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大綱

中國近代史大綱
作者：蒋廷黻

總　論

　　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與外族久已有了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爲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滿清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爲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洲。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裏，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打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裏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完全瞭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別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產雖不及俄、美兩國的完備，然總在一般國家水平線之上。第三、我國秦始皇的廢封建爲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爲。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爲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洋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裏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年起始用機械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我們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爲在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過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全是隋、唐以來自我國學去的，近四十餘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作一個頭等的國家，就是因爲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也可以把俄國作例子，俄國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家，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臺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他以專制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鍊鋼，後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幫助他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闘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即是濱海的尼瓦河旁，因爲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之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建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的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還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卻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里的長進，土耳其則祗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我國的滿清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爲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費了，國家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卻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致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兩意的，不澈底的，無整個計畫的。其結果就是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家幾致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基瑪爾，於是始得復興。基瑪爾一心一意爲國家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澈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爲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國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第一章　勦夷與撫夷

第一節　英國請中國訂立平等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到外國去。此中的原故是很複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彝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原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的，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安南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爲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爲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無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麽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作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份守己，天朝就要「勦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勦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爲有些主張勦，有些注重撫。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爲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爲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了所謂一口通商制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作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遊，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到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敎士馬體遜博士的中文敎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賣鞋子的，不是去敎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滿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我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的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爲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要求外人交兇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兇，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爲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對是我們的通商制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這既是中國的定章，祗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人態度就漸漸的變了。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份在東印度公司手裏。在廣州的外人之中，英國人已佔了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的變爲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制，英國認爲最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了，因爲有了印度作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爲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人爲在華通商所遇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作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那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著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地方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侯（Lord Macartney）爲全權特使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她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至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的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他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囘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了。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八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崙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來華，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的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趨的人力物力，只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著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最大機會。　　

第二節　英國人作鴉片買賣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麼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衹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爲金銀的輸出是於國家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裏想法子加增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一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乃獎勵種植，統制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買，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爲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增加。

　　道光對於鴉片是最痛心的，對於禁煙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輸入尚祗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三萬箱，値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爲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班紳士，覺得煙禁絕不能實行，因爲「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爲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現主張一面加重關稅，一面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制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黃爵滋上了一封奏摺，大聲疾呼的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該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辯。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認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

　　這封奏摺上了以後，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的反對黃爵滋，總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販賣者害許多別人，所以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裏，要禁煙應從廣州下手。惟獨湖廣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吸食與販賣都要嚴加禁止，並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煙禁。林文忠公是當時政界聲望最好，辦事最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也不小，他雖然以先沒有辦過「夷務」，但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煙的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峯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爲，是我國士大夫階級的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複雜、極困難的問題，縱使沒有外國的干涉，禁煙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年間，英國人絕不願意我們實行禁煙呢？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上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早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藉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

　　那次的戰爭，我們稱爲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爲通商戰爭。兩方面都有理由。關於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絕，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方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那次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節　東西對打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州，經過一個星期的考慮和佈置，他就動手了。他諭告外人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命乎」？他要外國人作兩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國而尚未出賣的鴉片「盡數繳官」；第二、出具甘結，聲明以後不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查出，甘願「貨盡沒官，人卽正法」。外國人不知林則徐的品格，以爲他不過是個普通官僚，到任之初，總要出個告示，大講什麼禮義廉恥，實在還不是要價，價錢講好了，買賣就可以照常作了。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不是那類的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囘，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煙，林則徐就下命令，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團起來，把行裏的中國人撤出，然後禁止一切的出入。換句話說，林則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國人的監牢，並且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

　　當時在十三行裏約有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在內。他們在裏面當然要受相當的苦，煮飯、洗碗、打掃都要自己動手。但是糧食還是有的，外人預貯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濟。義律原想妥協，但是林則徐堅持他的兩種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面祗有兩隻小船，船上的水兵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們的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國商人把煙交給林則徐，他是敎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由他以商業監督的資格給各商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爲大英帝國的鴉片。

　　義律共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共計二百數十萬斤，實已一網打盡。這是林文忠的勝利，道光帝也高興極了，他批林的奏摺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眞是要禁煙，他們想林這一次發大財了。林在虎門海灘挑成兩個池子，「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撒鹽其中，次投箱中煙土，再拋石灰煮之，煙灰湯沸，顆粒悉盡，其味之惡，鼻不可嗅。潮退，啓放涵洞，隨浪入海，然後刷滌池底，不留涓滴。共歷二十三日，全數始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讚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

　　義律當時把繳煙的經過詳細報告英國政府以後，靜待政府的訓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並且朝廷調他去作兩江總督，他可是不去，他說，已到的鴉片雖已銷毀，但是以後還可以來，他要澈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結，以後不作鴉片買賣。這個義律不答應。於是雙方又起衝突了，林自覺極有把握。他說英國的戰闘力亦不過如此，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門的砲臺都重修過。虎門口他又拿很大的鐵鍊封鎖起來。他又想外人必須有茶葉大黃，他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間，廣東水師與英國兩隻小兵船有好幾次的衝突，林報告朝廷中國大勝，因此全國都是樂觀的。

　　英國政府接到義律的信以後，就派全權代表懿律率領海陸軍隊來華。這時英國的外相是巴麥尊，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國主義者。他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並且要求一掃舊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於道光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夏天到廣東洋面。倘若英國深知中國的國情，懿律應該在廣州與林則徐決勝負，因爲林是主戰派的領袖。但英國人的策略並不出此，懿律在廣東並不進攻，僅宣佈封鎖海口。中國人的解釋是英國怕林則徐。封鎖以後，懿律北上，派兵佔領定海。定海並無軍備，中國人覺得這是不武之勝。以後懿律和義律就率主力艦隊到大沽口。定海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後，清廷憤懣極了。道光下令調陝、甘、雲、貴、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國腳慌手忙，上面要調值，下面就請餉。道光帝最怕花錢，於是對林則徐的信任就減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諭罵林則徐說：「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是時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隸總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國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調查英國軍備，覺得英人的船堅砲利遠在中國之上。他們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他們的砲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祗須移轉磨盤，砲卽隨其所向」。囘想中國的設備，他覺得可笑極了。山海關的砲，尚是「前明之物，免強蒸洗備用」。所謂大海及長江的天險，已爲外人所據。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所以他決計撫夷。

　　英國外相致中國宰相書，很使琦善覺得他的撫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書的前半都是批評林則徐的話，說他如何殘暴武斷。後半提出英國的要求。琦善拿中國人的眼光來判斷那封書，覺得牠是個狀紙。林則徐待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們伸冤。他就將計就計，告訴英國人說：「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土，未能體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致受人欺矇，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派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至於賠款一層，中國多少會給一點，使英國代表可以有面子囘國。至於變通通商制度，他告訴英國人，事情解決以後，英人可照舊通商，用不著變更。懿律和義律原不願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應了琦善囘到廣州去交涉，並表示願撤退在定海的軍隊。道光帝高興極了，覺得琦善的三寸之舌竟能說退英國的海陸軍，遠勝林則徐的孟浪多事。於是下令敎內地各省的軍隊概歸原防，「以節糜費」。同時革林則徐的職，敎琦善去替代他。

　　琦善到了廣東以後，他發現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國人堅持賠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爲與其割地，不如加開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應，所以祗好慢慢講價稽延時日。英人不耐煩，遂於十二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後，琦善遂與義律訂立條約，賠款六百萬元，割香港與英國，以後給英國平等待遇。道光不答應，罵琦善是執迷不悟，革職鎖拏，家產查抄入官。同時調大兵赴粵勦辦。英國政府也不滿意義律，另派代表及軍隊來華。從這時起，中英雙方皆一意主戰，彼此絕不交涉。英國的態度很簡單：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戰。道光也是很倔強的，一軍敗了再調一軍。中國兵士有未出戰而先逃者，也有戰敗而寧死不降不逃者。將帥有戰前妄自誇大而臨戰即後退者，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如關天培、裕謙、海齡諸人。軍器不如人，自不待說；紀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諱言。人民有些甘作漢奸，有些爲饑寒所迫，投入英軍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軍快要攻南京的時候，清廷知道沒有辦法，不能再抵抗，於是接受英國的要求，成立南京條約。

第四節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鴉片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可惜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爲什麼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起始維新呢？此中原故雖極複雜，但是值得我們研究。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請在那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責，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眞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勦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爲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爲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像，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眞的林則徐是慢慢的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砲，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人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責，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犂，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

　　「彼之大砲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砲不能及彼，彼砲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砲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砲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砲，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即遠調百萬貔貅，恐祗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勦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砲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眞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眞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作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鬭。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爲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爲他們是不足責的。

第五節　不平等條約開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訂的中英條約，不過是戰後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綱，次年的虎門條約才規定細則。我們要知道戰後的整個局面，應該把兩個條約合拼起來研究。我們應該注意的有下列幾點：第一，賠款二千一百萬元。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禮州、寧波、上海爲過商口岸。第四，海關稅則詳細載明於條約，非經兩國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謂協定關稅。第五，英國人在中國者只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來。當時的人對於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範，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簡直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爲後來的禍根。五口之中，他們又以福州爲最重要，上海則是中、英雙方所不重視的。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的或國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那裏。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

　　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爲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於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的載於條約，那就可以省除爭執。負責交涉條約的人如伊布里、耆英、黃恩彤諸人，知道戰前廣東地方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起戰爭原因之一，現在把關稅明文規定，豈不是一個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辦法？而且新的稅則平均到百分之五，比舊日的自主關稅還要略高一點。負交涉責任者計算，以後海關的收入比以先還要多。所以他們洋洋得意，以爲他們的外交成功。其實他們犧牲了國家的主權，遺害不少。總而言之，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

　　我們與英國訂了這種條約，實因爲萬不得已，如別的國家來要求同樣的權利，我們又怎樣對付呢？在鴉片戰爭的時候，國內分爲兩派，勦夷派和撫夷派。前者以林則徐爲領袖，後者以琦善爲領袖。戰爭失敗以後，撫夷派當然是得勢了。這一派在朝者是軍機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訂了條約以後，美、法兩國就派代表來華要求與我們訂約，撫夷派的人當然不願意與美國、法國又打仗，所以他們自始就決定給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們說，倘若中國不給，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來作買賣，我們也沒有法子查出。這樣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國人，勢必與英國人團結一致，來對付我們。假使中國給美、法通商權利，那美國、法國必將感激中國，我們或者還可以聯絡美、法來對付英國。並且伊里布，耆英諸人，以爲中國的貿易是有限的，這有限的貿易，不讓英國獨佔，讓美、法分一部份，與中國並無妨礙，中國何不作個順水人情？英國爲避免別國的妒嫉，早已聲明她歡迎別國平等競爭，所以美國、法國竟能和平的與中國訂約。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份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份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化的水準。

第六節　勦夷派又抬頭

　　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州與外人通商已經三百多年，好像廣州人應該比較的多知道外國的情形，比別處的中國人應該更能與外人相安無事。其實不然，五口通商以後，惟獨廣州人與外人感情最壤，衝突最多。此中原因複雜：第一，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年的壓迫，無法出氣，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他們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原諒中國人因受了戰爭的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的仇視。第二、廣東地方官商最感覺南京條約給他們私人利益的打擊，在鴉片戰爭以前，因爲中外通商集中於廣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發大財的機會。南京條約以後，他們的意外財源都禁絕了，難怪他們要恨外國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戰前，江浙的絲茶都由陸路經江西，過梅嶺，而由廣州的十三行賣給外國人。據外國人的估計，伍家的怡和行，在戰前有財產八千多萬，恐怕是當是世界上最富的資本家。南京條約以後，江浙的絲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並不經過廣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響，就是勞工直接間接受影響的都不少，難怪民間也恨外國人。

