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之廣州工潮

一九二六年之廣州工潮
作者：鄧中夏
1927年

一、為什麼發生工潮？

第二次潮流

大家都知道一種社會現象的發生，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絕不是由地上生出來的，就是說絕不是憑空而來的，一定有他發生的歷史與背景。

現在我們就要問：廣州為什麼發生工潮呢？

首先從歷史上說起。廣州發生工潮現在並非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在民九民十年間孫先生做非常總統的時候，曾發生一次很洶湧的工潮，差不多所有有組織的工人，都做過一次改良生活運動，那算是第一次。到現在已有五年之久了，發生第二次工潮，並不算奇怪。不過前次工潮與這次工潮有不同的地方：第一、那時有組織的工人還少，因之，要求加薪的究竟未曾十分普遍；現在有組織的工人多了，要求加薪的自然也比較普遍了。第二、那時雇主應付工潮力量很薄弱，手段也很幼稚，不像現在雇主應付這樣高明，手段這樣老辣。所以這次工潮比較前次工潮更為劇烈。總之，現在廣州工潮並不是破天荒第一次，乃是第二次潮流。既然明白了這點，我們再說廣州工潮的背景。

改良生活運動

廣州工潮性質是什麼？一句話說完，廣州工潮只是改良生活運動；用術語說，只是經濟鬥爭。

廣州歷年的物價繼續增漲不已，我們把農工廳的物價指數表寫在下面：

年份物價指數

元年	九九·四
二年	一○○·○
三年	一○三·六
四年	一一二·一
五年	一一九·四
六年	一二四·七
七年	一三三·四
八年	一三六·四
九年	一三五·四
十年	一四四·八
十一年	一五三·四
十二年	一六一·○
十三年	一七五·六
十四年	一九○·八
十五年	一九○·一

上表的計算，以民國二年為標準，等於一○○，十五年的指數乃九個月的平均數。從上表看來，十五年物價，高過民國二年百分之九十。十元的物價，現需十九元了。民國二年維持家庭的消費，用一百元，現需一百九十元了。物價幾乎增高一倍。

關於工資，農工廳尚無公佈。我把一個經濟學家製定的統計表寫在下面：

〔年度真工值變遷表〕（暫缺）

下表以三十八個工會的工值為標準，雖然不能概括全體，至少可以表示一部分。從下表看起來，工資增加的僅只九、十兩年，其餘各年都是降落。雖然十二年至十五年期間，減低工資的事情，發生的次數，每年遞減；然而在總平均數計算起來，事實上工資確未增加。

大家想想，物價幾乎增高一倍，而工資並未增加，在這種狀況之下，廣州工人怎樣能夠維持生活呢？賣兒賣女嗎？至多一次。借貸嗎？乞求無門。試問工人在此時除掉向雇主要求加薪之外，還有何路可走？在從前劉楊政府之下，工人無政治自由，雖想要求加薪，無法可做。去年國民政府成立了，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政府，工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以及罷工之自由，自然起來了。從前的工人好像籠裡的鳥，不得自由，一旦將樊籠打破，得到自由，自然向空飛了。不過工人雖然得自由，而生活並未改善。“自由”兩個字，飢不能食，寒不能穿，工人不是把自由兩個字好好地寫在紙上，裝在鏡框裡，掛在壁上，對著它說：“自由呀！你真好！”就心滿意足了。他們一想到他們的困苦生活，一定會用這個自由，去做改良自己生活的運動，這是一定的道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這一年來工潮特別興盛的原因。

並無政治意味

廣州工潮只不過是改良生活運動，在香港帝國主義者及反革命派的報紙天天造謠，說工人階級離開國民黨呀！說工人階級反對國民政府呀！這本是我們敵人分裂革命勢力的慣技，不足為怪。不過，可惜的，竟有人受了這個宣傳的影響，以為工潮真有政治意味。他們把一些個別的事件，本來絕不相關的事件，如郵差罷工，廣九路罷工，兵工廠復工，汽車停工，銀行店員罷工，都牽連在一起，指為工潮有政治意味的證據。其實呵，事實並不如此。現在我們把這幾樁事件的始末簡單說一說，讓大家去明白。

郵差罷工——郵差工人在省港罷工初起的時候，便向郵務管理局提出加薪條件，準備罷工。那時沙基慘案剛發生，國民政府剛成立，內外交通斷絕，省港罷工委員會勸他們稍遲一點，工人很聽勸告，停止罷工。這一退讓，差不多一年之久。至去年郵差全省代表大會，忍無可忍，於是重提條件，冀郵局接受，而郵局在帝國主義掌握之中，故意不予接受，並且不願磋商，並且大貼其佈告以開除工人領袖為恫嚇。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罷工還有什麼方法呢？不過那時剛在出師北伐之後，於是有人說：“大軍北伐，宣傳重要，你們為什麼罷工，真是不明大義”！這實在是誤會了。如果郵差工人在前沒有提出罷工之議，到北伐之後才提出，我們可以罵他們不明大義。但是他們一年前已提出，一年後才罷工，這有什麼可疑，所以郵差罷工完全是要求加薪改良生活運動。並且郵差罷工，條件至今尚未得到，聽政府的勸告與處置，先行複工。那有什麼政治意味？

廣九路罷工——廣九路罷工只有一日。罷工後，有人說：“工人反革命”。以參加劉楊戰爭最出力的工人，而罵他們反革命，出言已太不謹慎，殊為可惜。我們可以不說他了。我們要看廣九路為什麼罷工？其原因是因為路局局長不履行從前訂立的條約。工人三番五次，請求路局履行條約，局長置之不理；上呈建設廳，建設廳又置之不理。不但如此，局長並無故將工人高橋開除，以激怒工人，所以於無可奈何中罷工一日。這不是工人好事，這是局長激之使成，其罷工責任，應由局長擔負。工人還為了鞏固北伐後方，軍車照常開行。那有政治意味？

兵工廠復工——我們首先要明白兵工廠事件，並不是工人罷工，乃是工廠自己關門。其理由是說：兵工廠生產減低了，要加以整頓，提高生產。工人並不反對整頓，聽工廠關門。但是，兵工廠關門二十多天，並無整頓辦法公佈，把一千七百餘工人丟在廠外受飢餓。其實兵工廠生產減低，其原因並不能全歸罪於工人之懶惰，而機器之舊窳，原料之缺乏，管理之不周，尤為重要原因；事後均已大白。工人方面並且聽著一個可驚的消息，就是廠中到上海、寧波招收工人，替代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廣州全體工人自然要起來援助兵工廠工人復工。這不過要求恢復工作而已，並未反對整頓計劃。那有政治意味？

汽車停工——汽車工人為什麼停工呢？因為汽車工友被擔架隊副官毒打重傷，汽車工會與該管機關再三交涉均無圓滿答复，這時工人覺得在國民政府之下，生命不能得到保障，大家停工開大會向政府請願。極而言之，只不過反對不法軍官。那有政治意味？

銀行店員罷工——銀行罷工，與社會金融有極大關係，有人以為這是反對政府之表徵。但是，我們要知道幾個月以前，銀行店員便已向東家提出加薪條件，銀行東家卻欺騙工人說：“加薪是可以的，但不可公開出去，恐怕影響營業，我們秘密磋商好了。”店員信以為真。可是過幾個月後，毫無影響。店員才知受騙，上了東家的當，於是出於罷工，並且店員還為東家著想，要罷立刻就罷，如果稍為遲延數日，銀行一定發生擠兌，東家損失更大。銀行店員罷工完全是為加薪問題，後來經農工廳調處，店員還以極大的讓步，好好地解決了。那有政治意味？

這五樁事件說明白了，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工人不過要求生活之改善，職業之保障，生命之安全；總而言之，只是改良生活運動，並無政治意味。

如果說是有政治意味，倒不是反對國民黨及其政府，而是擁護國民黨及其政府。工人階級對於黨和政府之對內對外一切革命政策及行動無不首先贊助，竭力參加，其事彰彰在人耳目，可以無勞我們舉例了。

必然發生的社會現象

工潮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在物價昂貴生活恐慌之狀態中所必然發生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像不僅我們貴省有，而是全世界各國全國各地所常有。即就去年而論，世界各國工潮不說，就是我們貴國的上海，一年之間，罷工多至七百餘次，可說比廣州厲害數倍。俗語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無可如何的事”，那末，同一理由，工人要吃飯，又何嘗不是無可如何的事。工人工資不夠吃飯了，在上海那樣受帝國主義與軍閥重重包圍與壓迫之下，他們尚且從彈雨槍林中不畏艱難不怕犧牲而去為他們改良生活條件而奮鬥，更何況在民主政府之廣州，工人罷工權是被黨的決議案及政府的法令所承認的，即是說合法的，他們那有不要求改良生活之理？我們對於上海工人改良生活運動卻寄予不少的同情，而對於廣州工人改良生活運動則大驚小怪，這不是一種變態的心理是什麼？總之，一種社會現象的發生，我們須得很小心的在根據真確的事實，謀適當的解決，決不是猜疑厭惡的態度和魯莽滅裂的方法所能奏效的。

二、勞資的糾紛

工資問題

廣州勞資糾紛問題，實在被人誤解，非難，甚至掊擊得不少了。然而按諸事實是怎樣呢？我們把勞資糾紛中幾個重要的問題，公開來簡明的說一說。

首先說到工資問題。廣州工人的工資，除掉公用事業和交通事業兩部分極少數的工人（佔全廣州市工人百分之八·五）生活比較可以過得去之外，其餘絕大多數的工人（佔全廣州市工人百分之九一·五）工資是很微薄的：做長工的多者每月在十五元上下，少者五元亦有，平均計算，每人每月約為十元。說到女工更可憐了，每月工資平均約為七元，她們幾全做散工，或論件給值。說到童工尤其可憐了，許多是做工不給工資，即給工資每月也不過二三元，平均每日多給半毫，每月共得一元五毫。此種僅得的工資，猶复時受種種無理的剋扣。大家看看，廣州工人工資是何等微薄！

