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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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联名通电全国,电尾有这样的一句话: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先生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与义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与学者公然鼓吹中国应采独裁政制的空气里,上述的两句宣言是值得全国的注意的。

  “感”电说中国今日的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独裁政制的“必要”与“可能”,这都是拥护独裁的人们不愿意听的话。我们姑且不问这种宣言含有多大的诚意,这个结论我们认为不错。现在我们把这个结论的两层分开来讨论。

  先论中国今日没有独裁的“必要”。

  近年来主张中国有独裁政制的必要的学者,要算蒋廷黻先生和钱端升先生。钱端升先生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篇长文(《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里说:

  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

  钱先生的大目的——沿海各省的工业化——本身就是很可怀疑的问题,因为沿海各省很少具有工业区域的基本条件(如煤铁的产地)的。况且在现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无力保护他的沿海工业的,所以先见的人都主张要建设内地的经济中心。况且中国工业化决不是单靠政府力量的。工业化所需要的条件很复杂,政府的力量虽大,也不能作无米之炊,不能赤手空拳的剪纸作马,撒豆成兵。政府有了极度的权力,就能有资本了吗?就能有人才了吗?就能有原料了吗?单说人才一项,苏俄的五年计划,就需要一百五十万个专家。这不是有了独裁的极权就能变化出来的。所以如果独裁的要求只是为了“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我们不信独裁是必要的。

  蒋廷黻先生所以主张独裁,是因为要统一政权。他的议论见于《独立评论》第八十号和第八三号,大旨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惟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

  所以他主张用个人专制做到武力统一。

  这些议论,我们从前已经讨论过了(《独立》八五号)。总括说来,问题不是蒋先生看的这样简单。蒋先生自己也说过: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既然“毛病不在军阀”,我们就不能说“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了。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这里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谓“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了。说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时候某种“意态”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迹!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统一的障碍也不完全是二等军阀的武力,某些“意态”也是很有力量的。共产党的中心意态,不用说了。“反对独裁”也是今日不能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蒋廷黻先生也说过: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意态的力量,不是刘邦、朱元璋的老把戏所能应付的了。吴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建立他的内乱八阶段说(《独立》第八四号)也以为只有武力统一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阶段里没有“打倒独裁”一类的阶段。这一类的新意态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压伏的。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成不可无视的力量的时代,独裁决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可以讨论中国今日没有独裁的“可能”。

  我在《独立》第八二号里曾提出三点来说明独裁政治在中国今日的不可能: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独裁的人,或能独裁的党,或能独裁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不信中国民族今日的智识经验够得上干那需要高等智识与技术的现代独裁政治。

  这三点,我至今不曾得着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三点之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那第三点。我说:

  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

  我又说:

  今日梦想开明专制(新式独裁)的人,都只是不知道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

  我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就是说: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这个见解在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这个见解实在太不合政治学书里的普通见解了。其实我这个说法,虽然骇人听闻,却是平心观察事实得来的结论。试看英国的民主政治,向来是常识的政治,英国人也向来自夸“混混过”(Muddling 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几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觉才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费宾会(The Fabian Society)的运动最可以代表这个新的觉悟。大战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说,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太低,经济又太幼稚的民族,在这最近的将来,怕没有试行新式独裁政治的资格。新式的独裁政治并不是单靠一个领袖的圣明的,——虽然领袖占一个绝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无数专门技术人才的。我们从前听丁文江先生说(《独立》第一一四号)苏俄的地质探矿联合局有三千个地质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队,我们都不免吓一大跳。现在陈西滢先生在上期《独立》里说,苏俄自从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据官方的统计,需用一百五十万专家,其中工业方面需用四十四万工程师及专门家;农业方面需用九万高级的,三十六万中级的专家,森林方面需用一万一千高级的和二万七千中级的专家;交通方面需用三万高级的和十二万中级的专家。这种骇人的统计是今日高谈新式独裁政制的人们万不可忽视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好好的使用他们的公权:这种训练是不难的。(我在美国观察过两次大选举,许多次地方选举,看见许多知识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

  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意大利有两个一千年的大学;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是遍地都有的。苏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学。他们又都有整个的欧洲做他们的学校与训练所。我们呢?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满四十年的大学。专门人才的训练从那里来?领袖人才的教育又从那里来?所以钱端升先生期望的那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先生期望的那个开明专制,在中国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这个宣言的发表,表示在今日有发表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呢?岂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环境与时代”)都不容许“意俄政制”的产生吗?

  我们很诚恳的赞成这个宣言,并且很诚恳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

  廿三,十二,三

  (原载1934年12月9日《独立评论》第13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