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集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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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塗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為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佔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劉韐傳》鑒湖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為田，衍至六倍。《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於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稱尺。〉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一哄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畝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為一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為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趙氏曰】《晉書》摯虞論樂，謂今尺長於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是晉時尺度已長於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義考》謂，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稗史謂，宋司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仍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為冀州刺史，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為上地，遠之為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汙下鹼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征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為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原注】解縉《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製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准步，以步准畝，以畝准賦，仿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閻氏曰】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征銀五萬餘兩。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征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征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征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征銀二萬餘兩。非寶應僅興化十分之一，賦重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畝，而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而賦重。賦役全書內皆未經註明也。錢糧款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併冒偽，未嘗考按。〈【原注】《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沈氏曰】宋《食貨志》，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原注】《宦者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並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並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原注】屬真定。〉威縣〈【原注】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原注】屬真定。〉地。清河、〈【原注】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原注】屬東昌。〉地。鄆城、〈【原注】屬兗州。〉范縣〈【原注】屬東昌。〉之間，有鄒縣〈【原注】屬兗州。〉地。清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藪奸誨逋，恒必由之。而甚則有如沈丘〈【原注】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原注】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斗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為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後魏田制

〈【汝成案】周禮閭師，任工以飭材事。今作餘材。考《魏書》同，恐誤脫。又貢其材，周禮作貢其物。〉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愛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勛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原注】是時方孝儒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佔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稟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勛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楊侍郎曰】勸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第或山深箐密，或係砂鹵，開闢既艱，旱澇賦缺，故民鮮盡力。竊思若令各州縣，除原報可墾地畝外，凡有磽瘠難墾之地，俱准照斥鹵輕則起科，則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民人承墾，即給執照為業，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則不在此例。【胡御史曰】陝省督臣，每年酌動官銀，借民開墾，令於秋收照時償還糧。先後動項發借銀六萬餘兩，共收過糧約十餘萬石。此已試之成效，以為此法。凡西北近邊之地，如直隸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寧武，甘肅之寧夏、西寧等府，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錦州二府，壤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為膏腴。若令概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邊民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領銀交糧之時，不得勒掯需索，則民情踴躍矣。【曹給事曰】開墾原以利民，然所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意旨，並未勘奪，預報畝數，以邀急功之名。逮知不足，即責之見在熟田，以符所報之數。一曰以荒作熟。河蠕坍漲不常，山麓難資灌溉，州縣不復履勘，悉入報墾之數。赤資乏食之民，止貪目下官給牛種，官與草舍，以糊旦夕，而不顧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十年之後，民不得不報熟，官不得不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歲，卒歲無資，而逃亡失業矣。故凡經報過開墾地畝，無論已未昇科，俱令州縣官按冊踏勘。內有向係還糧熟田，混報開墾者，即行舉首除額，免其處分。至新墾田，應行昇科之日，亦必親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昇科。如其磽確瘠薄，不能成熟即與開除免賦。〉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據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等，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佈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准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原注】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強。〉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原注】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傳》。〉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減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並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繫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賫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征。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捨，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繫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勩，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跡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並同府縣官，用心核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冊，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與民田通均，而猶三斗七升。是此旨當日未盡奉行也。【王上舍曰】糧曷以浮名也？蘇州府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見額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不過二十餘萬也。即有元增賦，蘇州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亦七十餘萬而止。是今之賦額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廣省額征二百三萬，而蘇州一府之數浮之。福建省額征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數浮之。豈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雨金歟？建文詔免，而復於永樂。文襄請減，而增於萬曆。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為國家之根本，難議蠲恤耳。於是有為變通之說者，或曰明時雖曰重額，而漕運贈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重糧田納銀一兩，准米四石。輸布一匹，准米一石。正額如此，加耗可知。今則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有五米、十銀，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畝之租不能辦一畝之稅，此加耗之害非淺也。浮糧難豁，耗贈不可減乎？或曰，故明折色，於次年二月分十限開徵，今則於本年正二月間通行截票，其時宿土未翻，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編戶，苟非操券於債家，入衣於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征之患至深也。浮糧難豁，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試以蘇松田計，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請減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於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痼疾有起色矣。全豁難議，遞減獨不可行平？夫是三說者，皆變通之得其道者也。但減耗緩征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遞減可蘇民困，非所以裕天儲。為今計，莫若以蘇松浮糧攤之天下輕額田。每畝以一合為率，而二郡所浮便可減其大半。是天下無加徵之苦，而二郡有減賦之實。國用無毫厘之虧，而民生有再蘇之樂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蠲免蘇州府額徵地丁銀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從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奏請也。時蘇州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征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征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銀，蘇州府一百二十九萬五於餘兩，松江府六十七萬四千餘兩。蘇州府地丁銀項，每至次年奏銷之期，民欠必至三十餘萬，松江府必至十五六萬。計蘇州田地、山蕩、灘漊等，共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共四萬零八百餘頃。是月，戶部議覆光祿寺卿杭奕祿奏請。敕下江南督撫，於蘇松二府州縣，凡有田之人，於思免額徵錢糧數內，十分中減免佃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征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銀一錢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額征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納租人名下減免米三升，以此為準。聖恩蠲免二府額征四十五萬兩，業戶得沾三十一萬五千兩之恩，佃戶亦分沾十三萬五千石之恩矣。云云。　奉旨依議速行。〉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侘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侘胄與其他權幸沒人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慮、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人。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原注】《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原注】清。〉張〈【原注】瑄。〉田，以供中宮。〈【原注】《元史》，天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原注】國珍。〉管〈【原注】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原注】在上海十九保。　《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為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錢氏曰】撥賜莊似非賜脫脫者。〉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汪關關滿經歷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發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琱阿不剌、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遍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為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人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為十四畝矣。〈【原注】《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准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俱准此例。〉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征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為一冊而征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並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佈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統中，戶都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為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鬱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以蘇貧困。俱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佔據，莫能究竟，其弊仍舊。至是部復以為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強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征。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為惋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待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柰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原注】《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猶其遺禍也。〈【原注】《宋史》謂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漢書》，譙元子瑛，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敕所在還元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眾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汝成案】閻氏《潛邱札記》引作，捐不可得之虛計，而非損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變古也。使唐宋兩太宗當此，朝聞而夕行之矣。若璩謂，何必兩太宗，明宣宗蓋嘗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糧，七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壓於祖制之不違，下復有行在戶部之戛戛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誦其詩，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涕零也。閻氏所引，當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實錄》及詩今已引見前條。〉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為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紹興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為宋齊丘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為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勛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

