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

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
作者：陳獨秀　1929年

1929年8月5日

中央常委同志們：

一、 一九二五—七年革命之失敗，其主要原因，是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這個錯誤的機會主義政策發生之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覺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我們若不深刻的了解這個根由，將仍要輾轉陷於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將只是口中反對機會主義這一名詞，而手中所做的仍舊是各種各樣變相的機會主義。

“八七”會議以後，僅僅是籠統的反對機會主義，並未曾指出機會主義政策發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實際情形，勇敢的承認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勝利這些既成的事實。廣州暴動失敗後，我們分明是失敗了，當時應該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的戰鬥力，即是我們從戰場上退出來，整理我們的隊伍，積聚我們的力量，以圖革命之再起。當時黨的政策卻不是這樣，反而是在主觀上肯定革命潮還正在一直高漲，因此取了直接進攻政策，直到六次大會前尚在進行湘鄂贛三省總暴動，使敵人得著機會，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在全國范圍內，把我們整個的階級力量打得粉碎，無產階級及農氏群眾，在黨的“暴動！暴動！繼續暴動！”這樣命令之下，受了一時不能回复的損傷，黨中最積極的戰士亦因之喪失殆盡，黨和群眾也斷了聯繫，至今還不易恢復。

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感覺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至有錯誤的政策，曾寫了幾封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昂，並且我們已失了和廣大群眾的聯繫;若不馬上改變政策，從群眾自身的日常生活鬥爭中獲得廣大的群眾，若不估計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情緒到了若何程度，而隨便暴動，其必然失敗的結果，只有使群眾更加離開我們，甚至於怨恨我們而接受反動派的宣傳。當時的中央對於我的意見，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聽說在六次大會時，特立對布哈林說： “盲動主義極盛時，我實覺得不妥當，但在中央高壓之下，不敢說出不同的意見。”的確，當時的中央同志們，以為只有自己和與自己同一意見者才是真正布爾塞維克主義，只有暴動才是布爾塞維克的正確路線，如有人對於革命高潮有點懷疑，對暴動有點審慎，便要拿“機會主義的殘餘力“觀念不正確”等罪名加以打擊，大有“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氣概。幸而六次大會對於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對於機會主義一樣，加以相當的矯正，可惜太晚了，並且未曾把這些錯誤之根由系統的徹底的指摘出來，遂至留下現在的禍胎。

二、 現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經改正了這些錯誤呢了？我以為一點也沒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機會主義根本上也同時存在。始終不認識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危險，始終不認識統治階級即國民黨政權之階級性，始終不認識革命失敗與資產階級之勝利，始終不認識現在是列寧所謂“革命二個波間過渡期，則在政治分析與估量上自然要發生錯誤。政治上有了錯誤的估量，即是把敵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壞，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發生盲動主義，盲動主義者碰著不動的阻礙，自然要發生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黨內德漠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見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偏狹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證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來說”[2]。及盲動路線之正確。有許多同志都感覺著中央在政策上組織上或工作方法上，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我以為不是這樣零碎的問題，而是有系統的一貫的總的路線之錯誤。若長此照這樣不正確的路線蠻幹下去，於革命及黨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又只得不避忌諱，向你們詳細說明一下：

三、 你們對於蔣桂戰爭性質分析的錯一誤，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於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不了解統治階級即國民黨政權的階級性，這種傳統的錯誤這種整個的錯誤觀念所表現之一例。把國民黨看做是一種各階級的政治聯盟，而不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這本是我們黨傳統的錯誤，由這傳統的誤錯觀念做出發點，所以你們才把蔣桂戰爭及一切國民黨內部鬥爭，都當做是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矛盾之爆發。 (你們把蔣桂戰爭看得如此嚴重，如此誇大，所以一直到戰爭爆發之前一分鐘，尚堅決的預言戰爭不會就爆發，這個錯誤決不是偶然的，代他們格外誇大，遂不得不代他們格外慎重。)

