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我們做了今日的國務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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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你们在《努力》上曾责备颜惠庆、王宠惠不应该“没有计划的上台,没有计划的下台”。但是不但王宠惠至今没有计划,你们也不曾提出什么计划。难道你们有了那篇两个月前的《政治主张》就算完事了吗?

  我有点忍不住了。今天拟了一个假定的计划,是专为目前的时局做的。一个人的理想自然是不会周到的。但你们曾说过,“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没计划”。也许我这一个笨拙的发起,可以引出许多更好的、更高明的“大政方针”来呢。

  十一,九,十二 W. G. T

  

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

  (一)政治的

  大家都说,目前第一件要事是财政。其实那是错的。政治不能解决,财政决不能解决;你要办新税,各省不睬你;你要大借款,大家要反对;你要节省政费,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所以我主张先从政治方面下手。我的计划是:

  (1)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

  (甲)名称。如政府不受“联省会议”之名,尽可叫他做“全国会议”,或“统一会议”。

  (乙)组织。每省派会员四人(省议会举一人,省教育会与省商会各举一人,省政府派一人)。中央政府派三人。国会举三人。主席得由政府任命(以免纷争)。

  (丙)地点。我主张在北京,因为北京虽在北京政府势力之下,然而比上海确实自由多了,文明多了。

  (丁)权限。这个会议得讨论并议决关于下列各项问题:

  a.裁兵与军队的安插。

  b.财政。

  c.国宪制定后统一事宜。

  d.省自治的进行计划。

  e.交通事业的发展计划。

  这五项问题,没有一项和国会的权限冲突的,国会不应该吃醋,政府也不应该因怕国会吃醋而不敢举行。况且此次政府召集的财政会议,岂不也是一种各省会议吗?既可以召集财政会议,何以不可以召集各省会议?况且我可以断定那单讨论财政的会议是无效的。

  (2)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对于这一件事,全国赞成弭兵的人也应该加入。)

  我这个提议,初看了似乎未免带孩子气,但是我这话是板起面孔来说的正经话。本年四五月间的奉直战争固然是胜败太不彻底;但我们试问,奉直若再开战,就能打出一个彻底的结果了吗?况且人民有什么罪过,必须忍受这一回一回的战祸吗?即使一时打不起来,而两方拼命的预备作战,搜括一切款项,作为军费,那么浩大的军费也是人民不能长久负担的。况且前次直奉战争所以结束的快,大都是因为张作霖大举入关,故一败涂地;现在奉军若取守势,战祸便不知何日终了了。假使战事延长至两三个月,——这是很稳健的计算,北中国的什么事业(教育,矿业,工商,等)都不能不根本毁坏了。所以我们无论怎样推想,都回到一个同样的结论:直奉的私斗决不可不消除。

  如果王宠惠们只愿做大官,只愿做一个“无抵抗力的内阁”(这是前某报的妙语),那也罢了。如果他们还想做像个样子的政治家,他们应该用公开的条件来调解消除直奉的私斗。我主张的条件是:

  (甲)双方减缩军备,克期同时裁兵。

  (乙)东三省取消独立,交还盐税及车辆。

  直系各省也不得提取铁路收入。

  (丙)任曹张吴三人为北方裁兵专使。

  (丁)北方各省实行废督,废巡阅使。

  (戊)其他事项,由上述之各省会议解决之。

  我也知道这件事决不是王宠惠们干得了的。但是我们既谈大政方针,就不能不列这一条了。我很希望国民注意此事,养成舆论,作一个实际上弭兵的大运动!就是王宠惠们干不了,这件事总得有人干的。

  (二)财政的

  财政的计划,说的最详细的是《努力》第八第九两期RT的《中国财政的出路》。他说财政的“根本整顿方法”分两项:

  第一,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界限。

  第二,力行裁兵减政。

  第一条是要靠国宪和各省会议的。此时空谈“划分财政”,是没有用的。纸上的划分是早已有过的了。故单有国宪的规定,还是不够的;各省会议的一关是逃不过的。第二条的裁兵一项也必须等各省会议和奉直和议两事举行之后,方才可有把握。此时中央能行的只有减政一项。六七月间的减政计划,近来似乎又渐渐停顿了。大概欠薪太多是不能减政一个大原因。然而欠薪不能还而冗员又不能减,天天债台高上去,也终不成事体。如有相当时机,应该把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并作一部,设一个总长,两个次长,名为“军事部”。国宪制定之后,教育权即归地方,教育部也可废去,改为内务部的一司,此类的例甚多,一时不必细举了。

  RT君说的“目前过渡方法”,也有两项:

