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互爭領袖權

五卅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互爭領袖權
作者：瞿秋白
1926年1月22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这是《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的第二节，原文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

　　中國的勞工運動，自從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漢口的屠殺之後，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蟄伏之中；雖然上海、廣州、香港等處，還時時有罷工的爆發，尤其是前年的沙麵罷工，然而概括而論，在全中國的範圍內，始終因受直係軍閥及英、美帝國主義等強暴的壓迫和屠殺，不能有勇猛突進的發展。直到北京政變——兩年來以無產階級運動之醞釀為“底力”的國民運動之結果，社會上的革命力量才得著了一個開展的環境。尤其是無產階級，處於嚴重壓迫之下既如此之久，當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機奮鬥。北部鐵路工人的組織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處恢複過來，工會的自由，罷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國工人群眾的要求。恰巧在這個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趁著奉張勢力的複盛，一麵讚助他壓迫國民軍，一麵便因棉紗市場的恐慌，以增加工作、減少工資、裁減工人的方法向中國工人進攻。於是上海（二月初）的內外棉廠及其他日廠，青島（三月間）的日商紗廠相繼罷工。中國工人在這幾次罷工裏，都因組織鞏固，得到相當的勝利。全國勞工運動從此又得了勇猛突進的形勢，如北京三月間的印刷罷工，漢口五月間的英美煙公司的罷工等等。帝國主義者當然繼續著以屠殺政策、威懾政策和中國人民相周旋。福州學生（四月間）抵製外貨，美國軍艦十二艘便抵廈門，以武力幹涉。上海、青島的日本資本家在第一次罷工之後，千方百計悔約、壓迫工人，故意挑釁，要想趁勢奪回工人的勝利。日商工廠裏的壓迫專製，向來便是絕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工人所得的“罷工勝利”，也不過是比較上說，其實便是罷工之後，工人所受壓迫，當然還仍舊是統治殖民地勞工的特別奴隸製度。日本資本家這樣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廠裏的工人時時刻刻在憤激怠工之中，因此，日本資本家便任意的敲打強迫，結果，在上海內外棉廠裏的工人顧正紅，因要求發給欠薪而被殺（五月十五日）；在青島，則日本人指使張宗昌殺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強迫怠工工人離去工廠（五月二十九日）。

　　帝國主義者這種屠殺政策，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慘案，便因中國學生、工人的抗議這種屠殺和列強帝國主義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之印刷附律、碼頭捐等而發生。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近年來國民革命運動的奮起時期中，看著他們向來利用軍閥的間接統治製度逐漸動搖，便想以直接屠殺威懾的政策來撲滅“廢除不平等條約”、“國民會議”等的“過激派運動”，並且想在上海直接統治地的租界上，鉗製中國人的輿論，進一步的壓迫中國人（如印刷附律、碼頭捐等）。然而現時的中國——從五四、二七以來的中國，決不是義和團時代的中國，可以用屠殺政策、“懲罰戰爭”征服的了！五卅的屠殺，立刻激起上海二十餘萬工人的大罷工，學生的罷課，商人的罷市。雖然帝國主義在六月初旬繼續的施行屠殺，海軍陸戰隊上岸，武裝商團出防，軍艦雲集的來威懾，然而鎮江、九江、漢口、南京、重慶、青島、安東、廣州等處的民眾，都還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來和帝國主義者奮鬥，尤其是國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廣州工人。五卅運動實際上是開始中國從古未有的群眾革命運動，而且處處都是工人階級當先鋒，以最勇敢犧牲的革命精神，以實際的群眾團結的力量，來爭平民的權利，爭自己階級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還有濟南、河南（焦作礦工、鄭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處的工人，他們都在這一國民革命運動和階級鬥爭裏，團結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樣，有總工會的成立。

　　五卅運動的意義，正在於中國工人開始執行他的曆史使命——領袖國民革命以解放中國民族和自己。中國的國民革命從五卅開始了！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躍登曆史舞台，使國民革命中充實了群眾的革命力，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根本動搖。五卅運動的第一點特性，便是使中國的政治運動第一次群眾化。列寧說，平時過問政治的隻是幾百幾千至多也不過幾萬人，可是真正的政治運動，真正的“民權”，隻有勞動平民的革命政治，隻有幾百萬人幾千萬人所過問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變、孫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等運動，隻有共產黨努力去做，差不多連國民黨右派——張繼、謝持、鄒魯等，都認為是過激派的赤化宣傳，是離間國民黨與“友邦”、“友軍”的奸計。可是，到了五卅之後，一般民眾以至大資產階級的總商會，都覺國民革命的實力已經實現，或者存心利用以達自己的階級利益（如大資產階級），或者受著列強侵略的刺激和平民力量興起的興奮，都一致的趨於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