　　仇外心理的表現之一就是殺外國人。他們到郊外去玩的時候，鄉民出其不意就把他們殺了。耆英知道這種仇殺一定引起大禍，所以竭力防禦，絕不寬容。他嚴厲的執行國法，殺人者處死。這樣一來，士大夫罵他是洋奴。他們說，官民應該一致對外，那可以壓迫國民以順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廣東的地位，一天困難一天。

　　在廣東還有外人進廣州的問題。照常看識來，許外國人到廣州城裏去，似乎是無關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廣州城裏去似乎也沒有任何損失。可是這個入城問題竟成了和戰問題。在上海，就全無這種糾紛，南京條約以後，外人初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在上海城裏租借民房，後來他們感覺城內街道狹小，衞生情形也不好，於是請求在城外劃一段地作爲私人居留地區。上海道臺也感覺華洋雜處，不便管理，乃劃洋徑濱以北的小塊地作爲外人住宅區。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在廣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鴉片戰爭以前，外人是不許入城的，廣州人簡直把城內作爲神聖之地，外夷倘進去就好像與尊嚴有損。外人也是爭意氣，他們以爲不許他們入城就是看不起他們。耆英費盡苦心，調停外人與廣州人民之間，不料雙方愈鬧愈起勁，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臨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許於二年後准外人入城，希望在兩年之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問題，但時人攻擊耆英者多，於是道光調他入京，而陞廣東巡撫徐廣縉爲兩廣總督。道光給徐的上諭，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態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免。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洵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參酌，是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洽民情，以羈縻辨夷務，方爲不負委任」。

　　徐廣縉陛任總督以後，就寫信問林則徐制夷之法，林囘答說：「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諭和林則徐的囘答，都是士大夫階級傳統的高調和空談，僅以民心對外人的砲火當然是自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麼國際關係？主政者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都是政治家的失敗。徐廣縉也是怕清議的指責，也是把自己的名譽看的重，國事看的輕。當時廣東巡撫葉名琛比徐廣縉更頑固，他們繼承了林則徐的衣砵，他們上任就是勦夷派的抬頭。

　　道光二十九年，兩年後許入城的約到了期，英人根據條約提出要求，廣州的士大士和民衆一致反對。徐廣縉最初猶疑，後亦無可奈何，只好順從民意。葉名琛自始即堅決反對履行條約，他們的辦法分兩層：第一不與英人交易，第二組織民衆。英人這時不願爲意氣之爭與中國決裂，所以除聲明保存條約權利以外，沒有別的舉動。徐葉認爲這是他們的大勝利，事後他們報告北京說：

　　「計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夥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註冊，不得在外雇募。公司籌備經費，置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硃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衆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懾猾夷」。）

　　爲紀念勝利，道光帝賞了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道光又特降諭旨，嘉勉廣州民衆：

　　「我粵東百姓素稱饒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咸豐即位。在咸豐年間，國內有太平天國的內戰，對外則勦夷派的勢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個御史曹履泰上奏說：

　　「查粵東夷務，林始而徐終之，兩臣皆爲英夷所敬畏。去歲林則徐乞假囘籍，今春取道江西養疾，使此日英夷頑梗不化，應請旨飭江西撫臣速令林則徐趕緊來京，候陛見後，令其協辦夷務，庶幾宋朝中國復相司馬之意。若精神尚未復原，亦可養疴京中，勿遽囘籍。臣知英夷必望風而靡，伎倆悉無所施，可永無宵旰之慮矣」。

　　咸豐也很佩服林則徐，當即下令敎林來京。林的運氣眞好，他病太重，以後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譽藉此保存了。

第七節　勦夷派崩潰

　　林則徐死了，徐廣縉離開廣東去打太平天國去了，廣東負外交重責的是葉名琛。他十分輕視外人，自然不肯退讓。在外人方面，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他們希望加開通商口岸。舊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閩粵四省的海岸，現在他們要深入長江，要到華北。其次他們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他們希望中國地方官吏不拒絕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後他們要求減輕關稅並廢除厘金。這些要求，除最後一項外，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性質。但是咸豐年間的中國人，反而覺得稅收一項倒可通融，至於北京駐使，長江及華北通商及官吏與外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的。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兩國聯合要求修改條約，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見他，他也不肯接見。英美兩國的代表跑到江蘇去找兩江總督，他勸他們囘廣東去找葉名琛。他們後來到天津，地方當局只允奏請皇帝施恩稍爲減免各種稅收，其餘一概拒絕。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葉名琛派兵上在香港註冊之亞羅船去搜海盜，這一舉給了英國人開戰的口實。不久，法國傳敎士馬神父在廣西西林被殺，葉名琛不好好的處理，又得罪了法國。於是英法聯軍來和我們算總賬。

　　七年多天，英法聯軍香先進攻廣東，士大夫階級所依賴的民心竟毫無力量，英法不但打進廣州，而且把總督、巡撫都俘虜了。葉後來押送印度，死在喀爾喀塔。巡撫柏貴出來作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民衆不但不抵抗，且幫英國人把藩臺衙門的庫銀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交涉失敗，於是進攻，我國迫不得已與訂天津條約，接受英法的要求，於是英法撤退軍隊。

　　清廷對於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始終不甘心，總要想法挽囘。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納到上海，名爲交涉海關細則，實則想取消天津條約。爲達到這個目的，清廷準備出很大的代價。只要英法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通商口岸，清廷願意以後全不收海關稅。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對這個辦法！所以天津條約未得挽囘。清廷另一方面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佈防。僧格林沁是當時著名勇將之一，辦事極認眞。

　　九年，英法各國代表又到大沽，預備進京去交換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他們事先略聞中國要修改天津條約，並在大沽設防，所以他們北上的時候，隨帶相當海軍，到了大沽口，看見河已堵塞，他們憤憤不平，責中國失信，並派船拔取防禦設備。僧格林沁就令兩岸的砲臺出其不意，同時開砲，英法的船隻無法抵抗，陸戰隊陷於海灘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們祗有宣告失敗，等國內增派軍隊。

　　咸豐九年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蘇州被太平天國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法開戰，簡直驚慌極了，因爲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游局勢之危急。清廷雖不許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於人，但外交政策並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京此時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關於大沽口的戰爭，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法各國代表的眞意旨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爲中國領河，中國自有設防的權，而這種防禦或者是對太平軍，並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代表尚可以在北塘上岸，由陸路進北京。我國根據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口之役以後，英法並不堅持要報復，要雪恥，但卻又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爲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軍隊由側面進攻大沽砲臺，僧格林沁不能支持，連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一則因爲英法代表要求率衞隊進京，二則因爲他們以爲桂良的全權證書不合格式，疑他們的交涉不過是中國的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爲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面呈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但那時候的中國人認爲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測，中國絕不能忍，載垣乃令軍隊捕拏英法代表派到通州來的交涉人員，這一舉激怒外人，軍事又起了。

　　咸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通州決裂以後，他就逃避熱河，派恭親王弈訢留守北京。弈訢是咸豐的親弟，這時只二十八歲，他當然毫無新知識，八年天津交涉的時候，他竭力反對長江通商，捕拏外國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議的，所以他也是屬於勦夷派的。但他是個有血性的人，且眞心爲國圖謀，他是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在道咸時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勢是可原諒的，但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如附和林則徐的勦夷派，或是服輸而不圖振作，不圖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撫夷派，那就不可救藥了。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後，天下大勢爲之一變，他雖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爲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可以作督撫，但因爲有老母在堂，不願遠行，所以堅辭。他辦事負責而認眞，且不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公年譜，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

　　弈訢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最初因無外交經驗，不免舉棋不定，後來把形勢看清楚了，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以後，英法退軍，中國並沒有喪失一寸土地。咸豐八年的天津條約和十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主要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與西洋的關係更密切了。這種關係，固可以爲禍，亦可以爲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弈訢與文祥絕不轉頭囘看，留戀那失去不復囘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膽的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於鴉片戰爭以後，而出現於二十年後的咸末周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與曾國藩

第一節　舊社會走循環套

　　第一章已經討論了道光咸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我們很可以轉禍爲福，只要我們大膽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並駕齊趨，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不此之圖，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他們不承認是敗了，主戰的勦夷派及主和的撫夷派，在戰爭之後，正如在戰爭之前，均未圖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沒有敍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間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爲德國內政健全，戰後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復她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七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據前清政府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千七百零一年}}約有二千萬；到了嘉慶五年（一千八百年），增加到三萬萬。百年內竟有十五倍的增加！這種估計雖不可靠，然而我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有很大的加增，這是毫無疑問的。十七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以後又有明清的交戰及滿清有計劃的屠殺漢人，如揚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近年中央研究院發表了許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他那一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只有九百餘人，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於是人口增加。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演去，就是聖賢也無法逃脫。

　　那時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學節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學加增生產。在大亂之後，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墾，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略爲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於是每年耕地的面積減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燒香拜佛，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階級和政府，縱有救世之心，亦無救世之力，只好聽天災人禍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產，於是小亂變爲大亂。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勳，大部份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的統治階級的慾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之官吏的亦貪污大大的長進。並且在舊社會裏，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裏，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作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有人說：中國舊日的社會很平等，因爲官吏都是科舉出身，而且舊日的教育是很不費錢的。這種看法過於樂觀，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個在未得志以前，曾經下個苦力？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個的父親曾經下個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前清有名的貧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細考他們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勞力者。中國舊日的資本家，有幾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那一種沒有官吏作後盾，仗官發財！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裏，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裏，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人口加增，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循環套的最低點。嘉慶初年所革除的權臣和坤，據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檔案，積方私產到九萬萬兩銀子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歷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無，日無內亂，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敎徒的叛亂，後來有西北囘敎徒之亂，西南苗徭之亂，同時東南沿海的海盜亦甚猖獗。這還是明目張膽與國家對抗者，至於潛伏於社會的匪徒，幾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說：「直韓、山東、河南，向有敎匪，輾轉傳習，或衆歛錢。遇歲歉，白晝夥搶，名曰均糧。近來間或拿辦，不斷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南安、贛州與兩廣接壤，均有會匪結黨成羣，動成巨案」。

　　西洋勢力侵略當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到了道光年間，我們的法制有名無實，官吏腐敗，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份的失其維繫力。我們一面須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須設法振興舊的政敎，我民族在近代所遇著的難關是雙層的。

第二節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上一節所講的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的產物。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生於嘉慶十八年即西曆一八一年年。傳說他的父親是個農民，家境窮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讀書，到十六歲才輟學，作鄉村敎師，這樣似乎他不是出身於中國社會的最下，層他自己並不是勞力者。他兩次到廣州去考秀才，兩次都失敗了，於是心懷怨恨。這是舊社會常有的事，並不出奇。洪秀全經驗的特別，是他在廣州應試的時候，得著耶穌敎傳敎士的宣傳品，後來大病四十多天，病中夢見各種幻象，自說與耶穌敎義符合，於是信仰上帝，創立上帝會。最早的同志是馮雲山，也是一位因考試失敗而心懷不平者。他們因爲在廣東傳敎不順利，所以遷移出活動於廣西桂平縣。

　　中國自古以來的民間運動，都帶點宗敎性〈（字型翻轉）〉質，西洋中古時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與基督敎發生關係，不過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穌敎也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稱耶和華爲天父，耶穌爲天兄，自爲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華上帝者，「無災無難」不崇拜者，「蛇虎傷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戰場，就是登仙。孔敎，佛敎，道敎，都是妖術。孔廟及寺觀都必須破壞。

