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华民国27年（1938年）4月1日 发布机关：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
| 本文来自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版）。 |
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馀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不乏其例，然其关系，从未有如今日之深且巨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政治上将使中国失其独立与自由，在经济上将使中国永滞于产业落后之境遇，而为日本工商业之附庸，远非以前历史上一时的暂时军事失败或政治失败可比。以此之故，吾人当竭其全力，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与独立，同时根据三民主义，继续不断完成政治上、经济上之建设，俾中国获得自由平等于世界。吾人亦知中国目前若能得和平之环境，则此等建设完成当较易。然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著著深入，已使和平归于绝望。此次抗战，在事势上为必然发生，且无可避免。吾人不能望于和平中谋建设，惟当使抗战与建设同时并行，是则救亡的责任与建国的责任，实同时落于吾人之肩上。惟望全国同胞，以一致之团结，为共同之负荷，使此捍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得以完全达到。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际，对于抗战以来殉职及殉难之同胞同志，深致哀敬，对于在被敌占领区域中备受苦难之同胞同志，深致慰勉。同时对于在各战区暨后方以至海外努力中全体同胞同志，竭其忠诚，贡献一言。
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蒋中正同志即昭告全国，认为此国家民族之最后关头。盖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日本于此悍然不顾，肆其压迫，而犹以无领土野心为言。抑知领土主权不可分离，中国若于其领土以内不能保持其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则所谓领土失其意义，经济合作若不以互惠平等为原则，则将成为片面的掠夺，是以殖民地待中国而已。吾人虽备受横逆，仍愿以最大之忍耐，期待日本之觉悟。二十四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犹郑重声明“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迄于二十六年七月以前，本此方针，未尝少变。乃日本弃和平解决方法而不用，突然以兵力进攻芦沟桥，继之以进陷北平，旁及天津，无故杀掠我人民生命财产，摧毁我文化经济之建设，为状之惨，世所罕见。其处心积虑，无非欲以残忍手段威胁我民族，使我北方各省先受其统制。夫北方各省之存亡，即中国之存亡也。北方各省为中国文化发源地，经济之心脏区，有史以来，一切文化，皆自黄河流域以次扩及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无北方各省，则中国文化将归于枯涸。至于物产，不特农产物为人民所资以为生，矿产如煤如铁，尤为中国工业之所凭借，无北方各省，则中国之经济无由发展以成为现代之国家，即无以自立于世界。故北方各省若不能保全，不特东北四省问题永无合理解决之望，中国领土之全部，亦将沦胥以亡。吾人认为国家民族之最后关头，其意义具如此。吾人当未至最后关头，曾以绝大之决心与勇气，从事于忍耐;既至最后关头，则不得不以绝大之决心与勇气，从事于牺牲。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将士死伤，为数逾五十万，非武装的人民横被屠杀，为数尤不可记，妇女同胞所受之残酷，更为吾人所口不忍言，至于政府人民一切心力物力之建设，亦为敌人破坏之对象而夷为灰烬。然吾同胞同志之血，必非徒流者。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吾同胞同志之血，一点一滴，皆所以使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凝结为一，以为中国之金城汤池。即此心力物力之夷为灰烬者，亦必于灰烬之中发生热力，为中国之前途光明之炬。最后胜利之获得，不特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可以确保，自由平等之国家亦可由此以实现。吾同胞同志惟有并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抗战之目的如上所述，吾人为达此目的，决不辞任何之牺牲。惟吾人郑重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必如是，然后对内得以自立，对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若舍正义而言和平，非和平也，屈服而已。和平所以防止侵略，屈服则所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之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民族失其生存独立，国家之自由平等更无可望，为中国计，岂容出此。即为日本计，若其侵略之欲，则穷兵黩武，永无底止，势必重困其民，以害人者自害。而为世界计，此侵略之焰，既煽扬于东亚，势必延烧及于世界，使各国人民同兵凶战危之祸。凡此皆助长侵略之必然结果，而为吾人所断然不为者。以此之故，中国对于日本，既明示以抗战之目的，更本必死之决心，尽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了然于中国之目的，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更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然后中日共存之希望始达，太平洋之危机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实之保障。中国此次抗战，实为东亚百年之大计，非惟对于日本国民无所仇恨，且期待其促成日本军阀最后之觉悟。以中国之广众民，数十年来与各国经济利益已交织为不可分离之网，日本无论其为蚕食，为鲸吞，惟有使太平洋国际均衡不可得而再建。日本非徒自陷于中国境墉内长期抗战之困难，抑且自绝于世界爱好和平之人类，而自沦于孤危。日本国内明识之士，其亦忧然有所动于中乎?