工潮起來之後，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有的要求增加二三成，有的要求四五成，最高者六成（印務工人算是例外，有其特別原因，請參看《人民周刊》二十五期《廣州印務工人的經濟鬥爭》一文）。我們拿長工工資的平均數十元做一個標準，加三則為十三元，加六也不過十六元而已，何況加六乃絕對少數。試問增加區區工資是否可夠生活呢？我們看下面兩個工人最低生活費用表便可以知道了。

單身工人最低生活費用表

暫缺

附釋：

一、飯食——指到飯店包飯，或零吃，單身工人自然無力起火。

二、衣履——每年大概三套，單衣二套，夾衣一套，棉衣一套，帽一頂，鞋三雙，約十元，平均每月八毫。

三、煙仔——工人恐怕不敢吸紙菸，此指熟煙，每月只定三先。

四、飲茶——固為廣州工人特別嗜好，然工人每日只吃兩頓，辛苦之餘，飲茶以舒其困，實為必要，每日只得十二先。

六口之家工人最低生活費用表：

暫缺

附釋：

一、米——本人每餐十兩，每日共二○兩；父母妻每餐每人七兩，每日共四十二兩；子女每餐每人四兩，每日共十六兩；六口每日共四斤十四兩，每月照伸，共需米一百四十六斤四​​兩。米價一元買十斤，故得十四元六毫。

二、菜——每餐只得一毫半。

三、理髮——本人及父親兒子三人。

四、煙仔——本人及父親吸。

五、飲茶——仍然只計本人一人。

以上面兩個表看起來，單身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需得十三元八毫，六口之家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需得四十七元六毫，照廣州工人現在所得工資，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養活自己個人已是十分勉強（如果一旦不幸發生疾病，那就只有死路一條），自然再不要希望討老婆，養父母，育兒女。

據省政府委員甘乃光先生在商民代表大會報告：“現時生活程度，已高至百分之九十，工人的加薪，則約加至百分之七十，有少數工人已加多過物價指數，但如人力車伕之工值，則又減少百分之四十。大約大部分計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適合生活的標準者”。他是政府負責人員，當然不會隨嘴亂說。

大家根據事實來判斷，廣州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過份了沒有？

工作時間問題

再說到工作時間問題。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工人決議案，規定八小時工作制，並禁止十小時以上的工作。最近中央及省區聯席會議關於工人決議案，規定工人工作時間每星期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以六日計算，則每日工作九小時）。國民黨決議案如此，我們來看看廣州工人工作時間是怎樣？

廣州工人工作時間除了小部分交通工人及工廠工人算是有了時間規定以外，其他工人並未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亦並未實行九小時工作制，政府也並未禁止十小時以上的工作。店員工作時間多系十三小時至十六小時。手工業工人則自天明做到夜深，並無休息。至於件工或散工，因工值太低，生活所迫，不得已夜以繼日，日以繼夜，胼手胝足，毫無休息，那更是勞苦不堪了。

現在只舉一個例，便可知廣州工人悲慘到什麼程度，菜欄工人作工日夜相繼，只向東家要求每晚發給二毫消夜費，並不敢要求減少工作時間，然而東家竟不接受，一直爭持到一月有餘，方才解決。

大家根據事實來判斷，廣州工人工作時間如此，國民黨決議案如彼，工人過分了沒有？

徵收買賣傭問題

徵收買賣傭問題是惹起有些人非難的。他們說：“工人已有工資，為什麼還要巧立名目，徵收什麼買賣傭”？他們以為這是工人的苛求。

但是我們要知道買賣傭是“古已有之”，並非工潮起後才發生的。考其由來，是雇主用以獎勵工人之工作。其名目大概有“入門砲金”“出門店傭”，……等。此種情形，為店員方面所特有。因為店員工薪非常微薄，月僅二三元而至八九元，十三元以上者實屬無幾。店員因為工薪微薄，全靠這種買賣傭為之彌補。

現在雇主方面要求取消買賣傭，將買賣傭併入工資計算。這種辦法，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公道的。但是，事實並不如此。譬如工人要求加薪，雇主即能答認，但是，旋即將加薪的工人開除，這樣，工人加薪豈不是得不償失嗎？如果有了買賣傭，即便將這批工人開除，將來的工人仍然要買賣傭，這可以製止雇主操縱的陰謀。所以買賣傭是工人加薪勝利的保障。

由此我們可以得一結論：第一、買賣傭是“古已有之”，是工人在歷史上固有的利益；第二、買賣傭是彌補工人微薄工資的一種；第三、買賣傭是保障工人加薪勝利的一個方法。

現在舉一個例。比方說與買賣傭相類似的所謂“下欄”。什麼叫下欄呢？就是酒樓宰殺雞鴨之腳爪肚腸歸工人所有。假使工人生活夠用了，試問他們還要這樣可憐的東西嗎？工人連這樣可憐的東西，還不惜用罷工手段與雇主相爭，這是多麼可慘的一件事！

大家根據事實來判斷，這是不是工人苛求？

徵求會員問題

徵求會員問題又是惹起有些人非難的。他們看見許多工會穿起武裝製服，打起什麼徵求隊，什麼調查隊，或者糾察隊的旗幟，招搖過市，到各工廠作坊或商店徵求會員，不覺發生惡感，以為“加入工會各人應有自由，為什麼糾眾強迫”？

但是我們要問這種現象為什麼發生呢？我們就應該懂得廣州有東家組織御用工會之一事實。農工廳是政府機關，他的公文應該要負責任吧。農工廳去年秋間上國民政府呈文敘述辦理三十個工會的經過情形，我們摘其聲言系東家工會或有東家工會嫌疑的工會與真正工人的工會列表於下：

〔工人工會／東家工會對照表〕，暫缺

除這公文所敘述以外，據我們所知道的，還有火柴廠東家組織什麼“火柴職工俱樂部”，當押按東家組織什麼“當押按聯德工會”……等等，難以盡述。

大家想想，東家組織御用工會以與工人工會對壘，工人如果要保障工會組織與工會行動不至為對方所破壞，是不是要希望所有工人都要組織在一個工會之下，方能免除這個危險？慢說工會徵求會員並非強迫，即使是強迫，也是工會一種自衛行動。假使你是一個革命家，就應該予以充分的同情與諒解才是。

任免職工問題

任免職工為勞資爭議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在雇主方面說：“任免職工，雇主應有絕對自由權，無論何人不得乾涉。”在工人方面說：“不行，工會應有保障工友職業權，所以廠店添僱工人一定要由工會介紹，廠店開除工人一定要得工會同意。否則，工人職業便無從保障。”

這種工會職業介紹權與開革同意權是很重要的。民國十三年孫大元帥所公佈之工會條例，已有明文規定。假使工會沒有此種權，雇主方面可以隨意開除工人，另僱最低工資之新工及童工、女工，或安插御用工會之會員。此種現象，在廣州過去事件，已經發生不少，如火柴廠與醬料雇主都是採用這個手段。假使工會沒有這個權，工人加入工會，不特不能得到職業保障，反因加入工會而有失業之危險，工人何必加入工會？工會拿來何用？工會將從此完全失其作用而解體了。

罷工與封鎖

為什麼罷工？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上省政府書中說得非常明白，說“工人要求手續事前必通知雇主交涉，呈請官廳備案並請求援助解決，苟雇主善意磋商，政府極力維持，則罷工之事可免。因罷工固於雇主之工業或商店有極大影響，而於工人無隔宿糧者，其犧牲亦至巨，本非工人願為也”。“工潮至今雖近一年，雇主對於工人要求加薪之事，從未有以和平方式與工人磋商者，非至水窮山盡之時，不予接受”。罷工本是工人的一種最後武器，假使所提要求有磋商餘地，何用罷工。

現在最使社會誤解的，恐怕不是罷工，而是封鎖。我們現在就要問為什麼封鎖？簡單的答复，這也非工人所願為，而是店主方面激之使成。

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的廣州，雇主方面當然不能像在北方上海軍閥或帝國主義統治的地方可以利用政治勢力或軍警勢力來壓迫工人。他們對付工人的手段怎樣呢？列舉於下：

（一）開除工人，另僱新工人，以攙奪其工作；

（二）強迫工人退出工會，以去其保障；

（三）先行閉廠停業（如報館、火柴廠、車衣、菜欄、醬料、金行等皆是工人提出條件尚未罷工時，雇主先行閉廠停業），以絕其生路；

（四）組織御用工會，以圖箝制（見前）；

（五）收買地痞工賊民團，以戕殺工人（如麵粉、牙刷、火柴廠皆是）；

（六）組織御用糾察隊，以打殺工人（如醬料聯志行、柴商公會等皆是）；

（七）強行開門營業，置工人要求於不顧（幾乎全是）。

這些手段，有一如此，已可使工人罷工破壞而有餘。工人罷工自然希望他們的要求目的能夠達到。如要達到要求目的，對於對方破壞罷工的舉動，自然會盡其可能設法防禦或抵抗。封鎖雖明是工人所不願為，而亦不能不為之，正如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上省政府書中所言：“其情足憫，其意可哀”。至於因罷工而間或有拘人之舉，或搬遷貨物往工會保留待罷工解決後發還之舉，均可由此解釋。

末了舉一個最近的例。糞業工人罷工，有許多人以為關於公共衛生，應該立即解決。農工商學聯合出任調停，勸工人先行複工，然後磋商條件，工人方面聽勸告立時答認了，但是東家方面則置之不理。東家為什麼不理呢？第一，他知道糞業工人比任何工人窮苦，一定不能支持，不久必然內訌，所以他一味去做分裂糞業工人內部團結的宣傳與組織。第二，糞業工人擬將糞運賣維以持罷工生活，東家則收買土匪，俟糞船運至鄉下時，將工人劫擄或毆殺，使工人無法將糞運出，東家必操勝算。第三，糞業罷工關係公共衛生，延不解決，可引起市民對於工人之深惡痛絕，他卻天天向官廳“念窮經”，運動武力強迫開工。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由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廣州勞資糾紛劇烈的原因，而可以下公開的判斷了。

