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軍概况和“鉄軍”、“同志会”的內幕

晋軍概况和“鉄軍”、“同志会”的內幕
作者：楚溪春
1960年1月

本作品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

一、晋軍槪况

我于一九一八年夏在保定軍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后，就分配到山西步兵十团充当見习官。这是我参加晋軍的开始。当时晋軍有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步兵团、三个独立营，南北两个鎭守使（南鎭守使署在平阳，北鎭守使署在大同），各轄一个混成团。全軍番号和长官姓名如下：

（1）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第二混成旅旅长馬开松；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蔚；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赵是个文人，实际上是閻錫山直接指揮）。

（2）两个步兵团：由閻錫山直接指揮，步九团（学兵团）团长由商震兼任，后由荣鴻臚充任；步十团团长蔡荣寿。

（3）三个独立营是：工兵营、卫生营、輜重兵营。

（4）南鎭守使（少将級）是张培梅，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总监，因战事失利，他非常恨王靖国在隰县石口子不抗战，曾想杀王，未得逞。后从太原退到大宁时，感到前途茫茫，服鴉片自杀。死后，閻錫山还亲自路过大宁去吊唁。北鎭守使是张树帜，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副监。

我听說在前清末年，清軍駐山西部队当时只有一个协（即旅），管两个标（即团）。閻錫山在辛亥革命时以第二标标統的資格被推举为“山西大都督”（当时第一标統是陝西人黃国樑，平时与革命党、省参議会中人很少联系，而閻錫山是老同盟会員）。閻錫山当了山西督軍后，很怕袁世凱撤換他，故对袁必恭必順，小心謹愼。当时他还不敢暴露他的政治野心，只是保境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凱死后，閻錫山才开始有对外扩张的企图。

北伐战爭时，閻錫山挂了青天白日旗以后，任国民革命軍第三集团軍总司令。当时我在晋軍北路軍总指揮部前敌总指揮部当少将参謀长。北路軍总指揮是商震，前敌总指揮系第七軍軍长张蔭梧兼任。南路軍总指揮是徐永昌、楊爱源。当时晋軍已經扩充了，記得当时晋軍的师长有孙楚、傅作义、楊效欧、傅存怀、王靖国、李生达、赵承綬、李培基、李服膺、孟兴富、关福安等人。此外还有騎兵司令赵承綬、炮兵司令周玳、工兵司令楊澄源、机关枪团团长关穎凱等。

当时晋軍的編制是：一个师轄三个步兵团，其中两个团設一旅长任前方指揮，师长直接指揮一个旅长、一个团长。

閻馮倒蔣战役时，晋軍为了壮大声势，把“师”的番号改为“軍”，兵力稍有增加。我当时任北平中将宪兵司令兼一二五旅旅长，一二五旅改为二十七师时，由原轄两个步兵团扩充为三个步兵团，“旅”的番号取消，实际上我这个“二十七师师长”直轄三个团。

閻馮倒蔣战役失敗后，閻錫山潜逃大連，山西省軍政大权归徐永昌、楊爱源等人掌握。当时晋軍由奉軍代管，薪餉由奉軍关发。晋軍在张学良領导下原封未动。

閻錫山逃大連后，感到前途无望，曾打算出国旅行。后来他又派周熹文、鍾建奇二人到江西調查蔣介石能否消灭共产党。据周熹文回来报告說：蔣介石不能消灭共产党。閻这才取消欧美之行，感覚到蔣介石旣消灭不了共产党，也就无余力打晋軍，所以他又坐日本飞机回大同后，就直奔其家乡五台县河边村，幷未回太原。当时他曾向蔣介石表示以后不再过問軍事、政治，蔣介石因鞭长莫及，对閻也无可奈何，也就算了。几个月后，閻錫山忽然回到太原，徐永昌、楊爱源等当然就把軍政大权原封不动地交还閻錫山。閻錫山当时成立了一个“晋綏軍軍事整理委員会”来整理軍队。

