使社會的組織與活動趨於合理化，成為有計劃、有系統的發達。其施行之於教育者，宜知戰時的科學需要，較平時為尤急，科學的探討與設備，為抗戰持久及抗戰勝利之決定因素，其施之于文化運動者，宜知所謂文化運動，不外謀全部人類生活之充實向上，當在科學方面使技術與社會制度相貫通，物質與精神相貫通，理智與感情相貫通，以求其平均發展，然後心力物力乃能日即于充實，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必由於此。
今日之國難，其嚴重為中國四千餘年歷史上所未曾有，今日之抗戰，其偉大之意義，神聖之任務，亦為中國四千餘年歷史上所未曾有;具如上述。自抗戰開始以來，中央執行委員會已以一致之決議，授權蔣中正同志統一黨政軍之指揮，負抗戰建國之大任，舉國一致受其領導，以向于必勝必成之光明大道而邁步前進。依數月來之奮鬥經驗，已明示吾人，若能壹其心志，齊其步伐，矢勤矢勇，為國效命，則強敵未有不摧，目的未有不達者。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謹以至誠至敬佈告海內外之同胞，自今以後，更當本于寶貴經驗，加倍努力，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義之下，合四萬萬五千為萬人之心以為一心，合四萬萬五千萬人之體以為一體，竭其忠誠，服從領導，使此至艱至巨之事業，至崇高至重大之使命，克底于成。總理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三民主義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