其實，中國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已顯然不能夠以農村經濟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早已成了它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累)財政上的(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共同必要，至於說資產階級企圖發達市場，列寧曾經告訴我們，這是要靠“農村資產階級之形成與發達，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場：第一，為生產手段創造市場，即是由富農把他們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農民身上蒐集的生產手段轉化為資本；第二，由購買能力較強的農民消費擴大，以創造市場”。若改良一般農民生活，增高一般(這裡連工人也包含在內)購買能力，則非資本主義生產力終於不能有高度發展的中國資產階級所需要與可能(國民黨政府絲毫也沒有想到怎樣解決土地問題，正因為現在沒有這個需要與可能)。此外，這兩個階級之“階級的經濟利益”根本矛盾，還有甚麼呢?而且，中國的一九二五—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它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它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之過程中，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它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它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它們所以現在尚能殘存，乃因為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勢力的威嚇，不但不願意消滅封建勢力，並且急急向封建勢力妥協，來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為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

你們忽視了這些很明顯的事實，遂至今還是過分估量封建勢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負責同志日前和我辯論關於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的問題時，竟說：“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3]像這樣不正確的觀察，自然會幻想中國尚有這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封建與資本)戰爭之可能，自然會產生“每個戰爭都是階級戰爭”[4]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只可說每個戰爭都有經濟的背景，在階級的社會裡，便有階級的意義(這裡所謂階級的意義，如就階級內部戰爭說，是和個人的意義及其他意義相對立，不是和階級戰爭之涵義完全相同;因為每個階級戰爭，必須是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之革命戰爭)，不能說每個戰爭都是階級戰爭——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戰爭。這是因為未有階級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戰爭;已有階級的社會裡，各階級內部也有戰爭，最顯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戰爭，中國的北洋軍閥戰爭，南北美戰爭。

如蔣桂戰爭真是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戰爭，蔣介石討伐桂系，如果真如你們所說是“為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而要“相當的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國主義” ，(三十號通告)不得不和你們所謂“更反動的，“尚有強固基礎”的封建勢力戰爭；那末，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還未完全喪失其革命性，我們便不應該而且也不能夠號召群眾起來反對這種戰爭，因為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國主義，這些也都是群眾所要的。三十四號中央通告所謂：“同誌中有以為'蔣桂戰爭是資產階級反對買辦地主階級的戰爭，也就是民主勢力反封建勢力的戰爭，並且還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因之這次戰爭在客觀上是有革命的意義'。這是一個極端右傾的危險觀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擁護蔣介石的路線上去”。這些同志對於蔣桂戰爭性質所下的定義，和中央自己所說的一樣，這一個極端右傾的危險觀念與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錯誤的分析之必然的結論，如何能夠歸咎於同志！於是你們又解釋道。“階級戰爭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許多同志都說中央有這樣的解釋)'[5 ]；如果真是這樣，則馬克思主義及無產階級的戰略基礎，便根本倒台！“每個戰爭都是階級戰爭，及“階級戰爭不一定都是革命的”這兩個理論，都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加了聞所未聞的修正，顯然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四、 蔣桂戰爭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對於他及一切國民黨內部戰爭，究竟取什麼態度呢?我以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正在很複雜的流變生長過程中，和歐洲己經能夠和平發展而且已有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不同，它們的階級來源太複雜，又加以帝國主義之操縱，它們內部各派之間，政權及地盤的明爭暗鬥，以至爆發戰爭，這是必然的現象，而且是較長期的現象，蔣桂戰爭，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新政權之內部衝突，而和國民黨從前對北方封建軍閥戰爭有不同的性質。不但代表複雜的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之國民黨是如此，即在歐美先進的資產階級，它們當中，工業資本和農業資本，輕工業和重工業及財政資本之間，雖然很少國內戰爭，而衝突仍然不斷，這一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那一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更有大的衝突。無產階級對於它們的態度，只是分析出它們之間的衝突，是為了經濟上或政治上某種具體問題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們只有利用它們之間每個衝突(不管它是經濟的或政治的)，來擴大自已的運動，對於他們之間因利益不同而爆發的每個戰爭(不管它是大規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號召群眾起來反對，不但是消極的反對，且須積極的轉為階級戰爭，此時不需要代他們分別那個是純資產階級的，那個是帶封建性的，或者那個較進步較左些，那個更反動些，那個還有改良政策的企圖或欺騙、那個連這些都沒有，因為這決不是我們的任務。我們當面的任務是推翻整個反革命勢力之統治，因為我們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立腳點上，對於他們之間已經不能有不同的戰略。

