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一本最值得讀的自傳（《克難苦學記》）序

介紹一本最值得讀的自傳（《克難苦學記》）序
作者：胡適

　　沈宗瀚先生的《克難苦學記》，是近二十年來出版的許多自傳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說老實話、最可以鼓勵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傳。我在海外收到他寄贈的一冊，當日下午我一口氣讀完了，就寫信去恭賀他這本自傳的成功。果然這書的第一版很快的賣完了，現在就要修改再版。沈先生要我寫一篇短序，我當然不敢推辭。

　　這本自傳的最大長處是肯說老實話。說老實話是不容易的事；敘述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弟、親戚，說老實話是更不容易的事。

　　一千八百多年前，大思想家王充（他是漢朝會稽郡上虞縣人，是沈先生的同鄉）在他的《自紀》篇裡，曾這樣的敘述他的祖父與父親兩代：

　　　　祖父汎，舉實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業。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淩人，末複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這是說老實話。當時人已嘲笑他“宗祖無淑懿之基，……無所稟阰，終不為高”。六百年後，劉知幾在《史通》的《序傳》篇裡，更責怪他不應該“述其父母不肖，為州閭所鄙”，“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一千六百年後，惠棟、錢大昕、王鳴盛諸公也都為了這一段話大責備王充。王充說的話，在現在看來，並沒有“厚辱其先”，不過老老實實的說他的祖父、伯父、父親都有點豪俠的氣性，所以結怨于錢唐的“豪家”。然而這幾句老實話就使王充挨了一千八百年的罵！

　　沈先生寫他的家庭是一個農村紳士的大家庭。他的村子是一個聚族而居的沈灣村，全村二百戶，七百人，都是沈族。村人貧富頗平均，最富的人家也不過有田二百多畝，最貧的也有七、八畝。農家每日三餐飯，全村沒有乞丐，百年來沒有人打官司。這是一個典型的江南農村社會。沈先生自己的家庭就是這個農村社會裡一個中上人家。他的祖父水香先生，伯父少香先生，父親滌初先生都是讀書人，都是秀才，又都能替人家排難解紛。所以，他家是一個鄉村紳士人家。

　　沈先生的祖父生有四男四女，他的伯父有五男二女，他的父親有六個兒子。沈先生剛兩歲（1890年）時，這個大家庭已有二十多口人了。於是有第一次的“分家”。分家之後，“祖田除抵償公家債款之外，尚留田四十三畝，立為祖父祭產”。滌初先生自己出門到人家去教書，每年束脩只有製錢四十千文。家中有租田十二畝，雇一個長工及牧童耕種，每隔一年可以收祖宗祭田約二十畝的租錢。每年的收入共計不過一百五十銀元。不過這個小家庭已有四個男孩子了。長工是要吃飯的，這就是七口之家了。沈先生的母親一個人要料理家務，要應付七口的飯食，要管辦父子五人的衣服鞋襪。所以他家每日三餐之中要搭一餐泡飯，晚上點菜油燈，只用一根燈芯，並用打火石取火。

　　這是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

　　沈先生十五歲時（1908年），他考進余姚縣灑門鎮私立誠意高等小學堂。因為家貧，取得“寒額”的待遇，可免學宿膳費。他在這學堂住了四年，民國元年（1912年）冬季畢業。這四年之中，他父親供給了他七十二元的學校費用（包括書籍雜費）。他說，“此為吾父給余一生之全部學費也”。

　　他十八歲才畢業高等小學。那時候，他家中的經濟狀況更困難了，他父親不但無力供給他升學，並且還逼迫他畢業後就去做小學教員，要他分擔養家的責任。這個“繼續求學”與“就業養家”的衝突問題，是沈先生青年時代的最大困難，也是他的《克難苦學記》的中心問題。他父親說的最明白：

　　　　如吾有田，可賣田為汝升學；如吾未負債足以自給，吾亦可送汝升學。乃今債務未了，利息加重，必須每年付清利息。如無汝之收入，吾明年利息亦不能支給。奈何！（頁24）

但他老人家究竟是愛兒子的明白人，他後來想明白了，不但不反對兒子借錢升學，還買了一隻黃皮箱送給他！於是，他籌借了四十多塊銀元，到杭州筧橋甲種農業學校去開始他的農學教育了。

　　沈先生在這自傳裡寫他父親滌初先生屢次反對他升學，屢次逼他分擔家用，屢次很嚴厲的責怪他，到頭來還是很仁慈的諒解他，寬恕他。最尖銳的一次衝突是民國三年，他老人家堅決的不許他兒子拋棄筧橋甲種農校而北去進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他老人家掉下眼淚來，對兒子說：

　　　　……我將為經濟逼死。你即使能畢業北京農業學校，你心安乎？!