三、工會的糾紛

說到廣州工會的糾紛，在反對者方面，自然是幸災樂禍，藉此更可以罵得工人狗血淋頭；在同情者方面，也不覺搖首蹙額，因而批評工人太不長進。但是，工會為什麼糾紛呢？我們須得指出來。

行會組織、職業組織與產業組織的衝突

廣州工會歷史可說比北方各地早得一步，然而他的組織卻比北方各地都要零亂。一種是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叫做行會組織，其特點是互相救濟和聯業專利，大半是勞資合組。一種是從英國輾轉傳染過來的（由英國到香港再到廣州），叫做職業組織，其特點是按照專門技術組織，大半以“貴族工人”為中堅，謀勞資妥協。再一種是產業組織，是最新式的革命組織，其特點依照生產機關不論熟練工人或非熟練工人，總之賺工錢吃飯的工人都組織在一起，資本家絕對不准加入，高級職員即準加入亦須受極嚴格之限制，主張階級利益。大體可以這樣分。廣州工會很顯然的有此三派傾向，於是乎糾紛就起來了。廣東總工會，廣東機器工會和廣州工人代表大會有許多糾紛事件，就可以用此解釋。比方“陳森事件”（其起因之一，是牙擦抿掃工會與東家行善育工會衝突，陳森幫同東家殺死工人。）最近“機器會攻打粵漢廣三鐵路事件”（其起因之一為新寧鐵路總工會與機器會衝突；二為粵漢鐵路總工會勸告會員不得加入其他職業工會，）均可以做此項解釋的證明。

新的生產技術與舊的生產技術的衝突

採用新的生產技術，本是產業界一進步的現象，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不過在這裡發生問題了，比方說手工業工廠一旦採用機器，必有工人失業；機器工廠一旦採用電器，亦必有工人失業。工人為爭工作，或為爭會員，而糾紛遂因之而起。這種例子也很多，如從前油業工會與機器會之糾紛，數月前針織工會與機器會之糾紛，皆是。如目前有一問題，就是汽車加多了，什麼加拿大，利民，模範等公司，沿途公共汽車加多幾十輛，而手車夫大受其影響，幸而手車夫工會看到此點，極力設法補救，如限制汽車路線及中途搭客之類，假使處理不當，而糾紛竟不難預計。如汕頭不過一掌之地，行駛長途汽車，引起手車夫之暴動，便是一證。

東家工會與工人工會的衝突

廣州因為在國民黨政府之下，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東家無法利用政治勢力即軍警勢力以破壞工人，所以妙想天開，組織御用工會以抵制工人工會。或簡直自己出面組織，或嗾使職員出面組織，或收買工賊及不覺悟分子組織。此項組織之目的，不用說是怎樣分裂工人團結，怎樣破壞工人行動，所以糾紛就來了，表面上是工會與工會的糾紛，實際上是東家與工人的糾紛，此例太多，簡直數不勝數。

政治勢力的挑撥

在從前工人階級沒有力量的時候，一身汗臭的工人們，自然是不值得右派老爺一顧的；後來見得有了力量了，右派覺得這於他們有危險，於是勾結工會中之腐敗領袖分裂工人團結。以前如謝英伯、馬超俊、吳鐵城之流便是如此。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廣州開第一次全市代表大會，本來是各大工團共同籌備的，情形非常的好，有聯合的可能，然而又為右派所破壞，據說還花了二千元哩。此種怪事，可決其必綿延不絕。

封建思想的餘毒

廣東福建兩省向來以“械鬥”著稱。此種風氣，本來只在鄉村。如不同姓之兩村，每年約期械鬥一次，雙方屆時不論男女老幼皆上戰場，打勝固然慶賀，打敗也不要緊，各人打死各人埋，並不呈報官廳，官吏下鄉來亦置之不理；明年再如期打過。近年來，因農民破產，無田可耕，群趨城市尋找工作，於是此種風氣也由鄉村帶到城裡來了。城市工作又少，封建積習未除，口角相爭以至於械鬥，我們往往聽到這種呼聲：“是好漢，我們在瘦狗嶺打一場”！“你如不是衰仔，我們在鳳凰崗打一場”！更何況有反動派挑撥哩。手車夫去年大打數天，廣州市面騷然，就是手車夫中有地方主義，有什麼廣州幫，海豐幫，於是反動派得挑撥之使其自相殘殺。

失業問題為其總原因

工會與工會之間糾紛，工會內部之糾紛，均可以上述五種原因包括之。不過為什麼糾紛如此厲害？總原因即在失業問題。廣州市工人失業的太多了，大概大多數工會會員差不多有半數失業，如廣東油業工會一萬三千人，就有六千人失業。這是如何嚴重的問題！他們所爭的大概都是某種職業中之特別工作權，例如輾谷工人和起落貨工人爭起米和負米的權利。所以什麼，“攙奪工作”“保障工權”的口號，什麼“競爭會員”“誰準立案”的舉動，都是表明這一意義。工會糾紛乃失業之結果，幾乎可說成了一個公例。唯其失業工人太多，誰給工作他做，他便聽從誰，什麼政客，什麼東家，什麼工賊，他幾乎一概不管；甚至於受這些人之挾制榨取，或額外剝削，也幾乎情願甘心。假使失業問題解決了，政客的挑撥，東家的愚弄，工賊的操縱，何能發生效力。

四、工潮與經濟發展抑或衰落

新經濟論者之觀察

工潮發生之後，廣東經濟究竟發展呢？抑或衰落呢？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要研究這一問題，務使他有一個水落石出，清一白二。

經濟問題為社會共同生活之所繫，我們研究這一問題，到不完全在乎檢查人們觀察的錯誤，而是要考查事實的真相，以為工人行動定下一個適當的標準。

對於這個問題，最有力的有下敘兩種意見：

（一）社會恐慌說——他的大意是說：“社會經濟的發展，全靠兩個要素：一是政治的安定；一是經濟的安定。什麼叫做政治的安定？就是政府行政得以順利推行，不受何種掣肘。什麼叫做經濟的安定？就是工商業得以安靜營業，不受何種妨礙。廣州工潮恰恰破壞了這兩個原則，而徒然引起社會的恐慌。廣州事實上已陷於社會恐慌的狀態。社會發生恐慌，必至使得工商業停頓或倒閉，更不要希望工商業家投資或興業。”

（二）罷工循環說——他的大意是說：“現在不得了了，罷工將無止境。因為罷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後，物價必然增高；物價增高了，工人又不能夠維持生活，於是又要罷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後，物價又繼續增高。這樣循環下去，罷工將無止境。”

這兩說持論雖各有不同，而其共同的根本觀念，卻都認定廣州工潮是使經濟衰落之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為便於稱呼起見，我們統名之曰新經濟論。

新經濟論的見解，並不止代表他個人的觀念是如此，可說確還代表一部分人甚至革命領袖的觀念都是如此。但是，此種見解很容易而且很可能為一般反動派利用以為進攻工人階級的武器，因為基於此種​​見解，不僅於工潮加以取締是勢所必至，再進一步對於工人階級加以壓迫或亦理有固然。我們不能輕輕放過。我們必得下一番客觀的研究，靜氣的討論，與公允的評判。

新經濟論錯誤的證據

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新經濟論所觀察的完全不是事實，這話怎講？我們有證據。第一個證據就是海關統計。茲將三年來海關（廣州、九龍、三水、拱北、江門五口）出入口貨稅收統計表比較於下：

海關出入口貨稅收統計表，暫缺

上表，十四年因劉楊戰爭及省港罷工有兩個月斷絕交通，並非常態，我們不以為憑。我們把十五年與十三年來作一個比較罷。一、二、三，五、六、八月份誠然十五年比十三年少，但是四、七、九、十月份則十五年比十三年多。以十個同月份總數統計相比，十五年實超過十三年一十五萬餘兩。何況十五年十個月均在省港罷工封鎖還未停止之中，尚有超過，否則，更多無疑。十五年不是即所謂工潮之年嗎？假使工潮真正影響於商業，論理出入口貨應該減少，不應增多；今則適得其反，豈非咄咄怪事？可見社會恐慌說表面上理路甚通，實際上完全無稽。他說：“廣州事實上陷於社會恐慌的狀態”，從上表看來，廣東商業並無衰落現象。商業已無衰落現象，則社會並未陷於恐慌狀態可知；也就是說工潮並未造成廣州社會的恐慌又可知。

據我們所知道的經濟原理，社會恐慌倒不在於工潮而往往在於生產過剩，英美各國差不多有一定恐慌年限。這也是資本主義的本性使然。因為資本主義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往往因生產超過了限度，一時賣不出去，資本家中間彼此劇烈的起了競爭，於是一部分生產裡，首先是小的和中等企業不能支持而失敗，而倒閉；隨後就到比較大的企業了。這種資本家只為各自增高利潤而競爭所引起來的恐慌，工人階級實拜受其賜，到處看見企業倒閉，成千成萬的工人被丟在道路上，失業無限的增加起來，工人的生活變得比平常更為難堪。廣州雖不是一個工業社會，不怕有生產過剩的恐慌，然而廣州究竟是一個外爍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第一、受海外恐慌的波動；第二、受商品堆集的影響；第三、廣州經濟向來附庸香港，或受其金融的操縱，或受其政治的壓迫，在在皆有使廣州陷於恐慌地位的可能。總而言之，讀破萬國經濟史，因零碎工潮而引起恐慌是從未有過的，除非象英國礦工那樣宏大長遠的罷工，豈但引起社會之恐慌，簡直搖撼國家之基礎，那又當別論了。