　　洪秀全的上帝會吸收了許多三合會的份子。這個三合會是個排滿的秘密團體，大概是明末清初時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種族革命的思想，無論如何，他收了三合會的會員以後，他的運動以推倒滿清爲第一個目的。他罵滿人爲妖人，滿人之改變中國衣冠和淫亂中國女子（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是洪秀全的宣傳品中斥責的最好對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敎革命及種族革命以外，他有社會革命的思想沒有？以提倡男女平權，但他的宮庭充滿了妃妾，太平天國的王侯將帥，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詔書中有田畝制度，其根本思想類似共產主義：「有田同耕，有飯共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但是他們的均田主義，雖有詳細的規定，並未實行。是他不願實行呢？還是感覺實行的困難而不願試呢？就現在我們所有的史料判斷，我們可以說，洪秀全對於宗敎革命及種族革命，是十分積極的，對於社會革命則甚消極。他的黨徒，除馮雲山以外，尚有燒炭的楊秀清，後封東王；耕種山地的蕭朝貴，封西王；曾捐監生，與衙門胥吏爲伍的韋昌輝，後封北王；及富豪石達開，後稱翼王。他的運動當然是民間運動，反映當時民間的痛苦和迷信，以及潛伏於民間的種族觀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廣西金村起兵，九月，佔蒙山縣（舊名永安），於是定國號爲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清兵進圍永安，洪秀全於咸豐二年春突圍，進攻桂林，未得，改圖湖南。他在長沙遇著很堅強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進攻。他在岳州得著清初吳三桂留下來的軍械，並搶奪了不少的帆船。實力補充了以後，他直逼武漢。他雖打下了漢陽、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設官立治。他一直向長江下游進攻，沿途攻破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三年春，打進南京，就定都於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動，類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後，他才開始他的建國工作。

　　從道光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到咸豐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可說是太平天國的順利時期。在這一時期內，社會對洪秀全的運動是怎樣應付呢？一般安份守己的國民，不分貧富，是守中立的。太平軍到了，他們順從太平軍，貢獻金錢；官軍到了，他們又順從官軍，又貢獻金錢。他們是順民，其實是左右爲難的。他們對滿清政府及其官吏，絕無好感，因爲他們平素所受的苦也夠了。並且官軍的紀律不好，在這期內，太平軍的紀律還比較好一點。同時老百姓感覺太平軍是造亂份子，使他們不能繼續過他們的平安日子。太平軍到處破壞寺廟，毀滅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慣，心中不以爲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軍所經過的地方就是他們容易活動的地方，他們幹他們的事，對於官軍及太平軍無所偏依。有組織的秘密會社則附和太平軍，如湖南的哥老會及上海的小刀會。大多數的士大夫階級積極反對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於排滿一層，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漢人的恥辱，但是他們一則因爲洪秀全雖爲漢人，雖提倡種族革命，然竭力破壞幾千年來的漢族文化；滿人雖是外族，然自始即擁護漢族文化。二則因爲他們覺得君臣之份既定，不好隨便作亂，亂是容易的，撥亂反正則是極難的，所以士大夫階級這時對於種族革命並不熱心。

　　太平軍的軍事何以在這時期內這樣順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軍本身的優越。論組織訓練，太平軍很平常；論軍器，太平軍尚不及官軍；論將才，太平軍始終沒有出過大將。太平軍在此時期內所以能得勝，全因爲他是一種新興的勢力，富有朝氣，能拼命，能犧牲。官軍不但暮氣很重，簡直腐化不成軍了。當時的官軍有兩種，即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鬥力，隨著滿人的漢化文弱化而喪失了。所以在乾隆善慶年間，清朝用綠營的時候已逐漸加多，用八旗的時候已逐漸減少。到了道光咸豐年間，綠營已經成了清廷的主力軍隊，其腐化程度正與一般政界相等。兵士的餉額甚低，又爲官長剝削，所以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爲一種副業而已。沒有紀律，沒有操練，害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並且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但是綠營在制度上也有一種好處，這種軍隊，雖極端腐化，然是統一的國家的軍隊，不是個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沒有人敢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私有武力是太平天國內亂的意外副產品，以後我們要深切的注意牠的出世。

第三節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他生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兩歲。他是湖南湘鄉人，家世業農。他雖沒有下過苦力，他的教育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鬭出來的。他成翰林的時候，正是鴉片戰爭將要開始的時候。他的日記雖提及鴉片戰爭，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戰爭的歷史意義，仍埋首於古籍中。他是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爲人辦事，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小農民。他和小農民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都只有汗血才能換得來，正如小農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豐初年，曾國藩官作到侍郎，等於現在的各部次長。他的知己固然承認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這少數的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家的才能，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業起始的時候，他的聲望並不高，他也沒有政治勢力作他的後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階級，確承認他的領袖地位。他對洪秀全的態度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態度，不過比別人更加積極而已。

　　那時的兵不但不能打仗，連鄉下的土匪都不能對付。所以人民爲自衛計，都辦團練。這種團練就是民間的武力，是務正業的農民藉以抵抗不務正業的遊民土匪。這種武力，因爲沒有官場化，又因爲與農民有切身利害關係，保存了我國鄉民固有的勇敢和誠實。曾國藩的事業就是利用這種鄉勇，而加以組織訓練，使它成爲一個軍隊，這就是以後著名的湘軍。團練是當時全國皆有的，並不是曾國藩獨創的。但是爲什麼惟獨湘軍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於曾國藩所加的那點組織和訓練。

　　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點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敎是我民族〈（疑缺字「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孔孟的至寶，那洪秀全就是他們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他的「討賊檄文」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點就在此：

　　「舉中國數千年體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志。他是軍隊主帥，同時也是士兵的導師。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我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點。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由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他選的官佐幾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都囘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

　　歷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因爲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在西洋社會裏，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所以在中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層資格。曾國藩雖注重爲人，並不忽略作事，這是他的特別的第三點。當時綠營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雖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決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加一倍，湘軍在待遇上享有特別權利。湘軍作戰區域是長江沿岸各省，在此區域內，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所以曾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關於軍器，曾氏雖常說，打仗不在軍器，然而他對軍器的製造，尤其對大砲的製造，是很費苦心的。他用盡心力去羅致當時的技術人才。他對於兵士的操練，也十分認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檢閱。他不寬縱他的軍官，也不要軍官寬縱他們的部下。

　　曾國藩的事業，如同他的學問，也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鬭出來的，他要救舊社會，舊文化，而那個舊社會，舊文化所產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搗亂。他要維持滿清，但滿人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長沙練勇的時候，舊式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標準，幾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亂。他最初一戰是個敗仗，他投水自盡，幸而被部下救起來。他練兵打仗，同時他自己須籌餉。以後他成了大事，並不是因爲滿清和官僚自動的把政權交給他，是因爲他們的失敗迫著他們求曾國藩出來任事，迫著他們給他一個作事的機會和權利。

第四節　洪秀全失敗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後，我們更能看出他的眞實心志，不在建設新國家或新社會，而在建設新朝代。他深居宮中，務求享作皇帝的福，對於政事則不放在心上。宮廷的建築，宮女的徵選，金銀的聚歛，官制宮制的規定，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後來簡直變爲瘋狂的迷信。李秀成向他報告國事的困難，他囘答說：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去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國藩）乎？」快要滅亡的時候，南京絕糧，洪秀全命人民飲露充飢，說露是天食。

　　這樣的領袖不但不能復興民族，且不能作爲部下團結的中心。在咸豐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內訌，東王楊秀清個人獨掌大權，其他各王都須受東王的節制。照太平天國的儀式，天王稱萬歲，東王稱九千歲，西王八千歲，餘遞減。別的王都須到東王府請安議事，並須跪呼千歲。在上奏天王的時候，東王立在陛下，其餘則跪在四下。因此楊秀清就爲其同輩所憤恨。同時天王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韋昌輝設計誘殺楊秀清和他的親屬黨羽，翼王石達開心懷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屬殺了。天王爲聯絡翼王起見，下令殺北王，但翼王以後還是獨創一幟，與天王脫離關係。經過此次的內訌，太平天國打倒滿清的希望完全消滅。以後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則因爲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聲援，二則因爲他得了兩個後起的良將，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

　　在滿清方面，等到別人都失敗了，然後重用曾國藩，任他爲兩江總督，節制江浙皖贛四省軍事。湖北巡撫胡林翼與他志同道合，竭力與他合作。他的親弟曾國荃，是個打硬仗的前線指揮。以後曾國藩舉薦他的門生李鴻章作江蘇巡撫，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撫。長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於是得通盤籌劃。他對洪秀全採取大包圍的戰略。同時英美法三國也給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幫助。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軍在曾國荃領導之下，打進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滿清，恢復漢族的自由，這當然是我們應該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權，雖未實行，也足表現他有相當政治家的眼光。他的運動無疑的是起自民間，連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衆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爲我民族造幸福。總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家民族的。

　　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式的運動又能救國救民族嗎？他救了滿清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滿清並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的、誠實的研究滿清在嘉慶、道光、咸豐三代的施政，他應該知道滿清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嘗不知道此中實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國以後，他的態度反趨於消極了。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敎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爲有恭親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爲。所以嘉道咸三代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朝，確有中與的氣象。第三、他怕滿清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我國幾千年來，每次換個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戰，然後天下才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干涉的時代，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十九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環繞著，長期的內戰，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滿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維持滿清作爲政治中必的大前題之下，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份。另一方面他要守舊，那就是說，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爲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陡然恢復我國的舊禮敎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難關。因爲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敎本身就有他的不健全的地方，不應完全恢復，也不能完全恢復呢？同時陡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家救民族，因爲腐化的舊社會和舊官僚，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

　　曾國藩的革新事業，我們留在下一章討論。他的守舊事業，我們在前一節裏，已經說過。現在我們要指出他的守舊事業的流弊。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鬭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復南京以後，曾自己就承認，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遺散了很多，足證我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宗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祗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某囘曾國荃囘家鄉去招兵，把原有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國藩沒有法子，祗好催國荃趕快囘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湘軍的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我們知道，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也可看出舊法子的毛病。

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第一節　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恭親王及文祥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三種教訓。第一、他們確切的認識，西洋的軍器和練兵法方，遠在我們之上。咸豐十年，擔任津、京防禦者是僧格林沁和勝保，這兩人在當時是有名的大將，他們慘敗了以後，時人祗好承認西洋軍隊的優勝。第二、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秘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這頗出於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爲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第三、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並不是他們以先所想的那樣「狼子野心，不守信義」。英、法的軍隊雖然占了北京，並且實力充足，能爲所欲爲，但北京條約訂了以後，英、法居然依據條約撤退軍隊，交還首都。時人認爲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證西洋人也守信義。所以對付外人並不是全無辦法的。

　　從這三種教訓，恭親王及文祥定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第一、他們決定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換句話說，他們覺得中國應該接受西洋文化之軍事部份。他們於是買外國軍器，請外國教官。他們說，這是中國的自強之道。第二、他們知道自強不是短期內所能成功的。在自強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以前，中國應該謹守條約以免戰爭。恭親王及文祥兩個人，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決心要推行他們的新政。在國家危急的時候，他們膽敢出來與外人周旋，並且專靠外交的運用，他們居然收復了首都，時人認爲這是他們的奇功。並且恭親王是咸豐的親弟，同治的親叔，他的地位是全朝最親貴的。有了他們的決心和資望，他們在京內成了自強運動的中心。

　　同時在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也得著同樣的教訓。最初使他們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輪船，在長江下游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傳說胡林翼在安慶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即胡）變色不語，勒馬囘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閻丹初尚書向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可見輪船給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慶找了幾位明數理的舊學者和鐵匠木匠去試造輪船，造成了以後不能行動。左在杭州作了同樣的試驗，得同樣的結果。足證這般人對於西洋機械的注重。

