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到底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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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海《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一条随感录的标题。关于这个问题,北京颇有几位医生研究过;但是他们还不曾有简单的答案。最近我因发现糖尿,从12月29日起,住在亚洲第一个设备最完全的医院里,受了三十次的便尿分验,三次的血的分验,七日的严格的食料限制;内科专家也看过,神经科专家白发的Woods博士也看过。然而他们到今天还不肯给我一个简单的答案。这并不是怪他们本事不行;这正是恭维他们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肯轻下判断。但是我的病,我的告假,似乎颇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上个月我在国语讲习所告假,那边就有人疑心我的告假是和国务会议“取缔新思想”的议案有关系了。现在邵力子先生这一段随感录,很带有同样的疑心。他引《向导》周报国焘的话:

  目前怎么样办呢?还是三十六计,跑为上计呢?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呢?还是从此更有新的觉悟呢?

  他接着就提到我因病向大学请假一年的启事;他虽不明说,然而他的疑心是很明显的。我借这个机会敬告邵力子先生和有同样疑心的人:

  “三十六计,跑为上计”:这种心理从不曾到过我脑子里。中国的事所以糟到这步田地,这种卑劣的心理未尝不是一个大原因。我们看看租界上的许多说风凉话高谈主义的人,许多从这里那里“跑”来的伟人小政客,就可以晓得这种卑劣心理造的福和种的孽了!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十二,一,五 胡适在协和医院

  (原载1923年1月7日《努力周报》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