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能做什麼？本是一個可大可小的題目，今天希望在一點鐘以內講出來。在講本題之前，我願提一下剛才主席（閻子亨君）介紹詞裡的話，他說我過去在政治上的主張與公能學會的精神很相近。我願給他的話一個證明。
從前我們辦過一個小報，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們不談主義，只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當時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於在北京，連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府。有人問我好政府的條件，我說：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負某部門責任的官吏，一定要熟習並且專長於這部門的業務。
當時我沒有看到南開的校訓：「公」、「能」這兩個字，但我所提出的是與「公」、「能」相一致的。這是我給主席的話加一個註解，也是加一個證明。
我要說的是：我們能做什麼？不管是南開校友會也好，北大同學會也好，公能學會，或是市民治促進會等團體都好，我們要問一問：我們能做什麼？
來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與張佛泉，譚炳訓諸位先生去參觀北平市參議員選舉的五個投票區。從這裡我們訓練了自己，教育了自己。從這次辦理選舉的經過來看，當局者很想把選舉辦好，事前請了學校里的好多政治學家和許多別的先生們去研究，去想辦法，可見辦選舉的人是想辦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們看了幾個選舉區以後，覺得有缺點，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因為辦選舉的人自己沒有經驗，也很少看過別人選舉。拿選舉的法律條文做教科書，就難以解決實際困難。譬如選舉時旁邊有個代書人，凡是不會寫字的選民可以請代書人代寫選票，加上旁邊兩個監視人，選一票至少要被三個人知道，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難免受人威脅利用。但「代書人」的辦法是選舉法的細則上規定的。那麼根本的毛病在那裡？根本毛病在於憲法。
憲法規定普選，不分性別，不分教育程度，不計財產，只要滿二十歲就有選舉權，這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制度，我們是迎頭趕上了。但是我們選民的「能」不夠，我們看見一個老太太來選舉，競選的人遞給他三張片子，走到代書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選誰。另外我們看到一位瞎子來投票，這太感動人了，外國記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選誰。有人建議他用手在候選人名單上任指一個，但他是盲人，連指的能力都沒有，結果由他的小孫子在名單上隨便點了一個，這是我們看見的，這是公開的，並沒有人賄選。但結果是如此不合理！
錯誤是在制憲時種下的，當時我們沒有反對普選，是一個大錯。我們只根據書本，沒有勇氣走出看看，為了「普選」的美名，我們沒有看看全國人民的水準，沒有看看他們的能力。將來發生壞的效果，我們參加制憲的人都有責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選舉的實情。
我們還看了北平的職業選舉，市商會和市教育會就沒有「代書」的事。比區域選舉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會用間接選舉，手續繁複；市教育會用直接選舉，在十個候選人當中選七位參議員，方法簡便，效果也良好。
從這裡我們得到兩個教訓：第一、選民教育程度高的，選舉就辦得好。第二、選民應該有限制，在憲法沒有修改以前，沒有辦法根本解決。但是，我們可以接受各種經驗教訓，改正既有的缺點，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發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錯誤。候選人應該加以限制，應該要他負責。英國規定候選人須繳兩百鎊保證金，選票不及選民三分之一時，保證金就充公為選舉經費，這辦法也許太嚴，但我們絕不能讓一個人隨便去登記一下就成為候選人。我們要讓他負責任，候選人減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選票上，選民只要在名下畫個「X」，不會寫字的人總可以畫「X」，「代書人」可以免除。這就改正了一個缺點。
我們要能夠接受經驗，改正缺點。這算是我的引論，以下談正文。
