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為自由故:自由軟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傳/第5章 自由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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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若為自由故:自由軟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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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源:https://github.com/lifanxi/free-as-in-freedom-zh-cn/blob/v1/chap5.tex
根據李凡希在http://faifchs.github.io/發布的勘誤校正


如果誰和斯托曼在一起待上超過一分鐘,感受一般都是這樣:不管他那一頭的長髮,不管他怪異的舉止,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斯托曼凝視你的眼神。透過他綠色的眼睛,你能看到一種真實的信仰。

要說斯托曼眼神犀利,都要算是輕描淡寫了。他不止是看着你,他簡直就是要看透看穿你的心。哪怕你出於禮貌,暫時把自己的視線從他身上移開,你依舊能感受到他的眼神像燈塔一樣,鎖定在你的身上。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描寫斯托曼的文章,都會從信仰的角度開始寫起。在1998年salon.com上的一篇文章,標題定為《自由軟件聖徒》。作者安德魯·倫納德(Andrew Leonard)描述斯托曼那雙綠色眼睛的時候,寫道:「[它們]散發出一種舊約中先知般的力量[註 1]。」1999年《連線》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形容斯托曼的絡腮長鬍鬚好似拉斯普京[註 2]的鬍鬚一般[註 3]。《倫敦衛報》則把斯托曼的微笑說成好似「門徒看到耶穌」一般[註 4]

這些比喻有一定道理,但似乎也有不足。它們都忽視了斯托曼人格中脆弱的一面。盯着斯托曼的眼睛再久些,你會發現其中潛在的改變。一開始,是一種強勢帶着幾分催眠般的眼神;可再看幾次,就會發現那眼神其實是在尋求溝通,建立聯繫。正像斯托曼本人所懷疑的那樣,如果他個性中真的有着一些自閉症的成分,那麼他的這種眼神倒確實符合這種個性。哪怕當他目光如炬地盯着你的時候,你依舊能夠感受到他眼神中透出的幾分迷茫和疏遠。恰似受傷的猛獸一般,眼中傳出的有幾分絕望。

我第一次見識到傳說中的斯托曼的目光,是在1999年3月的第一屆LinuxWorld大會上。大會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何塞市舉行,是一場「Linux」社區的大聚會。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在媒體面前介紹斯托曼。斯托曼決心在這次見面會上簡要回顧GNU工程的歷史以及這個工程政治上的目標,以此說明自己在社區中的工作和價值。

作為一個報道此次大會的記者,我在GNOME 1.0的媒體發布會上被斯托曼親自上了一課。當時,我的第一個問題在無意之中觸碰到了敏感話題:「請問您覺得隨着GNOME逐漸成熟,是否會推進Linux的商業應用?」

「請你不要再把整個操作系統都叫作Linux,」斯托曼回應,眼光迅速聚焦到我的身上,「Linux是一個操作系統的內核,它僅僅是操作系統的一小部分。你所說的Linux,實際還包含了很多軟件。這些軟件並不都是林納斯·托瓦茲開發的。它們是由GNU工程的志願者開發的,這些志願者用自己的業餘時間創造了這些軟件,讓用戶最終可以自由使用這個操作系統。如果不提及這些開發人員的工作,那麼既不禮貌,也不尊重歷史。所以我堅持把這個操作系統稱作GNU/Linux,也希望你這麼稱呼它。」

我把這段話記在採訪本上,整個會場異常地安靜。等到我抬起頭來,才看到斯托曼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讓我心生一絲膽怯。這時候,直到另外一名記者正確地使用了GNU/Linux的名字提問,才打破僵局。GNOME項目的組長,米格爾·德·伊卡薩(Miguel de Icaza)回答了這名記者的問題。伊卡薩回答到一半,斯托曼才把目光從我身上移開。這時,我才覺得些許放鬆。等到斯托曼繼續糾正了另外一個記者的措辭問題後,我才有種罪孽被洗清的感覺。他起碼不再盯着我了——我對自己說。

從斯托曼的角度看,這種面對面的時刻是有意義的。這次大會結束的時候,各路記者在斯托曼面前已經改用GNU/Linux這個名字。而《連線》的記者則開始忙着寫一篇通訊。這篇通訊中,斯托曼被形容為被黑客和各大公司遺忘的英雄。甚至整個GNU工程也被忽略,因為這些黑客和公司不喜歡GNU工程中的政治目標。其他類似的報道也相繼出現,儘管沒有在報道中使用GNU/Linux的名字,但它們大多都提及了斯托曼的貢獻,說到他十五年前發起的開發自由操作系統的項目。

