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

关于政治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政治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彭真
1954年6月9日
（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

收於 公安部编印：《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1958年9月

我今天讲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现在情况下有很多问题不能再拿前一个阶段，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和三 反运动时的眼光的标准来看问题、处理问题了。情况变了，我们的观点也要随着情况的变 化而变化，不这样，就会发生右的偏向。但不少干部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譬如， 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期间，我们处理反革命的标准：首先要看有无血债，民愤大小，这 在当时很对，但在今天处理反革命还这样看，杀一个反革命一定要有血债及民愤，那就会 成为右的偏向。为什么呢？过去镇压的是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多数都 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作恶杀人，或者是在刚解放的新区，秩序还未稳定，他们还明目张胆 地破坏、杀人，搞下很多血债，因是暴露的反革命活动，那当然就有民愤血债，所以，那时以民愤、血债作为处理反革命的标准是对的。但今天经过“土改”“镇反”及各项社会 改革运动，秩序已巩固，群众的觉悟、组织性都已提高，反革命不敢那么暴露地进行破坏 活动了，而是藏在地底下偷偷地隐蔽地活动，活动很狡猾，在案情还未公布时，群众不知 道他有什么罪，那里还有那么多的直接血债和民愤呢？现在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如果 还按过去那个标准来处理反革命案件，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还强调什么“血债”“民 愤”，就会犯新的“宽大无边”的错误。

因此同在处理反革命，必须以其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或企图作的危害程度为标 准。譬如现在有些分子有反革命活动，针对我们各项措施散布各种各样的反革命言论，但 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我们不一定能查出他与国民党、美帝国主义的特务 有组织关系；如 果，因其与美蒋特务间谍机关没有组织关系，就不逮捕，就不判罪（当然有无组织关系也 是很重要的一项），一定要有组织关系才处理，那就会产生右的偏向。又如，在解放初期 镇反时，我们对几百万普通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是根据胁从不同，不予处理，那时这 样处理是完全对的，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不少人是被迫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 如不分胁从，一律都追究，那就搞的太多了，这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但现在，如有人还 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还是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一员，这就不能不问，就这一条，就应 判罪，甚至要杀头，因为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已无胁从条件可言，不允许这样做，这样做 的人就必须要追究，就不能不判罪，就不能不劳改了。

又譬如对贪污分子，在三反、五反以前，贪污两千万就准备杀头，后来是五千万， 再后来一亿也不杀头了，因为，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是很多的（贪污者自己固然要负责， 但也是旧社会的遗毒），工商业中的守法户很难找，如果徒刑太严，对我们也不利，所以 那时是一千万元免罪，或判一年以下的徒刑或管制，那时这种处理是对的。但现在再按那 时标准处理，那就是纵容贪污，那就太宽了。最近有些地方处理贪污分子不是过严，而是 过宽，经过“三反”“五反”的教育有人还搞贪污，不但要从严，而且要从重，加重处 理。

又如过去对流氓、盗窃、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处理宽了，因为那时我们主要是搞反 革命，对他们还顾不得，但不等于对这些人我们不应该整，有些人认为这些人不是反革 命，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这些坏家伙很有些猖狂，有的公开对抗说：“你能怎么样，老 子也不是反革命”。流氓、小偷在新社会里不是好人，就是在旧社会里也不是好人，但那 是旧社会造下的罪恶，因此那些人不作什么坏事就不去管他，那时这样作是对的。但现在 是人民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还当小偷流氓进行破坏。这些人对社会秩 序危害是很大的，列宁说：“流氓、懒汉、偷骗是小资产阶级的同胞弟兄，是人民的公 敌。”所以这些人是人民公敌，是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有些地方将这些人整了 一下，群众很高兴，很拥护。