第二個證據，就是物價指數。

茲將農工廳去年公佈的三季物價指數平均數比較如下：

1926年三季物價指數平均數表，暫缺

上表，米類第二季比第一季高，而第三季比第二季低。其他食品類、衣料類與雜項類較平。燃料類與金屬建築類低得甚多。總平均不特第二季比第一季低，而第三季比第一二兩季均低。去年四月以至十月不是即所謂工潮最厲害之月嗎？何以物價反為低跌，又豈非咄咄怪事？可見罷工循環說表面上理路似通，實際上仍然無稽。他說：“加薪之後，物價必然增高”，從上面看來，廣州並無物價增高，何有於罷工​​之循環？（這倒可反證出一件事實，就是廣州工人所要求加薪並未超過物價指數，即有例外，乃絕對少數；也就是說工人所要求的條件，絕對為現在經濟狀況所容許，並無過份，更無苛酷。）退一步言，即使物價增高，本亦司空見慣，並非奇怪之事。我們試將民國二年至十五年物價總平均逐年相減作一個比較於次：

民國二年至十五年物價總平均逐年增減表，暫缺

上表，十五年的指數乃九個月的平均數。我們從這個比較，不特可以證明物價逐年增高不足為怪，而且又得了兩個意外的結果：（一）無工潮之年物價逐年增高；（二）九年與十五年皆係工潮之年物價反而減跌。物價何嘗因工潮而增高了呢？

再則，我們還要指出罷工循環說邏輯上根本錯誤。因為根據經濟原理，只有因物價增高而工錢跟著要求增加，決不是因工錢增加而物價跟就增高。其方式如下：

物價增——工資增……物價增——工資增

罷工循環說簡直倒果為因，所以他的邏輯上已是根本錯誤了。大前提既已錯誤了，而欲其結論之不錯，得乎？八十年前，有位蒲魯東先生反對工人罷工的理由，就以為工錢一經增加，則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必隨之上升，其結果還是等於零。馬克思反駁道：“第一就沒有一般物品昂貴之事。如果一切物品的價格同時與工錢增加一倍，這不是價格上的變遷，只是表詞上的變遷。還有一層，工錢上升，從沒有一切物品連帶昂貴的事。在實際上，如果一切工業依固定資本的比例（依其所用工具的比例），僱定數目相等的工人，則工錢上升的影響為利潤的下降，而物品的市價不致發生變化”。（見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一五頁）以上兩個證據，都是數字，並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可以由我們自由想像，胡亂構成。在我們的意見，以為這樣硬性的證據，比抽象的理論要靠得住得多，要可信得多。

幾個旁證

我們除掉以上兩個證據以外，還有其他旁證。

第一個旁證：印務工人加薪不是曾引起許多人非難過嗎？他們由九元加至十四元，不久又加至三十元，誠然令人驚駭（但此為工潮中最特別之一個，其詳請參看《人民周刊》第二十五期）。論理印務工人加薪如此之高，報館或印務局應該不能維持而倒閉了，但是事實這樣，不特沒有倒閉，而且還有增加。據確實調查，自從印務工人加薪之後，廣州報館增加者，有《大中國報》一家；印務局增加者，有鴻發、連發、華安、鴻生、源發、捷明、市政印刷所、廣新、怡盛、源源、黎義記、夏禮、周樂、聯發、培利、惠民、致和、泗合、道生、合成、天成二十一家。有些人把印刷品送香港或上海承印，便引為這是印務業衰落之證，其實這恐怕是因廣州印刷殊欠美觀的關係罷。

第二個旁證：西堤同興大街，去年生意比從前增加百分之八十，據商人自己說。

第三個旁證：廣州市面去年增加銀號五十四家，據老於銀業的商人說銀號增加，表示金融活潑，表示商務暢旺。

第四個旁證：最近沿途汽車車輛之增加與路線之擴張，為大家所共見的事實。

第五個旁證：各馬路無處不大興土木，建築商店，又為大家所共見的事實。

這類旁證，難以盡數。均可以證明新經濟論的錯誤。我們在此可做結論了。廣州工湖究竟使經濟發展呢？抑或衰落呢？請大家根據事實做個答案來。我們答案是：

“廣州工潮並未使經濟衰落；退一步說，廣州工潮未使經濟發展，至少亦是經濟穩定。”

五、廣東經濟不發展的原因

廣東經濟本來就不發展

上一章我們雖然證實廣州工潮並未使經濟衰落，但是廣東經濟不發展又確係一存在的事實，然則他的原因，既不是工潮，究竟是什麼呢？這必須有個答复，否則仍不能消除人們的懷疑和存見。

我們這一章所講的，就是答复這一點。

在未答復以前，我們要求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根本觀念，就是廣東經濟本來就不發展；即是說廣東經濟不發展，並不自工潮始；也即是說廣東經濟不發展，乃早在工潮之前。

我們走到觀音山頭四面一望，廣州煙突不及十隻，而且半數沒有煙出，這可表明廣東經濟不發展了；不過這半數沒有煙出的煙突，我們找一個在廣州久住的人問一問：“這些不出煙的煙突，是工潮後才不出煙呢？還是早在工潮以前呢？”如是工潮後才不出煙，那麼工潮或者還可說要負責任（其實這還須調查是否有其他原因）；如果早在工潮以前，那麼，管工潮屁事。廣州這些煙突不出煙，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不特早在工潮以前，簡直早在劉楊戰事以前，或者還可說早在孫大元帥重返廣州以前，真是“代遠年湮”，廣東經濟不發展，與工潮何干？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可倖免的悲慘命運

廣東經濟不發展的原因究竟在那裡呢？我們就要知道，從全國觀點說，廣東不過是中國之一部分；從世界觀點說，廣東不過是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之一部分的一小部分。殖民地或半殖民陷於經濟落後的悲慘命運，簡直成了一個鐵則。其最大原因有三：

（一）帝國主義的束縛——帝國主義只希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僅僅只做他們的商品推銷場，餘資發洩地或原料供給所，超過此一限度，便非他們所願；所以他們利用不平等條約所取得之各種特權以及其他方法妨礙殖民地之產業發展；或者還可說不僅妨礙殖民地之產業發展而已，即其已有之產業亦故意設法令其瀕於滅亡。

（二）封建勢力之剝削——封建勢力包括大小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而言。人民本來就很窮，他們還從人民身上予取予求的施以剝削，什麼軍用票，什麼苛稅雜捐，這樣一來，焉得不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難，而陷於破產的地位，不僅無餘資可以興業，抑且無餘財可以過活。這還不算，他們還有內亂戰爭，以擾亂社會之和平，搗毀市場之繁榮，人民連安居樂業都不能，遑論投資興業。

（三）農民購買力的缺乏——海外市場都被帝國主義分割淨盡了，落後國家工業品的銷場，只在他自己國家之內。落後國家人民佔絕對多數只有農民，農民便是他們工業品的唯一的主顧。假使農民不得解放，購買力不得增加，這些工業品即無從推銷。譬如中國農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的勞動生產，都給地主土豪劣紳及軍閥等剝奪了，其購買力之缺乏可知。

有此三種原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經濟不能發展，乃其必然的結果。中國全國尚且如此，廣東何能例外。又何況廣東之外尚有一個香港，掌握廣東經濟的命脈，要想發展尤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了。

與其說是工潮關係，毋寧說是政治關係

上面一段話或者說得太遠了，或者以為這些大道理早已是我們耳熟能詳了，現在大家都有一個廣東要求經濟獨立的宏願，都說廣東已到建設時期了，於是擺在面前的問題就是怎樣使工商業家樂於投資？為了這一點，就有人疑問：“為什麼工商業不肯投資呢？敢莫是因為工潮關係”？

然而不然，因為據我們所觀察的卻另有在。

工人們說：“一隻牛所出的牛奶必不能超過他身上所蓄的奶質。一隻雞所生的雞蛋必不能超過他身上所蓄的卵珠。落後的產業狀況亦不能給與他能夠容許的工資。同一理由，工人的生產，你也不能壓迫他做超過他能夠生產的程度；一個生活痛苦的工人，也不能剝削他僅能夠維持他的生活的工資”。見“廣州工人代表大會第三次大會宣言”工人們尚且知道這種很淺顯的道理，而且在事實上未曾要求超過現在經濟狀況的限度，豈有聰明的工商業家反不知道之理？至於說因工潮而疑懼共產，那更是“既荒且唐，荒乎其唐，無一而不荒唐者也”。聰明的工商業家早已看穿了帝國主義及反革命派這種造謠的西洋鏡。

據我們所觀察的，工商業家不肯投資，與其說是因工潮關係，毋寧說是因政治關係。這話怎講？

第一，戰爭尚未完全過去——廣東十五年以來，連年戰亂相尋，幾無寧日，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一次東征，又一次南征，又出師北伐，固然這些戰爭在我們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在工商業家看來，就不免有“勝敗兵家之常”的觀念了。工商業家以為戰爭尚未完全過去，那敢放膽投資？

第二，政府信用尚未完全建樹——從前的軍閥政府何嘗不以振興實業相號召？從前政府曾有一次為延長粵漢鐵路而招股，股是招了，錢也收了，而粵漢鐵路卻仍然未越過韶州一步。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以廉潔政府自勵，這是人民所相信的，不過事實上卻有令人民懷疑的地方：譬如黃埔開埠，發行公債票一千萬元，始終未拿出錢來。又譬如汕頭堤工，前任行政委員千方百計向商人集資二十萬元，繼任者變更計劃，商人投資不知下落。又譬如自來水接收事件，商人說，這是商辦性質，政府整頓可，接收則不可。這一類事件，均使工商業家感受不安，那敢放膽投資？

第三，發展實業計劃尚未完全確定——現在政府對於發展實業，只有口號，並無計劃。譬如黃埔開埠，首先就是地點問題，究竟是白帝沙呢？沙路呢？虎門呢？其次就是地皮問題，究竟是由政府完全公賣呢？抑由私人自由圈買呢？或由政府購置商人承租實行遞年加租率呢？再其次就是市場計劃，究竟何處築碼頭？何處築貨倉？何處築商店？何處築住房？何處築官署？何處築公園？萬事都無確定，工商業家投資，首先就是一條算盤，計劃既無，算盤從何打起？如說黃埔開埠已有柯維廉一個計劃，則柯維廉自己已在緒言中惝恍其辭，彷彿是奉命造此計劃，大有不負責任的樣子。此計劃地點在白帝沙。據聞伍朝樞還主張粵漢廣九接軌，這樣則只是造成香港的需要，開闢黃埔有何用處。工商業家對於這些比任何人要胸中雪亮，那敢冒險？那敢放膽投資？