再次見到斯托曼,是在17個月後。在這17個月中間,斯托曼又一次前往位於硅谷的聖何塞,參加1999年8月的第二屆LinuxWorld大會。儘管沒有演講,但斯托曼此次還是有目的的。他代表自由軟件基金會,領取了林納斯·托瓦茲社區貢獻獎。斯托曼接受獎盃的時候,打趣道:「這次代表自由軟件基金會領取林納斯·托瓦茲社區貢獻獎,感覺就像唐僧代表師徒四人去領取悟空獎[註 5]。」

可惜,這次的玩笑並沒有吸引多少媒體的關注。倒是這周的紅帽公司(Red Hat, Inc.)上市,引起了各路記者的關注。這是一家以發布GNU/Linux發行版為主的軟件公司[註 6]。這次上市,印證了大多數記者的猜測:「Linux」一詞,會和「電子商務」、「點com」等一樣,成為華爾街上的流行語。股票市場的熱鬧會把大家搞得像中了千年蟲病毒一般——忘掉過去,丟掉歷史,把自由軟件或開源的政治方面拋諸腦後。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2000年第三屆LinuxWorld大會上,大家再也沒看到斯托曼的身影。

我第二次再和斯托曼見面,是在第三屆LinuxWorld大會之後不久。當時我聽說斯托曼又要來硅谷,我就和他聯繫好,定在加利福尼亞州帕羅奧多市(Palo Alto)進行採訪。這個地點選得很有意思。不僅僅是因為他上次缺席LinuxWorld大會,還因為這裡作為硅谷重鎮,是除了微軟所在的華盛頓州雷蒙德市以外,最支持專有軟件經濟模型的幾個城市之一。而斯托曼則花費了自己整個青春和大半生的時間,去與我們文化之中的自私與貪婪作鬥爭。我很好奇,他來到這座城市,看着車庫大小的平房裡,都在做着幾十萬美元的買賣的現實,斯托曼會作何反應。帶着好奇心,我離開奧克蘭市,驅車前往帕羅奧多。

按照斯托曼給我的地址,我來到了Art.net的總部。這是一家匯集各路「網上藝術家」的非營利組織。位於城市北部,坐落在一所被籬笆圍起來的房子裡。房子有些舊,但又透着些小清新。這氛圍頓時又讓我覺得,斯托曼混在硅谷,似乎也不是個很怪的想法。

我看到斯托曼坐在一個背陰的房間裡,正在他那台灰色筆記本電腦上敲着鍵盤。我一進門,他就看着我,投來了那著名的目光。互相寒暄後,他又把目光聚焦回筆記本的屏幕上。

「我剛剛寫了一篇關於黑客精神的文章,」斯托曼一邊打字,一邊說,「過來看看?」

我走過去開始讀文章。房間陰暗,屏幕上編輯軟件的界面,又被斯托曼設置成了黑底綠字。我讀了幾個字,眼睛才逐漸適應。文章開始回憶了斯托曼有次去一家韓國餐館的經歷。當時服務員擺桌的時候,在斯托曼面前放了三雙筷子。一般人恐怕都會把多餘的兩雙筷子拿開。可斯托曼卻又藉此開始玩起把戲,他企圖找個法子,用上所有的筷子。和很多黑客技巧一樣,最終的解決方案既聰明靈巧,可又傻裡傻氣。斯托曼以這個事情來作為整個文章的引子。

我讀的時候,感覺斯托曼一直在盯着我。起身看了他一眼,見他一臉驕傲的表情,好似孩子般笑着站在那裡。我誇獎了一下他的文章,勉強讓他的眉毛抬了抬。

「稍等一下,我們馬上就出發。」他說。

斯托曼坐回座位,開始繼續敲鍵盤。他用的筆記本是個灰色的四方盒子,和LinuxWorld上看到的大多筆記本不同,斯托曼的這台沒那麼光鮮亮麗,也不是什麼新款式。筆記本的鍵盤之上,還放着一個更小、更輕的鍵盤。斯托曼的一雙大手,則在這個小鍵盤上飛舞。80年代後期,斯托曼每周都工作70~80小時,編寫GNU工程中最基礎的那些自由軟件,雙手的劇痛讓他無法容忍,以至於他曾一度僱用了一位打字員。今天,他用的鍵盤,是一種特殊的,比常規鍵盤按鍵力度更小的鍵盤。

斯托曼在工作時,會全然不顧外界刺激。看着他眼睛盯着屏幕,手指飛舞,讓人覺得斯托曼和電腦,恰似老友重逢,當下正促膝長談。

斯托曼用力敲了幾下鍵盤,合上筆記本電腦,拔掉電源,結束了寫作。

「吃午飯去吧?」斯托曼問。

斯托曼抱怨着自己腳踝的傷,和我一起徐步走到我的車前。他左腳跟腱三年前受了傷,讓他這麼一個民族舞愛好者從此告別任何舞蹈活動。斯托曼嘆道:「我可喜歡跳舞了,不能跳舞對我來說簡直是個悲劇。」