欧洲大战以后，各国怵于战祸之重作，谋和平之永保，因以有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之规定。中国夙以和平为职志，自加入诸约以后，所致力者惟在于“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一面尽其所能，以从事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一面与各国和衷共济，以谋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数年以来，循此轨道，力向前进。不幸“九一八”事变突发，中国仍遵守盟约之规定，避免战争之手段，蕲得和平之解决。直至去岁七、八月间，鉴于日本无止境之侵略，始决定自卫，从事抗战。从中国立场言，则为捍御外侮，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生存，从国际立场言，则为维护条约之尊严，对于破坏条约甘为首者予以坚决抵抗。以是之故，凡爱好和平之国家，自政府以至人民，莫不同情中国，谴责日本。中国当抗战期间，得此等道德上之同情与援助，至为感奋。以各国间各有其利害冲突，对于维持和平反对侵略，虽知其义有当为，然既汲汲内顾，又徘徊于互相观望之中，遂不能以一致之努力为共同之行动，此诚深可缺憾者。加以各国间或以政府上之主义与制度不同，或以经济上之立场与见地不同，已渐成对峙之形势，而繁然各殊之利害关系，又参伍错综于其间，遂使国际关系益陷于复杂之境。其变迁离合之所至，或将酿成不可解之纠纷，此尤举世所引为深忧者。中国以立国的基本精神而谕，自有三民主义为最高之信仰，惟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决不曲意诡随，以自丧其所守。以经济的建设而谕，总理所著《建国方略》 《实业计画》，对于欢迎外资，开发利源，已有详明之提示，任何友邦，苟根据互惠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之合作，中国无不乐于接受，以期获得人类之共同繁荣。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已定方针，决不轻有所移易。中国今日对外关系，确当谨守以下两原则:其一，对于曾经参加之维持国际和平之条约，必确实遵守;其二，对于世界各国既存之友谊，必继续不懈，且当更求其增进。中国自知为贫弱的国家，平日所汲汲者，惟在力自振发，以致中国于自由平等。际此空前之困难，亦惟有依靠自力，艰苦奋斗，以自拔于危亡，决不稍存侥幸之念，以成倚赖之习。惟有当为世界各先进国家告者，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故每一国家谋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谋自国之安全，不可不相与戮力，以致力于保障和平，制裁侵略，俾东亚已发之战祸，终于遏止，而世界正在酝酿中之危机，亦于以消弭。此则不惟中国实受其益，世界和平胥系于此矣。
以上所述，为外交方针。至于内政方针，实与外交方针相为表里。盖建国大业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理，外交方针、内政方针，皆由此出发。从外交言之，致中国于自由平等，从内政言之，求所以致中国于自由平等之道，故其精神实为一贯。吾人本此精神，以从事抗战，同时本此精神，以从事建国。盖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且建国大业，必非抗战胜利之后重行开始，乃在抗战之中，为不断的进行。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世人于此有所未察，以为建国大业有俟于抗战胜利之后，此不惟浪费中国时间与精力，且不明抗战与建国之关系。盖非抗战，则民族之生存独立且不可保，自无以遂建国大业进行，而非建国，则自力不能充实，将何以捍御外侮，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吾人诚能空心三民主义之最高指导原理，则知抗战建国二者之相资相辅，以相底于成，有必然者。兹揭其要点如下:
一、民族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今先就第一方面言之，抗战之目的，在于求民族之生存独立，必民族争回生存独立，然后此民族所建立之国家，始有自由平等之可望。从前国内之人道主义者多抱世界主义之理想，社会主义者又往往信仰国际主义，曾不知民族精神若不能唤起，则思想为之混乱，意志为之散漫，情绪为之薄弱，其团结因以不能坚固，行动因以不能统一，外侮一至，内遗之象，立时呈现。历史上亡国之祸，胥由于此也。故吾同胞必当深切认识抗战之际，惟有本于民族主义，以发扬民族之有道德，恢复民族之自信力，使此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凝结为一，坚如金石，知政治之自由，为吾民族生存之保障，经济之自由，为吾民族生存之凭借，惟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保之，乃能合吾民族以共用之。民族主义于抗战期间能充分发挥其精神与力量，则此精神与力量，为今日捍御外侮之要素，亦即他日复兴民族之基础也。
