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論文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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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論文集》自序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17日

一九二七年初,瞿秋白将他在此以前(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在《向导》、《新青年》、《前锋》、《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主要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编为《瞿秋白论文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排出一部分校样,由于“四一二”政变未能出版。本文是他为文集写的序言,未发表过。本书根据手稿刊印。

  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

  中國的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自然已經很久;五四運動之際,《新青年》及《星期評論》等雜誌,風起雲湧的介紹馬克思的理論。我們的前輩:陳獨秀同誌,甚至於李漢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隻有陳獨秀同誌在革命的實踐方麵,密切的與群眾的社會運動相聯結,秋白等追隨其後,得在日常鬥爭中間,力求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的所謂國情。至於戴季陶先生,雖然他首先以馬克思主義來探求“中國之亂源”,胡漢民先生,雖然他首先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上古(戰國)的哲學思想;然而現在他們早已公開的拋棄唯物史觀……這難道是偶然的?

  中國無產階級處於世界革命的時代及國民革命的中國,他一開始自己的運動,便不得不直接參加政治鬥爭,決不能限於改善自己生活的經濟鬥爭。“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這句話在西歐和俄國仿佛有一時期還是比較抽象的說明,在中國卻是異常明顯而具體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國無產階級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

  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剛從宗法社會佛、老、孔、朱的思想裏出來,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實說這是無知識的知識階級,科學曆史的常識都是淺薄得很。中國無產階級所湧出的思想代表,當然也不能自外於此。隻是革命實踐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著無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來解決中國革命中之許多複雜繁重的問題。“沒有牛時,迫得狗去耕田”,這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情形。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從一九二三年回國之後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間病倒為止,一直在陳獨秀同誌指導之下,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然而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我現在收集四年來的著述付印,目的是在於呈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用革命理論於革命實踐上的成績,並且理出一個相當的係統,使讀者易於找著我的思想的線索。固然,無產階級之革命思想的指導,當然是集體的工作,然而我確是這集體中的一個個體,整理我的思想,批評我的思想,亦許對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不為無益。況且集體的革命工作之意義,正在於其自我批評的發展;而集體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於其各個個體之間的切磋。固然,我這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理論裏,可以有許多沒有成熟的、不甚正確的思想,然而我始終亟亟乎將我的成績同著我的錯誤一齊匯集發表,正是因為要發展中國社會思想的自我批評:我們的著作是想要利於革命的實踐的,而並非想“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列寧說:“自然……與其要革命,毋寧做革命。”我們固然很願意從事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巨著,但是在現時革命潮流洶湧的時機,既不應幻想明窗淨幾閉戶著書的餘暇,那麽,僅隻我這些馬克思主義的試作,“做革命”的一部分的成績之匯集與整理,也就未始無益哩。於是瞿秋白的論文集便出版了。

  論文集分八類:(一)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二)帝國主義與中國;(三)買辦階級之統治;(四)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五)北京屠殺後國民革命之前途;(六)世界社會革命的問題;(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八)赤化漫談。

  第一、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應用於中國國情,自然要觀察中國社會的發展,政治上的統治階級,經濟狀況中的資本主義的趨勢,以及中國革命史上的策略戰術問題。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之職任;五卅以前無產階級應當參加國民革命,準備取得其領袖權,認定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於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獨裁製,而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合流直達社會主義;五卅以後,無產階級領袖國民革命的問題,更加成了實際鬥爭的現實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已經因農民問題的要求切實解決而不能久持了,五卅屠殺後之無產階級,實在已經實際的直接的開始了國民革命。

  第二、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在於推翻世界帝國主義,因為不但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國際殖民地,而且中國國民革命簡直是直接的由世界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所提攜起來的。雖然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不是所謂半殖民地的,而是次殖民地,這句話確有鼓動的意義;然而真實的情形,卻在“國際殖民地”。所謂國際殖民地的意思,便是說中國沒有成為某一帝國主義國家之直接統治地,而是列強互爭的對象。這中間包含著充分的帝國主義列強互相衝突的原素。因此,中國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後,世界革命最容易爆發而勝利的地方。中國國民革命之為世界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於此更加有深一層的意義。雖然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程度很低,還隻有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的需要,而且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的建設比俄國還要困難好幾倍,然而中國國民革命不勝利則已,如果勝利則必定是顛覆世界資本主義而創造社會共產主義的一支流。因此,我們以前對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種種方式及中國革命反抗帝國主義的策略之研究,是很重要的。

  第三、買辦階級之統治——這是我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的時論之總題。當時臨城案、賄選案、承認蘇俄問題及廣州買辦軍反革命叛亂等現象,顯然表示是買辦階級(帝國主義)穩固的統治全國,並且壓迫孫中山政府之時期。反右派的鬥爭已經開始,尤其是在廣州商團叛變時;中山北上的第一次北伐,已經提出國民會議之主張(我當時有一篇《論革命戰爭之北伐》,惜因《向導》不載,已經遺失,未能收入此集),——這時期已經是無產階級爭革命領袖權之胚胎。