這一次他老人家很生氣，逼著兒子寫悔過書給筧橋陳校長，逼著他回筧橋去。兒子沒法子，只能用騙計離開父親，先去尋著他那在餘姚錢莊做事的二哥，求他借四十銀元做北行的旅費，又向他轉借得一件皮袍，就跟他的同學偷跑到上海，搭輪船北去了。

　　他進了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做預科旁聽生。過了半個月，父親回信來了，雖然說母親痛哭吃不下飯，但最後還答應將來“成全”兒子求學的志願。又過了一個月，父親聽說借皮袍的人要討還皮袍了，他老人家趕緊匯了四十銀元來，叫兒子另買皮袍過冬！

　　經過很困難的四整年，作者在北京農業專門學校畢業了。那是民國七年六月，他二十四歲，已結婚三年了。他不能不尋個職業好分擔那個大家庭的經濟負擔了。經過了幾個月的奔走，他得了一個家庭教師的工作，每月可得四十銀元，由學生家供給膳宿。

　　父親要他每月自用十元，寄三十元供給家用並五弟的學費。他在北京做家庭教師的兩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時期（民國七年到九年春）。他那時已受洗禮，成為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了。但他有時候也忍不住要在日記裡訴說他的痛苦。自傳裡（第65頁）有這一段最老實也最感人的記載：

　　　　父來諭責難。民八陰曆年關，父病，指責更嚴厲，余極痛苦。（九年）一月二十日記云：“夜間寫父稟，多自哀哀彼之語。書至十一點鐘，苦惱甚，跪禱良久，續稟。……我節衣縮食，辛苦萬狀，他還說我欠節省。我不請客，不借錢，朋友都說我吝嗇，他還說我應酬太多。我月薪四十元，東借西挪，以償宿債，以助五弟，他還要我事養每月三十元。唉！我的父親是最愛我的，遇了債主的逼債，就要罵我，就要生病。他今年已六十四歲，從十六歲管家，負債到如今，自朝至暮，勤勤懇懇的教書，節衣縮食，事事儉省，沒有一次專為自己買肉吃。我母買肉給他吃，他還要罵她不省錢。我去年暑假回去，他偏自己上城買魚肉給我吃，這魚肉實在比魚翅、燕窩好吃萬萬倍！他罵我欠節省，我有時不服，但看他自己含辛茹苦，勤奮教書的光景，我就佩服到萬分。他愛我，我有時忘了。如今想起來，他到貧病交迫的光景，我為何不救！我囊中只剩幾十個銅子，一二個月內須還的債幾至百元，五弟又要我速寄十元，我此時尚想不著可借的人。……我實在有負我可愛的父親，但我實在無法。求上帝賜福給我的父，祝我謀事快成功。

　　　　我定要償清我父的債。

　　我相信，在中國的古今傳記文學裡，從沒有這樣老實、親切、感動人的文字；也從沒有人肯這樣、敢這樣老實的敘述父子的關係，家庭的關係。

　　這樣一個家庭，多年積下來的債務要青年兒孫擔負，老年的父母要青年的兒子“事養”，兒子沒有尋著職業就得訂婚、結婚、生兒女了，更小的弟妹也還需要剛尋到職業的兒子擔負教育費。——這樣的一個家庭是真可以“逼死英雄漢”的！試讀沈先生（第55頁）民國七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記：

　　　　父諭命余月寄三十元。惟迄今二月之薪金已告罄。奈何！……苟無基督信仰，余將為錢逼死矣。

　　沈宗瀚先生自傳的最大貢獻就是他肯用最老實的文字描寫一個可以“逼死英雄漢”、可以磨折青年人志氣的家庭制度。這裡的罪過是一個不自覺的制度的罪過，不是人的罪過。沈先生的父母都是好人，都是最愛兒子的父母，不過他們繼承了幾千年傳下來的集體經濟的家庭制度，他們毫不覺得這個制度是可以逼死他們最心愛的青年兒子的，他們只覺得兒子長大了應該早早結婚生兒女，應該早早掙錢養家，應該擔負上代人積下來的債務，應該從每月薪水四十元之中寄三十元回家：他們只覺得這都是應該的，都是當然的。描寫一個最愛兒子的好父親，在不知不覺之中，幾幾乎造成叫一個好兒子“為錢逼死”的大悲劇。這是這本自傳在社會史料與社會學史料上的大貢獻，也就是這本自傳在傳記文學上的大成功。

