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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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講 三民主義
民權主義 第五講
第六講 

1924年4月20日[底本原缺第五講日期,此系參照其他版本所補。]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倣傚歐美。我們為什麼要倣傚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鎗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厲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機關鎗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才能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就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驛站好得多。我們要轉運東西,火車當然是快過挑#、便利過挑#;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倣傚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倣傚外國,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倣傚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倣傚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用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倣傚外國。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倣傚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得的什麼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傚外國,便要倣傚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外國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厲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厲害得多。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的厲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船。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時時發明。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於在政治上,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1[今譯《理想國》。],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倣傚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倣傚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們要學他,便很不容易趕上。至於外國政治的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當時一般人民以為不對,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我們要學外國,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大家便聽其自然,順著潮流去做罷了。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預先沒有根本辦法,前後沒有想過,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中國革命以後,要倣傚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照前幾回所講,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倣傚歐美。我們不完全倣傚歐美,究竟要怎麼樣去做呢?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那些守舊派的反動力是很大的。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恢復專制,去圖復辟,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什麼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麼房屋,都可以裝設,都可以使用。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於物理而成的,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至今尚未有大發明。此所以有別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傚,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出辦法呢?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雖然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根本解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那些經驗和學理,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得到了許多新學理,那是些什麼學理呢?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講,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是由於經過了民權革命以後,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政府毫不能夠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國家雖然是有政府,便和無政府一樣。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麼態度呢?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雖美亦不足稱。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先要有一個工程師,把想做的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頭的吩咐,聽工頭的指揮,或者是某處放一塊磚,某處加一片瓦,做那種最簡單的事。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真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倣傚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倣傚,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權與能要怎麼樣分開呢?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重提起來再說。第一件,什麼是叫做民權呢?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作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餘都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幹。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瑞士學者要挽救這種流弊,主張人民改變態度,不可反對有能的政府。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他們還沒有發明。我現在所發明的,是要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如果權與能不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麼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觀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態度。所以現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態度,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才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個有能的人來保護。在那個時候,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當時人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個人的體魄很強壯,所以在當時體魄很強壯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復可製出種種美味,適於口腹之慾,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麼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麼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做皇帝。更推到軒轅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縫做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國幾千年以前的歷史看起來,都不是專以能夠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幹、有新發明、在人類立了功勞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思想,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後,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皇帝,如果給以充分的民權,人民能夠自由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同時又有堯舜復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麼厲害。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人民有了大權,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諸葛亮,那還不容易嗎?如果阿斗要排斥諸葛亮,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夠長久呢?能不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呢?阿斗見到了這一層,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權都付託到諸葛亮,無論是整頓內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的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與能,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在古時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好像上海住的軍閥官僚,在各省鏟了地皮、發了大財之後,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因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錢,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照古時的道理講,能保護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但是現在的印度巡捕,決不能問那些官僚軍閥的家事。從前赤手空拳的打師都是做皇帝,現在有長槍的印度巡捕更是應該要做皇帝。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只把他當作奴隸。那種奴隸有了槍,雖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像這樣講,古時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時的皇帝。再進一層說,保護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工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從前日本維新,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結合聯邦,勵精圖治,不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有本領的人。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伕,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伕,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有許多的汽車伕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雇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伕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理。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伕。歐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要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分別駕駛汽車的車伕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伕,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伕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伕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伕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伕說話,心裡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伕,以為車伕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伕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伕說:「為什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伕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上著想。那個車伕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從時間上著想。那個車伕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什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伕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伕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伕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伕。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伕,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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