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揭露叛徒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1971年1月9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曾经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三起三伏，从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延续八、九年之久。叛徒杨献珍一伙散布过种种流言，说什么这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争论”，他们是进行“学术探讨”的“学派”等等，力图掩盖这场斗争的实质。一些不明内情的人也误认为这是“无关要紧的名词概念之争”。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哲学战线上这场斗争的真相，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杨献珍抛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就是要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供“理论”根据。

所谓“与政治无关的学术争论”，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的表现。

所谓进行“学术探讨”的“学派”，原来是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卵翼下干了许多罪恶勾当的反革命派。

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决不是什么“无关要紧的名词概念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一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来都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肯定思维与存在互相对立，但又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联系、互相转化。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指出：“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互相在统一性中存在着。”（《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也说过：“不仅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等等也是辩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不但承认存在的第一性、思维的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而且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首要地位，强调革命理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大搞革命群众运动的理论基础。

叛徒杨献珍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要关头都跳出来，用反动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对抗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发表了伟大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彻底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热情地支持和歌颂了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很快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就在这个时候，杨献珍提出他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攻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伟大号召；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全国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抗。杨献珍适应帝、修、反和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需要，挖空心思，把他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系统化，炮制了一篇题为《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反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适用于宇宙间一切事物，当然也适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杨献珍却捏造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两者“字面虽同，涵义不同”。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把革命的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仅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而且承认思维反作用于存在，所以，它必然坚持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杨献珍却把反映论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对立起来，说什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物主义是拿反映论来解决的，唯心主义是拿同一性来解决的”。他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从根本上否认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否认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篡改为机械的反映论。

辩证唯物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承认思维与存在在实践基础上的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杨献珍却别有用心地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歪曲成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等同论，胡说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主张“存在即思维，思维即存在”，放肆地攻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唯心主义的命题”。

为了替自己的反动谬论辩护，杨献珍卑劣地利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一九五七年中译本标点符号的错误，歪曲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一九五七年中译本把恩格斯的后一句话分成两句，在“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后面，错标为句号。杨献珍一伙强词夺理，硬说：恩格斯所说的“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肯定解决了”的，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真是无耻之极！其实，即使错标为句号，从前后文来看，恩格斯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明白指出：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彻底地批判了马赫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等同论，即他们所宣扬的“物是感觉的复合”、“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等同的”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杨献珍却故意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马赫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等同论混为一谈，硬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头到尾都批判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仅如此，他还利用“тождество”这个俄文字具有“同一”和“等同”两种含义，采取卑鄙的手法，让编译局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去版本中按照列宁上下文原意，正确地译为“等同的”和“等同性”的字句，在一九五七年版本中，统统改译为“同一的”和“同一性”，来附会自己的谬论。这个叛徒为了攻击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歪曲事实、不顾逻辑、篡改译文、不择手段，简直达到了发疯的程度。 一九五八年十月，杨献珍妄图把他的反动文章《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发表出来，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觉后，立即揭露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的反动实质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也就是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的二元论；严正指出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谬论，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可是，杨献珍贼心不死，进行疯狂反扑。一九五九年，在苏修的支持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彭德怀一伙抛出一个彻头彻尾反革命的黑纲领，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一年的上半年，杨献珍四出活动，在原高级党校、北京、天津、上海、河南等地，以“讲学”、“座谈”为名，到处放毒，为彭德怀的篡党阴谋鸣锣开道。这个苏修的走狗，学着他洋主子赫鲁晓夫的腔调，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恶毒的是，他污蔑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标新立异”，“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创造规律”等等。真是反动透顶！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也给了杨献珍当头一棒。杨献珍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他纠集了一伙人，披着“学术探讨”的外衣干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由他的娄罗出面，把《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这篇反动文章，改头换面，公开发表，挑起了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公开斗争，对抗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彭德怀一伙反党分子翻案。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杨献珍的猖狂进攻只能暴露这个叛徒的丑恶面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罪行，领导了对他的批判，报刊上也发表了批判“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的文章，对他们一伙进行了反击。

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于一九六○年九——十月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提出了加强我军革命化建设的“四个第一”，发出了“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伟大号召，彻底批判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副主席提出的“四个第一”，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创造性运用，强调了革命理论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伟大作用，这是对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的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二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国际上帝、修、反利用我国暂时的经济困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同帝、修、反相配合，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叛徒杨献珍再一次挑起了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公开斗争。

