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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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所謂“紅軍”問題
作者:陳獨秀
1930年4月3日

昂格斯曾在《德國農民戰爭》序文中說: 遊民無產階級——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此輩絕對易於被人收買,且極是累人的厭物。法國工人縱然在每次革命中每家榜其門曰:“處盜匪以死刑!”而且曾殺過一大批,這並不是由於熱中保護私有財產,而是因為法國工人很正確的懂得:應該首先和此輩土匪分別開來。每個工人領袖,他若要利用遊民無產階級為衛軍,且企圖在他們當中找著自己的支柱,只此便證明他是出賣工人運動的叛徒。


世界幾十國的共產黨,一向都是遵守昂格斯的遺訓,不敢採用利用遊民無產階級的政策,列寧在世時所領導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中,法國黨因為有接近此種秘密會黨的傾向,曾受了嚴重的批評,現在中國工人運動的叛徒……。 〔有十個字模糊難辨〕正在利用此種遊民無產階級為衛軍為支柱,簡直把它當作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巾的主要力量,企圖擴大憑藉在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基礎之上的所謂“紅軍”來領導農民做游擊戰爭來“影響到大城市”。他們公然的說:


軍閥崩潰的基點——兵變,他顯示了在殖民地軍閥制度統治的國家中,兵士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他不但在軍閥制度下養成了的生活,而且在軍閥制度下鍛煉了一副鋼錘鐵鑄的獲有驚人技術的好身手,這副好身手就成為毀滅軍閥制度的主要武器。 (無產階級想必只算得是次要的武器了!)這(指兵變)是軍閥制度急劇崩潰的明證,這是革命高潮的象徵。


紅軍是推動革命高潮到來的主要條件之一,……而且促進革命局勢的開展。


至於全國廣大無比的災民,半農半匪的武裝以及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等農民群眾組織,……是必然會走上游擊戰爭的道路而生長成為紅軍的。我們更相信在中國或者是全世界尚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障礙普這一偉大的且有強有力的社會基拙的紅軍力量之發展的前途。 (以上見第七十二期《紅旗》)


在江蘇已有無數次刀匪群眾的武裝,而仍有人懷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擊戰爭是否可能。 (見第七十六期《紅旗》)


“兵變是毀滅軍閥的主要武器”,“災民、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刀匪,是生長成為紅軍的社會基礎”。憑藉這種社會基礎的“紅軍”來推動革命高潮,這就是叛徒們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們自己對於現在所謂“紅軍”的內容之分析。他們更公然很得意的說:


據十二月三十一日《申報》載:“如皋境內土匪與共產黨結合,聚眾三​​千餘人,抗納捐稅,民間自衛槍彈,悉被繳劫、勢焰甚張,……”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的大本營附近,又發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裝行動,反對派真要氣死了! (以見第六十七期《紅旗》)


統治階級罵我們是共匪和匪共並稱,都不足為異;所可異者一個先進階級的政黨,竟以與土匪結合自豪向列寧主義者的反對派誇耀,我們多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被叛徒們使之墮落至如此地步,我們反對派安得不“真要氣死!”


