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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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作者:魯迅 1934年
    本作品收錄於:《且介亭雜文

    本篇最初發表於英文刊物《現代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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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從合作改為剿滅之後,有人說,國民黨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豫定的計劃。但我以為這說的並不是真實。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願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後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於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願意。為什麼呢?她捨不得住著的老房子,養著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於並沒有變化。假使共產主義國裡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贊成的。然而後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於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於是許多青年們,共產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力者們的錯誤。權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乾淨。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學畢,騎著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壞,簡簡單單的只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於優待的。而且也並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極其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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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面被指為共產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後的結論是: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黨。於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裡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於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於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並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為,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鬥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階級鬥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佔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為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准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裡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裡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麼行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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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麼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糊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裡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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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裡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Gorky),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綏拉斐摩維支(Serafimovich),辛克萊(UptonSinclair),甚而至於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羅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燬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誌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採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後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採用了,〔雖然並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糊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准談階級鬥爭,卻並不說世界上並無階級鬥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准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誌,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准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Friche),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於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裡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鬥。

    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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