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

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
作者：陳獨秀
1940年3月24日

“人生自古誰無死”，原來算不了什麽，然而我對於蔡孑民先生之死，於公義，於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度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余，天天從楊度生、鐘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國五、六、七年間在北京大學。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了。

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

蔡先生沒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學生，凡是追悼蔡先生的人，都應該服膺他這兩點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後，有一位北大舊同學寫信囑我撰一文，備登公祭時特刊之類，並且說：“自五四起，時人間有廢棄國粹與道德之議，先生能否於此文辟正之，”關於此問題，我的意見是這樣：

凡是一個象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爐中，各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甚至那一民族滅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還要長，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的來看待，把國粹離開全世界學術孤獨的來看待，在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著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甚至拒絕用外國科學方法來做整理本國學問的工具，一切學術失了比較研究的機會，便不會擇精語詳，只有抱著國“渣”當國“粹”，甚至於高喊讀經的人，自己於經書的訓詁義理毫無所知，這樣的國粹家實在太糟了！

人與人相處的社會，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種不可少的維系物，根本否認道德的人，無論他屬那一階級，那一黨派，都必然是一個邪僻無恥的小人；但道德與真理不同，他是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他有空間性和時間性，此方所視為道德的，別方則未必然；古時所視為不道德的，現代則未必然，譬如：活焚寡婦，在古代印度視為道德，即重視守節的中國人也未必以為然；寡婦再嫁，在中國視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現時的中國，也不算得什麽大不好的事；殺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戰場上能多殺傷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談；男女平權之說，由西洋傳到中國，當然和中國固有的道德即禮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現代的中國紳士們，在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實男子如果實行男女平權，是需要強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總之，道德是應該隨時代及社會制度變遷，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來責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實踐，而不是放在口裏亂喊的，道德喊聲愈高的社會，那社會必然落後，愈墮落；反之，西洋諸大科學家的行為，不比道貌尊嚴的神父牧師壞，清代的仆學大師們，比同時湯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學家的心術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論，他是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對祀孔的，他從來不拿道德向人說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過許多高唱道德的人。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敢說蔡先生和適之先生在這兩個問題上和我的意見大致是相同的；適之還活著，人們不相信可以去問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於認為我這話是死無對證信口開河。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原載1940年3月24日重慶《中央日報》 署名：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