不錯,中國的土匪運動是有它的社會基礎,而且有廣大的社會基礎,因長期的生產力發展之停滯,造成了大量的過剩人口,流為遊民盜賊,形成定期的戰爭,這本是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現象,自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中國,破壞了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更加增多了中國的遊民,尤其是在農村中。這種無業遊民之來源,最多的是農民,其次是手工業工人,官僚後裔、小地主、小商人墮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謂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他們的出路是:移植國外,進工廠做工,當苦力,當兵,這只是一部分,充其量不過一千萬乃至兩千萬人,其大部分便是當土匪。其中最有組織力的,如北方的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等,中部的紅幫、青幫等,南方的三合會等,他們不但盤踞農村,在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勢力。此外,各種名目的零星股匪,佈滿了全中國的鄉村鎮市,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且是非至社會生產力有高度發展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這樣巨大數量的遊民無產階級,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統治階級內部有了紛爭動搖時,他們便要大規模的騷動一次,從赤眉、黃巾到白狼、老洋人,都是這種把戲;這還是失敗的部分,成功的帝王當中有許多都是憑藉這種勢力。但在城市發達和武器戰術進步尤其是城市產業無產階級出現的現代,遊民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作用,遂和前代大大的不同了。它們是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是絕對易於被人收買的厭物,他們反复無常,只要有利可圖,無論革命反革命他們都可以鑽進去鬼棍,所以即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黨,雖然能夠拿金錢官位利用他們,也不能專憑藉他們的力量得到成功,孫中山的同盟會以多數資產階級的革命青年加入新軍,才能夠推倒滿清,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利用工農勢力,才能夠得到北伐的成功,這便是明顯的例證。在無產階級已經登過大革命舞台的今天,我們無產階級的黨,還拾取孫中山的老政策,企圖結合土匪,憑藉土匪勢力來擴大“紅軍”區域,來建立“蘇維埃”政權。 “只此便證明他們是工人運動的叛徒!”有些政治意識淺薄的黨員,受了叛徒們胡吹亂喊的宣傳,竟以為現時紅軍區域擴大是事實,我們也許能夠得到勝利,中央的政策也許是對的,這班人是被“紅軍”、“蘇維埃”一些金字招牌所眩惑,並未仔細想想現有的所謂“紅軍”、所謂“蘇維埃”其內容究竟是怎樣。我們應該知道:所謂“紅軍”的區域之擴大固然是事實,土匪猖撅遍蕩了全中國更是事實,而且並不是新的事實,它們之擴大與猖撅,本來就有它們的社會基礎,再加上農業日益荒廢,金價米價日漸高漲及統治階級內部紛爭動搖的近因,叛徒們甘心把共產黨變為土匪黨。除現有的所謂“紅軍”的區域外,將來還有擴大之可能,例如閩匪何金標支配了閩東幾十縣也可以於現有的八軍外,生長成為“紅軍”第九軍;湖匪郭老大等,以太湖為根據地,洗劫遍了江浙兩省沿湖數十縣的鄉鎮,已組織天下第一軍、第二軍,這也可以生長成為“紅軍”第十軍,此外還有更龐大的大刀會、小刀會和神兵,紅槍會本來就有什麼“紅軍'的組織,所謂“紅軍”區域憑藉著這種社會基礎擴大起來,自然是前程遠大。土匪及所謂“紅軍,之騷擾擴大,自然也增加資產階級統治之困難,然因此便想憑藉他們為革命的主要武器,當做革命高潮的主要條件,這是絕對的錯誤。因為這種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這班絕對易於被人收買的厭物,在他們有利的條件之下,今天戴起紅帽子便是袁文才與王佐,明天換上白帽子便是樊憧秀與孫殿英。倘憑藉這種勢力可以生長成為真正紅軍,可以建立真正工農蘇維埃政權,那末,真如史大林派所說:“全國危機和革命浪潮有中國式的特點'。而馬克思、昂格斯、列寧的革命理論在中國能否應用竟成了問題!


軍隊,尤其是中國的僱傭軍隊,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所構成,他們不但離開了生產,並且因為一種特殊生活形成了一種特殊意識,所謂官兵即是合法的土匪,即便是最好的軍隊,也必須具備如下兩個條件,在革命鬥爭中才有作用:(一)必須城市工人鬥爭已進展到成立蘇維埃,尤其在工人群眾已經起來武裝暴動中,兵士走到群眾方面來,才更有作用;(二)並且必須是統治階級所直接依賴的軍隊才是對於它們致命的打擊。現在是怎樣?第一個條件,誰也知道還沒有;第二個條件也沒有。第七十二期《紅旗》所列舉的三十六處兵變,沒有一處是統治階級所直接依賴的軍隊,並且大部分還是它們所正買排除的。這種兵變,不能算是軍閥急劇崩潰的明證。兵士也是遊民無產階級之一種,這本是中國之整個的社會問題。兵變的現象,雖然不像土匪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但在統治階級內部未能統一安定和財政穩固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現象。若以為憑藉這種勢力能夠代替城市產業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建立紅軍與蘇維埃政權,除了叛徒們所謂,“有中國式的特點”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釋。


