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
|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 作者：陳獨秀 1931年5月1日 |
1、過渡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
[编辑]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第六次世界大會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中國革命做了根本錯誤的估量。他們隱諱中國革命經過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領導所遭受的悲慘失敗的事實，宣告革命的形勢之依然存在（“兩個浪潮之間”），而繼續其武裝暴動及組織蘇維埃政策。
其實，1925——27中國第二次革命始而經過上海“四一二”與廣州“四一五”的屠殺，繼而經過武漢反革命的政變，最後又經過廣州暴動的失敗，在政治上陷於無出路的狀態，散處在鄉村的農民便失去了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資產階級在打敗革命之後，便得以設立起——縱然他本身不甚容易——反革命的統治；已為革命所動搖的帝國主義統治便又鞏固起來。
二三年來，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混合政策的領導，只有更加削弱革命勢力。我們目前仍是處在了上一次革命早經結束下一次革命尚未到來的兩個革命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將延長好久，我們不能預言，它受許多國內和國際的因素所影響，但第三次革命的到來是必然的，在第二次革命失敗的情況之下，已完全埋伏著它的種子。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就是：明瞭的了解革命失敗的原因；正確的估計現時的形勢；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中最堅決勇敢而能堅持的分子；在過渡時期要求之基礎上重新與群眾發生聯系；並且在各種社會生活中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中國革命。
2、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
[编辑]第二次中國革命在1927年連遭三種模範的失敗——上海、武漢、廣州，這三次失敗，都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最根本的錯誤政策的直接產品。在以下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四個問題中，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達到十足的實現：
（1）黨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被引導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而且史大林派和馬爾丁諾夫用種種胡謅哲學的“工農黨”甚至“四個階級聯盟”隱蔽該黨的資產階級性，因此無產階級在最緊急關頭沒有自己的政黨，尤其甚者，所謂共產黨反變成資產階級欺騙工農的輔助工具。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中從未有過類似這樣的罪惡，此應由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靈魂——史大林負其全責。
現在印度、高麗及其他國家正在培植新的國民黨式的“工農黨”，因此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根據第二次中國革命的經驗，認為應該鄭重宣言：
“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的和先決的條件。”
（2）帝國主義及殖民地資產階級問題：共產國際錯誤政策之理論根據，是認為帝國主義的壓迫，可以使一切“進步”的階級攜手同進，換言之，照史大林在共產國際的理論，帝國主義的壓迫，似乎取消了階級鬥爭的法則，實際上帝國主義對中國之經濟、政治，軍事的侵略，恰使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異乎尋常的程度。
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基本農業經濟中，與封建形式的剝削發生了有機的不可分離的聯系。他們在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是有機的不可分離。中國資產階級同樣的不能解除農村中的封建剝削形式與國際帝國主義的關系。
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封建軍閥的沖突與外國帝國主義的沖突，比起他們與工人和貧農的不可調和的沖突，在最後一分鐘內，永遠退至不重要的地位。
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恃以反對中國工農的，是有國際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為後援，他們比任何的資產階級更要迅速的殘忍的將階級鬥爭變為國內戰爭，以屠殺工農。
共產國際領導的最重要的歷史罪惡，莫過於幫助資產階級騎在中國工農的頭上，而且掩護它以抵制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之攻擊。在一切革命運動史中資產階級還未有過如史大林的領導擁護中國的資產階級的這樣一個盾牌。
反對派請中國工人全世界工人註意以下的事實，在蔣介石的叛變以前，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曾及時的警告過對於革命將準備著的屠殺。而史大林派在蔣介石叛變前數日，不惟得意的勸人信任和擁護蔣介石，而且對於反對派施以極野蠻的壓迫。
過去的反動的傳說謂“民族”資產階級能領導民眾進行革命鬥爭，現在如有人贊成、宣傳或辯護此種意見，中國反對派即宣布他是叛賊。只有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被壓迫群眾，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奪取政權，才能真正解決中國革命的任務，此外沒有別的任何道路。
（3）關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問題：關於此對於中國及東方各國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共產國際的政策是將馬克思主義作了孟什維克主義的曲解。我們反對派說無產階級應與小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聯盟，我們指的是被壓迫階級的幾千萬幾萬萬的城市與鄉村的貧民；共產國際領導的所謂小資產階級，乃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主要的是知識分子，他們（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以民主政黨和團體的名義利用城市及鄉村貧民，在緊急關頭即將他們賣給大資產階級；我們所謂的聯盟，不是聯合汪精衛反對蔣介石，而是聯合一切勞苦群眾反對汪精衛和蔣介石。
