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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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人爱用一句西洋古话:“旧瓶不能装新酒”。我们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这句话一定是翻译错了,以讹传讹,闹成了一句大笑话。一个不识字的老妈子也会笑你:“谁说旧瓶子装不了新酒?您府上装新酒的瓶子,那一个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那儿听来的奇谈?”

  这句话的英文是“No man put the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译成了“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瓶子里”,好像一个字不错,其实是大错了。错在那个“瓶子”上,因为这句话是犹太人的古话,犹太人装酒是用山羊皮袋的。这句古话出于《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全文是: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这是用1823年的官话译本。1804年的文言译本用“旧革囊”译Old bottles。皮袋用久了,禁不起新酒,往往要裂开。(此项装酒皮袋是用山羊皮做的,光的一面做里子。耶路撒冷人至今用这法子。见圣经字典Bottles一条。)若用瓦瓶子,磁瓶子,玻璃瓶子,就不怕装新酒了。百年前翻译《新约》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旧皮袋”、“旧革囊”。今人不懂得犹太人的酒囊做法,见了Bottles就胡乱翻作“瓶子”,所以闹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傻话来了。

  这番话不仅仅是做“酒瓶子”的考据,其中颇有一点道理值得我们想想。

  能不能装新酒,要看是旧皮袋,还是旧磁瓶。“旧瓶不能装新酒”是错的;可是“旧皮囊装不得新酒”是不错的。

  昨天在《大公报》上看见我的朋友蒋廷黻先生的星期论文,题目是“新名词,旧事情”。他的大意是说:

  总而言之,近代的日本是拿旧名词来干新政治,近代的中国是拿新名词来玩旧政治。日本托古以维新,我们则假新以复旧。其结果的优劣,早已为世人所共知共认。推其故,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第一,旧名词如同市场上的旧货牌,已得社会信仰。……所以善于经商者情愿换货不换牌子。第二,新名词的来源既多且杂,……正如市上的杂牌伪牌太多了,顾客就不顾牌子了。所以新名词既无号召之力,又使社会纷乱。第三,意态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不变而努力于新意态新名词的制造,所得成绩一定是皮毛。

  他在这一篇里也提到旧瓶装新酒的西谚。他说:

  日本人于名词不嫌其旧,于事业则求其新。他们维新的初步是尊王废藩。他们说这是复古。但是他们在这复古的标语之下建设了新民族国家。……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搁在旧瓶子里,日本人只叹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

  我想,蒋先生大概也不曾细考酒瓶子有种种的不同。日本人用的大概是瓦瓶子,瓶底子不容易沥干净,陈年老酒沥积久了,新酒装进去,也就沾其余香,所以倒出来令人叹其味之美。鸦片烟鬼爱用老烟斗,吸淡巴菰的老瘾也爱用多年的老烟斗,都是同一道理。可是二三十年前,咱们中国人也曾提出不少“复古”的标语。“共和”比“尊王废藩”古的多了,据说是西历纪元前八百多年就实行过十四年的“共和”;更推上去,还可以上溯尧舜的禅让。“维新”、“革命”也都有古经的根据。祭天,祀孔,复辟,也都是道地的老牌子。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王道”和忠孝仁爱等等老牌子。陈济棠先生和邹鲁先生在广东还正在提倡人人读《孝经》哩!奇怪的很,这些“老牌子”怎么也和“新名词”一样“无号召之力”呢?我想,大概咱们用来装新酒的,不是瓷瓦,不是玻璃,只是古犹太人的“旧皮袋”,所以恰恰应了犹太圣人说的“旧皮囊装不得新酒”的古话。

  蒋先生说:

  问题是这些新主义与我们这个旧社会合适不合适。

  是的!这确是一个问题。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对蒋先生说:

  问题是那些老牌子与我们这个新社会合适不合适。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因为,无论蒋先生如何抹杀新事情,眼前的中国已不是“旧社会”一个名词能包括的了。千不该,万不该,西洋鬼子打上门来,逼我们钻进这新世界,强迫我们划一个新时代。若说我们还不够新,那是无可讳的。若说这还是一个“旧社会”,还是应该要倚靠“有些旧名词的号召力”,那就未免太抹杀事实了。

  平心而论,近代的日本也并不是“拿旧名词来干新政治”。因为日本的皇室在那一千二百年之中全无实权,只有空名,所以“尊王”在当日不是旧名词。因为幕府专政藩阀割据已有了七百年之久,所以“覆幕废藩”在当日也不是旧名词。这都是新政治,不是旧名词。

  我们今日需要的是新政治,即是合适于今日中国的需要的政治。我们要学人家“干新政治”,不必问他们用的是新的或旧的名词。

  二十三年,一,二十三

  (原载1934年1月28日《独立评论》第8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