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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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
本文节录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五章,标题是原文的副题。

  中国从辛亥以来,一直是在革命状态之中,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农民的中国“民族”,革那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命,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著中国无产阶级革那世界资产阶级的命。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无产阶级应当首先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小资产阶级,领着一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那妥协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此正确的策略日益组织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这样去领袖中国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那么,这应当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又怎样呢,他们的健康怎么样呢?

  老实不客气说:他有一点儿病,亦许不止一点儿罢!

  去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便决定开放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说:“与其由盲目的一致而弄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的不一致而求得实际的一致!”因此,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说出来。我肯定的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如果有人说:“党内发生派别了”,那么“大家”一定说:“照列宁主义的规定,共产党是不应当有派别的,因此中国之党既名为共产党,便决不会有派别。你这小子造谣惑众,应当按照列宁主义的纪律第一千零一条,推出辕门斩首:看刀……!”是的,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之雏形。

  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随便称呼也不要紧,他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彭述之主义的策略是甚么呢?

  书生式的革命观与政客式的政变观。开始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象画著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因此,看轻中国革命中之“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之作用。这又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自以为是“教师”,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学的革命方法”。于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论是在何种人之中:国民党、军队、商人、学生、工人……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们几乎要说:“广东军队中某某军官不姓托洛茨基,所以他决不是革命军,而是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处处不合他们的公式。但是等到军事运动的作用超过了他们的头,他们大惊奇之后,“恍然大悟”了:原来在中国运动小军阀,很可以革命,于是专心致志想着怎样使靳云鹗、叶开鑫……倒戈,使阎锡山改变态度……而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从书生式的革命观又渗杂着政客式的兵变观。此其一。

  彭述之主义的革命组织方略怎样呢?

  孟塞维克的独立观。无产阶级要独立的斗争,不能受资产阶级的恶化,要有独立的政党,独立的阶级意识。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义机械的了解这些真理。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进而自己只要独立政治主张,给别人看看我们比国民党好些,只要批评国民党,只要分辨我们不是只做国民革命,还在准备第二次革命;进而主张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资产阶级可以独立,我们也可以独立,两相方便最好;进而主张让国民党左派右派多做些事,我们不要引起他们共同的嫉妒,落得来做自己的事;最后进而竭力劝告忠告新右派领袖左倾些,我们自己右倾些,大家将就将就。这是一条路:从“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么样越走越不对,走到几乎要将革命的命运交给右派资产阶级!总之,是唯恐自己堕落在“民族陷井”里忘了阶级,目光只注在怎样保存“阶级”,而没有注到怎样使这阶级领导得起民族。因为自己心上以为工人阶级天然是领导者。孟塞维克反对列宁之加入“临时政府”的主张时,也说恐怕工人阶级加入民权政府要恶化,要晦蔽阶级意识,不能做“清高的”在野党极左派了。

  因为自己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方法”好,所以以为自己天然是指导者,故意与人立异,你只知道军事行动,我却知道宣传组织;随后军事行动“已成事实,不便反对”,那就索性说:你会军事行动,我也会军事行动。广东国民党会做革命中心,我们北京共产党也会做中心。何苦如此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是独立的嗬!阶级应当和中国民族对立的嗬!

  如此,共产党内自己的组织纪律又怎样呢?

  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亦是公式!“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不可移易的步骤。那么,区归区,地方归地方,农委归农委,工委归工委,妇女归妇女,小孩子归小孩子。一层层,“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头脑里。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从党,党即区委,区委即书记,书记即……。按公式,某机关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归某级党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会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应加入杭州总工会,然而在组织系统上应属于江浙区委,并应加入铁总,那末,怎样办?自然是服从区委,否则“破坏组织系统”或“违背党”。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推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严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释理由,而只是军事式的命令呢?因为下级人员不应当问“为什么”。这仿佛是为秘密起见。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著一个经典:布哈林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我们用于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之下,却也有些用处!

  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再则,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对地委责备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纪律,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家丑不可外扬”和“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会已经崩坏了。

  其次,宣传教育又怎样呢?

  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式,譬如说:“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那么“小学生们,拿这个公式去读熟,快来背罢”!如果学生问他:“为什么,怎么样……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么,他必定再摇头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于所答非所问。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不好一次太多了,分著几个阶段来。”这种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只是逐段应付环境,群众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实。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著呢。五卅时,我看见小沙渡工人站着读墙上贴著的《商报》长篇大论的记载;他们心上要知道:“咱们的工友打伤几个,怎样打死的,如今怎样了……商人怎样办法,工会怎样办法,‘学生先生’怎样办法。英国要不要再开枪,再开枪怎样的对付,不开枪又怎样对付。”我们却说他们简单。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鹗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联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于他们那些人,没有功夫来懂得全部理论和主义。”至于工人群众中宣传主义,简直大家默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知识很浅。再则,工人只要实际行动中生出阶级觉悟来好了!

  总说起来,我们党的主观上的程度,很不能与客观职任相称,现在决不是历数“家珍”以自慰藉的时候,我们应当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暴一暴“家丑”,以极紧张极积极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们的错误,至少使个个同志知道“为什么”这是错的,然后能够增高党的斗争力,然后能够保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尽我们伟大的使命。那彭述之主义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表面上只求工人阶级的独立,甚至于高叫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同时又说还要准备第二次的“永续革命”,实际上是忽视农民、兵士及革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又误认他是买办阶级,因此不能辨明军阀卖国主义与民族改良主义之区别,只知道谁不向我进攻,即认为革命派而与之联合,其结果纯为与资产阶级联盟之战术计划,于是一切策略错误随之而来,直到卖阶级卖革命而后止。至于党内官僚主义、书生主义之组织上宣传上的缺点,尤其是政客主义的投机与流氓主义的纪律,皆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抑制实际斗争中之自动创造力,利用落后分子之盲从。凡此一切,皆与彼孟塞维克主义式的战术相发明,而形成似无实有之一种主义。彭述之亦许应当研究研究自己的主义,然后再能明了“实成其为”一种主义。其馀的彭述之主义派,或者各自取他的一部分,或今天如此明天如彼,虽然同取之于一个主义,而可以前后矛盾。这是因为彭述之主义,本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的敷衍涂砌的实验主义的;他可以今天说:“这人没有,已经成鬼”,明天又说,“这人确有,然仅系其思想存在。”如此合成其有鬼论。既如此,他的害处,比马尔托夫公开的孟塞维克主义更大。因为人人于无意之中不自觉的中他的毒。片段的看来,仿佛亦是马克思主义,不觉得他可怕。其实合拢在一个线索上,不但是非马克思主义,并且客观上简直是卖阶级。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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