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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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做什么?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题目,今天希望在一点钟以内讲出来。在讲本题之前,我愿提一下刚才主席(阎子亨君)介绍词里的话,他说我过去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公能学会的精神很相近。我愿给他的话一个证明。

  从前我们办过一个小报,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们不谈主义,只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当时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于在北京,连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有人问我好政府的条件,我说: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负某部门责任的官吏,一定要熟习并且专长于这部门的业务。

  当时我没有看到南开的校训:“公”、“能”这两个字,但我所提出的是与“公”、“能”相一致的。这是我给主席的话加一个注解,也是加一个证明。

  我要说的是:我们能做什么?不管是南开校友会也好,北大同学会也好,公能学会,或是市民治促进会等团体都好,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能做什么?

  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位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举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个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他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们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任,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X”,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X”,“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

  我们能做什么?这要靠我们的知识水准,教育程度,和技能修养。究竟一个没有军队支持,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能做些什么?以我想,至少有三大类的事情可做。我愿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类:可以说是消极的,以我个人为例,我民国六年回国,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虽然真的过了廿一年才干政治[1],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谈政治,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政治性的杂志。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想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

  我只是学弥尔(J. S. Mill)。这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还可以说是大思想家。中国有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就是他划时代的巨著。这是一个天才;三岁能用希腊文作诗,五岁能通拉丁文。由于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时期缩短了二十五年。弥尔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岁,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实际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他的著作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而如今有人称他为自由党“精神上的父亲”,工党“精神上的祖父”。弥尔这种批评政治,讨论政治的精神,我们可以学习,也是我们所能做的!这是指个人方面。

  此外,团体方面英国有个费边学会(Fabian society)。费边是缓慢的意思。费边学会可以译做绥进学会。他们研究社会主义,反对激进的政治主张,时常讨论、研究,出了许多小册子。结果费边学会成为英国工党真正的前身,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工党政治理论的基础。

  今天我们的许多团体,像公能学会、市民治促进会,就可以学一学费边学会,就能做研究政治讨论政治的工作。

  第二类我们能做的可以学美国的“扒粪主义”。“扒粪主义”起于二十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BOSS”,我们可以译为“老板”。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大政客,只是凭着权术、手段,经过多少年的活动,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所谓“扒粪运动”,就是有计划,有知识的,对恶势力长期作战。根据调查的事实,来攻击恶势力,结果得到很大的效果。

  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贪污的证据在那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可以查账,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这种事,个人能做,团体也能做。

  第三大类能够做的,我也举一个例来说明:1944年美国有个C.I.O.P.A.C.的组织就是美国有名的两大劳工组织之一的“工业组织联合”(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缩写。1944年正是美国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对德战争还十分紧张,对日战争也没有结束。罗斯福总统第三任已经期满,大选快了,按惯例,总统连任三次已经空前,连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连任,这有什么办法?再两年以前(1942年)国会改选的时候,美国有资格投票的选民有八千万,但是实际投票的只有三千多万人,人民对选举不发生兴趣。国家大局交给谁来主持呢?这时C.I.O.P.A.C.做了两年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参加选举,踊跃投票,一是做候选人调查。他们认为好的人,把他过去的言论,行为,事业成就,调查清楚,然后公布出来,让选民有明白的认识。对他们认为坏的候选人,也把他过去的行为过失,荒谬言论,搜集起来公布给大众。这两种工作似乎很简单,但这工作教育了美国人民。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专家都来参加这个工作。其结果,不仅是使C.I.O.P.A.C.本身的组织加强,同时使1944年选举投票的人数增加到五千多万人。许多老的议员都落选,议会里添了许多新人物。这是这个P.A.C.努力的结果。这种工作,我们目前就亟须做,这种是我们能做什么的第三类的答案。

  以上所谈的三大类来讲,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二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这三条路都是有成绩的,都可以训练我们,促进我们达到两种目的: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

(本文为1947年9月21日胡适在天津公能学会的演讲,原载1947年9月22日天津《大公报》)

  

  1. 记者按:指胡氏民廿七年出任驻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