就第二方面言之，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整个的国家，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对于诸少数民族预为之诺言矣，“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此实为对于诸少数民族最大之诺言，而此诺言之实践，必有待于此次抗战之获得胜利。盖惟根于自由意志之统一与联合，乃为真正之统一与联合，在未获得胜利以前，吾境内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之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众之零星拐骗而已。日本知此广大之领土与繁庶之民众，非可以一口吞灭，故必取而脔切之，脔切愈细，吞灭愈易。其所以制造傀儡，惟日汲汲，如恐不及者，职由于此。故吾同胞必当深切认识，惟抗战乃能解除压迫，惟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各民族今日致力于抗战，即为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
综此两方面言之，以民族主义充实抗战之力量，以抗战之获得胜利，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完全贯澈，于理于势，无可疑者。
二、民权主义。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增进相为因果。故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惟有当注意者:第一、组织训练之目的，在养成民众之自卫能力与自治能力。前者属于军事，后者属于政治，两者并重。无自卫能力，则所谓自治无发育之馀地，而无自治能力，则所谓自卫亦失其根本。故抗战期间，对于民众授以军事组织、军事训练，以养成军国民之资格，固为当务之急，而政治组织、政治训练，则先以地方自治条件之完备，继之以进而参预中央政事，凡《建国大纲》之所规定者，皆当于此谋其实现。第二、组织训练必当有厘然系统，然后能以简驭繁，有条不紊。盖民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为因缘，然在革命已告成功之国家，政治之自由，尤当存在于不妨害国体、政体之范围内。至于革命期间，则政治之统一，较政治之自由为急，军政训政，实为势之所不容已。而当对外抗战，则虽宪政时代之国家，亦必授权政府，俾得集中人民之力量，统一人民之言论与行动，以同赴于国家至上之目的。当此之际，在议会及在社会间，杂然各殊之政党，亦必相约为政治的休战，以一人民之心思耳目。盖自由与统一，似相反而实相成，无自由则人民无自发的情绪，以从事于同仇敌忾:无统一则以意思之庞杂，而致行动之纷歧，抗战力量由之减削，有必然者。以此之故，抗战期间，政府对人民之自由，必加以尊重，同时亦必加以约束，使得自由于一定限度之中。约束既定，政府人民共同努力，见之实行，庶几自由统一，乃能兼顾。
以上二者，为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之指导原则。
至于政治机构，更有当郑重声明者:战事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时惟有依据国民会议所制定颁布之约法以行使治权。惟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惟值此非常时期，政府不能不有紧急处分之权，俾临危处变，有所应付。要而言之，民众方面则注意于能力之养成，政府方面则注意于机能之适应。此固所以充实抗战之力量，而民权之基础，亦于此建立。则抗战胜利之日，结束军事，推行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建设，为势至顺也。
三、民生主义。总理民生主义中，曾指出中国今日陷于赤贫，举国之中，只有大贫小贫之别。抗战既起，日本军队蹂躏所及，农村则庐舍为墟，田圃生产化为烬馀，都市则新兴工业悉被摧残。近年以来，政府之所惨淡经营，以及私人企业家拮据茶之所得，皆荡析以尽。凡此苦痛，举国之中，无论何人，所同受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其最大目的，莫过于凭借军事的势力，以施行经济的掠夺。详言之，则为原料之榨取，市场之垄断，在占领区域内从事矿产及农产物之搜括，煤铁、棉花、羊毛尤取之惟恐不尽，同时破坏中国新兴之一切工业，纺织机器、面粉机器搬运一空，不能搬运者，则粉碎之无孑遗。凡此皆欲摧折中国现代工业之芽，使永远居于原料供给之地位，一切工业品皆仰其鼻息，不能自行制造也。是以往，不但经济建设无从说起，国计民生亦惟有日即于凋敝。生计既绝，生命随之。政治自由之丧失，其结果为亡国，经济自由之丧失，其结果将至于灭种，此不能以历史上之外患为例者也。