不錯,我們還知道所謂“紅軍”中多少也有些武裝農民,並且有些還是參加過上次革命的積極分子;可是他們在數量上比起土匪潰兵的成分來,簡直是喧兵奪主,並且經過了長期的游擊戰爭,這部分武裝的農民已經離開生產,和土匪潰兵過同樣的流寇生活,其勢必至一天天遊民無產階級化。游擊戰爭式的戰術,用之某城市武裝暴動時,好過死守堡壘,列寧曾稱之為“新的巷戰戰術”;若在農村中長期的作游擊戰爭便是中國的老把戲:“流寇而已” ,這種流寇的游擊戰爭所得之惡結果是:(1)使原有的武裝農民離開生產,過和土匪同樣的生活而墮落腐化;(2)使農村所有的革命分子及我們積極的黨員都不得不集中到軍事組織和軍事投機方面,如接納土匪潰兵等。民眾運動的組織與領導,必然要落在無足輕重的分子手中;(3)農民的組織與鬥爭連所謂“蘇維埃“也在內,都隨著游擊戰爭的武裝勢力而生滅,使農民群眾只有依賴一種武裝的特殊勢力即所謂“紅軍”為長城,而不相信自己的組織力量能夠鬥爭;(4)游擊戰爭所經過的地方,強有力的農民只有跟著“紅軍”走,留下的懦弱分子經過白色的鎮壓與報復,這地方的組織與鬥爭必然要推遲若干年都沒有希望。這樣的游擊戰爭,真是斷送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


赤衛軍是城市工人武裝暴動時的群眾組織,紅軍是工人取得政權後的軍事組織,現在全國各大城市工人都還在反革命勢力統治之下被壓迫著動掙不得,我們的黨不把力量集中在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的在離開政治中心的鄉村中,糾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業農民,冒充紅軍。想用這樣的紅軍來“產生”革命,而忘記了真正紅軍乃是革命產生的。蘇維埃是工農群眾鬥爭高潮中所湧現出來的公開組織,現在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現在上海租界秘密召集,只此己充分說明其性質與作用,先進國許多製度,一到中國便有名無實,現對所謂“紅軍,及所謂“蘇維埃”也是這樣,這才真是“中國式的特點”呵!


中國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來決定,單是統治的資產階級內部紛爭動搖是不夠的。遊民無產階級固然不是工人革命之衛軍與支柱,即農民雖然在農業國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們從來不能有獨立作用及獨力的成功。尤其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的社會,只有兩個階級(有產與無產)的力量決定一切。在經濟生活上,農村已走出了自足經濟時代而隸屬於城市,離開了城市,便根本不能自存;農村的多數武裝隊及政權,更無法日久維持其獨立的存在。沒有城市工人革命運動的高潮來領導,農民暴動是沒有出路的,而且會走到反對工人階級,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權,徹底的土地革命​​是不會實現的,沒收一切土地不但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辦不到,即農民暴動也辦不到,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俄國的十月革命,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餘的農民暴動,都只是為富農即鄉村資產階級開闢了道路。列寧說:“分析目前革命中的階級對比,是革命政黨主要任務。”目前,中國城市工人鬥爭中所表現的階級力量對比是怎樣呢?叛徒們說:


現在全國的罷工潮流不是在洶湧的向前發展麼?不是日益脫離國民黨黃色工會的影響,而走向堅決的革命鬥爭麼?上海、天津、青島、唐山、哈爾殯、武漢、廣州,到處暴發巨大的罷工,這正是中國革命浪潮復興的主要像徵。 (見第七十一期《紅旗》)


如果真是這樣,革命高潮即在面前,我們便應該集中全力準備城市工人的武裝暴動,為什麼反而跑到鄉村里組織土匪潰兵和失業農民的“紅軍”呢?其實我們的黨在城市中還很軟弱,統治的資產階級還正在加緊向工人進攻:加時,減薪,開除工人,掉通班,嚴定廠規,具保結,不斷的僱流氓巡捕毒打工人(如最近上海的永安、新怡和、申新第七廠),以至不斷的槍殺工人(如最近上海的安迪生電泡廠、祥昌棉織廠、三星棉織廠),而工人的鬥爭還未曾由防禦走到進攻,由經濟罷工轉到政治罷工,主要的是因為工人階級自從遭遇了上次革命之嚴厲的失敗,至今尚未恢復其組織,不但工人還沒有自己的工會,即國民黨黃色工會也沒有群眾,兩年以來,對於資本進攻不斷的經濟罷工,大半因為是無組織的鬥爭而失敗。史大林派的盲動政策(每個小的鬥爭,都要任意強迫擴大到大的政治罷工),更是加速其失敗,加重其失敗,因此工人群眾往往自動的鬥爭起來而不願意接近共產黨。在金價米價日漸高漲的現在,工人經濟鬥爭早遲必然要普遍的起來;然對此方興的鬥爭,若加以過分的估量,以為即此已是革命復興,而採用盲動政策來領導,會剷除此方興的鬥爭之萌芽,而延遲革命高潮之到來。叛徒們自己也並不真是相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復興已經可以領導農村的暴動,他們自己也說:


