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的起原
長短句的詞起於何時呢？是怎樣起來的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的答案是：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至早不得過西曆第八世紀的晚年。舊說相傳，都以為李白是長短句的創始者。那是不可靠的傳說。《尊前集》收李白的詞十二首，《全唐詩》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如《尊前集》收的“遊人盡道江南好”一首《菩薩蠻》乃是韋莊的)。長短句的《憶秦娥》,《菩薩蠻》,《清平樂》皆是後人混入的作品；據《杜陽雜編》及《唐音癸簽》,《菩薩蠻》曲調作於大中初年(約850),李白如何能填此調呢?《樂府詩集》遍載李白的樂府歌辭，並收中唐的《調笑》,《憶江南》諸詞，而獨不收《憶秦娥》諸詞，這是很強的證據。並且以時代考之，中唐以前，確無這種長短句的詞。我們細考《樂府詩集》所收初唐及盛唐的許多歌詞，——除那些不可歌的擬題樂府之外，——都是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詩，沒有長短句的詞體。《表異記》記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三人在旗亭上聽歌妓唱的詞也都是五言和七言的絕句。再看各家文集裏所載的樂府歌詞，自李白的《清平調》到元結的《欸乃曲》,都是整齊的近體。張說集子裏有幾首歌詞，注明樂調的，更可為證。如《蘇摩遮》(後來詞調中有《蘇幕遮》)五首，每首下注“臆歲樂”三字，其詞皆是七言絕句。又如《舞馬詞》六首，前二首各注“聖代升平樂”,後四首各注“四海和平樂”;而其詞皆為六言絕句。又《破陣樂》二首，是舞曲，其詞皆為六言律詩，與後來詞調中所謂“謫仙怨”相同。(舊說《謫仙怨》是唐明皇幸蜀時所作，說見《全唐詩》百二十冊。此說大謬。張說死在開元十八年，在明皇幸蜀之前二十六年。)
總觀初唐、盛唐的樂府歌詞，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齊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絕。當時無所謂“詩”與“詞”之分；凡詩都可歌，而“近體”(律詩，絕句)尤其都可歌。
中唐的樂府新詞有《三臺》,《調笑》,《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憶江南》:這六調是可信的。餘如世傳白居易的《長相思》二首，《如夢令》二首，皆不見於《長慶集》的前後集；他最後的自序明明的說“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為耳”,我們豈可深信?又如劉禹錫的《瀟湘神》等，宋本《劉夢得集》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四部叢刊》本);或有“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伏緣播在樂章，今附於卷末”一行跋語(《結一廬剩餘叢書》本),所以我們也不可深信。
我們且看這可信的中唐六調。
《三臺》與《調笑》始見於韋應物的集子裡。《三臺》是六言絕句，與張說的《舞馬詞》相同，不算創體。《調笑》,《韋江州集》(《四部叢刊》本)作《調嘯》;一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一名《三臺令》。《調笑》之名可見此調原本是一種遊戲的歌詞；《轉應》之名可見此調的轉折似是起於和答的歌詞；《三臺令》之名可見此調是從六言的《三臺》變出來的。今舉一例：
胡馬，胡馬，
遠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獨嘶，
東望西望路迷。
路迷，——
迷路，
邊草無窮，日暮。
《竹枝》,《柳枝》,《浪淘沙》皆是七言絕句。《竹枝》是揚子江上流的民歌，劉禹錫記他在建平所見云：
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劉賓客集·竹枝詞序》)
民間的《竹枝》,今有兩首，誤收在劉禹錫的集子裡；我們抄一首為例：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晴字雙關“情”字)
白居易、劉禹錫極力摹仿這種民歌，但終做不到這樣的天然優美。
《楊柳枝》也是一種舞曲。當時還有一種舞，名叫《柘枝》;白居易、劉禹錫有詩摹寫那種舞態。《楊柳枝》大概與此相近。白居易晚年病中有《賣駱馬》,《別柳枝》兩詩；《別柳枝》云：
兩枝楊柳小樓中，裊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
兩個舞妓必無同名柳枝之理；可見“柳枝”是一個類名，凡能舞《柳枝》的就叫柳枝。《柳枝》詞與《竹枝》同體裁，今不舉例。
《浪淘沙》也是白居易、劉禹錫唱和的歌詞。白作六首，劉作九首。後來皇甫松又作二首，也是七言絕句。皇甫松是晚唐人；這可見此調變成長短句乃是五代時的事。
《憶江南》是中唐的創調。《樂府詩集》八十二云：“一曰《望江南》。《樂府雜錄》曰：‘《望江南》本名《謝秋娘》,李德裕鎮浙西，為妾謝秋娘所制。’”此說不知可信否。今本《李衛公集》(《四部叢刊》本)之別集卷四(頁三)有“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一題，題存而詩闕。然題明說“五言三首”,是李德裕初作《憶江南》,還用五言舊體。他同時的詩人白居易、劉禹錫方才依曲作長短句。白詞第一首云：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後來劉禹錫和他的春詞，即用此調：