這悲劇從斯托曼的身材上就體現出來了。由於缺乏鍛煉,斯托曼開始發福。他的臉頰越來越圓,啤酒肚也凸出來了。你能明顯看出,他的發胖簡直就是一瞬間完成的。他自己都還來不及適應,以至於在走路的時候,都要撐着腰,好似一個孕婦一般。

走到中途,斯托曼停下腳步,在一簇玫瑰花前俯下身子。剝開花瓣,斯托曼把鼻子湊到花蕊前,深吸一口氣,然後起身長嘆,甚是滿足。

「嗯,rhinophytophilia。」他揉揉腰說[註 7]

開車到餐館不到三分鐘。根據前自由軟件基金會執行總監蒂姆·內伊(Tim Ney)的建議,我讓斯托曼選擇去哪家餐館。儘管很多報道把斯托曼描述成苦行僧一般,可事實上,斯托曼在飲食方面可謂是個美食家。作為一位布道全球的自由軟件使者,一個額外收穫就是可以嘗遍各地美食。內伊介紹:「他去了幾乎全世界所有的主要城市,這讓他總能知道全城最好的餐館在哪。斯托曼知道菜單上每個菜都是什麼,點上一桌美食,他經常以此為榮。」

今天,斯托曼選擇了一家廣式點心店。這家店和帕羅奧多市的主幹道學院街(University Ave.)相隔兩個街區。選這裡,一部分是因為斯托曼剛剛去過中國,期間在香港做了短暫停留,這才想當下吃點中餐。斯托曼本人並不喜歡太辣的東西,所以他也就沒選川菜和湘菜。「我對辣的東西不感冒。」斯托曼坦言。

快十一點的時候,我們趕到餐館。結果發現餐館的門前居然已經排起了長隊,我們要等二十分鐘才能入席。我深知黑客們不喜歡浪費時間,於是屏住呼吸,生怕斯托曼大動肝火。可出乎意料,斯托曼竟然坦然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斯托曼對我說:「就只有我們倆來了,真可惜。人多了吃起來才熱鬧。」

等待期間,斯托曼開始走起舞步。他步步小心,可還是能看出他有點兒功底。我們開始聊起時事。斯托曼說,這次缺席LinuxWorld大會,最遺憾的部分是沒能出席GNOME基金會的成立發布會。這個基金會是Sun公司和IBM一手操辦,它很好地詮釋了斯托曼的觀點:所謂自由軟件,並不與自由市場和自由經濟相衝突。然而,斯托曼依舊不滿意大會的論調。

「發布的時候,各個公司都在說着Linux,閉口不提GNU工程。」斯托曼說。

這種冷漠恰恰和地球另一邊的熱鬧形成對比。尤其是亞洲各國,甚是熱情。看看斯托曼2000年的行程安排,就能看出自由軟件的迅猛增長。在115天之中,斯托曼只在美國停留了12天,其他時間則在印度、中國或巴西境內。他的旅行,讓他見識了自由軟件如何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進入各國的文化。

「在印度,很多人對自由軟件感興趣。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建設起自己的計算機基礎設施,」斯托曼說,「在中國,自由軟件的概念就傳播得相對慢了一些。我們經常把軟件自由和言論自由並提,表示這是軟件用戶的一種基本自由,不過無論如何,我這次的中國之行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由軟件的關注度。」 話題很快轉到Napster,這是一家加利福尼亞州聖馬特奧市的軟件公司。這幾個月,這家公司成了各大媒體的寵兒。這家公司開發了一款備受爭議的軟件,使得音樂愛好者之間可以互相複製音樂文件。借着互聯網的東風,這類稱作P2P(即端到端)的軟件逐漸流行。如今,Napster儼然成了大型音樂盒,讓各路音樂愛好者可以免費欣賞音樂。這一下子就惹惱了各大唱片公司。

儘管Napster是個專有軟件,但它的流行卻印證了斯托曼的想法:一旦某個作品進入數字世界,或者說,一旦複製這個作品變得便宜簡單,那麼,分享行為作為人類的一種本能,就很難被阻止。Napster給了用戶一片分享音樂的空間,這家公司接着就可以藉助用戶量來尋求更多商業機會。

Napster的迅猛成功讓各大唱片公司開始擔心。我來帕羅奧多之前的幾天,瑪莉蓮·帕特爾(Marilyn Patel)法官剛剛在美國地方法院通過了一項由美國唱片協會提交的禁令。該禁令禁止了文件共享服務。而Napster之後上訴到上訴法院,使得這個禁令被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暫停。但在2001年年初,上訴法院判定Napster的確違反了版權法[註 8]。美國唱片協會發言人希拉里·羅森(Hillary Rosen)對這個判決的評價是:「保護了創作者,完善了在線市場方面的法律[註 9]。」