　　五卅後民眾運動的發展，一直波及於窮鄉僻壤，山西太原等處都有工會的成立，江浙則甚至於小小村鎮如雙林、義烏等處，都起來響應。上海的街頭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歲的兒童，爭著寫貼“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標語，爭著唱五卅流血的時調山歌。這豈不是革命運動深入普遍的群眾之明證！

　　中國國民革命的經濟基礎，本來是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間之衝突，尤其是國外資產階級與中國勞動平民之間的階級鬥爭。如今帝國主義者因為不能痛快地繼續他們的統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賣國軍閥，直係勢力一經摧敗，奉係勢力之發展又遇見國民軍和勞動民眾的障礙和抵禦，於是從上海五卅起，竟實行大規模的屠殺，漢口（六月十一）、廣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慶、滬州、青島、福州、天津、安東……暴露他們向來的種種假麵具，驚醒了一般民眾。中國資產階級之發展，早已使中國社會裏發現強有力的無產階級，醞釀著三四年的國民革命運動，斷然不能再容受這種強橫的壓迫。於是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實現，全國各階級各自奮起而匯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眾運動。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第一次實現於實際行動上，這是五卅運動的第二點特性。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權等，從此已經為一般群眾所了解，從此便有了實際上的意義。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條件，就足以證明聯合戰線的實現以及無產階級政黨的口號實際上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運動初起的十幾天內，不但上海小資產階級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積極的參加這一鬥爭，全國各地的平民商人，沒有不讚成這些條件，同情這一鬥爭，就是半買辦半資產階級的上海總商會，至少也以消極的態度參加這一戰線。上海總商會的破壞聯合戰線，是從他表示參加運動，組織所謂五卅委員會起。他沒有參加工商學聯合會並且沒有表示態度的時候，雖然可以說是有意的怠工，可是實際上是他沒有影響總的運動，沒有敢來爭這一運動的指導權。上海而外，漢口有工學聯合會的組織，北京、天津、河南等處也有類似的組織；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正在找尋他的政治的組織形式。上海的工商學聯合會在頭兩個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雖然組織上沒有確定的形式，然而商會，教育會，教職員，甚至於省議會等官僚機關，無不隨著五卅運動的總潮流而隨波上下；可以說，這一開始於日廠工人的運動，開始於無產階級全國大罷工的實際鬥爭，領袖著爆發的國民革命中之各階級而前進，震蕩了全社會的一切活力。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裏無產階級的領袖地位和政治指導，不但實現於實際行動，而且在這一鬥爭裏證實了無產階級是能解放中國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則，中國國民革命和世界的社會革命之聯合戰線，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聯合戰線也在這一次實現出來，蘇聯、英、法、德、日等無產階級及其革命的政黨，共產黨，都奮起援助。全國各階級，如果能持久繼續這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堅持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誠意的參加革命，承認勞動平民的一切罷工、結社的自由權，讚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國的工人階級艱苦戰鬥，並且有國外無產階級的援助，當然不難根本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和他們的代理人——軍閥。

　　現時帝國主義的世界裏，如果失去中國這一大殖民地，決不是對於某一強國的打擊，卻是對於帝國主義製度的致命傷。因此，英、日、美、法等國都是想一致的進攻，他們不能不以種種卑劣欺詐的手段來破壞這一聯合戰線。可是，國民革命有鞏固的聯合戰線，並且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之下的時候，革命潮流高漲到頂點，舉國一致反抗帝國主義製度的統治，列強之間的一致進攻是不可能的；他們各國在中國的勢力與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衝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勢力和“華人的同情”，不能為英國所犧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時候，除英國以外，都不敢公然進攻，無不竭力聲辯，甚至於倡言讚成廢除不平等條約，如六國委員不一致，不肯公布調查結果，美國立刻解決蔡繼賢案，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證，這恰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呼聲最高的時候。再則，段祺瑞的軍閥政府，恰在這個時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強修改不平等條約，種種方麵表示自己的“愛國”；張作霖原本在五月底要想進京攫取政權的，五卅運動一起，隻能退出關外，張學良到上海來鎮壓民眾運動的時候，也不得不先捐給學生會兩千塊“買路錢”，表示是來防禦外敵的。軍閥的統治，在這時候顯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礎，至少也在極端動搖的狀況之中。所以，五卅運動的第三點特性便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足以使帝國主義不敢一致進攻，使軍閥統治根本動搖。