春去也，
多謝洛城人。
弱柳從風疑舉袂，
叢蘭挹露似沾巾，——
獨坐亦含顰。
最可注意是《劉集》中這首詞的標題：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
這是依調填詞的第一次的明例。
中唐的初期(八世紀的下半)還有一位張志和，放浪江湖，曾作了幾首《漁父詞》,流傳人間；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
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張志和與韋應物同時。此調也可算是中唐的創體。但此調的曲拍不傳於後，宋人如蘇軾等都說此調不可歌。蘇軾添上一些字，用《浣溪沙》歌之；他的表弟李如篪說，“《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音律，但語少聲多耳”。以此看來，張志和的《漁父》只是一首詩，只是一首變態的七言絕句；只可與盛唐的七言歌詞看作一類，未必是有意的作長短句。
以上說長短句的詞調起於中唐。《調笑》與《憶江南》為最早的創體；劉禹錫作《春去了》,明說“依《憶江南》曲拍為句”,是填詞的先例。
其次，我們要問，長短句的詞體是怎樣起來的呢?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詩如何會漸漸變成不整齊的長短句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最有力的是朱熹的“泛聲”說。朱熹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百四十)
清康熙朝編輯《全唐詩》的人，在“詞”的部分加上一條小注，說：
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為填詞。(《全唐詩》函十二，冊十，頁一)
這就是用朱熹的說明。清歙縣方成培著《香研居詞塵》,論詞的原始云：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弦。……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引見江順詒《詞學集成》一，頁五)
以上引的幾條，都是同一說法。依這種說法，詞的原始是由於：
(1)唐人所歌的詩雖然是整齊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詩，而音樂的調子卻不必整齊，盡可以有“泛聲”,“和聲”或“散聲”。
(2)後來人要保存那些“泛聲”,所以連原來有字的音和無字的音，一概填入文字，遂成了長短句的詞了。
對於第一層，我們沒有異議。對於第二層，我們嫌他說的太機械的了。我們不能信這種“泛聲填實成長短句”說，因為詞的音調裏仍舊是有泛聲的。證據甚多，隨手拾來皆是。如《思帝鄉》一調，字數多少不等；試取晚唐、五代人做的四首，列為下表： 溫庭筠 韋莊 韋莊 孫光憲
又如最通行的調子之中，《生查子》下半的起句可作五字，可作兩句三字，也可作七字；《臨江仙》每半闋的起句可作六字，亦可作七字；結兩句可作五與五，亦可作四與五。至於《河傳》等調，變化伸縮更多，更不消說了。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說：
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
這都是詞調有泛聲之證。我們更看後來詞變為曲的歷史，更看元人小曲中襯字之多，每調字數伸縮的自由，更可以知道詞調中“泛聲”或“散聲”之多了。
那麼,長短句的詞調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長短句之興，自然是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唐人的歌詞雖多是整齊的律絕，然而樂調卻是不必整齊的，卻可以自由伸縮。換句話說，就是：樂調無論怎樣自由變化，歌詞還是整齊的律絕；作歌的人盡可不管調子的新花樣，盡可以守定歌詞的老格律。至於怎樣把那整齊的歌詞譜入那自由變化的樂調，那是樂工伶人的事，與詩人無關。這是最初的情形。長短句之興，是由於歌詞與樂調的接近。通音律的詩人，受了音樂的影響，覺得整齊的律絕體不很適宜於樂歌，於是有長短句的嘗試。這種嘗試，起先也許是遊戲的，無心的；後來功效漸著,方才有稍鄭重的，稍有意的嘗試。《調笑》是遊戲的嘗試；劉、白的《憶江南》是鄭重的嘗試。這種嘗試的意義是要依著曲拍試做長短句的歌詞；不要像從前那樣把整齊的歌詞勉強譜入不整齊的調子。這是長短句的起原。
我們要修正朱熹等人的說明，如下：
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而樂工伶人譜為樂歌。中唐以後，歌詞與樂曲漸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為歌詞，遂成長短句。
劉禹錫集中“依《憶江南》曲拍為句”一語，是長短句如何產生的最可靠的說明。向來只是詩人做詩而樂工譜曲；中唐以後始有教坊作曲而詩人填詞。晚唐以後，長短句之盛行，多是這樣來的。溫庭筠為晚唐提倡長短句最有功的人；《舊唐書》(一九〇下)說他“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這就是說他“能依著弦吹的曲拍，填側豔之詞”。這不是明顯的例證嗎?
