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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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演说
1924年11月19日
作者:孫中山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孙中山北上途中,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上海,十九日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招待新闻记者,发表演说。

      诸君:


      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曹锟、吴佩孚都是主张武力统一的人。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所以离开西南到上海来。兄弟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虽然因种种障碍未有成就,但是对於反对曹吴的武力统一,很有计划,很有筹备。近来筹备将及成功,忽然遇到国民军推翻曹吴,我在西南所做的两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筹备反对武力的计划可以放弃;不但是放弃反对武力的计划,并且放弃西南的地盘,单骑来上海,再过几日就往北京。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至於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有办法。这个办法的头一步,就要靠报界诸君鼓吹,来指导民众。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这两三年来,曹吴更想用武力来征服民众、统一中国,他们这种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败。这个失败事实发生了之後,就是我们人民讲话的极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放弃这种权利;若是我们放弃这种权利,便难怪他们武人讲话,霸占这种权利。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这个机会。至於所有的办法,已经在宣言中发表过了。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说到中国人数,向来都是号称四万万,但是真正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如果用的确人数做基础,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事;在短时间内办不到,便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国民若还要失去这个机会,还不讲话,便是放弃主人翁的权利,以後再没有机会便不能怪别人了。我从前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筹谋计划,反抗武力,来造成这个机会。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机会,从前的筹谋都没有用处,所以抛弃一切,亲到上海来同诸君相见。


      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是用人民的资格,是处於国民的地位。你们报界诸君,在野指导社会,也是一样。诸君都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知觉後知,以先觉觉後觉,尽自己的能力为国民的向导。我主张组织国民会议的团体,已经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种。这九种团体都是现在已经有了的大团体,另外没有列入的团体还是很多,譬如新闻界的团体便没有列入。现在各处新闻界的团体,内容、组织是不是完全,还要诸君仔细去调查;如果调查之後,认定是很完全,当然可以参加会议,讨论一切大问题。但是不管新闻界是不是参加会议,都负得有指导民众的责任,都要竭力宣传,令民众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国现在要和平统一的重要,以尽自己的责任。诸君此刻宣传国民会议,或者一时未能普遍传入全国民众之中,但是可以传入有知识的各种大团体,好像学会、商会、教育会以及农团、工团一样。诸君在这个时期内来讲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如果在这个机会还不讲话来推倒军阀,那末,这次北方事变便不能促成和平统一,或者要酿成大乱,也未可知。


      我们在这个时机,要问是全国大乱的终结,还是和平统一的开始,就全靠我们国民。我们国民要想是和平统一,便应该万众一心,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加入国民会议,研究现在时局的弊病,讨论补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团体,不论他是有没有军队,不管他是属於那一界,都要照国民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


      我所发表的宣言,要能够完全实行,固然需要种种筹备;但是要民众赞成国民会议,首先便要民众明白国民会议的性质和国民会议的力量。如果这个会议可以解决国家的纠纷,诸君在新闻界便应该竭力鼓吹这个会议,俾民众明白这个会议的性质、实行这个会议的办法。从前国会之所以没有用处,是由於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当时只要愿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乡去运动,人民因为不知道国会的重大,便不问想做代表人的学问道德如何,便举他们做议员,成立第一次国会。从前国会因为议员的本体不好,复受外界武力的压迫,所以在当时总是不能行使职权。後来北方政府毁法,解散国会,国会更是没有用处。西南政府护法,在广州、四川召集国会,以维法统而与武力相持。前年曹吴也赞成护法,召集议员到北京开会。但是那些议员总是不组〔顾〕民利,只顾私利,到北京之後,不做别事,只要有钱,便去卖身,造成曹锟的贿选。现在全国国民对於那般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所以我才发起这个会议,要人民明白国家现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关系,用正派分子来维持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组织这个团体,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赞成,没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发起这个会议,自然要担负这个责任,对於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们赞成这个会议的主张;若是他们不赞成,我就明告於天下,说他们是以暴易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如果是帝国,才让他们去讲话。假若一天不改国号,他们一天总要听人民的话。那些有十万或者二十万兵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特别伟人,只可以当作国民守门的巡捕。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那些守门的巡捕都是有枪阶级,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质上多给钱,决不能够让那些巡捕来管家事,反对主人。照道理讲,那些有大兵权的人,所有的任务就是和守门的巡捕一样,不能以为他们是有枪阶级,我们主人便放弃权利,连家中大事也让他们来管。他们这次推翻曹锟、吴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劳,我们只可以在会议之中特别设法酬谢,不能说会议的经国大事便由他们把持。他们在带兵的时候,一方面是军人,但是在不带兵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国民。用国民的资格,在会议席上本来可以讲话。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请他们直捷了当去做皇帝。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们自己真要看作皇帝,这次会议开不成,国事还不能解决,中国还不能和平统一,那末,国家的大事只可以暂时让他们去胡行乱为。这次推翻曹吴,他们极有功劳,我们国民不讲话,他们当然可以讲话。不过他们推翻了大武人,还更有小武人发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当然可以称霸。所谓「大者王小者侯」,以後中国的乱事当更没有止境,国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们要现在解除国民的痛苦,以止中国的乱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团体,组织大机关,来对武人讲话,求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若是武人还执迷不悟,我们国民只可以宣布他们的横暴,等他们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总有觉悟之一日。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权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见武人不足恃。有了这回事变,一般野心家看见了,或者可以敛迹。但是要我们力争,他们才敛迹。如果目前无人力争,他们便不顾是非,为所欲为,以後的乱事便不知道要到一个什麽地步了!