革命的主觀力量還不充實,尤其是黨的組織力量還不健全。 (《中央通告》第六十八號)


就是史大林派的國際也說: 赤色工會的大多數(其實那裡有半個赤色工會!)還不是群眾的組織,國民黨黃色工會的影響還是很大,國民黨改組派在(北方)黃色工會裡尤其有影響,共產黨在國民黨黃色工會裡的工作,還沒有認真的實行,共產黨還沒有能夠在生產裡,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幹部,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共產黨當然是更加沒有解決。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國際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信)


城市中既然還沒有群眾的組織,黨的組織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並未能團結主要的革命工人幹部在黨的周圍,在這樣狀況之下,怎樣會有工人革命高潮來領導農村暴動?怎樣會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說有共產黨的領導嗎?離了工人群眾的組織,共產黨還有什麼?說有全國總工會領導?全總之下有幾個工會呢?差不多全總就是羅章龍,羅章龍就是全總。說有共產黨員在“紅軍”中做領導工作嗎?這不僅如幾粒鹽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變成鹹味,並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環境關係,也跟著遊民無產階級化流寇化了。叛徒們現在還掛著共產黨的招牌,口頭上不得不說說:“無產階級的領導'、“游擊戰爭只有獲得城市工人的領導—才是唯一的勝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徵,還是工人運動的複興”這類話做假面具,而實際上他們另有一個根本理論和這些門面話完全相反。國際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的信說:


中國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個特殊的特點就是農民戰爭……回民暴動,紅槍會等​​類的暴動,……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對於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裡的工作。


因此中央第六十八號通告說: 固然,全中國革命高潮將要到來之最主要的象徵,還是大城市工人鬥爭的複興,但繼續兩(年)來的農民土地鬥爭與紅軍的發展,的確反證了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決無穩定可能,而且因軍閥戰爭之繼續必然日趨崩潰,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擴大,的確要成為決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動力之一,……目前農村蘇維埃與紅軍之發展是處在極苦的鬥爭時期,……我們要使這一斗爭,不僅單發展在許多南方鄉村,並要影響到大城市。


又這個通告開始便說: 自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遭了失敗,無產階級受了莫大的損傷,但在南方的農民土地革命卻並未因之死滅,反而因中國黨脫離了機會主義的領導(?),堅決的領導農民作艱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紳的鬥爭,於是從湘鄂贛三省的秋收暴動蔓延發展成為整個南方的游擊戰爭,……紅軍的發展,自朱毛第四軍至最近鄂東因大冶兵變而成立的第八軍,總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萬人,散佈在兩廣、閩、贛、湘、鄂、豫諸省。 ……這一偉大的革命事實之存在和發展,便連反動統治的報紙都不能予以否認。


第七十二期《紅旗》上又說: 取消主義者費盡了氣力的大聲叫喊著:現時中國尚沒有革命,中國也就不會有紅軍。不錯,紅軍是革命產生的,紅軍是蘇維埃政權下的軍事組織形式,可是取消主義者根本不懂得中國現時有的是日在深入與擴大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發展上再加上統治階級矛盾的劇烈,和中國經濟的地理的條件,遂建立了佈滿南中國的蘇維埃。在這些蘇維埃中,廣大農民的游擊隊伍,各地地方暴動的工農武裝(?)以及全國普遍發展的兵變,都在圍繞著土地革命的深入與擴大上逐漸轉變而為紅軍,這就是取消主義者所不願了解而且不能了解的事實。


