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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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
作者:蔡和森
1922年10月4日
本作品收錄於《嚮導
署名「和森」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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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帝國主義何等妬忌中華民族獨立的外交運動

陳炯明業已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偵探

國人應一致擁護中德俄聯盟政策,脫離英美法日的羈勒

  前本報主張與俄德締結經濟同盟(見本報第一期),希望民党從新詁定外交方針,不數日乃聞陳炯明將孫中山關於聯絡俄徳之密函付與香港英國帝國主義各機關報發表,因此,北京美、日、英、法各公使對於新近來華之俄羅斯代表團及民黨行動異常注意偵察,除由領袖葡使揑造越飛私造公債,宣傳過激主義,照會北京政府嚴厲監視其行動外,並聞以後對於民黨將加以比較十年以來更壓抑的政策,使他在政治上難於活動。今把滬上各報譯載香港英報所宣布之函件及議論抄在下面:

孫逸仙博士崇信過激主義,外間早有喧傳,但無確實憑證,今吾人始能將確證發表,證明孫氏曾以過激主義爲基礎,籌畫中德俄三國聯盟。當葉舉等在羊城起兵時,孫氏及其部下被迫離粵,而財政次長廖仲愷,遺下皮夾一隻,內有孫氏秘密信函多封,其中三封,與孫氏有關,表明曾磋商中俄德聯盟事,茲將各函披露如下:(一)仲愷亞伯兩兄同鑒,茲得朱和中來函,所圖各事已有頭緒,其有需兩兄協辦者,特將所關之函付來,此函閱後付丙,共閱便知應付矣。一要仲愷兄照所請發給四千二百元,分寄北京柏林,寄柏林者,要買美金或英鎊,不可買馬克,因恐馬克有跌無起,美金英鎊則有起無跌故也。並付來支條一紙,交由會計司出賬可也。二要亞伯兄在廣州等候辛慈到港,則親往直接帶他來大本營,此事要十分秘密,故接此信後,則要着電報處留心歐洲或歐亞沿途各埠所來電報,如有H字樣來者,即如期往港候船便妥矣。朱和中處於未接他此信以前,已有信着他囘國,然無論如何,此三千元當寄去,匯款時可加一函轉屬他囘國之期,由他自定,如尚有重要事件須辦者,當可稍留,如無要事,當以早囘爲佳,最好能與辛慈齊來,則諸事更爲融洽也。又亞伯兄在廣州等候時,由會計司每月支公費三百圓,到大本營時,則由大本營支,廣州可以停止,幷付支令一紙,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萬不得已,則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此致並候大安,孫文,三月八日(此信看完付丙)。(二)又朱和中在德國致孫文函,大總統鈞鑒,謹稟者,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領得臺銀六千二百圓,內有半年安家費(即薪金)一千二百圓,當即匯寄京庽,當支船票費千圓,置裝費千圓,尚存三千圓,由德華銀行匯兌馬克十萬二千(當時每圓換馬克三十四枚)來德,抵德以後,頭一月以各處奔走,四出聯絡,用去一萬二千馬克,第二月用去七千馬克,第三月極力撙節,用去六千馬克,以後不能再省,因德國工人,每月亦需用三千馬克,至今尚存七萬五千馬克,惟自得辛慈之助,進行愈速,範圍愈廣,若設公事房,則用費將三倍於前,需要所迫,體制所關,除本人飲食日用之需以外,不能苟簡,即請自三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飭撥半年安家費(即薪金)一千二百圓,但飭秘書匯寄北京禮士胡同九十一號朱子英夫人朱陳氏査收,以安家小,飭撥此間用費三千圓,換成美金或英鎊,由廣州長興街華德銀行代辦處匯來,千萬飭勿再換成馬克,以免虧累,此間用費,若蒙惠撥,即可度支至年底矣,此間諸事,方得門徑,進行方殷,半年期滿,決不能中止囘國,因此請款飭撥,以後即請示知,肅此叩請勳安,朱和中叩十一年一月一日。(三)前駐華德使辛慈,熟悉吾國情形。曾充駐俄陸軍特使八年,與俄人感情亦洽,精通英、俄、法語,且思想新穎,手段敏活,其所主張亦合民治潮流,洵德國不可多得之人材。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慈即主張華德俄三國聯合,與鈞旨暗合,近自與中接洽後,擬不問他政,專辦此事,是以決定同組一公事所,以資籌備,現總定兩月內籌備完竣,伊即請命於其國務總理來華,中愚見擬以辛爲專理員,其他各科選定主理員,餘人員材料辦法,由主理酌定,總理專備鈞座諮詢,主理員籌商何項人員先行來華,何項人員陸續前來,何項材料即日需要,何項材料繼續運輸,何種辦法即日擬定,即日實行,何種辦法繼續擬定,隨後推行,均由鈞座與總理員核奪,如此則東西聲氣互通,綱舉目張,進行自速,惟辛慈名望頗重,須用假名,雖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屆時當電報船名,即請於抵港時,派輪密迎入幕爲禱,至來華以後,是否受聘,另是一事,茲不遽贅,來電辛以H代,肅請鈞裁,中叩東,