      有了这次北方事变发生之後,究竟能不能够收束?以後中国究竟是治或者是乱?究竟是和平的开始,或者是大乱的开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决定,只有开国民会议,用大家来解决之一法。若是专由武人去解决,便由他们彼此瓜分防地,争端没有止境,好比从前的督军团会议,各武人分争巡阅使一样。至於收束目前的军事,全国军队如何改编、如何遣散、如何化兵为工来开路,那都是将来会议中的条目。现在所应该注重的大纲,一共只有两点:第一点是国内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什麽方法可以救济;第二点是中国受外国的种种压迫,究竟要用什麽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点说,大家常听得说中国有四万万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国科学家同宗教家对於中国人口精确的调查,前二年只有三万万一千万,去年不足三万万。在从前,各国教士同科学家调查中国人口,确有四万万。何以从前的人数有四万万多,近年便减少到三万万一千万,到去年便更形减少,连三万万的数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这十几年中便减少了一万万,在前年一年之中便减少一千多万呢?我们人口这样减少,真是可惊可怕!这样可惊可怕的事,是受什麽大影响呢?依我看起来,最大的影响是受国内的变乱。以後乱是再不停止,全国人口当更要减少,推到极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这就是民生主义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中国前途不至亡国灭种,便要赶快解决这种民生问题。中国近来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战争。在战场中死亡的人数最多不过十万,其余大多数的死亡,都是在战场附近冻死饿死,或受其他各种兵灾的影响,生活不遂而死。我们要和平统一,防止乱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问题。


      就第二点说,是对外问题。中国从和外国通商以来,便立了许多条约,那些条约中所载的极不平等。现在中国已失去国际上的平等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一般人都说是一个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国还赶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宾是美国的殖民地,中国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讲起来,中国比较高丽、安南和菲利宾所受待遇当然好些。但事实上是怎样呢?高丽做日本的殖民地,高丽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个日本;日本做高丽的主人,所得到的权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尽的义务也不少。如果高丽有了水旱天灾,日本设尽种种方法去赈济,常常费到几百万,日本人都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至於美国之待菲利宾,不但是急时赈济灾害,平时并且费很多的人工、金钱,办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国平时要改良社会,急时要赈济水旱天灾,有什麽人来尽义务呢?只有几位传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悯人的心理来救济;如果费了几十万,便到处宣传,视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丽和菲利宾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国的人,做奴隶的要得到一国主人的欢心,当然很容易。中国现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几国,如果专得英国人的欢心,美国、日本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若是专得日本和美国人的欢心,英国和其他各国人便不喜欢。正是俗话所说:「顺得姑来失嫂意。」要得到众主人的欢心,是很艰难的。


      今日《大陆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条约神圣》。这篇论文所以发表的原因,大概是由於我在吴淞登岸的时候,有一位日本新闻记者见我说:「英国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麽样便可以怎麽样。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之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无论什麽政治运动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记者昨日发表了我的这言论,所以该报今日便有这篇论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条约是什麽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卖身契!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废除国际间的不平等条约,东亚有两国已经行过了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暹罗。东亚只有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就是日本、暹罗。日本、暹罗之所以能够完全独立,就是由於废除从前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条约,是用兵威;暹罗国小,没有大武力,废除条约,是用公理向各国力争。所以国际间强大国家束缚弱小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是可以废除的,不是不能废除的,只看我们所用废除的方法是怎麽样罢了。我们常常笑高丽、安南是亡国奴,他们都只有一国的主人,做一国的亡国奴;我们和许多国家立了不平等的条约,有十几个主人,做十几国的亡国奴。最近新发生了一个俄国,自动的废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除了俄国之外,还有德国、奥国也废除从前在中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交回一切特别权利。德国、奥国都是欧战打败了的国家。


