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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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报纸登载北平破获了一个制造假毕业文凭的机关,其中有专制文凭的,有专刻印章的,有专模笔迹的,还有专造官厅钢印的。据北平某私立中学校长的报告,此次发现的机关在本年内卖出假文凭一千几百张,每张平均卖十八圆,这是因为营此业的人加多了,竞争厉害了,所以价格贬落了。前年价高时,每张可卖八十圆!

  当我四年前在上海做私立大学校长的时候,每年招考之后,教务处总要发公函给各地的中学,查询文凭的真伪。有些中学校——什么吉林某中学,什么贵州某中学,——根本就不存在,去信往往退回;有些远地中学,函件往返需要一两个月。等到文凭检查明白,考取的学生早已上课大半个学期了。发现假文凭的,照章得开除。有一年,教务处报告我,用假文凭的共有七十人,都是上了两个多月课的!我很不忍开除这许多人,问他们可否查查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功课优良的可否从宽发落。教务处的人说,不行,这个例是开不得的。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

  在那个时候,我们校里还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一天,庶务课正在整理储存室里一些学生寄存多年不取的杂件,忽然在一只破网篮里发现了一□□大学的木质印章,还有校长□先生的石质私章。我们检查旧卷,那只网篮的旧主人果然是用那个大学的证书转学来的,可是他早已在我到校之前平安毕业走了!我们只好把那些木石假印送还给□□大学的□校长去。

  我在那时代(民国十七八年)还听说四川某地有位校长每次到下江来,总带一些空白的文凭来送给亲友人家,做他的礼物!这个故事我本不相信,但我自己后来真遇着同样的一件实事。民国十八年我到北平,一个本家来向我商量,要叫我的侄儿去考清华大学。我很诧异的说:“他今年刚从初中毕业,怎能考清华?”他说:“可以。他有文凭。”我更诧异了,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他说:“是文凭,而且是教育局盖印的。”我说:“那里来的?”他说:“一个朋友做中学校长,今年办毕业,多报了十来个名字,领了文凭来分送给朋友,我也托他替某人办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那张文凭我虽然不许我的侄儿用,可是这种文凭确是“真”的,无论怎样送到原学校或教育局去查问,都不能证明他是“假”。

  上面说的几件事,都可以使我们明白假文凭是近年教育界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研究防止假文凭的方法,似乎应该先追溯假文凭所以发生的历史。我可以武断的说:假文凭所以发生是由於民国七八年间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投考大学的一条章程。往日专门以上学校的预科招考,除中学毕业者外,凡“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投考。傅增湘先生做教育总长的时代,召集了一个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议场上有人提议删去“同等学力”的一条,他们的理由是:有了这一条,中学的天才生到了第三年(那时中学四年毕业)都去投考升学了。天资中等的也往往要去尝试徼幸,所以中学的训练往往不充分,并且办中学的人很感觉种种困难,往往三四年级的人数太少,又大都是庸材。讨论的结果,“同等学力”一条竟被删去了。十五年来,这一条始终没有恢复。凡专科以上学校的入学考试皆限于高中毕业生,有许多青年,或因天资较高而不肯忍耐六年的中学,或因经济不充裕而想缩短学校的负担,或因高中办理不善而功课等于初中课程的复习,以致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或因历年大学入学试验程度降低而引起学生徼幸之心,——因此种种原因,有许多青年往往冒险做出种种造假文凭的犯法行为。

  近年教育部规定,中学招考可以有“同等学力”的一种办法,但此项学生不得超过全部的百分之二十。这一条是绝大的德政,因为有许多人家的儿女是家庭教师教出来的,有一条活路,就无须造假高小文凭了。

  我们主张:专科以上的学校入学考试也应该容许“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去投考。我们深信,这一条规定可以断绝今日买卖假文凭的恶习。如果有人恐怕这一条方便之门有流弊,我们尽可以加上几种限制:例如①此项学生必须在中学四年以上(考理科者必须在中学五年),其在校各年成绩须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而基本学科平均在八十五以上;②其年龄不得在若干岁以下;③此项学生考取后须受特别的体格检查。

  我们所以主张“同等学力”一条的恢复,有下列几项理由:

  第一,民国十一年改革学制时,就有人主张:改用国语文以后,小学可以缩短两年,但后来只缩短了一年,改七年小学为六年小学。照现在的中小学课程,若能删除重叠与枝叶,注重工具学科,十二年的中小学还可以缩短一年。其中天才生大可以缩短一年至两年。依现行的硬性制度,天才生与低能儿同等看待,是很不适宜的。

  第二,民国十一年新学制废止大学与专校的预科,改中学为六年,原意是很好的,但当日改制的人只希望高中设在教育中心的城市,设备与人才都要比得上往日最好的大学预科。他们万不料十一年以后政治紊乱,中央与各省的教育行政机关都管不住中学,就使高中遍于各地,设备与人才都远不能比往年的大学预科。往年北京大学的预科教员至少每小时报酬四元,比今日的多数私立大学的待遇高的多,而图书与仪器部与大学本科不分。故往年的预料可以上比大学,而今日之高中和初中多无分别。今日救济之法,只有一面痛裁高中,一面提倡良好的大学添设高中,而一面开方便之门使高材青年早日跳入大学,免除那种害多而利少的野鸡高中教育。究竟大学不多,容易整理;与其容纵高中毒害青年,不如改大学为五年,而宽大入大学之路。

  第三,考试若严,应考资格稍宽是无害的。如果文凭可凭,又何必再考试?既有文凭,仍不能升学,而必须考试,这可见文凭不足为凭。我们既不信文凭而信考试,那么,没有文凭而自信有同等学力者也应该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我回想二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读了五六年书,从梅溪小学考入澄衷学堂,从澄衷学堂考进中国公学,从来不曾拿过一张毕业文凭。后来考留美官费,也不要毕业文凭。后来到美国进大学,也只凭北京考试的成绩。我觉得那时代不用文凭只凭考试的办法倒是彻底的。今日个个学校有文凭,而文凭又不算资格的凭据,还得考试。既须考试,又必须先验那不是为凭的文凭,真是进退失据最不合逻辑的了!

  总之,今日许多青年做出假文凭的犯罪行为,政府的硬性制度应该负一大部分的责任,现在的制度若不改革,若不许“同等学力”的人受考试,那就是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假文凭是不会减少的。

  (原载1934年12月2日《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