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
不但是亡了國只要喪失了煤鐵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區域而不能恢復，工業也很難發展。在抗戰中，工廠被破壞，海口被封鎖，更談不上工業，因此也談不上什麽主義。如果我們一面高唱抗戰建國，一面卻因為回避意見糾紛，主張不談主義，即不談究竟采用何種主義的經濟制來建設工業，那便有點莫名其妙了！
因為鐵的事實之教訓，即便向來迷信東方精神文化的人們，現在也很少公然反對發展工業，這是中國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種經濟制度來發展工業呢？資本主義制還是社會主義制，都成了問題；尤其是在進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熱的希望著解答的問題。對於一般本來頭腦不清又懷著成見的半老人，我們值不得踉著他們纏夾，而對於純潔的青年，卻不能放棄指導的責任，不抹殺他們前進的心理，也不因為顧忌他們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論，來迎合他們，欺騙他們，以圖拉攏。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會，我們所知道的逐漸進步的經濟制度主要的只有三個：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封建經濟制的特質是土地附著於封主，農民附著於土地，工人附著於行會；世界各國所行過的封建制度，雖不盡同，而這三個根本特質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國一切前資本主義的落後現象，都稱為封建，這不是科學的說法。聰明的人類，能夠修改自己的缺點，為適應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對於生產力之束縛，使土地有買賣自由，農民有遷移自由，工人有勞動自由。經過長期奮鬥，由前資本主義時代以至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制代替了封建經濟制，人類社會生產力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制的特質是“財產私有，自由競爭和生產集中”，這本是打破束縛和補救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落後性，自然發展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制之下，生產力是大大的發展了，生產也集中了，惟以財產私有之故，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為制造販賣的商品增加少數私人資本而生產，不是直接為大眾消費而生產。生產物之分配，以財產大小有無為標準，不以大眾需要為標準。因此發生了生產力與購買力不平衡即偽生產過剩的問題。於是限制生產，毀壞生產物，為爭奪市場與原料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都緣此而生。為戰爭而不得不擴張軍備，於是人類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產養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殺人的工具上面。這便是資本主義制自身的缺點。聰明的人類，乃企圖設法再修改自己的缺點，即是廢除束縛生產力的財產私有制，以國家計劃的生產代替私人自由競爭，使社會的生產力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便是社會主義制的根本意義，至於生產集中和技術增高，社會主義的這些要求，和資本主義相同的。
如此說來，社會主義對於生產力之增高和人類幸福，都好過資本主義制，為取法乎上計，我們為什麽不應該采用社會主義制來發展工業？
誠然，社會主義制好過資本主義制；並且社會主義運動幾乎和資本主義制同時發生。世界各國只要那裏有資本主義發生，也幾乎緊接著都有社會主義運動。它們的成敗，都由於社會發展的條件使然，並非人類主觀上故意要先采用較壞的資本主義制，後采用較好的社會主義制。遠在十六世紀尼德蘭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層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間投收的土地及財產無報酬的分給貧民，而為三級會議所拒絕。在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中，由國會多數黨（獨立派）分出了約翰李爾波恩所領導的“平均派”，他們的理論家烏伊可吞利主張共同耕種土地，共同消費，廢止買賣，廢止貨幣，廢止雇傭，政府指他們為共產主義者。在十八、十九世紀間法國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蘇美時派、許伯派及被人稱為“瘋人”的甲格龍、華來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稅及財產稅，組織公共作場，把國家一部分財產出租給無產人民，嚴懲高利貸者，由城市政府廉價售糧食給人民，並且企圖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比夫、達爾脫等組織的“平等社”準備以暴動的手段，來實現平等者的共和國以代替資產階級的共和國，那是建立勞動者革命專政的政權，主張共和國國民財富之分配，必須用在保證共產主義公社每個社員（即六十歲以下的勞動人民）的生活。在裏昂工人暴動中，有布南克巴爾比士領導於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對人剝削人，反對社會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張用革命建立獨裁政府，實現平等的原則。這些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暴動，都相繼失敗了，只是為資產階級政權和資本主義發展開辟了路。這並非證明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好過社會主義，而是在社會之歷史發展上，資產者、小有產者以及工農平民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產力增高。同時在舊社會的母胎內，己經由高利資本、商業資本和手工業資本，造成了資產階級的優勢。當時還沒有集中的大產業，因此也沒有能夠領導一般平民執行社會主義任務的產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激進分子，沈醉在阻礙生產集中和生產力增高的“均產”、“平等”之幻夢。他們的失敗命運，本是歷史的必然。