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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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Ithaca),有了做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做《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扑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

  (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仑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来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辨【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二,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脉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 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已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四、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傥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话,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