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村。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发展。至于新兴工业，直接间接关系抗战至深且巨，必须合政府与人民之力，于最短期间谍其复兴。凡此增进战时农工生产，以奠立战后经济基础，语其条理，虽经纬万端，而扼要言之，不外三点:第一，举国人民当以极端之节约，极端之刻苦，以从事于生产资本之累积与产业之振兴。近世新兴诸国，莫不循此，吾人所宜借镜者也。第二，举国人民皆当认定此时所急，惟在抗战，惟在求抗战胜利，一切产业复兴计画，皆当集中于此。盖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国家民族之利益，大于个人之利益，必当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共同之目的。即使平日因其地位或其职业利害感情各有不同，然覆巢之下，断无完卵，惟有向共同之目的而共同迈进，乃可以救国家救民族，且即以自救。第三、抗战期间，关于经济之建设，政府必当根据民生主义之信条，施行计划经济。凡事业之宜于国营者，由国家筹集资本，从事兴办，务使之趋于生产的合理化，且必制节谨度，树之楷模，其宜于私人企业者，由私人出资举办，于国家的整个计画之下，受政府之指导及奖励，以为有利的发展。私人企业既因国家的银行与重工业及交通网之发达而遂其生长，则于节制资本之目的既无违背，而私人企业心亦得所满足，不惟直接关系国防的经济事业得以活泼进行，即关于社会普通繁荣的经济事业亦因之发展，使最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线得以增高继长。以上三者，若能合政府与人民之力，见之实行，抗战力量由之充实，民生主义之基础由此奠定，有必然者。
总理遗教关于民生主义之实行，谆谆以消弭阶级斗争为念。今若于此三端身体力行之，抗战以前，中国经济状态尚无发生阶级斗争之可能，抗战期间，同仇敌忾，阶级斗争更不容许其发生;抗战胜利以后，基于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已使共有、共治、共用之理想臻于实现，尤无发生阶级斗争之必要。消弭之道，莫善于此。吾人谓民生主义之实行，当于抗战期间求之，且当于此求得抗战之胜利，决非俟抗战胜利之后，始从事于民生主义之开始，其理由具如此。如上所述，吾人本于三民主义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其事似难，其势至顺，倘能壹其心志，始终不易，以不断努力，克服困难，奋向前进，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有断然者。
于此有当为吾党同志告者:总理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临终之际，念革命尚未成功，勖我同志继续努力，以期贯澈。我同志秉承遗志，努力不懈，先之扫荡军阀，完成统一，以结束国民革命前半期工作，而后半期工作之开始，则在致中国于自由平等。自欧洲大战以后，各国皆汲汲于维持和平，中国尤欲在此和平环境中，完成其建国之工作。不幸有“九一八”之事变，空前之国难，适集于吾党执政之时。虽此事变之发生，决非偶然，而吾党丁此之际，责任更无旁贷。数年以来，鉴于国力之未充，国际形势之未足以维持和平，制止侵略，忍尤含垢，以埋头苦干之精神，从事于必要之准备，同时期待日本之觉悟。乃准备未达吾人之所预期，而日本侵略已迫中国至于最后关头，不能不领导全国，决然出于一战。国之存亡，种之兴灭，胥系于此。九阅月来，吾国破碎之山河，随处皆染有吾党同志之血痕，而吾同胞在被敌占领区域内者，死固不能瞑目，生亦呻吟憔悴，无以为生。其哀痛迫切之情，与期望恢复之意，每一念及，心血沸腾，不能自已。吾同志惟有更提高革命之精神，更厚集革命之力量，以负起此重大之使命，而慰吾同胞之望。吾同志当此之际，必当自觉其过去努力有所未尽，而急于反省，尤当深念将来之困难必将更多，而毅于自任，刻苦精勤，以处万事，勇敢牺牲，以当危难，责己惟恐不厚，迁善惟恐不速，组织更求其精密，务深入民众，劳苦之事，以身先之......训练更求深造，学问经验，日积月累，永无止境，纪律更求其森严，不以猜忌而成苛刻之风，亦不以姑息而生放纵之渐。凡此诸端，吾党同志所宜共喻，而相与身体力行之者也。
于此更有为全国有志之士告者:吾党欲谋三民主义之实现，其唯一希望，在于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共同奋斗。回忆总理致力国民革命，精勤惕厉，四十年如一日，每经一次之挫折，必获一次之进步，固由主义政策历时愈久而愈入于人心，而诚求有志之士，一致努力，使党之机体得遂其发荣滋长之功用，以克负其重大使命，亦为最要原因。此总理所谓“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也。乙酉以后，兴中会之宣导，同志寥寥而已。及乎乙巳，而有中国同盟会之改造，海外志士及国内有志于革命者，无不与焉。其已成立组织者，如江浙之光复会，两湖之兴汉会，亦慨然解散，而一致加入。由是群策群力，成颠覆清廷，创建民国之业。元年以后，以破坏已终，建设伊始，易革命党为政党，爰有国民党之改造。二年失败以后，鉴于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之有名无实，徒致祸乱，与革命性质的政党亟宜恢复，爰又有中华革命党之改造。十三年以后，更改造为中国国民党，集合全国有志之士，共同奋斗，使扫荡军阀，统一中国之工作，得以告成。凡此皆足证明，倘其主义及政策能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则必能得有志之士加入团体，共负责任，以期主义及政策之实现。此易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诗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者。“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口号，不惟普及于全党，且普及于全国，有志之士，平日虽与吾党政治见解有所异同，亦无不深体时艰，共维国是，此皆民族意识之表现，而时势之所需要也。昔者满清之季，全国人民对于专制政体，痛心疾首，由是有志之士集合于本党，以为革命之向导，遂以收光复之效。十二三年间，全国人民对于军阀之恣睢暴戾，深恶痛绝，由是有志之士又集合于本党，以为革命之向导，遂以成统一之功。今者全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受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人人有宁与偕亡之愿，有志之士奋然而起，相与集合于本党，同心戮力，以完成捍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此真全国人民所喁喁而望，不独本党同志馨香祷祝而已也。