對於斯托曼這樣的黑客來說,Napster的商業模型內包含着複雜的信息。一方面,這家公司大力倡導黑客社區所欣賞的信息共享精神;而另一方面,該公司又出售着基於專有軟件的服務。這種複雜性,讓斯托曼對這一事件少言寡語,因為他知道,自己已經花了很大工夫去傳播自己的思想,而對這種部分和自己思想相同,但很大程度上又有矛盾的事件發表評論,很容易被媒體斷章取義、平添混亂。可斯托曼依舊承認,從Napster事件上,他也認識到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以前,我覺得人們私下分享娛樂信息就可以了,」斯托曼說,「可如此龐大數量的用戶在Napster上分享音樂,這讓我覺得,不僅僅是私下朋友和朋友之間的共享很重要,在公共場合,公開給大家分享信息的自由也同樣重要,不可剝奪。」

話到此,餐廳服務員趕來,告訴我們有了空位。於是我們被領班帶到桌前,坐在餐廳一角,身旁的牆壁是一整面鏡子。

服務員拿來菜單和筆,讓我們在菜單上勾選要點的菜。還沒等服務員把茶水拿上桌,斯托曼就已經開始在自己的菜單上點菜了。「香煎鮮蝦腐皮卷,」斯托曼讀着菜單,「我喜歡腐皮的口感,點一個。」

這一下子又引來了斯托曼關於中餐和這次訪問中國的即興評論。「中國的飲食真是博大精深,」斯托曼大聲說,這要算是他整個上午嗓門最大的一次了,「各種我在美國都沒聽說過的食物。還有很多當地特產、當地美食。當時我又突然想起來,我要辦份雜誌,專門記錄每頓大餐的菜譜。」

這討論接着又轉向韓國菜。同樣也是在2000年6月,斯托曼的亞洲之行中也去了韓國。他的到來,在當地媒體引起了一個不小的轟動。這其中原因或許還要部分歸功於當時也在韓國的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斯托曼的照片這次上了首爾的熱銷報紙的頭版,比爾·蓋茨的照片竟然被擠到了下面。除了這件事情讓斯托曼非常滿意之外,當地的美食也讓他歡欣鼓舞。他回憶道:「我吃了一碗冷麵。那麵條口感非常獨特,我們這邊都不用那種麵條做冷麵。我敢肯定,那冷麵是我有生以來吃到的最正點的冷麵。」

「正點」一詞在斯托曼嘴裡應該是很高的評價了。因為正當斯托曼介紹完冷麵,我突然覺察到他的眼神飄到了我的右後方。

「你後面坐了個很正點的妹子。」斯托曼說。

我趕緊回頭,瞟到了一個女人的背影。這女人很年輕,二十來歲的樣子。穿了一件白色裙子,裙子上貼着閃閃發亮的飾品。她和同桌的一位男性已經用完餐,正在結賬。當兩人起身離開的時候,我發現了斯托曼眼中瞬間失落的神情。

「啊!別啊!他們要走了。我估計以後也見不到她了。」斯托曼抱怨道。

一聲嘆息,斯托曼心神回位。這倒給了我一個機會,問問斯托曼的感情生活和審美偏好。因為坊間傳言,他可是個輕佻的公子。有些時候,很多傳言還有些自相矛盾。很多黑客都聲稱,斯托曼和女性見面,都會以吻手背的方式來打招呼[註 10]。在Salon.com上,有一份2000年5月26日的採訪,把斯托曼描寫成了一位黑客界的花花公子。文中把自由軟件和自由戀愛做類比[註 11]

當我問起這方面問題時,斯托曼把菜單放下後說:「這個⋯⋯很多男人似乎都會不自覺地蔑視女性,看到女性就想到上床一類的事情。就連很多女人也自覺不自覺地融入到男性的這種傾向的思維中,可我無法理解這種態度。」

我提到,在1999年,一本名為《開源軟件文集:開源革命之聲》的書中,斯托曼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當初他想以女朋友的名字來命名GNU操作系統的內核。這位女孩子名叫Alix,因為是以x結尾,所以和Unix界對操作系統內核的命名傳統非常契合,比如「Linux」就遵照了這個命名傳統。Alix當初是個Unix系統管理員,所以斯托曼這麼做對她來說更是一個驚喜。不過,最後內核的主要開發人員還是把內核名字改成了Hurd[註 12]。雖然最後斯托曼與她分手了,這個故事還是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問題:雖然大部分的媒體上都把斯托曼描寫成是一個狂熱的激進分子,但斯托曼真的就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古怪人物嗎?他是否只知道去挑戰風車,把這看成是一種浪漫,並以此來吸引他理想中的愛人?