  第一,规定中央军政费之最大限度为每月五百五十万元。

  第二,整理各项长短期内外债及垫款(包括欠薪),总数约四万万元。

  他指出交通收入,盐余一部分。崇文关税,山西解款,四项每月不过三百万元。所以他主张等到适当的时期,举行大借款四万万元,以三万万四千万抵债,以三千万为一年军政费的补助,其余即作为裁兵基金。利息为六厘,担保为海关增率税。

  他这两个过渡方法,其实只是大借款的一个法子。前天报上登出芮恩施在顾维钧茶会席上发表的财政演说,似乎可以表示政府确也有大借款的希望,但芮恩施的一篇浅薄的演说是没有用处的。外款非不可借,但现在政治未统一之前,大借款是决不能成立的。即使如芮氏说的,外国资本家肯借款,中国的国民未必肯承认这笔借款。借款给军阀政客去分赃,是决通不过的。

  所以我主张现在救急的财政办法是:

  (1)从速解决政治的纠纷。先从上文说的两事下手,……召集各省会议,消除直奉的战祸。

  总计中央名义上的收入,应有

  田赋     八千余万元

  厘金及杂捐  四千余万元

  关余     一千万元(依十一年度预测)

  盐税     八千万元

  杂税     五百万元

  烟酒税    四千万元

  印花税    六百万元

  矿税     八十万元

  中央机关收入 一百万元

  官产收入   一千万元

  总计     二万九千万元。

  假如各省都像山西那样忠顺(山西省每年解中央二百余万元),中央的财政问题早已解决大半了。现在中央的势力不能放一个湖北省长或山东省长,还有人希望用财政会议来解决财政问题,岂不是做梦吗?即如盐税一项,别说那四川的一千万元,东三省近在咫尺,现在也扣留盐税了。这岂是一个财政会议就能解决的吗?所以我主张第一步是政治纠纷的解决。

  (2)为目前计,宜从速宣布财政的收支实况,约如下各项:

  (甲)收入尚有几项?

  关余,

  盐余,

  省解款,

  崇文关税。

  中央机关收入:交通,农商,司法等。

  (乙)负债实数:

  a.欠饷详数。

  b.临时军费。

  c.每月必需军饷总数。

  d.每月必需行政费(包括教育)。

  e.各机关欠薪实数(包括国会)。

  f.京师军警费。

  g.京师军费积欠。

  h.内外债到期应付利息。

  i.内外债到期应付本。

  (丙)现在每月支出实数。

  a.究竟各军发饷若干?

  b.各机关发薪详报。

  c.各种内外债基金已拨付若干?

  d.其它实支。

  (丁)收支比较,总亏若干?

  这种公布是不可少的。政府现在想用一纸“依法惩办”的命令来禁止索薪的举动,那是自欺欺人的政策。即使你能禁索薪团的包围,你还不能禁各机关的罢工,更不能禁军队的闹饷。只有开诚布公的把财政的状况宣布出来,大家也许还可原谅政府一点。

  况且政府为什么总不肯公布财政的实况呢?岂不是因为军费太多,怕人不平吗?其实当此变态的时代,军费之多自是大家意中之事,又何必瞒人呢?况且政府越秘密,大家越猜疑。所以越不能心平。所以倒不如一切公开的好。

  况且国民若不知道财政的实况,政府虽有救济的计划,也不能得大家的赞助。假如政府此时下令回到民国元年各机关人员一律支薪六十元的办法,大家能不要求先查账吗?假如政府此时大借外债,大家能不要求先报告用途吗?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公布,什么财政计划都行不去。

  (3)公布财政实况之后,应通盘筹算,做一个目前救急的小计划。这个计划应分两个部分:

  (甲)分还积欠。发给债券,按月摊还。

  (乙)均平现状。无论交通财政,应与其他机关一律均平待遇。或发半薪,或竟回复元年每人六十元的办法。

  这个计划应包维持北京地方治安的方法。北京举行地税,专供地方之用,是应该办的。况且北京警察制度较完备。征收新税也不致有什么大困难。(北京中小学的经费也须由中央筹给,而北京市民不负一文钱的学校税,岂非怪事?)

  (4)大借款如不可免,此时也只宜做计划,研究用途的分配,条件的磋商,而不能骤然实行,这时候若贸然做大借款,决没有不失败的!

  以上计政治方面二条,财政方面四条,是我试做的对于目前时局的计划。此外尚有蒙古问题与承认俄国的问题。铁路问题与新银行团的问题,因不愿占《努力》太多的篇幅,此时只好不谈了。最后我要重引《努力》的话作结论:“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没计划!”

  (原载1922年9月17日《努力周报》第20期,署名W. G.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