从经济建设中所发生的事故来讲，现在发生的事故有三种：其中有责任事故、自然事故，也有政治性事故。目前在处理事故上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观点：首先要问问是否是 政治破坏，只要你没有查出有特务组织关系，那就可以不犯罪，就可以没有责任。这种看 法是错误的是不对的。同志们！目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隐蔽，很多政治事故他都以自然事故、责任事故可以马马虎虎，那么许多反革命事故就会马马虎虎的漏过去，那就会上反革 命的当，给反革命进行破坏活动很多便利。在苏联是要认真追查责任事故的，这是他们多年的经验，今后我们对责任事故也要认真追查。当然，也有些自然事故，确实是自然事故，无法负责；但有些自然事故，工作负责是可以避免的，能避免的未避免就有责任。如 果我们对自然事故、责任事故都能认真的追，这样，反革命的破坏就跑不掉了，反革命破 坏的空隙就减少了，发生的案子就容易破获了。我们要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工人、党、团 员去保卫我们的建设，这一点必需要所有的干部中明确起来。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发生偏 差，我们就要发生新的“宽大无边”，新的右倾，那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是不利的。

最近宪法就要公布了，我们在各方面要搞一系列的法令法规，过去主要是搞运动， 虽然也搞了些法令法规，但是很不完备，那时主要是搞方针政策，今天运动已过去了，进 入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就需要更加完备的法律手续，有些人认为有了法律处理 问题不方便了，但如我们太方便了，敌人也就会有些小便利，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搞的好一 点严一点，敌人就没有空子可钻了，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有些小的不方便是应该的。不然那 么些问题就无法处理。当然法律也不是一个子能搞完备的，要慢慢搞，但在观点上首先要 明确。

（二）公安、检察、法院相互之间的关系：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国家机关的一部 分，都是国家的武器，是国家的左右手。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犯罪分 子的起诉，对公安，法院有监督的权利。为什么要监督？因为公安机关要侦察、逮捕、预 审，法院要处理、惩办，这样两个大的权力机关，要有个监督，以便少犯错误。这一点大 家都知道不多讲了。现在主要讲一讲这三个机关的相互关系。过去我讲过: 检察机关不 要认为只检察别人，自己不受监督，不是这样，我认为在实际上三个机关是互相监督、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检察机关突出的任务是监督法律执行，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民群众 守法的情况，但在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也是要受到监督的，譬如公安机关要捕人需要经过 检察长的批准，这也就是对公安机关监督；又如公安机关要求捕人，有证据、应该捕，而 检察长却强调证据不足，不批准，公安机关可以向上级检察长提出抗议，这样公安机关要 求捕人，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未批准逮捕，结果该人确是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 动，这样检察长就要受到指责，这也就是检察长在事实上受到了监督。有的检察人员认为 捕不捕权利在我，但事情是没有这样简单的，如公安机关提出捕，你也批准了，但经法院 审判无罪，那你检察机关没有责任？是有责任的。所以检查机关是监督别人，同时也受别 人监督。还有，公安机关要求逮捕，检察长也批准了并起了诉，这个人也确实是有罪，而 法院审的结果，判决是无罪，这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就可以向法院提出抗议，这也就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就可以向法院提出抗议，这也就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监督了法院。 所以这三个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着的。

另外法院受监督的地方更多。法院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陪审制度、辩护制度（现在我们还没有，将来要建立），这都是受人民群众的直接 监督。所以我们国家是人人都管人，人人都受管的，只有被管制分子没有管制人的权利。 在我们的三个机关里也是这样，人人都管人，人人都受管。为什么要搞的这样严呢？是不 是对某个人不相信呢？不是的，如果不相信 ，就不会让你去负责公安、法院、检察机关 的工作。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在处理案犯时少犯错误。

公安机关的职责是侦察、破案、预审，公安机关在呈请检察长批准时，就开始了检 察长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经过审讯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起诉到法院后，法院根 据案情进行审判，或者是无罪，或者是判刑，这样一个案子三个机关分工负责，经过几道 手续，发挥了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的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不冤枉一个好人，又 不使一个坏分子漏网，真正作到这一点，非有一个坚强的国家机构不可。