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為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宮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原注】《元史•閻復傳》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為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佔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併之徒，〈【原注】《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稱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末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原注】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原注】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青黃未接之時，貸錢於貧民而取其息。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為青苗錢耳。〉遂為後代豫借之始。〈【張大令曰】按此，則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趙贍對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謂安石祖唐弊政。考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常平錢正與此同，故趙瞻等舉唐為言。其亦曰青苗者，依當時為稱也。〉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征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征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征。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征，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盧熊《蘇州府志》云，趙順孫，字和仲。處州縉雲人。咸淳四年，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兼發運使。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征民租。順孫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用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楊氏曰】此仁政也。當事舉而行之，豈不官民兩便乎？【汝成案】虞謙之議是矣。而當時以為非舊制，遂廢不行者，誤也。元時崇奉二氏，朝廷、官闈、公主、卿相，凡賜田產動數百頃，又不輸賦稅，用日饒富。白雲宗總攝復廣侵佔，遂至連阡累陌，跨越州郡。後雖屢敕令視民戶出租，尋廢不行。明初猶存其風，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葉以後，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准科則，非復曩之豪富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弘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陳文恭曰】陝西為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綢帛資於江浙，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褲，真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原注】《後漢書》采入本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為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室盧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松，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為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睹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遍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於今，當責之守令，於務蠶之鄉擇人為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略著於篇，可以取法焉。〉

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斫雕為樸，意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敕無用也，必實有清心寡欲之學者，乃能收還淳返樸之效。〉

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廄馬也。

漢晁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原注】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　本傳。〉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眾庶街巷有馬，仟伯〈【原注】阡陌字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原注】《漢書•食貨志》。〉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原注】《貨殖傳》。〉班壹避墬，〈【原注】古地字。〉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原注】敘傳。〉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原注】復卒三人之令。　《西域傳》。〉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萌，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原注】《唐書•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原注】《魏書•本紀》。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楊氏曰】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紀》。〉《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群，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百官志》，凡三十里有驛。〉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原注】今陝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原注】在今代為三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原注】桑維翰對晉高祖言，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原注】天寶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官，〈【原注】在今臨潼縣。〉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夏店驛，五十里至公樂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並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伏城驛，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驛，猶仍舊貫。使並為三驛，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為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為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原注】《史記•晉世家》注引賈逵曰，司馬法從遁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即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艱厄，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原注】俗作舖。〉設卒以遞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銀牌，宋熙寧有金宇牌，急腳遞。岳飛奉詔班師，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准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迴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汝成案】漕運始於秦漢，而轉輸之法則始於魏隋，而盛於唐宋，然率有利病。今觀俊卿所述，在當時弊已如此，則云轉般可濟直達，恐不然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稉〈【原注】俗作粳。〉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明之鹽法莫善於開中。開中者，召商輸糧於邊而與之鹽也。後其法亦行於內地。〉

唐劉晏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似為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鹽自淮南運致，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鹽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虔州即今贛州府。宋時屢議不定，今卒食廣東鹽。〉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恒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鬥格，或至殺傷，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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