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類稿/卷十一

元豐類稿
卷十一·序十一首
作者：曾巩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曆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嚐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嚐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為眾說之所蔽，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眾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

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紀，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為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嚐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眾，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誌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

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嚐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後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向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苡》、《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雲。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製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製數度，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製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嚐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製作之方，乃謂設其器，製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跡，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製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眾。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跡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製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嚐同，而製作之如此者，亦未嚐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曆千餘歲，民未嚐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

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嚐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雲。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觀察等之為此書，曆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跡，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製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製，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誌，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嚐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跡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製，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絀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於古者，而惜其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

《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嚐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誌”。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

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跡，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之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誌，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誌者也。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雲《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敘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才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著其大旨以傳焉。臣鞏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