（4）蘇維埃問題：布爾什維克關於蘇維埃的理論為機會主義的曲解所代替以後，又輔以盲動冒險主義的實際。
在東方各國以及西方各國，蘇維埃是一種組織形式，在廣大的革命高潮時期即應組織。一般蘇維埃的發生，是一種罷工委員會的組織，以後漸擴大其機能和在群眾眼中漸提高其威信，在第二期它成為革命暴動機關，最後，在暴動勝利後，成為革命政權機關。
共產國際史大林的領導妨害中國工農組織蘇維埃，有意剝削他們（工農）的地位，在資產階級面前解除他們的武裝，使資產階級有摧殘革命的可能。以後在1927年十二月企圖在二十四小時內組織蘇維埃，這只是一種冒險罪惡，反使軍人更可肆無忌憚的屠殺英勇的廣州工人。
以上是史大林的共產國際領導在中國的根本罪狀。總括言之，它以最完全最徹底的孟什維克主義代替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第二次中國革命的失敗，首先就是孟什維克戰略的失敗。不過這次他是戴著布爾什維克的假面具，無怪全世界社會民主黨關於此問題都和史大林布哈林同情一致。
不整個的了解這些中國無產階級付了極巨代價所得的教訓，我們即不能前進。中國反對派完全立足於這些教訓之上。
3、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自1927年來，反革命的形勢代革命的形勢而起，中國資產階級在屠殺民眾後，不得不容忍軍事獨裁，一方面因為資產階級與平民群眾間有不可調和的極端的對抗，另方面因為中國資產階依賴帝國主義，因此它不能領導革命的民眾，不能實行民主會議制度，在“訓政”時期的臨時政權組織之下，建立各系軍人的統治。這些各系軍人代表各派資產階級之特別的及地方的利益，彼此互相沖突和公開戰爭。這些戰爭並非表示資產階級之最後的崩潰，而正是壓平革命的後果。
但是軍事獨裁，軍閥戰爭，以至國民黨的“訓政”，畢竟不能滿足資產階級的要求，故在沒有革命危機的情形之下，資產階級也企圖利用“民主的”統治形式，盡可能地來抑制軍人，使國家政權更經濟的更便利的為它使用。它尤其須要有一個相當的國家主權以便與帝國主義辦妥協的條件（特別要訂立借款條約）。它以為若能成功的利用帝國主義間的沖突，並取得更有利的與帝國主義妥協，則它更容易使國民黨軍閥屈服於集中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
國際帝國主義為開辟中國市場以挽救其經濟危機，亦必須要暫時妥協，幫助中國資產階級，經過資產階為中介，更加壓抑中國勞苦群眾於地下。
國際帝國主義的剩除資本，可以造成中國的經濟復興，目前國民黨之召集國民會議亦即是適應這種要求。但是這種前途，受著國內外一切因素之影響，其結果將引起各種矛盾之緊張。
反動的卑怯的資產階級不僅只能召集一個選舉標準很高的國民會議，並且還不敢驟然放棄國民黨的“訓政”。即在這樣的國民會議召集之前，資產階級不得不加緊剿除暴動的農民，剝奪共產黨的政治權利，施行緊急治罪法，加重對工人和學生的壓迫，頒布專制主義的出版法，因此資產階級這一立憲政治的企圖不僅要引起其內部各派之沖突，並且要招致貧民群眾之激烈的反抗，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而鬥爭。
現在反革命的形式仍繼續加深，這種行程的最明顯的表現於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三年來黨的群眾基礎，尤其是黨本身的無產階級成分日益削弱。錯誤的政治路線每步均與事實背道而馳，將繼續毀壞中國共產黨，假使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不能獲得關於黨的政策上及黨制上之根本變遷，則共產黨將必趨於滅亡。
共產國際的領導繼續掩飾其錯誤，即在中國勞動階級中替社會民主黨及無政府黨這兩個敵人開辟道路，只有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同時進行反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此兩者都是史大林派之下的必然產物）之不可調和的鬥爭，才可以使革命運動免去這兩個相互為用的敵人之危險。
現時中國沒有廣大的群眾的革命運動，工人鬥爭還是限於經濟的範圍，並且帶防禦性質，依據於特殊條件而存在著的貧農遊擊隊，固是中國革命具有向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在工業的中心城市消沈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遇，因此現在還是反革命時代。我們應當向將來的革命運動進行我們的準備，我們應當在過渡時期要求之基礎上，盡可能吸引多量工人。聯合貧農參加國內政治生活。
蘇維埃口號在現時若是實行的口號，則只是冒險和高調。史大林派的領導，企圖依靠鄉村散亂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我們認為必須到了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組織紅軍及在鄉村建立蘇維埃制度之必須的前提。
反對國民黨的“訓政”和軍事獨裁，必然采用過渡的民主要求，如要求召集自由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普選而產生的全權的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最重要的問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保障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
現在國民黨召集其禦用的國民會議，正需要我們拿出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號召工人及平民群眾與之對抗，並提出我們的政綱。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否決了過渡時期之革命的民主口號，陷中國共產黨於無口號的狀態，因之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時期進行動員群眾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反對此種無生氣的政策。我們預言當工人開始脫離現時的麻木狀態時，工人必然提出民主主義的口號。若共產黨置之不理，則政治鬥爭的復興，將有利於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政黨，甚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亦可以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及勞資協調等口號，經過它所豢養的工會官僚以麻醉工人。
自然國民會議以及一切民主口號最易引起機會主義的曲解。就是對國民會議采取消極抵制的態度的史大林派，在抵制不了時，一定又會跟在小資產階級之後，將民主口號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協的曲解。因此我們必須預先指明的：我們的目的，並不在爭取會議制的和平發展，也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是要求走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民主口號的根本意義，就在能夠引導至這一道路，只有這一道路才是解決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任務和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線的真正道路。