　　沈先生所謂“克難苦學”，他所謂“難”不僅是借錢求學的困難，最大的困難，在於他敢於暫時拋棄那人人認為當然的掙錢養家的兒子天職。他在十七歲時（辛亥，1911年），已受了梁任公的《新民叢報》的影響，激動了“做新民、愛國家”的志向；又受了曾文正、王陽明的影響，他立志要做一個有用的好人。他說（第23頁）：

　　　　余生長農村，自幼幫助家中農事、牧牛、車水、除草、施糞、收穫、曬穀、養蠶、養雞等，頗為熟練，且深悉農民疾苦，遂毅然立志為最大多數辛劬之農民服務。

這樣他決定了他終身求學的大方針：學習農業科學，為中國農民服務。

　　在他決定的這個求學方向上，那個農村社會同耕讀家庭的生活經驗都成了他很重要也很有幫助的背景了。我們知道他父親有租田十二畝，後來父親歷年培種蘭花，母親歷年養蠶與孵小雞，節省下來的余錢又添置了租田三十二畝。父親出門教書了，兒子們還沒有長大，家中雇一個長工耕種，又雇牧童幫忙。他家兄弟六人，大哥終身教書，二哥在本縣錢莊做事，三哥自幼在家耕種。自傳（第29頁）說：

　　　　三哥自幼由吾父之命，曾在村中最優秀之二農家工作五年，盡得其經驗。父常稱彼輩為師傅，三哥為徒弟。五年後，三哥歸家種田，對於栽培經驗勝於常人。

又說：

　　　　余肄業農校，每年暑假回鄉時，將一學期所得農業學理與吾父母大哥三哥等討論，有時叔父、從兄等亦來參加。余常與三哥下田工作，興趣甚濃。余教三哥蔬菜施肥方法，試以講義上所述方法在茄地上施肥，先將茄株周圍挖小溝一圈，施入人糞尿，然後以土複糞，謂可以防止氮氣之蒸發。三哥深以為然。

　　　　一日，族兄仁源來問防止蔬菜葉蟲方法，余告以施用石油乳劑。然彼施後，因濃度過高，致菜焦枯。

　　　　又一日，叔父咸良來問水稻白穗原因，余則在田中拔白穗之莖，剝莖，出莖內螟蟲示之。彼大驚服，遂以稻瘟神作案之說為迷信。

　　　　綜計余所告各種方法，實施後有效者果有之，無效者亦不少。且對許多問題尚不能解答。余對彼輩栽培水稻豆麥等經驗甚為佩服。

　　這種活的經驗，在沈先生的農學教育上有無比的價值。因為，他有了這種活的農場經驗，他才可以評判當時農學校的教材與方法的適用或不適用。才可以估量每個教員的行不行。

他說：

　　　　斯時（杭州筧橋）農校教師，除陳師宗以外，多譯述日文筆記充教材，不切合實際情況。昆蟲學常以日本《千蟲圖解》充當標本，從未領導學生至野外採集。余偶采蟲問之，彼即以之與《千蟲圖解》對照，加以臆測，亦從未教余等飼蟲研究。園藝教員授蔬菜，則亦多迻譯日文講義數冊，而未嘗實地認識蔬菜，亦不調查栽培留種等方法。作物教員因在日本學畜牧，乃譯述《牧草》講義，而於筧橋最著名之藥用作物從未提及。教室與環境完全隔絕。田間實習僅種蘿蔔白菜，或作整地、除草、施肥等工作。（余）常覺實習教員之經驗遠不及三哥也。故自第二年級起，余對農校功課漸感不滿，深恐將來只能在紙上空談，不切實際，于國何用（29—30頁）？

　　不但中等學校不能滿足這個來自田間的好學生的期望，當時的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也逃不了他的冷眼批評。他說：