　　在長江下游作戰的時候，太平軍和湘軍淮軍都競買洋槍。李鴻章設大本營於上海，與外人往來最多，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的部下還有英國軍官戈登統帶的長勝軍。他到了上海不滿一年，就寫信給曾國藩說：

　　「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寫信給恭親王和文祥說：

　　「鴻章竊以爲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爲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爲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爲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制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馭輪船，造放炸砲。去年英人虛聲恫喝，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爲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蔽。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爲名，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爲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爲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這封信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誦讀。李鴻章第一認定我國到了十九世紀惟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鴻章在同治三年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那一國變的快。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有世界的、歷史的意義，他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的要當時的人猛醒與努力，這一點尤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舉制度。不但此也，他簡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他要士大夫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而把科學工程懸爲終身富貴的鵠的。因爲李鴻章認識時代最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作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末，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業。

第二節　步步向前進

　　自強的事業頗多，我先擇其要者列表於下：

　　咸豐十一年　恭親王及文祥聘請外國軍官訓練新軍於天津。

　　同　　　年　恭親王和文祥設立同文館於北京，是爲中國新學的起始。

　　同　　　年　恭親王和文祥托總稅務司赫德購買砲艦，聘請英國海軍人員來華，創設新水師。

　　同治　二年　李鴻章設外國語文學校於上海。

　　同治　四年　曾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附設譯書局。

　　同治　五年　左宗棠設造船廠於福州，附設船政學校。

　　同治　九年　李鴻章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國藩、李鴻章挑選學生赴美留學。

　　同　　　年　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　元年　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　二年　李鴻章派下級軍官赴德學陸軍，船政學生赴英法學習造船和駕駛。

　　光緒　六年　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電報局，請修鐵路。

　　光緒　七年　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

　　光緒　八年　李鴻章築旅順軍港，創辦上海機器製布廠。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設天津武備學堂。

　　光緒十三年　李鴻章開辦黑龍江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　李鴻章成立北洋海軍。

　　以上全盤建設事業的動機是國防，故軍事建設最多。但我們如仔細研究，就知道國防的近代化牽連甚多。近代化的軍隊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兩個機械製造廠的設立，那兩個廠實際大部份是兵工廠。第二、新式軍器必須有技術人才去駕駛，所以設立武備學堂和派遣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廠和電報局的設立，及鐵路的建築。第四、新式的國防比舊式的費用要高幾倍，以中古的生產來負擔近代的國防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李鴻章要辦招商局來經營沿江沿海的運輸；創立製布廠來挽囘利權；開煤礦、金鑛來加增收入。自強運動的領袖們並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定一個建設計劃，他們起初祗知道國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後能收效。近代化的國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國藩諸人雖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澈底，仍不能救國救民族。

第三節　遇著阻礙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於他們的不澈底。他們爲什麼不澈底呢？一部份因爲他們自己不要澈底，大部份因爲時代不容許他們澈底。我們試先研究領袖們的短處。

　　恭親王弈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於舊社會，受的是舊教育。他們沒有一個人能讀外國書，除李鴻章以外，沒有一個人到過國外。就是李鴻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戰敗以後，他年已過七十，他的建設事業已經過去了。這種人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瞭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的。他們對於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於西洋的科學也相當尊重，並且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是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外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了舊的制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我們可以拿李鴻章的事業作例子。

　　李鴻章於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因爲當時的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對付外人，又因爲他比較勇於任事，而且他的軍隊是全國最近代化，最得力的軍隊，所以從同治九年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國防的建設全在手裏。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爲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國海軍能戰勝日本海軍，無論日本陸軍如何強，不能進攻高麗，更不能爲害中國。那末，李鴻章辦海軍的第一個困難是經費。經費所以困難，就是因爲中國當時的財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沒有辦海軍的經費，祗好靠各省協濟。各省都成見很深，不願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協助的時候，各省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後，又不按期十足撥款，總要延期打折扣。其次當時皇室用錢，漫無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後，沒有繼嗣，於是西太后選了一個小孩子作皇帝，年號光緒，而實權還不是在西太后手裏？等到光緒快要成年親政的時候，光緒和他的父親醇親王弈譞怕西太后不願意把政權交出來，醇親王定計重修頤和園，一則以表示光緒對西太后的孝敬，一則以使西太后沉緬於遊樂就不干政了。重修頤和園的經費很大，無法籌備，醇親王乃請李鴻章設法，李氏不敢得罪醇親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祗好把建設海軍的款子移作重修頤和園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戰以前的七年，中國海軍沒有添購過一條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這種事情是不能發生的。

　　李鴻章所主持的機關中，並沒有新式的文官和審計制度。就是在極廉潔，極謹嚴的領袖之下，沒有良好的制度，貪污尚且無法杜絕，何況李氏本人就不廉潔呢？在海軍辦軍需的人經手的款項既多，發財的機會就更大。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船上的砲雖比日本的大，但砲彈不夠，並且彈子所裝的不盡是火藥。外商與官吏狼狽爲奸，私人發了財，國事就敗壞了。李鴻章自己科學智識的幼稚，也是他事業失敗的原因之一。北洋海軍初成立的時候，他請了英國海軍有經驗的軍官作總教官和副司令。光緒十年左右，中國海軍紀律很嚴，操練很勤，技術的進步很快。那時中國的海軍是很有希望的。後來李鴻章誤聽人言，辭退英國海軍的軍官而聘請德國海軍騎兵的軍官來作海軍的總教官。以後我國的海軍的技術反而退步。並且李鴻章所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個全不知海軍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軍裏帶馬隊的，他作海軍的領袖當然祗能誤事，不能成事。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佔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占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不是因爲船不如人，砲不如人，實在是因爲戰略戰術不如人。

　　北洋海軍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強事業莫不如此。總之，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爲路線錯了，是因爲領袖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澈底。

　　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澈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譬如鐵路：光緒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鴻章、劉銘傳奏請建築，到了光緒二十年，還祗建築天津附近的一小段，爲什麽呢？因爲一般人相信修鐵路就破壞風水。又譬如科學：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親王奏請在同文館添設科學班，請外國科學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員作學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說買外國輪船槍砲，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治本的辦法在於自己製造。但要自己製造，非有科學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請外國人來教中國青年學生科學。他又說：

　　「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爲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爲恥，而獨以學其人爲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他雖說的名正言順，但還是有人反對。當時北京有位爵高望重的大學士倭仁就大聲疾呼的反對說：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恭親王憤慨極了，他囘答說：

　　「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爲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爲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檮味，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爲甲胄，禮義爲干櫓等詞，謂遂折衝樽俎，足以制敵死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不過是個守舊的糊塗蟲，但是當時的士大夫居然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的科學班。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並無特別。但是咸豐末年，英、法聯軍之役，他跟著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澈底改革不可。他的覺悟還比恭親王諸人的更深刻。據他的研究，我國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自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爲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羣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壻）稱讚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郭氏作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先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願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雲貴總督岑毓英因爲反對英國人進雲南，秘密的在雲貴、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暗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有從他起。他在西歐的時候，他努力研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砲值得我們學，就是西洋的政治文化都值得我們學習。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於機械一門，學政治經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範圍。他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於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闓運之流，還撰了一幅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闓運的日記，還說「湖南人至恥與爲伍」。郭嵩燾出使兩年就囘國了，囘國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是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他對西洋的認識遠在李鴻章之上。但是時人反對他，他以後全無機會作事，祗好隱居湖南，從事著作。他所著的養知書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閱的價值。

　　繼郭嵩燾作駐英、法公使的是曾紀澤。他在外國五年多，略識英語。他的才能眼光與郭嵩燾等。因為他運用外交，從俄國收還伊犂，他是國際有名的外交家。他囘國的時候，抱定志向要推進全民族的近代化，但是他也遭時人的反對，找不著機會作事，不久就氣死了。

　　同治、光緒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衆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衆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近六十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自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的奮闘出來的。在甲午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後，革新的領袖權纔慢慢的轉到在野的人的手裏，可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份子，不是民衆。嚴格說來，民衆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

第四節　士大夫輕舉妄動

　　在同治、光緒年間，民衆的守舊雖在士大夫階級之上，但是民衆是被動的。領導權、統治權是在士大夫階級手裏。不幸，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階級，除極少數外，完全不了解當時的世界大勢。

　　同治共十三年，從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這個時期內，德意志統一了，義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復而又加強美國的統一了。那個時期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期。這些國家統一了以後，隨著就是國內的大建設和經濟的發展。等到國內的經濟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就圖向國外發展。在同治以前，列強在國外行帝國主義的，僅英、俄、法三國。同治以後，加了美、德、意三國。競爭者多了，競爭就愈厲害。並且在同治以前，英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工業化國家，全世界都銷英國的製造品。同治以後，德、美、法也逐漸工業化，資本化了。國際上除了政治勢力的競爭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熱烈的經濟競爭。因此我國在光緒年間處境的困難，遠在道光、咸豐年間之上。

　　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大敵人。同治、光緒年間如此，現在還是如此。要救國的志士，應該人人瞭解帝國主義的真實性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關係可以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國內的資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兩國資本很多，資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資本家能把資本投在中國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的達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資本家競向未開發的國家投資。但是接受外國來的資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資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國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的建設，大部份是利用英國資本舉辦的。結果英國的資本家固然得了好處，但是美國開闢了富源，人民所得的好處更多。我們的平漢鐵路原是借比國資本建築的，後來我們按期還本付息，那條鐵路就變爲我們的了。比國資本家得了好處，我們得了更大的好處。所以孫中山先生雖反對帝國主義，他贊成中國利用外債來建設。但是有些資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壓力去取得投資的機會，還有政治野心家，要利用資本來擴充政治勢力。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凡是國際投資無政治作用的，就是純潔的，投資者與受資者兩方收益。所以我們對於外國的資本應採的態度，如同對水一樣：有的時候，有的地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應該掘井取水或開河引水；在別的時候、地方、和條件之下，我們則必須築堤防水。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二層關係，是商品的推銷。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利用機械製造，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愈厚。困難在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商品之精與價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力。但在十九世紀末年，國際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並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來，商業的發展隨著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於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雖然，國際貿易大部份還是平等國家間的貿易，不是帝國與屬地之間的貿易。英國與美、德、法、日諸國的貿易額，遠大於英國與其屬地的貿易額。英國的屬地很多，尚且如此，別國更不必說了。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層關係是原料的尋求。世界上沒有一國完全不靠外來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國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別的國家所需的外來原料更多。日本義大利是最窮的，煤、鐵、棉、油四種根本的原料，日、義都缺乏。德國較好，但仍不出棉花和石油。那末，一國的工廠雖多，倘若沒有原料，就會完全沒有辦法。所以帝國主義者因爲要找工業的原料，就大事侵略。雖然，資本主義不一定要行帝國主義而後始能得到原料。同時，出賣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壓迫者。譬如美國的出口貨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國、義大利從美國輸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國主義，因爲美國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銷。

　　總之，資本主義可以變爲帝國主義，也可以不變爲帝國主義。未開發的國家容易受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壓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國際的通商來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如同水一樣：水可以資灌溉，可以便交通，也可以成災，要看人怎樣對付。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於簡單，以爲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主義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還在遊牧時代，無資本，也無工業，但是他們對我的侵略還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滿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亞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囘敎，大行其宗敎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家以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平等自由，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同治、光緒時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只知道破壞李鴻章諸人所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好多事，倘若政府聽他們的話，中國幾無日不與外國打仗。

