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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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就像变戏法的人搬弄他的“一个郎当,一个郎当,郎当一郎当”一样。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同一个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的不同的意义。我们这些受过一点严格的思想训练的人,每读这一类的文字,总觉得无法抓住作者说的是什么话,走的是什么思路,用的是什么证据。老实说,我们看不懂他们变的是什么掩眼法。

  我试从我平日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陶希圣先生的《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一篇里引一些例子。

  (1)在先,资本主义的支配还不大厉害的时候,中国人便想自己也来一番资本主义,去追上欧美列强。

  我们试想“也来一番资本主义”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替代庚子拳祸以前的一切变法维新的企图?设船厂,兴海军,兴教育,改科举,立制造局,翻译格致书籍,派遣留学生等等,这都可以用“也来一番资本主义”包括了!这不是用抽象名词代替许多事实吗?

  (2)胡先生在过去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是我们最崇拜最愿崇拜的。

  这里说的是我自己了。然而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所以陶先生如果说我曾提倡白话文,我没法子抵赖。他恭维我曾与封建主义争斗,我只好对他说“小人无罪”。如果我做过什么“争斗”,我打的是骈文律诗古文,是死的文字,是某种某种混沌的思想,是某些某些不科学的信仰,是某个某个不人道的制度。这些东西各有很长的历史,各有他的历史演变的事实,都是最具体的东西,都不能用一个抽象名词(如“封建主义”)来解释他们,形容他们,或概括他们。即如骈文律诗,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的确确存在的时代,何尝有骈文律诗的影子?骈文律诗起于比较很晚的时代,与封建主义何干?那个道地的封建制度之下,人们歌唱的(如国风)是白话,写的(如《论语》)也是白话。后来在一个统一的帝国之下,前一个时代的活文字渐渐僵死了,变成古文,被保留作统一帝国的交通工具,这与封建主义何干?又如我们所攻击的许多传统思想和信仰,绝大部分是两千年的长期印度化的产物,都不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原有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归罪到“封建主义”一个名词,其错误等于说痨病由于痨病鬼,天花由于天花娘娘,自缢寻死由于吊死鬼寻替身!

  以上的例子都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这毛病是笼统,是混沌,是抹煞事实。

  (3)没有殖民地,我们想像不到欧美的灿烂光华。

  他们的灿烂光华是向殖民地推销商品和投下资本赚下来的。

  (4)没有殖民地,资本主义便不能存在。

  这样的推理,只是武断的把一串名词排成一个先后次序,把名词的先后次序替代了因果的关系。“没有殖民地,就没有了资本主义;没有了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欧美的灿烂光华。”多么简单干脆的推论!中国没有殖民地(?),中国就没有资本主义。德国的殖民地全被巴黎和约剥夺了,德国也就没有资本主义了,也就不会有灿烂光华了。明儿美国让菲律宾独立了,或者菲律宾和夏威夷群岛都被日本抢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就不能存在了。况且在三十六年前,美国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一块殖民地,美国大概就没有资本主义了吧?大概也就没有什么“灿烂光华”了吧?这是史实吗?

  以上的例子是用连串名词的排列来替代思想的层次,来冒充推理的程序。这毛病是懒惰,是武断。

  (5)灿烂的个人自由的经济经营时代,至少是不能在中国再见的了。自由的旗帜高张起来也是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自然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不相容。不过,民主或自由的思想在中国虽然空的很,却有一些重大的使命。这是因为封建主义还有存在。在对抗封建主义的阵容一点上,民主与自由主义是能够叫动社会同情的。如果误解这种同情的到来,是说中国的文化必走上民主自由的十九世纪欧美式上,那便推论得太远了一点了。

  这一段文章里用“自由”一个名词,凡有六次。第一个“自由”是经济的,是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第二个“自由”好像是指民七八年以来我们一班朋友主张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和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主张。第三个“自由”就不好懂了:明明说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却又是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不相容,又好像是指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了。我们愚笨的很,只知道“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专制政治不相容,和野蛮黑暗的恶势力不相容;我们就没听见过它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不相容。姑且不说大规模集中生产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看看丹麦和其他北欧各国的各种生产合作制度,何尝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又何尝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不相容?所以这第三个“自由”当然还是第一次提到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第四个“自由”又是指我们的思想言论自由的民治主张了。第五个“自由”也是如此。第六个“自由”的意义又特别扩大了,扩大到“十九世纪欧美式”的文化,这当然要包括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和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要求等等了。

  这里用“自由”六次,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意义:(1)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2)我们一班朋友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的民治主张;(3)“十九世纪欧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这三个广狭不同的意义,颠来倒去,忽下忽上,如变戏法的人抛起三个球,滚上滚下,使人眼睛都迷眩了,究竟看不清是一个球,还是三个球,还是五六个球。这样费大气力,变大花头,为的是什么呢?难道真是要叫读者眼光迷眩了,好相信胡适之不赞成“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回转十九世纪欧美自由主义的路”;而“回转十九世纪欧美自由主义的路”就等于犯了主张资本主义的大罪恶!

  这样的例子是滥用一个意义可广可狭的名词,忽而用其广义,忽而用其狭义,忽而又用其最广义。近人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名词,往往犯这种毛病。这毛病,无心犯的是粗心疏忽,有心犯的是舞文弄法。

  

  这些例子所表示的,总名为“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这都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字障的遗毒。古人的文字,谈空说有,说性谈天,主静主一,小部分都是“囊风囊雾”“捕风捉影”的名词变戏法。“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人人皆知的模范文体。“用而不有,即有真空,空而不无,玄知妙有。妙有则摩诃般若,真空则清静涅槃。般若无照,能照涅槃;涅槃无生,能生般若。”我们现在读这样的文字,当然会感觉这是用名词变戏法了。但我们现在读某位某位大师的名著,高谈着“封建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落后资本主义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创造的综合”,“奥伏赫变”,“迎头赶上”,……我们就不认得这也是搬弄名词的把戏了。

  这种文字障,名词障,不是可以忽视的毛病。这是思想上的绝大障碍。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例如用“资本主义”,你得先告诉我,你心里想像的是你贵处的每月三分的高利贷,还是伦敦纽约的年息二厘五的银行放款。)第二,与其用抽象名词,宁可多列举具体的事实:事实容易使人明白,名词容易使人糊涂。第三,名词连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证据来,不是搬出名词来。第四,凡用一个意义有广狭的名词,不可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第五,我们要记得唐朝庞居士临死时的两句格言:“但愿空诸所有,不可实诸所无。”本没有鬼,因为有了“大头鬼”“长脚鬼”等等鬼名词,就好像真有鬼了。滥造鬼名词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

  二十四,五,二十七夜

  (原载1935年6月2日《独立评论》第15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