　　可是，這一聯合戰線不過繼續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商閥——總商會“積極”起來了。國民黨的右派“站起來”了。總商會的積極，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學聯合會的對外要求，抹殺工人的罷工結社權利，取消撤退外國駐華武裝勢力的條件，出賣平民的權利以謀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破壞國民的聯合戰線。一般高等華人，不用說研究係的梁啟超、丁文江等賣弄他們的“學問”，主張妥協和平漸進，甚至於反對抵製外貨。就是所謂“站起的”國民黨右派，如戴季陶先生等，在浙江國民黨臨時省黨部通過反對階級鬥爭的議案之後，立刻公布他們單獨對英的主張，希望日本“回東方來”（見戴季陶之《中國獨立運動之基點》）。五卅運動的發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於“單獨對英”的對日妥協運動之宣傳裏；理論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論，以及北京一般反動的大學教授和國民黨的種種右派的宣傳，事實上便有上海總商會方麵的買辦分子竭力壓迫上海總工會和日廠談判。如此四方八麵——戴季陶、大學教授、反動的右派、買辦資產階級、交涉員等，以強迫恐嚇欺詐種種的手段對付上海總工會，結果竟使日本廠的罷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這種現象，顯然是中國資產階級想在國民革命中爭得指導權以停止革命的解放運動，而用妥協策略取得自己的階級利益。帝國主義者在這時候，一方麵驅使奉係軍閥到處開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島、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麵便因為中國國民運動的目標單集於英國，其他各國無所顧忌，正可一致進攻，同時利用機會以稍稍挫折英國在遠東的氣焰，而且用空口的人情誘惑中國的高等華人以破壞聯合戰線，於是所謂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的提議都通過了。威懾勞動平民、利誘高等華人以一致進攻而破壞革命聯合戰線的帝國主義政策，便在總商會、國民黨右派的妥協之後完全實現了。並且奉係軍閥也是同樣的政策，他們（七月間）封閉工商學聯合會，不久又準許啟封，以示恩威於小資產階級，同時極端戒嚴，壓迫工人。在帝國主義軍閥的這種離間政策和資產階級自身的妥協策略之下，上海總商會第一步修改條件（六月十三），第二步先行開市（六月二十五），第三步壓迫日廠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與十一國上海僑商商會妥協而暗示軍閥使封閉總工會（九月十八日）。全國小資產階級遂漸受軍閥、資產階級的暗示和壓迫，一方麵傾向於妥協，別方麵畏怯革命的鬥爭，於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戰線——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在總工會封閉之後，自行取消工商學聯合會。這時候，帝國主義者的列強，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進攻，滬案重查便公然實現，英、美、日三國一致判決五卅以來所殺的人都是該殺的。五卅重查的提議（使團領袖的照會）還遠在十月一日，即離上海英廠工人上工不過一星期，離總工會的被封不過兩星期而已。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革命裏的領袖地位之必要，是何等的明顯呀！同時，上海總商會在總工會被封後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開始募集所謂愛國募金，名為接濟英廠工人，實則五卅以來總商會所經手發出的罷工維持費，大部分是各地捐來的，小部分是總商會辦事人墊出的，愛國募金的作用，不過是為這些辦事人彌補自己的“損失”罷了。況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廠工人，已經因總工會被封，沒有革命行動的公開指導機關和自己的組織，因為總商會克扣募金，不發維持費，橫被反迫、“調停”而上工了。資產階級的妥協當然再明顯也沒有，外交部、總商會口頭上盡管抗議滬案的司法重查，實際上他們每一步的行動都是成就這一滬案重查的；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退縮、懦怯，當然也是資產階級策略的實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為他們可以減殺革命派方麵的勢力。所以五卅運動的第四點特性，是在經驗上證明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畏怯，足以破壞聯合戰線而使革命運動失敗，同時，也就證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取得指導權之必要。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本是中國一般平民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革命鬥爭，目的在於解放中國民族，當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資產階級阻撓障礙壓迫這一鬥爭，否認工人的罷工結社自由，保留外國駐華軍隊以備壓迫平民，強製群眾對日妥協，而隻想借對英罷工之力達到僅僅利於高等華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國輪船公司和英、日競爭的優勢等等，勞動平民的反抗目標自然同時要注射到中國資產階級方麵來。帝國主義者方麵的毒計，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給馬達電力於中國工廠（上海租界的電氣處本是壟斷上海的電氣業的），這當然不是使中國資產階級更加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們急速的倒到外國資產階級一方麵去，幫同著壓迫工人階級。短視的淺見的中國資產階級，為了保持幾萬元（就算他幾十百萬元！）的利益，居然甘心賣國賣民，實行摧折上海總工會。五卅國民革命運動的過程裏，無產階級的勢力在政治覺悟上、在組織上都是非常之膨脹的時候，資產階級的這種態度隻有使無產階級得到更深切的覺悟——階級的覺悟：“壓迫禁止我們的自由結社，克扣我們的工資，保持租界製度……的，不僅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而且還有中國的資產階級！”況且中國勞動平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原因，本在於要求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於是五卅以來中國華商工廠裏的罷工，突然由對外示威的性質變成切實要求經濟政治地位改善的罷工。八月中旬上海郵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罷工，便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對外妥協對內壓迫之答複，隨後全國電報局的罷工，天津、河南、山東的中國紗廠罷工，都是同樣的性質。無論是資產階級的市儈，是中外資本家走狗的工賊，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謂國家主義者……他們隻準工人為著爭民族利益國家體麵而罷工，不準工人要求加幾分工錢、承認工會而罷工，此等論調，決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讚成國民革命而反對階級鬥爭這種“學說”，假使對於資產階級的學者是天經地義，那就對於無產階級是極端的荒謬：一方麵要求工人為“民族”而流血犧牲，別方麵這個“民族”又不許工人加幾分錢幾角錢的工資，不許他們結社罷工的自由，不承認工會，這是何等的矛盾！無產階級正因此而要擴大自己的組織和奮鬥力，在五卅運動對外因資產階級的妥協而漸次失敗的過程裏，國內的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內部的階級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後，全國罷工波及中國企業的潮流，不僅是簡單的經濟鬥爭，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中國工人階級在這次總的民族鬥爭裏鍛煉自己的階級意識，擴大自己的組織，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備後來更偉大的鬥爭裏，整個兒的負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曆史使命。所以五卅運動的第五點特性，是在經驗上證明：國民革命的過程裏，階級鬥爭和階級分化的必然性；並且隻有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鞏固擴大，階級意識明確堅決之後，才能引導一般平民達到打倒帝國主義的目的。“工人階級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爭來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鬥爭去奪來的。”