　　長江流域有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北方有捻匪，陝、甘、新疆有囘亂。清廷令左宗棠帶湘軍去收復西北，俄國趁我內亂的機會就佔領了伊犂，這是俄國趁火打劫的慣技。在十九世紀，俄國佔領我們的土地最多。咸豐末年，俄國趁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軍，強佔了我國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方英里。現在俄國的阿穆爾省及濱海省，包括海參崴在內，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國佔領新疆的西部，清廷提出抗議的時候，俄國又假仁假義的說，她全無領土野心，她祗代我們保守伊犂，等到我們平定囘亂的時候，她一定把土地退還給我們，其實俄國預料中國絕不能平定囘亂，中國勢力絕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國不但可以併吞伊犂，還可以蠶食全新疆，中國一時沒有辦法，只好把伊犂作爲中、俄間的懸案。

　　左宗棠軍事的順利，不但出於俄國意料之外，還出於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陝西、甘肅收復了。到了光緒元年，他準備進攻新疆，軍費就成了大問題。從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緒元年，二十五年之間中國無時不在內亂內戰之中，實已兵疲力盡，何能再經營新疆呢？並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複雜，面積廣大，成敗似乎毫無把握，於乎發生大辯論。左宗棠頗好大喜功，他一意主張進攻，他說祖宗所遺留的土地子孫沒有放棄的道理。他又說倘如新疆不保，陝、甘就不能保；陝、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論十分激昂。李鴻章的看法正與左的相反。李說自從乾隆年間中國佔領新疆以後，中國沒有得著絲毫的好處，徒費駐防的兵費。這是實在的情形。他又說中國之大禍，不在西北而在東邊沿海的各省，因爲沿海的省份是中國的精華，而且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在東方的過於在西方的。自從日本維新以後，李鴻章更加焦急，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眞敵，因爲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至於西洋各國，彼此互相牽制，向外發展，不限於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李鴻章因此主張不進攻新疆，而隻中全國人力物力於沿海的國防及腹地各省的開發。邊省雖然要緊，但是腹地倘有損失，國家大事就去了。反過來說：倘若腹地強盛起來，邊省及藩屬，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論比較動聽，李的比較合理；左是高調，李是低調。士大夫階級一貫的尚感情、唱高調，當然擁護左宗棠。於是借外債，啓用各省的建設費，以供左宗棠進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運氣眞好，因爲新疆發生了內訌，他並沒有遇著堅強的抵抗，光緒三年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國乃派崇厚爲特使，到俄國去交涉伊犂的退還。崇厚所訂的條約雖收復了伊犂城，但城西的土地幾全割讓與俄國，南疆與北疆的交通險要區亦割讓予俄。此外，崇厚還許了很重要的通商權利，如新疆加設俄國領事館；經甘肅、陝西西到漢口的通商路線，經內蒙古到北京、天津通商路線，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權。士大夫階級主張殺崇厚，廢約，並備戰。這正是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初露頭角的時候，清廷竟爲所動。於是腳慌手忙，調兵遣將。等到實際備戰的時候，政府就感覺困難了，第一、從伊犂起到高麗東北角的圖們江口上，沿中、俄的交界線處處都要設防，那裏有這多軍隊呢？首當其衝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隊就太疲倦，不願再打。第二、俄國遠東艦隊故作聲勢，從海參崴開到日本洋面，中國因此又必須於沿海沿長江設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長江水師來對付俄國的海軍。彭玉麟想滿載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兩江總督劉坤一和他開玩笑，說時代非三國，統帥非孔明，火攻之計恐怕不行呢！李鴻章看見書生誤國，當然極爲憤慨。可是抗戰的情緒很高，他不敢公開講和，他祗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國有名的軍官戈登將軍請來作軍事顧問。戈登是個老實人，好說實話，當太平天國的末年，他曾帶所謂常勝軍，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頗信任他。他的意見怎樣呢？他說，中國如要對俄作戰，必須作三件事：一、遷都於西安；二、長期抵抗，至少十年；三、滿人預備放棄政權，因爲在長期戰爭之中，滿清政權一定不能維持。清廷聽了戈登的意見以後，乃決心求和。我國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劇才因此沒有開演。

　　幸而俄國在光緒三四年的時候，正與土耳其打仗，與英國的關係也很緊張，所以不願多事。又幸而中國當時有青年外交家曾紀澤，以極冷靜的頭腦和極堅強的意志，去貫澈他的主張。原來崇厚所訂的條約並沒有奉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紀澤運用外交得法，挽囘了大部份的通商權利及土地，但償價加倍，共九百萬盧布。英國駐俄大使稱讚曾紀澤說：「憑外交從俄國取囘她已佔領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關於伊犂的衝突告一段落的時候，中、法關於越南的衝突就起了。

　　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主義者，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爲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進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策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面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要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說得很清楚：

　　「臣聞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古來敵國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則已無及矣；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及矣。我朝輻員廣闢，龍沙雁海，盡列藩封。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謂河山帶礪，與國同休戚者哉？」

　　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屬國是我們國防外線，是代我們守門戶的。在古代，這種言論有相當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勢就大不同了。英國在道光年間，直接進攻了廣東、福建、浙江、江蘇；英、法聯軍接著打進了北京。所謂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倘使在這種時代我們還要保存外線，我們也應該變更方案。我們應該協助這些弱小國家獨立，因爲獨立的高麗、琉球、越南、緬甸，絕不能侵略我們。所怕的不是他們獨立，是怕他們充當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無論如何，外人既直攻我們的腹地，我們無暇去顧外線了。協助這些弱小國家去獨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蘇聯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強的壓迫，內有反革命的抗爭，列寧於是毅然決然放棄帝俄的屬國。

　　法國進攻越南的時候，士大夫階級大半主張以武力援助越南。張佩綸、陳寶琛、張之洞諸人特別激昂。李鴻章則反對，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籌備腹地的國防事業。清廷一方面怕清議的批評，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戰爭，所以擧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濟越南軍費和軍器，後來果然引起中法戰爭。那個時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談兵。北京乃派主戰派的激烈份子張佩綸去守福州船廠，陳寶琛去幫辨兩江的防務。用不著說，紙上談兵的先生們是不濟事的，法國海軍進攻船廠的時候，張佩綸逃得頂快了。陳寶琛在兩江不但無補實際，連議論也不發了。打了不久就講和，和議剛成又打，再後還是接受法國的條件。越南沒有保存，我們的國防力量反大受了損失，左宗棠苦心創辦的福州船廠，就在此時被法國毀了。

第五節　中日初次決戰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那一國的新軍備進步的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爲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爲伊犂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爲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爲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李鴻章既注重中、日關係，不能不特別注意高麗。在國防上，高麗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爲高麗可以作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高麗在日本的國防上的地位也很緊密。高麗在我們手裏，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國或英國所佔，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高麗也是日本必爭之地。

　　在光緒初年，高麗的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大院君是個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傷敎士，他堅不欲與外人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韓關係，在日本方面，由政府主持，由對馬島的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日、韓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新的日本往來。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這種征韓運動，除了高麗與日本往來外，還有三個動機：（一）日本不向海外發展不能圖強。（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國，尤其是俄國，恐怕要下手。（三}}征韓能爲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謀出路。光緒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發生高麗砲擊日本船的案子，所謂江華島事件，主張征韓者更有所藉口。

　　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原反對征韓。他們以爲維新事業未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擊妄動的貪圖向外發展。但是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制輿論，不能不有所舉動。於是他們一面派黑田清隆及井上率艦隊到高麗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面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免中國的阻抗。

　　森有禮與我們的外交當局大起辯論。我方始終堅持高麗是我們的屬國，如日本侵略高麗，那就是對中國的不友誼，中國不能坐視。森有禮則說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是有名無實的，因爲中國在高麗不負任何責任，既不負責任，就沒有權利。

　　黑田與井上在高麗的交涉成功，他們所訂的條約承認高麗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這就是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應該抗議而且設法糾正，但是日本和高麗雖都把條文送給中國，北京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高麗不守本份。中國實爲傳統觀念所誘，照中國傳統的觀念，只要高麗承認中國爲宗主，那就夠了，第三國的承認與否，是無關宏旨的。在光緒初年，中國在高麗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韓條約了。

高麗與日本訂約的問題過了以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隸屬於中國，歷五百餘年，琉球按期進貢，曾未中斷，但在明萬歷三十年（一千六百零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薩摩諸侯稱藩，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未曾遇面，所以這種奇怪現像竟安靜無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維新，力行廢藩以後，琉球在日人看來，既然是薩摩的藩屬，也在應廢之列。日本初則阻止琉球入貢中國，終則改琉球爲日本的一縣。中國當然反對，也有人主張強硬對付日本，但日本實在時候選的好，因爲這正是中、俄爭伊犂的時候，中國無法只好把琉球作為一個懸案。

　　可是琉球問題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該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就能滅高麗，琉球或可不爭，高麗則勢在必爭，所以他們專意籌劃如何保存高麗。光緒五六年的時候，中國可以說初次有個高麗政策，李鴻章認定日本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高麗則祗圖通商和傳敎。在這種形勢之下，英、美、法各國在高麗的權利愈多，他們就愈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光緒五年，李鴻章寫給高麗要人李裕元的信說得很清楚：

　　「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爲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

　　經過三年的勸勉與運動，高麗才接受這種新政，光緒八年春，由中國介紹，高麗與英、美、法、德訂立通商條約。

　　高麗不幸忽於此時發生內亂，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一面反對新政，一面忌王后閔氏家族當權，他於光緒八年六月，忽然鼓動兵變，圍攻日本使館，誅戮閔族要人。李鴻章的謀士薛福成，建議中國火速派兵進高麗，平定內亂，一則以表示中國的宗主權，一則以防日本。中國派吳長慶率所部淮軍直入高麗京城，吳長慶的部下有兩位青年，張謇和袁世凱，他們膽子很大，高麗的兵也沒有抵抗的能力，於是他們把大院君首先執送天津，然後派兵佔領漢城險要，幾點鐘的功夫，就把李昰應的軍隊打散了。吳長慶這時實際作高麗的主人翁了，後高麗許給日本賠款並許日本使館保留衛隊，這樣，中、日兩國都有軍隊在高麗京都，形成對峙之勢。

　　八年夏秋之季，中國在漢城的勝利，使許多人輕敵，張謇主張索性滅高麗，張佩綸和鄧承修主張李鴻章在煙臺設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預備向日本宣戰。張佩綸說：

　　「日本自改法以來，民惡其上，始則欲復封建，繼則欲改民政。薩、長二黨爭權相傾，國債山積，以紙爲幣。雖兵制步武泰西，略得形似，然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問其師船，則以扶桑一艦爲冠，固已鐵蝕木窳，不耐風濤，餘皆小礮小舟而已，去中國定遠鐵船超勇揚威遠甚。問其兵數，則陸軍四五萬人，水軍三四千人，猶且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近始雜募遊惰，用充行伍，未經戰陣，大半恇怯，又去中國淮湘各軍遠甚。」鄧承修也是這樣說：

　　「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總核內府現銀不滿五百萬兩。窘迫如此，何以爲國？水師不滿八千，船艦半皆朽敗，陸軍內分六鎭，統計水陸不盈四萬，而又盡非精銳。然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這兩位自命爲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鴻章看的比較清楚。他說：

　　「彼自變法以來，壹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緒餘以爲自雄之術。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民政，復遣有棲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義大利，駐奧、匈帝國，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爲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

　　「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樂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昔日戶部指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無如指撥之時，非盡有著之款，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防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可否請旨勅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務足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

