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建党革命八十周年纪念告全党同志书
国父建党革命八十周年纪念告全党同志书
——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要旨〕
- 一、回顾 国父创党革命之奋斗历程。
- 二、革命大业，挫折了又胜利，失败后必然成功，乃为八十年来铁一般的事实。
- 三、国民革命的力量，以心理建设为其契机与关键。
- 四、抗日胜利，实成于自己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而非徒侥幸于国际关系的改变。
- 五、呼吁全党同志，放下士大夫的虚矫身段，自立自信，自奋自强。
- 六、本党奋斗的目标和性质——奉主义与纪律，为“本党无形之 总理”。
- 七、只要一齐凝结成为诚挚纯洁的合成心力，完成 国父与诸先烈“肫肫其仁，浩浩其天”创党革命的遗志大愿。
〔本文〕
全党同志们：
今天是 国父建党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日。十届五中全会，特于此一庄严的时刻集会，其用意即在期勉全党同志，承担 国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昭示，和革命职志。
国父“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为良心所驱使”，乃在檀香山纠合同志，创立兴中会，“不论成败去革命”，到今天已经是整整的八十周年；而自纪元前十五年成立兴中会分会于台北，亦已经七十七年；自 国父二十岁之时即已决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发端，那就已是八十九年了，所以说“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
国父说：“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自开国以来，整个革命历程，无论讨袁护法，以至东征陈逆，北伐直奉，再至于清剿匪祸，对日抗战，实皆为全党同志“本主义以捍卫民国”合成心力之高度发挥。革命大业，挫折了，又胜利，失败之后，必然成功，乃为八十年来铁一般的事实。
至于国民革命的力量， 国父认为：有心理的、有物质的、有宣传的、有武力的，而互相比较，则又认为心理胜过物质，宣传胜过武力。所以 国父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民国之所以成，就是成于我们得到了这个根本”。而开国以来，任何一次战役的成功，就都是成于主义——亦即成于心理建设之踔厉发扬；挫折则是于心理的一时之倚赖、迟疑，甚至信心骤失、共信不生。而最后由弱转强，反败为胜，则又必以心理建设，为其契机，为其关键。
本党播迁来台，原就十分重视心理建设和精神动员，我也时常强调反攻复国之战，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三分直接路线，七分间接路线；而归结为三分物质，七分心理。可是我们的心理建设还是不及物质建设之成就。当然物质建设，就是心理建设的准据，否则心理建设，不是虚矫无实，即属游谈无根。但单重物质建设，而忽略了心理建设，亦将导使一般人低估了精神心理潜藏中的革命威力，经不起众寡、大小、浮面对比的压力，并无视于实与虚、治与乱、专与纷的对比事实。今天国家的重要建设，已在齐头并进，在此同时，自更须以心理建设作为物质建设之基础，然后乃能相辅相成，使物质建设更为精实，心理建设亦更为推廓深远。
五中全会，即将作出对心理建设（对匪为心理作战）的检讨和策进，但我也想提示大家在研究讨论之时，能特别根据八十年的革命史实，来强调两层意思，那就是必须放下士大夫的虚矫的身段，必须放弃对国际形势的倚赖的心理。
先说第二层意思——
大家都明白， 国父倡导革命，其所看到的是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刀俎鱼肉之祸的既深且急！当时在我们据有租界的，即多至二十九处，据有租借地的五处，乃如遍体的疮痏痈疽；至于和我国订有比枷锁斧钻更为惨毒的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则多至十五国，迫我久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国父革命的目的，原就是要反抗这些帝国主义，何尝想像过要从帝国主义者之手徼幸其对革命事业支援？至于当时国际上对于革命军的态度， 国父说得很明白：“美法两国，则尚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两国，则尚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不仅如此，当总理奔走海外，号召革命之初，在谅山且不为法国所容；在南洋暹罗各地，复为当地政府所拒；英国亦强迫其属地对 总理发布放逐令；至于日本，虽有少数志同道合之士，赞助革命，但其政府则对于总理，一次放逐出境，一次不许登岸，而且还扣留军火，以阻梗我革命军事之进行。但 国父不顾任何压迫困难，一皆百折不回，其“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誓愿，在建党革命十七年之后，即终底于成。