现在我们没有经验，三个机关扯皮的事情可能还很多，也可能彼此关系搞的不好， 但这不要紧，慢慢就会摸出门径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矛盾的法则是根本的法 则”，大家反复研究、争论，甚至吵架，结果案子搞对了，这就是党和国家的目的。我们 不要把案子看得太简单，任何一个案子，都是矛盾的焦点，因此把这个矛盾解决的恰当不 是那么容易的，因此大家开始有争论、分歧，并不奇怪，大家应当多方面的看问题，你批 评我，我批评你。真理越辩论越清楚问题越争论越明确，只有大家争论后搞一致，才是可 靠的一致。我们应当向苏联学习，苏联老布尔塞维克，争论时拍桌瞪眼，完了就没事，仍是好同志。但我们中国同志一争论完了，就好几天不说话，这就证明我们的按辩证法办事 还不习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次公安会议听瑞卿同志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很好， 开始批评时也是很紧张，但后来也就好了。为什么要紧张呢？就是过去批评少，不习惯。 本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生活的习惯，毛主席说:“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列宁说：“在错误中学习”。估计将来可能闹点关系，但这不要紧，闹关系解决关系就是了， 现在这三个机关的关系是搞的复杂一点，但这三个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互相支援，把工作搞好，关系搞不好解决关系，解决了就会前进一步，慢慢就会把这三个机关搞成一个机关，本来这三个机关就是一个机关，都是国家机关。

（三）关于加强党委领导问题，就国家机关来说，检察长是垂直领导，法院是独立 进行审判，法院只服从法律。但这不是说可以不受党委的领导，正国为检察机关垂直领 导，法院独立审判，更加需要党的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苏联也历来强调各 级党委领导。在党的方面公安机关历来强调党的领导，所以错误就发生的少。检察、法院 要和公安机关一样，一切党员、党的组织都要严格地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我们 掌握生杀予夺之武器，如不放在党的领导之下，一定要出乱子、犯大错误。所以各级司 法、检察部门必须服从当地的党委领导。

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和法院独立审判是不是无条件无限制的呢？不是的，是有很多 限制条件，是在很多方面受到监督的。比如检察工作，就两头管着：一边是法院；一边是公安机关，这还不是相互监督。特别是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是绝对的独立，服从法律是 没有问题，但要有很多方面受到限制监督。比如说，一个法官，根据检察机构起诉，判的不对，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议，这就是受检察长的监督；另外还有陪审员，苏联十月革命后很强调很重视陪审制度，审一个案子，一个法院的审判员有二个陪审员，陪审员和审判 员有同等的权利。由于有陪审制度，因而群众的监督是很直接的。如苏联一个三万人到五 万人的乡村就有一个人民法院，有一个审判员，另外还有五、六十个人民陪审员，都是群 众选举出来的，每审一个案子有二个陪审员，这种监督是很厉害的，审判员受陪审员监 督，陪审员又受群众监督（判错了群众不答应）。群众通过审判员直接监督了法院审判 员。所以法院独立审判不是绝对的，是受各方面监督的。此外还有一个辩护制度，也是对 审判员的一种监督，再加上还有原告被告的上诉，检察机关的监督，上级法院的审理等 等，所有这些就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成为有这些条件管着的一种独立审判。现在我们有不少 法院的审判员，是坐在屋子里“老爷坐大堂”似地问案，脱离群众，有官僚主义。根据苏 联经验，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不致判错案件。现在法院在司法改革以后，错判 案件大约还有百分之五左右，如果宪法公布后，还有百分之几的错判案，那是要坐监房 的。怎样解决呢？就是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要把制度建立起来，另外还要依靠群众，不 仅要在思想上依靠，而且要有组织上的保证，这就是组织人民陪审，这点过去做的不够， 今后我们也应象苏联那样按人口多少，案件多少，以及交通条件，三万人到五万人设一个基层人民法院，建立广泛的陪审员，保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省、市法院，亦应有陪 审，凡是审判案件都应该有陪审。