　　這次大辯論終了之後，越南問題又起來了。張佩綸鄧承修諸人忽然忘記了日本，大事運動與法國開戰。中法戰爭一起，日本的機會就到了，這時高麗的黨政軍正成對壘之陣，一面有開化黨，其領袖卽洪英植、金玉均、樸泳孝諸人，其後盾即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這一派是親日的，想借日本之勢力以圖獨立的。對面有事上黨，領袖卽金允植、閔泳翊、尹泰駿諸人，後盾是袁世凱。這一派是聯華的，想托庇我們的保護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國的壓迫。漢城的軍隊有中國的駐防軍和袁世冠所代練的高麗軍在一面，對面有日本使館的衞隊及日本軍官所練的高麗軍。在中法戰爭未起以前，開化黨不能抬頭，既起以後，竹添就大肆活動起來，說中國自顧不暇，那能顧高麗？於是洪英植諸人乃決計大舉。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設宴請外交團及高麗要人。各國代表都到，惟獨竹添稱病不至。後忽報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亂了。閔泳翊出門，被預伏的兵士所殺。洪英植跑進王宮，宣稱中國兵變，強迫國王移居，並召竹添帶日兵進宮保衛。竹添這時不但無病，且親率隊伍入宮。國王到了開化黨的手裏以後，下詔召事上黨領袖，他們一進宮就被殺了。於是宣佈獨立，派開化黨的人組閣。

　　十月十九，袁世凱帶他所練的高麗兵及中國駐防漢城的軍隊進宮，中日兩方就在高麗王宮裏開戰了。竹添見不能抵抗，於是撤退，王宮及國王又到了袁世凱手裏。洪英植，樸詠孝被亂兵所殺，金玉均隨著竹添逃到仁川，後投日本。政權全歸事上黨及袁世凱，開化黨完全打散了。袁世凱這時年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電報不通，無法請示，祗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膽的負起責任，制止對方的陰謀，難怪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作駐高麗的總代表。

　　竹添是個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沒有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過了他政府所定的範圍。事變以後，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對高麗，亦以和平交涉對中國，光緒十一年春，伊籐與李鴻章訂天津協定，雙方皆撤退駐高麗的軍隊，但高麗以後如有內亂，中、日皆得調兵進高麗。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是英俄兩國因爲阿富汗的問題，幾致開戰，他們的衝突波及遠東，英國爲預防俄國海軍從海參崴南下，忽然佔領高麗南邊之巨文島，俄國遂謀佔領高麗東北的永興灣。高麗人見日本不可靠，有與俄國暗通，求俄國保護者。在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感覺危險，日本更怕英、俄在高麗得勢，於是日本、英國都慫恿中國在高麗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裏與英國全無損害，倘到俄國手裏，則不利於英國甚大。日本亦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裏她將來還有法子奪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裏，簡直是日本的致命之傷。所以這種形勢極有利於我們，李鴻章與袁世凱遂大行其積極政策。

　　從光緒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國對高麗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他們第一緊緊的把握高麗的財政。高麗想借外債，他們竭力阻止。高麗財政絕無辦法的時候，他們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給高麗的海關，是由中國海關派員代爲管理，簡直可說是中國海關的支部。高麗的電報局是中國電報局的技術人員用中國的材料代爲設立，代爲管理的。高麗派公使到外國去須先得中國的同意，到了外國以後，高麗的公使必須遵守三種條件：

　　「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即不拘定。一，遇有朝會公讌酬酢交際，韓使應隨中國飲差之後。一，交涉大事關係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

　　這種策雖提高了中國在高麗的地位，但與光緒五年李鴻章最初所定的高麗政策，絕對相反。最初李要高麗多與西洋各國往來，想借西洋的通商和傳教的權力來抵制日本的領土野心。此時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國獨佔高麗。到了光緒十八九年，日本感覺中國在高麗的權利澎漲過甚，又想與中國對抗。中國既獨佔高麗的權利，到了危急的時候，當然只有中國獨當其衝。

　　甲午戰爭直接的起因，又是高麗的內亂。光緒二十年〈即甲午，西歷一八九四），高麗南部有所謂東學黨聚衆數千作亂，中、日兩國同時出兵，中國助平內亂，日本藉口保衛僑民及使館。但東學黨造亂的地方距漢城尚遠，該地並無日本僑民，且日本派兵甚多，遠超保僑所需之數。李鴻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東學黨之亂，使日本無所藉口。但是內亂平定以後，日本仍不撤兵，日本聲言，高麗內亂之根，在內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強迫高麗改革內政。李不答應，因爲這就是中、日共管高麗。

　　這時日本輿論十分激烈，一意主戰。中國輿論也激烈，要求李鴻章火速出兵，先發制人。士大夫覺得高麗絕不可失，因爲失高麗就無法保東北。他們以爲日本國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擋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鴻章則覺得一調大兵，則雙方勢成騎虎，終致欲罷不能。但他對於外交又不讓步。他這種軍事消極，外交積極的辦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國公使客西尼答應了他，俄國必勸日本撤兵，如日本不聽，俄國必用壓服的方法。李覺得既有俄國的援助，不必對日讓步。殊不知客西尼雖願意給我援助，俄國政府不願意。原來和戰的大問題不是一個公使所能負責決定。等到李鴻章發現客西尼的話不能兌現，中日的外交路線已經斷了，戰爭已經起始了。

　　中日兩國同於七月初一宣戰。八月十八（陽曆九月十七）兩國海軍在高麗西北鴨綠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軍戰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面抗戰以前最緊要的一個戰爭。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至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軍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值得我們研究。那時我國海軍比日本海軍強大，我們的佔世界海軍第八位，日本的佔第十一位。我們的兩個主力艦定遠和鎭遠各七千噸；日本頂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日本的海軍也有優點：日本的船比我們的快，船上的砲比我們的多，而且放的快。我們的船太參差不齊，日本的配合比較合用。所以從物質上說來，兩國海軍實相差不遠。那一次我們失敗的原故很多。第一、戰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艦隊排「人」字陣式。由定遠、鎭遠兩鐵甲船居先，充戰鬭主力。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定遠爲坐艦，艦長是劉步蟾。丁本是騎兵的軍官，不懂海軍，他爲人忠厚，頗有氣節，李鴻章靠他不過作精神上的領導而已。劉步蟾是英國海軍學校的畢業生，學科的成績確是上等的，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戲劇，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是由劉作總指揮。等到兩軍相望的時候，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遠定（定遠）、鎭遠兩鐵甲船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

　　其次，我們的戰術也不及人。當時在定遠船上的總砲手英人泰樂爾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砲手不要太遠就放砲，不要亂放砲，因爲船上砲彈不多，必命中而後放。吩咐好了以後，他上望臺，站在丁提督旁邊，預備幫提督指揮。但丁不懂英文，泰樂爾不懂中文，兩人祗好比手勢交談。不久砲手即開火，而第一砲，就誤中自己的望臺，丁受重傷，不能指揮，泰樂爾亦受輕傷。日本砲彈的準確遠在我們的之上。結果，我海軍損失過重，不敢再在海上與日人交鋒。日人把握海權，陸軍輸送得行動自由，我方反必須繞道山海關。其實海軍失敗以後，大事就去了。陸軍之敗更甚於海軍，失敗的原故大致相同。

　　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籐訂馬關和約。中國承認高麗獨立，割臺灣及遼東半島，賠款二萬萬兩。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要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後而求和，吃虧之大遠於不戰而和。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面避戰，一面竭力以圖自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擊妄動，結果就是誤國。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第一節　李鴻章引狼入室

　　甲午戰爭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後，李鴻章用各種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國的援助，但都失敗了。國際的關係，不比私人間的關係，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爲友，爲聯盟；利害衝突就成爲對敵。各國的外交家都是精於打算盤的，西洋各國原想在遠東大大的發展，但在甲午以前，沒有積極推動，一則因爲他們忙於瓜分非洲；二則因爲他們互相牽制，各不相下；三則因爲在遠東尚有中國與日本兩個獨立國家，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戰爭進行的時候，李鴻章雖千方百計的請求他們的援助，他們總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他們覺得中國愈敗，愈需要他們的援助，而且愈願意出代價；同時他們又覺得日本雖打勝仗，戰爭總要削減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裏，中日戰爭，無論誰勝誰敗，實是兩敗俱傷的，他們反坐收漁人之利。所以他們不援助我們於未敗之前。

　　等到馬關條約一簽字，俄德法三國就連合起來，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包括大連旅順在內。主動是俄國，德法不過附和。當時俄國的財政部長威特正趕修西比利亞鐵路，他發現東邊的一段如繞黑龍江的北岸，路線太長，工程太困難，如橫過我們的東三省，路線可縮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時海參威太偏北，冬季結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國能得大連旅順，俄國在遠東就能有完善的軍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亞鐵路及得一個不凍冰的海口，這是威特想要趁機而達到的目的。法國當時聯俄以對德，俄要法幫忙，法不敢拒絕，何況法國也有野心家想趁機向遠東發展呢？德國的算盤打的更精，他想附和俄國，一則可以使俄國知道德國是俄國的朋友，俄國不必聯絡法國；二則俄國如向遠東發展，在歐洲不會多事，德國正好順風推舟；三則德國也可以向我們索取援助的代價。這是三國干涉馬關條約實在的動機。

　　俄德法三國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馬關條約發表以後，他們就向我們表示同情，說條約太無理，他們願助中國挽囘失地的一部份。在我們那時痛恨日本的情緒之下，這種友誼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們希望三國能把臺灣及遼東都替我們收囘來。同時三國對日本給與所謂友誼的勸告，說日本之佔領半島，不利遠東和平。戰後的日本，固不敢不依從三國的勸告，於是退還遼東，但加賠款三千萬兩。中國覺得遼東半島不止値三千萬兩，所以覺得我們應該感激三國的援助。

　　馬關條約原定賠款二萬萬兩，現在又加三千萬兩。中國當然不能擔負。威特一口答應幫我從法俄銀行借一萬萬兩，年息四厘。數目之大，利率之低，誠使我們受寵若驚，俄國眞可算是我們的好朋友！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典禮，帝俄政府向我表示，當中俄兩國特別要好的時候，中國應派頭等大員去作代表，才算是給朋友面子。中國乃派李鴻章爲慶賀加冕大使，這位東方的畢士麥克於是到歐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國的心理，所以他與李鴻章交涉的時候，首言日本之可惡可怕。這是李鴻章願意聽的話，也是全國人士願意聽的話。這種心理的進攻既然順利，威特乃進一步陳言俄國對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當中日戰爭之際，俄國本想參戰，但因交通不便，俄軍未到而中日戰爭就完了。以後中國如要俄國給與有力的援助，中國必須許俄國修條鐵路橫貫東三省。李鴻章並未駁辯威特的理論，但主張在中國境內之鐵路段，應由中國自修。威特告以中國人力財力不足，倘自修，則十年尚不能成，將緩不濟急。威特最後說，如中國堅拒俄國的好意，俄國就不能再助中國了。這一句話把李鴻章嚇服了。於是他與威特簽訂秘約，俄許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中許俄國建築中東鐵路。

　　光緒二十二年的中俄秘約，是李鴻章終身的大錯。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並無於短期內再進攻中國的企圖，是時日本政府反轉過來想聯絡中國，因爲西洋倘在中國勢力太大，是與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國，是要利用中東鐵路來侵略中國的。以後瓜分之禍，及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這些國難，都是那個秘約引出來的！

　　李鴻章離開俄國以後，路過德法比英美諸國。他在柏林的時候，德國政府試探向他要代索遼東的報酬，他沒有答應。德國公使以後又在北京試探，北京也沒有答應。光緒二十三年秋，山東曹州殺了兩個傳敎士，德國趁機一面派兵佔領青島，一面要求租借膠州灣及青島及在山東修鐵路和開鑛的權。中國於二十四年春答應了。山東就算是德國的利益範圍。