再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当时列强摇撼干涉，实无所不至。今日与会同志，强半身经目击，宜其记忆犹新。如广州罢工事件，万县事件，汉口事件，南京事件……，落井下石，加遗一矢，即无一而非列强之所导演。日军为阻挠我北伐之师，且不惜造成济南惨案。俄共企图使共匪寄生坐大，更唆使其制造宁汉分裂，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陆海丰暴动，广州暴动……。在这样情势之下，难道还会有依赖国际关系的心理产生？然而国民革命军在不断打击、侮辱、迫害、挫折之中，坚忍不拔，突破横逆，最后还是完成了北伐统一的职志。
讲到对日抗战，其初期，则一般人皆寄望于国联的制裁，所得到的回响，却是李顿调查团的一篇空言无补的报告，和国联的随之瓦解。中期，则寄望于国际正义的行动，所得到的反应，则是石油废铁的源源资敌，和对我们无情的包围封锁。后期，寄望到盟军的并肩作战，其结果是得到些不成比重的物资；以及相随于至的难堪和制肘，特别是最后拒我进入东北九省，尽取其战略资源予匪，而卵翼匪共纂窃的殷忧惨变！然而在十四年苦撑坚忍之中，我们却仍然能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阻遏了日军的攻势，亦且为盟国牵制了数以百万计的敌军，于是才有二次世界大战战略形势的转变。所以在此时期，我们实成于自己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而非徒侥幸于国际关系的改变。不幸一般人却从此深深地受到了依赖国际关系心理的影响，以迄于今！
我之所以提出这段经验教训来，就是要大家了解，可恃的是自己，不是对外关系；可信的是诚挚纯洁的国民合成心力，而断不可以有丝毫依赖国际关系变化的心理横梗于中。但这也并不是意识着大家即可以不再重视国际关系，而乃是要能有其突破国际关系的心理准备，与强化革命外交的手段和胆识。
回头再来谈谈第一层意思，那就是我说的，要大家放下士大夫的虚矫身段。
大家知道，革命事业，原就是要牺牲头颅颈血的事业，既人人都“有不苟生于世之心”，此即所谓死且不辞，辱亦可忍，更何有于士大夫的身段？
比如黄花冈之役，朱执信先烈，本任他务，但其时恰好赶到敢死队，于是亦马上剪去长衫的下半截，加入作战。谭人凤先烈，方由港至粤，以黄克强先生装束亦妥，也整装加入，要求发给枪弹，黄克强先生婉劝：“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敢死队，愿勿往。”谭人凤先烈怒言：“君等敢死，人凤独畏死耶”？喻培伦先烈体弱多病，众皆谓：“君一臂废，何苦自送”？喻培伦先烈奋然曰：“诸君具四体，不如吾偏枯人也。”这都是先烈先进放下士大夫身段，革命赴义，死且不辞的典型。而尤其令人可歌可泣的，是吴樾先烈的炸五大臣，乃自购无顶官帽及布靴，乔装皂隶，溷登五大臣花车，怀中弹发，肠腹崩裂，面目血污，人皆不知其为谁氏。彭家珍先烈之炸良弼，则饰其衣冠剑履为奉天标统崇恭状貌，以绐良弼，彭先烈死日，人亦不知其为谁氏。这就更是“聂政抉眼，锡麟煎心”，连身後姓名面目都一齐放下了。
再如北伐中的黄埔师生，亦皆一时俊彦，为感于革命号召，相率弃文就武，死生以之。又如抗战后期的“十万青年十万军”，也都是为民族大义所激励，而放下士大夫身段，以从事于救国保种战争的。当时黄埔师生手里的武器，只不过五百支步枪。抗战时期国军所拥有的军实，与我们的强敌相较，更为以铢称镒。可是大家的精神志事，彻上彻下，仍是一以贯之。所以今天我也要再度呼吁全党同志，放下士大夫的身段，以其后死者的自觉，来从事反攻复国的圣战大业。但我这里所指的，只是就虚矫的身段而言，至于古人所说的“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见危致命”，“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些精神准据，就正是大家今天其所以要放下士大夫身段的激励。
实在，只要人人自立自信，就能自奋自强，内不为一时的环境艰困所挠，外不为国际形势之冲击所惑，如此亦就必定内足以强固心理建设，外足以加急对匪心理作战了。