4、中國革命的前途
[编辑]現時尚難預言革命高潮將於何時及依何種道路發生。中國資本主義有向前進一步發展之可能。這種發展自然是在奴隸的資本主義形式之下。
經濟復興即使是微弱的和時間很短的，將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廠，提高他們階級自信力，造成組織工會和擴大共產黨影響之條件。工業復興無論如何不能取消革命，正是相反，其結果將重新引起一切未解決問題的緊張，加緊現時暫歸沈寂的階級間的對抗（軍人，資產階級和民主政黨之間，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最後工人階級和全體資產階級之間）。工業復興將中國民眾從消沈的被壓迫狀態中拯救出來，以後不可免的新的經濟恐慌，將成為新的推動力。當然國內外的因素，可以妨礙或加速此種過程。
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不受現成的死板系統之束縛，他的責任是在研究國內生活和國際背景的實際發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縮當與每一新階段實際環境相適應，我們的戰略的總路線是奪取政權。
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勝利必然是要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政權一開始就要堅決的動搖和推翻城鄉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史大林派借口民主任務尚未完成，而以為未來的中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且提出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以抵制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第二次革命的失敗，總未解決其最直接的任務，但反革命勝利的結果，使經濟上占優勢的民族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成為革命的死敵；同時中國農村受大革命的激蕩，階級分化更為尖銳，富農已成為農村鬥爭的對象，這就表示未來革命道路上，不僅是大資產階級而且小資產階級也不能產生一種政治力量或政黨或政治派別，使無產階級可以與之攜手合作，以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工農民主專政，實質上仍是資產階級專政，它將來在第三次革命中，只能替資產階級開放門戶，讓其絞殺革命，1927年十二月廣州無產階級已經在實際上給這口號以反駁，我們要堅決地反對此種反動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我們認為將來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革命，只有領導城鄉貧民群眾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保證其勝利。
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將中國革命化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一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及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都只有在世界革命勝利之條件下，才可思議。史大林派借口中國未具備社會主義最低限度的經濟基礎，而固守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反對派將這種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推翻得幹幹凈凈！
5、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因1923年德國無產階級之失敗，戰後資本主義之一時期的穩定，特別是史大林派領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使國際工人運動發生右傾，且促成共產主義運動中之分派，1926年英國工人運動之失敗，蘇聯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之增長，1925年——27年中國革命之失敗更加深了此種過程。現在的整個的共產黨國際中已存在著右中左三派。右派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共產主義之影響下之代表；左派是馬克思列寧的革命傳統之承繼者；中派則動搖於二者之間。中派乘整個右傾的趨勢與右派聯盟，霸占黨以及國家（蘇聯）的機關迫害左派。因此，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更當堅決的攻擊右派，同時鞭打中派使之不致公開的走向背叛的道路。此外還有一個分量較輕的極左派（如烏爾邦斯所領導的），他們差不多已走出了共產主義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臺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革命的嚴厲失敗，共產黨在組織上與政治上之削弱，都不能不累及左派反對派之發展。加之中派官僚機關對於左派反對派無理的壓迫與封鎖，更加增反對派鬥爭之困難條件，但是中國反對派建立於過去大革命的經驗之上，在國際左派反對派領導之下，必然能夠並且已經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中之最優秀分子，以執行它的歷史的任務。
中國反對派是一個小組織，其目的就是站在馬克思和列寧的真實基礎上復興共產國際。為著同樣的理由，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采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的領導作任何的讓步。
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國際的聯合及國際的集中的領導。是每個國家中一個正確的革命政策之必須的前提。
中國反對派目前的任務是：
1、統一左派反對派創立堅強集中的反對派小組織。
2、盡量介紹國際反對派的理論，建立集中而堅強有力的政治理論的機關報。
3、在主要的工業區域之重要產業中，重新建立黨的核心（支部）。
4、在革命的徹底的民主口號之下，重新與群眾發生聯系，並在各個社會生活中，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革命。
5、與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集中組織發生經常的與密切的聯系。
只有此種小組織在自己的旗幟之下，在共產黨內黨外，公開而勇敢的前進，才可挽救共產國際於變節及滅亡，使其回復到馬克思和列寧的路上來。
1931年5月1日統一代表大會通過
陳獨秀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