對於它們之間採用不同的戰略者，例如從前俄國的少數派，少數派總以為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立憲比代表封建勢力的沙皇進步些，沙皇更反動些，它們之間的確還有衝突，無產階級就該和資產階級聯盟掃除更反動更有強固基礎的封建勢力。多數派堅決的回答說：否。它們對我們已經是整個的了，我們對它們也必須是整個的。 “我們正在反對封建，你們不要反對我們!”這是民主立先黨所要的;少數黨居然做了它的應聲蟲，多數派則斷然拒絕之。 “對桂戰爭是反封建勢力”，這是蔣介石爪牙的宣傳，我們共產黨中央也這樣說，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 因為不曾洞察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不曾看出資產階級各方面的發展對於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險性，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政綱中，對於富農取了猶豫態度。列寧說:“農民社會之分解，是為資本主義創造國內市場。，“農村資產階級之形成與發達，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場。 ”(“富農中農及農業無產階級”)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在農村發展之初步形式，它對於下層群眾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資產階級取一致態度;是因為富裕的農民，蓄有餘資的以營利為目的而購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僱用較多的雇農，生產商品，出賣於市場，或於農業之外兼營商業;或放高利貸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經走進剝削階級，和被剝削的下層群眾(貧農)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經過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後，進入土地革命的階段，下層群眾起來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貸，富農反對革命是不會有絲毫猶像的。

每個革命鬥爭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會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給予的利益不同而發生向背，現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貧農(雇農，小佃農與小自耕農)是革命的柱石，中農是中間動搖分子，富農是反革命者，因為它所失於革命的農民的東西比所失於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終想和富農聯盟來反對地主，和始終想和資產階級聯盟來反對帝國主義，是同樣的機會主義。

並且中國的農民革命，不是簡單的反對封建地主問題，中國的地主階級中，根本就沒有像法國、德國、俄國革命時封建領主那一特權等級。商業資產階級，不但直接剝削農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業資產階級，並且許多衰微的地主正因為商業資產階級及富農的兩種榨取，更要加緊剝削農民以自存。在壟斷原料方面，城市商業買辦階級，使農民經濟陷於極困苦不自由的奴隸地位。富農佔有較多的土地剝削雇農;高利貸所剝削的，不用說多數是貧農;包佃者對農民所取租額，當然比較地主所取得還多，他才好於中取利。所以商業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及富農和地主階級同樣是農民革命的對象。

六、 最令人不解的，你們不但在階級比重上把封建勢力看做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或者更強固些，最後更進一步否認了中國資產階級之存在。你們從前肯定的說桂系和馮玉祥都不代表資產階級，隨後又說，“蔣介石並不等於資產階級”(三十四號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號紅旗)，那末現在中國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及其領導勢力是什麼呢?國民黨政權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義所表現的是什麼呢?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說有，既非桂系，又非馮蔣，那末究竟是誰呢?如說沒有，那末，以前所謂“階級聯盟”及所謂“資產階級背叛革命”都成了彌天大謊，豈非滑稽之至!大約是你們看見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並未能排斥帝國主義，並未能改良農民生活，並且它戰勝了桂系反而馬上取消了已實行的二五減祖，你們對他很失望，所以說他不等於資產階級。他們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說：“假如馮玉祥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勢力，必須解放農民等等”。如此說來所謂中國資產階級之存在，並不是現在實有的這些冒牌的假的資產階級，只有幻想著在你們頭腦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級，才算是中國老牌的真正資產階級。你們對於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的觀察，分明不是依照辯證法，在一切現象流變生長過程中，抓住現在實有的資產階級，而是依照形式邏輯，虛構一個超時間性的一定模型的資產階級。國際說你們“誇大資產階級”，正確點說乃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

這樣的幻想，決不能夠領導群眾向當面的資產階級鬥爭，而是領導群眾去尋找你們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你們心目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級，帶有革命性的資產階級，只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初期才會有，現在不但在中國尋找不著，即歐美各國也都已尋找不著了。各國革命史已教訓我們，資產階級一抬頭，一看見下層階級有獨立的行動，馬上開始反動，毫不猶豫的和封建的舊勢力妥協，什麼無恥的反革命舉動都會做出來，這正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是歷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是如此，經濟文化落後國的中國資產階級更沒有例外。所以我們不能除開現有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即是除開馮蔣等派這些反動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另外幻想會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衛，陳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動的，我們對於整個的資產階級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絲毫幻想，無形中幫助他們欺騙群眾。

