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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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感觉的中国人,总都能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是被环境逼迫,被时势驱使,在四个整年的惨痛经验的训练之下,快要走上一条比较有希望的大路上去了。

  这条大路是统一护国,是用统一的力量来守卫国家!

  这几天在南京召集的五全大会虽然是一个当国的政党的集会,然而他的意义却不限于一个政党。阎锡山、冯玉祥两位先生的先期到会,西南几十位领袖的络续赶到,党内的人也许只认这是党内的团结,党外的全国人民却不能不承认这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们当年的分携离散是为了个人的政见或党内的争执而分携离散。他们今日的重聚一堂是为了整个国家而团结统一。为了整个民族国家眼前的危机和未来的前途,他们忘了他们的私怨,“埋葬了他们的斧头”,同到南京来商量讨论民族国家的大计。所以在我们人民的眼里,这一次南京的大会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因为如此,这个大会给了我们不少的兴奋,不少的希望。

  我们相信,这一次全国政治军事的领袖会集于一堂,他们在解决一些党的问题和国内政治的问题之外,必定能够集中他们的心思才力来研究那整整四年不曾彻底想过的困难问题。我们相信,他们讨论的结果应该可以得到一个有办法的方案。

  这个方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但我们希望这个方案的精神是一个字,是一个“守”字。这就是说,我们希望,全国的领袖现在要决定我们的国策是用统一的力量来守护我们的疆土和我们的主权。

  在两年半之前,翁咏霓先生发表了一篇《我们还有别的路么?》(《独立评论》四十七号),他指出我们能走的路不是武力战争收回失地,也不是签字承认屈服,乃是和与战之间的一条路,就是“未失的土地应该如何保守勿失”。我们的路是“守”。

  翁先生在两年半之前,就很沉痛的指出说:

  我们在自己的领土内筑炮台,安高射炮,这是我们最低自卫的权利。……防御工程对于守势的战事是极重要的。工程建筑得愈坚固,我们的牺牲愈小,他们的牺牲愈大。但是坚固的工事临时往往来不及,是必须预先建筑的。……明知胜败利钝没有把握,但保守疆土是政府最大的天职,必须尽其力之所及,积极做去。我们应取的态度是始终不好战争不尚武力,对于一切国际的纷争只准备以公理来解决。但同时更坚决的表明对于自己的国土一寸不能放松,步步为营,处处抵抗,失了一线,还有一线,使敌人知道我们中国人还是人,不能专以武力叫我们屈服。

  这样沉痛的话,说在热河失陷以后塘沽协定之前,在这两年半之中,始终不曾引起政府与人民的充分注意,这是最可惋惜的。

  我们的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了战与和两条路。而没有充分认识那更重要的“守”的一条路。必须能守,然后能战;也必须能守,然后能和。没有自守自卫的能力,妄想打倒什么,抵抗什么,都是纸上的空谈。甚至于连屈伏求和都不配,因为我们若没有守卫的能力与决心,屈辱之后还有更大的屈辱,永永没有止境,永永不会到一个饱和点。

  我是当年曾替华北停战协定辩护的人。当时我的主要理由是:“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独立》第五十三号)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塘沽协定成立以来,两年半之中,我们完全忽略了守御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禁止别人得寸进尺的野心!

  这几年来我们虽有种种自欺欺人的口号,其实都因为全不注意一个“守”字,所以“抵抗”既绝对没有,而“交涉”也只有一再屈服,一切口号都成了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所谓错了一着,输了全盘,其关键全在输了这个“守”字。

  我们也承认,这几年之中,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是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一半也是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甚至于有两年前福建的事变,所以不容易有整个的国防计划。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回南京大会给我们的全国统一的象征是最能使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我们希望这回的统一是真正的统一,是在救亡图存的共同觉悟之下的精诚团结。

  统一做到了,政府应该用这个统一的力量来积极布置整个国家的疆土主权的守卫工作。政府应该明白宣布,我们的国策是守卫我们的疆土和主权。我们不能,也不准备,和任何国家作战:这是全世界人共见的。我们现在应该光明正大的唤起全国的人心,同心协力的实行这个守卫国家的国策。

  在这个明白宣布的国策之下,政府应该用全力积极布置。也只有这样明白宣布的统一护国的国策,可以消释近时外间一切浮言与谣传,可以安定全国的人心,可以振作全国的民气,可以领导整个民族向着救亡图存的新路上走。

  二十四,十一,十六

  (1935年11月17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