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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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建设与无为的讨论,我在上期曾有一篇短文——论《建设与无为》——申明我的立场:“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我申明我所以提出“无为政治”那个使人骇怪的口号来,只是因为我希望今日的政治领袖们彻底觉悟建设是专门学术的事,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发一道电报命令十来个省分限几个月完成的。那样的建设必然是政客商人的饭碗,必然不是根据于专家研究,富国利民的建设事业。我也明白,在这个时代高谈无为的政治,真有点像朱熹对宋孝宗高谈正心诚意一样的迂阔。但是,如果这种讨论可以减少一点点盲目的有为,或者减轻一点点人民的苦痛,我是不避迂腐的讥笑的。

  有人问我:“你既然不是根本的反对建设,那么,你看现在有什么不盲目的建设可以举办吗?换句话说,你赞成那样子的建设事业呢?”

  我很欢迎这位朋友的质问,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可以补充上期论文没有说完的一点意见。

  我曾说过: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都是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有了专门学术人才,没有钱,还可以量米下锅,从小计划做起,慢慢的发展。若没有人才。即使有很多的钱,也只会做到张之洞的建设事业,赔了钱还替国家增添一个大祸害。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设标准:

  第一,有了专家计划,又有了实行的技术人才,这样的建设可以举办。

  第二,凡没有专门学术人才可以计划执行的事业,都应该先用全力培养人才。

  第三,在创办新事业之先,应该充分利用专门技术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设事业,使他们技术化,使他们增加效率。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几个标准。公共卫生是最明显的需要专门学术的事业。近几年来,中央与几个大城市的公共卫生所以比较有成绩,都是因为这件事业太专门了,官僚与商人插脚不进去,只好让几个专门技术人才去计划执行。薛笃弼先生从前也曾想用拥彗扫地的本领来办公共卫生,但因为国内有个第一流的医学校,又有一些留学国外的医学人才,所以薛笃弼先生改做律师之后,南京上海北平等处的公共卫生事业仍旧继长增高,有显明的进步。这样的建设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再举农业改良为例。公共卫生办在大都会,事业集中,所以中国现有的少数技术人才在眼前还勉强可以够用。农业改良的范围太大了,专门人才实在不够分配,而历来政府当局又不完全明白农业科学的专门性质,至今还不曾有个培养农学人才的决心,所以至今全国只有一两个像样的农科大学,而偌大的北方竟没有一个。在人才这样缺乏的状态之下,一切“农业改良”“农村复兴”的呼声都不过是热空气而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正是指这一类的事业。为今之计,政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集中财力,完成一两个第一流的农科大学,多聘国外的第一流专家,务要在十年二十年之内训练出一些农学领袖人才出来。这种工作收效最迟缓,而经营必须及早;向来人都说工科大学最费钱,但近人都知道工科教育还不如农科教育费钱之多。费钱最多而收效最缓,所以必须用政府的财力,必须下很大的决心,必须存一种不妄想收速效的大决心。这虽不是普通人心目中想像的农业建设,但这是农业建设绝对必需的预备。在这种预备工作收效之先,一切空头的“改进中国农业计划”,都可以暂时搁在高阁上。

  最后一个例子是交通。今日已有的交通机关的腐败,最可以表示政府对于建设没有诚意,又没有理解。汪精卫先生最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教训我们批评造路的人道:“如今已到了空中飞行的时候了,我们却连在地上走的路也不想造,那么,岂不是等着被人和鸡犬一般的宰割么?”政府如果有建设交通事业的诚意与决心,应该把交通和铁道两部划出政治之外,合并作一个纯粹专门技术的管理机关,不受政局的影响;然后把国有各铁道和招商局等也都改为专门技术机关,使他们集中全国技术人才,努力增进效率,减轻债负,添加车辆船只,减低水陆运费,便利各地农产货物的输送。这样的建设才可算是为建设运动“树之风声”,这样做法,既不须征地征工,又不须增加田赋附征,而可以做出一点刮刮叫的建设成绩来昭示全国与全世界,——政府又何嫌何疑而不肯大有为一番呢?国家请来了无数外国建设专家顾问,都把铁道交通两部所属的交通事业看作“禁脔”而不敢过问,却偏要成群结队的陪着大官上西北去寻访建设事业做,这岂不是世界的大奇事吗?

  以上举了三个例子,说明我提出的三个建设标准,同时也借此说明我可以赞成什么样子的建设。

  廿三,四,二

  (原载1934年4月8日《独立评论》第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