七、 不錯，你們著實做過反對資產階級的宣傳，可是你們說了千遍萬遍反對資產階級的話，都被你們的幻想與錯誤的分析打銷了。這是因為你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把所要反對之日的物(資產階級)從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們對於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之錯誤的分析，又把群眾政治鬥爭的視線混亂了。因此，群眾會向你們反問：誠然應該反對資產階級;但是蔣介石既不等於資產階級，馮玉祥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桂系，閻錫山，張學良更不用說;那末，我們反對誰呢?我們的階級鬥爭，是不是僅僅反對工廠主和公司老闆們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說:你們以為資產階級還要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國主義，是否就是要反對乾這事的人呢?更或者說：資產階級多少還有點這些企圖，雖然不徹底，總比封建階級進步些，是否還要聯合它，領導它，為實現這些企圖而鬥爭呢?群眾只認識簡單明了的事實，對於許多“然而”“雖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學，不大理會，你將怎樣回答他們?黨內同志因為你們的幻想與錯誤的分析，也會復活他們對於資產階級之幻想與希望，並且覺著更反動的封建階級尚有這樣的強固基礎，遂至推論到階級聯盟的老政策，在理論上現時仍有客觀的可能性，遂至懷疑工農單獨起來完成民主革命任務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黨內黨外的群眾：背叛革命後整個的國民黨(從汪精衛到張學良)政權，即資產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權，已經是不會排斥帝國主義，不會肅清封建殘餘，不會解放農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並沒有也永遠不會有比國民黨各派較革命的資產階級代衷能夠完成這些任務;能夠徹底完成這些任務的，只有列寧當年在俄國喊出的“無產階級及農民的民主革命”。

八、 革命高潮過分的估量與宣傳，和盲動主義有直接的關係，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第一，所謂革命高潮，乃是群眾的革命鬥爭逐漸發展，匯合達到最高點，而不是陡然可以到來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徵象，必須是廣大群眾的(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的)不斷的經濟鬥爭，有轉向總的政治鬥爭的趨勢，決不能把斷斷續續的經濟鬥爭，都當做革命高潮的徵象;至於因為資本進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眾鬥爭本身而言，統治階級之內鬨及中間階級之動搖，只是幫助革命運動易進於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勢力是高漲或低落，是黨決定政策時客觀的估量，而不是向群眾宣傳鼓動的口號，我們固然不能向群眾宣傳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眾宣傳什麼“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使群眾以為在他們自身鬥爭之外，另外一個什麼革命高潮將從天上降下來幫助他們，一切問題都靜候他到來解決，因為他就快要到來了。

說革命高潮將永遠不會到來，這種取消派的見解，自然是不正確；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並沒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足以消盡現實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說解決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從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O五年革命，比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個不同點，決定俄國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見列寧“俄國革命與無產階級的任務”）；多數派也曾指出俄國的一九O五年和德國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決定了俄國無產階級的戰略，這都非常正確。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宰制之下的中國資產階級，除了孫中山及其黨徒的夢想，他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之可能性，不但遠不及經過畢士馬克[6]時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國，並且還不及斯特黑並[7]時代的俄國。中國的革命高潮，當然有再來之可能，至於幾時到來，卻沒有人能夠預言，只可說不會快要到來，因為現時群眾雖有些鬥爭，而拿他當做革命高潮到來的象徵還太不夠。

現在是一種什麼時期呢?我們怎樣工作呢?前一個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後一個革命高潮還未到來，並且還沒有到來的徵象，現在還是兩個高潮間過渡時期，在這過渡時期中，我們的政策我們的工作路線，便應該和這個時期相適應，即列寧在一九O八年所說的:“過渡期之特殊任務是準備力量，集中力量。”我們要準備集中力量，首先要剷除盲動主義的精神，低下頭來設種種方法接近群眾，然後才說的上推動群眾向前鬥爭，由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我們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夠推動群眾，不應該也決不能夠站在群眾外邊，命令群眾，我們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來推動群眾的實際鬥爭;不應該用臨時拉夫的辦法，來製造群眾大斗爭的空氣，我們的工作，應該切切實實推動群眾不斷的鬥爭，在客觀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線進行，不應誇大吹牛在主觀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路線進行，誇大吹牛，不但要助長同志們的盲動主義，同時也要助長他們輕視日常瑣細鬥爭的心理。一般的合法運動，自然是放棄革命之企圖，但在一定條件之下，為發展我們的力量有必要時，列寧所謂“不帶何等血熱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這個時期，也不應一概排棄，列寧在一九O八年，為此曾和多數派內排棄一切合法手段的“召還主義者”有過劇烈鬥爭。