　　俄國看見德國佔了便宜，於是調兵船佔旅順大連。俄國說爲維持華北的勢力均衡，並爲助我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順大連，並且還要修南滿鐵路。中國也祗好答應。我們費三千萬贖囘來的遼東半島，這時俄國又奪去了。俄國還說，她是中國唯一的朋友！俄國的外交最陰險，她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實。以後她在東北既有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及大連旅順，東三省就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於是英國要求租借威海衛和九龍及長江流域的優越權利。法國要求租廣州灣及廣東廣西雲南的優越權利。日本要求福建的優越權利。義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門灣。除義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國都答應了，這就是所謂瓜分。惟獨美國沒有提出要求，但牠運用外交，使各國不完全割據各國所劃定的範圍，使各國承認各國在中國境內都有平等的通商權利，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門戶開放主義」。

　　這種瓜分運動，就是甲午的敗仗引起來的，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

第二節　康有爲輔助光緒變法

　　假使我們是甲午到戊戌那個時代的人，眼見我們的國家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打敗了以後又要割地又要賠款，我們還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國嗎？又假使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新知識新技術都沒有，所能作的僅八股文章，所讀過的書僅中國的經史，我們的救國方案還不是離不開我們的經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動聽的文章？假使正在這個時候，我們中間出了一個人，提出一個偉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適宜時局，其文章是我們所佩服的，其論調正合乎我們的胃口，那我們還不擁護他嗎？康有爲就是這種時代中的這樣的人。

　　康有爲是廣東南海縣人，生在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孫中山先生大十一歲。他家好幾代都是讀書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給他的教訓，除預備他能應考試，取科名以外，特別注重中國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謂經世致用之學。他不懂任何外國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沒有到外國去過。但他到過香港上海，看見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覺得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淵源。可惜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討論西洋政治經濟的書籍，康有爲所能得到的僅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的初級天文、地理、格致、兵法、醫藥及耶穌教經典一類的書籍。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我們已經說過，同光時代李鴻章所領導的自強運動限於物質方面，是很不澈底的。後來梁啓超批評他說：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鎗耳、砲耳、船耳、機器耳。但吾學者，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這種批評是很對。可是李鴻章的物質改革已遭時人的反對，倘再進一步的改革政治制度，時人一定不容許他。甲午以後，康有爲覺得時機到了，李鴻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爲要提倡，這就是所謂變法運動。

　　我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祗有兩個人曾主張變法，一個是王莽，一個是王安石，兩個都失敗了，王莽尤其成爲千古的罪人，所以沒有人敢談變法。士大夫階級都以爲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聖先賢的法制，歷代相傳，絕不可變更的。康有爲知道非先打破這個思想的難關，變法就無從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說孔子根本是個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眞義在公羊傳裏可以看出來。公羊傳講「通三統」，那就是說，夏商周三代的法制並不沿襲，各代都因時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傳又講「張三世」，那就是說，以專制政體對亂世，立憲政治對升平之世，共和政治對太平之世。康有爲這本書的作用，無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鎭壓反對變法的士大夫。

　　康有爲在甲午年中了舉人，乙未年成了進士，他是那個國難時期的新貴，他就趁機會組織學會，發行報紙宣傳。一時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數並不瞭解他的學說，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體方案，祗有極少數，可以說是他的忠實同志。但是他的運動盛極一時，好像全國輿論是擁護他的。

　　孔子是舊中國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戰就成功了。皇帝是舊中國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爲的實際政治工作是從抓住皇帝下手。他在嚴重的國難時期之中，一再上書給光緒皇帝，大講救國之道。光緒也受了時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國，他先研究康有爲的著作，後召見康有爲，他雖很賞識他，因爲種種的困難，祗教他在總理衙門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變法派和光緒帝，於是他又派康有爲的四位同志，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在軍機處辦事。從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爲輔助光緒行了百日的維新。

　　在這百天之內，康有爲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緊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後政府的考試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經濟的策論。換句話說，以後讀書人要做官不能靠虛文，必須靠實學。第二、調整行政機構。康有爲裁汰了許多無用的衙門和官職，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以及總督同域的巡撫，不治河的河督，不運糧的糧道，不管鹽務的鹽道。同時他添了一個農工商總局，好像我們現在的經濟部，想要推行經濟建設。這兩件大新政，在我們今日看起來，都是應該早辦的，但在戊戌年間，雖然國難那樣嚴重，反對的人仍居大多數。爲什麼呢？一句話，打破了他們的飯碗。人人都知道應該廢八股，提倡實學；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他們費了多少的心血，想從之乎也者裏面，陞官發財，一旦廢八股，他們絕望了，難怪他們要罵康有爲是洋奴漢奸。至於被裁的官員，更不要說，無不切齒痛恨。

康有爲既然抓住皇帝來行新政，反對新政的人就包圍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囘成命」。這時光緒雖作皇帝，實權仍在西太后手裏，他們兩人之間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時想索性廢光緒帝，新派的人於是求在天津練兵的袁世凱給他們武力的援助，袁世凱嫌他們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洩露他們的機密。西太后先發制人，把光緒囚禁起來，說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復由太后臨朝訓政。康有爲逃了，別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處死的。他們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節　頑固勢力總動員

　　在戊戌年的變法運動之中，外國人頗偏袒光緒帝及維新派，反對西太后及頑固黨，因此一個內政的問題就發生國際關係了。後康有爲梁啓超逃難海外，又得著外國人的保護，他們在逃難之中發起保皇會，鼓動外國人和華僑擁護光緒，這樣，西太后和頑固黨就恨起洋人來了。西太后要廢光緒，立端王載漪的兒子作皇帝。剛毅、崇綺、徐桐、啓秀諸頑固份子想在新主之下操權，於是慫恿廢立。但各國駐京公使表示不滿意，他們的仇外的心理更進了一層。

　　頑固黨僅靠廢立問題還不能號召天下，他們領導的運動所以能擴大，還是因爲他們也是愛國份子。自鴉片戰爭到庚子年，這六十年中所受的壓迫，所堆積的憤恨，足夠使全國人士切齒痛心。甲午以後，列強的瓜分中國，更使時人憤慨。他們覺得中國應該火速抗戰，不然國家就要亡了。我們不要以爲頑固份子不愛國，從鴉片戰爭起，他們是一貫的反對屈服，堅強的主張抗戰。在戊戍（戌）年，西太后復政以後，她硬不割讓三門灣給義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準備抵抗。後義大利居然放棄了她的要求，頑固黨更加覺得強硬對付洋人是對的。

　　外人在中國不但通商佔地，還傳敎，這一層尤其招頑固份子的憤恨。他們覺得孔孟的遺敎是聖教，洋人的宗敎是異端，是邪敎。中國最無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順君師。洋人是無君的，幾千年來，都是外夷學中國，沒有中國學外夷的道理。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學士徐桐是大理學家倭仁的門弟子，自己也是個有名的理學家，在當時的人物中，算是一個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禦中國文化而與外人戰。他們覺得剷草要除根，排斥異端非盡驅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國與日本戰尚且打敗了，怎能一時與全世界開戰呢？頑固份子以爲可以靠民衆。利用民衆或「民心」或「民氣」去對外，是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載漪、剛毅、徐桐傳統的法寶。凡是主張剿夷的，莫不覺得四萬萬同胞是有勝無敗的。甲午以後，山東正有民間的義和團出現，頑固份子覺得這個義和團正是他們所需要的武力。

　　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最初是大刀會，其本質與中國流行民間的各種會匪並無區別。這時的大刀會，專以洋人尤其是傳敎士爲對象。民衆對洋人也有多年的積憤，外國傳敎士免不了偏袒敎徒，而敎徒有的時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勢力欺侮平民。民間許多帶宗教性質的廟會、敬神，信基督敎的人不願意合作，這也引起敎徒與非敎徒的衝突。民間尚有種種謠言，說敎士來中國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國人的心眼以煉丹藥，又一說敎士竊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民間生活是很困苦的，於是把一切罪惡都歸到洋人身上。洋人，附和洋人的中國人，以及與洋人有關的事業，如敎堂、鐵路、電線等，皆在被打倒之列。義和團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槍砲打不死他們。山東巡撫李秉衡及毓賢，前後鼓勵他們，因此他們就以「扶清滅洋」的口號在山東擾亂起來。

　　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凱作山東巡撫，他就不客氣把義和團當作亂民，派兵痛勦。團民在山東站不住，於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當局反表示歡迎，所以義和團就在河北得勢了。毓賢向載漪、剛毅等大替義和團宣傳，說他們如何勇敢可靠，載漪和剛毅又介紹義和團給西太后，於是義和團在北京得勢了。西太后及想實行廢立的親貴，頑固的士大夫及頑固的愛國志士都與義和團打成一片，精誠團結去滅洋，以爲滅了洋人，他們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達到。庚子年拳匪之亂，是我國頑固勢力的總動員。

　　經過四次的御前會議，西太后乃於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國同時宣戰。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軍隊連同幾萬拳匪，拿著他們的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及其他法寶，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連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都攻不破。同時八國聯軍由大沽口進攻，佔天津，慢慢的逼近北京。於是西太后同光緒帝逃到西安，李鴻章又出來收拾時局。

　　拳匪之亂的結束是辛丑條約。除懲辦禍首及道歉外，辛丑條約有三個嚴重的條款：第一、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在未還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總計實九萬萬八千餘萬兩。俄國的部份最多〈那時中俄尚是聯盟國，佔百分之二十九，德國次之，佔百分之二十，法國佔百分之十六弱，英國佔百分之十一強，日本與美國各佔百分之七強。第二、各國得自北京到山海關沿鐵路線駐兵。近年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條約。第三、劃定並擴大北京的使館區，且由各國留兵北京以保禦使館。

　　這種條款夠嚴重了。但我們所受的損失最大的還不是辛丑條約的各款，此外還有東三省的問題。庚子年，俄國趁拳亂派兵佔領全東北三省，辛丑條約定了以後，俄兵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種特殊權利。假使中國接受了俄國的要求，東北三省在那個時候就要名存實亡了。張之洞袁世凱竭力反對接受俄國的條款，日本、英國、美國從旁贊助他們。李鴻章主張接受俄國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東北三省就要在他手裏送給俄國了。日本英國看見形勢不好，於壬寅（光緒二十八年）年初，締結同盟條約來對付俄國。美國雖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國當時的輿論亦贊助英日同盟。京師大學堂（以後的北京大學〉的教授上書政府，建議中國加入同盟，變爲中、日、英三國的集團來對付俄國。俄國看見國際形勢不利於他，乃與中國訂約，分三期撤退俄國在東三省的軍隊。條約雖簽字了，俄國以後又中途變計，日本乃出來與俄國交涉，光緒三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兩國交涉失敗，就在我們的國土上打起仗來了。

　　那一次的日俄戰爭，倘若是俄國全勝了，不但我們的東三省，連高麗都要變爲俄國的勢力範圍；倘若日本澈底的打勝了俄國，那高麗和東北就變成日本的範圍，中國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實上日本祗局部的打勝了，結果兩國講和的條約，仍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不過劃北滿爲俄國鐵路及其他經濟事業的範圍；南滿，包括大連旅順在內，爲日本的範圍。這樣，日俄形成對峙之勢，中國得收些許漁人之利。