　　五卅運動的發展，開始於中國工業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國的窮鄉僻壤；開始於中國的無產階級，震蕩到了大資產階級，甚至於官僚軍閥。不但全國城市裏的小資產階級一開始便站在革命派勢力的一方麵，直接參加這一鬥爭，甚至於河南、陝西、湖南、湖北、直隸、江蘇（蘇州、角直、宜興、江陰鄉下）等處的農民，也都漸漸的開始活動，成立農民協會，反對苛稅雜捐及預征漕糧，反抗地主；有些地方農民的運動往往是工會或學生會引起的，這亦是五卅運動間接的影響。總之，五卅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是極重大的關鍵，他引起了一般下層的民眾的積極鬥爭。可是，不用說，許多小城市裏的五卅運動，往往限於抵製英、日貨，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製英、日貨的運動在上海就受買辦資產階級的怠工，內地（如太原、福州等處）甚至於因此而引起學生會、國貨商和洋貨商的武裝鬥爭。捐款雖然有些力量，始終便宜了上海買辦階級，使他們可以不出一錢而坐享“盛名”。因此，我們要知道：中國現時資產階級內部雖然還是買辦分子占優勢，而在五卅運動後，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對把持包辦商會、總商會的少數買辦分子之對抗派，也在逐漸發生。革命運動自從五卅之後，衝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萬里長城，深深的滲入工人群眾、農民、學生、小商人之中，是絕無疑義的。然而，一則各地的罷工運動之第二次起來：如八月十一的罷工，八月中唐山罷工的爆發，南京八月初工人的流血，北京英使館八月初六的罷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廠罷工結束之際，上海工人階級已經疲於應付帝國主義者、軍閥、資產階級、買辦、工賊等四方八麵的壓製、逼迫、搗亂的時候；二則農民的運動還在剛剛開始，不能和五卅的總鬥爭合流並進；三則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為民族利益爭鬥的資產階級分子，還在買辦或士紳包辦的商會勢力之下，不能脫離妥協政策的影響和賣國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誠意的徹底的和無產階級合作；四則各地工商學各界的聯合鬥爭，還隻是所謂純粹對外的反抗宣傳，沒有能力推翻當地的軍閥政府，處處受軍閥政府的壓迫而零零碎碎的摧敗。再則，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雖然要以“中國革命運動”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同時還有埃及的解散國會問題（三月二十三日），印度的紗廠罷工（九月十六），非洲丹吉爾地方的罷市（七月三日），摩洛哥戰爭（六月二十七），敘利亞革命（八月六日），波斯政變，殖民地革命已經開始世界的發展，而中國的五卅運動卻還不能和這些地方的革命運動直接聯合，互相呼應，始終還是各幹各的。所以五卅運動的第六點特性便是在實際行動上證明：無產階級的全國指導要更加集中統一，無產階級與農民運動雖開始聯合，還要有百倍於現在的深切關係之領袖地位；五卅運動實際的具體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權問題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各國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互相聯合的問題；隻有工農小商等革命勢力鞏固的團結，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作戰在各地直接的組織武裝勢力，推翻軍閥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勝利。

