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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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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國之精神
作者:胡適
1919年7月

  前番太炎先生,話裡面說現在青年的四種弱點,都是很可使我們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們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憑藉已成的勢力;三、不要虛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騖遠;這四條都是消極的忠告。我現在且從積極一方面提出幾個觀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國的邏輯 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一般中國人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正當的方法;因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幾種現象:(一)靈異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壇及各地的各種迷信;(二)謾罵無理的議論;(三)用詩云子曰作根據的議論;(四)把西洋古人當作無上真理的議論;還有一種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狀,我且稱他為“目的熱”,就是迷信一些空虛的大話,認為高尚的目的;全不問這種觀念的意義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說:“我主張統一和平”,大家齊聲喝采,就請他做內閣總理;明天又有人說:“我主張和平統一”,大家又齊聲叫好,就舉他做大總統;此外還有什麼“愛國”哪,“護法”哪,“孔教”哪,“衛道”哪……許多空虛的名詞;意義不曾確定,也都有許多人隨聲附和,認為天經地義,這便是我所說的“目的熱”;以上所說各種現像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們既然自認為“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該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不是我在這短促時間裏所能詳細討論的,我且略說科學方法的要點:

  第一注重事實 科學方法是用事實作起點的,不要問孔子怎麼說,柏拉圖怎麼說,康德怎麼說;我們須要先從研究事實下手,凡遊歷調查統計等事都屬於此項。

  第二注重假設 單研究事實,算不得科學方法;王陽明對著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麼道理來,反病倒了,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學家最重“假設”(Hypothesis)。觀察事物之後,自然有幾個假定的意思;我們應該把每一個假設所涵的意義徹底想出,看那意義是否可以解釋所觀察的事實?是否可以解決所遇的疑難?所以要博學;正是因為博學方才可以有許多假設,學問只是供給我們種種假設的來源。

  第三注重證實 許多假設之中,我們挑出一個,認為最合用的假設;但是這個假設是否真正合用?必須實地證明;有時候,證實是很容易的;有時候,必須用“試驗”方才可以證實;證實了的假設,方可說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空張、東哲西哲的學說,若不曾經過這一層證實的工夫,只可作為待證的假設,不配認作真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保存這種科學的方法,實驗的態度。

  二、少年中國的人生觀 現在中國有幾種人生觀都是“少年中國”的仇敵:第一種是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固然不消說了;第二種是退縮的人生觀,如靜坐會的人,如坐禪學佛的人,都只是消極的縮頭主義;這些人沒有生活的膽子,不敢冒險,只求平安,所以變成一班退縮懦夫;第三種是野心的投機主義,這種人雖不退縮,但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見,所以他們不惜利用他人,作他們自己的器具,不惜犧牲別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緊要關頭,不惜作偽,不惜作惡,不顧社會的公共幸福,以求達他們自己的目的;這三種人生觀都是我們該反對的。少年中國的人生觀,依我個人看來,該有下列的幾種要素:

  第一須有批評的精神 一切習慣、風俗、制度的改良,都起於一點批評的眼光;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的習俗,都最容易陷入機械的習慣,到了“機械的習慣”的時代,樣樣事都不知不覺的做去,全不理會何以要這樣做,只曉得人家都這樣做故我也這樣做;這樣的個人便成了無意識的兩腳機器,這樣的社會便成了無生氣的守舊社會,我們如果發願要造成少年的中國,第一步便須有一種批評的精神;批評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隨時隨地都要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

  第二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 我們須要認定這個世界是很多危險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險的;世界的缺點很多,是要我們來補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們來減少的;世界的危險很多,是要我們來冒險進取的,俗語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們要做一個人,豈可貪圖自在;我們要想造一個“少年的中國”,豈可不冒險;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大舞臺,我們既上了臺,便應該老著面皮,拼著頭皮,大著膽子,幹將起來;那些縮進後臺去靜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著雙手只會看戲的人,也都是懦夫;這個世界豈是給我們靜坐旁觀的嗎?那些厭惡這個世界夢想超生別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說了。

  第三須要有社會協進的觀念 上條所說的冒險進取,並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們既認定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又須認定人類的生活全是社會的生活,社會是有機的組織,全體影響個人,個人影響全體,社會的活動是互助的,你靠他幫忙,他靠你幫忙,我又靠你同他幫忙,你同他又靠我幫忙;你少說了一句話,我或者不是我現在的樣子,我多盡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現在這個樣子,我和你多盡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點事,社會的全體也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這便是社會協進的觀念。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侶,自然會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覺得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和社會有關,自然不肯為社會造惡因,自然要努力為社會種善果,自然不致變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機家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保存這種批評的、冒險進取的、社會的人生觀。

  三、少年中國的精神 少年中國的精神並不是別的,就是上文所說的邏輯和人生觀;我且說一件故事做我這番談話的結論:諸君讀過英國史的,一定知道英國前世紀有一種宗教革新的運動,歷史上稱為“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這種運動的幾個領袖如客白爾(Keble)、紐曼(Newman)、福魯德( Froude)諸人,痛恨英國國教的腐敗,想大大的改革一番;這個運動未起事之先,這幾位領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詩歌寫在一個冊子上,紐曼摘了一句荷馬的詩題在冊子上,那句詩是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翻譯出來即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我們也該時時刻刻記著這句話:

  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本文為1919年7月胡適在少年中國學會上的演講,原載1919年《少年中國》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