整個上午,斯托曼臉上都掛着笑容。我問起關於吻手背的事情,斯托曼說:「哦,是的。我的確這麼做。我覺得這種方式可以給很多女性帶來親切感,她們也都會喜歡。這是個很好的機會,你可以藉此拉近彼此距離。」

親切感是斯托曼生命中永恆的主題。問起這個問題,他非常坦誠:「在我的生命里,確實很少體驗到親切感,只是在我頭腦之中還存在着這種感受。」可聊着聊着,話題就變得尷尬。斯托曼幾次回應都只是從嘴裡蹦出幾個單字,再問幾個問題,他就舉起菜單,插話道:

「你想吃點燒麥嗎?」

上菜間隙,談話越顯尷尬。我開始和他閒聊起來,問他關於中餐的問題,問他當初他在人工智能實驗室做程序員的時候,每周去唐人街吃飯的問題,還問了他關於中文口語和漢字書寫之間的邏輯聯繫。本想藉此繞回主題,可每次嘗試,都被斯托曼以一套太極功夫擋了回去。

「我上次去中國的時候聽到人們說上海話,」斯托曼說,「很有趣,和普通話非常不同。我問他們把同一個詞分別用上海話和普通話說一遍。有些時候你能大概聽出點聯繫。我問他們聲調是不是也類似,他們說不一樣。這讓我覺得很有趣。因為有個假說認為,不同聲調曾經是不同音素,之後語言不斷演化,幾個音素被不同聲調取代。如果這個假說成立,那麼聲調不同就意味着這個方言是在音素演變成聲調之前就獨立發展的。」

第一個上來的菜是蘿蔔糕。我和斯托曼都花了些力氣,才把這大塊的蘿蔔糕切開。它聞起來像是白灼生菜,吃起來又像煎土豆餅配培根。

我決定繼續討論剛才說到一半的話題,我問他,是否覺得自己的童年經歷使自己養成了如此特立獨行的性格。其中很出名的一個事,就是他從1994年開始,就致力於糾正廣大計算機用戶和各地媒體的誤讀,讓他們使用GNU/Linux一詞來替代Linux。

「我覺得這樣的確對我有好處,」斯托曼嚼着一個餃子,繼續說道,「很多人都說會感受到旁人觀點的壓力,而我卻從不在意。我覺得我一直在拒絕盲從別人的觀點。隨波逐流不會有什麼好處,不會帶來任何改變。因此,我也沒太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

斯托曼以音樂喜好為例,向我講述他叛逆的傾向。在他少年時期,大多數同齡的中學生都迷戀魔城音樂和搖滾樂,而斯托曼則喜歡聽古典樂。他回憶,在1964年,自己中學生時候,披頭士在《埃德·沙利文秀場》欄目出現[註 13],他的同學們都衝出去買披頭士的最新專輯或單曲。而就在那個時候,斯托曼決心抵制披頭士音樂。

斯托曼說:「我喜歡披頭士之前的一些流行樂。可我不喜歡披頭士。我更不喜歡人們追求披頭士的那份瘋狂。當時就好像說,誰能攢齊披頭士的所有專輯,誰就是最崇拜披頭士的。」

斯托曼的抵制行為顯然沒造成多大影響,他還試圖找點其他法子戲弄一下盲目的同齡人。他說,他曾經考慮過要自己組織個樂隊,專門調侃披頭士。

「我想把這樂隊叫作『東京花』,或者『日本披頭士』。」

我知道斯托曼喜歡世界各地的民族樂,我就問他對民謠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什麼看法。斯托曼搖搖頭:「我倒是更喜歡彼得、保羅和瑪麗。他們讓我想起了偉大的誹客(filk)音樂。」

我問他什麼是誹客音樂,斯托曼解釋說,這是專指為現成歌曲重新填詞後創作的歌曲,這樣的活動在黑客和科幻圈子裡頗為流行。經典的誹客樂有《意大利麵條之上》,這是借用《舊思墨客山之上》的曲調[註 14]。還有由誹客樂大師,「奇士」埃爾·楊可維克(「Weird」 Al Yankovic,「奇士」是此人綽號,也被人稱「奇士埃爾」)填詞,改變自《羅拉》(Lola)的歌曲《尤達》(Yoda),顯然,《尤達》是描寫《星球大戰》裡的絕地武士尤達的。

斯托曼問我是不是想聽他唱誹客歌。我說想聽。他很快開始唱起來,聲音出奇的清晰。用的是《隨風飄散》(Blowin' in the Wind)的曲調[註 15]

一隻土撥鼠要撥多少土,

才能稱得上是土撥鼠?
波蘭人要播多少欄目,
才配得上波蘭這名屬?
黑奴兄弟啊,你要黑掉多少弓弩,
才敢被人稱作黑奴。
這一切的答案,親愛的,
都掉進了你耳朵,粘到了聽小骨,

答案啊,都粘到了聽小骨……

曲罷音散,斯托曼唇角又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環視周圍,旁邊的幾個亞洲人正享受着自己周日的饕餮,沒把心思放在這位大鬍子叔叔身上[註 16]。猶豫了幾秒,我也沖斯托曼笑了笑。

「這個粟米球你還吃嗎?」斯托曼眨着眼睛問到。我還沒回答,斯托曼就拿筷子夾起粟米球往嘴裡送。「那我就不客氣了!」他說。

飯菜吃完,我們準備進入採訪的正題。斯托曼端起茶杯,靠在在椅子上。我們繼續開始討論Naspter和自由軟件運動的話題。我問,自由軟件的原則是否應該擴展到其他領域,比如音樂領域上?