当时晋綏軍最危险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官兵吸白面、大烟，又嫖又賭，以致軍队腐敗，战斗力很差；第二件是軍队一度归张学良領导后，大部分带兵官都吃空名子，甚至于一团、一营、一連的空名子都有。当时奉軍点驗官因受晋軍长官之賄，也装着不知道，所以晋軍軍官趁这时候发了些財，以致多数軍官貪汚腐化。閻錫山回太原后，才下决心先从整理晋綏軍着手。閻整理軍队后，晋綏軍吃空名子的风气才被压下去。晉綏軍軍事整理委員会又实行戒烟办法，将軍官分別調驗后，染毒的才陆續减少。整理委員会只是整理內部，幷未縮减軍队編制。

閻錫山当时还不敢公开抓山西的軍政大权，在軍事政治方面他假意認輸了，所以他一方面整理晋綏軍，一方面实行他的所謂“造产救国十年計划”。首先，他建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秘密整理兵工厂，以玑固其經济和武器装备的基础；另外又修筑同蒲路，实行兵工筑路計划，幷采用窄軌制，以防外面势力侵入山西。他当时曾編有所謂《将来希望歌》，記得歌中有这样的詞：“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閻錫山在其羽毛未丰滿前，采取的是“自顧防守”的策略。

自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到“陆大”学习深造，这一阶段据我所知，晉軍无大变化。

抗日战爭开始后，閻錫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下轄两个集团軍：第六集团軍总司令是楊爱源；第七集团軍总司令是傅作义（当时第十八集团軍总司令是朱德总司令，名义上属二战区指揮）。

此外，又成立所謂“新軍”四个旅：第一旅旅长魯英麐，政治部主任薄一波；第二旅旅长艾子謙，政治部主任张文昂；第三旅旅长李廷秀，政治部主任戎子和；第四旅旅长梁浩，政治部主任雷任民。另有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負責人是郭挺一，实力編制等于一个旅。

閻錫山当时所以要成立新軍，是因为他感到原旧軍不能抗战，想利用一批有为的青年来領导軍队，同时幷組織“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用意都是防止人們背离他。新軍編制与旧軍同，一个旅轄三个团。新旧軍的区別是：新軍有政治領导，不仅是旅有政治部主任，团、营、連都有政治主任或指导員。在武器装备方面，比起旧軍来，新軍是用的山西兵工厂新造出的武器。

新軍在“牺盟会”的領导下，不同意閻錫山对日本的投降办法，最后脫离了晉軍，起义参加了革命。閻錫山还曾派王靖国、陈长捷率領所部追打新軍第二旅，一直追到晉西北。新軍第二旅与新軍第四旅汇合了，閻錫山沒达到消灭的目的。其他新軍两个旅就近在晉东南与第十八集团軍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抗日战爭中，忻口战役失敗后，閻錫山决定退出太原，而却令第七集团軍傅作义部固守太原。傅作义部經几天血战后，經汾河退往晉西北回綏远。从此，傅作义部队漸漸脫离了閻錫山而直接归国民党政府指揮了，但原第七集团軍的番号仍留在二战区未动。到了这个时候（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实际兵力就剩下了一个第六集团軍的兵力了。

后来閻錫山为了維持面子，又請求国民党政府軍委会增加了两个集团軍的番号，即除原第六、第七集团軍之外，新增加了第八、第十三集团軍，合起来就有四个集团軍的番号了。这四个集团軍是：第六集团軍总司令楊爱源（后改为陈长捷，楊升副长官）；第七集团軍总司令赵承綬；第八集团軍总司令孙楚；第十三集团軍总司令王靖国。

四个集团軍一共轄八个軍，每一集团軍轄两个軍，每軍轄二、三个师，每一师轄三个团。

同时，二战区又設立了南、北区軍总司令部。北区軍总司令部設在孝义，司令是楚溪春；南区軍总司令部設在吉县，司令是彭毓斌。抗战胜利后，南区軍到晋东南与八路軍作战，全軍复沒，彭被击毙，一些高級軍官被俘，南区軍总司令部撤銷。

閻錫山的四个集团軍是兵团性質的部队，集团軍总司令全駐在二战区长官部，其兵团部队以軍为单位，机动地換防、調动，分別属南、北区軍总司令部指揮。南区軍总司令部撤銷后，晋南各地由晉軍以“軍”为单位駐防指揮作战。