在全面抗战中，全国人民竭其所能，以从事于克敌制胜，不辞劳苦，不避危险，历八、九月之久，而意志弥坚，精神弥厉，武装同志，日夕在枪林弹雨之下，以其生命与强敌相搏，恃精神为甲胄，血肉为堡垒，前仆后继，始中不渝，生产分子通力合作，以其血汗所得，供抗战之用，纾国家民族之难，农夫工人，尤为况瘁。对于此等劳苦之将士及民众，政府必当尽心尽力，加以爱护。凡出征军人家属之优待，残废军人之给养，伤兵之救护，难民之振邮，失业者之扶助，荦荦诸端，已举办及在筹备中者，切实推进，俾臻完善。庶此等劳苦之将士及民众，得有所生息，而益以发挥其贡献于国家民族之能力。
惟死者最大之安慰，生者最大之报酬，尤在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本党同志及全国有志之士，必当深念及此，务有以其期望。今日之事，非抗战建国同时并行，无以解目前之倒悬，辟将来之坦途，非团结无以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把握;非共同努力于三民主义之实现，无以得真正之团结。此诚所谓根本之图，所当同心同德，以期其奠定，且发荣滋长于无穷者也。
尚有二义，为抗战期间所必不可忽者:其一为道德之修养，其二为科学之运动。晚近以来，持急功近利之见者，往往以道德之修养视为迁谈，殊不知抗战期间所最要者，莫过于提高国民之精神，而精神之最纯洁者，莫过于牺牲，牺牲小己以为大群，一切国家思想、民族思想皆发源于此。而牺牲之精神，又发源于仁爱，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其临于祸福关头，则充其不忍人之心，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此道德之信条，所谓万世而不易者也。国民若无此仁爱之心，则必流于残忍，习于自私自利，强则穷兵黩武，弱则偷生苟活，视国家民族之存亡，曾不以动其念。个人人格已不存在，国家元气因以丧失，何以抗战，更何以建国。诚能于道德之修养，厚加之意，立仁爱以为之本，礼义廉耻，纲举目张，躬行实践，贯之以诚，则振作人心，蔚成风气，捷于影响。证之数年以来军队因受精神训练，对于捍御外侮，复兴民族，有同一之觉悟，同一之决心。故抗战开始，人人皆勇于赴敌。虽物质方面，部队之机械化远不如敌，而能以精神弥其缺憾，因牺牲精神之激厉，抵抗力量与时俱进，用能搘拄强敌，百折不挠其志，敌虽尽其挑拨离间、引诱蛊惑之能事，绝无一人为之摇动，凡此皆抗战以来共见之事实。由此可知，道德之修养，若更能普及，更能深造，则本实既具，体用并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由于此。
至于科学之运动，在抗战期间亦为最要。盖抗战为全国心力物力之总动员，亦为全国心力物力之总决赛。必当以沉毅勇壮之精神，脚踏实地，从事于心力物力之充实。在技术方面，则提高自然科学的研究，俾军需军器得无缺乏，在社会制度方面，则适用社会科学的学理，使社会的组织与活动趋于合理化，成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发达。其施行之于教育者，宜知战时的科学需要，较平时为尤急，科学的探讨与设备，为抗战持久及抗战胜利之决定因素，其施之于文化运动者，宜知所谓文化运动，不外谋全部人类生活之充实向上，当在科学方面使技术与社会制度相贯通，物质与精神相贯通，理智与感情相贯通，以求其平均发展，然后心力物力乃能日即于充实，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由于此。
今日之国难，其严重为中国四千馀年历史上所未曾有，今日之抗战，其伟大之意义，神圣之任务，亦为中国四千馀年历史上所未曾有;具如上述。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依数月来之奋斗经验，已明示吾人，若能壹其心志，齐其步伐，矢勤矢勇，为国效命，则强敌未有不摧，目的未有不达者。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谨以至诚至敬布告海内外之同胞，自今以后，更当本于宝贵经验，加倍努力，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义之下，合四万万五千为万人之心以为一心，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体以为一体，竭其忠诚，服从领导，使此至艰至巨之事业，至崇高至重大之使命，克底于成。总理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三民主义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