为挑起这次公开的斗争，杨献珍进行了长时间的筹谋策划。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杨献珍溜到天津、山西、陕西和新疆等地，干了一系列反革命勾当。他到处搜集反党炮弹，大放厥词，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单干风、翻案风。他极其阴险地把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破坏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归罪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胡说：“使实际工作遭受严重危害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九月间，杨献珍回到北京，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就让他在原高级党校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为名，接二连三地讲课、作报告。

一个无耻的叛徒居然奢谈什么“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实在叫人恶心。但是，为了把这个叛徒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姑且看一看他究竟是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的。

这个叛徒根本否认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他看来，凡是主观不能一下子符合客观，就是“唯心主义”。从这种谬论出发，他拣起几片鸡毛蒜皮，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我们实际工作中一些难于避免的、暂时的、个别的缺点，无限地夸大起来，一律给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并且狂妄地攻击大跃进的所谓“错误”，都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造成的”，都是“主观能动性搞糟了”等等。他装腔作势，好象是在坚持“唯物论”，实际上是挥舞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大棒来反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只能经过反复实践，由没有经验到有经验，由不认识到认识，由认识得不完全到认识得比较完全。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在认识与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观不完全符合客观，是难于避免的。怎么能把这种情况说成什么“唯心主义”呢？尤其是在一个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史无前例的几亿人民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认识，揭露和解决前进当中的矛盾。我们总结经验，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事情很清楚，杨献珍那种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无非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人心搅乱，以便刘少奇一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杨献珍挑起公开斗争，完全是一个有计划的翻案、复辟阴谋。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的一次黑会上，杨献珍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同时叫嚷过去对他本人的批判“不公正”。他指示他的娄罗要“用文章来说话”。他的娄罗心领神会，磨拳擦掌，叫喊杨献珍“要平反，我们要加紧写文章配合，为他出一把力”。他们这一小撮还制定了所谓“作战计划”：有的“写长文章，打大仗”；有的“写比较短的、时间性较强的文章，打前哨战”；有的“结合实际问题写，打配合仗”。后来，他的娄罗无意中泄露了这个反革命计划。杨献珍知道后，赶紧进行训诫，叫他们“不要乱说”，免得“人家怀疑是宗派”。真是作贼心虚。你们藏在阴沟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们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搞了一系列罪恶活动，岂止是“宗派”而已？！铁证如山，你们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派！

杨献珍等还挑选了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时机来挑起公开斗争。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杨献珍对他的娄罗说：“现在要写出文章来，但不一定马上发表，可以等等看。”他要等什么？刘少奇在原高级党校的另一个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侯维煜，此人虽然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诡计多端。他同杨献珍一伙策划翻案阴谋时透露：“明年要开一个很大的会，刘少奇要作重要报告，对我们很有利，现在就要作准备。”果然，一九六二年一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抛出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接着，他们又重新抛出那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唯心论的黑《修养》，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时，杨献珍一伙抑制不住他们的狂喜心情，立即鼓噪而起，吹捧刘少奇的黑报告“把问题说透了！”杨献珍有恃无恐地叫嚷：刘少奇讲了，“有很多唯心主义口号要清理，诸如什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他还叫嚷：“彭真说我的意见没有错”，催促他的娄罗“赶快写文章”，批判所谓的“唯心主义错误”。在这些反革命家伙看来，他们的黑主子一阵狂嚎，就会天崩地陷，他们的复辟美梦就可以实现了。于是，一九六二年四——六月，杨献珍一伙射出了一支支毒箭，挑起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第二次公开斗争。

为着配合报刊上的公开进攻，杨献珍等还在原高级党校大刮翻案黑风。他们召开一系列黑会，煽阴风、点鬼火，要让那些受过批判的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再跳出来，进行反攻倒算。他们以“教学整改”为名，积极筹备召开全校的所谓“科学讨论会”，为反动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翻案。一九六二年六、七月，杨献珍还亲自主持了原高级党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这时候，杨献珍活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丢掉一切伪装，赤膊上阵，尽情发泄他对党对人民的刻骨仇恨，进一步暴露了这个叛徒的狰狞面目。杨献珍的死党、反革命小丑孙定国则上窜下跳，到处吹嘘他们的文章“有根有据”，拍着胸脯叫嚷：“驳得倒吗？”杨献珍一伙这时真是如癫如狂，丑态百出。

