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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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时代公论》第二十三号上读了杨公达先生的一篇《革命的回忆和国民党的复兴》,其中说统一国民党有渐进方法和非常手段两种方式,他嫌那渐进方法“收效极为迟缓”,所以他倾向于那“非常手段”的方式,他说:

  或者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举一网而打尽之,国民党由此亦可以统一。此种方式收效极为迅速。

  这番话出于国民党中的一个学者的笔下,很可以使我们诧异。

  接着在《时代公论》的第二十四号上,我们又读了杨公达先生的一篇《国难政府应强力化》,其中主张取消五院制,采用元首制,并且提出“元首的条件”:

  要绝对负责。不特要负兴国的责任,还须要负亡国的责任;不特要做岳武穆,还须要做李鸿章;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决心,还须要立遗臭万年的遗嘱。

  接着又在《时代公论》的第二十五期上,杨先生在他的一篇《九一八以来之中国政治》里,宣告他对于“精诚团结”的绝望,主张“与其多方面的组织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组织政府”。他说:

  如果是清一色的政府的话,则亡国兴国,责皆由负(?),良心所在,能不努力?

  这些话都是很明显的主张,表示出一些人,在这个烦闷的政局之下因忍耐不住而想求一条“收效极为迅速”的捷径,这种心理虽学者也不能免,这是我们很感觉惋惜的。

  我本想讨论杨公达先生的主张,今天收到陶希圣先生的文章,我的文字可以暂时不做了,所以把杨先生的原文的主张摘抄几句,附在这里,供读此文者的参考。

  上个月,我收到上海一位老辈先生来信,其中说:

  近来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政府之过,亦因社会宽纵过甚(除共产派外),不免陷长君逢君之病。平心言之,当局者非绝对不可为善。

  是的,我们自命负言论之责的人,都应该领受这种很忠厚的劝告。

  (原载1932年10月2日《独立评论》第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