當然，群眾的力量只有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並且群眾“自發的”鬥爭發展到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傾向；但這決不是黨以命令強迫少數群眾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現一下，或者喊幾聲我們發下的口號可以冒充的，群眾上街示威，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每次號召群眾示威運動，也都要有嚴肅的精神與意義，不可常常隨便把他們領到街上玩弄，至於根本就還沒有群眾，也要命令同志充當群眾出來做示威運動，以便證明“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之說絕對正確，這種把戲更萬分玩不得的。這樣的玩弄，這樣的把戲，誇大主義者(即盲動主義者)無可如何的這樣的最後的手段，決不能增加黨的力量，只有削弱黨的力量；決不能取得群眾，只有喪失群眾；決不能促進革命，只有斷送革命。

當然，我們領導群眾做一切鬥爭，必須指出總的中國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眾感覺著一切鬥爭，好像是盲行大海中，絲毫也看不見彼岸的遠景。並且，中國革命也不是沒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眾在不斷的鬥爭中積聚下很好的力，直到武裝暴動的力量，和宰制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之間的劇烈衝突，國內統治階級內部不斷的衝突所加於中國各下層階級之榨取與痛苦及因此而發生絕大的經濟及財政恐慌等事情結合起來，那時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時我們的黨在群眾中如有強固的領導力量，革命必然獲得勝利，簡單的急性的屢次預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而事實上屢次沒有到來，這種“打嗎啡針”的辦法，決不能使群眾明確的認識革命前途，其結果只有使群眾失望，減少了革命情緒。

九、 盲動主義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國際所指出的事實外，在此次“五卅運動”中，盲動主義命令主義的舊根性，由事前誇大的企圖和事後誇大的報告，完全暴露出來了。

不認識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不認識統治者的階級性之轉變，以為現在國內戰爭的性質和從前是一樣，統治階級將因之崩潰;不認識現在還是革命兩個波間過渡期，把群眾鬥爭程度誇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雖然經過六次大會以後，不便公然說中國革命高潮仍舊是一直高漲，只好說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最近索性更進一步，換一句更確定的話說:“革命復興，;並且以為“各國工人階級鬥爭與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尤其是日益激烈起來”，現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劇”時期(四十號通告)，拿這樣錯誤的政治認識與誇大的估量為前提，以為在這樣好的革命環境，自然應該“動”，一點也不“盲”，從前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好誇大的人，永遠是盲動主義者，永遠自己不承認是盲動主義，永遠不認識盲動主義，把它當做真正布爾塞維克主義，把他當做革命的正確路線。

你們在此次“五卅”運動前政治的估汁，是統治階級動搖，然而經過蔣桂及蔣馮衝突後，他動搖了沒有?又說是改良派的勢力縮小，然而對中東路事件各工會一致發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勢力縮小沒有?又說是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之進展，然而為什麼你們還要用那斷然用不得的辦法，派幾個同志到老怡和及恆豐紗廠去強自關車呢?你們在此次運動中所取政策，完全是從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貫的命令主義，“可恨的只是這些自發的革命鬥爭已經進展的群眾，在革命運動現在這樣緊張的時期”(江蘇省委委員的話)，不聽命令去革命！從前盲動主義極盛時，有人說:“中央罵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罵區委不革命，區委又去罵支部不革命，支部去罵誰呢?只得罵群眾不革命。”這樣的怪現象，現在仍舊存留著，省委委員因為工廠罷工辦不到，遂逼著下級黨部下命令罷工，說:“在原則上必須罷工。”這是什麼話？你們忘記了列寧“罷工與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識和自由意志來決定”的遺教了嗎?你們不是根據群眾的鬥爭情緒和意志來決定黨的政策，而是拿黨的政策來決定群眾的情緒與意志。

“五卅運動”應該盡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績無論如何小，都有相當的意義，這都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但根據你們盲動主義的精神，在事前誇大的企圖和事後誇大的報告，都給了黨內黨外群眾很壞的影響，以至有了“強迫同志吹牛皮”的謔評。

在客觀上看來，即以上海一隅而論，我們若有正確的估量(非誇大的)和切合群眾實際需要與可能的政策(非誇大的)，群眾鬥爭是能夠逐漸開展的，我們和群眾的關係也能逐漸恢復的;可是下級黨部同志們刻苦工作所得的一點效果，決敵不過中央機關盲動政策之摧毀(例如郵政工會及恆豐老怡和事件)，在這種狀況之下令同志們如何能夠安心努力工作！