叛徒的理論很明顯的是;中國大革命失敗了,無產階級雖然受了莫大的損傷,然而農民仍能夠繼續擔負中國革命的任務,現在更加上變兵、土匪、神兵,回民、紅槍會、大刀會等所組成的“紅軍”日漸發展,就是黨的組織力量還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還沒有群眾的組織,也可以由這班“紅軍”領導農民游擊戰爭,來影響大城市,決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就是所謂“中國式的特點”,而為反對派所不能了解的。這種由“中國式的特點”所推演出的理論,不但屈服於農民的原始情緒,而且很明顯的是“以鄉村領導城市”、“以遊民無產階級領導工人”的政策,誠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對派所萬分不能了解的。


他們這種理論,是有始終一貫的思想,決不是偶然的。中國的革命有為馬克思、昂格斯、列寧所未見到的中國民族的特點,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能夠領導革命,所以中國的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的組織;所以中國的國民黨可以代替蘇維埃;以至現在所以鬥爭能夠憑藉土匪、散兵、失業農民所組織成的“紅軍”來代替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來決定革命高潮。所以從前對工人群眾宣傳歡迎擁護國民黨北伐軍,現在又對工人群眾宣傳歡迎擁護“紅軍”,始終不是教育無產階級把解放自己階級以至解放全民族的使命擔在白己雙肩上,而是教育無產階級歡迎擁護自身以外的一種特殊武裝勢力來解放自已。叛徒們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非無產階級的政策,將給工人群眾和黨員群眾以很壞的教育,我們反對派若不及時在工人群眾和黨員群眾面前從原則上公開的指摘出來,簡直是罪惡!


不錯,從前國民黨北伐軍之發展和現在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的“紅軍”之發展,都是客觀的事實;可是我們正因為沈溺在客觀事實里而離開了無產階級之階級立場的根本原則,這就是機會主義發生的源泉,機會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不同,它不是毫無理由的空想,它有很明顯的客觀事實之根據,而且這些客觀事實之根據,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應該忽視的。倘然沒有很明顯的客觀事實之誘惑可以資為口實,則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又何至發生機會主義的右派呢?西歐大革命後各國資本主義之和平發展,這是很明顯的客觀事實,根據這些客觀事實為口實而曲解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西歐機會主義發生的客觀原因;在東方殖民地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時期中,在客觀事實上,自然免不了許多這一民族在歷史上在經濟上所形成的特殊現象,這裡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運用策略時當然要十分注意這些現象,但若是根據這些特殊客觀事實的需要做出發點,而離開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階級文場,必然要走到機會主義。誰不懂得這個,誰便終身不能脫離機會主義的窠臼。


我們再退一步從客觀事實上來考察現在所謂“紅軍”的內容是怎樣: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軍,為原有鄂東北黃安、麻城之三十一師,豫東南商城、光山、羅山之三十二師和皖西六安尚在擬編中之一師所組成,第三十一師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後所成立,有槍五六百枝,兵數一千左右,其中農民成分較多。第三十二師為當地農民團、土匪、富農合編而成,有槍三四百枝,師長及參謀長等重要分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縣委和該師長勾結一致,曾謀殺黨代表,他們用“保境安民”的口號,拒絕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員,最近中央派黃埔學生某前往接替該師工作,但某以該地糾紛未解決,不願去冒險嘗試,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會)一部分民團和少數暴動後失業的農民,合計三四百人,多無槍枝。

(二)湘鄂交界賀龍的第二軍,系一色土匪即所謂賀大哥的舊部,人數根本不能確定,這個“紅軍”向來就沒有一點黨及農民組織的關係。

(三)贛西吉安一帶之第三軍,除當地一小部分失業農民及聘陵萍鄉逃去的農民外,便都是井岡山的積匪和江西警察大隊,吉安的靖衛隊聯防隊及金漢鼎部的變兵,合計二三四團和一二兩大隊約三千人,槍枝與人數相差不遠。

(四)朱毛的第四軍(略)。

(五)湘鄂贛邊之第五軍,主要是彭德懷部之變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農民幾乎是沒有,彭德懷罵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罵彭德懷是軍閥,現在彭已火併了王佐等的“紅軍”,逃散後王佐等的“紅軍”己樹起反共產反彭德懷的旗幟。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帶之第六軍,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師的一部份變兵組成的,人數及槍枝不詳,據《紅旗》上說:“這個部隊(指新一師)我們可以領導的有槍四千,”又說:“借旗幟並不能十分鮮明,”又說:“他們還未堅決的擴大游擊'。

