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外交史料》序

《清季外交史料》序
作者：胡适

　　最近四十年中，中國史料出現之多，為向來所未有。其中至少有八大項最可紀：第一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發現，第二是古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第三是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第四是安陽的殷墟器物文字的發現，第五是西域的漢晉木簡的發現，第六是敦煌石室藏的六朝唐五代寫本的發現，第七是日本舊藏中國古籍的公開，第八是北京宮廷各處檔案的公開。史前文化的發現使我們對於太古時代看得一個完全新鮮的瞭解。殷墟器物文字的研究使我們對於殷商一代的舊史得著一個新的證實和許多的修正。流沙古簡書與敦煌寫本的出現，和日本舊藏古書的公開，都使我們添了許多考訂中古近古史的材料。關於近代史料，自然要算近十多年中北京宮廷衙署的各種檔案舊卷為最重要。北京故宮開放之前，即有內閣舊卷檔案的賣出，其大部分現歸北京大學研究院。故宮完全開放之後，許多秘密文件與重要檔案陸續出現，其重要雖遠不能比羅馬法王宮廷藏書的公開，但在史料毀棄散失的中國，這也是史學界一個大寶藏了。

　　在這八件大發現之外，最近還有黃岩王氏父子保存搜集的清季外交史料的出版，可算是近年史學界搜求材料運動中的第九件大事。

　　王弢夫先生是個有心保存史料的學者；當他在軍機處服務的時候，他就留心搜集外交的文獻：凡軍機處所存的外交檔卷，政府所存的交涉密電文稿，以及當日留中不發的電報檔奏章，他都細心搜集，親手抄存。他在軍機處的日子雖然不算很長久，但這一點搜求外交史料的興趣使他終身繼續留意於這一類的文獻。近年外交史料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所以二十年前弢夫先生所抄存的材料在當日為秘本，在今日已有一部分流傳於世了。但據近世外交史專家蔣廷黻先生的估計，弢夫先生所收材料至少還有百分之五六十是不曾發表過的。這個估計最可以表示這些史料的真價值。

　　光緒庚子七月，弢夫先生跟著清帝與太后西行，直到次年十一月才隨兩宮回北京，這一年半之中，他著有《西巡大事記》，十二卷，每日詳記政府與議和全權大臣及各省大吏往來的文電。我們看他這十二卷的編制方法，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興趣全在材料的保存。在那國家危亡之際，流離困頓之中，他還有那樣的細心苦功，為後世史家掇拾那些很容易散失的文獻：這種精神，這種遠見，都是最可以使我們追思敬禮的。

　　弢夫先生逝世已三十年了。他的兒子希隱先生不但能保守遺書，不使散失，還能費了十年的功夫，搜集先人所不曾見所不及見的外交文獻，補入弢夫先生的原稿，編成光宣兩朝外交史料二百三十六卷，與《西巡大事記》同時刊行，並且編制索引，外交年鑒，條約一覽表等，以便學者的檢查。弢夫先生二十年的勤苦搜錄，固然最可欽佩；可是若沒有希隱先生的謹慎保存和殷勤補綴，這部大書即使不至於埋沒散失，也決沒有現在這樣完全。兩朝的史料成于父子兩世之手，徐菊人先生他們比配姚察姚思廉之續成梁陳二史，是很確當的。

　　我不是研究外交史的人，不過王希隱先生因為我平日頗注意一切史料的保存，所以他要我寫一篇短序。我看了他這幾年搜求補綴的工力：看了他編訂先人遺著的熱心，看了他這種“愛的工作”，我真感覺到百分的崇敬與慚愧。我的先父鐵花先生（名傳）也是一個有憂國遠慮的人，他終身研究邊疆問題，足跡走遍東三省及海南臺灣兩島，留下了幾十萬字的日記和文稿，其中也有不少的重要材料，先兄紹之和我都曾有志願整理這些遺稿。於今先父去世已近四十年，先兄去世已有五年了，這些遺稿至今還不曾整理印行。希隱先生繼成先志的好榜樣，給了我不少的興奮與鞭策，所以我不敢辭謝他的好意，大膽寫了這篇短序。

　　二十三，一，六夜

　　（原載1934年9月《圖書館學季刊》第8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