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氏聞見記/卷二

文字

黃帝史官倉頡，觀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於竹帛，而文史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

古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即其事焉。

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亦名籀書，與古文並行。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於王，車塗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又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約，謂之『小篆』。於時獄官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繫雲陽獄中，變篆為隸，以從簡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策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於戈戟。八曰隸書，施於公府。皆因事出變而立名者也。

善長註《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於秦世也。』按此，書隸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脩改而獻，非創造也。

漢興，多因秦制，通行隸書，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最者以為書史。平帝時，徵沛人爰禮等說文字於未央庭中，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並前《倉頡》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

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為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書，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以書幡信也。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慎特加搜採，九千之文始備；著為《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從古為證，備論字體，詳舉音訓；其鄙俗所傳，涉於妄者，皆許氏之所不取。故《說文》至今為字學之宗。

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有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後魏楊承慶者，復撰《字統》二十卷，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為本，其論字體，時復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外，復有《埤蒼》、《廣蒼》、《字指》、《字詁》、《括字苑》、《字訓》、《文字誌》、《文字譜》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

漢代又有草書，故自倉頡至於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是也。

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鵠頭、蚊腳、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薤、蛇書、蟲書、偃波、飛白之屬，皆狀其體勢而為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等並見施用，餘多不行。

典籍

漢承秦滅學，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成帝時，秘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羣篇，著為《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兩。明帝尤重儒術，爾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魏時採掇亡書，藏在三閣，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簿》，秘書監荀勗分經、史、子、集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靡有孑遺。東晉著作郎李充，以勗舊部校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誌》，有《經典誌》、《諸子誌》、《文翰誌》、《軍書誌》、《陰陽誌》、《術藝誌》、《圖譜誌》。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初，命秘書監任昉於文德殿內集藏眾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為《七錄》，有《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伎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並自焚之。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稍僅充實。爾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鄴，頗更搜聚。後周定目，書止八千，其後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僅至五千。

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疋，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除亡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籍誌》。自後卷帙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也。

石經

後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駮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本。論者以為古缺。

神武作相，自洛陽運之於鄴；至河陽，岸崩沒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

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葺。隋亂，造立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為秘書監，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一作“秘”。）之本，猶存秘府，而石經自此亡矣。天寶中，予在太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為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胡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初，太宗以經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既久，傳寫不同。開元已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為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於收獎，即放過。天寶初，勅改《尚書》古文悉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難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並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又頒《字樣》於天下，俾為永制。由是省司停約習本。

聲韻

周顒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

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以為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為詩，取其宣道情致，激揚政化，但含徵韻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體格壞矣。

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為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為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於《切韻》，殊不知為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

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為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後註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為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勅宣付秘閣，賜絹五百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