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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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
1961年3月31日
发布机关:中共商城县委
中共商城县委文件

张念仲,男,四十一岁,河北省滦南县薜各村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雇工,一九四四年二月入党,一九四七年在原籍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在光山县任区农会主任、区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一九五六年调商城县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县委书记书书记、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五日被捕。

前冬去春“信阳事件”,张念仲是商城惨案罪魁祸首。那时王汉卿是县委第一书记,张是农业书记,是第二把手,他与王汉卿同谋共策,和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勾结起来,向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报复,使商城县的人民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人口死了九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占全县总人口四十二万五千人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劳力丧失百分之二十八点六;牲畜死亡三千三百八十六头;倒塌房屋三万八千五百一十五间。死绝村庄四百五十三个,撇(?)下的孤老二千四百四十七人,孤儿三千六百六十七个。社员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张念仲的罪恶是滔天的,他的具体罪恶事实如下:

一、制造惨案、杀人灭口。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俄二十五日,正当食堂普遍停伙,群众断粮,饥寒交迫,人口大批死亡、外流和浮肿病严重发展的情况下,张念仲不仅不正视这种情况,不向上级反映问题,设法解决口挽救群众生命,反而还怀恨群众恶绝的说:“现在不是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是富裕中农向党进攻。”亲自率领原付县长何善普(县委委员)、兵役局长张资(?资)(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王志刚、监委书记阮佐(应为坐)等一百零四名干部去上石桥公社的张畈、龙堂两个大队,进行反“瞒产”重点,用打歼灭战的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向农民大举进攻。张念仲训兵练将,坐镇指挥,先后两个月时间,召开各种会议二十多次,张在每次会上强调指出:“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是富裕农民底色花样,是敌人的破坏,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并说:“下面粮食多的恨,群众是大锅不烧,小锅烧;白天不吃夜晚吃;明着不吃暗着吃。”开始他是号召干部,要站稳立场,要经得起考验,并规定说:“反瞒产积极的表现好的干部,该入党的入党,该入团的入团,改转干的转干,该提拔的提拔。 ”以此许愿拉拢干部。对表现不好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以此威胁干部。他视群众如仇敌,他对群众的方针是:“认清富裕农民的花样,积极开展斗争,坚决顶下去。”在他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工作队一百零四名干部入村后,开始就大肆搜查、抄家、赶跑群众,搞不出粮食就采用捆、绑、吊、打、斗争、炒盐豆子、反省、“剥皮”、充军、关牢、扣饭、罚款、罚跪、罚冻、烧红铁丝棍烙等二十余种毒辣手段,惨无人性的残害群众。张念仲的措施是:顶、抛、扣、斗。顶:食堂无粮停伙,他叫干部在各食堂监视群众,并说:“群众不吃饭,干部也不吃饭,不要动摇,坚决顶住。”干部顶不住了,他叫干部夜晚吃饱,白天顶,带着干粮顶。大顶五天死亡三百一十人;抛:抛砖引玉,国家拿出一点粮食进行引诱,欺骗群众;扣: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上级已拨粮食了。

他规定四不准吃:(1)杀牛犯不准吃;(2)小偷小摸不准吃;(3)富裕农民有粮不准吃;(4)五类分子不准吃。并规定杀牛犯在严寒的冬天拉犁耕田,折磨群众。由于“四不准吃”而饿死的有三十三人,均系贫农。斗:一百零四名工作队住在两个大队,湾湾(?)有人,堂堂有人,因此白天斗,晚上斗,日夜斗,用尽了各种刑法,干部手拿棍子、腰带绳子,见人就打,见人就捆,把群众逼死、打死,有的吓跑,成了一个恐布(应为“怖”-编者注)。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张念仲不但不回头,反而对工作组的干部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对斗争中的动手动脚,我们不要泼冷水,斗争就要严肃;运动不是诱(应为“绣”-编者注),必须要狠,要坚决”,并说:“向富裕农民斗争,一次、两次,要斗出粮食来,根本不可能,必须斗十次、二十次、五十次,要坚决斗出粮食来”,同时还气愤的说:“对富裕农民的斗争,要斗深、斗透、斗臭,斗死了给他抬去埋掉。”在张念仲这种反动措施指导下,工作队一百零四名干部,其中有九十三人违法乱纪,有四十一人致死人命,现在集训、特训。由于张念仲的反动政策和毒辣手段,给张畈、龙堂人民造下(应为“成”-编者注)了无可弥补的严重损失,据统计两个大队原有一千零六十户,四千五百九十六人,从工作队入村到工作队出村,先后死绝一百零七户,死亡一千零七十一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其中打死、逼死、扣饭饿死的有六十九人,占死亡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点***,致伤致残的三十九人。