      那些欧战打胜了的国家,见得打败了的国家还可以放弃中国的特别权利,为什麽打胜了的国家不可放弃呢?他们因为研究到这个问题,自己问良心不过,所以便主张把从前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放松一点;因为研究放松条约的办法,所以才有华盛顿会议。但是他们一面会议,主张放松条约;又一面说中国常常内乱,不能随便实行,总是口头上的主张。外人在口头上放松束缚中国的条约,不是从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义和团之後,各国联军打到北京,赶走中国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国人在北京为所欲为,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国内极文明,有许多人看到各国在中国太野蛮,太对中国不住,便出来讲公道话,主张要把英国所占的特别权利送回中国。英国政府在当时也赞成这种主张,但是又附带了一个条件,必须各国一致退回在中国所占的特别权利,然後英国才可以实行。所以英国一方面赞成那种公道的主张,又一方面使许多小国象西班牙、葡萄牙来反对,弄到结果,彼此推诿,至今不能实行。这还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国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这种动机,我们不争,他们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约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就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以废除。好像最近的华盛顿会议,外国人便主张放松;从前的凯马约契,外国人也主张实行,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都是不要。假若全国国民一致要求,这种目的一定是可以达得到的。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军阀的祸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於帝国主义的祸害,在中国更是一言难尽。


      譬如就通商而论,这本是两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进口货极多,出口货极少,进出口货总是不能抵销。据最近的海关报告,进口货要超过出口货五万万,这就是中国损失了五万万,换言之,就是中国由於通商,每年对於外国要进贡五万万。就我们所住的租界而论,租界是什麽人的主权呢?都是归外国人管理的。中国人住在租界之内,每日纳税、买货以及缴种种保护费,又是多少钱呢?再就货物在中国内地销行的情形而论,外国货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再运入内地,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厘金;抽过了百分之七点五之後的外国货物,无论运到什麽地方去卖,都不必再抽税,都可以畅销。如果有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到四川重庆去卖,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关税,以後经过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夔府等处,总有十多处厘金关卡,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抽一次的厘金。总算起来,经过这些关卡,商家该当纳多少税呢?中国商人因为要免除这种重税,所以许多商人便请一个外国人出面运货,说是外国的货物,每批货物只抽百分之七<点>五的税便可以了事。中国商人请外国人保护货物的这种举动,好比是请保镳一样。外国压迫中国,除利用经济势力来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种种方法,间接来吸收中国人的钱。不过中国最大批的损失,还是进口货的五万万。我们受这样大的损失,在外国人美其名说是通商;就事实上论起来,何异强夺豪取!


      更就洋布洋纱而论,当欧战的时候,本是中国商人最赚钱的生意,当时之所以赚钱,是由於洋货不能入口,没有洋货来竞争。我这次进吴淞口的时候,沿途看见纱厂布厂的烟筒,多是不出烟,我便奇怪起来,问那些由上海来接我的人。他们都说那些工厂在这几年中极亏本,早已停工。亏本的原因,是由於和洋纱洋布相竞争,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纱都不能赚钱。当这个时候,假若海关是归我们中国人管理,我们便可以把进口的洋布洋纱抽重税;如果在中国所织的布每匹是值五元的,我们加抽洋布的税,便要弄到他每匹的价钱要高过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国布的价钱一样,然後中国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竞争。这种抽税的方法,是保护税法,是用来保护本国货物的。中国现在因为受国外压迫,不能行这种保护税法,所以上海纺出来的纱、织出来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纱相竞争,便要亏本,纱厂便因此停工。工厂停工,工人自然是失业。当布纱生意极盛的时代,这种工厂在上海之内的工人至少有十万人,这十万人现在因为停工失业,谋生无路,总有多少是饿死的。那些饿死的工人,就是间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和国际经济压迫的影响。


      中国当革命之初,外国人不知道内情,以为中国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轻视,所以赞成中国统一。後来查得内情,知道中国的官僚军阀都是爱钱,不顾国家,所以便帮助军阀,借钱给军阀。军阀有了多钱,於是摧残民气,无恶不作。像袁世凯借到了大批外债,便杀革命党,做皇帝。吴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债,便专用武力,压服民众。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以後,退到天津,本是穷途末路,国民军本可以一网打尽,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我说这些话,不是空造的,的确是有证据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几个月某国人在香港的言论,大吹特吹,说「陈廉伯是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发生」。他们总是在新闻纸上挑战,要商团打政府,说商团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马上实行共产。最近更助陈廉伯在香港发行两百万元的债票,由他们的银行担保。像这种种举动,无非要延长中国内乱,他们才可以从中取利。像这样的帝国主义还不打倒,不但在北帮助吴佩孚,在南帮助陈廉伯,就是吴佩孚、陈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帮助,中国的祸乱便永远没有止境。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後,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後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陈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吴佩孚。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的〔这〕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後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了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往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後盾。中国以後之能不能够统一,能不能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我因为要担负这种责任,所以才主张国民会议。我今天招待诸位新闻记者,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请诸君分担这个责任,来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


    PD-icon.svg 这部作品在1924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25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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