「把一個問題的答案無條件地嫁接到另外一個問題上,這可就不對了。」斯托曼說。說起歌曲音樂和程序,他說:「正確的思路是,根據每類不同的作品做分析,由此再得出相應的結論。」

當說起版權作品的時候,斯托曼把整個領域分為三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所謂的「功能類」。軟件、辭典、教科書都屬於此類。第二個類型可以稱為「證據類」。科技論文、古籍文獻都屬於此類。這些作品,如果可以被任意修改,則沒有了價值。這一類也同樣包括對個人感受的記錄,如日記、遊記、自傳。修改這些作品,則會影響到對某人的回憶或觀點。因此,斯托曼覺得對此類作品,讀者不能有權修改。第三類則是「藝術類」,包含了藝術和娛樂作品。

這三類作品中,對於「功能類」的作品,用戶應該具備無條件地修改它們的權利;而對於「證據類」和「藝術類」作品,則要根據作者意願,才能賦予用戶一定的修改權力。斯托曼堅信,無論哪類作品,用戶出於非商業目的複製與分享行為都應該被允許。也許有人會說,一旦允許如此,就會有互聯網用戶把各種圖片、音樂或者書籍複製成百上千份,然後把副本發送給幾百個陌生人。但斯托曼認為,這些複製行為也應該被允許。「很顯然,私下偶爾分享這些作品的行為必須被允許。只有警察國家才會禁止這些行為,」斯托曼說,「把一個人和他的朋友隔離,這是反社會的行為。而Napster事件則讓我覺得,我們不僅要允許私下朋友之間的分享,更應該,也必須要允許用戶,出於非商業目的,把這些作品的副本分享給公眾。因為太多的人希望如此,並且覺得這麼做非常有價值。」

我問他,法庭是不是會接受這种放任的觀點。斯托曼打斷了我說:

「這是個錯誤的問題。你把這個話題從道德倫理的領域轉移成了法律領域裡的釋法問題。這是一個話題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方面。從一個反面跳到另一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如今,法庭對於這些現有法律的解釋往往會非常嚴苛,因為這些法律當初都是被出版商們極度擁護才被制定出來的。」

這段話反映出了斯托曼的政治哲學:現有的法律系統保護各大公司,讓他們能利用現有版權法保護自己的軟件,但這並不意味着計算機用戶必須得遵守所謂的規則。自由本身是個倫理問題,不是法律問題。他說:「我們需要超越現有法律,暫時忘記現在實際是什麼樣,去思考我們究竟應該要什麼樣。我不是要立法,而是在考慮法律應該做些什麼。我覺得,禁止朋友之間分享複製品的法律,和種族歧視法一樣,不該得到尊重。」

說起種族歧視法,我又問了另外一個問題:他是否被曾經的那些政治領袖影響或鼓舞?如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斯托曼的政治思想也是基於類似的普世價值:自由,正義,公平競爭。

斯托曼這會兒被一撮糾纏在一起的頭髮分了心,沒注意到我的問題。之後我把這個問題更具體化,把斯托曼和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做比較。這時,斯托曼剛剛弄斷頭髮分叉處的死結,把死結扔進了嘴裡。他打斷了我的話。

「我們不是一個團體,但我們做着同樣的事情。」斯托曼一邊嚼着東西一邊說。

接着,我提起另外一位民權活動家,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把他的觀點和斯托曼的做類比。和他一樣,斯托曼也喜歡談論有爭議的話題,疏遠潛在的盟友,並且傳播着一套自恰的信息,無視與現有文化體系的整合。

斯托曼嚼完嘴裡的東西,表示他拒絕這種類比:「我要傳達的內容更類似馬丁·路德·金的思想。這是一個普世價值觀。它譴責一些傷及他人的行為。我的思想並不是要人去憎恨誰,也不是針對一小撮人。我希望每個人都能珍視自由,也能擁有自由。」

僅管如此[維基文庫注 1],對於政治盟友始終抱以懷疑的態度,可以算得上是斯托曼的一個性格特徵。他拒絕使用已經被大眾接受的「開源」一詞,拒絕與這個圈子的人合作項目。他為自由軟件奮鬥了二十多年,他的名字已經深深地和自由軟件綁在了一起,他的政治資本也是要不斷投資在這四個字上。在LinuxWorld上領獎時,他的那番類比,更加深了人們對他的這一印象。斯托曼頭腦守舊,不肯在政治大趨勢和市場面前做出半點讓步。