检察机关似乎与群众无关，其实亦不然。苏联的检察机关有好多在各方面不脱离 生产的检察通讯员，这样检察机关也广泛地联系了人民群众。至于我们公安机关，历来是 密切依靠群众，依靠党委领导的。过去，保卫工作历史上曾犯过神秘化、孤立主义的错 误，但在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纠正了，其后是一直依靠群众。公安机关在镇压反革命工作 上捕杀了大批的反革命，如不依靠党委领导，依靠群众，那不知要出多少乱子，不依靠全党、全体人民提高警惕，光依靠我们公安干部镇压这么多的反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安泰 离了地就没有力量，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公安机关是软弱无力的。那种认为过去大张旗 鼓搞运动需要依靠群众，现在搞隐蔽斗争，反革命更加隐蔽狡猾，群众没有用了，这看法是不对的。如果不把全体工人，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注意反革命的活动，只靠一点公安干 部是不行的。把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好几万双恨只眼睛，几万万双手，这样公安机关神 通就广大了，反革命活动的空隙就很少了。所以依靠群众，过去需要，今后同过去一样需要，要教育群众，领导群众。但有一条群众不能作，就是除了现行犯外不能随便捕人， 只要群众有情况告诉我们，不捕人，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不过是我们眼睛耳朵多了一 点，至于是否捕或需要进行长期侦察，那就要公安机关搞，很复杂的案子群众搞不了，但 是群众可以发现情况、线索。有人说群众容易惊动敌人，如果怕群众惊动，可以向群众 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群众就不管了，群众是会听我们的，不会疑神疑鬼的。特别在工厂里，保卫机器、保卫生产不被破坏，不出事故，不着大火，不发动全体职工，怎样能 看的过来呢？所以我们虽然不象一个厂长直接指挥群众生产、一个合作社领导生产，但我 们的工作和过去一样是要密切依靠群众的，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工作就会出毛病，一定做不好的。

（四） 政法干部的教育学习问题。我们政法干部过去很忙，学习不够，特别是理 论学习很差。现在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老干部比较多，（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搞阶 级斗争。）老干部是我们的骨干，是没有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一大部份干部 文化低（小学程度），因此多数老干部理论较低。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文化高一些，但阶级 斗争、政治斗争锻炼比老干部少，可是青年干部有文化，年纪轻，看书比老干部多，记的 东西也多，所以进步快。这种情况能否再继续维持下去呢？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青年干 部进步快是可喜的，是好现象；但老干部也应该进步快，不然你这个老家伙（当然我们都 是老家伙，我也五十开外的人了）不好好学习文化理论，凭老资格吃饭是不行的。过几年 人家讲的，你解决不了，新干部领导不了，老干部领导新的也领导不了，把老干部拿 下 来，老干部有意见，说：“老子革命怎样怎样。”我们忙固然是原因，但是忙再加上懒， 就更加糟糕，这样很快就会感到领导困难，工作困难，所以老干部不管怎么忙，也要学习 文化和理论。恐怕有一部分同志（绝大部分同志）或者业余学习或者专门学他几年文化理 论，也化得来，没有文化掌握理论和技术都是困难的。假使我们没有文化学文化、有了文 化拼命学它几年理论，那么就能很快提高。青年干部主要是在政治上去锻炼他，锻炼他的 阶级立场和观点。现在主要不是新老干部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后要搞经济建设，要搞 比较健全完备的法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文化理论提不高，就是大家 都拥护你，你也领导不了，工作作不好。我们过去搞土改、镇反、动员参军、抬担架，都 是有些本事的，但是今天这些本事已经不够了，现在大张旗鼓镇反，镇谁呢？不大张旗鼓 反革命都不好找了，大张旗鼓反革命就更找不到了。因此一切都需要我们从头学起。过去 的成绩是可贵的，我们今天搞建设，没有一定科学、文化、理论知识是不行的，不学工作 就作不好。至于说青年同志进步快，老干部进步慢，那是小事情，只要有青年干部代替老 干部也好。所以没有文化、理论的同志，一定从现在就开始下决心学，再晚了过几年就更不行了。