　　帝國主義者在偉大的五卅運動的時候，自己覺著對中國的統治和他們走狗的軍閥政權日益動搖，他們的屠殺政策實際上不過是自殺政策而已，於是一轉變而注全力於宣傳反赤化反共產的政策來，並且用種種方法破壞聯合戰線。這種政策在中國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績，可是在南部卻完全失敗。楊、劉、唐繼堯等裏應外合的進攻廣州革命政府失敗之後（六月十三日），不過一星期，英帝國主義者已經用離間政策，挑撥許崇智和蔣介石，使許崇智寧可放棄潮汕與陳、林妥協（六月十七日）而回廣州與蔣介石爭權。可是，五卅運動爆發於廣州（六月二十一日罷工，二十三日沙麵屠殺）之後，民眾方麵既然一致對外，內部的衝突自然不易暴露。國民政府的成立（六月二十五日），與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成立相差不過六七天；這亦是一種聯合戰線的形成。國民政府之政治的內容，便是代表農民、工人、大多數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國民革命軍。他與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和上海總商會共同管理對外鬥爭的差異點，就在於他——國民政府，有農民群眾和革命武力的讚助，而上海是總商會的武力（保衛團）和軍閥相勾結；並且國民政府之中是勞動平民占優勢而不是買辦分子占優勢。廣東的農民、工人，不用說是爭得了階級鬥爭的自由和集會、結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數商人，自從商團叛國之後，漸漸覺悟買辦商閥的罪惡，而自己組織起來，尤其是革命政府肅清內部反動軍閥之後，他們都一致的擁護這一政府。廣東國民政府和香港罷工委員會在這種環境之下，當然能以全力堅持五卅運動的總罷工，予香港以空前的打擊（外國新聞記者詹密士的談話，說香港因罷工而損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萬元以上），尤其是黃埔的開港，足以爭回中國的經濟獨立和交通獨立。雖然帝國主義者和上海一樣的勾結軍閥、妥協派、右派來破壞這一聯合戰線，可是四五次的嚐試無不失敗：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先生被右派軍閥刺死；九月十五日許崇智完全放棄潮、汕，陳炯明因此複圖侵襲廣州；九月二十日許崇智部下莫雄、鄭潤琦又在廣州謀叛，私自釋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叛謀發覺……隨後，段、張派永績等軍艦，幫助鄧本殷從南方與陳炯明（東江）及熊克武部下（江北）三方夾攻廣州（十一月間）。然而廣州的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推翻，並且已經統一全粵，把這些反動軍閥完全肅清：努力消滅苛捐雜稅、煙、賭、拉夫，農民協會、工會有充分的鬥爭自由，財政軍政統一……將成為模範的國民政府。對外的交涉，雖然沙基慘案還沒有最終的勝利，然而日、美等國看見這樣的鞏固的國民政府，境內的革命運動又的確有明顯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的目標，自然都軟化下去，不敢與英國一致進攻。美國煤油稅問題，黃埔戒嚴區域槍斃違法的日本水手問題，汕頭日人行凶問題，廣東政府都得到中國自有外交以來所未有的勝利。就是英國，現在也已經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罷工不但沒有失敗，並且還有中國商人預備以罷市促港督的覺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廣州的國民政府，種種方麵的革新計劃和建設事業還做得很少，內部也許還有種種缺點，可是在二三十年騷擾壓迫的中國政局之中，他實是唯一的一線曙光。中國的人民現在沒有不希望在全中國有這樣的中央政府的。五卅運動的一九二五年中，隻在廣州一隅給了一個民族解放運動裏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會流並進的聯合戰線而後能勝利成功之縮影：打倒代表買辦土豪階級的右派，肅清反動軍閥，然後勞動平民工農小商的聯合戰線才能鞏固，政府的武力才變成平民的武力，然後對外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才能充分的發展，而得著勝利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