唐末蘇鶚的《杜陽雜編》有一段說：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卷下)
這也是樂工作曲而文士填詞的一個例證。
依現成的曲拍，作為歌詞，這叫做填詞。
凡填詞有三個動機：
(1)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填進去，使此調因此更容易流行。
(2)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倡女，其詞不 佳，不能滿人意，於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
(3)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為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只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這種詞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
唐、五代的詞的興起，大概是完全出於前兩種動機的。《竹枝》 起於民間，有曲有詞；但民間的歌詞有好的，也有很“傖佇”的，所以劉禹錫、白居易等人試作新詞，以代舊詞。《調笑》、《憶江南》之作也許是不滿意於舊詞而試作新詞的。
我疑心，依曲拍作長短句的歌詞，這個風氣是起於民間，起於樂工歌妓。文人是守舊的，他們仍舊作五七言詩。而樂工歌妓只要樂歌好唱好聽，遂有長短句之作。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一班人都是和倡妓往來的；他們嫌倡家的歌詞不雅，——如劉禹錫嫌民間的《竹枝詞》“傖佇”一樣，——於是也依樣改作長短句的新詞。歐陽炯序《花間集》云：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這是文人不滿意於倡家的歌詞的明白表示。沈義父《樂府指迷》云：
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鬧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詠月卻說雨，詠春卻說涼；如《花心動》一詞，人目之為“一年景”。又一詞之中，顛倒重複；如《曲遊春》云，“賒薄難藏淚”,過云，“哭得渾無氣力”,結又云，“滿袖啼紅”。如此甚多，乃大病也。(《四印齋》刻本，頁四)
這雖是南宋的情事，然而我們可以因此推想唐、五代時的倡家歌詞也必有這種可笑的情景。所以我們可以說，唐、五代的文人填詞，大概是不滿意於倡家已有的長短句歌詞，依其曲拍，仿長短句的體裁，作為新詞。到了後來，文人能填詞的漸漸多了，教坊倡家每得新調，也可逕就請文人填詞。例如葉夢得《避暑錄話》說：
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葉德輝刻本，下，頁一)
大概填詞之起原總不出於這兩種動機之外：或曲無詞而文人作詞，或曲已有詞而文人另作新詞。後來方才有借用詞調作詩的，如蘇軾、朱敦儒、辛棄疾皆是。南宋姜夔、吳文英等人自己作曲，自己填詞，那又是第一種動機了。
以上論詞的起原，初稿寫成後，曾送呈王靜庵先生(國維),請他指正。王先生答書說：
尊說表面雖似與紫陽不同，實則為紫陽說下一種注解，並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為贊同。至謂長短句不起於盛唐，以詞人方面言之，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論，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菩薩蠻》之屬),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
我因此檢《教坊記》,其中附有曲名一表，共載三百二十四調，果有《菩薩蠻》、《憶江南》等曲調。崔令欽的年代，《四庫提要》無考；王靜庵先生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說崔令欽乃隋恒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而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因此考定他是玄宗時人。《教坊記》記事迄於開元，不談及亂離時事，似他不曾見天寶之亂(755)。但《教坊記》中的曲名表，我卻不能認為原書的原文，不能認為開元教坊的曲目。我疑心此表曾經後人隨時添入新調；此種表本只供人參考，以多為貴，添加之人意在求完備，不必是有心作偽。正如玄奘的《西域記》裡忽然有明成祖時代的西洋地理，那也是求完備，並非有心作偽。所以我以為《教坊記》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來考證盛唐教坊有無某種曲調。我的證據是：
(1)表中有《天仙子》。段安節《樂府雜錄》說，“《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古今說海》本，頁七)《唐書》二十二也說，“會昌初(約843),宰相李德裕命樂工制《萬斯年》曲以獻”。是此曲制於會昌初年，崔令欽何以能列入表中?
(2)表中有《傾杯樂》。《樂府雜錄》云：“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頁二四)此曲是宣宗(847—859)製的，如何得入此表?
(3)表中有《菩薩蠻》。《詞源》引《唐音癸簽》說，大中初(約 850),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人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此曲。《杜陽雜編》也說此調作於宣宗時。(引見上)
(4)表中有《望江南》。《樂府雜錄》說此調“始自朱崖李太尉 鎮浙日，為亡妓謝秋娘所撰”。(頁二四)
(5)表中有《楊柳枝》。《樂府雜錄》說此調是“白傅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頁二四)
段安節為段文昌之孫，段成式之子，成式曾在李德裕浙西幕府中(見《酉陽雜俎》續四),所以安節談會昌、大中兩朝的故事，應該可信。此外如《樂府雜錄》記《望江南》即《夢江南》,而《教坊記》曲目中既有《望江南》,又有《夢江南》;又如表中有“大曲名”一個總目，而其下的四十六曲不全是大曲：這也可見此表有後人妄加的痕跡。
王靜庵先生二次來書說：
弟意如謂教坊舊有《望江南》曲調，至李衛公而始依此調作詞；舊有《菩薩蠻》曲調，至宣宗時始為其詞，此說似非不可通，與尊說亦無抵牾。
王先生承認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以後，但主張《望江南》、《菩薩蠻》等曲調乃教坊舊有之調。此說與我的主張固然沒有抵觸；然而《教坊記》中的一表卻不能就證明盛唐教坊實有某種曲調。況且我們看《樂府雜錄》,《杜陽雜編》,《新唐書》等書所記，似乎《天仙子》,《傾杯樂》,《菩薩蠻》等皆是武、宣兩朝新制的曲調，不單是新詞。我們絕對承認調早於詞；但依現有的證據看來，我們很難知道有多少詞調是盛唐教坊的舊物，我們只知道《憶江南》,《天仙子》,《菩薩蠻》,《傾杯樂》等調是九世紀中葉製作的。
(收入胡適選注：《詞選》,1927年7月商務印書館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