(七)廣西西邊之第七軍,主要的是俞作柏的舊部,俞軍中本有兩個大隊長是同志,俞軍被粵軍打敗後,這兩隊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掛起紅旗,不久即為李宗仁的軍隊所敗,退走到龍州,隨又被桂軍第八師及安南法軍夾攻而潰走上山,此“紅軍”在龍州時,竟有“專殺廣東佬'的口號。

(八)鄂東南之第八軍,除一小部分失業農民外,多屬潰兵改編而成,最主要的是獨立十五旅,《紅旗》盛稱十五旅兵變是模範兵變;而據第八軍政治部主任報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數動搖,要求每人月餉二十元。據湖北來人說、第八軍及第五軍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農的土地財產,並竭力保護商業,對土劣只勒捐而不殺害。以圖經濟的生存。


其餘另星的紅軍如:贛東橫峰、弋陽一帶,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編的當地土匪及景德鎮附近的潰兵,陽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曠部的變兵,現在都算是“紅軍”了。此外,《紅旗》上所大聲呼喊的“紅色阿西”,倒還未曾編成第幾軍,據最近從那邊來的一個工人同志說:自朱毛的“紅軍,侵入後又有省城的政變,閩西各縣的駐軍調走一空,因此農運和“紅軍”得著自由發展的機會,可是“紅軍”大半是土匪,有小部分是潰兵,農運領導者多半是富農及中農,他們的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對於“紅軍”及“蘇維埃,都很冷淡,更不願參加“紅軍”,而“紅軍”及“蘇維埃”卻竭力保護商人,並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農民也會有這樣的要求)。


綜計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它們的現象,己走上內訌、火併,與農村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這都是客觀事實,這些客觀事實說明了什麼?是說明了所謂決定革命高潮的“紅軍”這一偉大革命事實之存在和發展,“的確”有它的“中國式的特點”其實就是非民眾直接的武裝勢力之共同點。


無論從理論上看,從事實上看,這種遊民無產階級的“紅軍”之發展,都沒有決定革命高潮的可能,此時不但黨內並且黨外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分子,因為對統治階級憤激,遂對於所謂“紅軍”發生幻想。可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慾望,終於不能越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因此,他們的憤激與幻想,雖然有時也利於我們,但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若追隨他們的意識,而不將先鋒隊及整個的無產階級從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中解放出來,而不根據自己階級的意識估計自己階級的力量來決定政策,便是無產階級的叛徒。


沒有城市工人革命領導的所謂“紅軍”,其前途不知是:(一)統治階級的內部戰爭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內閱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此外不能有別的前途。


我們在這裡可以預言:將來所謂“紅軍”的運動失敗了(所謂失致並不一定是馬上完全消滅,因為中國的土匪問題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史大林派的國際,必然又要歸罪於中國黨,說他們未能遵守國際的訓令,“特別注意工人的罷工鬥爭分”、“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和“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等等。其實他們教導中國黨以“全國危機和革命浪潮有中國式的特點,”和“堅決的反對黨內對於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裡的工作”,則遊民無產階級意識和農民小資產階級意識本來濃厚,慣於軍事投機的中國黨,受了國際指導機關這的暗示,自然更加遊民無產階級化、農民小資產階級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於農村游擊戰爭,自然無法同時“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眾組織與鬥爭的工作了。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惡,也就是他們對於中國革命領導之最後破!


我們的結論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絕對不能做我們的衛軍與支柱,缺乏寸地的貧農,在中外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幾重榨取壓迫之下勢必起而鬥爭,我們當然應該和他們有很好的聯絡,並領導他們的鬥爭,但僅僅是這個還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緊城市工人的組織與鬥爭,必須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罷工),才能夠得到城市及農村蘇維埃及赤衛軍的組織,才有轉變現有的所謂“紅軍”的武裝為民眾之直接的武裝勢力一部分可能。

四月十三日 1930年7月1日《無產者》第二期署名: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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