第四節　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在未述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以前，我們試囘溯我國近代史的過程。我們說過，我國到了十九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十九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年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浪費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陰。直到受了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的痛苦，然後有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簡單的說，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是一個不徹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澈底的實行。爲什麼不澈底呢？一則因爲提案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根本有限，二則因爲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制度及時代精神不容許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前進。同時代的日本採取了同一路線，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們的更澈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學和機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份。甲午之戰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的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的中國。

　　甲午以後，康有爲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族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其最後目的是要改君主專制爲君主立憲，以期民族精神及維新事業得在立憲政體之下充分發揮和推進。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爲雖託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爲西太后甘心作頑固勢力的中心，滿清皇室及士大夫階級和民間的頑固勢力本極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潮。嚴格說來，拳匪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不過這個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是〈（疑多字？）〉方案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等到自強、變法、反動都失敗了，國人然後注意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偉大，與孫中山先生的少年環境是極有關係的。

　　中山先生是廣東香山縣人，生於前清同治五年，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國鄉下貧苦農夫的家庭，他小的時候就在田莊上幫助父兄耕種。十三歲他隨長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裏進了敎會學校。十六歲的時候，他囘到廣州，入博濟學校。次年，他轉入香港英國人所設立的醫學專科。他在這裏讀書共十年，於光緒十八年畢業，成醫學博士。中法戰爭的時候，他正十九歲，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學校所結納的朋友，如鄭士良、陳少白、陸皓東等，多與秘密反對滿清的會黨有關。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爲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件大幸事，因爲我們既祗能從近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對近代文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第二、中山先生所受的教育是科學的教育，而且是長期的。科學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但是這種方法不是一兩個月的訓練班或速成學校所能培養的。我們倘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瞭解爲什麼中山先生所擬的救國方案能超越別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因爲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給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緒二十年的中日之戰所給的刺激更大。此後他完全放棄學醫，專門從事政治。次年，他想襲取廣州，以爲革命的根據地。不幸事洩失敗，他逃到國外。在檀香山的時候，他組織了興中會。當時風氣未開，清廷監視很嚴，所以興中會的宣言不提革命，祗說政府腐敗，國家危急，愛國志士應該聯合起來以圖國家的富強。宣言雖是這樣的和平，海外僑胞加入興中會的還是很少。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到美國英國，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國的時候，使館職員誘他入館，秘密的把他拘禁起來，想運解囘國，幸而得著他的學校教師的援助，終得出險，後又赴法。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難的時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初熟的時期。

　　庚子拳匪作亂的時候，鄭士良及史堅如兩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廣東起事，不幸都失敗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劇動搖了許多人對滿清的信念，留學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從此中山先生的宣傳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贊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緒三十年，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他在日本組織同盟會，並創辦民報，這是我民族初次有一個公開的革命團體。同盟會宣言及民報發刊詞是中山先生初次公開的、正式的、以革命領袖的資格，向全世界發表他的救國救民的方案。甲辰以後，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對他所擬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補充，但他終身所信奉的主義及方略的大綱，已在同盟會宣言和民報發刊詞裏面立定基礎了。

　　民報發刊詞說明了三民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歐洲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各民族割據其地，慢慢的各養成其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國家。但在各國之內，王室專制，平民沒有參政之權，以致民衆仍有受壓迫的痛苦。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歐人乃舉行民權的革命。在十九世紀，西洋人雖已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但社會仍不安，這是因爲歐美在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工業進步，社會反而因此貧富不均。中國應在工業初起的時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學和工業爲全民謀幸福，這就是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說：

　　「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杜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其後也」。

　　這是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中外無比的。

　　但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西洋是經過幾百年的奮鬭而後實現，民生主義在西洋尚且未實現。以落伍的中國，外受強鄰的壓迫，內部又滿佈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時推行三民主義呢？這豈不是偏於理想嗎？有許多人直到現在還這樣的批評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當同盟會初組織的時候，就是加盟者也大部份陽奉陰違，口信心不信。反對同盟會的人更不必說了。他們並不否認三民主義的偉大，他們所猶疑的是三民主義實行的困難。其實中山先生充分的顧到了這層困難，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同盟會的宣言的下半，說明革命應分軍法、約法、憲法三時期，就是以後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一般淺識的人承認軍政憲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訓政階段是必要的，萬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說過：

　　「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爲新治。第三流弊由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當時在日本與同盟會的民報抗爭者，是君主立憲派的梁啓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梁啓超是康有爲的門徒，愛國而博學，他反對打倒滿清，反對共和政體。他要維持清室而行君主立憲。所以他在新民叢報裏再三發表文章，攻擊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說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他常引中國歷史爲證，中國每換一次朝代，必有長期的內亂。梁啓超說，在閉關自治時代，長期的內亂尚不一定要亡國，現在列強虎視，一不小心，我們就可以召亡國之禍。民國以來的事實，似乎證明了梁啓超的學說是對的。其實民國以來的困難，都是由於國人不明瞭，因而不肯接受訓政。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無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復興的路徑，我們不可一誤再誤了。

第五節　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庚子拳匪之亂以後，全體人民感覺滿清是我民族復興的一種障礙，這種觀察是很有根據的。甲午以前，因爲西太后要重修頤和園，我國海軍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軍艦。甲午以後，一則因爲西太后與光緒爭權，二則因爲滿清的親貴以爲維新就是漢人得勢滿人失權，西太后和親貴就煽動全國一切的反動勢力來打倒新政。我們固不能說，滿人都是守舊的，漢人都是維新的，因爲漢人之中，思想腐舊的也大有人在。事實上，滿人居領袖地位，他們一言一動的影響大，而他們中間守舊的成份實在居大多數。並且他們反對維新就是藉以排漢，所以庚子以後，滿清雖逐漸推行新政，漢人始終不心服他們，不認他們是有誠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在西安的時候，她就下詔變法。以後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內，她裁汰了好幾個無用的衙門，廢科舉、設學校、練新兵、派學生出洋、許滿漢通婚。戊戍（戌）年康有爲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過了。日本勝了俄國以後，時人都覺得是君主立憲戰勝了君主專制，於是在乙巳年（一九零五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表示要預備立憲。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調整時期。

　　丙午（一九零六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機關有內閣、軍機處、六部、九卿。所謂九卿，多半是無用的衙門。六部採用委員制，每部有滿漢尚書各一，滿漢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責任不專，遇事推諉。並且道咸以後，各省督撫權大，六部成了審核機關，本身幾全不舉辦事務。軍機處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機關，原是內閣分出來的一個委員會，實際輔佐皇帝處理大政的。自軍機處在雍正年間成立以後，內閣變成一種裝飾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軍機處，此外設立十一部，每部以一個尚書爲最高長官。這種改革雖不圓滿，比舊制實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書發表以後，漢人祗佔五人，比以前六部漢滿各一的比例還差了。所以這種改革不但未和緩漢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運動的力量。

　　丁未年（一九零七年）滿清決定設資政院於北京，作爲中央的民意機關；設諮議局於各省，作爲地方的民意機關。伐申年，滿清頒佈憲法大綱，並規定九年爲預備立憲時期。如果眞要立憲，九年的預備實在還不夠，但是因爲當時國人對滿清全不信任，故反對九年的預備，說滿清不過藉預備之名以攔置立憲。

　　滿清在這幾年之內，不但借改革以收漢人的政權，並且鐵良和良弼想盡了法子把袁世凱的北洋兵權也奪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統繼位，其父載灃作攝政王的時候，第一條命令是罷免袁世凱。此漢人之中尚忠於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凱要算是第一，載灃還要得罪他，這不是滿清自取滅亡嗎？

　　同盟會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滿人的把戲，積極的圖以武力推倒滿清的政權。丙午年，同盟會的會員蔡紹南、劉道一聯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會黨在瀏陽和萍鄉起事。他們的宣言說明他們的目的是要打倒滿清，建設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同盟會成立以後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義初次充當革命的目標，不失敗幸（詞序顛倒）了。同時還有許多革命黨員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軍之中運動革命，清廷簡直是防不勝防。

　　這時日本政府應滿清的請求強迫孫中山先生離開日本，中山先生乃領導胡漢民、汪精衛等到安南，在河內成立革命中心。他們在丁未年好幾次在潮州、惠州、欽州、廉州、及鎭南關各處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歸失敗。同時江浙人士組織的光復會也極活動，丁未年五月，光復會首領徐錫麟殺安徽巡撫恩酩，此事牽連了他的同志秋瑾，兩人終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帶安徽新軍的一部份突攻安慶，他雖失敗了，但他的行動，表示長江一帶的新軍，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

　　丁未、戊申兩年既受了這多挫折，同盟會的多數領袖主張革命策略應該變更。胡漢民當時說過：「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卽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亦斷不可起」。汪精衞反對此說，他相信革命志士固應有恒德「擔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志」；但是有些應該有烈德，「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種」。他和黃復生秘密的進北京，謀刺攝政王載澧，後事不成，被捕下獄，這是庚戍宣統二年的事情。

　　汪精衞獨行其烈德的時候，中山先生和胡漢民、黃興、趙聲正在南洋向華僑募捐，想大規模的、有計劃向滿清進攻。這是汪精衞所謂恒德。他們於庚戍（戌？〉年十一月在檳榔嶼定計劃，先佔廣州，然後北伐，「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定了計劃以後，他們分途歸國。次年辛亥，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們的計劃的實現。軍事上雖失敗了，心理上則大成功，因爲革命精神從此深入國民的腦際。

　　正在這個時候，清廷宣佈鐵路國有的計劃，給了革命黨人一個很好的宣傳的機會。那時待修的鐵路以粵漢、川漢兩路最爲急迫，困難在資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諸省的人民，組織民營鐵路公司，想集民股築路。其實民間的資本不夠，公司的領袖人物也有假公濟私的，所以成績不好，進行很慢。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乃奏請借外債修路，把粵漢、川漢兩線都收歸國有。借外債來建設，本是一種開明的政策，鐵路國有也是不可非議的。不過盛宣懷的官聲不好，滿清已喪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況民營公司的股東又要損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種原故，鐵路國有的問題就引起多數人的反對，革命黨又從中煽動，竟成了大革命的導火線。

　　同盟會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廣東，但自黃花岡失敗以後，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等，就想利用長江流域爲革命策源地。他們在上海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特別注重長江中游之兩湖。那時湖北新軍中的蔣翊武組織文學社於武昌，藉以推動革命。在湖南活動的焦達豐及在湖北活動的孫武和居正，另外組織共進會。這兩個團體，雖有同盟會的會員參加，並不是同盟會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間頗有磨擦，經譚人鳳調和以後，共進會和文學社始合作。

　　同盟會的首領原來想在長江一帶應該有好幾年的預備工作，然後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爭路的風潮擴大以後，他們就決定辛亥年（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秋天起事。發難的日期原定舊曆八月十五日，後因預備不足，改遲十天。卻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關被巡捕破獲，黨人名冊也被搜去，於是倉卒之間定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義的領袖是新軍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直入武昌，進攻總督衙門。總督瑞澂當即不抵抗出逃，新軍統帥張彪也跟他逃，於是武昌文武官吏均棄城逃走，武昌便爲革命軍所據。革命份子臨時強迫官階較高、聲望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軍的都督。

　　武昌起義以後，一月之內，湖南、陝西、江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劇烈的戰爭。滿清的滅亡不是革命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獨立省派代表，製定臨時約法，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爲民國了。

　　滿清到了山窮盡水的時候，請袁世凱出來挽囘大局，這種臨時抱佛腳的辦法是不能生效的。袁世凱替清室謀得的不過是退位以後的優待條件，爲自己卻謀得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滿清，這是革命惟一的成績。滿清打倒了以後，我們固然掃除了一種民族的障礙，但是等到我們要建設新國家的時候，我們又與民族內在的種種障礙面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