抗日战爭胜利后，閻錫山除有原四个集团軍兵力外，又收編了投降的日本兵近万人，分三个縱队，統归赵承綬接头办理，詳情不知。

一九四七年部队整編，将“軍”編为“师”，“师”縮为“团”，以致軍官失业的很多。閻錫山为了收容这批軍官，又成立了軍官敎导团，当时軍官的情緒很憤怨。

以后，我和閻錫山意見不和，脫离了晉軍。

晉軍的軍官干部，除一部分高級将領是陆大、日本士官及保定陆軍軍官学校毕业生（主要是保定軍官学校毕业生）外，大部分是閻錫山自已設立的“学兵团”、"北方軍校”、“敎导团”、“青年軍官敎导团”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絕大部分都是山西人。

二、“鉄軍”的內幕

閻錫山为了加强对晉軍官兵的控制，保持他个人的独裁統治，曾在抗日战爭中期組織了一个“鉄軍”組織。

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給晉軍薪餉，多被閻錫山挪用开銷，以致晉軍的服装、伙食非常困苦。当时官兵苦到吃山葯蛋粉的程度（吃这种东西不經餓），軍衣破破烂烂，尤其冬季制服都是旧棉花，不能禦寒，因之軍心低沉，战斗力差。因此，閻錫山就玩了一手阴謀，組織了这个“鉄軍”組織，来加强控制。

我当时在孝义兌九峪指揮北区軍对日抗战。有一天，一个名叫高冰的，奉閻錫山差派到兌九峪来，晚間向軍事高級官員講話时，提到我，称呼我为“楚鉄委”。我很奇怪，会后問他，他才告訴我，原来閻錫山組織了一个鉄軍組織，幷內定我是“鉄軍委員”。我对这个組織的經过和內幕，当时一点也不清楚。

几个月后，我回到二战区长官部（在山西吉县），閻錫山就命我宣誓入鉄軍組織，幷由王靖国事先拟好誓詞，交我背誦。

第二天早上三点鐘鷄叫的时候，我被王靖国（集团軍总司令）、楊爱源（副长官）請到一个布置得很庄严的小窰洞里去。一进門，看到正面挂着閻錫山的象片，桌上摆着荇閻錫山亲笔写在一幅紅緞子上的鉄軍誓詞，桌上两旁点着一对大紅蠟烛，气氛很令人恐怖。我再一看，閻錫山就坐在桌子左前方，态度很严峻；楊爱源和王靖国站立閻錫山的两旁。

他們事前已告知我，一进門就要先給会长行鞠躬礼，然后正面跪在桌子前面。我就照这样做了。当时宣誓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双腿跪在地上，举起右手背誦了一遍我事先已背熟了的誓詞（現在已記不清了）。随后，閻錫山亲口将桌子上那张他亲笔写在紅緞子上的几句守約念給我听，我現在还記得是这样几句：“鉄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子女財产，共生死利害”，另外尙有紀律八条，詳細的我已記不清楚了。宣誓完毕后，王靖国亲手交給了我一根鋼針，叫我将左手中指刺破，将中指血印印在自己的誓詞上，然后起立又向閻錫山行九十度的三鞠躬礼。閻錫山这时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說：“晴波，你很好，努力吧！”于是我就同楊、王二人退出窰洞。

这就是我入鉄軍組織宣誓的情况。

就我后来所知道的，这个鉄軍組織的最高領导人（会长）是閻錫山，实际負責人是王靖国。“鉄委”是高級領导干部。我記得“鉄委”有楊爱源（尔后升为副会长）、王靖国、赵承綬、孙楚、楊澄源、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等。“鉄委”下又設“二十八宿”（就是二十八个地位次于“鉄委”的高級軍事干部，多是軍、师长一級的負責人，也有地位較低的），这“二十八宿”是做实际工作的，由王靖国統一管轄。“二十八宿”的軍官姓名，我記不清楚了。

