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爲軍閥說法的嗎?
現在「兵工政策」,居然成爲軍閥口中的時髦調子了:無論直系軍閥奉系軍閥或趙恒惕陳炯明派的軍閥,莫不滿口兵工政策,一面用爲欺飾人民轉移人民對於他們厭惡痛恨的策術,一面用爲鞏固他們武力基礎的新式方法(參看本報第一期《統一、借債與國民黨》)。
民黨要人徐謙牧師,北上「佈道」,游說吳佩孚實行「兵工主義」,他說:「中山但爲倡議者,實行仍在握有兵權者,甚望提倡,即此是救國」(十九日《申報》北京通信)。吳佩孚亦大言炎炎的說道:「兵工主義,孫先生無兵,不妨紙上談之,然我有兵,且已着手實行,我之第三師即可作孫先生主義之試驗品也」(見同日《申報》)。誰知孫先生原來的三民主義背時之日(張溥泉先生說「遍中國無人服從先生主義者,獨鬍匪與賣國賊信之」!見同日《申報》),正是他新倡的兵工主義行時之時;我們革命羣衆倒恐怕孫先生這種新主義在軍閥中太行時了,而北上佈道的徐牧師反「甚望」軍閥去「提倡」呢!我們眼見張作霖提倡於關外,曹、吳提倡於關內,陳(炯明)、趙(恒惕)、唐(繼堯)、劉(成勳)提倡於西南,中國馬上會太平,國民黨的革命救國用不着了,全國軍閥便都是些「救國」者了!難怪汪精衛君在大連青年會說:「我們現在要來改變宗旨」,不做那與軍閥戰爭的事了(見十九日《民國日報》)。
在我們看來,孫先生兵工政策原來的用意,不過是想用這種方法來「剷除多年禍根之軍閥勢力」,使「全國軍隊同時以此改編」(見孫先生六月六日的宣言及對外宣言)。根本上改編或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這乃是革命勝利後最重要的工作;但決不是北伐失敗後的現下形勢可以做到。在現狀下來談兵工政策,於革命黨本身爲政策破產,而他方面便無異是代替軍閥說法。我們眞要以兵工政策來改編全國軍閥的軍隊,第一步還是要先做到革命的勝利。故我們可以斷定兵工政策惟有勝利的革命黨才能實行,望「握有兵權者」去實行,不但是與虎謀皮,而且是助虎作倀。革命黨的朋友們,還是要多做些革命的工作呵!至於改良軍閥的軍隊、鞏固封建勢力的基礎,這種工作,你們不應去參與,尤其不應指教他們怎樣做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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