反观毛共匪伪内部，毛贼以十年以下的时间，斗臭、斗垮、斗死了刘少奇和林彪以及其无数的附从者，但并未能根本清除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伙完全不同的反毛的“残馀势力”，所以“文革”的内讧内斗，到现在仍馀波未已，而“批林批孔”，还要更加“扩大”“深入”“猛烈追击”下去。在匪区里，不但家庭成份是“罪恶”，派性成份是“罪恶”，更不要说自由意志了，就连知识、伦理、道德观念，都成了“罪恶”，而孔子则被捏造成为这种无所不被揪被斗“罪大恶极”的象征。眼前匪区人心的走投无路，人性的敢怒而不敢言，实在已到了震爆的极限，因此毛贼乃不得不乞灵于其对外的勾搭，以各种的伪装、讹诈、笼络、抵制、诱骗的两手，陷“大国”于其所谓“谈判”“和解”的陷阱，说是“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且复再企图而陷其人民于“自由希望之火将被扑灭”假像的、失望的、恐怖的陷阱，但它却谩骂美俄“和解”，是“这两个超级强国之间，为了势力范围与世界霸权所作的竞争”，还说“和解现已成为苏俄到处叫卖的假药”。这一方面，自然坐实了共匪原就没有丝毫“和解”的诚意，它只是畏惧大国关系的接近，也畏惧我们之日益精强，才出此下策的。一方面更证明了西方国家所幻想的“和解”，就一样是买的共匪的“假药”，而且正在替毛贼推销这种“假药”的那一小撮匪干，就日夜在为终将不免于成为代罪的羔羊，而心虚胆寒。只有那些幻想联此制彼的姑息者流，还在妄议我们是和平的“障碍”，殊不知我们所“障碍”的是邪恶的假和平，唯有敢于“障碍”这种假和平者，才能保障人类最后获得正义的真和平！所以我们绝不是自由阵容中的阻力，而正为自由世界中的定力。
国父昭示我们“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借，则在政党”。所以一再强调“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为人民谋乐利”。“故为政党者，于一般国民有许多义务”。这亦就是说，党要为党员担当义务，而党员则要为全国国民担当义务。基于这一革命的认识，乃就明白的规范了本党奋斗的目标和性质。
我曾经指出，一个时代化的政党，即：
- ——必须是基于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原则与要求；
- ——必须是具有自己立国的主义，且有信心与决心，以实践其主义；
- ——必须党员有后死者的自觉，有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自觉；
- ——在中国这个时代里，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 ——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
唯有我们以革命民主为属性的中国国民党，乃是真正的时代化的政党。
根据这一理解，可以再确认：国民革命，乃为民主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的盛轨。也可以说，我们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以革命的手段，来达成民主的目的。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并奉主义与纪律，为“本党无形之 总理”。
今天党在台澎金马的努力方向，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们的对匪战斗，同时也必须有一个新的开始了！中正以为我们二十五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乃是本党革命进程中原就应该到达的地步，并且从革命主义的未竟全功，从大陆河山的腥膻未复，从民族文化的焚如待救而言，我们的努力和成就，实尚未尽其百一，耻痛内疚，日切于心！只是我们的精神和观念，特别是从本党屡失败、屡成功的历史经验中锻炼以出的信仰、决心、和毅力——亦即“成就为主义之成就，挫折则非主义之挫折”，乃是其中最真切的觉悟和体认。最近一位西方评论家说：“中华民国充满信心决心，以及其无视于困难，实足以和敦克尔克大撤退后的英国相媲美”。事实上，我们处境的艰难，较之当时的英国何啻倍蓰？而我们全国军民的诚挚纯洁，亦较之当时英国充满了更多更大的信心和决心。
更何况我们今天的对匪斗争，假象上，虽为匪众我寡，但精神上，则我实而匪虚；正义上，更为我是而匪非，我仁而匪暴；并且在人心归向上，乃又恰为我众而匪寡，我顺而匪逆！只要大家对形于外者，能放下士大夫虚矫的身段，为了革命，即无复不可为之事。对诚于中者，能放弃对国际关系依赖的心理，坚忍奋发，则更何迟疑足畏之事之可言。
国父认为唯有有组织的党，乃为革命民众的本据。今天全党一百二十万党员，比之大陆时期的知识水准，普遍的都高；平均的年龄，一般的都轻；对主义的信仰，也都坚确不移；对匪共的同仇敌忾，则更是十分深刻。这就是国民革命合成心力的本据。其实革命同志，并非以我们一百二十万党员为限，自由基地的一千六百万军民，与遍及海外有足迹处的二千万侨胞，以及大陆上千千万万反共反毛的人心人性，就都是我们直接间接的党友同志。只要一齐凛于“一国之民皆负有革命的责任”，凝结成为诚挚纯洁的合成心力，那就必能“拯斯民于水火”“为国家造幸福”，完成 国父与诸先烈“肫肫其仁，浩浩其天”创党革命的遗志大愿。
现在来齐声高呼：
国父精神领导革命胜利成功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