我們從上敘幾點看來，可見都是政治關係，又何怪工商業家不肯投資。

時機不可錯過

現在廣東到了一個新時代了，就是北伐勝利已到了一個穩定的形勢，革命地盤擴張，財政稅收亦擴張，從前革命軍軍費完全仰給於廣東，今則可分攤於佔領各省，廣東負擔可以減輕了。現在省政府勵精圖治，一方面只是要按月拿出四五十萬元提倡實業，則工商業家必聞風而起，踴躍投資；再一方面極力肅清土匪，疏通河道，則商旅交通，銷場擴大。這樣，廣東經濟既不能有充分的發展（因帝國主義未打倒，封建勢力未消滅，農民購買力未增加。）至少可有相當的獨立。時機不可錯過，幸即努力！

六、一年來廣州職工運動之發展

廣州產業概況

我們在未講廣州職工運動之發展以前，為大家容易明了起見，須得先把廣州產業概況說一說。

廣州本來就不是一個近代工業社會。新式生產企業非常之少，現有的僅僅限於交通事業、軍用事業及公用事業：如政府管理的鐵路（寧陽潮汕鐵路雖係商辦，不在廣州。）及兵工廠等；商人經營的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及輪船公司等。除此之外，則為手工工廠，雖然採用機器或電器，只不過為手工之助：如榨粉，輾谷，火柴，榨油，織造，印刷，小機器廠之類。大部份仍系手工業。廣州雖然不是近代工業社會，而卻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商品推銷市場。八十年前廣州就與歐洲資本主義接觸了。其進口貨數量僅次於上海，若加上香港進口貨則總量還要超過上海。再則上海進口貨銷售於長江流域各省，而廣東只銷售於兩廣及湖南之一部，銷售貨物數量簡直居了全國第一位。因此，廣州商業極為發達。正確些說，廣州固然不能叫做近代工業社會，然而確可叫做近代商業社會，不過只是一外鑠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罷了。

唯其是外鑠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同時又為香港帝國之經濟的附庸，所以廣東本國工業不能發展，農業破產，手工業亦逐漸崩潰，現在手工業仍保存大部份者，即因此項手工，為洋貨所不能一時代替，故得苟延殘喘。

廣州工人階級之組成

其次我們講到廣州工人階級的成份。

廣州產業狀況，大致如上所述，所以廣州工人階級的成份亦異常複雜。大略分析如下：

（一）產業工人——為數約近一萬七千人，佔廣州工人全數百分之八·五。他們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最有覺悟。不過他們的工資比其他工人高得多，各有職業介紹所，為其職業上之保障。因此，他們中間一部份很容易養成“工人貴族”之觀念。

（二）手工工廠工人——約二萬五千人，佔全數百分之一二·五。他們工人階級之地位比較明顯，不過他們有一部份與農業社會之關係尚深，故地方主義宗法觀念支配他們的思想仍然非常之大。

（三）手工業工人——約一十二萬人，佔全數百分之六十。他們有許多未脫離封建時代之行會思想。

（四）碼頭工人——約一萬三千人，佔全數百分之六·五。他們生活最苦，亦與農業社會之關係甚深。

（五）水上工人——指水上大小船艇工人而言。約一萬三千人，佔全數百分之六·五。不過他們多數是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各有船艇，思想較為落後。

（六）店員——約一萬二千人，佔全數百分之六。論其生活可說甚苦，唯他們因營業關係，往往容易養成其小資產階級思想。或者說他們現在階級觀念尚甚模糊。以上分析，雖不甚確，不過我們可以自信，這種分析“雖不中，不遠矣”。

發展的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講到廣州職工運動之發展了。首先要問：發展的原因在那裡？我們要把他指出來。

第一，劉楊戰爭的教訓——劉楊戰爭以前，廣州工人曾經參加幾次政治性質的鬥爭，如收回粵海關事件，反對沙面苛例事件，商團事件，固然引起工人群眾之覺悟不小，而尤其是參加打倒劉楊戰爭，更促其興奮。因為此次戰爭中工人群眾參加為其成功之重要原因。並且他們不是原始暴動的形式，而是有規劃的有組織的行動。廣州工人代表會在事前即已佈置妥貼，並秘密組織指揮機關。故劉楊戰爭一發生，三路工人就同時罷工，以致劉楊軍隊困死廣州，不能開出一步以進攻革命軍隊；另一方面，東西北江各路革命軍隊開向廣州，則鐵路工人立即開車，故能迅速將廣州包圍，不到一星期將劉楊打倒。同時，海員在香港將劉楊援軍（唐繼堯由雲南經安南香港送來助戰的）截阻不許登岸轉船入粵；凡叛軍軍官乘輪來往省港者又派隊偵查捕拿，亦給予革命軍助小不小，其他各種工人（如兵工廠之類）亦相機罷工援助。在歷史上說起來，工人階級明目張膽的大規模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參加這種反軍閥的軍事戰爭，可說是第一次，所以他更有重大的意義。廣州工人階級經過此一戰爭，充分錶現他們的力量與權威，自然增加其自信力與奮鬥力。大家有了這種深刻的教訓，於是乎落後的工人群眾也跟著起來了。

第二，省港罷工的影響——上海五卅罷工給了全國工人一種興奮，廣州當然不能除外，但是遠道傳聞，其印象甚為模糊；不如省港罷工親見親聞之深切著明。省港罷工實在也有他特別驚人的地方：宏偉嚴密的組織，遠大靈敏的策略，堅毅奮鬥的精神，求之世界各國職工運動史中，都是殊不多見的，或竟是空前未有的。這種與世界天字第一號的英國帝國主義之抗爭，固然要增加各界民眾之勇氣與魄力，而廣州工人以同一階級的見解，其受影響更大，當然無疑。所以省港罷工一舉一動，廣州工人幾乎亦步亦趨。如省港罷工委員會有代表大會，廣州工人亦組織代表大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屬下工會做工會統一運動，廣州工會亦做工會統一運動；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糾察隊，廣州工會亦組織糾察隊（後改為自衛隊）；省港罷工委員會辦宣傳教育事業，廣州工人亦辦宣傳教育事業；省罷委員會屬下工會辦壁報，廣州工人亦辦壁報。這一切都惹得廣州工人心癢難撓，相率效尤。

第三，民主政治的幫助——廣州工人五年前有一部分有組織的工人加過薪，五年之中，物價騰貴五成，而工資仍然未加，其經濟苦痛，不言可知。慢說在民主政府之下會起來要求，就是在反動勢力之下，為了救死求生的經濟所迫，也會衝破藩籬，背城借一；如去年上海發生七百餘次的罷工，便是明證。適值劉楊倒後，國民政府成立，予人民種種政治自由，並扶助工人組織的發展，廣州工人得到此種助力，而發展自然格外迅速。

發展的經過

以前廣州有組織的工人究竟若干，無統計可察，大約十萬是不少的。從前年下半年至去年上半年增加人數若干亦不知道，大約總有四五萬。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開第一次全市工人代表大會才有調查。現在我們把他由四月第一次大會到十一月第三次大會增加的數目開在下面：

第一次大會（四月一日），工會一百三十八個，會員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七十六人。

第二次大會（六月十五日），工會一百六十六個，會員一十七萬五千七百七十七人。實增加工會二十八個，會員一萬二千九百零一人。

第三次大會（十一月一日），工會二百零六個，會員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三十五人。比第二次大會增加工會四十個，會員一萬七千九百五十八人。比第一次大會實增加工會六十八個，會員三萬零八百五十九人。

我們看了下面這個調查，可知去年的廣州職工運動是在一個急遽發展之中了。

除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之外，廣東總工會和機器工會屬下工人不得其詳；據聞廣東總工會約三萬人，機器工會約一萬人。

發展中的表現

正經說起來，廣州職工運動是去年才上軌道的。這話怎講？

第一，意識政治化了——廣州工人去年雖多做經濟鬥爭，然而他們對於政治問題仍然未曾放鬆。比方前年一切政治的群眾示威運動，差不多盡系省港罷工工人，而廣州工人卻不大出來；去年卻不然了，每有群眾運動他們必踴躍參加，廣州工會的旗幟與群眾，差不多與省港罷工工會等量齊觀了。他們對於國民政府是絕對擁護的，在任何工會都可以找得出擁護國民政府標語。他們對於出師北伐，亦曾應募運輸隊，鐵路工友並且組織前敵交通隊，隨軍出發。他們普遍的知道參加國民革命的意義；知道國民革命是工人解放必由之路；知道痛恨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大地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知道痛恨反革命派；知道擁護總理的三大革命政策；並且還知道革命絕對不能中途妥協。任便找一個工人問他，他可以毫不躊躇的答復出來。廣州工人意識確實政治化了。有人以工潮劇烈而說“工人只問經濟，不問政治”，這話錯了。有人說現在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應該暫時犧牲自己利益，那更是大錯。象歐洲從前經濟派那樣，說工人應該只管經濟不管政治，固然不對；若我們貴國要產生一個新發明的政治派，說工人應該只管政治不管經濟，則何異要“工人餓著肚皮革命”。工人即或“謹遵台命”，無如氣力不佳何。

第二，工會群眾化了——從前的廣州工人代表會，名稱雖是代表會，實則未開過一次代表會，連執行委員會也不開的。只是一塊金字招牌，高高掛起。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其選派代表之標準如下：