  人人知道中山先生所持的主義,爲他自己所發明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他的民族主義就是要使中華民族解脫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做到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所以在他三民主義的演說中曾經說道:「今天滿虜雖被推翻,光復漢業,但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獨立。這個原因,就是本黨衹做了消極的功夫,沒做積極的功夫。自歐戰告終,世界局面一變,潮流所趨,都注重到民族自決。我中國尤爲世界民族中的最大問題。在東亞的國家嚴格講起來,不過一個暹邏,一個日本可稱是完全的獨立國;中國……幅員雖大,人口雖衆,只可稱個半獨立國罷了」。這一段話,一點也不錯的。中國最近八十年來,與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一樣,完全陷於帝國主義四面掠奪宰割的重圍中,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簡直找不到別的出路。經過上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的俄羅斯變成爲根本取消掠奪制度的工農共和國,帝國主義的德意志變成爲協約國的被征服者,至此國際情形才起絕大變化,一切被壓迫民族才有超脫帝國主義的圈套,而聯合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大民族以圖獨立自決之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被壓迫民族便要必然的一致的形成其民族獨立的新外交,於是已經顯著而成了功的,就有土耳其的基瑪爾,正在醞釀而被國際帝國主義的偵探——陳炯明——告發的,便是孫中山。

  中山先生聯德聯俄的計劃完全建築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面,這是毫無疑義的。孫中山之爲中華民族獨立運動的革命家,正如基瑪爾之爲土耳其民族獨立運動的革命家而不爲共產主義或「過激主義」運動的革命家一樣。基瑪爾的新外交,爲使土耳其民族獨立的惟一適當政策,孫中山的新外交也是爲使中華民族獨立的惟一適當政策。以現在國際情形看來,試問:中國匍匐於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之下爲能得到平等地位呢,還是與非帝國主義的德、俄聯合爲能得到平等地位呢?正謀共管中國,監管中國財政,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統一的是誰,而業已取消在華一切特權,無條件退還一切租地與賠款,及廢除治外法權的又是誰呢?我們且將今日(九月卅)《大陸報》(美國帝國主義在滬的喉舌)所載孫先生答復香港《電信報》的話(《字林西報》也有同樣紀載)譯兩節在下面,更可證明孫先生中德俄三國聯盟的計劃,完全建築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面了:

對於德國和俄國,孫博士的意見以爲:自德國解除武備和俄國取消在華一切特權之後,在中國看來,這兩個國家已成爲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國家了。
孫博士且以爲:自蘇維埃俄羅斯成立之後,過去對於中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全最大危險之一,業已消除。在勞農政府繼續和忠於他「非帝國主義」的政策時候,俄羅斯並沒有可使「一個民主的中國」生畏懼的地方。
孫博士幷說這是他熟慮過的意見:在目下中國「近代化」的當中,中國是很需要能對他平等待遇和承認他有完全統治權的強國的幫助。他信:在現下情形和治理的俄、德是能以平等條件待遇中國的。所以,他贊成有一個傾向中、俄、德三國親密接近的政策。他並不以爲這個政策會違反了願望中國強盛和統一的列強之條約上的利益。無論如何,這個政策是要盡力於一個非帝制且非反動的中國的最好利益。

  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要永遠關住中國於他們的隸屬圈套以內,所以最忌中國與那業已成爲站在不侵略地位的俄、德和能以平等條件待中國的俄、德聯合,換過說;就是最忌中華民族脫離他們的羈勒而獨立,因而誣中山先生立腳在民族獨立上的中、德、俄聯盟政策爲以「過激主義」爲基礎。有人以爲這種嫌疑,是關於中山平日標榜民生主義惹來的,其實不然: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不過等於各國通行的社會政策和適於工業後進國之經濟情形的國家資本主義。現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不但適用這種政策以和綏階級爭鬥,而且捧戴這種政策的首領於最高統治地位以延長其末運:如米勒蘭,白里安之於法;路易喬治,亨登孫之於英;溫德凡爾之於比;愛伯爾,夏德邁之於德;以至碧爾綏斯基之於法蘭西外藩的波蘭,幾乎成了一種普遍的現象。所以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在英、法.美、日的資本家帝國主義者看來,不過家常便飯,有甚可畏?他們所畏的只有中國政治上和經濟上脫離他們的羈勒而獨立。所以對於中山先生德俄聯盟計劃,就不得不格外怕起來,而誣以「過激主義」爲摧抑他的武器了。

  中德俄聯盟的政策,不是利於一人一黨的政策,乃是利於中國全體被壓迫民族的政策;中國民族是否永爲英、美、法、日帝國主義的奴隸,或擺脫他們的羈勒而獨立,全要看這種政策的成功與失敗。所以凡屬被壓迫的中國人民都應起來擁護這種政策,貫澈這種政策。反對這種政策的(不論個人或黨系),不是甘心爲帝國主義的奴隸,便是甘心爲帝國主義的爪牙。所以這次陳炯明對於孫中山的拆台舉動,完全證明他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偵探。國民黨在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地位上不獨不會因此而受打擊,而且反將因此愈益擴大其革命的基礎,和羣衆的勢力,因爲這就是表明他已經不徘徊於英、美、法、日帝國主義的歧路了,已經跑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正軌了,已經領導四萬萬被壓迫的民衆到獨立運動的初步了。孫先生說:「俄羅斯並沒有可使一個民主的中國生畏懼的地方」,我們更可進一步告訴被英、美、法、日帝國主義壓迫無已時的國人:蘇維埃俄羅斯更沒有可使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生畏懼的地方呵!中國獨立與平等的國際地位,是要首先聯合他才能做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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