我入鉄軍組織以后，奉閻錫山命令回到孝义兌九峪北区軍总部后，就开始着手发展鉄軍組織。我当时就命令当地“組、政、軍、敎、經統一工作委員会”中負責組織工作的人同負責軍事工作的人共同商量如何发展組織，在軍队发展那一类的軍官。实际工作就归这两个負責人来管。我呢，就只是在他們宣誓的时候到場，装着象我在宣誓时閻錫山对我的那付架子。入鉄軍組織，是事先編好十个一組，分別陆續入堂宣誓。他們一进来就先給我鞠躬，然后就跪在閻錫山象片前，桌上也是摆上閻錫山亲笔写的紅緞子的誓詞，点上一对大紅蠟烛。我呢，也是照样坐在桌子的左前方，两边站的是“組”、“軍”两个負責人。他們和我过去入組織时的仪式一样，跪着举右手宣誓，然后我把紅緞子上的誓詞宣讀一遍，他們也刺血印手印。礼成，我也如法泡制地同他們握握手說：“你們很好，努力吧！”

举行宣誓仪式都是在下午。当时入組織的很多，大部分的中、下級軍官都入了“鉄軍”組織。

由以上看来，閻錫山是为了挽救他的动搖的統治，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欺騙、籠絡他的部下，企图用原始的㰱血为盟的办法把人籠絡在一起为他卖命。实际上，反动的統治不管用什么手法，最后都是不能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的。

此外，閻錫山还用“服务士”来监視軍、师长，就是：他訓練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儿童做服务士，分配給軍、师长每人两名（总司令以上官員不派服务士）。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軍（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你会客談話都不能回避他們，他們幷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这两个小服务士要把这个軍（师）长的一天行动、言論統統写在报告上，直接寄給閻錫山。各軍（师）长明知这是监視他，打小报告，但絕不敢干涉，因为事先講明：如有干涉，是要受处分的。小服务士写什么，这个軍（师）长也不敢看，更不敢干涉，只能心里暗地害怕，无法阻拦。其实，这种办法只能使大家人心惶惶，增加对閻錫山的不滿，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三、“同志会”的內幕

抗日战爭前，山西已有“公道团”的組織。抗日战爭开始后，閻錫山在太原又成立有“牺盟会”的組織，当时参加的多是山西政界的文人，軍人参加的很少。以后撤退到临汾溫泉村的时候（一九三八年春），閻錫山与薄一波、梁化之等人商量組織“同志会”。当时我任二战区参謀处长，“同志会”发起人共有“高干”十三人，我是其中之一。这十三人是：朱綬光（二战区参謀长）、賈景德（二战区秘書长）、續范亭（二战区高参兼西北区动員委員会主任）、王怀明（二战区軍法处长）、王謙（省府秘書长）、邱仰濬（省府民政厅长）、杜春沂（卫队旅旅长）、梁化之（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冠洋（省府委員，給閻錫山办組織工作的人）、薄毓相（“公道团”負責人）、陈长捷（軍长，当时在长官部駐防地）、彭毓斌（师长，当时在长官部駐防地）、楚溪春（二战区参謀处长）。

这个組織是軍、政、民統一領导的組織，会长是閻錫山。从那时起，山西軍政人員对閻錫山不称“司令长官”和“总司令”，一律称“会长”，渊源在此。

我虽是发起人之一，但詳情我却不十分清楚。当时“同志会”負实际責任的是梁化之等人。后来軍政人貝如赵戴文充任“同志会”的副会长，楊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綬、薄一波、戎子和、雷任民、韓鈞等也都充当“同志会”的“高干”了。

“同志会”的目的表面上是由民族革命达到民族复兴；实际上是把山西的軍政人員籠絡在一起，为閻錫山效忠卖命。我記得还有这样的誓言：“終身不准脫离組織和背叛組織，如有背叛組織、脫离組織的一律自裁”；“如有人暗地对会长不滿或侮辱会长的一律自裁”；“犯烟、賭、賍、欺之一者，一律自裁。”（按烟就是吸大烟；賭就是拿賭具賭錢的，甚至拿賭具玩耍的也要自裁；脏是貪汚，閻錫山对这条訂的特別严，就是貪汚一块錢的也要自裁；欺是指欺騙长官和部下而言，尤其是欺騙会长的，一律自裁。）