所有政法干部都要学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公布以后，每个人都要遵守。 同时也要搞很多的法令、条例。我们只懂方针、政策已经不够了，今后不仅要按方针、政 策办事，而且要按法律办事，我们如果不懂，那我们工作就一定作不好。此外讲一讲旧的 政治学校和旧的政法教授。毛主席说，有两种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知识；一种是阶级斗 争知识。过去国民党所培养的生产斗争知识的人经过改造还可以用，但过去国民党培养阶 级斗争的政法学校的教职员，这是培养反革命的，这些学校不是改造使用的问题，是要彻 底粉碎的，不能用。过去国民党学校有二种：一种是理、工、艺、农大体上接过来加以改 造，就可培养干部，教授思想虽有问题，但可以改造；但另一种是国民党政法学校，它是 替国民党培养压迫人民的工具的，和我们针锋相对，因此一定要粉碎，不能存有幻想，不 能迷信，有些教授也只有经过真正彻底改造以后，才能成为我们新的政法学校的教授。旧 的政法学校不经彻底改造是不能为我们培养干部的。有的旧政法学校人员埋怨我们接收政法文化遗产不积极，我说：“这不叫文化遗产，这叫遗毒。”遗毒我们是不能接收的，旧政法学校的课程和讲义，是要彻底加以批判的，因为它不同于物理数学。

（五）最后讲一讲安心与不安心工作问题。现在政法部门干部比较普遍地存在不安心，政法以外部门认为“政法工作可有可无”，现在有些公安干部也认为镇反已过，公安 工作减少了，没有什么可作了。当然今天生产、供应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这是要肯定的， 无产阶级国家里经济建设是主要的。但是政法公安工作是否“可有可无”呢？不是的。什 么叫政法工作呢？政法工作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政治。现在三大敌人虽已打倒， 但还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这难道不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吗？所以政法部门的 任务至少和过去一样繁重，并没有减轻，而且更其尖锐、复杂。说政法工作可有可无是不 对的。马林可夫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敌人，曲解马克思主义 的人，才说国家可有可无，可以削弱。列宁也再三讲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的重要性。我 们今天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当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产阶级， 把个体农民改造为集体化走合作化道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的这样一个深刻的革命的 时候，认为政法工作“可有可无”的人，不是政治觉悟很高，而是觉悟不高的表现。当然 有一种人也多多少少包含个人主义成分，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绝大部分同志思想认 识的错误。要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很繁重的，苏联革命成功三十几年的今天，还强调加强政法工作，而我们今天则说要削弱是绝对不对的。正相反不是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强。

此外目前政法干部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公安部门有一部分干部很有点骄气，至于 对党的领导一般讲是没有问题的，向党委请示报告也做得很好，是否也有个别的对党委马 马虎虎的呢？当然也有，但总的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有霸气，要认为这种骄傲情绪很容 易使我们跌跟头，要切实加以克服纠正。其次法院、检察部门也有一部分干部有些骄气， 但主要是目前有一部分干部有埋怨党的情绪，认为党不重视，编制没有解决，虽不是多数 干部有这种反映，但也不是一两个干部；不向党反映、请求、报告，说明工作情况，不从 整个党的全局来看你的工作，而一味地埋怨是不对的，这种情绪比骄傲情绪危险性还大， 因为这样就会“离心离德”。这两种情绪都不对，骄傲埋怨都是带有个人主义的倾向，都 是对党对国家不利的，至于那种工作摆在什么地位，那主要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而定。

大区就要取消了，大区的工作过去作了不少成绩，完成了历史任务，大区取消后， 大区人员一部分要加强中央，大部分加强省市，请各地帮助中央搞好大区取消工作，今后 中央就有些紧张，搞得不好很容易暴露官僚主义。此外瑞卿同志也讲过目前政法部门最弱 的是检察机关，我们要帮助把这个弱的部门充实加强起来，检察干部就具备忠诚、会问案 子的条件即可，否则政法工作缺一条腿也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