（一）一千人以下之工會，每五十人選派一人。

（二）一千人至三千人之工會，除照千人為底選派二十人外，在一千人以上之數目，每百人選派一人。

（三）三千人以上之工會，除以三千人為底選派四十人外，在三千以上之數目，每二百人選派一人。

第一次代表大會之第一日，出席代表共二千四百餘人，後廣東總工會屬下三十四個工會及廣東機器工會退出代表大會，仍保留有一百三十八個工會，代表共一千八百餘人。

這樣一個一千八百餘人的代表大會，可說是少見的。不特是“濟濟一堂”，簡直是“擠擠一堂”了。

代表大會是廣州工人的最高機關，任何屬性的工人任何工作處的工人都能有派出代表出席大會的機會，發表他們的意見，所以群眾化了。其他各個工會，亦相率組織各個工會的代表大會，不像從前僅有上層組織的執行機關，由少數職員或甚至會長個人實行“迪克推多”，壟斷把持一切。各工會並努力樹立下層組織，組織支部或小組等等。

第三，組織集中化了——廣州工會一因產業幼稚，二因行會習慣，組織上甚為散漫而難於集中。去年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屬下之工會，其性質相同或類似者進行聯合運動甚力。如廣東運輸工會聯合會，包含二十六個及中山汕頭兩處之分會，共計會員約八萬餘人。如廣州店員總工會，包含二十三個工會，各工會改為分會，共計一萬五千餘人。此外在籌備中尚有廣東糧食業總工會，織造業總工會，街市業工會聯合會等。此種趨向，與日俱進，必蔚為臣大潮流。不像從前各工會各囿其行會習慣，職業界限，或地方色彩，而深固閉拒了，因為他們知道大聯合是工人階級解放的唯一出路。

第四，工作具體化了——從前一切工作皆由各工會各自為政，不相統屬，就不免有原始的幼稚行動。廣州工人代表大會自第一次大會以後，成立執行委員會，分為七部辦事，真正負起責來了，而實際上亦有事可干。又如經濟鬥爭原本是各工會自由行動，今則有經濟鬥爭委員會以管理之。從前各工會各自組織糾察隊，今則逐漸改編為統一的自衛隊，有自衛隊委員會以指揮之。此外又有罷工基金之籌集，勞動大學之籌備，工人劇社之設置。工會是謀得及保障工人階級利益的機關，現在各工會皆明白此一重要意義，而以工人階級利益為對象，去努力奮鬥了，所以工作日趨於具體化。

第五，群眾革命化了——如統一工會運動。去年第一次代表大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原邀請廣東機器工會廣東總工會共同發起籌備，實行聯合。及至開會，廣東總工會代表故意攻擊機器工會，機器工會遂藉口退出，廣東總工會亦相繼退出。這一幕滑稽劇，明眼人自然一眼看穿。不過工人階級聯合的重要，已影響到下層群眾，所以廣東總工會儘管退出大會，而其屬下最大之玉石工會不願退出，隨後脫離廣東總工會加入廣州工人代表大會。這表示什麼呢？表示群眾不再受腐敗領袖之欺騙，表示群眾革命化。又如陳森事件。陳森前年主使殺死麵粉工會工友三命，經年未決，去年七月又幫助東家殺死牙擦抿掃工友二命，其凶橫可知。然而政府又不予追究，下層群眾皆憤不可遏，相率為大規模之請願運動，再接再厲。這又表示什麼呢？表示要剷除工賊及東家工會，表示群眾革命化。

末了，我們要講的，廣州職工運動雖有進步，然而我們不能說絕對沒有幼稚的毛病。不過我們要知道的，就是去年在一個急遽發展之進程中，差不多增加十萬人，所謂河出龍門，一瀉汪洋，小有衝決，在所難免；又何況總機關指導的人有限，那能管理得各方周全，一罅不漏。即工人中有小部分發生幼稚毛病，亦是情理之常。譬如說，辛亥革命成功那一年，各省有不少的革命黨員，亂七八糟的干，我們不能因此就說革命黨不好。同理，工人中即有小部分發生幼稚毛病，我們亦不能說整個工人階級不好，或說工會不好。這裡，我們還要補足一句，廣州工人中小部分幼稚毛病雖所不免；然而在大體上說起來，廣州工人確實走上了軌道，進步得多，是好的。

七、怎樣解決工潮？

中國國民黨對於勞工問題的主張

我們在未說怎樣解決工潮以前，把中國國民黨對於勞工問題的主張先行介紹一番，或者是於解決工潮有很大幫助的。茲不嫌累贅，擇其重要者，摘錄一下：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雲：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為反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又云：

“又有當為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製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製，育兒之製，周恤廢疾者之製，普及教育之製，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工人的政綱：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人運動決議案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規定：

“（一）制定勞動法。

（二）主張八小時工作制，禁止十小時以上的工作。

（三）最低工資之製定。

（四）保護童工女工，禁止十四歲以下之兒童作工。並製定學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內，應休息六十日，並照給工資。

（五）改良工場衛生，設置勞動​​保險。

（六）在法律上，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

（七）主張不以資產及知識為限制之普通選舉。

（八）厲行工人教育，補助工人文化機關之設置。

（九）切實贊助工人生產的消費的合作事業。

（十）取消包工製。

（十一）例假休息照給工資。

為求上列條件之實現，凡本黨參加工人運動之黨員皆應切實負宣傳之責，本黨指揮下之政府更應漸次實行。在本黨政府之下，得設由工人代表參加之檢查機關，檢查上列條件之執行。倘黨政府下之企業機關，對於上列條件之執行或有所違背時，本黨有時應立於工人群眾利益方面，糾正其錯誤，不應因其措施之失當，而不顧工人群眾之利益。”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決議案中其他關於勞工問題的主張：

見於宣言的：

“在歐戰中，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工業，驟形發展，其天然結果，適為工人階級之發展。工人階級已以可驚之速度，而成為國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時更於民族解放運動中取得領導的地位。”

“而其中尤當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帝國主義者直接衝突之過程中，有一種歷史的事實，能促進此過程。此事實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業發達而產生之無產階級是也。此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能以漸立於前線，而為民族革命運動之指導者。”

見於中央黨務總報告決議案的：

“工農群眾為國民革命主力軍，已於過去兩年事實中完全證實。本黨基於扶植農工之政策，以後應多致力於農工組織，擴大吾黨基礎的努力。”

去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最近政綱關於工人之規定：

因中國工業（非外人所辦者）現狀之落後，及其發展之遲緩，由於中國在半殖民地狀況，及大多數人之經濟落後，所以就現在工業之可能範圍內，應實行下列十條：

（一）制定勞動法，以保障工人之組織自由，及罷工自由；並取締雇主過甚之剝削，特別注重女工童工之保護。關於兵工廠及其他政府軍用事業，並於軍事有關之交通，須另定勞工待遇條例，以不妨國民革命運動為標準。

（二）修正工會法，改善工會之組織，免除工會間之衝突。

（三）限制工作時間，每星期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

（四）例假休息，照給工資。

（五）廢除包工制。

（六）制定勞動保險法，並設工人失業保險，疾病保險，及死亡保險機關。

（七）設勞資仲裁會，以調處雇主與僱工間之衝突，務求滿足工人之正當要求；特別注重規定適合之工資。

（八）改良工人住居，並註重其衛生。

（九）設立勞工補習學校及工人子弟學校，以增進工人普通知識及職業技能。

（十）獎勵並援助工人消費合作社。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孫大元帥公佈之工會條例，共二十一條，亦極重要，茲撮其十大要點開列於後：

（一）承認工會與雇主團體立於對等之地位。（第三條）

（二）承認工會以言論出版及辦理教育事業之自由。（第四條）

（三）承認工會對雇主之團體契約權。（第十條第三款）

（四）承認工會對雇主爭執事件發生時，有要求雇主開聯席會議仲裁之權，並得請求主管行政官廳派員調查及仲裁。（第十條第十款）

（五）承認工會之罷工權。（第十四條）

（六）承認工會對雇主方面有參與規定工作時間，及改良工作狀況與工場衛生之權。（第十五條）

（七）行政官廳對於公用事業之雇主或工人間衝突，只任調查及仲裁，不執行強制判決，以養成工會自動之能力。（第十六條）

（八）予工會以公共財產之保障。（第十七、十八條）

（九）特別聲明於刑律及違警律中所禁止之聚眾集會等條文，不得適用於工會法，以免法院警廳之比附而妨礙工會之進行。（第二十條）

（十）工會以產業組織為主。但中國大部分之工業仍系手工業，故職業組織亦未絕對廢止，以求事實上之適用。（第六條）

政府對於工潮的態度如何？

論理，政府既然是黨治的政府，黨的態度便是政府的態度，政府不能除黨的態度以外另有他的態度，這就是說政府應該完全根據黨的宣言與決議案做他行政的準繩；也就是說政府不應該有任何藉口做不執行黨的宣言與決議案的擋箭牌。不然的話，黨與政府態度兩歧，這個政府就不能號稱黨治的政府，只不過是某人或某派的政府，與黨是毫不相干了。

廣東政府對於工潮的態度如何？請看下述的說話，不難推想而知。有人說：“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不能就要求他們的經濟利益。”有人說：“國民革命是為全民族利益的革命，工人不能只顧他自己的階級利益；階級利益不能超過民族利益。”有人說：“黨的宣言與決議案未實行的很多，工人不能單要求實現。”又有人說：“政府並不是不願意兌現，因為事實上不能兌現。”好了！這些話一來，黨的宣言與決議案撕得粉碎了。

不過研究廣東政府對於工潮的態度如何，我們亦不可用武斷態度，一筆抹殺；應用歷史頭腦，分別來說。現在可以公開的講，廣東政府對工潮的態度，可說三月二十日是一個分水嶺。上面所述這些怪議論在三月二十以前絕少聽見的，三月二十以後才漸漸發生了，特別在國民政府北遷的前後，盛極一時。就是什麼“社會恐慌說”，什麼“罷工循環說”，都是在國民政府北遷的時候應運而生的。所以我們應該把政府對於工潮的態度分為三個時期：廖部長被刺到三月二十為一時期，此時政府確是站在工人方面；三月二十到國民政府北遷為一時期，此時政府似乎守了中立了；國民政府北遷以後為一時期，此時政府似乎連中立也不守，似乎不客氣對於工潮用政治力量甚至有時還用軍警力量加以取締了。（雖說政府諸公不一定全體都是一致的態度）