　　　　北農預科之英文、理化、博物等課，較筧農為深。唯博物一科仍用書本及日本標本為教材，不免失望（第38頁）。

　　　　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本科一年級……功課為無機化學、植物、地質、土壤、作物、昆蟲、農場實習、英文、數學等。除英文、數學外，概用中文講義。教員多以講義及日本標本敷衍了事，殊感失望。

這個有農田經驗的好學生到了農業本科三年級，才有力量從消極的失望作積極的改革活動，才提議改換三四個不良的教員，如英文、園藝、農場實習等課的教授。那時候，金仲藩（邦正）來做校長，添聘了鄒樹文、王德章等來教授農學；設朝會，金校長親自主持，訓勉為人道德，校長與諸師同來飯廳，與學生同桌共餐，“全校精神為之一振”。

　　但這個開始改良的農專，不久就起了風潮，金校長辭職，他請來的一班好教員也都走了。“半月之後，校長雖然回來收拾風潮，但那些教員從此辭職不復返矣。”

　　沈先生在國內學農科，到北農本科畢業為止，前後不過五年多（民國二年一月到七年六月），他的記載因為都是老實話，很可以作教育史料。他的評判並不偏向留美學農的教員，也並不限於消極的批評。例如他說：

　　　　余在北農所得教益最多者，為許師叔磯（留日）之農政學、農業經濟、畜牧及肥料；吳師季卿（留日）之無機、有機及分析化學；章師子山（留美）之植物病理學；汪師德章（留美）之遺傳學及金校長仲藩之朝會訓話。……（第46頁）

　　　　汪師教遺傳學極為清晰，余對曼德爾遺傳定律自此明瞭。

這也是教育史料。

　　沈先生學農有大成就，他的最大本錢並不是東借西挪的學費，乃是他幼年在農田裡動手動腳下田施糞的活經驗與好習慣。所以，他在筧橋農校的第一年，

　　　　二月間即實習制造堆肥，先集牛糞與稻草，層疊堆上，然後用水及糞尿潤濕之，以腳踐踏，人以為苦，余獨輕易完工。師生頗驚奇之（第28頁）。

所以，他後來在常德種棉場服務，他就

　　　　決定日間與農友下田同工，並調查農事，一以監工，一以學習農民植棉方法，知其優劣。早、晚讀棉業及其他農學書籍，期以學理與實用貫通，手腦並用。故早飯後即赤腳戴笠荷鋤與農夫同去工作（第69頁）。

所以，他後來在南京第一農校教昆蟲學，他遂一方面先自採集附近昆蟲，參照日本《千蟲圖解》以定其科屬，……一方面解剖主要昆蟲，以認識口器頭胸腹諸部，然後隨教隨以實物相示（第73頁）。所以，民國十四年他在康奈爾大學跟著幾位名教授研究遺傳育種的時期，他自己記載：

　　　　余在田間工作，除論文材料外，隨助教做小麥、蔬菜、牧草等實地育種工作，並隨教授旅行實地檢查改良品種之純雜，由此得盡窺遺傳育種與推廣之底蘊。

　　　　……蓋教室與實驗室所得均為遺傳原理，非經此實習，不知田間技術之訣竅，則回國後做實地育種工作必感困難。康大教授與助教常謂余曰：“汝能實地苦幹，誠與眾不同也”（第83頁）。

這種“手腦並用”的實地苦幹，是沈先生做學問有大成就的秘訣，是他在金陵大學任教時能造就許多優良的農業人才的秘訣，是他後來擔任農業實驗所所長時能為國家奠定農業科學化及農業推廣制度的秘訣。而這個成功秘訣的來源就在他“生長農村，自幼幫助家中農事、牧牛、車水、除草、施肥、收穫、曬穀、養蠶、養雞”的活經驗與好習慣。

　　總而言之，這本自傳的最大貢獻在於肯說老實話，平平實實的老實話，寫一個人，寫一個農村家庭，寫一個農村社會，寫幾個學堂，就都成了社會史料和社會學史料、經濟史料、教育史料。

　　沈先生寫他自己的宗教經驗，也是很老實的記錄，所以很能感動人。他描寫一位徐寶謙先生，使我很感覺這個人可敬可愛。這本書裡敘述的沈先生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經過，因為也都是一個老實人的老實話，所以也有宗教史料的價值。

　　我很鄭重的介紹這本自傳給全國的青年朋友。

　　胡適　1954年12月13日夜

　　（原載1955年1月臺北《自由中國》第1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