而且他們的失敗，正是社會之進步，雖然他們的英勇鬥爭，至今還值得令人欽佩，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統治日漸鞏固，資本主義的罪惡日漸暴露出來。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社會主義各派別，乃如雨後春筍普遍的發達起來，特別在法國，主要的，如聖西門派、傅利耶派、路昌［疑為“路易”——上傳者註］伯朗派、浦魯東派、卡白派、勃蘭克派，一時風靡了歐洲。這些派別，痛恨資本主義是一致的，他們當中，除了勃蘭克派和以前的巴比夫一樣主張由少數革命家的秘密組織武裝組暴動，奪取政權外，其余都是和平宣傳者，希望統治者或慈善的資本家，接受他們的主義主張，和平時走到社會主義，反對革命鬥爭，甚至反對工人運動。他們除了做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科學的社會主義先驅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現在的中國，也有許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對資本主義，愛好社會主義，這可以說是一種進步。但我們必須向他們指出不根據經濟發展，不根據政治鬥爭，只滿懷著厭惡資本主義感情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區別。在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無論為功為罪，而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過程。沒有它，小有產者的社會便沒有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無產者，而不會有工業無產階級，資本主義決不能因為人們厭惡它而不來，社會主義也不能因為人們愛好它而來。這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而決定的，人們的努力，只能使可來者快點來而已。在十九世紀的末期，俄國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根據俄國的特別國情，來否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為俄國可以由農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會主義，跳到〔過〕 資本主義階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時俄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認為這是一種反動思想，加以嚴厲的抨擊，因為這種思想沒有一點現實性，只有阻礙俄國社會跳躍的進化。列寧曾勸俄國的民粹派學習中國的孫中山先生，他認為孫中山先生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工業計劃是革命的。我希望歷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於倒過來學習俄國的民粹派！
此時有些反對資本主義的纏夾意見，我們不需要加以討論。因為他們並非真心反對資本主義，更非因為愛好社會主義而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口中所說和手中所做的是兩件東西。我只提出老經濟學者馬寅初先生的意見討論一下就夠了。馬先生的大意是：中國不能走俄國的路，走美國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險；於是馬先生感覺得沒有出路，仍舊只有提出發展國家工業，同時容認私營工業而加以節制的主張，這正是羅斯福經濟復興計劃的骨幹；然而卻沒有人認為羅斯福的計劃已經走出了資本主義的範疇，馬先生也不曾否認資本主義。不過馬先生要註意，今日的中國，並非美國可比，且以世界大勢而論，來得太晚的中國資本主義，即將來也不會有他的十九世紀的末期一個饑寒變迫的人，而日夕仿徨為預防將來發財時子孫濫用是謀，這和馬先生同樣是杞人憂天。並且這一杞優，便會和張之洞“中學為體”的意見一樣，又要阻礙中國工業發展數十年，豈非中國民族活該倒黴！由國家來發展工業中國過去是如此，將來也必須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國過去的經驗，由日本明治初年，國營工業的經驗，由中國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績對比的經驗，都同樣警告我們不要對國家經營工業的辦法渲染得樂觀過分。即使國營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資本主義範疇，就人們所歆羨的蘇俄國家工業說罷，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經濟的成熟。如果列寧有理由說蘇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也可以說，蘇俄的國家工業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蘇俄雖然經過了社會革命，變更了財產關系，變更了國家的階級性，剩余勞動在名義上歸了工人自己的國家，而實際上遠遠優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還存在著，如此便不能夠說已經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在別的國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國家工業便以為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己經又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那更是輕浮之見。
我們不要學唯名主義者，一聽到社會主義便肅然起敬，一聽資本主義便畏之如蛇蠍，厭之如糞蛆，如果人們不敢斷言中國此時可以采用社會主義制發展工業，這必須毅然決然采用資本主義制來發展工業，只有工業發展，才能夠清除舊社會的落後性，才能開辟新社會的道路。
我們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們，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仍要走歐美循序進化的舊路，發展到盡頭，我們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要來的東西讓它快點來，不要害怕它，老成謀國者，要“負責任，說老實話”，不好有絲毫虛矯之氣！
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