张念仲不仅是张畈、龙堂惨案的主谋者,而且也是杀人的凶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张畈、龙堂大队借反“瞒产”为名,刚入村时就找张畈大队付支书余传道和龙堂大队生产组长芦伯成(均系共产党员)要粮,在双铺管理区召开三百多人的斗争大会,张亲自主持斗争,用炒盐豆子、推、、踏、打、掼、拔头毛、扒衣服、冻等残酷手段,斗争余传道、芦伯成,余传道身受重伤,芦伯成当场昏倒在地,张念仲还手指昏倒的芦伯成的脸说:“你是要粮,你是要命。”芦因受伤残重,架回十天后死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张畈大队社员张国喜因饥饿不过,吃了人肉,被原工会主席朱德田发现,向张念仲汇报后,张毫无人性地说:“这是敌人破坏”。并责令公安局长王志刚强迫张国喜再割下死人肉吃掉,吃后叫王志刚将张国喜逮捕入狱,不久死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张畈反“瞒产”斗争时,张念仲发现张畈大队小孩余光华(十多岁)在菜地偷菜吃,张掏出自己的手枪连打两枪,威吓小孩,打后将小孩带到大队部押起来(后有大队支书肖德金偷着把小孩放走)。在群众饥饿交迫、长期断粮、人口大批死亡的严重情况,张念仲的生活非常特殊,他自己在管理区设立小伙,经常吃干饭、吃馍、牛肉、大鱼等。有一天威逼大队支书肖德金给做干饭吃,肖因没有粮食,他说肖是和他斗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号,张念仲和原付县长何善谱、工会主席朱德田等人在管理区吃牛肉、吃面(?)、炒白菜,有一个因生活所迫,吃了人肉的社员,捆绑在门口柱子上,他们只是大吃大喝,而不加理采(应为“睬 ”-编者注),引起群众极其不满。一九六零年春节时,张畈、龙堂反“瞒产”告一段落,反“瞒产”工作队,返回县城过年,张念仲给县委组织部长库立成打电话,要县派四辆汽车去张畈接他们,并叫通知县直各机关全体干部敲锣打鼓,去城外三里桥,鸣炮迎接,以示“凯施(应为“旋”-编者注)“归来,玩弄威风。

张念仲从张畈、龙堂回到机关,以县委书记职权实行乱令,他亲自规定干部家属不准到机关来,机关干部不准给家属和亲属寄钱、寄粮票,堵死干部家属生路,儿子不能管母亲,丈夫不能顾妻子。

一九六零年元月,工业局干部芦孝中家属因来机关讨饭吃,该局干部怕违犯张念仲不准干部家属来机关的规定,就给赶走,结果当时饿死在城内。

张念仲的反动乱令不仅使用于干部,使用张畈、龙堂两个大队,而且对全县也是如此。据全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六零年三月止的不完全统计,因生活被逼而宰杀耕牛和小偷小摸被捕入狱的八百一十六名,死在狱中三百九十五名,从五九年十一月到六零年七月,(“从...月”一句,原文并无,后有人加上,可能系当时人所加,此处一并录入-编者注)其中张念仲亲自逮捕送狱十二名,都先后死在狱中,如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上石桥公社贫农社员李传海,因生活被迫被杀一头小牛度命,而张念仲批捕送狱,不久死去。

二、严重的不顾群众死活,蓄意使水库决口,淹死了群众,损害了大批财产。水库惨案张念仲应该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七日下午点钟时,天猛降大雨,刚刚完成百分之八十工程的铁佛寺水库(水库二字原油印文无,有人旁加上,此处补),水位上涨,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工地负责人徐德焕夜晚八点、九点钟两次给张念仲汇报告急,原城关镇委付书记戴云霞,请示批准组织群众搬家,张不但不加理采(应为“睬”-编者注),不设法挽救群众生命,反而指责说:“不准惊慌,不要大惊小怪。”入夜十二点左右,张念仲曾往水库,见水已涨至坝面,将有决口,可是他不采取措施,竟不辞而别,到水库附近中学去了。当夜三点多钟,大坝溃决。结果淹死干部、群众一千一百四十多人(实埋数),还有一部分没有找到尸体,加上乡里民工、过路客人,估计死亡两千多人,受伤者五百七十人,倒塌和冲坏房屋七千一百零二间,衣服、被子四万四千一百三十三件,家(炊)具四万五千八百六十八件,机器一百三十部,粮食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二斤,棉纱三十三件,棉布二万五千二百四十尺,家畜一千二百五十三头,淹毁麦地四千零三十九亩,计损失款一千零三十七万三千三百八十元。造成铁佛寺水库的惨案。事后,张念仲把罪责完全安到原县长熊满银头上,并对熊说:“撤职了你的县长,还叫你在人委工作,下次人代会还是选你”,诱骗别人。

三、一贯欺骗组织,施实(应为“实施”-编者注)资产阶级的卑鄙手段,掩盖其罪恶活动。张念仲为了掩盖其罪行,骗取上级对他的信任,一贯对上级蒙哄欺骗,见风使船(应为“舵”-编者注)。对同级是拉拉扯扯,从不批评,以欺取别人对他的姑息,树立自己的威信。一九五九年秋我县遭受特大的旱灾,农作物严重减产的情况下,张念仲与原任第一书记王汉卿(坏分子)同流合污,弄虚作假,隐瞒灾情,虚报产量,把秋季实收一亿四千万斤产量,上报为三亿五千万斤,并以此安排征购、安排生活,结果征购透底,致使同年十月全县大部分食堂先后停伙,有的停伙达三个月之久,造成人、畜大批死亡,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对这种严重问题,不仅不向上级反映,反而进行封锁。