紅帽公司總裁羅伯特·楊(Robert Young)總結理查德·斯托曼看似矛盾的政治行為時,說:「我崇拜、也尊敬理查德和他所做的一切。我對他唯一的批評就是,有些時候,他對待朋友甚至比對待敵人還要無情。」

如果從自由軟件運動以外的領域來看,斯托曼並非是因為不關注其他政治人物而形成了這種獨行俠的作風。在他的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里,你能一下子看到很多左派文章,記錄着全球各地公民權被侵犯的事件。打開他的個人網站,你可以看到很多文章——反對千禧年版權法案、抵制反毒品運動、抵制世貿組織等。

鑑於斯托曼這種活動家的傾向,我問他為什麼不嘗試發出更大的聲音?為什麼不藉助他在黑客圈的影響力,去推進他的政治主張?

斯托曼整理了一下頭髮,思考了一陣。

答道:「軟件自由,僅僅是自由一隅,冰山一角。我不希望過分強調這一角。因為還有更多的領域需要自由,這一點十分重要。和這些自由相比,自由軟件則顯得微不足道了。自由軟件是我的一份責任,因為這項自由恰好落在我熟悉的領域之中。可除此以外,還有很多極其重要的問題需要關注:警察暴力,刑訊逼供;人們對某些毒品的偏見;種族歧視;如何讓人們過上安逸的生活;如何讓有墮胎經歷的人免遭歧視;如何避免極權政治等。這些都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它們都比我的工作重要。我只是希望能了解如何在這些問題上做點什麼。」

斯托曼之後的一席話,讓我覺得他利用了各種政治活動增進了個人信心。他在自由軟件上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很多活動,他雖然支持,但若真的投入其中,則要猶豫再三,要權衡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並且避免讓自己陷入到並不熟悉的領域中。

「我真心希望我能為解決這些問題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倘若我的貢獻能讓這些問題有所好轉,我將引以為豪。可這些問題困難至極,多少比我更優秀的人前赴後繼,才只能做到今天這地步。當初我審視這一切,我發現依然有一處自由無人守護,於是我才投身至此。軟件自由也許並非舉足輕重,但守衛之人,僅我一個。」

吃完最後一口,斯托曼要結賬。服務員還沒來收錢,他又掏出一張白色紙幣。一眼看去,這張紙幣顯然是張假幣,我忍不住拾起來仔細端詳了一下。它自然不是美國鑄幣局製造的。上面畫的不是華盛頓,不是林肯。這張紙幣一錢不值,服務員來的時候,斯托曼拽着他的袖子:

「我又給你加了零美元的小費。」斯托曼說着,又露出了他標誌的微笑。

這位服務員可能沒有領會什麼意思,或者真的被這假幣迷惑住了。他也回敬笑了一下,快步走開了。

「看來我們可以離開了。」斯托曼說。


  1. 參見安德魯·倫納德的文章《自由軟件聖徒》,1998年8月:http://www.salon.com/21st/feature/1998/08/cov_31feature.html。
  2. 譯註:拉希普京,全名葛列格里·葉菲莫維奇·拉斯普京。沙俄末期的一名頗受爭議的東正教教徒。當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亞歷山德拉篤信神秘主義,拉希普京便因此得寵。後被尤蘇波夫親王、狄密翠大公、普利希克維奇議員等人合謀刺殺。
  3. 參見利安得·克尼(Leander Kahney)的文章《被Linux遺忘的人》,《連線》,1999年3月5日: http://www.wired.com/science/discoveries/news/1999/03/18291
  4. 參見《有操守的程序員;堅持自由,堅持自由軟件的理查德·斯托曼》,《倫敦衛報》,1999年11月6日;http://www.guardian.co.uk/uk/1999/nov/06/andrewbrown。把斯托曼比作宗教信徒的文章还有很多。Linux的作者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曾用更極端的語言把斯托曼比作宗教信徒。參見他2001年發表的自傳《好玩而已:一場無意間發起的革命》(Just For Fun: The Story of an Accidentaly Revolutionary,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1),第58頁。托瓦茲說:「斯托曼簡直就是自由軟件之神。」 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暱稱Larry Lessig)則把它形容得有點恐怖。雷席格所著的《The Future of Ideas》一書中,第270頁腳註中曾將斯托曼比作摩西:

    同摩西一樣,他也是得了貴人相助:當年斯托曼開發的操作系統只差最後一個重要組件,那就是操作系統的內核。是林納斯·托瓦茲(Linus Torvalds)開發了Linux這個自由的操作系統內核,最終將斯托曼的運動帶入了當年承諾的那片「應許之地」。斯托曼也和摩西一樣,在自由軟件社區里,既受人尊重,也常被人指責。他為人稜角分明,也正因如此,很能激人上進。他是現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領袖。斯托曼是一位卓著的人,他堅持原則和自己的信念,為此我甚是尊敬。我同樣尊敬那些敢於與他共事,甚至敢於批判他想法,又能忍受他乖戾脾氣的人。

