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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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作者提出十个证据来证明这个“行易知难”的道理。十种证据是:(一)饮食;(二)用钱;(三)作文;(四)建屋;(五)造船;(六)筑城;(七)开河;(八)电学;(九)化学;(十)进化。自第一章到第四章,分说十件事,证明人类有许多事行了一身一世还不知道这里面所以然的道理。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不容易的。第五章总论知行。大旨说人类有三种人:一种是先知先觉的发明家;一种是后知后觉的鼓吹家;一种是最大多数懵懵懂懂的实行家。原文说:“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而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易行难之说。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之群众,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页50)这是全书的要旨。以下第六章论“能知必能行”。第七章论“不知亦能行”。第八章论“有志竟成”,举作者自谋革命“三十年如一日”的历史,作一个具体的先例。

  《孙文学说》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能把它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地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原故。本书第六章记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的计划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后面附陈英士寄黄克强的长信,也很可以供史家的参考。这部书的根本观念,简括说来只有一句话:“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页50)

  中山先生又作了一种《建国方略》,是一种很远大的计划。(一部分见原书第七章的附录,页84至86。)他又怕全国的人仍旧把这种计划看作不能实行的空谈。所以他先做这一本“学说”,要人抛弃古来“知易行难”的迷信,要人知道这种计划的筹算虽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实行起来并不困难。

  这是他著书的本意,是实行家破除阻力的正当手续。所以我说这书是有正当作用的。

  他这一部书所举许多“行易知难”的证据有几种是“不知而行之”的,如饮食用钱之类。有几种是“行而后知”的,如古时没有化学,先有瓷器、豆腐等化学品。有几种是“知之则更易行”的,如现代化学、工程学、电学之类。全书最注重的是“知之则更易行”一句话。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从前不能得到的参考材料现在都可得到;从前无法计算的种种方面,现在都可通盘筹算;从前决不能征服的困难,现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划,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从前不知尚且能行,现在有了正确的知识,行起来更容易了。这种学说是不限于一党一系的,无论哪一种正当的团体,都该有根据于正确知识的远大计划,都应该希望大家承认那种计划是“能行”的,都应该用合法的手续去消除大家对于那种计划的怀疑。——换句话说,无论是何种有理由、有根据的计划,必须大家有“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信仰心,方才有实行的希望。现在的大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陆放翁说得好:“一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譬如东周亡,岂复须大疾。”没有计划的结果必至如此。——所以我说中山先生这本书是不仅仅有政党作用的,这是我对于这书大旨的赞成。

  书中有许多我不能赞同的地方:如第三章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第五章论王阳明一段。比较的都是小节,我可以不细批评了。

  (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收入1927年6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孙文主义研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