  第四、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這是我一九二五年的時論之總題。當時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國民會議始成全國革命平民的旗幟,繼之以上海小沙渡罷工,五卅屠殺後的偉大革命運動,直到反奉戰爭中“變軍閥戰爭為平民推翻軍閥戰爭”之呼號與“為國民會議而戰”之要求,對抗吳佩孚之法統主張。總之,五卅而後,無產階級爭革命領袖權之鬥爭,已有具體的初步表現。這一期的時論,可以《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一文總其成。

  第五、北京屠殺後國民革命之前途——這是我一九二六年的時論之總題。北京屠殺後,國民軍敗退之時,大致都認為是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反赤勝利之反動局麵。然而五卅以來農民奮起,小資產階級的左傾,他們不但積極起來反抗買辦士紳階級,並且漸漸脫離資產階級之民族改良主義的領導,急切的要求反守為攻,尤其是革命戰爭的北伐,以直接繼續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革命平民,尤其是農民已進一步而要求平民政權。同時,民族資產階級攫取領導權,而向妥協政策方麵去,因為農民及無產階級的鬥爭,已經對於他們自身都發生危險了。列寧說:“俄國資產階級很恨俄皇政府,但是他是因為俄皇政府的政策會惹起革命。”(列寧引考茨基語)中國資產階級在五卅以來真的走上這條路;他們恨帝國主義,正是恨他的惹起革命。所以如果革命平民要求北伐,是為著建立革命的平民政權,那麽,資產階級之讚成北伐,卻是為著要求買辦階級之小小讓步,以便結束革命,製止平民的民權主義之發展。這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革命領袖權之鬥爭,已經迫近成敗存亡的緊要關頭。這一時期的時論,可以《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及《世界的及中國的赤化與反赤化之鬥爭》二文作為綱領。

  第六、世界社會革命的問題——中國的國民革命發展於世界社會革命的時代裏,我們不能不在世界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勇猛鬥爭;中國的無產階級,甚至於一般的勞動平民解放的目的,都在於共產主義。所以關於共產主義國際、共產主義少年國際、赤色職工國際、世界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鬥爭、俄國無產階級之勝利與經濟改造事業、以及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如土耳其),我亦曾竭我的能力譯述,以供國人的研究,茲匯集於此。

  第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理論、主義的問題,當然不能離開實踐,所以我在上海大學教課的講義,大半都沒有收入此集。固然,集中很有幾篇文章關涉到較深的純理論的問題,然而大致與中國現時社會思想的階級鬥爭是有關係的,如東西文化、科學玄學的爭辯等。還有與革命實踐密切相關的理論上的爭辯,則已分別歸入其他各類。思想的戰線上,我們不能不對於當代“偉人”梁啟超、章行嚴、梁漱溟、張君勱、戴季陶、胡適之、《獨立青年》派,以及帝國主義禦用的曾、左、李(並非滿清貴族禦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獅》的國家主義派)下無情的攻擊。這不但是中國無產階級之最高命令,不能不服從;而且是中國民族——國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說我喜歡得罪偉人,那麽,我可以順便在這裏“道歉”一聲,隻好根據於孔夫子的聖經賢傳,說聲“大義滅親”了!況且我這些文章公布已久,從不看見他們公開的直接的答複,足見已是理屈辭窮,不敢接受我的挑戰。“偉人與可笑的人相差原隻有一步嗬。”

  第八、赤化漫談——這是我文藝雜著等的匯集。自五四運動中國宗法社會的思想崩潰以來,至今還是遺留著;好象惡瘡似的,從陰處逐漸腐爛,非常之延緩遲滯,其痛苦可想可知。尤其是婦女問題、青年問題,甚至於在已經開始鬥爭的無產階級之中,還保存許多宗法社會封建製度的舊觀念。對於這種現象,我們要高呼“持續新文化運動時期(五四)之可寶貴的遺產”!這種可寶貴的遺產,便是無情的徹底的反抗宗法社會及一切舶來的反動妥協的文藝思想。再則,我這些雜著中也還反映些國際革命運動中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族之實際鬥爭,如二七流血,敘利亞、摩洛哥的血戰,以及《革命運動年表》與《戰壕斷語》等。因此,我雖自知文藝稚弱,雜著龐亂,也還敝帚自珍,將他們存留在此。

  《瞿秋白論文集》之出世,正當革命戰爭劇烈之際,中國革命大踏步的前進,中國曆史的軌道正在將轉彎未轉彎的時期,亦許,不久便須更深一層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希望論文集很快的變成陳舊的文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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