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之中日關係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日初版 定價一元五角
本書的前五卷都論清末四十年的中日關係。此時期的外交史料，雖仍不完全，確已不少。公私各種的出版品如故宮博物院的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王亮氏的清季外交史料，外交部的各朝條約，以及清末要人的文集，均卷頁浩繁，材料豐富的。加上編者王芸生先生殷勤的收穫，其中最要的是駐俄使館的檔案，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會議的紀錄，及從日文書籍所譯的文件，清末四十年中日關係的問題大部份我們能從此書知其底細，其餘部份亦能知其梗概。時至民國，我們外交史的學術狀況就大不同了。基本文件已經出版者很少，且極零散。作外交部長者如王寵惠，陸徵祥，孫寶琦，顧維鈞，伍廷芳，伍朝樞，胡惟德，顏惠慶諸人，或未發表文集，或未到發表文集的時代。我方如此，日本方面亦大致如此。民國的外交史事實上現在不能有定本，不問著者是誰。所可能者僅史料的探討。有了數十人繼續數十年的努力，各人有些貢獻，然後我們纔能有科學的完備的民國外交史。
此書最近出版第六卷，我們只能拿這種眼光來批評。我們不能問其完備與否，我們只能問其有無新材料的貢獻。至於論斷根本談不到；至多我們能有假設。
這卷共分爲四章。第一章（全書的第五十七章）論“中華民國之誕生”。所採材料甚少（共十六頁），大部分是得自英美的出版品。正確雖無問題，然大致平常。眞正直接史料，無論中方或日方，條約除外，不見一件。所討論的問題確甚嚴重。在辛亥及壬子年間，革命黨對日本曾抱何種希望，得着何種援助；清朝與日本又有什麼往來；日本對民黨，對滿清曾定何種計劃？或者因鼎革之速，三方均未到講具體條件的時候？我們不能從民黨要人及日人素與民黨領袖接近者的文牘中找出些微蛛絲馬跡？這一章的成立似極勉强；編者留給後人努力的機會正不少。
第二章（本書的第五十八章）的新村【材料？】頗可觀，其中最要的是民國三年孫中山先生寫給大隈伯的信。編者名此章爲「二次革命」，我以爲應該改爲“中國朝野領袖的大競賣”。孫先生與大隈伯是這樣講價的：
日本與中國地勢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爲先者，勢也。……日本既助中國……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中國恢復關稅自主權，則當與日本關稅同盟，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中國之物產日益開發，日本之工商業日益擴張。……（頁三五）
可惜我們不知大隈伯的選價。或者他以爲孫先生的支票是不能兌現的，就不費事還價了。
同時在朝的領袖袁慰亮先生也在那裏與日本講價。三年八月外交部致駐日公使陸宗輿的電報有這一段：
前小番（代理公使）面告，日政府確有取締亂黨之意，望代達主座。日前又提議，中國如願日本實行，可提出希望條件，惟須有交換利益，日本方可對付，……（頁三八）
袁先生所出的代價大致與孫先生所出的相同。外交部另一個電報說：
……我政府正籌中日免除根本誤會，以圖經濟聯絡之法。……（同上）
孫先生的愛國是不成問題的。我想袁先生的愛國也是不成問題的。除本卷末章有許多證據外，孫先生給大隈伯的信就形容過袁先生的愛國：
現在之中國，以袁世凱當國，彼不審東亞之大勢，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雖有均等之機會，日本亦不能與他人相馳逐。近如漢治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長煤油事件，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然且不免於利用。……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可以斷言。……（頁三五至三六）
孫先生可算袁先生的知己了。
我引這幾段的意思並不在批評民國初年的偉人，而在指出這章書的價值和說明中國近代內爭的大隱憂。個人儘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只顧目的，不擇手段，正如孫先生所說“勢也”。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我所以近來竭力提倡鞏固中央的地位，幾乎不顧中央是誰主政及主政的好壞。「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可以斷言”。國人要抗日而不圖鞏固中央的地位者，眞是椽木求魚。
第三章論日本侵略山東者的新材料不少，來自中國駐日使館的檔案。這一章所討論的時期是民國三年，就是歐戰開始的那一年。素靠國際勢力均衡以圖苟安的中國，遇着這掀天動地的惡戰，想避免患難，是勢不可能的。袁世凱的運氣比國民政府的還壞，因爲九一八時代的世界經濟恐慌究竟比不上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嚴重，何況袁氏彼時沒有國聯來替他號召世界的輿論。這一章最有興趣的新材料是關於袁氏避難的方法。他最初想聯日本及美國共同限制戰區，“使戰禍不致及於東方”。這個提議美國完全贊成。據我所知，英德亦完全贊成。日本雖援英日同盟而向德國宣戰，英國確不願日本自告奮勇，作不速之客。袁氏之提議終告失敗，完全由於日本要利用歐戰所給予千載一時的機會。袁氏又直接與德國交涉，要德國退還在山東的已得的權利。此事也因日本的反對而告失敗。關於中德的交涉，可惜編者未能得着更多的材料。
本卷末章論二十一條者，無疑的是此書最大的貢獻。論篇幅，這一章佔全卷的五分之四，共三百二十頁，且此中材料十分之九是以往未發表過的。以往公私文件，關於二十一條者，雖發表不少，但是沒有一種出版品的貢獻可與這卷比較。第一，這卷有袁氏在二十一條上所寫的旁批和頂註：袁氏思想的精密於此畢露。第二，這卷有外交次長曹汝霖致駐日公使陸宗輿的四封信，皆絕頂的好材料，袁政府可敬可悲的掙扎於此無意中得着寫眞。第三，這卷有二十一條最初八次會議的紀錄，陸徵祥及曹汝霖的磨難及日置益的橫蠻均如同目見。我讀了這一章以後，覺得有許多誤會以後不應繼續存在。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興諸人都是愛國者，並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足證局外的人評論外交最易不公不平，尤其在國事緊張的時候；更足證爲中國的外交當局者不但對付外人難，對付國人尤難。
編者能於材料缺少的情形之下，替我們找着這【疑缺“許”或“麼”】多有價值的新材料，這眞是有功於學術。
——選自（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九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