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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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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
作者:陳獨秀
1940年3月24日

“人生自古誰無死”,原來算不了什麽,然而我對於蔡孑民先生之死,於公義,於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度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余,天天從楊度生、鐘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國五、六、七年間在北京大學。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了。

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

蔡先生沒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學生,凡是追悼蔡先生的人,都應該服膺他這兩點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後,有一位北大舊同學寫信囑我撰一文,備登公祭時特刊之類,並且說:“自五四起,時人間有廢棄國粹與道德之議,先生能否於此文辟正之,”關於此問題,我的意見是這樣:

凡是一個象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爐中,各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甚至那一民族滅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還要長,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的來看待,把國粹離開全世界學術孤獨的來看待,在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著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甚至拒絕用外國科學方法來做整理本國學問的工具,一切學術失了比較研究的機會,便不會擇精語詳,只有抱著國“渣”當國“粹”,甚至於高喊讀經的人,自己於經書的訓詁義理毫無所知,這樣的國粹家實在太糟了!

人與人相處的社會,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種不可少的維系物,根本否認道德的人,無論他屬那一階級,那一黨派,都必然是一個邪僻無恥的小人;但道德與真理不同,他是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他有空間性和時間性,此方所視為道德的,別方則未必然;古時所視為不道德的,現代則未必然,譬如:活焚寡婦,在古代印度視為道德,即重視守節的中國人也未必以為然;寡婦再嫁,在中國視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現時的中國,也不算得什麽大不好的事;殺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戰場上能多殺傷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談;男女平權之說,由西洋傳到中國,當然和中國固有的道德即禮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現代的中國紳士們,在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實男子如果實行男女平權,是需要強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總之,道德是應該隨時代及社會制度變遷,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來責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實踐,而不是放在口裏亂喊的,道德喊聲愈高的社會,那社會必然落後,愈墮落;反之,西洋諸大科學家的行為,不比道貌尊嚴的神父牧師壞,清代的仆學大師們,比同時湯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學家的心術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論,他是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對祀孔的,他從來不拿道德向人說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過許多高唱道德的人。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敢說蔡先生和適之先生在這兩個問題上和我的意見大致是相同的;適之還活著,人們不相信可以去問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於認為我這話是死無對證信口開河。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原載1940年3月24日重慶《中央日報》 署名: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