十、 德漠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現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名義之下，把黨內必需的最小限度德漠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並不是什麼“相當縮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們對於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見一概不許開口，從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問題，都成了機械的“中央命令傳達機關”，這樣的辦法，為了操縱一切使盲動的命令能夠順利的施行，自然覺得很方便，其如毀壞了黨的組織與力量何裡倘若現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之下，黨內德漠克拉西勢必縮小到連區委支部都不能行選舉制;這根本上連少數人都不能集會，一切工作都無從談起，黨內的基礎組織便已經不存在了，還說什麼黨已有相當的發展，還說什麼革命復興！倘若說他們的觀念都不正確，只有中央政策是對的完全對的，他們盲動執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線若有小小的不正確或大大的不正確，則是否需要“自我批評呢”?

列寧說過：“我們的機關報上，並不一般的排斥間志的爭論，寧可說，為了說明現存之意見相差深到若何程度，為了爭論諸問題的全而討論，為了討論諸種見解之代表者等，陷於偏狹性之鬥爭，在每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有意識的勞動者面前公然爭論，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見解，而缺乏公然的爭論，把關於真實問題之不同的意見隱秘的擱置起來是現代運動缺陷之一”(《火花》發刊宣言)。他又說過:“一切團體員，選舉代表者，同時獨立的各自對團體全部利害的爭論題目，都有陳述意見的必要，民主的組織之黨也沒有例外，徵求所有黨員的意見，不能視為原則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場合，例如罷工，選舉，大規模的杯葛特（Boycott）於政治的行動”(《一九O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說過：“中央委員會知道黨員大眾之意識的意見，從而不是盲且的指導大眾……，(同上)，他又說過：“在我們的報紙上，努力給關於理論問題的論文佔了很多的篇幅，並且慫恿同志們對於爭點無忌憚的發揮”(《我們的綱領》)。

同志間關於理論上政策上意見不同的爭論，是黨的進步的現象，決不是壞現象；反之，大家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這正是黨之幼稚的表現，爭辯之結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會為大眾所公認;錯誤的意見，一經公開的被大眾批駁下去，以後才不至隱藏在黨內，遇著機會便要發作出來，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理論，就是長期在這樣的爭辯中生長出來的，我們同志政治水平線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見的相互爭辯中增高起來，決不能拿出陳套話什麼“程度不夠”[8]的理由，以為必須他們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賜”他們發表意見的理由，你們主張：黨內民主化是要依著黨員政治水平提高而擴大，黨員政治水平低便應縮小;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們老是固執你們的偏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漠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蠍，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的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的不在黨報上公表出來，一聽到同誌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的或無意的阻住了黨的進步。

公開的理論爭辯尚未被容許開始，你們突然發生“反對黨內和平”的口號了，這是因為少數派的階級聯盟政策及經濟主義取消主義，一貫的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根本戰略，目前在中國黨內，如有人以為中國還是封建勢力所領導的統治，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仍主張什麼“四個階級聯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為資產階級的發展已消盡了中國革命之可能性，革命決不會再起，黨當然要和這班人不顧黨內和平的鬥爭，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錯誤，我們可以用教育及爭辯方法來矯正，用不著小題大做，拿“反對黨內和平幼這種嚴重的口號來代替“團結黨內爭取群眾”的口號(有人說這是六次大會喊出來的口號，又有人說是國際代表個人的意見，未知孰是？)至於同志們沒有任何錯誤，只是“和中央意見不同”便是錯誤，而且是很嚴重的錯誤，便要拿“反對黨內和平”的口號來對付他們，這更是天大的笑話，同志無論在理論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離開革命的立場和黨的立場，即和中央有顯然不同的意見，而公然出來爭辯，都是黨內德漠克拉西所容許的。(只有革命戰爭緊急時，這種德漠克拉西才應受限制，甚至於一點也不能有，然事後的自我批評仍須是德漠克拉西的。)