我們能做什麼？這要靠我們的知識水準，教育程度，和技能修養。究竟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助的個人能做些什麼？以我想，至少有三大類的事情可做。我願用幾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類：可以說是消極的，以我個人為例，我民國六年回國，當時立定志願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雖然真的過了廿一年才干政治[1]，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卻常常談政治，先後我參加或主持過《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獨立評論》和《新月》等政治性的雜誌。因為忍不住不談政治，也可以說不能不問政治，個人想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於是不得不問政治。
我只是學彌爾（J. S. Mill）。這是一位十九世紀的大政治家，大經濟學家，還可以說是大思想家。中國有嚴復譯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就是他劃時代的巨著。這是一個天才；三歲能用希臘文作詩，五歲能通拉丁文。由於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時期縮短了二十五年。彌爾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歲，幾十年的時間沒有參加實際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寫政治論文、批評實際政治，他的著作給英國政治以很深的影響。而如今有人稱他為自由黨「精神上的父親」，工黨「精神上的祖父」。彌爾這種批評政治，討論政治的精神，我們可以學習，也是我們所能做的！這是指個人方面。
此外，團體方面英國有個費邊學會（Fabian society）。費邊是緩慢的意思。費邊學會可以譯做綏進學會。他們研究社會主義，反對激進的政治主張，時常討論、研究，出了許多小冊子。結果費邊學會成為英國工黨真正的前身，他們的研究結果成為工黨政治理論的基礎。
今天我們的許多團體，像公能學會、市民治促進會，就可以學一學費邊學會，就能做研究政治討論政治的工作。
第二類我們能做的可以學美國的「扒糞主義」。「扒糞主義」起於二十世紀初年，美國有一些新聞記者感到許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謂「BOSS」，我們可以譯為「老闆」。這種人並不是大資本家，大政客，只是憑着權術、手段，經過多少年的活動，把持着這個城市的一切惡勢力。所謂「扒糞運動」，就是有計劃，有知識的，對惡勢力長期作戰。根據調查的事實，來攻擊惡勢力，結果得到很大的效果。
我們要有扒糞的精神，不要單是喊打倒貪污，究竟貪污的證據在那裡？我們可以調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調查天津的機關，可以查賬，沒有一種假賬是查不出來的。這種事，個人能做，團體也能做。
第三大類能夠做的，我也舉一個例來說明：1944年美國有個C.I.O.P.A.C.的組織就是美國有名的兩大勞工組織之一的「工業組織聯合」（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縮寫。1944年正是美國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對德戰爭還十分緊張，對日戰爭也沒有結束。羅斯福總統第三任已經期滿，大選快了，按慣例，總統連任三次已經空前，連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連任，這有什麼辦法？再兩年以前（1942年）國會改選的時候，美國有資格投票的選民有八千萬，但是實際投票的只有三千多萬人，人民對選舉不發生興趣。國家大局交給誰來主持呢？這時C.I.O.P.A.C.做了兩年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參加選舉，踴躍投票，一是做候選人調查。他們認為好的人，把他過去的言論，行為，事業成就，調查清楚，然後公布出來，讓選民有明白的認識。對他們認為壞的候選人，也把他過去的行為過失，荒謬言論，搜集起來公布給大眾。這兩種工作似乎很簡單，但這工作教育了美國人民。當時許多自由主義的教授、專家都來參加這個工作。其結果，不僅是使C.I.O.P.A.C.本身的組織加強，同時使1944年選舉投票的人數增加到五千多萬人。許多老的議員都落選，議會裡添了許多新人物。這是這個P.A.C.努力的結果。這種工作，我們目前就亟須做，這種是我們能做什麼的第三類的答案。
以上所談的三大類來講，第一是消極的研究、討論，來影響政治，個人、團體都能夠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糞，調查，揭發，總會使政治日漸清明。第二是以團體的力量做大規模的調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動了選舉，積極促進了政治。
這三條路都是有成績的，都可以訓練我們，促進我們達到兩種目的：一種是「公」，一種是「能」。做我們所能做的，我們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會，「公」、「能」的好政府。
- （本文為1947年9月21日胡適在天津公能學會的演講，原載1947年9月22日天津《大公報》）
- ↑ 記者按：指胡氏民廿七年出任駐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