我们的敌人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是一小撮利令智昏的蠢人，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正当他们猖狂反扑的时候，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尖锐地指出：杨献珍一伙长期以来，故意歪曲恩格斯的话，来附会自己的反动谬论，必须进行批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怀和指导下，艾思奇等同志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揭露和批判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

一九六二年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反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会上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杨献珍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刘少奇、杨献珍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

三

杨献珍是人民的死敌，无产阶级的死敌，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党对他的警告和批判，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杨献珍一伙不但没有停止反革命活动，相反，却采取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垂死的挣扎。杨献珍要他的娄罗们“十中全会后，应该更谨慎”，“不要直接联系”。他们烧毁了来往的黑信，鬼鬼祟祟到公园去秘密接头、开黑会。一九六三年初，杨献珍一再对他的娄罗发誓，“进了棺材也不放弃”他的反革命谬论，叫嚷“论战没有完结”，指示他们“搜集材料，准备战斗”。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活动，阴谋挑起第三次公开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五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国际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国内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的论文和其他光辉文件，彻底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制定了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新最高的概括，也是哲学战线上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斗争的科学总结。

毛主席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理论，狠狠地打中了刘少奇、杨献珍的痛处。于是，他们进行疯狂的反抗。刘少奇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破坏社教运动。与此同时，他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公开攻击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他既反对物质变精神，又反对精神变物质，叫嚷：“如果认为一切人造的东西都是先有观念，就是唯心论。”杨献珍则在刘少奇的死党林枫的积极支持和包庇下，照刘少奇定的调子公然叫嚷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不能乱变”、“不能乱套”，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什么“唯心主义”。

杨献珍恶毒咒骂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好象他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真是恬不知耻！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物质与精神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挖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截然割裂开来，变成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从而否认了精神派生于物质，认识来源于实践。按照这种谬论，精神、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这是地地道道的康德二元论，也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杨献珍象和尚念经一样，翻来复去地说什么“存在第一、思维第二”，装出一副坚持“唯物论”的姿态。这完全是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承认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但在杨献珍看来，“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就是一切，好象只要“承认客观存在”就万事大吉，“就是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了。”怎么个“承认”法？他教训人们：有钉子在那里，你就得“承认”它存在，不要“去碰它”。什么“自觉的唯物主义”？这是“自觉的”投降主义，彻头彻尾的叛徒哲学！按照这种说教，人们在客观世界面前就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刘少奇、杨献珍之流几十年来，不正是按照这种所谓“唯物主义”，一次又一次地跪倒在帝、修、反的面前吗？

杨献珍口上说要“承认客观存在”，实际上，这伙叛徒对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等等客观存在，却出于反革命的本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是不承认。拆穿了，杨献珍所谓“承认客观存在”等等，不过是一种骗术，他“承认”什么，不“承认”什么，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需要出发，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利害为转移的。口头上的“唯物主义”，实际上的唯心主义。这就是杨献珍贩卖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的实质。

杨献珍曾经诬蔑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宣传伯恩斯坦的理论”，“挥舞着伯恩斯坦的武器来反对马列主义”。这完全是贼喊捉贼的骗人伎俩。列宁在揭露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时曾经指出：“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故意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歪曲成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等同论，胡说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虽然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但两者都简单地假定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都是“唯灵论”。伯恩斯坦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根本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杨献珍偷运的不就是伯恩斯坦的这种货色吗？不同的只是，伯恩斯坦坦率地公开声称自己“在原则上坚决拥护康德的观点”，而杨献珍则隐瞒了这一点，不敢明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宣传伯恩斯坦理论”，“挥舞伯恩斯坦武器来反对马列主义”的是谁呢？不正是杨献珍这个叛徒自己吗！

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发表后，杨献珍一伙挑起第三次公开斗争的阴谋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一九六四年三月，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支持下，他们利用《人民日报》开展“桌子的哲学”讨论的机会，又抛出几篇反动文章，拐弯抹角地来宣扬反动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反对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理论。与此同时，他们还抛出了反革命的“合二而一论”来对抗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开展社教运动和反修斗争，进行绝望的挣扎。

杨献珍的反革命“合二而一论”一出笼，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反革命本质，并且领导开展了对叛徒杨献珍的公开批判。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把杨献珍连同他的黑主子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管刘少奇、杨献珍一伙怎样耍尽阴谋诡计，负隅顽抗，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形而上学唯心论，终于彻底破产了。

回顾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斗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献珍一伙在这个问题上的活动，是刘少奇反革命复辟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入开展对刘少奇、杨献珍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能力，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更加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