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的音譯

不懂的音譯
作者：魯迅
1922年11月

本作品收錄於《熱風》和《晨報副刊》

署名風聲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麼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卻又有伏在暗地裡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秘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靴，獅子，葡萄，蘿蔔，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並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Kropotkin。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我已經記不清是Dostoievski呢，還是Tolstoi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里」，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於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裡所有的字，卻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尚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麼？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麼音便怎麼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K和Ku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Kuropatkin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為「國學家」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麼辦呢？我想，這只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題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的則為黃三太。

倘不能，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裡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並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為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裡，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云「得于華夏」，或改為「獲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歷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為單用些「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為國學家「所能廁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於序文裡所謂三處中的「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十一月六日。

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