一九五九年十月城关公社下马河大队群众(无名姓)向上级反映该大队食堂停伙和干部违法乱纪等实际情况,张念仲不仅将信扣留,反而在大会上批评大队支书陈万香说:“你们下马河大队有严重的富裕农民思想,不想完成公余粮任务,反转来你们还写信告县委,信已经到我手来了,想走也走不了......"等。

一九六零年四月全县据已掌握的死人数字二万八千多人,但张念仲去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临走时对县委书记处书记陈耀卿同志说:“关于死人问题只准向地委报三千多人。”在省六级干部会议期间,家中县委又给他写信说:“全县已死亡二万多千多人。 ”但张不仅不如实报告省委,反而在郑又召开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各公社常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进行压缩,向省委只报一万二千人,瞒报一万六千人。同年六月原监委书记阮佐为向省监委报全县死亡二万八千人后,张念仲批评说:“你有什么根据,不准你随便说。”同年五月铁佛寺水库决口,实死一千一百四十多人,张念仲为逃避罪责只上报一千零九十人。铁佛寺惨案经省委批准给张念仲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县长熊满银(县委委员)党内外撤职处分,但张念仲将通知压了两个多月,到同年九月二日地委追问时候张又不准下文字通知,只叫在党内口头宣布,并指使监委干部说:“不要下文字通知,给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打个电话,口头说下就算了。”

四、丧失立场,任用坏人,重用坏人,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组织路线和阶级路线。

一九六零年三月六日至六零年九月间,在张念仲担任第一书记期间,先后提拔的一百五十四名干部中,有历史问题的一百一十二人(其中国民党员九人,三青团员二十人,伪职员五人,伪兵八人,有其他历史问题的七十人)占提拔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在张念仲提拔的一百五十四名干部中,亲自指名提拔十六人(其中六人未被地委批准),其中有十人在“商城事件”中有严重罪恶,现已特训。原监委书记阮佐在反“瞒产”中有严重罪恶,而张念仲亲自指名提为组织部长,还准备让其参加县委。

张念仲在使用干部上,只要他认为有“才”,就不分敌我,可以任意提拔和重用。如地主成分、反属(?)、社会关系复杂的刘正林,张确(应为“却”-编者注)认为刘会“写”,有“才”,以县委第一书记的职权,曾三次叫组织部向地委请示,要求提拔,其中两次为担任县委办公室付主任,未被地委批准,后又让组织部请示地委要求提拔为县委宣传部付部长。当组织部提出意见时,他指责说:“你不懂事。”结果把刘安排到人委办公室任付主任职务。又如原文教部付部长宋保恒(现特训),三青团员、伪户籍干事、乱搞两性关系、隐瞒成分(漏网富农)混入党内,张念仲认为他会“写”、有“才”,在张任第一书记不久,就将宋由原付部长提为正部长,并叫组织部向地委请示,要求让宋参加县委常委,还经常赞扬宋说:“这是个年青的部长。”又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原县委宣传部长余堂禹(三青团员),因钟铺公社观庙饿死人事件,受到党内外撤职处分,一九六零年五月地委下达正式批示,张念仲不仅不宣布,反而还给地委写假报告,要求减轻余的处分,当地委不批准时,又将批示积压起来,直到同年九月地委电话追查时,才勉强让县监委宣布。

张在组织路线上,不顾上级政策,不分敌我,单凭县委书记职权,任意发展不应发展的党员,如中央早有指示,停止吸收地、富子弟入党,但张念仲确(应为“却”-编者注)不顾上级政策,只凭有“才”,于一九六零年七月提议,将县委办公室犯有严重错误的(主要是偷盖县委办公室大印,为了隐避斗争,将自己的家属迁移到城关居住等)出身地主的冯兴华,发展为预备党员,县委机关党支部三次未通过,他把支书、支委找去大加申斥说:“他有什么错误,不就是那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呢?”结果硬逼着发展了。群众极其不满。

五、利用职权,索取公款,贪污肥己。

一九五七年整风时,根据上级指示和群众意见,经县委讨论,取消张的多子妇女补助(主要是根据张的经济情况不需要补助),一九六零年张担任第一书记后,竟然叫组织部补发他两年的补助款三百六十元。除此,一九六零年元月到十月又领了一百五十元固定补助款外,并还索取了不合理的救济款七十元。一九六零年八月畜牧局干部孔繁泽因公去哈尔滨,张叫孔将自己的岳母带来,往返路费八十九元,不经县委批准,全部让畜牧局报销。再者,利用职权到粮食局套窃粮食,仅一九六零年七至八两月计索取大米六十多斤不给粮票。多占碎米一千余斤。

张念仲所犯罪恶是滔天的,他是“商城事件”、铁佛寺水库决口惨案事件的罪魁祸首。他完全成了一个蜕化变质分子,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与敌人勾结,大肆残杀商城人民,实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中共商城县委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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