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同先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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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同先生傳
作者:錢大昕 清

選自《四部叢刊》本《潛研堂文集》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坐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余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為主、以聖賢為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發未嘗為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啟實錄皆能闇誦。尚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予參定焉。

會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為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尚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唯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翺、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跡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跡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為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茍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

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匯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為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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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同先生字季野,是鄞縣人。他的高祖萬表,是明朝的都督同知;父親萬泰,是明朝崇禎九年的舉人,清朝代明以後他把經史之學分別傳授給幾個兒子,讓他們各自專攻一門。萬斯同先生是萬泰的小兒子,生下來就異常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時曾當客人的面背誦揚雄的《法言》,全篇不差一字。十四五歲時把家裏的藏書全都拿來閱讀,都能領會其中的主要意思。余姚黃宗羲先生住在寧波,萬斯同先生與哥哥萬斯大都拜他為老師,學到蕺山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就是以「慎獨」為主,認為聖人賢人的道德學問是能趕得上的。當時寧波有個五經會,其中萬斯同先生年齡最小,但每遇到討論中有疑難的地方,他總是幾句話就能把疑難分析明白。他青少年時沒有作過八股文,專心學習經史詩賦,通曉歷代史書,對明代的制度人物尤其精通,從洪武朝到天啟朝的實錄都十分熟悉。尚書徐乾學聽到他的名聲,把他請到自己身邊。徐乾學撰寫《讀禮通考》,萬斯同先生協助參加定稿。

正逢詔令修撰《明史》,大學士徐元文任總裁,想推薦萬斯同先生進入明史館任職,他極力推辭,於是徐元文就聘請他住在自己家裏,把修訂編纂的事委托給他。徐元文離職,繼任他職務的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尚書王鴻緒,都聘請萬斯同先生,禮節待遇也更加優厚。萬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寫明代的歷史視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後開設史館、分頭修撰而造成的失誤,曾說:「以前司馬遷、班固才能既傑出,又繼承了父輩的學問,所以敘事翔實而語言富有文采。此後史家私撰的史書,才學雖然比不上司馬遷、班固,但還不至於象官修的史書那樣雜亂。修史好比一個人到別人的家裏去,開始周歷熟悉他家的廳堂、寢室、坑廁和浴室,繼而了解知道他家的積蓄、產業、禮節和習慣,時間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氣質的剛強柔弱、地位高下和智能賢愚,沒有不了解和熟悉的。這樣以後,才能裁斷他們家的事務。象官修的史書,匆忙修成於眾人之手,對參與修史的人無暇選擇他們才能是否適宜和職事是否熟習,這就象招呼一個過路人來與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樣。我所以要辭去明史館的職務而接受邀請寓居於總裁家的原因,只是怕眾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與變亂、賢人與奸賊的事跡昏暗而不明罷了。」他又說:「史書的難修這種說法是由來已久了呵!不是記事翔實而且富於文采,它的流傳是不會廣泛的。這就是李翺、曾鞏所譏笑的魏晉以後,賢人與奸賊的事跡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於沒有司馬遷、班固的文采的緣故啊。但是在今天則以記事的翔實為更難,原因在於茍且馬虎的風氣由來已久了,喜歡和討厭隨心所欲,而抨擊和稱贊也就跟著來了,一個人的事跡,由三個人來撰寫,因而他的傳記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況長達幾百年的歷史呢!言論可以歪曲附會來編造,事跡可以憑空想象來虛構,那些傳播言論和事跡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據傳聞而加以記載的人,未必有辨別判斷的識見。不去議論世事的得失、鑒別人物的優劣從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內裏,那麽我認為是事實但別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時候求學於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實錄,我把它熟讀而詳記了。長大後遊歷四方,到舊時官宦人家向老人們請求借讀前朝的書籍文稿,考察和詢問往事,廣及州縣方志和各家私撰的記載,無不在搜羅參考之列,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實錄為宗旨。因為實錄是直接記載事實和言論而沒有什麽增刪修飾的。根據他所處的時代來考查他的事跡、核對他的言論,公平地考察這些言行,那麽這個人的生平始末詳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論的發表或者另有緣故,事情的開端也許別有起因,而在它流傳的過程中可能又有變化,那就非得依據其他書的記載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實錄中難以求其詳情的,我用別的書作佐證;別的書歪曲失實的,我用從實錄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斷,雖然不敢說結論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過去人們對《宋史》已經嫌它繁瑣蕪雜,但我記述的將比它還要增加一倍,這不是我不知道簡約的可貴,而是恐怕後人力求廣博而不知應該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極端,使他們知道我所收取的還有可以刪減之處,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實的事跡與言論,從而更加不可增益。」

明代建文帝一朝沒有實錄,野史於是有建文帝遜國出亡的說法,後人大都相信。萬斯同先生直截了當地判斷說:「紫禁城沒有水關,所以沒有從水關逃出的道理,鬼門也沒有這個地方。《成祖實錄》記載:『建文帝合宮自焚,皇上望見宮中煙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監前往救火,到那兒已經來不及,太監從火中搬出他的屍體,回來報告皇上。』所謂太監,是成祖的太監,怎麽肯把建文帝皇後的屍體來欺騙他們的主子?而且清宮的時候,原先被建文帝所親信的宦官嬪妃逐個遭到毒刑拷問,如果沒有自焚的確實根據,成祖怎麽肯不下大肆搜捕的命令呢?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二三年內,削奪近親藩王的勢力,一點也沒有寬恕容忍,以至於燕王起兵攻占京城,自己被迫自盡。即使是逃亡,也是勢窮力盡,可以稱這為遜國嗎?」從此《明史》裏關於建文帝的記載辦法就決定了。

在北京十幾年,士大夫們沒有一天不來請教,每個月參加兩三次講解學問的聚會,聽講者經常有幾十個人。他對於前朝史書的體例融會貫通十分熟悉,指點陳述各史的優缺點,都說中要害之處,即使是劉知幾、鄭樵等史學家都比不上他。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有表,可《後漢書》、《三國志》以下的史書都沒有,劉知幾說:「有表說不上有益處,無表也說不上有損失。」萬斯同先生則說:「史書的有表,是為了貫通本紀、列傳記述的不足,有已寫入本紀、列傳再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也有沒有寫入本紀、列傳而因史事牽涉在表中加以記載的人物,表編成之後,本紀、列傳的文字就可以省略了,所以表在史書中不可廢除。讀史書而不讀表,不是深入研究歷史的人。」

萬先生康熙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六十。他所著述的《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匯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都刻印行世。又著有《周正匯考》八卷、《歷代宰輔匯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匯編》二十二卷、《昆侖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我都沒有見到。乾隆初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詔令定稿刻印《明史》,用王鴻緒的《明史稿》為基礎而加以增刪,王鴻緒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萬斯同先生編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