我會見過一些曾為黨努力工作或現在正為黨努力工作的同志，說他們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許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見，而不敢說出來，我曾很誠懇的指出他們的錯誤;有意見應該向中央陳述，或在黨部開會時提出討論，不應只在個人間談。他們都很慘痛的回答說:“你的話在原則上是對的，可是在事實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偵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機關都有，只要你一開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調到萬難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遠地方去，甚至教你從黨內滾出去;我們是不忍心離開工作的，你說怎麼辦?現在有許多同志，都因為這樣情形煩悶著沒有出路，而灰心喪氣，而取了消極態度，或是嚴守'休談國事'的教訓，敷敷衍衍的做著工作再說，而沒有一點興奮精神，或者找個機會給敵人殺了完結，大家也都感覺到這不是好的現象，然而沒有辦法!”[9]

聽說布哈林曾責備特立說：“你是個政治家，不是小孩子，為什麼對於盲動主義有不同的意見而不敢說出來!” 列寧常常說過：“無產階級的戰士，應該是有政治自覺的”，黨教育黨員，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覺的戰士，而不是要教成隨聲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馬，不是要教成純粹的僱傭勞動。只要不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便不能不承認“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機器不同”，照你們現在的辦法，你們偏狹性二致的團體即或造成了，而各個黨員都有政治自覺，能夠自動的奮鬥活潑有生氣的黨在那裡！ ？

十一、 綜合上述的說明，可以看出你們有系統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組織上一貫的錯誤路線。為改正這些錯誤之總的路線，我現在提議幾個要點:一、在政治上對於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問題，對於革命高潮問題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麼時期問題，對於富農政策問題，都需要重新有個正確的決定。二、在組織上，盡可能的擴大黨內需要的德漠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區委都實行選舉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黨員對於黨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黨部開會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的白由，黨員間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黨報上發表。三、更有一個根本而緊急的問題:六次大會對於黨的全般政策並未充分討論，七次大會又不能即開，應由中央及地方把黨的全般政策之各個向題提出於全黨黨員之前，要求每個黨員都充分發表意見，盡可能的在黨報上陸續公佈，以便形成多數意見之一致，即真正黨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黨的政策，以便決定黨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確路線，必如是才能統一整個黨的意志，才能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才能喚起全黨黨員對於工作自動的努力，對於鐵的黨紀自覺的服從，必如是才能使黨復興，使革命復興!

十二、 最後我還要告訴你們:因為我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的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來慎重考察的結論，寫這封信貢獻於你們，希望你們稍稍抑制自己的偏狹性，平心靜氣的把我的意見詳細審查一下，並希望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

 

此致革命的敬禮！

獨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1929年10月上海民志書局發行

 

 

　

[1] 1929年8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約陳獨秀談話，認為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性的錯誤，批評陳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中央不容許公佈這封信。 (見10月10日陳獨秀致中共中央信)。 10月5日，《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認為“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分子目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都走入了取消主義觀點”。陳獨秀的這封信“便是一個很好的代表”，號召全黨“擁護中央決議，肅清黨內取消全義的思想與一切反黨的小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

[2] 這是造謠，中央正反對認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意見，參閱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與復江蘇省委同志的信——編者。 （此編者係《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一書的編者，下同。）

[3] 又是造謠，中央只是說中國是農業落後國，農業生產還超過城市生產。在發展的方向上，當然是城市支配農村，這裡沒有爭論，但農村總是比較城市落後，絕不能將中國農村看得如上海漢口一樣——編者。

『有一次，向忠發和周恩來兩人到陳獨秀家裡談話，那時已離分裂不遠。話題自然轉到“紅軍”去。陳獨秀問道：“照馬克思主義說，究竟是城市支配農村呢，還是農村支配城市?”向忠發信口回答說：“當然是農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來修正說：“論理是城市支配農村，然而……。”』（《鄭超麟回憶錄》）——柴榮注

[4] 這是曲解，中央在反對嚮導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時候，指出每個戰爭每個政治事變都有他的經濟的背景與階級的意義。參閱中央通告第十五號，三十四號等—編者

[5] 中央只說中國的軍閥戰爭雖然反映著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動力是帝國主義，所以沒有一點革命或進步的意義。 —編者

[6] 即俾斯麥，Bismarck

[7] 即斯托雷平，Stolypin,Pyotr Arkadyerich

[8] 又是造謠，中央只說在目前白色恐怖的嚴重環境中，黨的主觀上無產階級基礎又薄弱，黨的民主化是要相當縮小的。 —編者

[9] 這些完全是謠言，是獨秀陰謀破壞黨分裂黨之最無恥的煽動同志反中央的話—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