    在本書採訪的結尾,我曾問過斯托曼,想聽聽他對於這種將自己與宗教掛鈎的說辭有什麼想法。斯托曼說:「的確有些人把我和《舊約》裡的先知坐對比。因為《舊約》裡面一些先知把很多社會活動都預測錯了。他們也不會在道德原則問題上做妥協,不會被人收買,還常常被人輕視。」

  5. 譯註:原句為「Giving the Linus Torvalds Award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s a bit like giving the Han Solo Award to the Rebel Alliance.」裡面借用了《星球大戰》中的人物關係。為了讀者方便理解,翻譯時做了意譯。
  6. 譯註:如今,紅帽公司的業務已經逐漸擴大,並不僅僅以發布發行版為主。但依然以GNU/Linux的各種解決方案為核心。
  7. 開始,我還以為斯托曼說的是這花的學名。幾個月後,我才發現斯托曼所謂的rhinophytophilia,原來也是他的一個玩笑。他實際是把嗅花的行為比作用鼻子和花在親熱。更多斯托曼關於花的玩笑,參見:http://www.stallman.org/texas.html。譯註:rhinophytophilia是斯托曼自創的一個希臘詞彙。rhino意為「鼻子」;phyto意為「花」;philia意為「愛」。
  8. 參見News.com 2000年7月28日Cecily Barnes與Scott Ard所著的文章Court Grants Stay of Napster Injunctionhttp://news.cnet.com/2100-1023-243817.html
  9. 參見美國唱片協會於2001年2月13日發表的新聞稿Clear Victory for Recording Industry in Napster Case。http://www.riaa.com/print.php?id=EA742466-C6DB-1D28-CF94-411172C649C7
  10. 參見Mae Ling Mak於1998年12月17日發表的Mae Ling's Storyhttp://www.crackmonkey.org/pipermail/crackmonkey/1998q4/003006.htm。Mak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願意和我聊這事,並且公開姓名的人。除了她以外,還有幾個女性跟我提到過斯托曼的這種行為。Mak一開始對於斯托曼的行為比較反感。不過在1999年的LinuxWorld上,Mak也拋棄了這種偏見,還和斯托曼一起跳了段舞。http://www.linux.com/interact/potd.phtml?potd_id=44
  11. 參見Annalee Newitz於2000年5月26日在Salon.com上發表的文章If Code is Free Why Not Me?。http://www.salon.com/2000/05/26/free_love/
  12. 參考理查德·斯托曼,《GNU操作系統與自由軟件運動》,《開源軟件文集》,(O'Reilly & Associates, Inc., 1999),第65頁。
  13. 譯註:1964年,披頭士樂隊第一次在美國電視上表演,當時參加的是《埃德·沙利文秀場》(Ed Sullivan Show)這一節目。從此以後披頭士在美國也開始火爆。
  14. 譯註:《舊思墨客山之上》(On Top of Old Smokey)是美國一首著名的民謠樂。原歌曲講述主人公在舊思墨客山上失去真愛。《意大利麵條之上》(On Top of Spaghetti)是由湯姆·格雷澤(Tom Glazer)填詞,講述主人公吃意大利麵條的時候,旁人打噴嚏把頂上的肉丸子吹到了地上。
  15. 譯註:《隨風飄散》(Blowin' in the Wind)是鮑勃·迪倫編寫的著名民謠歌曲。在電影《阿甘正傳》中,珍妮曾在舞台上演唱過該曲。此處的歌詞翻譯為意譯。原文為:

    How much wood could a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How many poles could a polak lock,
    If a polak could lock poles?
    How many knees could a negro grow,
    If a negro could grow knees?
    The answer, my dear,
    is stick it in your ear.

    The answer is to stick it in your ear.

    整個歌詞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思,主要是一個文字遊戲:將一個單詞按照發音拆成兩個,然後用拆出來的單詞組成一些看似有些意義的話。例如,negro(黑人,黑奴)按照發音被拆成了knee(膝蓋)和grow(生長)兩個詞,所以negro就變成了knee grow。本歌詞的翻譯也基本採用類似原則。

  16. 斯托曼自己也創作過誹客歌詞,可以在他的個人網站中找到:http://www.stallman.org/doggerel.html。想聽斯托曼唱歌的話,可以在GNU網站上找到他唱的自由軟件之歌:http://www.gnu.org/music/free-software-song.html

維基文庫編者注[編輯]

  1. 此處應修正為「儘管如此」,但原文及勘誤中均沿用如此寫法,故未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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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自由故:自由軟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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