“同志会”的組織系統是：“会长”——“副会长” ——高干”——“基干”——“同志会先鋒队”（同先）和“会員”。“高干”可以介紹多少人为“基干”，“基干”可以介紹若干人为“会員”。“高干”介紹的“基干”的人数越多，在会里的势力也就越大，如梁化之、王靖国、赵承綬等都是介紹“基干”几十人入会的“高干”，所以他們在会里的势力很大。我只介紹过一人入“同志会”为“基干”，就是今天山西人民委員会民政厅厅长楊自秀。

当时“同志会”每年选举一次“高干”，按票数多少来决定“高干”的去留。按我在会里的势力，我只有一名“基干”，本应落选，但因为我担任“北区軍总司令”的职务，所以每次选举时，閻錫山总要授意梁化之等人非要把我选出当“高干”不可，因为那时只有“高干”才能有資格当山西的軍政大員。晉軍軍队里的軍、师长大部分是“基干”，这些人后来又被提升为“高干”和“候补高干”的也不少。

我虽然是“高干”，但始終不知道入会的仪式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有两件事，足以説明閻錫山是怎样利用“同志会”来起恐怖作用，残害部下，叫人終身唯唯諾諾，不敢脫离他，不敢犯他的“戒条”。

第一件事是，晉軍师长刘墉之的自裁。这个人是河北省人，由山西学兵团毕业后又在陆大毕业，从当排长起一直跟随閻錫山，可以算是亲信。有一次他在防地上說过这样的話：“中央領到的款，完全被会长扣了，他还口口声声說怕我們貪汚”，“什么‘同志会’呀！簡直是以‘同志会’为綑仙繩，将我們綑住，終身为他卖命，不准脫离他。”这几句話由他的参謀长姜煥章和当地的“組政軍敎經統一工作委員会”主任（这个职务权力很大）孟际丰告密給閻錫山。閻錫山就馬上用电报将刘墉之調回二战区长官部問明事实。刘完全承認，幷哀求閻錫山：“今后背后决不再說侮辱会长的話。”而閻錫山却授意王靖国等几个“高干”开会（当时我在中条山作战，未参加会），决定令刘自裁。决定后就由于振河、孙福麟两个軍长給刘拿去一大玻璃杯鴉片烟浆水。刘墉之見势已至此，只好举杯几口喝下，左右手拉住于、孙两人的手痛哭說：“家中有七十多岁的老母及家室，請你們关照。”但是，他喝下大烟后許久总是烧不死，他們就用綿紙盖其面，喷以冷水，不久其气息即断。当时軍政人員知此事后大部分不滿，但沒有敢説話的。

第二件事是，有一夜张子佩、郝梦九、曹大覌、李生瀛四人在李冠洋家里拿牌九抓大头玩，講明誰輸了誰請吃餃子。这件事不知怎的被南村宪兵司令樊明渊的宪兵告发，閻錫山立即派人搜捕。张子佩馬上蒙上被子装着睡覚。郝梦九是“同志会”会員，但不是“基干”，后来又有徐永昌来电保释，所以只受到驅逐出境的处分，跑到西安去了。李生瀛不是“同志会”会員，沒有事。只有曹大覌是“同志会基干”，所以就被决定自裁了。

从这两件事来看，这完全是閻錫山牺牲一些倒楣的人来增加他自己的个人威信，至于眞正的有势力的“高干”如王靖国等人，他們公开和部下眷属姘居和种种貪汚行为，也从来无人敢告发，閻錫山也装着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同志会”的做法就更加残忍了。当时有一个团长叫赵俊义的，原来駐在山西寿阳、盂县一带。他把与解放区对峙的地区划成眞空地带，实行他的所謂“三自政策”（自清、自卫、自治），也就是山西当时所謂的“赵俊义奋斗法”，对凡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一律用乱棍打死。听說平遙一县，就打死了几百人。实行“赵俊义奋斗法”以后，据說被乱棍打死的人总共約有五千人以上。

当时实行这个办法是在晉中和晉东南一带，而我在晉北，虽未亲眼看到，但聞知后也甚感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