如何說用政治力量取締工潮呢？十二月六日政治會議臨時會議議決：關於工人糾紛問題案：（一）不許工會擅自拘人；（二）厲行禁止持械遊行；（三）工人不得擅自封鎖工廠，封閉商店，東家方面，亦不得無故自行封閉工廠及商店；（四）工人不得向工廠及商店強取一切什物。又議決“關於擁護革命利益保障公共生活之安全，以下（一）軍用品之製造事業，（二）金融事業，（三）交通事業，（四）與公共生活有直接關係之事業，四種事業，發生工人糾紛時，仲裁委員會之裁判，絕對有效，由政府強制執行之。”

如何說用軍警力量取締工潮呢？軍警機關今天一佈告，明天一佈告，以及公安局用保安隊禁壓工人罷工，甚至開槍傷人，乃有目共睹之事。

事實是如此，只要不是聾子瞎子絕不會疑心我們又在造謠。

如藉口說：“工人太猛進了，不能不加以取締。”我們就要問：是工人要求條件太猛進了嗎？我們絕對否認，就是省政府委員甘乃光先生也說“大部分計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適合生活的標準者”，何猛進之有？如說是工人鬥爭形式太猛進了嗎？不錯，鬥爭形式似乎是太猛進了，但是工人們說：“皆為特殊環境所迫而成，更非工人之所願為也。”“工人為保障罷工維持生計計。雖明是己所不願為者亦不能不為之。”“如果政府有其他保障方法，則此類行為自可不致發生。”（皆見工代會致省政府書）這些話說得何等明白！三月二十日以前為什麼工人鬥爭形式並不猛進呢？因那時政府對於工潮，誠懇指導，加意保護，故一切糾紛迎刃而解。三月二十日以後，工人要求條件仍與從前一樣，仍未超過經濟狀況的限度，即是說仍為東家所能容許，為什麼鬥爭形式忽然猛進了呢？因工人失其保障，不能不當於自衛，因罷工而間有拘人之舉，封鎖工廠或商店之舉，搬遷貨物往工會保留待罷工解決發還之舉，追本溯源，難道可以完全由工人單獨負其責任嗎？

如藉口說：“階級鬥爭破壞了聯合戰線”。我們就要說，工人階級所以為聯合戰線中的主要對象，只是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決不是大商資產階級，因為大商資產階級永遠不會革命，而且叛賣革命。事實具在，毋庸舉例。即令與大商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也只是政治的，絕非經濟的。經濟上的聯盟，只有第二國際黃色改良派如此主張，革命的國民黨似乎應該鄙棄此種理論。工人階級必須在經濟上足以自存，政治上的聯盟方有意義。所以不能以政治的聯合戰線，而反對工人經濟的階級鬥爭。一枝軍隊要他打仗，必須充分予以給養，工人階級既被認為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豈可連僅夠維持生存的給養反靳而不予之理。正經的說，工人改良生活運動，不僅不妨害國民革命，而且有利於國民革命。

如藉口說：“工潮是共產黨搗的鬼”。我們就要問：廣州工人經濟生活是否痛苦？如不痛苦，工人已經滿足了，決不能由共產黨煽動而成；如係痛苦，即無共產黨，工人何嘗不會自己起來。很顯然的，廣州工潮完全是由一種自然狀態發生的；因為在物價增高百分之九十的生活狀態中，所以潮流所趨，一發而不可遏，如將工潮歸罪於共產黨，未免太過恭維共產黨了，這樣，無異說共產黨有三頭六臂，神通廣大；共產黨真有此本領，不特不當推卸，而當引為榮譽。老實說，共產黨在此廣大綿延的潮流中，因其人手太少，正很惶愧未能盡其領導責任多多幫助工友呢。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除工人階級利益外，無他自己的利益，對於工潮，自然毫無疑義站在工人方面，為工人利益而奮鬥。共產黨自信是工人階級的良友在此，工人階級相信共產黨是他們的良友亦在此。我們還要說，在此半年鬥爭中，破壞罷工者既如是其凶猛，保障罷工者又如是其渺茫，工人為感情衝動，往往悲憤欲死，想採用激切手段，假使沒有共產黨從中解釋維繫，更不知要鬧出如何大禍。共產黨一方面要為工人利益著想，一方面又要為革命後方著想，若還說共產黨搗鬼，真難乎其為共產黨矣。

工人階級所希望於政府的

工人階級所希望於政府的，自然是希望完全依照國民黨的宣言與決議案切實執行。今姑卑之毋高論，最低限度希望政府有下列幾個態度：

（一）誠懇態度——政府有政府困難，工人階級自應諒解。不過政府總得要將黨的決議案那幾項可以實行的先予實行，那幾項不能實行的很懇切的向工人解釋。在陳炯明時代，在劉楊時代，國民黨實際上未能掌握政權，猶可推諉，今則不然。在今日若是虛偽的架辭搪塞，那末徒然引起工人群眾之懷疑或失望，於政府有何好處？廣東政府簡直可說是工人階級與劉楊諸逆及香港帝國主義血肉相搏得來的政府；他們自己用血肉相搏得來的政府豈有不愛戴與擁護之理？政府如有困難，工人必然樂於諒解，如郵務工人以並未得到要求條件而復工，銀行店員以極大讓步而解決，便是明證。老實說，現在的問題倒不是工人能否諒解政府困難的問題，而是政府能否仍然信任工人的問題。假使政府仍然信任他們是“國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民族革命運動中之領導者”，“國民革命主力軍”，決不是“反革命”；假使政府不因帝國主義反革命派及反共產派所造之謠言所惑而疑懼工人有推倒政府的陰謀（如國民政府北遷後，有人造出“勞工專政”“克倫斯基政府”的讕言，而黨報竟以之作成社論，危言聳聽。潮州惠州還製造“打倒國民政府”的街貼，以實其罪），假使政府仍然誠懇與工人合作，則政府與工人乃是一家，政府困難即是工人困難，何至不能諒解。

（二）審慎態度——不過，工人亦有工人的冤苦，政府亦應予以體察。老實說，工人腦筋是最實際的，他們決不作超過可能限度的幻想，只看他們決不敢依照國民黨決議案所許可的提出條件，而只提出目前切身利害的最低條件，便可知了。工人經濟生活實在太困苦了，改善生活實乃萬分迫切。為了養活一身，養活一家，而提出要求，以致於罷工，並因罷工而有切激舉動，本是人情之常，應該加以憐憫，不應加以仇視。官廳往往聽東家一面之詞，動不動以“擾亂社會秩序”“危及北伐後方”為言，或以佈告恫嚇，或竟武力從事。大禹治水，其要訣在“疏”之一字，疏則通，壅則潰。如不此之務，即使工人懾於威力而歸於屈服，何能算是根本解決。老實說，事實上何曾是工人懾於威力，只不過因在國民政府之下，投鼠忌器，不得不隱忍退讓。所以政府辦理工潮，第一須廉得其情，第二須就事論事，既不可敷衍顢預，亦不宜魯莽滅裂。

（三）公道態度——現在彷彿有人這樣說：“工人壓迫商人，工人是壓迫階級，商人是被壓迫階級”。哈哈！笑話！工人僅僅要求改善經濟條件，並未根本推翻舊有社會經濟制度，舊有社會經濟制度既然存在，則僱傭勞動關係亦依然存在；僱傭勞動關係存在一天，試問是誰壓迫誰？如說罷工為壓迫東家嗎？不錯，罷工的本身是一種壓迫行為（雖說是和平的），然而東家不善意磋商或誠意接受工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除罷工外，又有何法。世界各國幾曾見資本家仁愛而自動的給予工人利益，何嘗不是因罷工抵製而被動的容納工人條件。如說拘人為壓迫東家嗎？不錯，有拘人這一事實，但是所拘捕的是破壞罷工之走狗工賊，至於拘捕東家，乃絕無而僅有。我們要說在此一年中，工人因工潮而斃命者何止數十人，不是因東家僱買工賊而殺死，就是因東家勾結民團而殺死。大凡社會心理，東家被拘，則奔走駭驚，義憤填膺，如工人被殺，好似當街踏死幾個螻蟻，大家就漠然無動於心了。東家與工人生命價值之懸殊如此，豈得謂平？工人被壓迫被剝削真是“數千年於茲”了，今日僅僅起來要求改善生活，難道還不應該。所以政府辦理工潮，應該力持公道。

（四）敏捷態度——為什麼要提出敏捷兩字呢？因為事實上因官廳辦理不敏捷，而工潮愈益糾紛。工人提出要求的手續，一方面通知東家，一方面請求農工廳主持公道，提出要求若干日，方行罷工。當劉紀文做農工廳長的時代，簡直置之不理，當他下任交卸之時，移下公事至一千餘百件之多，豈非駭人聽聞之事。劉紀文袒庇東家，猶其餘事。官廳辦事如此玩忽，又何怪工潮之多，鬥爭之烈。所以政府辦理工潮，應該敏捷從事。

解決工潮的方法

解決工潮的方法，重要的有下面幾項：

（一）統一工會運動——應按照民國十三年孫大元帥公佈條例，只准工人組織工會，絕對禁止東家或工賊組織工會。工會以產業組織為主，如手工業可酌用職業組織。各工會應就其性質相同或相近者實行組織聯合會。地方總組織應合併為一個。不論何黨何派均應組織在一起，絕對不准分裂。如此則工會糾紛可以解決。

（二）規定加薪標準——工人加薪以物價指數或生活指數為標準，由政府明令公佈，物價增加時，工人工資隨著照加，作為一定原則；如有某廠或某行東家不遵照執行者，得由政府強制執行之。如此則勞資糾紛可以解決。

（三）開發實業救濟失業——首須積極進行黃埔開埠及粵漢鐵路延長兩種工作。每月由政府撥款五十萬元以資提倡。現在廣東財政收入超過一千萬元，每月五十萬，並不為多，如此則失業問題亦即工潮總問題可以解決。

八、工人階級應有的認識與努力

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奮鬥得來

廣東工友們！我們在過去一年中，僅僅只是改良生活運動；分析起來，只是為了“經濟改善”“職業保障”“生命安全”而奮鬥。我們為了生存權與勞動權而奮鬥，誰說不應該。我們並不是好事，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們得到這些最低要求，我們何樂而不為，過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發生。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們還不知付了若干的犧牲代價。可見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奮鬥得來。

但是，工友們：我們在過去受的教訓不少了。我們不應忘去過去的教訓，應由過去教訓之中決定我們今後的努力。我們今後怎樣努力呢？

鞏固自身組織

第一，鞏固自身組織——我們不要自己欺騙自己，我們自己要大膽承認我們還有許多缺點。補救這些缺點，則有下列四項：

Ａ．工會組織統一——工會數目多並不是好現象，要工會數目少而會員數目多才是好現象。蘇俄六百萬工人只有工會二十三個。我們廣州，僅就工人代表大會來說，人數只得十九萬，而工會竟至二百多個之多，這表示什麼呢？表示我們尚未完全一致團結。我們須就其產業相同或職業相近者組織聯合會或總工會，如運輸業聯合會，糧食業聯合會，店員總工會之類。須在一年之內將所有工會逐漸組織聯合會統一起來。再者，地方總組織只應有一個。廣州顯然有三個：（一）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二）廣東總工會；（三）機器工會。雖然廣東總工會與機器工會有些領袖不願統一，然而他們工會所屬下的群眾一定是願統一的。我們須繼續努力，以達到完全統一的成功。

Ｂ．經濟鬥爭統一——我們在過去一年中，經濟鬥爭大都是各自為戰，有許多是未先行呈報工代會經濟鬥爭委員會便向對方提出的；或未經過工代會經濟鬥爭委員會決定便罷工的。要知道：此種各自為戰的方法會使我們遭受許多不必要而且不經濟的犧牲，如率爾罷工而無糧食準備，或罷工太久而接濟不來，或孤軍奮鬥而救援不至，均使我們工友感到意外的困苦。這是我們已往的經驗。要知道雖然是小小一個經濟鬥爭，亦好似作戰一樣，必須有種種“殺敵致果”的戰術。戰術好，士卒無大犧牲，子彈無多損失，依然可以得勝利。所以我們必得要統一在經濟鬥爭委員會指導之下，然後才能免除這些不必要而且不經濟的犧牲。

Ｃ．武裝指揮統一——武裝自衛是工人的權利。廣州工人武裝表面上有軍衣軍帽，實際上無一槍一彈。各工會糾察隊都是自然發生，正因自然發生而指揮就不容易完全統一。後來改為自衛隊算是統一了，然而各工會仍另有糾察隊或調查隊直轄本工會不屬工代會。要知道工人階級的力量全在一致與集中。所以各工會糾察隊調查隊均應一律改為自衛隊，而且統一在自衛隊委員會指導之下，受統一的訓練與指揮。然後才能彼此互助，實行自衛。

Ｄ．宣傳教育統一——我們廣州工人從前簡直可說沒有宣傳教育，即有亦係無計劃無系統的宣傳教育。我們要知“智識即權利”，智識極可寶貴。我們要革命，如無革命知識便無革命行動。何況工人階級既被公認為國民革命的領導階級，如不提高革命知識，何能領導革命。宣傳教育為工人所不可一日缺乏之事，所以我們應即組織宣傳教育委員會，有統一的計劃，擴充各工會的宣傳教育，一致發展。

上述四端，如能努力做到，則自身組織自能鞏固。只有自身組織鞏固，然後才能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取得最後勝利。

擁護中國國民黨

第二，擁護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固然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然而處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需要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即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黨，亦即各階級政治聯盟的黨，這個黨就是中國國民黨，所以國民黨也是工人階級有份的政黨。革命運動不能沒有革命的黨，如沒有革命的黨站在領袖地位，指導民眾，為民眾利益而奮鬥，則革命運動是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所以工人階級為了中國革命的需要，應該絕對擁護國民黨。廣州工友們在過去有時為受政治壓迫或軍警壓迫往往動了感情，忘了理智，有的對國民黨表示失望，有的甚至還激而出於焚毀黨證。工友們！這種傾向和行動，是大錯特錯的。我們要知道即使行政官吏有時違反黨的宣言與決議而對人民壓迫，這只是他個人的不肖，與整個的國民黨無干。國民黨黨員包含有各階級的成分，自然包含有各階級的意識，有些黨員代表資產階級而右傾或反動，這是不足為怪的。國民黨決不是那一個人那一派人或那一階級的專利品，而是大家有份的，只要你是中華民國國籍而又是決心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分子都有份。所以我們不應存著“國民黨是人家的”的觀念，而應該認定“國民黨是大家的”。所有工人應該都加入國民黨，或以整個的工會加入國民黨。國民黨黨員的行政官吏如有違反黨的宣言與決議時，我們可以向高級黨部提出控訴，要求懲辦。我們應該站在國民黨內去與他們奮鬥，不應該站在國民黨外對他們幹罵。要使國民黨永遠左傾永遠不腐化，決不是消極離開所能奏效，而必須積極加入方能保障。只有加入國民黨內去佔多數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結成左派同盟，以打擊佔少數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表者的右派勢力。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工友們！大家起來，加入國民黨，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

爭取革命領導權

第三，爭取革命領導權——領導與領袖應有分別，在國民革命中，領袖這個革命者自然是國民黨，好似總司令；領導各階級上前線與敵人決鬥者乃是無產階級，好似總指揮。中國革命由“五卅”起直到現在，無產階級都是領導者，這是稍有常識的人不能否認的，亦是國民黨宣言所確定的。但是革命發展的結果，必然逼迫帝國主義放棄專門利用封建軍閥的政策而改為利用資產階級的政策。這一政策必然指使資產階級鑽入革命戰線中而與無產階級爭革命的領導權。假使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必然領導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為資產階級要建立資本主義，必然仰仗帝國主義資本之協助，結果與帝國主義妥協而背叛革命。所以領導權如果被資產階級抓去，則革命便是宣布死刑。我們需用最大的努力與資產階級爭此領導權。用什麼方法能夠爭得此領導，就是那個能夠領導中間階級，即取得中間階級群眾的問題。中間階級即農村的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如果資產階級取得這兩個群眾，那末領導就是資產階級；如果無產階級取得這兩個群眾，領導當然也是歸無產階級。所以我們與資產階級爭取領導權，就是爭取中間階級群眾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於農民及小資產階級應該結成堅固不拔的聯合戰線。其策略應該如下：

Ａ．對農民——在西歐農民有被資產階級拉去的可能，因為資產階級為工業發展必須破壞中古的農村經濟，所以資產階級往往幫助農民反抗地主階級。而在中國則不然，所謂資產階級大都是由地主變來而兼地主，或成了資本家後又多買土地兼作地主。這樣必對農民剝削，農民與資產階級利益是衝突的，故資產階級決無拉住農民的可能。農民與工人利益絕對一致。農民佔人口三萬五千萬，無產階級必須提攜廣大的農民群眾方能保障革命的勝利。所以我們對於農民解放鬥爭，應該予以最高之同情與援助。

Ｂ．對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還不夠脫離帝國主義，即中國工業資本不能脫離商業資本；中國資產階級半數是買辦階級，而與都市中小商人衝突，所以不能取得中小商人。無產階級雖然也與中小商人有衝突，但沒有資產階級對他那樣大。假使我們有好的策略，亦容易取得他們。其實，自工人運動發展以後，店員運動接踵而起，與中小商人衝突最厲害的還是店員。所以店員除要求增加工資，減少時間，改良待遇以外，對於用人權不宜絕對加以限制，但對於店員職業務需切實加以保障，這樣與中小商人衝突是可以減低的。

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權

第四，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權——這一點尤其重要了。我們可以明白指出，中國革命的政權問題，並不是土耳其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政權，而有中國自己的第三種形式。資產階級的政權絕對不能存在，就世界觀點說，世界資本主義已到衰落的時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已在破壞了，無論那個國家，都沒有可能在革命之後發展資本主義。就中國觀點說，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大過資產階級力量，絕對不容許中國有一個純粹資產階級的政權存在，即一時實現不旋踵亦必崩潰。況且中國革命的特點即在根本剷除帝國主義在華之勢力與特權。如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政權，使資本主義發展，這不是革命的前途，而是反革命的前途。因為這個前途實現，就是使世界資本主義能夠穩定，使世界資本主義能夠延續下去，即是使帝國主義能夠繼續其壓迫與剝削，施行其反動，鞏固暫時穩定期中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所以資產階級政權如果實現，則中國民族只不過從帝國主義武力干涉政策轉變到道威斯計劃之下討生活罷了，中國何能獨立自由，中國民族何能完全解放。所以這是反革命的前途，而非革命的前途。中國革命前途，既絕不是純資產階級政權，現時亦不是純無產階級政權，他有他自己的第三個形式。第三種形式政權是什麼呢？革命的勝利，必然建立一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聯合的民主主義的專政。這個專政是將一切被壓迫階級——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合在一塊，一方面要消滅一切封建殘餘，另一方面繼續反帝國主義的奮鬥，成一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政權。這個聯合政權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資產階級領導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而在無產階級領導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以達到中國革命之完全勝利。

最後的勝利須靠我們最後的努力

工友們！我們想想，我們所負的使命何等重大！改良生活運動只不過是我們的初步要求，我們是革命的主要勢力，我們須盡所負的使命以完成中國革命以至世界革命。但是，工友們！我們要知道勝利要靠努力得來。譬如樹上的果子，累累然掛在上面，這些果子絕不會端端正正落在我們的口裡。我們要想果子吃，必須一起上樹去摘，或用竹桿去敲，這就是努力。想果子吃尚且如是，要工人階級得到解放，更非大大努力不可。工友們！我們高呼：

最後的勝利，須靠我們最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